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洪文
董骏声于1 8 9 4年出生在丰南宣庄一户贫苦农家，祖父、父亲世代贫农，家境贫寒。在旧社会，社会上渎书的风气不高,仅有富家子弟才有机会求学。董骏声从少年就立志求学，借种田之暇，读了九年私塾。后来正值兴办学堂，又被选拔到宣庄高等小学读书，毕业后在亲友的资助下，考入北京求实中学。
董骏声古文知识渊博，又学得了西方刚刚传入我国的数理化知识，是我国第一代受“西学”教养的人。对富国救民有了自己的思想认识。
当时正值列强对我国虎视耽耽的时刻，军阀分争割据，有的投靠了帝国主义，民族灾难十分深重。先生立志救民于水火，认识到只有投笔从戎，才能实现夙愿。因此，决心去东北投靠任东北军旅长的赵某，赵是丰南越支人，与董先生有亲戚关系。但一位青年学生出来从军，除去当战士，就是任文职，不能当军官，因此报国之志未能如愿。凡事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毕竞成功。老先生终于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
在学习期间，各门课程优秀，在老先生的带动下，三弟董歧也要步其兄的后尘，也考入了讲武堂，其侄董鹏，也送到了讲武堂学武。叔侄三人同学，争相努力，荣获“董氏三杰”的称号。董鹏未学成即病故。三弟董歧毕业后任东北军军官，由排长升到团长，在西安事变后，率部投奔红军，一直在解放军中任指挥员，1 9 5 0年抗美援朝时，任鸭绿江畔指挥大军渡江的负责人，然后入朝作战。回国后，转业到吉林铁路局任职。
董老先生从讲武堂毕业后，即在东北军任职，一直升到团长。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软禁，东北军被改编，老先生被黄埔军校聘为军事教官，从事军事教育十五年。
在军校任少将军事教官，讲战术课,在战术方面有很深的研究，先生的讲义是典范的军事著作。特别是对学生的思想的培养很值得尊敬。老先生总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学生:“军人的天职是为民除害，军人手中有枪有权，是强者，不能压迫正义的人和事业。”具体说来，就是保卫国土的完整，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卫生产的顺利发展，若是以强权代真理，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成为罪人，以失败而告终。凡在黄埔军校受过先生教诲的军官，都对先生的思想品德、学问赞不绝口。有的深受先生的思想影响。无论在解放军中，还是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都有老先生的学生。老先生可称为卓越的军事教育家。
到1 9 4 7年，老先生极力反对内战，更由于三弟在解放军中任指挥员，在黄埔难以立足，到北京任付作义将军的高参。解放军围困北京的1 9 4 9年，先生正在北京，不仅从内心深处赞助付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京，而在实际行动中大力敦促付将军起义，正当付作义起义前夕思想处于徘徊之中，遍访诸将，征询意见时，老先生则不惜安危，从实际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弃暗投明不仅是个人的前程，也是保住文化古都，顺应民心，特别是北京人民的心愿，使生灵免遭涂炭，为将者势在必行的义务，慷慨陈词，晓之以大义，最后付将军做出起义的决定，老先生也随之起义了。
起义后即在中央水利部任职，不幸的是在1 9 5 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动乱期间被遣送回原籍，直到1 9 7 6年7月2 0日病故。在被误解的二十年间，凡接触过老先生的人，都没听到过一句怨言，可惜没能听到党中央平反昭雪的佳音。
老先生的一生有三个闪光点，年少求学的大志，冲破种种困难，一直奋斗到陆军讲武堂毕业，此其一也。一生想救国救民，不曾参与危害人民的罪恶事业，只是默默地为中华培育着军事人才，此其二也。在关键时刻，能正视现实，明辨是非，不惜自己的安危，走起义的路，此其三也。
董骏声古文知识渊博，又学得了西方刚刚传入我国的数理化知识，是我国第一代受“西学”教养的人。对富国救民有了自己的思想认识。
当时正值列强对我国虎视耽耽的时刻，军阀分争割据，有的投靠了帝国主义，民族灾难十分深重。先生立志救民于水火，认识到只有投笔从戎，才能实现夙愿。因此，决心去东北投靠任东北军旅长的赵某，赵是丰南越支人，与董先生有亲戚关系。但一位青年学生出来从军，除去当战士，就是任文职，不能当军官，因此报国之志未能如愿。凡事只要有坚强的意志，毕竞成功。老先生终于考入了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
在学习期间，各门课程优秀，在老先生的带动下，三弟董歧也要步其兄的后尘，也考入了讲武堂，其侄董鹏，也送到了讲武堂学武。叔侄三人同学，争相努力，荣获“董氏三杰”的称号。董鹏未学成即病故。三弟董歧毕业后任东北军军官，由排长升到团长，在西安事变后，率部投奔红军，一直在解放军中任指挥员，1 9 5 0年抗美援朝时，任鸭绿江畔指挥大军渡江的负责人，然后入朝作战。回国后，转业到吉林铁路局任职。
董老先生从讲武堂毕业后，即在东北军任职，一直升到团长。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被软禁，东北军被改编，老先生被黄埔军校聘为军事教官，从事军事教育十五年。
在军校任少将军事教官，讲战术课,在战术方面有很深的研究，先生的讲义是典范的军事著作。特别是对学生的思想的培养很值得尊敬。老先生总以这样的思想武装学生:“军人的天职是为民除害，军人手中有枪有权，是强者，不能压迫正义的人和事业。”具体说来，就是保卫国土的完整，保卫人民的生命安全，保卫生产的顺利发展，若是以强权代真理，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成为罪人，以失败而告终。凡在黄埔军校受过先生教诲的军官，都对先生的思想品德、学问赞不绝口。有的深受先生的思想影响。无论在解放军中，还是在国民党的军队中都有老先生的学生。老先生可称为卓越的军事教育家。
到1 9 4 7年，老先生极力反对内战，更由于三弟在解放军中任指挥员，在黄埔难以立足，到北京任付作义将军的高参。解放军围困北京的1 9 4 9年，先生正在北京，不仅从内心深处赞助付作义将军起义，和平解放北京，而在实际行动中大力敦促付将军起义，正当付作义起义前夕思想处于徘徊之中，遍访诸将，征询意见时，老先生则不惜安危，从实际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弃暗投明不仅是个人的前程，也是保住文化古都，顺应民心，特别是北京人民的心愿，使生灵免遭涂炭，为将者势在必行的义务，慷慨陈词，晓之以大义，最后付将军做出起义的决定，老先生也随之起义了。
起义后即在中央水利部任职，不幸的是在1 9 5 7年被错划为右派，十年动乱期间被遣送回原籍，直到1 9 7 6年7月2 0日病故。在被误解的二十年间，凡接触过老先生的人，都没听到过一句怨言，可惜没能听到党中央平反昭雪的佳音。
老先生的一生有三个闪光点，年少求学的大志，冲破种种困难，一直奋斗到陆军讲武堂毕业，此其一也。一生想救国救民，不曾参与危害人民的罪恶事业，只是默默地为中华培育着军事人才，此其二也。在关键时刻，能正视现实，明辨是非，不惜自己的安危，走起义的路，此其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