李树发
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一九四五年春,我们丰滦联合县五区区政府为了进一步调动农民众抗日的积极性,巩固敌后抗口根据地,按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二年一月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在老王庄一带领导当地群众同地主展开了“届工增资”、“合理负担”、“二·五减租”等方面的斗争。
“雇工增资”
一九四四年三月,老王庄周围虽然建立了抗日民主村政权,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并沒有得到翻身,土地、草泊仍然掌握在地主土豪手里,许多贫雇农依旧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苦难生活。从老王庄五个街的七百多戶人家来看,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依靠扛活、租佃、讨饭谋生。仅我们中街的七十戶人家,除九戶比较富裕外,其余的都扛活。在扛活的戶中,有三十六戶因收入微薄,一个雇工养活不了两口人,只得讨饭度日。当时我正在老王庄扛活,是“打头的”,(那时扛活的分三级,“打头的”,“二趟子”,“小伙计”。)每年只挣工钱八十五块现大洋。在那粮价飞涨的年代,所掙工錢还合不上两石小米。假如这点工錢,地主能一次付给还勉强解决些问题,可他偏来个“工满钱齐”,分三次发放,即活讲成了给一部分;麦收时给一部分;其余秋后算。实际上地主常常用晚发的工资去放高利贷。就当时的情况看,粮价是不稳的,干活儿按钱计算,年初定的工錢,到秋后只能顶一半儿花。沉重地经济剝削压得穷苦人喘不过气来。为此,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区政府领导下,我们这里首先开展了“雇工增资”斗争。
老王庄村政权是以“工会”出面,负责这場斗争的,总负责人是东北街的王庆顺,成员有西南街的王俊群,西北街的王成贵,以及周殿来和我。区委书记李连胜、区长曹风德经常给我们“工会”成员开会,讲述反剩剝削压迫,破除迷信,取缔反动会道门等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启发我们树立在经济上求得彻底翻身的斗争信心。
“增资”开始后,反动会道门大佛教、一贯道以及巫婆活动猖狂,他们散布穷富是“命里注定”,要“听天由命”不能反抗。……严重地束缚了穷哥们跟地主斗争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召开全村大会,宣传从来就沒有什么救世主,穷人要想翻身就得自己救自己。让一些不法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在群众大会上组白交待。踢开了绊脚石,群众觉醒了。随即我们串联扛活的穷苦人举行“罢工”,结果大家全撂了挑子,一直持续了十多天。这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工人们不出工,地主便慌了手脚,于是他们推举西北街的王化岭、王久远,东北街的王成昆,西南街的王世同、王茂同、王保章,东南街的王庆章等地主出头,找我们“工会”的负责人进行谈判。这些代表们说:“最近伙计们咋都不出工了?”我们“工会”负责人说:“扛活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果得死去活来,到末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我们干不上”地主代表接着问:“有啥要求?”我们说:“沒其它要求,就是把工资增加点！”地主代表一听增加工资,立刻不欢而散了。随后鼓动西南街甲长王金秀到戟门伪警九分所求救,由于该所出动巡警多人前来围剿“增资”的群众,致使我们工人代表不得不时撤到草泊。然而敌人惧怕八路军大部队,所以只呆了一天就撤回了戟门。地主的报复活动更加激发了我们斗争的决心,群众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村农会、妇联、儿童团等组织的支持下,“增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老王庄五个街数百名雇工普遍增了资。为了确保所增工资的价值,统一以小米计算:“打头的”增小米一百二十斤;“二趟子”增九十斤(也有增七十斤的);“小伙计”增五十斤。
“增资”以后,紧接着与地主签订了劳资合同。当时规定“增资”后,不准不雇和少雇工人,保证工人不失业。从而稳定了工人的思想情绪,同时也增强了工人和地主斗争的决心。
“合理负担”
“雇工增资”解决了群众的部分生活,但地主的剝削手段还很多,其中隐瞒土地,把稅收转嫁到穷人头上,形成地主种地,穷人拿负担就是一例。抗日政府继“雇工增资”之后又开展了“合理负担”运动。此运动分“查黑地”,“实行统一累进税”两步进行。
“查黑地”首先要弄清全村地主们土地的实有亩数和实际纳负担亩数。由工会、农会、妇联、民兵等组织参加,对所有地主逐个调查,作到心中有数。然后叫老地主自报。经过核对,对态度好,如实上报土地的在大会上给予表扬,当場宜布对其黑地免子处罚。对态度不好,继续隐瞞土地的地主,对其所有土地进行了丈量,由工会、农会和地主代表参加,凡是查出的黑地都罚小米分给穷苦人。根据地主的表现好坏以及隐瞞土地的数量,多的被罚两千斤,少的被罚几百斤。全庄共罚出小米两万多斤。罚出的小米,按着生活困难情况分给了困难戶,多的每户分到四、五十斤,少的分到二、三十斤,这就又一次增加了穷苦农民的收入。
在查黑地的过程中,为了打掉地主的嚣张气熖 ,我们还发动群众“吃大头”。
东北街的王秉新,西北街的王化岭,西南街的王成起等地主四处风点火,造谣惑众,散布什么:“穷小子们这么胡来,是穷极了,生讹人”;“他们借机坑害好人,治安军来了,沒有好下場”,“吃别人,饱不了一辈子”;“他们是秋后的螞蚱蹦不了几天”等流言蜚语。为了杀杀地主的威风,凡有造惑众的地主,我们就发动穷哥们去“吃大戶”。一去千八百人,让不法地主出来出菜大吃一顿。吃了他们三戶后,不法地主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所谓“实行统一果进税”就是把土地分成等级,按土地的好坏等级纳税。
过去好地都在地主手里,次地才是穷人的。但纳不分好坏,统一按亩数计算,同时保甲长、巡警、保卫团大吃大喝的招待费用,也摊在土地税里,一个月一收款,这又是地主剝削穷人的一种手段。为此,抗日政府在“查黑地”的基础上于六月份按地好坏分为三等,每等又分为三级,即“三等九级”,凭此纳积,这就进一步减轻了穷苦人的税收负担。
“二·五减租”
我们搞了“雇工增资”,“实行合理负担”之后,又于同年秋后,区政府领导我们进行“二·五减租”。
地主剝削穷人的又一手段是“上打租”、“高利息”。“上打租”就是先交地租后种地。每年腊月订立租种合同,每亩租金约十块左右现大洋,来年有收无收地主不管。“高利息”就是地主放债收利很高。最轻的利息是年三分,即穷人借一百元,到年底还一百三十元,穷人到年底无力偿还时,地主又把利变作本,这样驴打式的利息,常常弄得穷人倾家产。为了解除地主对穷人的残酷剝削,我们按上级政策又进行了“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就是把原地租和利息统一减掉“三七五”,地主按原地租和利息的“六二五”收租和收利。
“二·五减租”在我们老王庄搞得比较顺利,可是,在十五专区丰玉宁六区老铺的恶霸地主李景文、李玉万那里,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当时,我们丰滦五区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的佃户租种恶霸地主李景文、李万所属“四沟”、“五沟”的草泊约一万三千多亩。我奉区政府的派遣到李景文家里去作减租工作,一连三次找到李景文、李万他们交涉。每次去之前的晚上,区长曹风德、主任李连胜都教给我如何进行说理斗个,然后一大早我就走,步行三十里地到老。而狡猾的景文总是说:“政府有政策我们执行,但得容我们考虑考虑。”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地主软硬施,妄想拖下去。只依靠我单枪匹马进行说理斗争,治服不了老铺地主,于是我串联了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四个村三、四十个穷哥们住在老铺,轮番跟地主进行斗争。
为了顽抗,李景文又想出了一条计:挑拨穷人打内战,地主从中渔利。手法是以草泊的转租挑起丰玉宁六区的老铺、敖里、戟门与我们丰滦五区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工人的不合。李景文假惺惺地说:“草泊不多,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先满足我们老铺、敖里老王庄等东四村的泊我们不租了”抓住地主的这一阴谋，我们找到了戟门减租代表孙德怀、敖里代表高瑞雨去商量斗争对策。我说:“我们群众之间无论如何不要闹纠纷。”高瑞雨、孙德怀以工人利益的大局为重,他们明确表态说:“豪绅地主早不转租、晚不转租,偏偏我们搞二五减租时他来转租,这是阴谋,里边有鬼,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能分裂,不能上当受骗,要按政府的政策办事,确保优佃权,我们穷人要一致对准地主。”这种大公无私的风格,使我们老王庄东四村的工人代表很受感动。
截穿了地主挑动群众打内战的阴谋之后,李景文进一步要花招,采取拖的办法进行顽抗,总是笑面虎似的,你跟他讲道理,他不吭声。你问他如何进行减租,他硬说“好办。”碰到这样的软釘子,实在棘手,于是我找到两个区的区长曹风德和金心一。我说:“区长们不出头，我们工人算是搬不倒地主。”曹区长说:“你说咋办?”我回答:“咱们要调虎离山,把地主弄到黑沿子,你们区长参加,咱们上下结合,共同与地主展开说理斗争。”曹区长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一天夜里,在黑沿子的贵永杂货铺里与地主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
开始,地主李景文、李玉万就假装正经地说:“国难当头,抗日也是我们份内的事,义不容辞。”曹区长把话接过来说:“看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一方面看你说的,更主要的要看行动,看你对抗日政府的各项政策是否执行?”李景文一看曹区长的坚定态度,眼珠一转软里带硬地说:“要想齐心抗日,政府就得实行三民主义,确保我们的民权、民生。我们把草泊租给人算不上剝削,草是天然生长物,不用人料理,泊是我租辈留下的,从那儿来的剝削?”地主的诡辩激起了我的辛酸回忆:“老铺的四大绅士李景文、李洪文、李洪奎、李玉万(李连锡的儿子),他们有錢有势,財大气粗,四大家的租逼债使渤海沿有多少人投河上吊,使多少人卖儿卖女。”过去的仇和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反驳他说:“对!你的草是天然生长物,可你知道那草是谁给你打下来的,草沫子是谁给你搂起来的,你算过沒有,得用多少工,得流多少汗,你这个刺削更大,你连心都不用操,不用你要帐,到时就把租子给你送上门,草刚发芽你就把錢收齐了,我们佃戶草长好了弄个虎皮色。草被螞蚱吃了,吃的是我们佃戶,你算是把錢捞到手里了。草让水淹了,我们佃戶也把錢花了,天旱了你们也沒退过租,你的剝削比其它削量还大……”这时区长曹风德有点急了,一拍桌子说:“李景文你讲不讲理,孙力权(我的化名)说的是理不是理?”李景文一连说了三个是,曹区长又追问:“你执行不执行?”李景文说:“我执行”。“啥时执行?”李景文说:“再容我十天。”
到第七天头上李景文从唐山把治安军請来,老铺和黑沿子各住了一百多治安军,来维护绅上老財的利益,把我们抗日政府人员逼到草泊,持续了三个月伪军返回唐山,李景文也跟去了。这时我们又回来发动群众把草给割了,群众叫抢草泊。我说:“这不吗抢,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果实,地主不执行减租减息,我们活不下去,这叫逼上梁山。”按着谁租谁收的原则,三沟让戟门、敖里、老铺的佃戶收了,四沟、五沟让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的佃戶收了。这一場“二·五减租”斗争,以佃戶的胜利而告终。
通过以上三个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人民感谢党和抗日政府,踊跃参军参战,有时全庄一次竞多达七、八十名青壮年拿起武器参加八路军,支援抗日战争。
“雇工增资”
一九四四年三月,老王庄周围虽然建立了抗日民主村政权,但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并沒有得到翻身,土地、草泊仍然掌握在地主土豪手里,许多贫雇农依旧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苦难生活。从老王庄五个街的七百多戶人家来看,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依靠扛活、租佃、讨饭谋生。仅我们中街的七十戶人家,除九戶比较富裕外,其余的都扛活。在扛活的戶中,有三十六戶因收入微薄,一个雇工养活不了两口人,只得讨饭度日。当时我正在老王庄扛活,是“打头的”,(那时扛活的分三级,“打头的”,“二趟子”,“小伙计”。)每年只挣工钱八十五块现大洋。在那粮价飞涨的年代,所掙工錢还合不上两石小米。假如这点工錢,地主能一次付给还勉强解决些问题,可他偏来个“工满钱齐”,分三次发放,即活讲成了给一部分;麦收时给一部分;其余秋后算。实际上地主常常用晚发的工资去放高利贷。就当时的情况看,粮价是不稳的,干活儿按钱计算,年初定的工錢,到秋后只能顶一半儿花。沉重地经济剝削压得穷苦人喘不过气来。为此,一九四四年四月在区政府领导下,我们这里首先开展了“雇工增资”斗争。
老王庄村政权是以“工会”出面,负责这場斗争的,总负责人是东北街的王庆顺,成员有西南街的王俊群,西北街的王成贵,以及周殿来和我。区委书记李连胜、区长曹风德经常给我们“工会”成员开会,讲述反剩剝削压迫,破除迷信,取缔反动会道门等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启发我们树立在经济上求得彻底翻身的斗争信心。
“增资”开始后,反动会道门大佛教、一贯道以及巫婆活动猖狂,他们散布穷富是“命里注定”,要“听天由命”不能反抗。……严重地束缚了穷哥们跟地主斗争的积极性。于是我们召开全村大会,宣传从来就沒有什么救世主,穷人要想翻身就得自己救自己。让一些不法的反动会道门头子在群众大会上组白交待。踢开了绊脚石,群众觉醒了。随即我们串联扛活的穷苦人举行“罢工”,结果大家全撂了挑子,一直持续了十多天。这时正值春耕大忙季节,工人们不出工,地主便慌了手脚,于是他们推举西北街的王化岭、王久远,东北街的王成昆,西南街的王世同、王茂同、王保章,东南街的王庆章等地主出头,找我们“工会”的负责人进行谈判。这些代表们说:“最近伙计们咋都不出工了?”我们“工会”负责人说:“扛活人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果得死去活来,到末了仍然是两手空空,我们干不上”地主代表接着问:“有啥要求?”我们说:“沒其它要求,就是把工资增加点！”地主代表一听增加工资,立刻不欢而散了。随后鼓动西南街甲长王金秀到戟门伪警九分所求救,由于该所出动巡警多人前来围剿“增资”的群众,致使我们工人代表不得不时撤到草泊。然而敌人惧怕八路军大部队,所以只呆了一天就撤回了戟门。地主的报复活动更加激发了我们斗争的决心,群众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在村农会、妇联、儿童团等组织的支持下,“增资”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老王庄五个街数百名雇工普遍增了资。为了确保所增工资的价值,统一以小米计算:“打头的”增小米一百二十斤;“二趟子”增九十斤(也有增七十斤的);“小伙计”增五十斤。
“增资”以后,紧接着与地主签订了劳资合同。当时规定“增资”后,不准不雇和少雇工人,保证工人不失业。从而稳定了工人的思想情绪,同时也增强了工人和地主斗争的决心。
“合理负担”
“雇工增资”解决了群众的部分生活,但地主的剝削手段还很多,其中隐瞒土地,把稅收转嫁到穷人头上,形成地主种地,穷人拿负担就是一例。抗日政府继“雇工增资”之后又开展了“合理负担”运动。此运动分“查黑地”,“实行统一累进税”两步进行。
“查黑地”首先要弄清全村地主们土地的实有亩数和实际纳负担亩数。由工会、农会、妇联、民兵等组织参加,对所有地主逐个调查,作到心中有数。然后叫老地主自报。经过核对,对态度好,如实上报土地的在大会上给予表扬,当場宜布对其黑地免子处罚。对态度不好,继续隐瞞土地的地主,对其所有土地进行了丈量,由工会、农会和地主代表参加,凡是查出的黑地都罚小米分给穷苦人。根据地主的表现好坏以及隐瞞土地的数量,多的被罚两千斤,少的被罚几百斤。全庄共罚出小米两万多斤。罚出的小米,按着生活困难情况分给了困难戶,多的每户分到四、五十斤,少的分到二、三十斤,这就又一次增加了穷苦农民的收入。
在查黑地的过程中,为了打掉地主的嚣张气熖 ,我们还发动群众“吃大头”。
东北街的王秉新,西北街的王化岭,西南街的王成起等地主四处风点火,造谣惑众,散布什么:“穷小子们这么胡来,是穷极了,生讹人”;“他们借机坑害好人,治安军来了,沒有好下場”,“吃别人,饱不了一辈子”;“他们是秋后的螞蚱蹦不了几天”等流言蜚语。为了杀杀地主的威风,凡有造惑众的地主,我们就发动穷哥们去“吃大戶”。一去千八百人,让不法地主出来出菜大吃一顿。吃了他们三戶后,不法地主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所谓“实行统一果进税”就是把土地分成等级,按土地的好坏等级纳税。
过去好地都在地主手里,次地才是穷人的。但纳不分好坏,统一按亩数计算,同时保甲长、巡警、保卫团大吃大喝的招待费用,也摊在土地税里,一个月一收款,这又是地主剝削穷人的一种手段。为此,抗日政府在“查黑地”的基础上于六月份按地好坏分为三等,每等又分为三级,即“三等九级”,凭此纳积,这就进一步减轻了穷苦人的税收负担。
“二·五减租”
我们搞了“雇工增资”,“实行合理负担”之后,又于同年秋后,区政府领导我们进行“二·五减租”。
地主剝削穷人的又一手段是“上打租”、“高利息”。“上打租”就是先交地租后种地。每年腊月订立租种合同,每亩租金约十块左右现大洋,来年有收无收地主不管。“高利息”就是地主放债收利很高。最轻的利息是年三分,即穷人借一百元,到年底还一百三十元,穷人到年底无力偿还时,地主又把利变作本,这样驴打式的利息,常常弄得穷人倾家产。为了解除地主对穷人的残酷剝削,我们按上级政策又进行了“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就是把原地租和利息统一减掉“三七五”,地主按原地租和利息的“六二五”收租和收利。
“二·五减租”在我们老王庄搞得比较顺利,可是,在十五专区丰玉宁六区老铺的恶霸地主李景文、李玉万那里,遇到了严重的阻力。
当时,我们丰滦五区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的佃户租种恶霸地主李景文、李万所属“四沟”、“五沟”的草泊约一万三千多亩。我奉区政府的派遣到李景文家里去作减租工作,一连三次找到李景文、李万他们交涉。每次去之前的晚上,区长曹风德、主任李连胜都教给我如何进行说理斗个,然后一大早我就走,步行三十里地到老。而狡猾的景文总是说:“政府有政策我们执行,但得容我们考虑考虑。”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地主软硬施,妄想拖下去。只依靠我单枪匹马进行说理斗争,治服不了老铺地主,于是我串联了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四个村三、四十个穷哥们住在老铺,轮番跟地主进行斗争。
为了顽抗,李景文又想出了一条计:挑拨穷人打内战,地主从中渔利。手法是以草泊的转租挑起丰玉宁六区的老铺、敖里、戟门与我们丰滦五区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工人的不合。李景文假惺惺地说:“草泊不多,近水楼台先得月,要先满足我们老铺、敖里老王庄等东四村的泊我们不租了”抓住地主的这一阴谋，我们找到了戟门减租代表孙德怀、敖里代表高瑞雨去商量斗争对策。我说:“我们群众之间无论如何不要闹纠纷。”高瑞雨、孙德怀以工人利益的大局为重,他们明确表态说:“豪绅地主早不转租、晚不转租,偏偏我们搞二五减租时他来转租,这是阴谋,里边有鬼,天下穷人是一家,不能分裂,不能上当受骗,要按政府的政策办事,确保优佃权,我们穷人要一致对准地主。”这种大公无私的风格,使我们老王庄东四村的工人代表很受感动。
截穿了地主挑动群众打内战的阴谋之后,李景文进一步要花招,采取拖的办法进行顽抗,总是笑面虎似的,你跟他讲道理,他不吭声。你问他如何进行减租,他硬说“好办。”碰到这样的软釘子,实在棘手,于是我找到两个区的区长曹风德和金心一。我说:“区长们不出头，我们工人算是搬不倒地主。”曹区长说:“你说咋办?”我回答:“咱们要调虎离山,把地主弄到黑沿子,你们区长参加,咱们上下结合,共同与地主展开说理斗争。”曹区长满意地点点头说:“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一天夜里,在黑沿子的贵永杂货铺里与地主展开了一场说理斗争。
开始,地主李景文、李玉万就假装正经地说:“国难当头,抗日也是我们份内的事,义不容辞。”曹区长把话接过来说:“看你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一方面看你说的,更主要的要看行动,看你对抗日政府的各项政策是否执行?”李景文一看曹区长的坚定态度,眼珠一转软里带硬地说:“要想齐心抗日,政府就得实行三民主义,确保我们的民权、民生。我们把草泊租给人算不上剝削,草是天然生长物,不用人料理,泊是我租辈留下的,从那儿来的剝削?”地主的诡辩激起了我的辛酸回忆:“老铺的四大绅士李景文、李洪文、李洪奎、李玉万(李连锡的儿子),他们有錢有势,財大气粗,四大家的租逼债使渤海沿有多少人投河上吊,使多少人卖儿卖女。”过去的仇和恨一起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反驳他说:“对!你的草是天然生长物,可你知道那草是谁给你打下来的,草沫子是谁给你搂起来的,你算过沒有,得用多少工,得流多少汗,你这个刺削更大,你连心都不用操,不用你要帐,到时就把租子给你送上门,草刚发芽你就把錢收齐了,我们佃戶草长好了弄个虎皮色。草被螞蚱吃了,吃的是我们佃戶,你算是把錢捞到手里了。草让水淹了,我们佃戶也把錢花了,天旱了你们也沒退过租,你的剝削比其它削量还大……”这时区长曹风德有点急了,一拍桌子说:“李景文你讲不讲理,孙力权(我的化名)说的是理不是理?”李景文一连说了三个是,曹区长又追问:“你执行不执行?”李景文说:“我执行”。“啥时执行?”李景文说:“再容我十天。”
到第七天头上李景文从唐山把治安军請来,老铺和黑沿子各住了一百多治安军,来维护绅上老財的利益,把我们抗日政府人员逼到草泊,持续了三个月伪军返回唐山,李景文也跟去了。这时我们又回来发动群众把草给割了,群众叫抢草泊。我说:“这不吗抢,这是我们斗争的胜利果实,地主不执行减租减息,我们活不下去,这叫逼上梁山。”按着谁租谁收的原则,三沟让戟门、敖里、老铺的佃戶收了,四沟、五沟让老王庄、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的佃戶收了。这一場“二·五减租”斗争,以佃戶的胜利而告终。
通过以上三个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人民感谢党和抗日政府,踊跃参军参战,有时全庄一次竞多达七、八十名青壮年拿起武器参加八路军,支援抗日战争。
(冯国廷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