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一、“三驾马车”出现的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三驾马车”的出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从全国文学发展的态势来看，进人90年代以来，文学流派竞争亮相,文学手法翻新弄奇,但却大都远离时代、逃避现实,或在历史的积尘污垢中寻奇猎艳,或在艺术的形式和手法上玩玄弄虚。这使得整个文坛既喧嚣热闹,却又激不起读者的一点激情。文学远离了时代，文学脱离了生活,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却仍在书斋里进行着文学的试验,全然不觉人民对他们的冷漠和无情。这样就使得一些文学作品成为无聊无奈的个体抒泄的工具，成为堆砌文字符号的条码。面对纷纭变幻的生活和人民大众强烈的审美需求，一些富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调整自己的审美视角,稳定自己的创作心态,经过冷静的思考和省察之后,便独辟蹊径,开拓出一条既对文坛怪现象拨乱反正又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路子。这些作家们都生活在基层,对底层人民的生态和心态洞察透彻，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焦点了如指掌,对百姓的疾苦磨难感同身受。时代的需要、人民的要求促使他们用文学这种形式宣泄情感,吐露心声。于是“三马驾车”便应运而生。应该说,他们的出现完全是不自觉、不经意的，是时代的需要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区域,但在创作意向和审美追求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没有“炒作”,没有喧闹,只是默默无闻地发表了一篇篇警醒人心的作品，就像一颗颗石子投进了平静的水中，在已经冷漠了文学的读者的心海中激起了轩然大波。这些作品与那些着重描写琐碎、晦涩、落后的生活现象和渲染消极、低靡、无奈的颓废情绪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直面人生、直视时弊,为人民大众代言,用小说的形式与人民大众接轨,这便迅速蠃得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也引起了其他作家的呼应。于是,现实主义文学经过-段沉寂之后,终于重新崛起,形成了一股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波”。
“三驾马车”的崛起确实有着“拨乱反正”的意义。众所周知,进人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始终沿着现实主义的脉线前行。
“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知青文学”等曾引起过极大的轰动效应，那时的文学在人民的心目中是多么的神圣,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文学与人民的生活又是多么的贴近契合.进入80年代后期以后,文学便在人民中间失去了位置。一些作家硬搬照抄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生吞活剥，食洋不化。一些作家“先锋意识”膨胀,脱离生活,疏远人民。一时间,文坛失序,作家心态失衡。固然,一些有益的探索、试验是必不可少的，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应该是主流。“三驾马车”的出现迎合了人民的审美需要,填补了文学的审美空缺,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学无疑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从河北文学创作来看，河北文学曾写下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辉煌一页。田间、梁斌孙犁、康濯徐光耀等著名作家都蜚声文坛。《红旗谱》、《荷花淀》、《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小兵张嘎》等都已载入文学史册。河北文学可谓傲视群雄。然而,进人新时期以来,河北文学较之周边文学相对落伍了,由高处降至洼地,尽管出现了铁凝、贾大山、陈冲、刘章、张学梦、汤吉夫等著名作家，但仍形不成五、六十年代那种强劲的气势;尽管河北作家在尽力做着“冲出洼地的战斗”到“平原作战”,但仍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在无奈地等待。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作品到处开花,以强劲的势头冲击文坛,改变着河北文学低沉的状态。他们从“山乡”、“大厂”、“，雪莲湾和大平原”走来,从不同的审美区域共同勾画着中国的生存状况,透视人们心态的变化和情绪的起伏。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河北文学走出了“洼地”，向着文学的高峰挺进。
二、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文学的表现中心
邓小平同志说:“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2】“三驾马车”起初都是业余作者，是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他们与人民群众同处于一种同忧共难、息息相关的生活状态,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与他们共同生活的人民群众。写出人民群众的生存状态，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呼声是他们共同的创作动机。他们都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章中表现了共同的创作主张。何申曾多次表示:“作家用真心去写作,作家就要关心群众的疾苦。”【3】谈歌则更为明确:“当代中国的作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作家更为艰巨，我们应该而且也必须使人民群众真正成为我们文学的表现中心: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每一个作家能够有所作为的第一个基点。 ”内关仁山也表述了同样的意向:“农民问题,一直是东方社会的敏感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文学,虽然不能够解决农民问题，但是,文学以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新的形象,对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真诚地关注探寻。”5这种强烈的创作动机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深悟和对人民群众的关怀。他们用文学实践着自己的创作主张。艺术不等于生活,但必须源于生活,没有生活的作品只能是子虛乌有的杜撰和漫无边际的胡编。他们的作品完全取自生活，带着生活的清新质朴，给人一种亲切和可信感。何申始终把创作的目光对准塞北山乡,有着强烈的与山乡休戚相关的忧患意识。他说:“我写农民写基层干部，首先要求自己心里要有一份不掺水分的实情。”【6】问他对生活在底层的农民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关怀和一种对人世艰辛的伤感。他说听了这样一件事情:深山里的一家农民孩子考上了大学，家里分文没有。他让记者采访发了文章。很快,社会上为这个农民捐了2万多元钱。在捐钱仪式上,那个农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说好,趁人不留神,抱着钱跑回了家。后来,他问这是怎么回事。老农说一辈子没见过那些钱,多少人都盯着那些钱,自己整个傻了。听完,何申无限感慨:“穷人啊，吃糠咽菜坦然,面对没见过的金钱,肯定是不知所措的,走向富裕的中国农民,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会面对这--考验的。”【7】他很快写出了中篇小悦《穷人》,用艺术的形式记下了这种心态场面。谈歌对厂矿工人有着真挚的感情,他了解和熟悉许多工厂，生产情况和工人的生活状态,并结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他无不忧虑地对人说:“我们单位发不出工资来，看着那么多人面临下岗，心里真不是滋味。”【8】他与工人分享着艰难,用小说这种形式倾吐着对工人们“血浓于水的理解和同情”, 写出了《年底》、《大厂》等作品。这些作品完全来自生活。如《年底》,就是他从始至终参加了一个企业的订货会，从而生出对生活的深刻悟解。而《大厂》中的吕建国,在生活中则有几个原型，他们不贪不占,任劳任怨。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 当他的作品进人读者的审美视野后,立即产生轰动效应。工人赞誉“谈歌是一位热情关注企业关注生活又敢于直言的作家，他尽到了-一个中国作家的职责。”【9】《大厂》和《年底》等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河北作家一贯以歌颂农业文明那种优美和谐的生活状态为审美目标,而《大厂》等作品则打破了这种模式,写出气势恢宏、富有崇高的工业题材作品,具有美学上的开拓意义。关仁山则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展示基层百姓的喜怒哀乐,是他的必然选择。他曾在渤海湾的一个渔村挂职,体验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精神痛苦、灵魂的震荡与洗礼。后来他的作品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乡的大平原上,他看到了热土也看到了冻土。他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股份制改革的全过程,听到了一些农民企业家的心里话，于是写了《大雪无乡》。他同时发现, 一些进城打工的人又开始还乡,因为他们的根、他们的生路在于土地。到了年根儿,还有许多人在开荒，这促使他写了《九月还乡》。他深切地感悟到:冻土是博大的,又是残酷的,在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实相递嬗变的灿烂景象。
他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展现了工厂、山乡、渔村、平原的人们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的迷惘、痛苦、变化、成长。他们以平视角度透视生活,保持了生活的原生态和鲜活性,有一种不掺假的逼真性和丰富性。同时他们又努力开掘工人、农民身上那种最宝贵、最淳朴的美质,以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精神世界，重新建构人们的精神信仰。作家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深刻介人,使他们的作品极富情感张力。他们与人民群众分享艰难的忧患意识也感染着每一个读者及他们身边的人。这种对社会生活的主动迎合，对新时代的自觉拥抱，应是每一个作家必须具备的品质。“三驾马车”无疑起到了楷模的作用。
三、揭示出深隐的生活的实相本质
“三驾马车”的作品有-种深刻的理性力量，绝非像一些“新写实”小说那样浅表化、平面化地摹写生活琐碎表相，而是紧紧抓住社会矛盾、焦点，抓住人们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揭示出深隐的生活的实相本质。他们虽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区域,但在创作中表现出强烈的合一性,那就是紧扣时代的脉搏,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这在于他们能够“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10】在于他们对素材的深刻体验和提炼。何申长期生活在塞北山乡，在近十多年里几乎跑遍了承德二百多个乡镇,接触了大量的县、乡、村干部和村民,对那里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疾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他先后创作了“乡镇干部系列”、“穷人系列”和“富人系列”小说。从这三个不同的侧面中写出中国农民的真实境况。《年前年后》是“乡镇干部系列”中最为出色的一篇，写出了乡镇干部的艰辛和追求、苦恼和欣慰。王蒙称赞这篇小说是“一幅当代农村乡镇的《清明上河图》,很久没有见一幅作品能把当代人的生活写得这样真实、朴素、全方位、幽默、千奇百怪、眼花缭乱哭笑不得而又充满活力,充满善良,充满希望。”【11】为什么作者会写出如此鲜活、深刻的作品,这来自生活的丰裕和体验的深刻。何申在谈这篇作品的创作体会时说:“在写中篇《年前年后》时,我就想到一个乡长回县城过年,他心里揣着许多事,既有为个人的工作调动;也有与新婚的妻子培养感情,但像块石头压在他心上的,还是乡里的项目需要上级下拨的资金。还有一个乡长,在乡里发工资都困难的情况下,卖掉自己的猪,用作跑项目的费用。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个年轻的小乡长,到省厅去要钱,人家不给,去了就给人家扫地打水擦桌子，上班来,下班走,干了半个月,人家实在受感动,最后帮他落实了。对这样的干部,我是佩服的。”【12】见真知深,正因为作者熟悉他们,才写出他们的真情实感,在中国文坛上开辟了一个独特的审美领域。再如“穷人系列”中的《穷人》,作者虽取材一个真实的故事,但他并没有拘囿于素材的限制，而是将其深化延伸,虚构了这个得到捐款的农民怕被人算计,便把钱塞到河边的树洞里。回村后,人们开始吃“大户”,他无奈倾尽家中所有并写下欠债字据请全村人吃饭。花钱消灾。但等他去取钱时,却发现树早已被大水冲走了。何申当过农民又长期接触农民,对他们的心态和生态有着十分透辟的洞察。《穷人》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农民的真实心态。一种在社会动态发展中永远处于被动、处于劣势的心态:一方面,他们为生活所迫急切寻求改变自身贫困的现状乃至发家致富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们又受到来自自身内部强大惰性和历史劣根性的牵制。这种矛盾相悖的状态说明时下的中国农民要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绝不是-件易事,那种靠数字脱贫只能在中国农民病态的心理上又蒙上一层阴影，但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农民在对脱贫奔小康的物质利益的追求中,竭尽全力提高精神文明素质，抛弃家庭观念而想着国家大事的思想境界,从而显示出当代农民心理结构中的新质。同样描写农民问题的关仁山也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视角。起初,他写蓝色海黑色岸之间的渔民生活,对此进行凝眸沉思的审美观照和对生命内涵的哲学思考，并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人性发展。他精心建构了“雪莲湾”,张扬了人性的美好和圣洁,对物欲的浸蚀进行了有力的阻遏。《苦雪》是“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的奠基之作。写出了老扁尽管被海狗搞掉了一只胳膊,仍赤手空拳地与凶猛的公海狗进行殊死搏斗。可青年的海子却抵不;住钱的诱惑,用枪滥杀海狗。最后,老扁为了保护海狗而被海子误杀。老扁用这种结束生命的形式呼唤生命的尊严,在绝望无奈的瞬间显现了他心灵的高贵。透过这两种人生现象，显示出传统与现实的激烈冲撞,金钱与人性的强烈对照，对当今的现实生活有了长久的启示。随着生活的进化,人类环境和人类灵魂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家园的圣洁固守不住的,在他的作品《醉鼓》、《太极地》和《落魄天》中不可回避地写了物欲与精神的巨大矛盾。在《落魄天》中,作者用寓托式的手法触及了当代人最敏感最实际的课题:人性与金钱的倒错。它将世纪末的人格分裂、灵魂污染、生命的无奈、生存的尴尬揭示得入木三分,一个忠厚而又窝囊的渔民从海中捞起一具死尸而受到尊敬，过惯了穷困的日子的他得到了死者妻子五千元的报答。他在茫茫的大海中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位置和人生的价值。一块捞死尸的招牌使他灰暗的人生焕发光泽。在这里,价值的发现与人性的丢失,观念的变化与道德的泯灭同时发生,又紧密包容。作者借一个传奇般的故事将深刻的内涵寓托出来。
后来,作者由海上走向平原，将美好的“雪莲湾”留给了读者,又创作了“平原系列小说”。先后创作了《破产》、《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福镇》等中、长篇小说。“平 原系列小说”与“雪莲湾小说”在审美追求上有很大不同。“雪莲湾” 是圣洁的,善恶分明的;“平原”则是混沌的,美丑不分的,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迷乱无序的世界。在《九月还乡》中写出农村女青年九月去了城里打工,纯洁朴实的美梦被无情的现实击个粉碎。她在遭受厂长的污辱之后,身不由己地加入“三陪女”的行列。虽然她在还乡之后,想用卖身的钱用来家乡致富,但种种世俗观念仍容不得她，还乡之后仍遭遇种种磨难和污辱。村长让她去用身子招待业户,老公公杨大疙瘩瞧不起她。这使我们感到在这个世道学坏容易,做好人真难。作品以九月为轴心，充分揭示了在改革深化过程中各种利益角逐争斗的空前加剧和由此涉及到的官场腐败社会公德堕落、人际关系的复杂、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价值取向的转逆,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了当前农村的世相人情。而《大雪无乡》则是描写乡镇企业的生存困境。作为改革的新生事物——乡镇企业面临严峻的考验。女镇长陈凤珍为摆脱经济危机而费尽心血，但却又摆脱不掉以潘老五为首的落后势力的纠缠和控制。小说通过洋垃圾污染稻田等事件揭示了先进和落后生产力的激烈斗争,并对乡镇企业实行股份制等改革措施,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谈歌则以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向人们展示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改革中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同时又以文学的形式在竭力探寻着走出困境的出路。这突出地表现在《年底》、《大厂》及其续篇和《城市》等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谈歌尖锐深刻地写了当前某些工厂四面楚歌的生存状态，以及工人们迷乱失序的心态,写出了转轨期带来的那种不可避免的摩擦和痛苦,但他更着重写出了在艰难的处境中,工厂领导与工人们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崇高精神境界。谈歌在用深切的内心体验审度深隐的生活实相后,也试图提供-种解决的可能,希望企业尽快走出这种阴影。但这种企图在《年底》中却显得无力和无奈,寻就是小李献身救厂,用自己的身子换来一千万的合同。 在《大厂》及其续篇中则鲜明表现作者的审美思想的精神高度。那就是要靠中国工人阶级多年来形成的无私奉献、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并赋予其新质,重新建构-种新的美德。《大厂》的价值在于“写了困境中人们的种种心态和不屈不挠的苦斗精神，写出了人们患难中的真情”,并“致力于价值的重建。”【13】厂长吕建国、党委书记贺玉梅为工厂的生存呕心沥血,忍辱负重,原想调走的袁家秀为救厂忍痛卖掉专利,章荣、韩书记临终前想到的是要把钱用在生产上,不能扔在医院的病床上,小魏跪倒地上求厂长不要再给自己的女儿看病,以便省下钱来救厂。这种爱厂如家的主人翁精神,这种舍己为厂的牺牲精神,正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良传统和道德精神。在社会转型期,我们只有发扬这种精神,才能抑制甚至消除市场经济带来的病毒，才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走向辉煌。
“三驾马车”对生活深层的触及和探究,对生活本质和规律的把握是一般作家所不能比及的。并不是一些评论家所说的“仅仅停留在粗糙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表层上”,“没有审美的提炼与升华”，他们注意到了“现实 主义作品不仅需要世相的真实,而应尽力寻求优美的形式将作品推向精神的高度。”【14】当然,他们对自己的一些创作缺陷也要有所省察，以求达到更高的层面。
四、塑造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审美个性又能反映生活本质规律的典型形象
如何塑造具有鲜明的独特的审美个性又能反映某些生活本质及规律的典型形象是“三驾马车”文学创作的主要的审美课题。每一个典型的形象都应有强烈的现实性。乔光朴、李向南仅仅属于改革初始的那个年代,在现在看来,只能成为-种理念的显现，或是一种神化的象征。在今天的生活中那种叱咤风云、一呼百诺的高大全式的英雄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能存在于理想之中。今天的现实环境是只能出现李德林、吕建国、陈凤珍这样背轭时代和人民的重负,在生活的困境中艰难行进的典型人物。这些人物没有浪漫的色彩和理想的光环。在困难重重的世纪末的今天,物欲的膨胀与精神的萎缩,经济的发展与道德的退步成为矛盾的焦点。谁能很快适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反差?谁能在一时间解决工人下岗、工厂破产这样重大棘手的现实问题?凭吕建国们是做不到的。他们只能以牺牲精神与群众分享艰难,只能以忧患意识唤起大家的认同,只能以道德人性激扬民族弱化的心灵。有些评论家认为,他们的“牺牲精神”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15] 我们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殚精竭虑地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难道凭吕建国们就能解决吗?他们只能以自身行为唤起民众、凝聚精神。“三驾马车”以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来揭示人民的苦痛欢乐、社会的艰难忧患并把此灌注在自己所塑造的形象中。当他们的理想愿望与现实发生抵触时,他们不能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真实性,如果失去这种真实性，他们所塑造的人物也就失去了典型性。显然,苛求作家来制定或提供某些政策,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是不合理的。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面对现实,用道德精神来激化人们已经冷漠的心灵,在人们前行的路上投一道光束。而一些评论家认为:“无论属于哪种创作倾向的作家，其中的最优秀的基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思想
‘光束’,对现实采取不妥协的和批判的态度。当他们不得不在两极中进行选择的时候,宁可对‘历史’有所‘不恭’,也绝不以任何理由认同现实的罪恶、污浊和丑行，而抛弃人文关怀的尺度。”[16]这种观点是有缺欠的,起码是不全面的。浪漫主义作家可以超越现实而求得理解的实现，而现实主义作家则要按照生活实际存在的样子反映生活,忠实地反映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不应该为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17]不能为理想而不顾现实。现实的境遇逼迫吕建国们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工厂的利益而不得不违心地去迎合某些人的不合理的要求,以致于遭轻谩和得不到理解,但这样可以给工厂以生存机会和解决工人的某些困难。这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难道不值得同情吗?他们又何尝不愿意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与邪恶斗争?又何尝不想按政策条文办事?又何尝不愿像乔厂长那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去改革?这符合我们现实的国情吗?我们有些企业、单位形同一盘散沙，一团乱麻,千头万绪,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甚至就是万丈深渊和地雷阵。有许多优秀的企业家殚精竭虑，挣扎奋斗,拯救工厂,呼唤文明,“我以我血荐轩辕”。他们这种忍耐和苦斗难道不值得我们用文学的形式来表现?乔光朴能解决我们今天的工厂存在的问题吗?显然不能。即使吕建国们不完全能、甚至不能解决时下的一些问题,但这种精神却是值得称道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觉得“三驾马车”所塑造的人物既真实可靠,又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深刻的典型意义、美学价值。这些人物属于世纪末的中国,能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认同。
吕建国、陈凤珍、李德林虽身为厂长和乡镇长,但为官对他们来讲是-种磨难和苦痛。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紊乱失序的社会环境,使他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牛负重般地进行着艰难的跋涉。他们是改革者,又是改革的牺牲者;他们是现实艰难困境的承受者,又是化解艰难困境的尝试者。他们企图用自身的血肉之躯铺平改革的道路,为后来者提供成功的经验，但时代赋予他们的却是一个悲剧性的命运。在他们的身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精神也被裂变成双重状态:-方面他们要以人格力量和牺牲精神凝聚人民,另一方面为了企业的生存,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俗,面对着艰难的两难选择。
如《大厂》及其续篇中吕建国就是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是在工厂最不景气的时候上任的，但为了挽救红旗厂这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大厂和几千工人的生存，就是赴汤蹈火也再所不辞。为了工厂,他的精神也被裂变成为双重状态:-方面,他要迎合世俗。为了订合同,就要满足业户和需求者的低俗要求,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另一方面,他又要以崇高的人格精神和奉献意识凝聚人心，召唤群众。他坚持骑自己的破自行车上班,这连自己的老婆和孩子也感到丢人。他拒绝了亲属要他开后门的要求,用自己的钱给工人解决困难。当工厂要被吞并时,许多工厂领导纷纷为自己找出路时,吕建国却不去效益好的厂子去就职，也拒绝了到环宇任副总的邀请。他唯- -的要求是让环宇厂接收红旗厂所有的职工。面对环字厂老总,他这样讲:“如果环宇厂全部接收我们红旗厂的工人,我吕建国就在其中,如果剥离一百名职工，我也会在其中,如果剥离一个职工，那个人就该是我。”
这种与工人、工厂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忧患意识，这种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的牺牲精神正是我们党的一贯特色、最高宗旨。大厂虽然解体了,但是在《大厂》中所建构起来的工人阶级的舍己为厂、团结互助的崇高的道德精神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只有发扬这种精神,才能在社会转型期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立足、不迷失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保持和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和社会主义创造性，才能抑制和消除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病毒，也才能使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正如作者谈歌所讲:“他(指吕建国)不可能将这个‘大厂’救活。市场经济有自身的规律,但从吕建国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是可敬的。”[18]陈凤珍是在福镇经济濒临瘫痪时上任的。如何在福镇站住脚,挽救奄奄一息的乡镇企业,改变福镇的面貌,成为她上任后的严峻考验。而镇党委宋书记墨守陈规,不图进取，掌管全镇经济实权的农工商总经理潘老五专横跋扈、居功自傲。上任伊始,镇里几户承包草场的农民便状告镇里的公司进口废垃圾造成污染,以致稻田绝收,于是陈凤珍便被推上被告席,她为受害的农民奔波索赔，在法庭上支持农民保护合法权益。为挽救乡镇企业,陈凤珍把镇里的塑料厂转为粮食加工厂,并以此为试点进行股份制改革。而宋书记和潘老五却不支持,陈凤珍以自己的真诚争取了潘老五的支持,但却因镇里股份制改革造成股民支款,激起存款群众的恐慌和激愤。陈凤珍拆借资金平息了乱子,但她发现镇玛钢厂压着基金会的资金。玛钢销路不行，股分制搞不起来,终于在年底的镇董事会上宣告了破产。陈凤珍在大雪的平原上治理着烂摊子,又得谋求企业的生路，但瘫痪无序的福镇经济在种种重负之下,还能站立起来么?
李德林尽管在岗位上尽心竭力,尽职尽责,却也被纠缠所围困:乡里的困境,爱人的移情等,使他始终承受着各方面的挤压。他默默地奉献,在过年时仍不忘乡事，上下奔波,左右周旋,费尽心思为乡里跑项目,大年夜也仍惦记着乡里乡亲,去医院给他们送饺子。当然,他也为自己能回城找人送礼,为个人的俗事烦恼忧心。但是他始终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为人民造福谋利为第一位的事情。这些人物有高尚之点，也有庸常之处。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浓重的俗人气息和常人心态，也有着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品格和才干。他们不是某种概念化的造型,而是生活中活脱脱的人物。他们不是什么所谓的“当代英雄”,而是真实可信的,与人民同忧共难、无私奉献的广大千部中的一员。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渴望救世主般的“当代英雄”,那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因为现实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人物,即使作家塑造出来,也不能被广大读者所认同。著名评论家张韧在评论李德林这个人物时这样说:“在今天像《年前年后》李德林这样的乡镇长或一厂之长，其形象特点是,不再包装浪漫的灵光圈,洗去神的色彩,在写实或幽默中消解了顶礼膜拜。作家的目光凝聚点是他们改革中面对的重重难关，是承受艰难中他们自身的弱点和来自社会人际关系种种网阻。作家侧重点是揭示一个有血有肉、有私欲又有信念、又平常又不平常的人生本相。”19这可以说是对“三驾马车”作品人物本质的总体概括。
五、独到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呈现力
对于“三驾马车”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呈现力,有的评论家、作家有一些质疑和批评。认为他们存在着误区:“就是没有或基本上没有把小说当成艺术品来对待”，“就是说，小说的叙述没有与叙述的对象(题材)拉开一定的审美距离。结果不但出现......对于社会问题停留在浅层的琐碎描写，而且在艺术上显得十分粗糙。”[20]对这种说法,我们是不能认同的。
“三驾马车”依据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深度的人生体验,创造了一个简单平实却又丰富深邃的美学世界。他们把读者的审美注意从形式感上拉离，而直接切入内容美的范畴。他们认为:“小说应该是一种大众话语,应该以大众语言发话，这是对大众的尊重。”[21]正因为他们是以大众的话语写作，所以,他们的小说与读者没有间离和隔膜,而有一种令人置身其内、情融于理的审美拉力。
“三驾马车”的小说有较强的现实性,即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艺术的反馈,因为人民需要小说为他们代言,及时反映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小说首 先是对生活的关注”,“这是作家的使命。”[22]如果我们丢弃了艺术的这种神圣使命,作品还有什么价值。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艺术?谁又是第一性的?艺术是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如果放弃了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不能与大众接轨,那样的艺术又有何用?反映者和被反映者是否需要有一定的距离，恐怕也要视不同情况而定。有些题材需要长时间的提炼和净化，这主要因为作者恐怕一时很难把握要义和本质,只好搁置或慢慢消化素材。而“三驾马车”长期生活在自己所反映的生活中,对纷纭复杂的生活现象发展规律有独特的领悟，而所反映的题材又是人民群众最关注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道还需要放置或长时期地观照吗?显然不能。难道不与生活拉开距离就是浅层的琐碎描写吗?显然不是。
“三驾马车”的小说用平面视角表现了一种“原生态”的朴素美:真实可信,质朴可亲,既消失了人为拔高的光环，又摆脱了玩世不恭的痞子气:既最大限度地保存生活原状,又切中了生活的本质规律。作者尽力将审美视角下移,关注生活底层的劳动人民,揭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正因为作品以“世俗化”的形式贴近生活、反映人生，因此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反响。正莱辛所说:“帝王和英雄的名字这能够使一部剧本显得壮丽和威风，却不能使它因此而感动人。那些处境和我们最相近的人的不幸必然能最深刻地打人我们的灵魂深处。”[22]更确切一点说,作者不是以审美者的身份表现生活，而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再现了生活。正是作者铭心刻骨的亲身感受,才使得作品产生了轰动效应。
“三驾马车”的出现是9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的重要现象,关注他们并给予适时评介;是时代、读者及作家所需要的。他们的作品有许多不足,这也迫切需要他们在创作中必正。对此给予指正和批评,这也正是他们所期望的。但无论怎么讲，“三驾马车”的小说反映了我们生活的主流和人民的心情,把握了时代的走向和趋势，这才是我们最需要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永远是文学发展的主流!
注释:
[1]郑伯农《说说河北“三驾马车”》,《文艺报》1999年3月18日。
[2][10]《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3][12]何申:《置身于生活沃土》,《文论报》1997年10月23日。
[4][18]谈歌:《生活之树常青》,《文论报》1997年10月23日。
[5]关仁山:《学习与创作》,《文论报》1997年10月23日。
[6][7]何申:《实情.真情》,《文艺报》1997年8月9日。
[8]关仁山:《燕赵壮歌》,《中国作家》1997年第4期。
[9] 石生君《这是我们身边的生活》,《作品与争鸣》1996年第1期。
[11][19]《<年前年后>再传佳音——何申荣获鲁迅文学奖》,《承德日报》1998年4月24日。
[13]《关于<大厂>及其续篇的话题》,《人民文学》1996，年第8期卷首语。
[14][15][16][20]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
的缺失——“新 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17]恩格斯:《致斐.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5页。
[21][22]谈歌:《小说应该是野生的》,《文艺报》刊1997年6月12日。
[231《汉堡剧评》,《世界文学》1961年第10期,第88页。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