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第
高第，字登之，本县安机寨人。生卒年约在明隆庆至清顺治初年之间。
少年时代聪明英俊，很有毅力，并怀有辅佐朝廷治理国家的雄心壮志。万历十七年(1583)，中乙丑科进士，初任临颖县令，以为政清廉，体察民情而闻名。明政府规定：地方官征收的地方赋税，有一定数额归其所有。高第考虑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国库空虚，怎能中饱个人私囊？因此，每年的赋银均如数上缴，分文不取。高第任临颖县令期间，水旱交加，连年歉收，他为无衣无食的灾民设粥场、发衣物、送汤药，使数万百姓得以生存。
万历十九年(1585)，调户部任户曹，并到江苏省管理浒墅关漕运。当地政府为防止货船偷漏关税，连小河支流都处处设卡。高第认为：浒墅关是各小河支流商船的必经关口，严格控制管理就行了，不必层层设卡，于是将各支流、小河设的关卡一律拆除，既节省了资金，又节省了人力。以后又升为大同知府，在任期间，向朝廷捐献俸银三千两补充皇族俸禄的不足。之后，升为湖广布政使司参政。
天启元年(1621)，宦官杜进忠掌管湖广税收，对百姓横征暴敛，贪赃枉法，高第将其撤职，深得民心。不久，即升为陕西省按察司、都察院左都御史、巡抚等职。在巡抚大同期间，又捐俸银七千两，用于修儒学、培养人才。
天启三年(1623)升兵部左侍郎，五年(1625)夏，又升兵部尚书。
当时宦官魏忠贤、崔呈秀结党营私，假传圣旨，给提督郭钦加都督同知职衔，给参将梁甫加升为总兵。左副都御史杨涟和左都御史左光斗进行抵制，因而被捕入狱，并施以酷刑。高第不平，在熹宗面前为杨、左开脱，并陈述了宦官专权危及天下的弊端。魏忠贤怀恨在心，在熹宗面前诬陷高第，熹宗大怒，诏见高第严加斥责、并欲加罪。恰在此时努尔哈赤攻打宁远，边关告急。于是，派高第经略蓟辽军事。他的前任孙承宗，在经略辽东期间，主持修筑宁远等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拓地400里，因不附权阉魏忠贤，遭诬被免职。高第本为一儒生，不懂军事，到任后，以关外不可守为由，不听袁崇焕等主战派的苦苦相劝，竟拆除了锦州、右屯、大凌河等地的工事，“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万余，而死亡载途，哭声振野，民怒而军益不振”。袁崇焕坚持不撤，仍固守宁远。阉党主要成员崔呈秀向熹宗参奏高第畏敌撤退，被撤职。
崇祯元年(1628)，阉党魏忠贤被杀，崇祯大赦受阉党迫害的官吏，高第也随之官复原职。崇祯二年(1629)因有人参奏他过去怯敌弃城的事实，又被撤职为民，在山东无棣闲居。崇祯十二年(1639)放还乡里，建白云楼为“东山别墅”。面壁著书，著有《太极良知》、《抚云疏稿》、《籁真》（诗集）等。82岁去世。
董 榕
董榕，字岩恒，丰南县董各庄人。生于清康熙年间，乾隆元年(1736)取得拔贡资格，赴京参加廷试，名列第一。从此走上仕途，历任济源、新野县令；郑州、许州、直隶州知州；浙江金华、江西南昌、九江知府；吉安、赣宁兵备道等职。
董榕居官体恤百姓的疾苦，任职16年中，曾屡散家资，救灾抚恤。担任新野县令时，淫雨成灾，民众缺食。董榕卖掉家产，捐资施粥数月，后又亲自到夏邑察水患，办理救灾事宜，对百姓实施赈济。为堵塞赈济中的漏洞，他逐户计算人口，按月分给粮食。董榕恐有不足，又把自己俸银拿出来购买粮食，救济灾民。
董榕在改革旧的习俗上，很有建树，他反对重男轻女，对当时江浙一代的溺女婴等陋习，严令禁止。乾隆十六年（1751年），董榕任浙江金华知府后，见当地重男轻女等陋习严重，规定生女孩者奖粮三石。不仅如此，还为彻底改革旧俗制造舆论，在吉安赣宁道任职时，写了一本《广生录》读物，发布禁止“薄俗事八条”，宣传反对重男轻女，并建立“莠民册”，对溺女婴的人列入此册以示惩戒。
董榕还注意公益事业的建设。任赣宁道期间，见所属上游县几十个村庄常被洪水冲没，遂领导当地官员，采取开河引水入江的疏导方法，防止了水患。这一义举，清人袁子才在他所著的《新齐谐集》一书中，有很详细的介绍。
董榕尤其注重文化教育事业，在九江任知府时，自己捐献资财，修建了一座“濂溪书院”，招生入学。他本人也著书立说，一生著作很多。计有《周子全书》、《芝龛记》、《庚洋集》、《浭阳诗集》、《繁露楼诗》等书。其中《芝龛记》是董榕写的传奇，叙述明代女将秦良玉、沈云英抗击外敌，立功受奖的故事。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女革命家秋瑾对此书评价很高，并题了这样的诗句：“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董 果
董果（1733-1788年），字毅千，本县董各庄人，出生世代簪缨之家。自幼胸怀大志，渴望一朝得志，光宗耀祖，施展立功报国的雄图壮举。他为人刚毅任侠，耿介坚强。平日又喜舞枪弄棒，练就一身武艺，为当地人所敬畏。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中武举，二十五年（1760年）中武进士，授三等侍卫。初为甘肃游府，后提升为游击参将。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1772-1776年）先后随将军温福及大将军阿桂征战于大、小金川，前后历70余战，战功显赫，时人以宋将杨业之威相比，喻为“今之杨无敌”。后调升福建漳州镇总戎，当时台湾为福建所属，孤悬海外。清廷为巩固边陲，加强海防，特派董果为台湾挂印总戎，并代理民词。到任后，巡视要塞炮台，检查军事设施，训练将士不遗余力；并亲手绘制台湾地形图，以备作战之需。在短短数年内，重防务，严吏治，清财政，使台湾成为祖国之海防“长城”。后诰封为武显大夫。其绘制台湾地形立体图，一直保存200多年，可惜毁于“文化大革命”。
董果遗闻轶事，在全县至今流传不衰。
李 廷 楠
李廷楠，字珠轩，丰南县柳树瞿阝人。生于清道光初年。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他去保定府省亲，遇一难民卖亲生女儿，女儿哭涕不肯离去，惨不忍睹。李廷楠便将自己的衣物典当了一千铜钱，给予难民。难民痛哭流涕，连连叩头说：“救命之恩，来世当牛作马也得相报，请问恩人大名”。他说：“区区小事何足挂怀”，终未相告。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李廷楠中秀才，次年中举，后又连中进士，任云南户部司主事。清咸丰间提升户部员外郎，监督宝泉局。当时社会上私铸铜钱的风气盛兴，清政府严厉查禁。有铸工7人，用当五十钱的私铸铜钱改铸家具器皿，因此被官府捕获，按销毁制钱罪判刑。虽属冤案却无人为之开脱。李廷楠挺身而出，找官府慷慨陈词：“他们销毁的是私铸铜钱，何罪之有？”因此7人免罪。有天津某人，假称开垦欲霸占沿海大片土地，从中牟取暴利，并以重金贿赂李廷楠，他以严词拒绝。
王 廷 弼
王廷弼（1836-1900年），字辅臣，丰南县胥各庄人，其父王鹭飞为人质朴虔诚，一生爱好文学，认为“愚者积财富，智者积学问”，总有立义塾教后生的夙愿。由于家资不丰，力不从心，未能如愿以偿，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此事，遂嘱其子廷弼，务继其志，兴办义学。
王廷弼将父遗嘱铭刻在心，为办义学，省吃俭用，铢积寸累。为积财办学，拒求功名，经营商贾，十几年后果然致富。于光绪二年（1876年），开始兴办义学，廷弼请清庄湖有名秀才董桂新主持办理义学，定名为“王氏义塾”，位于今胥各庄七街村民委员会处，占地8.1亩，建房4层，每层9间，共36间，四周墙垣围绕。
办学宗旨是“有教无类”，贫富学童均收，不取学费。家境困难和路远的学童，义塾供膳食。
义塾内分为“三正”：一为宗正，为刚入学的幼童进行启蒙教育；一为经正，主要教诗文；一为心正，教八股文写法，以备科举考试。三个义塾班均聘请名师任教。
王氏义学每年花费白银六百两。王廷弼唯恐将来家道衰落，义塾停废，遂于光绪九年(1883年)决定以六千两银子作为义塾的永久经费，按年呈交，每年拿出一千两存入商号，利率10%，交足六千两可得利六百两。
来王氏义学就读者除胥各庄附近外，尚有丰润、唐山等地学童。义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有县长3人，考取秀才者21人，大学生9人。
知县牛昶旭将王廷弼办义学之举上报朝廷，朝廷送以匾额表彰其绩。
王 来 丰
王来丰（1855-1939年），号矞云，胥各庄人。少年于本村读私塾，喜钻研手工技术。虽读五经四书，却不为孔孟之道所囿，青年时期浏览西方科技书籍，深感中国欲强，出路在于发展科技。
开始，他致力研究天文、气象、物理等学科，用自制的望远镜观测天体，查找宇宙间星座的位置及出没规律，于1890年测算出十年后出现慧星的科学论据，1910年果然应验，乡民无不叹服。
他还针对群众因缺乏科学文化知识，误认为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是神灵支配的观念，以科学原理解释这些自然现象并自制观测气象工具，下功夫观测，积累气象资料。
他根据观测结果，随时在路口街道张贴气象预报。经长期体验．预报多应验。1895年和1912年本县两次特大暴雨，王来丰均有预报。群众外出或遇有重要农事活动，多向他询问天气情况。
那时，乡间钟表很少，王来丰以天干地支为计算单位制成日晷，让群众观察时刻。后来，他开始研制钟表，钟表外壳造型美观精巧，装有布谷鸟、小人，按时启动报时，人们惊叹不已。
王来丰受蒸气机的启示，自制出小火车模型：高30公分、长80公分、宽20公分，蒸汽锅炉以木炭为燃料，发动时进退运用自如，能运行在自制的轨道上。
1881年唐胥铁路建成，胥各庄修车厂造出我国第一台蒸气机“龙号”机车。英国工程师拟物色一名心灵手巧华人为助手，看中了王来丰，曾欲聘用。因他盲目排外，蔑视洋人，以严词拒绝。
光绪末年，慈禧颁旨，选全国能工巧匠带制品进京比巧，丰润知县力荐王来丰带自制小火车进京出展，受到慈禧和王公贵族们的称赞。但只当玩物欣赏，并未引入生产领域。御赐匾一方：“考巧第二名”，用汉满文书写，解放后其后人恐有复旧之嫌，将此匾灭迹，小火车模型也已下落不明。
裴 廷 楹
裴廷楹(1868-1930年)字任卿，本县辉坨乡西纪各庄人，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得中秀才。以教书为业，因深感当时教育内容陈腐，教法呆滞，恐误国误民，常在教学中灌输新知，尝试新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以后，清政府勒令全国废科举，改私塾为学堂，裴廷楹素有改革教育之志，又受染于新潮，遂顺应时务，提倡新学，在家乡首创教习传习所，开创了冀东师范教育的先河。
宣统元年（1090年），他去天津专攻“小学单级教法”。宣统二年（1910年），被推举为省议员。与白雅雨共同奔走于天津、滦州之间，策划滦州起义，并以议员身份为起义多方筹款。1912年1月4日，起义军遭曹锟、王怀庆镇压而失败。起义领袖王金铭、施从云、白雅雨牺牲，裴廷楹身陷囹圄，被判死刑。他临刑不屈，惊动顺直咨议局及京东名士诸人，纷纷以其“深研新法教育，人才不可多得”为由，具保上奏清政府，清廷迫于当时形势，恐激起重大事变，将裴廷楹释放。出狱后，他从滦州起义失败中看到了唤起民众开发民智的紧迫性，曾感叹道：“民智不开共和难保也”，毅然辞去议员职务，专务教育。就职为滦州单级师范讲习所所长后，将当时初创的国语文法和注音字母引进教育；培养了滦州第一代符合时代潮流的小学教师。民国25年《滦县志》记载：“经廷楹指导，咸知以新法教授，县内教育，为之一振。”为开展平民教育，民国元年，他自荐当了开平小学校长，一直兢兢业业埋头苦干12年。前6年他随着新生直到毕业，总结了一套管理规程，后6年他以一个周期进行验证，补充提高，在探索新式教育管理上作出了贡献。
1923年应吉林省特邀去办教育，他怀着唤醒被日、俄蹂躏的东三省人民的雄心壮志赴约，因迫于战乱不止，学校时开时停，不能大展教育宏图，不得不辞职谢绝厚遇回滦州办学。在乡创办“补习班”，倾家私购置图书设备。为帮助只读过五经四书的人学新文化，在家乡创办了补习班，来此就读者达百余人。为提高民智，又在本村开办了民众夜校，并吸收了20名女青年参加学习。当时在封建思想的笼罩下，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他不但传授科学知识，还积极宣传反列强、反封建的爱国进步思想。裴廷楹一生办学，劬劳任事，积劳成疾，于民国19年（1930年）冬，患脑充血骤逝，终年63岁。
裴廷楹的亲友、学生、及家乡群众，为铭记他办学之功，于其墓侧树一汉白玉纪念碑，由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撰写了碑文。
李 善 继
李善继（1873-1942年），本县艾坨人，绰号“钊子李”，因创造加工猪鬃工具———“钊子”而扬名。
李善继出身贫苦农家，兄弟三人虽无学历，均心灵手巧：兄善青，长于绘画；弟善书，巧于攒花；善继则练就一手制作竹铁家具技艺，颇受世人青睐。
清光绪十四年（1889年），河头、胥各庄一带猪鬃业兴起，以王禾庄赵新为首开办了一批猪鬃加工场，俗称猪毛场。其加工程序，先梳理猪毛，使绒毛与鬃分离，称“通猪毛”；后再梳理猪鬃，使其根稍一致，按不同长度，以英制计，分成2至6吋等不同规格，称“择猪鬃”。因当时尚无此种工具，从事猪鬃加工者，纷纷求教于李善继。他时年16岁，因有制作捕鸟蒙网、筢子、笊篱、鼠夹等用具的经验，欣然应允。通过经常去猪毛场观察其加工过程，当即制出一种梳理猪毛鬃的梳子，以妇女梳头用木梳为原料，用玻璃片将齿刮薄、打光，使其锋利，梳理省力。能将猪毛中软细毛绒提出并理顺猪鬃。但因木齿强度不够，极易折断，未成。善继又参照农用钉耙结构，反复琢磨，进行改进。先锯出一根30公分扁方木条刨光，然后在木条三分之二部分，均匀钉上10 颗铁钉，其余三分之一部分作为把柄，取名钊子。投入使用后，因比木齿梳子光滑耐久，又有把柄便于操作，得到生产使用者称赞。唯因当时国内尚不能生产铁钉，全靠国外进口洋钉为原料，造价昂贵，使购买者望而兴叹，销路不大。善继并未因此灰心。为制成物美价廉的钊子，他继续对钊齿用料及制造进行摸索改进，不惜半生精力，终于试制成功。初以粗铁丝代替铁钉，用人工磨光或用钢锉锉光。造价虽低，但硬度不够。继改用熟铁锻打，将男工和女工用的钊子分别改制。男用钊齿略短，女用钊齿略长。后改为用盘条加热拉长，再锻打成齿，男女工钊子各分三种型号，以适应生产多层次的需要，至此，李氏钊子基本定型。为与当时同类产品相区别，用“李李”二字为标记，自制印油（生猪油掺黑烟子捣碎）于产品上盖戳，以示艾坨李氏钊子后继有人，源远流长、生意兴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贸易市场受到冲击。我国猪鬃出口数量锐减，导致丰南猪鬃业衰退。因此，李氏钊子销路不稳，产品积压，不能腾出资金进行再生产。李善继不得不重操制造竹铁家具旧业，维持全家生活。
因旧时猪鬃加工工具，均由工人自备，且猪鬃工厂卫生条件极差，职业病严重，参加生产者多为无地少地农民，以工资糊口尚感不足，更无力多支付工具费用。李善继为用户着想，教育儿子坚持下料、加水、打锤，均按规定标准操作。既使钊子畅销，也决不偷工减料，因而使李氏钊子名声大振，遍及冀东地区，用户慕名者接踵而至。
李善继69岁而终。其钊子声誉不倒，全赖其两子庆文、庆雨继承父志，并不断发展。解放后，兄弟分居，各自独立经营，所出产品，仍沿用“李李”标记，只分别加印庆文、庆雨字样，以示区别。
1979年以后，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李氏钊子生产不断更新换代。主要品种有：卡猪鬃用的大钉板、小钉板，猪鬃拔路分尺用的大拉子，处理下脚料用的大篦子、小篦子。同时还生产了梳理羊毛、马毛、牛耳毛、黄鼠狼毛、安格拉免毛、獾毛等加工用具，实现了对猪鬃及其它畜毛等加工用具的配套生产。产品远销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西、甘肃、汉南、山东、安徽、江苏等11省区。其产品“李李”标记，已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注册。
田 建 章
田建章（1882-1917年），号立廷，稻地人。其兄献章、锦章在清末民初都任过较高级的军官，乡里称三弟兄为田大人、田二人、田三人。建章素怀大志，目睹国势的危艰，政治的腐败，夙夜忧叹。他感到要挽救民族危机，必须放开眼界，学习外国的先进科学文化。经多方周折，于1911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英语科。他刻苦攻读，寒暑不倦。民国3年（1914年）学成归国后，许多军政要员争相聘用，并以高官厚禄相许，建章一一谢绝，选择了不被人所重视的教育工作，被任命为省立赵县中学校长。他积极整顿校风，倡导科学民主，一时名声大振。正当大展宏图时刻，竟积劳成疾病故，年仅35岁。
直隶省督军省长特颁“有功教育”匾额一方，以表彰他的业绩。
孙凤鸣 孙凤岗 孙凤翎
孙凤鸣（1880-1942年）号岐山，评戏创始人之一，艺名“东发亮”，绰号“孙瞎子”。本县薄家港村人。与三弟孙凤岗、四弟孙凤翎共同创办“南孙班”，名扬评剧戏坛，被誉为孙氏“三只凤”。
凤鸣自幼喜欢莲花落。十几岁入乐亭县崔八班学艺，专攻丑行。因表演诙谐，肚囊较宽得“东发亮”艺名。曾带领三弟孙凤岗、四弟孙凤翎，演出于冀东农村、唐山和东北营口等城市，培养了拆出时期最著名演员“开花炮”。
1901年他与成兆才等人进京演出拆出戏。1912年在天津授徒花连舫、李金顺、白玉霜，后均成为评戏名旦。1917年由天津南下至山东济南、青岛等地演出，1921年到东北大连成立“岐山剧社”，开创以社养科班的先河。前后40年，培养了三期学员60余人。其中筱桂花、筱麻红、筱灵芝、金灵芝等，均为著名评戏旦角，为评戏的发展和兴盛做出了贡献。“南孙班”有自己的剧目，如《盗金砖》、《二县令》、《绿珠坠楼》、《黄氏女游阴》、《劝爱宝》、《悍妇传法》、《白玉楼画画》等。并东渡日本，为带利、宝利唱片公司灌制《黄氏女游阴》、《金钗钿》、《二县令》、《善恶五义》等唱片。
1942年，因创业艰难，营业不振，忧郁成疾，逝世于兴城，终年63岁。
孙凤岗（1883—1969年），艺名“东发红”，绰号“三架子”，是冀东早期莲花落艺人。他经历了秧歌、莲花落、对口、拆出各时期的演变和唐山落子（评戏）的形成与发展全部过程。他12岁入乐亭崔八班学艺，18岁便以粗犷、深厚、高亢的大口落子著称，是著名“南孙班”的台柱。他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丰富和发展了评戏唱腔“大悲调”、“小悲调”、“哭迷子”，表达人物感情真实细腻，以青衣彩旦著称于世。他塑造的《王二姐思夫》中的王二姐、《秦雪梅吊孝》中的商太太，《夜审周子芹》中的宝太太，观众百看不厌，为评戏界教学中的典范，传流后世。他是评戏界威望较高的老前辈，一生为培养女演员做出重大贡献，李金顺、白玉霜、刘翠霞、筱桂花，都受到他的亲传而名震戏坛。青中年时期，奔走东北三省、山东、上海、西安、天津、北京，晚年回到唐山。1954年河北省举办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会，他演出了代表作《王二姐思夫》，虽年逾七旬，但气力充沛，身段灵俏，唱腔韵味浓郁，表达了少女盼夫的细腻感情，被评为荣誉奖。1958 年调唐山戏校任教，并连续被选为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古稀之年教学仍尽职尽责，为培养评戏接班人倾注心血，受到后辈的爱戴和尊敬。
1969年，因“文革”中积病失治，逝世于家乡薄家港，终年86岁。
孙凤翎（1886-?）艺名“开花炮”，是评戏拆出时期第一位著名演员。他自幼聪颖好学，仅念两年冬学，就能通读《三国》、《水浒》，《今古奇观》，为以后学戏奠定了基础。他嗓音好，作戏有情，演出卖力，是张贵学、张乐宾、月明珠、金开花等名角之前最著名的旦角，冀东一带、天津卫，提起“开花炮”几乎无人不知。1919年，随二哥凤鸣三哥凤岗到营口演出，在报纸上连载一个月，红极一时，有“开花炮炮打营口”的美誉。最拿手的戏是《杜十娘》、《珍珠衫》、《马寡妇开店》，可惜早逝，成为评戏界的遗憾。
李 凤 阁
李凤阁（1877-1953年），本县尖字沽村人，出身地主，清末秀才。性情敦厚，心地善良，仗义疏财。土地租给穷农，好地一年、薄地三年不收地租。村民无不敬慕，尊称“阁老爷”。
1911年他接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进步思想，带头反对封建文化，提倡兴办学堂。翌年，联合宣庄镇和尖字沽秀才李希凡等人一举推倒宣庄娘娘庙，建立了一所高等小学堂。
“九一八”事变以后，他的公开身份是伪乡长，暗中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带头减租减息，并同赵庆玲（乡公所会计）、李国祥等人为八路军募捐，因此遭到汉奸妒恨。1941年他家被日本警备队查抄，抢走大量财物，李凤阁也被抓走，受到严刑拷打。
李凤阁年轻时学得一手中医本领，医术高明，村民患病多请他诊治。他为穷人诊病不收费，态度和蔼可亲，不论谁来诊病，立即接待，从不以贫富看人，常留患者食宿，分文不收，并对家里人说：“他们请不起医生，远道而来更不容易，不能慢待。”
李凤阁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经常对他们灌输爱国思想。他的儿子李保亨有一女五子。因他是个聋而不哑的残疾人，其子女由阁老夫妇扶养，教育成才。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他送走了孙女李伯英和孙子李兆成参加了八路军，1948年又送16岁的孙子李兆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建国后又培养两个孙子李兆庆、李兆祝上了大学。他这些孙子孙女对革命均作出较大贡献，都在党政机关担任较高的领导职务。
李凤阁原有土地2000余亩，几经支援抗战，施舍济贫，“土改”时所剩土地不足百亩，被誉为全县有名的开明士绅。建国后当选为丰南县人民代表、丰南县人民政府委员。
边 醉 月
边醉月（1904-1961年），原名边印卿，本县边庄子村人，出身没落地主家庭。早年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思想开明，支持革命。抗日战争期间，其公开身份是伪保长，实际上是一位抗日爱国人士。
边醉月在北京上大学期间，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并结识了冀东最早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李运昌，从此思想更加激进。大学毕业后，曾在唐山市以律师职业谋生。他本想为劳苦大众伸冤撑腰，但当时的社会现实不容许他这样做。不久，便愤然辞去律师职务，回乡在稻地东关小学当了校长，以此实现教育救国的抱负。他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亲自书写抗日标语，组织师生四处张贴。这些正义行动，引起其反动父亲的极大不满，深恐遭杀身灭门之祸，欲于半夜将其打死，幸在妻子的掩护下才脱险，离家出走，到热河省北票，由李运昌安排为一砖厂监工棲身，父亲死后返回家乡。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李运昌的家乡乐亭县沦陷，其家属成为日本侵略者追捕的对象。经冀东党组织决定，让运昌家属离开乐亭，转移到边醉月家中避难。边醉月欣然接纳了运昌的母亲、妻子、寡嫂、三个孩子及其舅孙文轩等8人，安置在稻地镇他开的“福盛楼”粮店仓库院内。为了掩入耳目，端午节那天，他把稻地镇的头面人物请来赴宴，并让运昌舅作陪。席间，向大家引荐道：“这位老先生的外甥，是我的好朋友，是关外一大户人家，因受当地绑票惊扰，特来投奔稻地暂避一时，请各位多关照。”从此，运昌一家才得到邻居信任，瞒过敌人耳目，暂时得以隐蔽。
1942年1月，敌千方百计搜索运昌家属下落，特将知情者李方成和地下党员王老三逮捕审讯，拷问去向。党组织知道后，立即通过徐作亭和边醉月设法营救，决定将运昌家属化整为零转移外地隐蔽。其舅去东北投亲，寡嫂带长子去北京投亲，其余安排在边庄子。
1942年11月，日本宪兵队以边醉月隐匿枪枝为由将其逮捕，施以酷刑，在唐山被关押40余天，仍时刻挂牵着运昌眷属的安危。在狱中，他根本没考虑到个人的生死，却委托本家侄儿边永合保护好运昌的家属。
1943年秋，日本军来边庄子清乡，为搜捕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把周围各村群众赶到边庄子，按“良民证”挨户清查，对形迹可疑者施以酷刑拷问，压扛子、灌凉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边醉月挺身而出，怒斥敌人：“停下！边庄子的水是让大伙喝的，不是灌凉水用的！”当即被日军打的口鼻出血，但他面无惧色，仍沉着坚定，巧妙地瞒过了敌人，保护了运昌的眷属。
李运昌的眷属在边庄子隐居了五年，由于敌人封锁甚严，党组织支援的生活费又不及时，吃穿用度，全赖边醉月负担。他不断变卖家私，奉养患病的运昌的老母，请医进药直至老人去世，又代运昌尽亲子之义料理丧事。由于家里开支过大，产业消耗很快，引起了边醉月嫂子的不满。但他总是向嫂子耐心解释：“人家家大业大，有很多钱，没花咱们一分。”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大肆进攻解放区，斗争很残酷，边醉月反对内战，支持革命，利用他的威望，又保护了12名村干部。
建国以后，已经成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的李运昌司令员，仍不忘边醉月对革命的贡献，将他安排在国家建筑工程部设计院任文书。1961年，边醉月因患血管硬化，在北京逝世。
肖 贵 录
肖贵录（1896-1956年），字福斋，胥各庄人，河头公立小学堂毕业，家境贫寒，当过猪鬃工人。他能写善辩，机智勇敢，关心时事，见义勇为，是本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县内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胥各庄为我国猪鬃工业发祥地之一，到20世纪初期就有5000名工人从事猪鬃加工业。工人每天除遭受工头监工搜身打骂外，还要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劳动十五、六个小时，每年只有十几元工钱，且不能按时开支，成年累月在生死线上挣扎，当时人们称之为“猪鬃花子”。1928年，在开滦矿工罢工斗争的影响下，胥各庄猪鬃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肖贵录为代表，组织罢工。肖贵录首先和中共唐山市委取得联系，唐山市委积极支持胥各庄猪鬃工人的斗争，并向肖贵录作了具体部署。为配合唐山五矿大罢工运动，肖贵录决定于1929年5月24日建立胥各庄猪鬃工会，参加工会的会员2000余人，并举行了简单建会仪式，肖贵录登台讲话，宣布大罢工开始。当罢工队伍走到警察局胥各庄分驻所时，所长指使警察向罢工工人鸣枪示警，并殴打工人。肖贵录非常气愤，当即组织反击，带领罢工队伍用石块砸了警察局分驻所的门窗。
由于罢工声势浩大，震憾了津唐。天津《益世报》于5月26日抢先报道了罢工消息。罢工主要目的是要求增加工资。为鼓舞工人们斗争士气，互相声援，5月30日肖贵录带领千余名罢工工人，去唐山游行支援唐山矿工斗争。这次罢工由于肖贵录和中共唐山市委取得了联系，又和唐山开滦矿工互相配合，因此取得了胜利。
罢工结束后，资本家的代理人、镇长王赤峰等对肖贵录怀恨在心，勾结反动当局，以肖贵录“私结同伙，聚众闹事，串通奸党，盅惑人心”等罪名，于1930年3月将他逮捕入狱。由于工人的斗争和营救，于是年秋被释出狱。
肖贵录出狱后，决心搬倒镇长王赤峰这座压在工人头上的大山，采取了合法斗争的形式，搜集了王赤峰仗势欺人，鱼肉乡里，为非作歹等20多条罪状，利用王与丰润县政府的矛盾，抓住他侵吞军饷的事实，上告到丰润县政府。不久，丰润县政府就将王赤峰逮捕，大灭了他的威风，大长了工人们的士气。
1930年至1932年，中共唐山市委书记武湖景、刘宁一，都曾先后向肖贵录布置任务，要求他做唐山工人运动外围力量的领导人。
1932年6月23日，肖贵录又领导胥、河两镇及附近各村4000余名猪鬃工人举行第二次罢工。针对王赤峰等资本家暗中收买意志不坚强工人复工的阴谋，肖贵录及时予以揭露，并教育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决不当工贼，决不干损害工人利益的事，使工人团结得更加紧密。罢工斗争的队伍更加坚强。
资本家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采取了以逸待劳的策略，妄图让工人吃不上饭、拿不到钱，瓦解工人斗志。肖贵录又和中共唐山市委东矿赤色工会联系，取得支持。唐山东矿工人给胥各庄罢工工人及时送来救援物资，资本家无计可施，只好答应条件，罢工再次获胜。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肖贵录怀着抗日救国的大志，与女婿张乐天投奔了抗日联军鲍子箐部队，并任营长，女婿任参谋，1938年随队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肖贵录率部队夜袭胥各庄民团，缴枪30多支。当年10月，因抗日联军实行战略转移，鲍子箐部队西撤时在白河遭敌阻击，受挫失败。肖贵录和女婿张乐天，为避敌追捕，隐藏在山东泰安以卖豆腐为生，直至全国解放。1956年肖贵录病逝。
董 汉 池
董汉池(1901—1972年)，字耕南，丰南县王兰庄一村人。二十几岁就因医术高明蜚声乡里，1956 年应聘来县医院中医科。因医道精深，颇受患者信赖。在工作中爱护青年，扶掖后进，对医术精益求精。他思想进步，勇于进取，为丰南历届政协委员。
董汉池医术渊源，曾祖父董崑，饱学多才，以文章、书法、医术、音律，名重一时，晚年专事医业，尤精内科，乡里有求必应。
祖父董兆起，秉承父教，也善医道，开始在王兰庄大街开设“广育堂药店”，坐堂应诊。父董廷勋又承祖志，继续行医济世，至董汉池已四代为医。
董汉池幼年在本村读小学，后入家塾，稍长即在广育堂药店随父习医。家学庭教，耳濡目染，医术日进。对药物、药性的识别，伤寒及金匮论证均有独到见解。
董汉池行医40余年，自谓每遇一病，未曾轻忽，稍有疑难，即留记录，日积月累，理成医案十数册。可惜“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大部失落，存者寥寥。
董汉池精于内科，对于一般杂症的施治，也有独到之处，最突出的是自治胃癌一例。1967年4 月，董汉池突患胃痛，经唐山人民医院、天津第一肿瘤医院检查，确认胃癌，医院为他开列药方回胥后按疗程施治，依然无效。后来自己在减痛的间隙，寻求治疗之法，认为清热解毒、消肿止痛的《仙方活命饮》能治此病。此方剂原是治痈疽的验方，按异病同治的原则，自开《仙方活命饮》加一味重楼煎服。一剂疼痛立减，三剂霍然而愈。1972年10月因突发高血压、心脏衰竭病故。其间5年旧病未曾发作，用此方还治愈两名胃癌症患者。董汉池性仁厚、重医德，救死扶伤，不遗余力。在乡村只要病人求治，不分亲疏贵贱，有钱无钱，均以温言相慰，精心诊治，对付不起药费者，记上帐目，从不讨要。在县医院期间，每次休
假回家，求医者接踵而至，从不厌烦，且不收分文，病重不能来者，必亲自去诊治。他常说：“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因此家乡人民对他非常敬重。
李 义 亭
李义亭（1905-1975年），西葛庄人。幼年家贫，靠父佣工、打草度日。自6岁跟随伯父李春盛学戏，11岁拜郑和为师学唱河北梆子，13岁已会唱《桑园会》、《男起解》等几出戏。17岁入唐山“警世戏社”，改唱评戏。以后奔走于天津、东北、山东、山西等地演出。1931年在北京与名演员李银顺搭班，后又为金玲芝、马玉亭、刘翠霞等女角配戏。从1932年起在“莲剧团”与评剧名演员喜彩莲配演，连续18年之久。
建国以后，入“再雯社”（后改为中国评剧院）。1952年曾随中国评剧团赴朝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慰问演出。
扮演评剧老生为其特长。在现代戏“小女婿”中饰杨发。在和评剧著名演员小白玉霜配演的历史剧《秦香莲》中饰王延龄。1955年此戏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排成电影，是我国第一部评剧舞台艺术片。
林 琦
林琦（1923--1967年），原名李洪猷。河北省丰润县沙流河人。14岁入遵化省中，品学兼优。1937 年冬中共地下党员张克宇自天津来沙流河与其兄李洪文、其侄李梦春联系，秘密组织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当时林琦正居家度寒假，有幸结识了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启发教育下，懂得了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8年7月，年仅15岁的林琦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震惊全国的冀东抗日大暴动，编入八路军五支队。在抗日斗争中他英勇机智，被接收为中共党员，并被派往挺进军随营学校学习。1939 年6月任挺进军剧社班长。1940年2月入华北联大深造，9月回剧社任党支部书记。因善于利用战斗间隙组织演出，宣传抗日，1941年被评为模范党员。1942年5月调任平西学校指导员。1943 年12月又调任为十一分区卫生所指导员。1945年8月升任卫生处党总支书记。因他患多种疾病，于1946年7月转业到地方。历任丰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唐山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部长，玉田县委第二书记等职。
1961年丰润、丰南分治，林琦任中共丰南县委第一书记。林琦体形颀长，步履轻健，为人老练持重而微露风趣，虽少言寡语却善与人交。生活朴素，不尚衣冠，多穿便服，冬季为中式对襟棉袄，腰系搭包带子，戴瓜皮毡帽，身背粪筐，出没于农民之中，喜与群众攀谈，俨然普通一农民。
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因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连年遭灾，田园荒芜，粮食减产，群众以“低指标、瓜菜代”度日。他对此十分内疚，于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全县推行“包工到户”。并鼓励群众开荒，扩大自留地，开放市场，恢复家庭副业，以度过灾荒。每遇艰险，亲临指挥，身先士卒。1962年夏，丰南连降大雨，洪水暴涨，沙河陡河出现险情，他亲自指挥日夜值班，直至险情缓解。
林琦有子女7人，家庭负担较重，但从不以权谋私，时刻注意不脱离群众。一次，妻子瞒他求主管生活的书记批供了几十斤白薯面，以缓解家小饥饿之危。他知道后不让去买，同时对妻子说：“现在人民生活都很困难，要注意影响，尤其是领导干部更不能搞特殊，要和全县人民同甘共苦。”此后，又有负责安排生活的工作人员出于对领导干部的关心，由县粮食局买20斤大米渣送去，林琦发觉后立即让妻子退还，并对当事人进行了教育。
林琦爱护干部如爱自己，尤其对犯错误的干部敢于为他们承担责任。把个人的错误看成党的损失。1962年春节期间，他正在北京开会，县委一主要领导因接受了商业部门安排的特殊供应受到党纪处分。他回县后十分痛心，当即在全体干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为此承担了责任。
林琦因工作艰苦积劳成疾，虽患有心绞痛等多种疾病，但好打篮球，每有球赛，必欣然到场助兴。在他倡导下，培养了“火星”队，使全县体育运动逐步兴起，成为全省一支劲旅，曾获男篮全省冠军，女篮第三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琦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他正在遵化汤泉休养所休养，本县“造反派”不顾林琦的死活，“揪”回丰南批斗，因不堪忍受残酷迫害，于5 月27日含冤去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为他平反昭雪，并举行了追悼大会，充分肯定了党的好干部林琦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
王 力 行
王力行（1916-1967年），原名王兆震，丰南县胥各庄六街人，出身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自幼不屑于传统的封建家教，喜读进步书刊，逐渐萌发了革命和爱国意识。1931年在唐山读初中时，正值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久，他目睹国家内忧外患，义愤满怀，决心走上抗日救国之路。于是他走出学校，加入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的行列学校和当局极力压制学生的爱国行动，学生们强烈反抗，并要求驱逐校长和训育主任。当时王力行站在斗争前列，被推选为赴省教育厅请愿代表。
1933年他考入北京大同中学（高中），深得语文教师齐燕铭的器重，经常向他讲解革命道理，指导他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使他在政治上日臻成熟。
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预医系。面对日军的步步入侵和国民党的一味妥协，他义愤填膺，成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罢课示威游行中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参加纠察队保护师生安全。当游行队伍在西直门时遭到反动警察的阻止和镇压．用水龙喷、棍棒打示威学生，王力行不顾眼镜被击碎，衣服被喷湿，仍坚持不离开队伍并与之搏斗。此后，他正式加入校内革命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通过办夜校和《工友报》，奔走于校内校外，从事抗日活动，并与国民党二十九军取得联系，共同抗日。
1936年寒假与张健民结婚，三日便离家出走，从此一别十年。
1937年参加了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组织的“暑假西北考察团”。途中适逢“七·七”芦沟桥事变，为了抗日，他便留在绥远，加入当地抗日武装，任绥远游击队政训主任。同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激进的爱国者，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38年王力行受党组织派遣，任绥远伊克昭盟政工队队长，先后组织建立动员委员会、救国会，并建立武装，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深得民心。
1939年，经八路军驻绥远办事处介绍，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深造。学习期间，曾被评为学习模范和模范干部。毕业后于1940年，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任教育干事、巡视员。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在粮食紧缺用野菜、糠皮充饥的艰难时刻，他与战士共同步行，到几十里外的敌占区背粮。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并乐观地向战士们说：“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眼前”，以鼓舞斗志。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调到冀东军分区独立十三旅政治部任宣传科长。任期内因工作成绩显著，荣获军区政治部奖旗一面。
1946年秋解放战争开始，他身先士卒，在攻打蓟县别山镇战斗中负伤。养伤期间，还为《冀东日报》撰写稿件。当辽沈战役打响之初，他未等伤愈，极力向领导请战提前归队，参加战斗。
1948年平津战役中，他任师政治部主任，亲临前线指挥，战斗中负重伤，弹片从额骨眼眉处穿过鼻梁，限于当时医疗条件未能及时手术，使他留有头痛流泪的后遗症。他忍痛驰骋于大江南北，先后参加了广州、海南岛等著名战役。全国解放后，军委授予他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1952年调南京军事学院海军系任协理员、政治处副主任。1957年改海军系为海军学院，王力行胸怀为建设强大海军的雄心壮志，入高级速成班学习。 1958年毕业后即入快艇队实际锻炼，同年任快艇队副政委，并带队出海参加军事演习。
他关心部属，对身边警卫人员的文化学习关怀备至。经常组织他们学习文化，甚至宁肯自己料理日常生活，也要保证警卫人员的学习时间。有时亲自担任教学，诲人不倦。
1965年由部队转业地方，任上海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他经常出入于师生的家庭和宿舍，了解呼声反映，交友谈心，为他们排忧解难，赢得广大师生的爱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力行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已分子”，受尽种种非人的折磨，他含冤忍泪，义正词严地与“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决斗争。1967年12月被打致死，时年51岁。
1978年该校党委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报请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为他平反昭雪，对优秀的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王力行的一生做出了高度评价。
李 旭 光
李旭光（1908-1976年），曾名占首、醒华、许光。1908年生于本县辉坨乡油房庄贫苦的农家。李旭光7岁在本村读私塾，12岁辍学，后学过商、推过煤车，在与民众交往中深知旧社会的黑暗，遂萌生了改变现状与反动势力抗争的思想，在地下党员赵玺珍的启发教导下，提高了阶级觉悟。1938年他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任抗日联军征粮员。
冀东抗日大暴动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军民进行了疯狂镇压，斗争异常残酷。李旭光坚定地站在斗争最前列，揭露敌人的暴行，与敌作殊死斗争。在日军的“五次强化治安”中他曾两次被捕，受到严刑，历尽非人的摧残，却始终大义凛然，日本侵略者毫无所获，只好把奄奄一息的李旭光扔出牢门，李旭光却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两个月后恢复了健康，从此更加坚定抗日决心。1943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解放区，为保卫胜利果实，李旭光率先抵抗，出生入死。1947年8月他率领分区四十八团二营在滩沟战斗中将国民党九十二军一个营全部歼灭，俘敌200余，缴获大批武器，受到军分区两次通令嘉奖。1948年在滦县唐坨门战斗中他左腿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部队前进。华北地区解放后，他又随军南下，挺进到大西南。
解放后，国家百废待举，李旭光先后到云南革命大学、云贵“镇反”工作团工作。他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处理审批案件中总结出量刑经验，写出很有价值的书面材料。边疆建设需要人，他又要求到生产第一线，1953年他到个旧锡矿任党委书记。1963年任稼依华农场党委书记，该农场土地贫瘠缺水，年年亏损，连职工的口粮都不能保证，经他苦心经营，不但解决了职工口粮，而且甩掉了亏损的帽子。
李旭光身在南国边陲，时刻关心着家乡人民，他几次回家见本村小学冬季缺乏取暖用煤，便于1957年和1962年两次寄钱400元给小学买煤，解决孩子们的取暖问题。他还重视青年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1966年寄给村团支部300元用于订报刊杂志，1964年寄给老贫农李孟春100元修房用，给老贫农李占东700元治病。1972年大旱，把自己积蓄的3000元寄给本村打机井修水塔，解决了本村吃水、浇地的困难，他不只帮助本村还经常给他参加革命时期的堡垒户寄钱物。
“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李旭光坚持党的原则和立场，抵制林彪“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反动路线，从而被诬为“走资派”，遭到揪斗和冲击。1966年7月，云南省农垦总局为了保护李旭光，决定让他回原籍暂避风险，行至途中，因心脏病复发往进唐山二五五医院，不幸于1976年7月28 日唐山、丰南强烈地震中遇难。
1979年5月，中共文山州委组织部发214号文件，为李旭光平反昭雪，对他的功绩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他是我党一个好党员。”
裴 文 中
裴文中（1904-1982年）字明华，辉坨乡西纪各庄人。因首次发现“中国猿人”头盖骨而蜚声中外，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的奠基者、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人。
裴文中出身于清寒的教师家庭，父亲裴廷楹既是一个教育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裴文中孩提时便受到了反对封建帝制，追求科学民主的启蒙教育，他性温和而志坚毅，聪颖好学。15岁就读于滦州师范，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曾积极参与组织该校的罢课斗争，险被校方开除。1921年暑假，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该校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激励他刻苦攻读。因家贫，常靠典卖衣物行李解决食宿学费。他不但不以为苦，还把《论语》中的“君子坦荡荡”风趣地改为“君子常当当”自嘲。他时常奋笔抒怀，针砭社会痼疾，进行反帝爱国宣传。1924年在《晨报》发表小说《戎马声中》，以战乱中惊恐不安的真情实感，反对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赢得鲁迅赞扬，编入《中国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1927年大学毕业后裴文中陷入失业困境。但从事科学研究的雄心，促使他“毛遂自荐”，写信求助于地质部门，竟然得到了地质调查所长翁文灏的复信，派他去调查所研究山东三叶虫，后改调周口店做挖掘工作负责人杨钟键的助手。起初只让他管理工人和账目事务，经多次请求获准参与挖掘工作。裴文中如愿以偿，经过实地观察、探索和请教，仅年余，即掌握了辨认各种化石的要领。1929年，恰逢周口店挖掘权威步林博士（瑞典人）辞职，裴文中担起了周口店挖掘工作的重任。12月2日下午4时左右，当他和工人们在12米深的洞穴里，秉烛紧张作业之际，突被岩石中一奇特化石所吸引，经片刻仔细观察推敲后，不禁脱口喊出：“猿人！”龙骨山猿人头盖骨的发现，揭开了人类学研究史的重要一页，把人类历史推前了四、五十万年。此后裴文中经过潜心研究，发表了有关中国古人类方面的学术报告和论文，举世瞩目。1935年他应著名考古学家步日耶邀请赴法留学深造，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裴文中回到祖国南京。时北平已被日军侵占，中国地质调查所早已撤回南京，所遗财产委托美国协和医院代管。该院美籍负责人乘他去北平携眷之机，与调查所合谋，决定将他留在北平坚持工作。他为保护已被停工的周口店挖掘成果，忍辱负重，在月薪仅值40斤玉米粉的生活条件下，置威协、恐吓、监视于不顾，与日本侵略者企图掠夺“北京猿人”化石标本的阴谋进行抗争。在北大讲授地理课，凡涉及中国东北的版图，仍坚持“东三省”称谓，拒不称“满州国”。1944年5月，日本宪兵队以“私通八路反日”为名将他逮捕。审讯中多次诱使他背诵“大东亚共荣圈”的陈词滥调，他断然拒绝。追问他“北京猿人”下落以及和八路军的联系时，均遭裴文中的痛斥和拒绝。在一次审讯中，因不堪忍受凌辱，竟与日本审讯员对打起来。日本侵略者恼羞成怒，决定判他15年徒刑，当假惺惺问他“判得重不重，服不服”时，裴文中反唇相讥，蔑视地回答：“太轻了，照你们的说法应该枪毙，为何又徒刑？徒刑、枪毙随你们，何必啰嗦？”日本人忍怒佯笑，说：“你把日本人看错了。现在我们就放你回去，你还抗日不抗日？”，裴文中坚定地表示：“要我不抗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日本人退出中国去。只要日本人占领中国的领土、杀中国人，是中国人就要抗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裴文中庆幸希望之光降临，急盼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恢复，而国民党反动派又挑起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占领他的家乡。1947年5月，以邸国珍为首的地主武装还乡团，在纪各庄以南的小集镇设置据点，残酷地搜捕杀害当地干部和群众。裴文中重返故乡目睹此情此景，怒不可遏，回北平后奋笔疾书《今日之乡村》一稿，冒险发表于1947年5月23日的《大公报》，用“究竟谁是匪”的确凿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扶植的地主武装“伙会”的罪恶，称其是“为虎作伥、无恶不做的土匪”。此文因触及国民党反动当局痛处，曾密谋对裴文中施加迫害，于是他不得不远走西北考古避祸。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他满怀“熬尽黑夜喜黎明”的欢欣投入新生活。历任全国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社会事业管理局博物馆处处长；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等职。国外授予的职衔有：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57年）；国际史前学与原始学协会名誉常务理事（1979年）；国际第四纪联合会会员（1982年）。裴文中向来以务实为本，不尚空谈，积极组织科研队伍，大力培养人才，以我国史前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学、第四纪地质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为目标，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他不仅刻苦地钻研考古文献，还特别注重实践活动；经常教诲科研工作者重视野外挖掘，并身体力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除西藏、福建外，足迹遍及祖国东南西北。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裴文中被诬蔑为“反动学术权威”遭到迫害，剥夺了科研权利，身心倍受摧残。但他始终坚信，这种不正常情况不会持久，科学的春天总有一天会到来。他那种酷爱研究和观察的“魔气”始终未消，即使遇到那儿墙有裂缝，也要用手杖捅一捅，探个深浅。粉粹“四人帮”以后，他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精神，忘我工作。1979年，为实现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所发的“要把75岁当57岁过”的誓言，与青年科研工作者一起赴山西雁北、东北等地考查、挖掘。后又东渡日本讲学，以精辟的见解，旁征博引，提出“日本旧石器的文化渊源在中国”的理论，震动了世界学术讲坛，为促进中日友谊做出了贡献。
1982年9月18日裴文中因病逝世于北京，终年79岁。这位孜孜不倦的老科学家胸怀赤情，为祖国和人民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
附
王 子 林
王子林（1887-1947年），幼名三嗄子，本县小集人。其父王存德，以贩粮为业，刁钻刻薄。王子林从小就谙熟于投机交易伎俩，常与地痞恶棍为伍，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无所不为。曾任民团团佐，伪警察队中队长，路南地区反共联防主任、区队长等职。臭名昭著，罪恶累累。
1933年与丰润县汉奸李际春合伙倒卖烟土，从中渔利。1938年网罗地痞无赖成立民团，并自任团佐，与日本帝国主义暗中勾结，充当日军鹰犬。1938年9月，日军大举入侵京山路以南地区，王子林积极配合，与汉奸李玉林在稻地大桥设卡，疯狂地搜捕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只要认为行人中有可疑之处，不问青红皂白，强行装入麻袋，投入陡河，一月之内，溺死于陡河的数以百计。由于他镇压人民有“功”，深得日军主子的赏识。又被任命为警备队第六中队长，据守小集镇，自此更加猖狂肆虐，修地堡、筑炮楼、设路砦，招兵买马，扩大武装；伙同日本侵略军清乡讨伐，搜捕革命干部，屠杀无辜群众；抢粮派款，搜刮民脂民膏……，百姓恨之入骨。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谚语：“不杀王子林，在世不为人！”日本投降后，王子林畏罪潜逃天津、唐山隐蔽，伺机东山再起。1946年乘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之机，又回到小集，重新纠集昔日党羽，组成了所谓勘乱救国自卫队（俗称伙会），他自命为路南防共联防主任、区队长，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解放区。当时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王子林见家产被平分，咬牙切齿地说：“分我财物的给我送回来，吃我粮食的给我吐出来，我要用穷骨头们的血和泥，人脑袋填馅重建家园！”一时小集据点成了屠杀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刑场，西郑庄梁振华，郑兰新；大韩庄韩德宗；小集的田庆余等数十名村干部均惨死于王子林的屠刀之下。
1947年2月，中共冀东军分区，发兵一旅，攻克小集据点，生俘王子林，当即召开公审大会，根据其罪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处死于北阳庄村南沙河套内，结束了他可耻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