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嘶

        我上小学是从一九四O年春到一九四七年夏，经历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两个时代。那个时期的教育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或者奴化的，当然不能同今天的教育制度相比，不过，由于它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形成的教育体系，其中也不无可以借鉴的东西。这些杂乱的零碎的回忆，虽然难以反映出旧中国教育制度的概貌，只能从中看到当时学校生活和儿童教育的点滴情况，但它也许多少能为后代人提供一点真实的形象的资料。如能如愿以偿，也便达到此文的目的了。

一

        我的小学生活是在我的家乡侉子庄小学里度过的。

        侉子庄小学是规模较大的一所完全小学，学生来自倚子庄的七个自然村和张思庄、岗子庄、铁匠庄等村。学校建在北大庙的旧址，我上学的时候，在高年级那个小教室的里间，还能看到许多泥塑的佛像，佛像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尊奇形怪状的千手千眼佛。这尊佛像的底座下面，是一眼幽深的古井，传说井里栖息着一条蛟龙，它发怒了就会发大水。这当然是一种无稽之谈，不过，那时我们倒真的相信这件事。

        我入学时，先上的是“幼稚班”，“当时称为半年级”，这就是现在的学前班。半年以后，即转入一年级。幼稚班学的是一本《看图识字》，开头便是“人、口、手、山、水、田......”学的是一个个的单音词。那半年的学习生活，已经留不下什么明晰的印象了，只记得父亲送我上学时，我穿的是一件毛蓝色的长袍。六、七岁的孩子穿长袍，实在是活受罪，解手时感到很不方便，因而经常尿湿了裤子，甚至把大便拉在袍子上。不过，大多数新生都是穿长衣，仿佛这是区别于入学前的“野孩子”。这既是当时的风俗习惯，也是当时人们的观念。

        进入一年级，国语课本第一课是“天亮了，弟弟妹妹快起来”。念起来顺口多了，而且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学起来也有兴趣。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课程逐步增多，初小时，大概有国语、算术、常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习字等。大概从二、三年级开始，还添了一门日语。但人们痛恨日本侵略者，没有人愿意去学日语。其实，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过那时人们却习惯于把日语和日本侵略者等同起来。只有在日本鬼子和特务们来“清乡”时，老师才让学生们把日语课本摆在桌子上做样子，因此，“学” 了几年日语，我们连字母也没有学会。

        那时的师资条件，一般来说是比较高的，当然，教师队伍也比较复杂，有革命者、爱国者，有思想清高的知识分子，也有奴化思想严重、甚至是思想反动的人，有新派知识分子，也有旧私塾先生。女教师很少，在整个小学时代，教过我的只有一个教图画课的是女老师。老师们一般教的都不错，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因此，那时的一个高小毕业生，都有较为扎实的文化基础，出去后能胜任一个小公务员的工作。

        有些爱好文学的老师，在课本之外还增加一些补充材料。我在三年级时，老师就补充讲授冰心《寄小读者》中的文章，后来又讲鲁迅、巴金、朱自清、叶绍钧等作家的散文。从那个时候起，新文学便在我心中扎下了根。过去，我喜欢看小人书和武侠小说，读了冰心等人的优美散文之后，仿佛有一股新生活的溪泉流进心里，从此，新文学作品便代替了旧小说，我爱好文学也自那时始。到了高年级，老师还补充讲解些文言文，如《项脊轩志》等等。

        学校比较重视课外读物，这有如今天说的第二课堂。当时，学校买了许多儿童读物，有童话、散文、寓言、民间故事，还有科普读物。这些书拿到各班，由学生选择着阅读。我最喜欢的除去一些童话和故事书外，还有《动物知识》、《昆虫知识》、《怎样钓鱼》等书。

        日寇侵占时期的那门“修身”课，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改为“公民”课，这是类似解放后的政治课的那种思想修养课。“修身”取的是孔孟之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意。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时期，为了让中国人民做他们的顺民，便利用了中国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修身” 课就是适应着这种需要来设置的。这门课不仅讲修身养性，也讲遵守公共秩序和讲卫生。学生们对这门课是不感兴趣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开的“公民”课，讲的是三民主义那一套基本知识。

        那时的学校，很重视“小四门”——体育、音乐，图画、劳作。“劳作”课也叫“手工”课，是培养学生劳动创造的技能。这门课五花八门、丰富多彩，有时是用色纸折叠成车、船、建筑物之类，有的是用泥做各种模型，或笔筒、器皿等物，有时是用各种颜色的有光纸剪贴成工艺品，也有做简单木工的。总之，这是一门有趣的功课。

二

        从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上看，那时的教育是封建的、奴化的、法西斯式的，教师有无上的权威，体罚之风盛行，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发展，许多天才被压抑、被扼杀。

        体罚是司空见惯的事，没有挨过打的学生是极少数的，有的老师甚至是虐待狂，以打学生为乐事。

        在课堂上，老师用来打学生的刑具有教鞭、戒尺、竹板等。教鞭本是一种教具，但却变成了打学生的专用刑具，那是一种细长的藤条，带有弹性和韧性，抽在身上，轻则成了一条条红肿的鞭痕，重则血迹斑斑。那戒尺、竹板是专为打学生用的，通常是打手心，有时打屁股和别的地方。

        我上三四年级时，有一个田老师，生性暴戾，打学生最凶，往死里打，像特务打人那样狠。他想出许多毒打学生的方法，为许多老师所望尘莫及。他让学生把手平放在桌子上，他拿起木板子啪啪打手心，挨打的手垫在桌面上，那是疼的相当厉害的，甚至会皮开肉绽。他甚至在木板子头上钉上铁钉，用这样的板子打人，那当然是相当危险的，有一个学生，被他狠狠毒打了一顿，回家就病了，过了几天便死去了。还有一个学生喜欢在林子里捕鸟，有一次让他看见，他便在班上宣布，要打这个学生一千板，每天上学来，先打他三十板，要打一个多月才能打完。这样，打了几天之后，那学生再也不敢来上学了。

        有的老师，变着花样来体罚学生，比如，有一个老师喜欢用他的大手来捏学生的小手，捏的那小手格崩崩响，疼得要命。他还常用举手的方法来体罚学生，让学生举起手来，不许放下，谁的胳膊稍稍倾斜，他就用木板打一下。有一次上习字课，许多学生没有字帖，他就让没有字帖的学生举起手来。手举起来了，不让放下，谁有了字帖才让放下手。举起一只手，不消几分钟，胳膊便酸累得不行，那罪是很难受的。学生们是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见此情状，那些有字帖的学生便把字帖本拆开，一页页地分散给举手的同学，这样，他们才免去了受苦。

        这些打人成性的老师，也有他不打的学生，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他不打；穿戴得十分讲究的学生，他不打；女同学，他也不打。

        由于老师经常体罚学生，学生上学来提心吊胆，因之学生常常逃学，也有的学生想方设法来对付老师。

三

        日伪统治时期，我们这些离据点很近的村庄的孩子,也能接触到一些党的工作人员，受到党的教育。我们痛恨日本侵略者，向往解放区的光明生活。在学校里，我们秘密地讲述着八路军英勇杀敌的故事，学唱革命歌曲。有些爱国的老师，也偷偷地教我们唱革命歌曲，那些歌子，越唱越爱唱，唱得入了迷，可以说，那些歌曲不仅激发了我们的爱国热情，甚有对形成我们这一代 人的世界观，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一位老师，在课堂上公开地教唱《毛泽东颂》，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歌词。《狼牙山五壮士歌》是我们最爱唱的歌子，我们走路都唱着:“棋盘坨，山崖高，壮士的血花红。血花红，血花红，勇敢的八路军五个好英雄......”一唱这支歌，热血就在我们胸膛里奔舞起来。还有一些民歌小调，我们也极爱唱，比如，“闻禅阁，是汉奸，他在昌黎做县官，将他调到丰润县、黎民遭了难......”这样的小调是人人都会唱的。

        日本鬼子下来“清乡”时，常在学校的操场上打人杀人，有时，还把人抓来，在校长室里加刑。我们在教室里上课，那边就传来打骂声，和受刑人的惨叫声。我们的心紧系着，不能安心地听讲，只想着那边的情况。

        有一次，日本鬼子又来“清乡”了，学校里来了好多日本兵，在这乱嚷乱叫，我们都无心去念书。天近中午时，似乎安静些了，这时，忽然从校长室里走出一群陌生人，他们都是穿着蓝色衣裤，挎着盒子枪，一个个目光炯炯。其中一个长着大胡子的人，看那脸色，却是十分年轻，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八路军。我们都揪着心，日本鬼子走了吗？他们会不会被鬼子包围？然而，他们却神色安然地走出去了，出了校门，不见了。

        事后，老师告诉我们，这些人当中，最小的是政委。他们可能是到什么地方去开会，从这里路过，遇到日本鬼子清乡，便隐蔽了起来，现在，他们安全地走了。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感到不解：当时他们藏在什么地方了呢？是谁保护了他们呢？

四

        那是一个压抑个性、毁灭天才的时代，那样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使儿童的才能难以得到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而兵荒马乱的年月，也直接影响着我们正常的学习生活。日本投降以后，这里又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我们的学校住上了伙会(人们称为玉蜀队)，他们占了两个教室，把学校搅得秩序混乱。

        虽然，我们自有童年与少年的欢乐，然而，我们的心总是罩上了一层阴影，苦闷、阴郁成为少年们共有的心态，我们感到前途渺茫，因而心情消沉。

        高小毕业的时候，在离开学校之前，学生们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破坏欲，他们在教室里肆意破坏桌椅，绰起椅子乱扔乱砸。这是一种久积在心中的苦闷情绪的宣泄，是对旧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的一种原始反抗情绪的爆发。学生对学校不满，又无计可施，便采用了这种笨拙的破坏行动。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可取，它只是反映了一种苦闷的情绪。

        小学生活中可资记忆的东西当然很多，我只是从中撷取了这样的几件事，写出来供研究教育学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