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凡是见过翟泰丰的人，无一不被他热情爽朗、宽宏大度的性格所感染。他那棱角分明的脸庞、平易近人的态度、幽默风趣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像一个强大的审美气场深深地吸引着每一个接触过他的人。面对着着他，我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他是那样的精力充沛、机敏睿智，年轮在他的身上没有留下痕迹，沧桑在他的脸上没有留下刻度，我不禁赞叹道：“革命人永远是年青”，但更使我惊叹的是他的传奇经历。他在14岁时便穿上了戎装，在晋察冀3纵队8旅22团当战土，不久便参加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用枪杆子打开了国民党军队把守的“石门”。此后，他又参加了解放华北的许多战役。解放初期，他就参与了一个坦克厂的建设，此后又在北京第二机床厂、液压工业公司等企业担任团委书记、工会主席、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等职务。1981年任北京市总工会副主席。1986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秘书长、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1991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1994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2000年9月任中国作协副主席。2003年3月当选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他不仅干过从地方到中央的多种职务，还勤于创作，著作等身，著有剧本《冰封之前》、《双喜临门》、《老卫士》，两卷本长诗《三十春秋赋》，文集《翟泰丰文集》，《羽家文集》，学术专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读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探讨》，《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主编丛书和教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知识系列教材》等。其中论文《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获《人民日报》征文评选三等奖，专著《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与人口问题》获全国第一届人生科学学术讨论会一等奖。除此，他述作了许多歌词，其中《邓小平之歌》、《航天之歌》两个交响乐组歌，由著名作曲家傅庚辰作曲，中央交响乐团在北京、上海广州、海南等各地巡观演出，反响强烈。
谁能想到，一个曾经握枪杆子的手竟握起了笔杆子，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他的“理论著作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文学作品激情澎湃，文采四射，犹如鼓手在擂响时代的战歌！”⑴开其是他的两卷本的30000多行长诗《三十春秋赋》可以被称为是一部气势恢宏、昂扬奔放的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浩瀚、壮美的诗章。“他以三万余行长诗之激情，飞奔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宏伟大业之中，以难以抑制的激情高歌，以无比昂扬的豪情，挥笔走乾坤，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的历史性变迁纵情歌唱”，创作了这部“浩瀚的史诗”， ⑵令人叹为观止。他曾这样讲述写作过程在写作中，他一边写，一边哭，诗尽而泪不止，积他一生之深情，书他一生之血泪写就了《三十春秋赋》。可以说，这部长诗是诗人用大量的心血和激情凝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巨篇。更让人叹服的是他这个握枪杆子的人竟来指挥笔杆子，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主席，成为了中国作协的掌门人。
我与翟泰丰为同乡，他在丰南东部的小集镇，我在丰南西部的唐坊镇，两地相距不足百里。这样就使得我对这位出自家乡的作协领导由衷地感到钦佩，感到亲近，感到骄傲。小集镇古今出了许多名人，尤其是那颗迄今已有上千年珍奇的银杏树，傲然挺立，成为那里的一个美丽的景点，显现着小镇历史的久远。每次来唐山，翟泰丰总是去故乡看望亲人和乡亲们。他在言谈话语中有些老吹儿话的味道。但我知道，小集的口音不是地道的老呔口音，在往东走十几里，便进入滦县（或滦南）地界，那里的人们所说的话就是现在舞台上经常模仿的所谓的唐山话了，即老呔儿话。小集话较之丰南其他地区的话有些特别，声音高亢嘹亮，所以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歇后语：小鸡（集）打鸣——咯咯的。说的是小集人说话声高音亮，不像老呔儿话那么婉转。翟泰丰谈话声音洪亮，感染人心，有家乡话的腔调。所以，每逢见到他，我总是爱听他讲话。他的话声声入耳、字字动心。每逢说道动情处，他便爽朗大笑，众人也随之欢笑，气氛融洽、其乐融融。我想，与这样的领导在一起怎么能不充满欢乐和畅快呢?所以对他，我一直心存景仰之情。
我与翟泰丰发生联系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关注社会、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文学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兴起，后来有人把这种文学现象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而发轫者便是河北“三驾马车”，他们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经常集束性地出现在全国各大刊物上。他们的创作倾向引起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的注意，他对“三驾马车”给予很大的帮助和很高的评价，并给予了大力的扶持，组织有关部门于1996年8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作品讨论会”。也就是在这天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贴近现实反映人生——谈河北的“三驾马车”》的评论，这是全国第一篇全面评论“三驾马车”的文章，也是第一次在评论中出现了“三驾马车”这个
称谓。对于“三驾马车”的提出，有些说法，但公认的说法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的。《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曾这样说：“三驾马车’这个称谓是前几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文艺报》首先予以报道”， ⑶说的就是这次座谈会。由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力平主编的《燕赵文艺史话》上也这样说：“1996年夏，《小说选刊》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创作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评论家着眼于三位作家共同的创作追求，把他们概括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 ⑷。从此，可以看出“三驾马车”正式提出并被确认的情况。如果没有翟泰丰的积极促成、大力支持“三驾马车”作品研讨会的召开，可能不会出现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后来蜚声文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文学团体。对于“三驾马车”的出现和走向全国，翟泰丰功不可没。可见，一个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对一种文学现象乃至一种文学流派的产生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后来，我把评论“三驾马车”的评论汇集成一本书，书名叫《“三驾马车”论》，由何申找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的翟泰丰题的词。翟泰丰的字写得非常得好，俊朗清秀。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感慨：“一个拿枪的手，不但把作协领导得这样好，文章写得这样的好，字还写得这样好，真是难得的一个全才啊！”从此以后，我便与翟泰丰有了一种地缘和情缘关系，但我与他的见面却是2006年9月26日在石家庄召开的“‘三驾马车’创作十年座谈会”上。在这十年间，“三驾马车”负载着时代和人民的重托，携带着对社会人生沉重思考的忧患意识和为人民代言的神圣使命奋力前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辙印。为了总结“三驾马车”的创作经验，推动河北的文学创作在石家庄召开了这个会议，翟泰丰、蒋子龙、铁凝等作协领导参加了这个会议。那时铁凝还是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而翟泰丰已离开中国作协任全国政协常委。我作为“三驾马车”的主要研究者在大会上第一个发了言。我在概括“三驾马车”十年的创作经验时说：“十年来，‘三驾马车’一直奔跑在现实主义的大道上，他们的创作宗旨就是“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他们以时代的主流话语倾吐着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
融入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建构了质朴而又厚重、平淡而又丰富、平实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美学世界，为河北文学和中国文学做出了贡献”。翟泰丰在总结了“三驾马车”所取得的成就后语气有些沉重地说：“‘三驾马车’是在各种声音中间去探寻、追问、揣度、苦于思索，然后走自己的路，他们这十年太不容易。他们用文学的审美审视现实题材，我们的文学本来就是人民的，他们这十年自始至终不离开现实，不离开老百姓，不离开最贫穷最受关注的阶层。所以他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 ⑸。翟泰丰对“三驾马车”对现实主义的坚守表示了极大地赞许，并把这种创作方法称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的“新现实主义”， ⑹然后，他对“三驾马车”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新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结和阐释。他对新现实主义的性质和特点的论断精辟透彻，使得与会者无不发出赞叹之声，使我们一些专门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人也无不点头称赞。那时我正要写理论专著《新现实主义思潮论》，他的讲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会后，我和“三驾马车”与他合影留念。
2010年的秋天，我在唐山宾馆再次见到了翟泰丰，他的精神依旧那样矍铄，心情仍然那样开朗。他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依然工作在一线，保持着战斗的青春。他带来一班人，准备给开滦煤矿拍摄一部反映百年历史的电视剧。我将我的理论专著《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和《“三驾马车”论》的精装本赠予他。他欣然接过，与我握手欢笑。在座谈会上，他悉心听取了唐山研究开滦史的专家对开滦百年历史的介绍以及唐山文艺界人士对如何拍摄该剧的意见。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畅所欲言，毫无芥蒂，共同为家乡的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尽心竭力，达成了很好的意见。看着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神态和依然那样坚实沉稳的身形，我心中生发出许多的感慨；一个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文艺界和宣传部门的领导，退休后正是该好好享受的时候，却依旧为文化事业奔忙；虽然他身居高位，却以一个兵的战斗姿态在前沿工作，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啊！
不久，他托候秘书给我寄来了6卷本150余万言的《翟泰丰文集》，这沉甸甸的文集捧在手里，使我感到了翟泰丰生命的重量、思想的分量。他在百忙的工作中激扬文字，著书立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啊！他不仅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的榜样啊！
谁能想到，一个曾经握枪杆子的手竟握起了笔杆子，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作品。他的“理论著作高屋建瓴，视野开阔……文学作品激情澎湃，文采四射，犹如鼓手在擂响时代的战歌！”⑴开其是他的两卷本的30000多行长诗《三十春秋赋》可以被称为是一部气势恢宏、昂扬奔放的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浩瀚、壮美的诗章。“他以三万余行长诗之激情，飞奔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宏伟大业之中，以难以抑制的激情高歌，以无比昂扬的豪情，挥笔走乾坤，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的历史性变迁纵情歌唱”，创作了这部“浩瀚的史诗”， ⑵令人叹为观止。他曾这样讲述写作过程在写作中，他一边写，一边哭，诗尽而泪不止，积他一生之深情，书他一生之血泪写就了《三十春秋赋》。可以说，这部长诗是诗人用大量的心血和激情凝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巨篇。更让人叹服的是他这个握枪杆子的人竟来指挥笔杆子，成为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副主席，成为了中国作协的掌门人。
我与翟泰丰为同乡，他在丰南东部的小集镇，我在丰南西部的唐坊镇，两地相距不足百里。这样就使得我对这位出自家乡的作协领导由衷地感到钦佩，感到亲近，感到骄傲。小集镇古今出了许多名人，尤其是那颗迄今已有上千年珍奇的银杏树，傲然挺立，成为那里的一个美丽的景点，显现着小镇历史的久远。每次来唐山，翟泰丰总是去故乡看望亲人和乡亲们。他在言谈话语中有些老吹儿话的味道。但我知道，小集的口音不是地道的老呔口音，在往东走十几里，便进入滦县（或滦南）地界，那里的人们所说的话就是现在舞台上经常模仿的所谓的唐山话了，即老呔儿话。小集话较之丰南其他地区的话有些特别，声音高亢嘹亮，所以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歇后语：小鸡（集）打鸣——咯咯的。说的是小集人说话声高音亮，不像老呔儿话那么婉转。翟泰丰谈话声音洪亮，感染人心，有家乡话的腔调。所以，每逢见到他，我总是爱听他讲话。他的话声声入耳、字字动心。每逢说道动情处，他便爽朗大笑，众人也随之欢笑，气氛融洽、其乐融融。我想，与这样的领导在一起怎么能不充满欢乐和畅快呢?所以对他，我一直心存景仰之情。
我与翟泰丰发生联系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关注社会、反映现实、关注民生的文学作品在不知不觉中兴起，后来有人把这种文学现象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而发轫者便是河北“三驾马车”，他们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经常集束性地出现在全国各大刊物上。他们的创作倾向引起了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的注意，他对“三驾马车”给予很大的帮助和很高的评价，并给予了大力的扶持，组织有关部门于1996年8月23日在北京召开了“河北三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作品讨论会”。也就是在这天的《文艺报》上发表了我的《贴近现实反映人生——谈河北的“三驾马车”》的评论，这是全国第一篇全面评论“三驾马车”的文章，也是第一次在评论中出现了“三驾马车”这个
称谓。对于“三驾马车”的提出，有些说法，但公认的说法是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的。《文艺报》原主编郑伯农曾这样说：“三驾马车’这个称谓是前几年的一次文学座谈会上提出来的，《文艺报》首先予以报道”， ⑶说的就是这次座谈会。由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力平主编的《燕赵文艺史话》上也这样说：“1996年夏，《小说选刊》编辑部、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文联在北京联合召开了“何申、谈歌、关仁山小说创作研讨会’，会议期间，与会评论家着眼于三位作家共同的创作追求，把他们概括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 ⑷。从此，可以看出“三驾马车”正式提出并被确认的情况。如果没有翟泰丰的积极促成、大力支持“三驾马车”作品研讨会的召开，可能不会出现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后来蜚声文坛的“三驾马车”这个文学团体。对于“三驾马车”的出现和走向全国，翟泰丰功不可没。可见，一个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对一种文学现象乃至一种文学流派的产生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后来，我把评论“三驾马车”的评论汇集成一本书，书名叫《“三驾马车”论》，由何申找到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的翟泰丰题的词。翟泰丰的字写得非常得好，俊朗清秀。我非常感谢，也非常感慨：“一个拿枪的手，不但把作协领导得这样好，文章写得这样的好，字还写得这样好，真是难得的一个全才啊！”从此以后，我便与翟泰丰有了一种地缘和情缘关系，但我与他的见面却是2006年9月26日在石家庄召开的“‘三驾马车’创作十年座谈会”上。在这十年间，“三驾马车”负载着时代和人民的重托，携带着对社会人生沉重思考的忧患意识和为人民代言的神圣使命奋力前行，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留下了一道道深深的辙印。为了总结“三驾马车”的创作经验，推动河北的文学创作在石家庄召开了这个会议，翟泰丰、蒋子龙、铁凝等作协领导参加了这个会议。那时铁凝还是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而翟泰丰已离开中国作协任全国政协常委。我作为“三驾马车”的主要研究者在大会上第一个发了言。我在概括“三驾马车”十年的创作经验时说：“十年来，‘三驾马车’一直奔跑在现实主义的大道上，他们的创作宗旨就是“写人民和为人民而写。他们以时代的主流话语倾吐着对生活的感悟和思考，将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强烈的人文精神和崇高的使命意识
融入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建构了质朴而又厚重、平淡而又丰富、平实而又深邃的具有独特审美意味的美学世界，为河北文学和中国文学做出了贡献”。翟泰丰在总结了“三驾马车”所取得的成就后语气有些沉重地说：“‘三驾马车’是在各种声音中间去探寻、追问、揣度、苦于思索，然后走自己的路，他们这十年太不容易。他们用文学的审美审视现实题材，我们的文学本来就是人民的，他们这十年自始至终不离开现实，不离开老百姓，不离开最贫穷最受关注的阶层。所以他们一直走到现在，还将继续走下去” ⑸。翟泰丰对“三驾马车”对现实主义的坚守表示了极大地赞许，并把这种创作方法称为对传统现实主义继承和发展的“新现实主义”， ⑹然后，他对“三驾马车”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新现实主义精神进行了理论上的归结和阐释。他对新现实主义的性质和特点的论断精辟透彻，使得与会者无不发出赞叹之声，使我们一些专门从事文艺理论工作的人也无不点头称赞。那时我正要写理论专著《新现实主义思潮论》，他的讲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会后，我和“三驾马车”与他合影留念。
2010年的秋天，我在唐山宾馆再次见到了翟泰丰，他的精神依旧那样矍铄，心情仍然那样开朗。他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依然工作在一线，保持着战斗的青春。他带来一班人，准备给开滦煤矿拍摄一部反映百年历史的电视剧。我将我的理论专著《新现实主义小说论》和《“三驾马车”论》的精装本赠予他。他欣然接过，与我握手欢笑。在座谈会上，他悉心听取了唐山研究开滦史的专家对开滦百年历史的介绍以及唐山文艺界人士对如何拍摄该剧的意见。在他的带动下，大家畅所欲言，毫无芥蒂，共同为家乡的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尽心竭力，达成了很好的意见。看着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神态和依然那样坚实沉稳的身形，我心中生发出许多的感慨；一个德高望重、成就卓著的文艺界和宣传部门的领导，退休后正是该好好享受的时候，却依旧为文化事业奔忙；虽然他身居高位，却以一个兵的战斗姿态在前沿工作，真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啊！
不久，他托候秘书给我寄来了6卷本150余万言的《翟泰丰文集》，这沉甸甸的文集捧在手里，使我感到了翟泰丰生命的重量、思想的分量。他在百忙的工作中激扬文字，著书立说，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和精神状态啊！他不仅是我们的领导，也是我们的榜样啊！
二
在翟泰丰的身上有着很浓重的诗人气质，因而使得他多年为官，却没有一丝的官气。他的诗不像一些官场诗那样附庸风雅、牵强附会，也不像一些文人诗那样风花雪月、小桥流水，而多是些博大雄浑、大气磅确的社会政治抒情诗。这些“社会政治抒情诗，不仅指直接表现对政治生活感受的诗，也包括以政治为背景和灵魂、简洁地表现了人们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感受的诗，其含义比狭义的政治抒情诗更宽广”， ⑺表现出了强烈的史诗意识和史诗品格。这充分地表现在他的长诗《丁亥十年祭》和《三十春秋赋》上。
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抒情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也是时代美学境界的主要标志，擅写者为时代大手笔”，但要“写好社会政治抒情诗很不容易。既要作者有时代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和艺术修养，也即综合素质”。 ⑻翟泰丰就是这样一个具备“综合素质”的诗人。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他为电视片创作了长诗《丁亥十年祭》。这首政治抒情诗将“政治”和“抒情”、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的巧妙融汇，将丰富感性和深邃理性、思想的艺术和艺术的思想高度统一，将伟大和平凡、国家和个人完美结合，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表现了为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伟大、光辉的一生，以个体的生命历程折射出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恢宏历史。
《丁亥十年祭》有着独特的诗艺建构形式。在构思谋篇上，诗人高屋建瓶，匠心独运，独辟蹊径，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和多样的表现手法展示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精神世界。这首长诗体制宏大，上下贯通，时空交错，起伏跌宕，曲折生姿。诗人在抒情中穿插叙事，在议论中显现题旨，有力地彰显了邓小平的卓越品格和伟人风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诗人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或结合或分开的手法，把宏大场面与局部细节紧密连级，截取了邓小平一生中最具人格魅力、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些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断，并用特写镜头加以彰显。这样，一方面艺术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一方面生动地表现了邓小平的典型人物性格。诗人还在 长诗中还采用了想象、比喻、拟人、隐喻、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得文采焕然、诗意盎然。同时，诗人还突破了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格套，运用片断叙事的手法，将《邓小平文选》原文入诗，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也为新诗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在这部长诗中，诗人倾尽心力塑造了邓小平的伟人形象。首先是表现了邓小平为了祖国和人民所做出的丰功伟绩。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而使得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了繁荣富强。在诗中，诗人充满深情地写道：“小平结束了一个世纪，/小平开创了一个时代，/小平创造了一个理论，/小平设计了一幅蓝图，/小平改变了整个中国”。在诗中充分表现了邓小平与人民的血肉之情：“他为了人民不屈不挠，/他为了人民运筹帷幄，/他为了人民卧薪尝胆，/他为了人民纵横捭阖，/他为了人民忍辱负重，/他为了人民浴血拼搏，/他为了人民戎马倥偬，/他为了人民锐意改革”，生动地表现了邓小平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打击迫害，即使在身陷囹圄、住在“牛棚”时也矢志不移，忧患不已；“我的人民，/你何时小康得以实现?/我的祖国，/你何时攀上富强之巅?”终于，这位饱经磨难、屡经坎坷的人民的儿子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拨正了历史的航船，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使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诗句写得慷慨激昂，激情灌注，气势恢宏。其次是刻画了邓小平的慈祥、仁厚、睿智、果敢的性格特征。邓小平是一个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和人文情怀的仁厚长者。全国人民爱戴他，全党需要他，但他还是执意退下来，告别终身制，表现出了一个伟人的博大胸襟。在家人为他举办的70寿宴上，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表现出了邓小平与孙辈的亲呢的和谐之美。“爷爷抱起最小的孙子，/孙子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鼻涕；/一桌酒宴哄然大笑，/笑声飞上了四壁；/孙儿继续往爷爷脸上亲，/又是一脸口水、鼻涕……”充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仁厚之心、慰藉之情，使得共产党人的人性观、人性美得到了淋滴尽致地表现，为诗化革命领袖人物树立了新的审美标高。
在这部长诗中，还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陈毅、李达、罗亦农等革命家的形象。诗人对他们虽然着墨不多，但精炼传神、气韵生动，使得这些革命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这样既呈现出了革命领袖群体为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伟大功绩，也使得这部长诗绚丽多彩、内涵丰富。
在这部长达近3000行的诗中，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时代激情、巧妙的艺术构思、灵动的诗歌语言着力表现了邓小平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使邓小平的艺术形象在诗中得到了尽善尽美地塑造，也使诗人对领袖的敬仰之情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因而使得这首长诗达到了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艺术的高度的完美契合。
如果说，《丁亥十年祭》是以个体生命显示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三十春秋赋》则是以群体的形式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行进轨迹。诗人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实践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变有着铭心刻骨的感受，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完成了长诗《三十春秋赋》的创作。《三十春秋赋》共10集，30492行，可谓鸿篇巨制。“《三十春秋赋》是一部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治瀚的史诗。是高歌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辛奋争，创建丰功伟绩的巨幅画卷，是一部独具艺术风格的政治抒情长诗。”⑼“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史诗的手法，走笔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春秋的史迹中，以诗的境界、诗的辞采、诗的风骨、诗的情愫，放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探觅历史行迹中的哲理，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歌颂中国共产党人为创立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树的丰功伟绩。”⑽全诗诗情充沛，意韵丰沛，意象纷繁，意境高远，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是史诗意识和现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宏大叙事与哲理情采的巧妙融汇。诗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宏伟大业的史迹中，放歌高唱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探觅历史行迹中的哲理” ⑾。在诗中，诗人引吭高歌：“这举步三十年呵！/每步都跨过一座巨变的彩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处不沸腾，/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同心跳，/跳得激情燃烧！燃烧！”。
《三十春秋赋》有着巨大的历史容量和哲学质量，它几乎容纳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浓墨重彩、酣畅淋滴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进入历史新的时期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社举，同时还回溯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讴歌了近百年来仁人志主为民族伟大复兴，上下求索的光辉史迹，瞩望了中国光辉美好的愿景，将历史与现实沟通，把当今与未来衔接，洋洋酒酒，浩浩荡荡，汪洋恣肆，蔚为大观。笔墨“在跨三个世纪的史迹中行走”，“探寻史的发展哲理”，“发掘史的光彩”，“寻找史的前车之鉴”，在历史与现今的回环中“让史今相映，探觅兴寝存亡之历史真谛” ⑿。
诗人从当下“沸腾的神州”、“腾飞的祖国”写起，回首“奋起的曙光”、“井冈的风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旗帜”。“东方的晨钟”的峥嵘岁月，描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所开创的“宏伟的蓝图”，所张开的“跨世纪的飞帆”，而昂首阔步“走选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慷慨激昂地进行着“史诗的歌唱”。所以，“《三十春秋赋》，从序诗开篇到尾声终结，通篇都在歇颂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诗美学价值观，通篇都在讴歌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筑起人民当家作主的金桥”，通篇都在高歌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执政，对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春秋宏伟大业的史迹中，神与史游，放歌高唱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探觅历史行迹中的哲理，这就是《三十春秋赋》唱不尽的历史内涵” ⒀。可以说，《三十春秋赋》是一首“伟大时代的绝唱”，一部历史“发展的经典”，“一幅绚美的历史画卷”。
在《三十春秋赋》中，诗人以高度浓缩的艺术手法在诗中刻画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的艺术群像，尤其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出了领袖们崇高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如描写邓小平在逆境中长夜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探寻强国富民”的良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亲绘中华民族腾飞的/历史蓝图”，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同样，他以精致的笔墨描绘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气魄和襟怀，表现了他们“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为了解决百姓的疾苦，“总书记又出现在/早山村的村头/山路崎岖/深壑峭陡/走了一个早山村/又一个早山村/三万村民/迎来水流/乐在心头”。面对汶川地震的灾难，“我们的总理/昼夜奋战/离开一座瓦砾之后/又登上一座废墟的山/冒风雨/忍饥寒”，“心在泪中尽浸/腿在雨中打颤/因为他发现/离那双稚幼的大眼睛不远/还有孩子的生命/在微弱的呼唤”。这是何等人文情怀，执政为民、爱民如子，在这里得到了生动地体现，读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
在《三十春秋赋》中，“诗人以史诗的笔法，沿着历史的脚印，把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新颖的创作手法”， ⒁纵贯古今、横揽中外，或追忆，或展望，回环往复，舒卷自如：或抒情，或叙事，张弛有度，开阖自如；或写实，或想象，纵横驰骋，起伏跌宕；或旧体、或新体，体式多样，活泼多变，给人以荡气回肠、引人入胜的审美快感。同时，情理交融，史文辉映，“在史迹中渲染文采，在史迹中把握发声吟诗”，既有“史迹之现实”，又有“卷抒风云之浪漫”，激情澎湃，汪洋恣肆，是“现实史迹与浪漫欢歌的统一，是现实史迹与人间悲乐离合、情感抒发的统一”，给人以启人心智、醒人心扉的哲学启迪，“作为一部兼具史诗性质的政治抒情长诗，其篇幅之大，诗行之众，内涵之博，构思之弘，堪称前人所未有；而风格之雄健，诗句之宏丽，想象之丰盈，韵律之大体严整”， ⒂可为古今之先例，因而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巨篇。
我们知道，“社会政治抒情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体现，也是时代美学境界的主要标志，擅写者为时代大手笔”，但要“写好社会政治抒情诗很不容易。既要作者有时代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又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和艺术修养，也即综合素质”。 ⑻翟泰丰就是这样一个具备“综合素质”的诗人。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他为电视片创作了长诗《丁亥十年祭》。这首政治抒情诗将“政治”和“抒情”、历史品位和美学品位的巧妙融汇，将丰富感性和深邃理性、思想的艺术和艺术的思想高度统一，将伟大和平凡、国家和个人完美结合，多方位、多角度、多层面地表现了为中国人民作出巨大贡献的一代伟人邓小平的伟大、光辉的一生，以个体的生命历程折射出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恢宏历史。
《丁亥十年祭》有着独特的诗艺建构形式。在构思谋篇上，诗人高屋建瓶，匠心独运，独辟蹊径，从不同的审美视角和多样的表现手法展示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精神世界。这首长诗体制宏大，上下贯通，时空交错，起伏跌宕，曲折生姿。诗人在抒情中穿插叙事，在议论中显现题旨，有力地彰显了邓小平的卓越品格和伟人风范；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诗人采用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或结合或分开的手法，把宏大场面与局部细节紧密连级，截取了邓小平一生中最具人格魅力、极具典型意义的一些生活场景和生活片断，并用特写镜头加以彰显。这样，一方面艺术地再现了历史的真实，一方面生动地表现了邓小平的典型人物性格。诗人还在 长诗中还采用了想象、比喻、拟人、隐喻、象征等多种表现手法，使得文采焕然、诗意盎然。同时，诗人还突破了政治抒情诗创作的格套，运用片断叙事的手法，将《邓小平文选》原文入诗，取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也为新诗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
在这部长诗中，诗人倾尽心力塑造了邓小平的伟人形象。首先是表现了邓小平为了祖国和人民所做出的丰功伟绩。邓小平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从而使得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了繁荣富强。在诗中，诗人充满深情地写道：“小平结束了一个世纪，/小平开创了一个时代，/小平创造了一个理论，/小平设计了一幅蓝图，/小平改变了整个中国”。在诗中充分表现了邓小平与人民的血肉之情：“他为了人民不屈不挠，/他为了人民运筹帷幄，/他为了人民卧薪尝胆，/他为了人民纵横捭阖，/他为了人民忍辱负重，/他为了人民浴血拼搏，/他为了人民戎马倥偬，/他为了人民锐意改革”，生动地表现了邓小平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怕艰难险阻、不怕打击迫害，即使在身陷囹圄、住在“牛棚”时也矢志不移，忧患不已；“我的人民，/你何时小康得以实现?/我的祖国，/你何时攀上富强之巅?”终于，这位饱经磨难、屡经坎坷的人民的儿子在历史转折的关头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远见卓识拨正了历史的航船，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使中国和中国人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诗句写得慷慨激昂，激情灌注，气势恢宏。其次是刻画了邓小平的慈祥、仁厚、睿智、果敢的性格特征。邓小平是一个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一个充满博爱之心和人文情怀的仁厚长者。全国人民爱戴他，全党需要他，但他还是执意退下来，告别终身制，表现出了一个伟人的博大胸襟。在家人为他举办的70寿宴上，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表现出了邓小平与孙辈的亲呢的和谐之美。“爷爷抱起最小的孙子，/孙子亲了爷爷一脸口水、鼻涕；/一桌酒宴哄然大笑，/笑声飞上了四壁；/孙儿继续往爷爷脸上亲，/又是一脸口水、鼻涕……”充分表现出了一个革命家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仁厚之心、慰藉之情，使得共产党人的人性观、人性美得到了淋滴尽致地表现，为诗化革命领袖人物树立了新的审美标高。
在这部长诗中，还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叶剑英、陈毅、李达、罗亦农等革命家的形象。诗人对他们虽然着墨不多，但精炼传神、气韵生动，使得这些革命历史人物栩栩如生。这样既呈现出了革命领袖群体为中国革命所建树的伟大功绩，也使得这部长诗绚丽多彩、内涵丰富。
在这部长达近3000行的诗中，诗人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时代激情、巧妙的艺术构思、灵动的诗歌语言着力表现了邓小平光辉形象和人格魅力，使邓小平的艺术形象在诗中得到了尽善尽美地塑造，也使诗人对领袖的敬仰之情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因而使得这首长诗达到了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艺术的高度的完美契合。
如果说，《丁亥十年祭》是以个体生命显示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而《三十春秋赋》则是以群体的形式表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行进轨迹。诗人作为改革开放的亲历者、参与者和实践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巨变有着铭心刻骨的感受，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完成了长诗《三十春秋赋》的创作。《三十春秋赋》共10集，30492行，可谓鸿篇巨制。“《三十春秋赋》是一部讴歌改革开放三十年治瀚的史诗。是高歌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艰辛奋争，创建丰功伟绩的巨幅画卷，是一部独具艺术风格的政治抒情长诗。”⑼“作者以饱满的热情和史诗的手法，走笔中国百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春秋的史迹中，以诗的境界、诗的辞采、诗的风骨、诗的情愫，放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探觅历史行迹中的哲理，回顾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发展，歌颂中国共产党人为创立人民共和国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树的丰功伟绩。”⑽全诗诗情充沛，意韵丰沛，意象纷繁，意境高远，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独特的美学价值，是史诗意识和现代精神的有机统一，宏大叙事与哲理情采的巧妙融汇。诗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宏伟大业的史迹中，放歌高唱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探觅历史行迹中的哲理” ⑾。在诗中，诗人引吭高歌：“这举步三十年呵！/每步都跨过一座巨变的彩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无处不沸腾，/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同心跳，/跳得激情燃烧！燃烧！”。
《三十春秋赋》有着巨大的历史容量和哲学质量，它几乎容纳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浓墨重彩、酣畅淋滴地描绘了中国人民进入历史新的时期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谱写新的历史篇章，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社举，同时还回溯了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讴歌了近百年来仁人志主为民族伟大复兴，上下求索的光辉史迹，瞩望了中国光辉美好的愿景，将历史与现实沟通，把当今与未来衔接，洋洋酒酒，浩浩荡荡，汪洋恣肆，蔚为大观。笔墨“在跨三个世纪的史迹中行走”，“探寻史的发展哲理”，“发掘史的光彩”，“寻找史的前车之鉴”，在历史与现今的回环中“让史今相映，探觅兴寝存亡之历史真谛” ⑿。
诗人从当下“沸腾的神州”、“腾飞的祖国”写起，回首“奋起的曙光”、“井冈的风雨”、“抗日的烽火”、“解放的旗帜”。“东方的晨钟”的峥嵘岁月，描绘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所开创的“宏伟的蓝图”，所张开的“跨世纪的飞帆”，而昂首阔步“走选科学发展观的时代”，慷慨激昂地进行着“史诗的歌唱”。所以，“《三十春秋赋》，从序诗开篇到尾声终结，通篇都在歇颂人民创造历史的史诗美学价值观，通篇都在讴歌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筑起人民当家作主的金桥”，通篇都在高歌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执政，对人民鞠躬尽瘁的崇高品德。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春秋宏伟大业的史迹中，神与史游，放歌高唱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精神，探觅历史行迹中的哲理，这就是《三十春秋赋》唱不尽的历史内涵” ⒀。可以说，《三十春秋赋》是一首“伟大时代的绝唱”，一部历史“发展的经典”，“一幅绚美的历史画卷”。
在《三十春秋赋》中，诗人以高度浓缩的艺术手法在诗中刻画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领袖人物的艺术群像，尤其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出了领袖们崇高的精神品格和道德情操。如描写邓小平在逆境中长夜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探寻强国富民”的良方；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亲绘中华民族腾飞的/历史蓝图”，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同样，他以精致的笔墨描绘出了新一代领导人的气魄和襟怀，表现了他们“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执政理念：为了解决百姓的疾苦，“总书记又出现在/早山村的村头/山路崎岖/深壑峭陡/走了一个早山村/又一个早山村/三万村民/迎来水流/乐在心头”。面对汶川地震的灾难，“我们的总理/昼夜奋战/离开一座瓦砾之后/又登上一座废墟的山/冒风雨/忍饥寒”，“心在泪中尽浸/腿在雨中打颤/因为他发现/离那双稚幼的大眼睛不远/还有孩子的生命/在微弱的呼唤”。这是何等人文情怀，执政为民、爱民如子，在这里得到了生动地体现，读来动人心魄，感人肺腑。
在《三十春秋赋》中，“诗人以史诗的笔法，沿着历史的脚印，把叙事与抒情融为一体”，“以独特的艺术风格展示了新颖的创作手法”， ⒁纵贯古今、横揽中外，或追忆，或展望，回环往复，舒卷自如：或抒情，或叙事，张弛有度，开阖自如；或写实，或想象，纵横驰骋，起伏跌宕；或旧体、或新体，体式多样，活泼多变，给人以荡气回肠、引人入胜的审美快感。同时，情理交融，史文辉映，“在史迹中渲染文采，在史迹中把握发声吟诗”，既有“史迹之现实”，又有“卷抒风云之浪漫”，激情澎湃，汪洋恣肆，是“现实史迹与浪漫欢歌的统一，是现实史迹与人间悲乐离合、情感抒发的统一”，给人以启人心智、醒人心扉的哲学启迪，“作为一部兼具史诗性质的政治抒情长诗，其篇幅之大，诗行之众，内涵之博，构思之弘，堪称前人所未有；而风格之雄健，诗句之宏丽，想象之丰盈，韵律之大体严整”， ⒂可为古今之先例，因而成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诗巨篇。
三
翟泰丰不仅在创作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文学理论和评论也有很多的建树，这在他的《文艺理论卷》、《文学评论卷》中得到了有力的证明。翟泰丰的理论和评论文章与现实的政治话语和社会主题有着密切的联系，充分体现了一个马克思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责任感。作为文学工作的领导者，他时刻关注文学发展的动态、文学前进的方向，并用自己的理论和评论文章进行引领、指导，从理论上厘清了诸多文艺发展遇到的诸多的疑问，剖解了许多困扰文艺工作的难题，为文艺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许多问题上，他高屋建领，见识精草，尤其是对“新现实主义”的解读和“党性美”概念的提出，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党性”的新的理解，并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来实证这些观点。
新现实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出现的发展比较充分、完整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下的话语立场，着眼于企业和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艰难处境，直逼现实矛盾和重大社会问题，在深刻的理性中，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结合起来，把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的生存状态融会成统一的现代文学话语，从而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局面。新现实主义既是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革新和创造，赋予了现实主义以审美新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诸如下岗文学、打工文学、反腐文学、贫困大学生文学、新乡土文学等，大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使文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文学理论界对这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但翟泰丰对此却有着独到的研究和理解，并对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追逐西化、否定民族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有时间差异又有一脉相承的因果统一关系。”“‘新现实主义’新在哪里?”“新在现实主义的新的元素、新的内核、新的要素、新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于是他对新现实主义的审美新质进行了深刻而又精到的论述：新现实主义“新的元素核心是时代，新时代的世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是民族走向振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世界的和中国的）新时代内容，是决定新现实主义创作一切的主体元素，一切都要服从这个主体元素。这是世界大局、国家大局、民族大局。一切离开大局泛论唯美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或片面倡导文学‘本体论’、“边缘化’都是违背新时代新现实主义元素这个主体的”；“新内核是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又是我们中国的国体性质决定的，大凡离开这个新时代、新现实主义创作内核，而论及文艺理论与实践都将与‘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个文艺属性的时代内核相悖”；“新要素其内容仍是‘人物、情节、故事”三者合一，只是要更注重三要素中的新内核。在坚持三要素中那种把文艺‘三要素”指责为陈规’、‘古董”而一味追求形式主义、符号学是与新现实主义三要素相悖的。因此，坚持新现实主义必须在坚持三要素中扎扎实实寻觅其新时代的人性内核，不能泛滥其内核，泛人性乃至泛溢性，只讲动物性，不讲人的理性内核，特别是人的理性的时代内核。即无时代道德内核的人性，无时代理性内核的人性”；“新的实践，即在进行新现实主义创作中，要十分注重对新时代生活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分清社会存在的复杂状况的主流与支流，光明与丑恶，前进与倒退，顺时代而进与逆时代而吟，诸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抉择歌颂、倡导、支持、鞭挞、揭露、批判的切入点。因此要更加注重深入新时代新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生活实践。”在这四者的关系中，“应该把握其核心是主体元素，其关键是创新内核” ⒃。这样，就为新现实主义创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他不仅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还对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和河北“三驾马车”等为代表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评判和褒扬。如在解读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和电影《生死抉择》成功的原因时说，这两部作品“都把一身充满凛然正气的当代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矗立于当今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追求，离不开人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追求”。李高成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典型，体现了“当今这个时代”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追求”，这显然是与新现实主义中的“新的元素核心是时代”的理念是契合一致的。他在对周梅森的长篇小说《绝对权力》读后认为：“这是因为这部小说直接涉及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执好政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宏
大主题”，这既是这部小说“创作与探索”的核心，也是这部作品的“深度所在” ⒄。可见，这部作品符合了新现实主义的“新内核是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精神。这样，他就从理论到实践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完备的阐释。
翟泰丰还提出了“党性美”概念，这“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增添了一个顺具特色的关键词，体现了一个党员评论家的思想先进性” ⒅。他认为，作家的创作本身就是审美活动，对人性美加以表现是作家的天职，对“党性美”加以歌颂更是整个文艺界的历史使命。没有党员的先进性就没有党的先进性，也就不可能有“党性美”。“党性美”和“人性美”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就将党性美与人性美紧密地结合起来。“党性美”既包含人性美、人格美的原有内涵，又给人性美添加了新的张力。它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是和合乎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的。如陆天明《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张平《抉择》中的李高成等，都是具有“党性美”的代表，在他们的身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关心民众疾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忧患意识，更有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使命意识。在他们的身上积聚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这样的党的干部是我们党和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和社会的脊梁，同时也是“党性美”的典型。他称赞周梅森的长篇小说《天下财富》是“一部反映大变革时代的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兼行并发” ⒆。在评价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时说：“这部长篇在驾驭历史性重大社会主题时，建构了独特的艺术结构和鲜活的艺术风格……全书人物形象鲜活，充溢着党性美、人性美、人格美、文本美” ⒇。
他还深刻地阐释了“党性美”与“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党性美”包含人性美、人格美的既有内涵，又给人性美以新的张力；其次，党是最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代表，文学作品要颂扬“党性美”，就必须颂扬人民及其开创的伟大事业，否则，就谈不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再次，歌颂“党性美”，表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都必须使文学创作贴近实际，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这样，“党性美”的理论建构就很完备了。
在翟泰丰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的风范。他“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令人折服的文学创作才华”(21)。这样，他不仅深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爱和拥戴，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和杰出的贡献。
在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许多问题上，他高屋建领，见识精草，尤其是对“新现实主义”的解读和“党性美”概念的提出，表现出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现实主义”和“党性”的新的理解，并以自己的批评实践来实证这些观点。
新现实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出现的发展比较充分、完整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思潮。它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下的话语立场，着眼于企业和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艰难处境，直逼现实矛盾和重大社会问题，在深刻的理性中，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结合起来，把人民的历史主体性与个人主体性的生存状态融会成统一的现代文学话语，从而开创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新局面。新现实主义既是对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也是革新和创造，赋予了现实主义以审美新质。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诸如下岗文学、打工文学、反腐文学、贫困大学生文学、新乡土文学等，大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使文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文学理论界对这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却显得十分薄弱，但翟泰丰对此却有着独到的研究和理解，并对一些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追逐西化、否定民族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有时间差异又有一脉相承的因果统一关系。”“‘新现实主义’新在哪里?”“新在现实主义的新的元素、新的内核、新的要素、新的实践，以及它们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于是他对新现实主义的审美新质进行了深刻而又精到的论述：新现实主义“新的元素核心是时代，新时代的世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世界的主流仍然是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是民族走向振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两个（世界的和中国的）新时代内容，是决定新现实主义创作一切的主体元素，一切都要服从这个主体元素。这是世界大局、国家大局、民族大局。一切离开大局泛论唯美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或片面倡导文学‘本体论’、“边缘化’都是违背新时代新现实主义元素这个主体的”；“新内核是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又是我们中国的国体性质决定的，大凡离开这个新时代、新现实主义创作内核，而论及文艺理论与实践都将与‘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这个文艺属性的时代内核相悖”；“新要素其内容仍是‘人物、情节、故事”三者合一，只是要更注重三要素中的新内核。在坚持三要素中那种把文艺‘三要素”指责为陈规’、‘古董”而一味追求形式主义、符号学是与新现实主义三要素相悖的。因此，坚持新现实主义必须在坚持三要素中扎扎实实寻觅其新时代的人性内核，不能泛滥其内核，泛人性乃至泛溢性，只讲动物性，不讲人的理性内核，特别是人的理性的时代内核。即无时代道德内核的人性，无时代理性内核的人性”；“新的实践，即在进行新现实主义创作中，要十分注重对新时代生活本质的认识与把握，分清社会存在的复杂状况的主流与支流，光明与丑恶，前进与倒退，顺时代而进与逆时代而吟，诸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抉择歌颂、倡导、支持、鞭挞、揭露、批判的切入点。因此要更加注重深入新时代新现实主义创作中的生活实践。”在这四者的关系中，“应该把握其核心是主体元素，其关键是创新内核” ⒃。这样，就为新现实主义创建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
他不仅提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还对以张平、周梅森、陆天明和河北“三驾马车”等为代表新现实主义小说进行了评判和褒扬。如在解读张平的长篇小说《抉择》和电影《生死抉择》成功的原因时说，这两部作品“都把一身充满凛然正气的当代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矗立于当今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审美价值追求，离不开人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追求”。李高成是“当代共产党人”的典型，体现了“当今这个时代”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人生价值追求”，这显然是与新现实主义中的“新的元素核心是时代”的理念是契合一致的。他在对周梅森的长篇小说《绝对权力》读后认为：“这是因为这部小说直接涉及执政的共产党人如何对待人民赋予的权利，为人民执好政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宏
大主题”，这既是这部小说“创作与探索”的核心，也是这部作品的“深度所在” ⒄。可见，这部作品符合了新现实主义的“新内核是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精神。这样，他就从理论到实践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完备的阐释。
翟泰丰还提出了“党性美”概念，这“为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增添了一个顺具特色的关键词，体现了一个党员评论家的思想先进性” ⒅。他认为，作家的创作本身就是审美活动，对人性美加以表现是作家的天职，对“党性美”加以歌颂更是整个文艺界的历史使命。没有党员的先进性就没有党的先进性，也就不可能有“党性美”。“党性美”和“人性美”二者之间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样就将党性美与人性美紧密地结合起来。“党性美”既包含人性美、人格美的原有内涵，又给人性美添加了新的张力。它充分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是和合乎国家、人民的最高利益的。如陆天明《苍天在上》中的黄江北，张平《抉择》中的李高成等，都是具有“党性美”的代表，在他们的身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关心民众疾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的忧患意识，更有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的使命意识。在他们的身上积聚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为正义和真理而斗争的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这样的党的干部是我们党和民族的希望，是国家和社会的脊梁，同时也是“党性美”的典型。他称赞周梅森的长篇小说《天下财富》是“一部反映大变革时代的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兼行并发” ⒆。在评价张平的长篇小说《国家干部》时说：“这部长篇在驾驭历史性重大社会主题时，建构了独特的艺术结构和鲜活的艺术风格……全书人物形象鲜活，充溢着党性美、人性美、人格美、文本美” ⒇。
他还深刻地阐释了“党性美”与“共产党员先进性”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党性美”包含人性美、人格美的既有内涵，又给人性美以新的张力；其次，党是最广大人民切身利益的代表，文学作品要颂扬“党性美”，就必须颂扬人民及其开创的伟大事业，否则，就谈不上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再次，歌颂“党性美”，表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都必须使文学创作贴近实际，贴近大众，贴近生活。这样，“党性美”的理论建构就很完备了。
在翟泰丰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党的文艺工作领导者的风范。他“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孜孜不倦的工作精神，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令人折服的文学创作才华”(21)。这样，他不仅深得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爱和拥戴，也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了非凡的业绩和杰出的贡献。
注释：
[1][18]王彦霞：《谈《翟秦丰文集)中的“党性美”概念》中国作家网2005年4月21日。
[2]晓睛：《浩瀚的史诗》，《光明日报》2008年10月31日
[3]郑伯农：《说说河北“三驾马车”》，《文艺报》1999年3月18日。
[4]王力平主编；《燕赵文艺史话》第一分册：文学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
[5]候艳宁：《“三驾马车”创作十年座谈会昨举行》，《然赵都市报》2006年9月27日。
[6][16]翟泰丰：《关于新现实主义的思考——由“三驾马车”创作想到的》，《河北日报》10月20日。
[7][8]秦中吟：《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境界》，《文艺报》2010年3月1日。
[9][14]晓睛：《浩瀚的史诗》，《光明日报》2008年10月31日。
[10][11]《翟泰丰长诗《三十春秋赋》献礼改革开放30年》，新华网2008年12月17日。
[12][13]翟泰丰：《高歌宏伟壮丽的大时代——关于（三十春秋赋》长诗创作思考》，《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0日。
[15]张炯：《浩然正气贯长虹——读翟泰丰同志的《三十春秋赋》》，《光明日报》2009年2月6日。
[17][19][20]翟泰丰：《翟泰丰评论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241页，第274页，第303页。
[21]张玉太；《谁持彩练当空赛——《翟泰丰文集》序》，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晓睛：《浩瀚的史诗》，《光明日报》2008年10月31日
[3]郑伯农：《说说河北“三驾马车”》，《文艺报》1999年3月18日。
[4]王力平主编；《燕赵文艺史话》第一分册：文学卷，花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520页。
[5]候艳宁：《“三驾马车”创作十年座谈会昨举行》，《然赵都市报》2006年9月27日。
[6][16]翟泰丰：《关于新现实主义的思考——由“三驾马车”创作想到的》，《河北日报》10月20日。
[7][8]秦中吟：《政治抒情诗的艺术境界》，《文艺报》2010年3月1日。
[9][14]晓睛：《浩瀚的史诗》，《光明日报》2008年10月31日。
[10][11]《翟泰丰长诗《三十春秋赋》献礼改革开放30年》，新华网2008年12月17日。
[12][13]翟泰丰：《高歌宏伟壮丽的大时代——关于（三十春秋赋》长诗创作思考》，《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0日。
[15]张炯：《浩然正气贯长虹——读翟泰丰同志的《三十春秋赋》》，《光明日报》2009年2月6日。
[17][19][20]翟泰丰：《翟泰丰评论卷》，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241页，第274页，第303页。
[21]张玉太；《谁持彩练当空赛——《翟泰丰文集》序》，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