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郝雨的家乡在花果之乡的昌黎。那里物产丰富，风景优美，文化底蕴深厚，名人贤达辈 出。郝雨便是在这样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一个县份里出生、长大的。郝雨踏上文学之 路是在“文革”时期。那时他刚刚中学毕业，在那个大喊政治口号的年代里便开始创作诗歌。 受大环境影响，那时他所创作的诗歌多为口号诗、政治诗等题材，频繁见诸《河北日报》《唐山 劳动日报》《河北文艺》《冀东文艺》等报刊，可谓才思敏捷、活跃至极，那时的郝雨便被誉为 “昌黎小诗人"了。
在诸多自己做创作的诗歌中，郝雨至今仍清晰记得当时最轰动的一首，名叫《好把长城 用铁筑》:“搬来碣石当高炉，/抻直滦河作出口。/淘干渤海盛钢水,/好把长城用铁筑。”这首 诗是受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诗歌的影响而创作的。虽然只有短短四句话，但其已将昌黎附 近的碣石山、滦河以及渤海等自然景观融入其中，写得很有气势。中学毕业后，郝雨在农村 生活了几年，饱尝了生活艰辛,也积累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1978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二年,郝雨考进廊坊师范专科学校，这使得他能够系统地学习 高校中文课程，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以提高充实自己的文学底蕴。这 其间，他也写了很多诗，也创作了一些其它体裁的文学作品。
1981年，郝雨毕业后分配到唐山地区的一所中学教书。他在教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对 于语文教学的研究思路,包括教学分析、课本中的文本解读等方面，也在一些教学杂志上发 表了若干文章。几年后，郝雨被调到山西的吕梁师专，从一个中学“跳"到了高校里面开始了 高校教师的历程。1986年以来，郝雨开始在《文学评论》《文艺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文史哲》《名作欣赏》《现代传播》《人民日报》《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中华读书报》《博 览群书》以及《二十一世纪》（香港）《联合文学》（台湾）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文学评论和学术论 文。其间他也曾用“郝亦民"、“郝瀚”、“郝人"等其他笔名发表作品。在他发表的诸多作品 中，他的《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民族化与振奋民族精神》《“大团圆"新论》等在学术界曾经 引起广泛的影响和争鸣，被多次转载、引用和评介。而《文艺报》等多家报刊也曾经对他的文 学评论进行过评论。
这些年来，郝雨公开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为了艺术的永恒上帝X1991年）《走出混沌》 （1994年）《阅读与品鉴M1994年）、《告别世纪——文学：新的审视与探寻X1997年）、《中国 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M2002年）《新闻学概论H2003年）《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X2004 年）《新闻学引论X2OO8年）《新闻学：整体性开拓与重建M2009年）《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
（2009年）等，可谓著作等身、成就斐然了。
不仅如此，郝雨还曾于1993年因科研成果突出被山西省政府记二等功,1995年获河北 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并多次获其它学术奖项。如今，郝雨已作为集文艺理论 家、文学批评家、新闻教育学者于一身的上海大学教授，同时兼任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 一职，在教、学、研三方面可谓全线出击，取得了斐然的成绩。
二
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郝雨参与了几次大的文学理论争鸣，并引发了一场争论。
早在1985年，郝雨到北京师范大学进修，师从著名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先生。他曾经 这样说:“在北师大的一年进修对我以后的文学道路发展意义非常重大。”正是在这个时候， 郝雨开始了正式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研究。1985年，刘再复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 篇名为《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文。其主要论点如下：
人的主体性包括实践主体性与精神主体性。文艺创作强调主体性，包括两层基本内涵：一 是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历史运动的轴心，把人看作 人。二是要特别注意人的精神主体性，注意人的精神世界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文学的 主体包括作为对象主体的人物形象，作为创造主体的作家和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和批评家
即多少年来中国的文学都是没有主体性的，都是被文学以外的东西所控制着的。举例 来说，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主体性，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就没有主体性，阅读其文章的读者也没 有主体性。作家没有主体性的时候脑中是带有政治倾向或某种主观倾向，他是为了教育别 人，而教育别人不是出于作家自己的脑子里的，是外在的一些东西强加给他的，不是按照自 己生活的感悟去写作，那么他笔下的人物就没有主体性，那么这个人物代表的就是作家笔下 的一种概念；人没有主体性的时候，那么读者也没有主体性。正常的读者阅读是参与性的， 他是和作者共同创作的,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创造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人物，但是由于作者没 有主体性，所以读者很难理解人物，所以读者也是没有主体性的。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要 重新提出文学主体性。
郝雨读罢此文后，隐隐感觉到这或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当时刘再复这篇文章一经刊 发便在文学理论界引起了巨大地反响，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郝雨敏锐地发现： “它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一个转型，摆脱了多少年来的政治的控制，那么文学就开始走 向文学的主体性的一个过程。”紧接着，郝雨便开始沿着刘再复的思路下去，于1986年写成 了“第一篇比较正规”的论文一《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此文在《文艺争鸣》上发表以后， 红旗出版社、海峡出版社等四五家单位都将此文收录进了对于刘文展开论证的论文集里，并 将郝文放在了显要位置。《创造主体与主体意识》是郝雨第一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文章，也 给郝雨带来了比较大的触动。
紧接着到了第二年，郝雨又参与了一场关于“文学民族化”的论争。由于改革开放后，许 多人认为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了，且创作模式比较单一，写什么东西都是在阐释一种政治观 念。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现代主义的思想给中国文坛带来了很大的震动。于是乎，大量的西 方文学写作方法被引进中国。然而也有不少专家觉得不太对劲，于是就提出了中国文学要 坚持自己的文学民族化，不能迷信西方的那一套。但是，这就引发了文学拒绝外来影响，仍 然坚持故步自封的问题。郝雨便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民族化应振奋民族精神》一文。他 是用鲁迅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即民族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化侧重“化”，就是彻头彻 尾的一种风格。在当下这个环境下，封闭和固守都是不对的，我们要吸收外国的思想，但是 再吸收，但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你骨子里的东西还是没法改变的。鲁迅就说过，你以后会说 YES或者NO,但是你还是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你可以用外语来表达，可以用外国文化 来创作，但是你既然是一个中国人，你不可能写出外国人这样的作风。《民》文强调了一种要 开放，要大胆地吸收，至于会不会丧失我们本民族的东西，这个完全没必要担心的观点。文 章刊发后，诸多报刊都相继转载、引用。郝雨在文学理论界俨然成为了一颗新星。
在文学争鸣中，郝雨也曾引起一场论战，即关于“大团圆”概念的争辩。大团圆原本是中 华民族风格的概念，中国式文学作品的结尾大多都是大团圆式的，即都是美好的，即便是《梁 山伯与祝英台》这样的悲剧，其结局仍会用想象力将故事的结局变为"化蝶”这样的唯美结 局。与之相比，西方的作品如《罗密欧与茱丽叶》一般都是没办法挽救的悲剧。“大团圆”的 概念一直被鲁迅等抨击为是一种瞒和骗，即生活本来就很残酷、很悲凉的，而中国的文学作 品总喜欢搞一些虚假的、粉饰的东西。在鲁迅看来，在抨击吃人的社会时需要这样一种否 定。虽说鲁迅的抨击的确很有道理,但通过后来郝雨对山药蛋派的代表赵树理的诸如《小二 黑结婚》等小说进行研读后，他发现，其实大团圆的概念之所以被中国文人广泛应用，是因为 其符合中华民族性的内在审美。郝雨认为，大团圆这样的模式赵树理应用得很好，虽然是一 种理想化的东西，但是人活在世上还是有理想比较好,这样做事才有动力。西方人的悲剧在 西方引起了恐慌，所以中国人世界里出现的大团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郝雨将这些观点写成文字刊发后立即引发的一场讨论。很多人参与其中，包括当时的 年轻学者陈炎也参与论战。正因为这次的“大团圆”讨论，郝雨就开始踏上了文学理论文学 研究之路耳
有了文艺争鸣的经历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郝雨把重点转向了当代作家的文学批评 上来。包括王蒙、王安忆、铁凝、贾平凹、陈忠实、河北“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和关仁山）、池 莉、安妮宝贝、魏微等新一代作家在内，基本上评论国内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的文章中都 留有郝雨的墨迹。甚至郭敬明这样的80后新生代作家，郝雨也是不吝笔墨进行评论。早在 郭敬明出版《幻城》一举成名时,郝雨在郭敬明《幻城》的研讨会上便发表了演讲《说人话的幻 城》。郝雨认为，这个幻城的确写的很魔幻的叙事方式，但是这个虚构的作品中充满了人世 间的矛盾、冲突、归根结底没有离开人性……无论对哪位作家的作品进行解读，那些作家对 于郝雨的评论都可谓是心服口服。比如郝雨在给池莉写的评论在《红岩》上发表之后，池莉 看到了非常激动，当即打电话给郝雨，欣喜地说:“写我评论的那么多，唯独你写的评论是最 能让我心服的，你的评论完全符合她写作意图的，甚至一些我觉得朦胧的写作意识都给你挖 掘出来了。谢谢你！”还有一次，郝雨给时任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散文家韩小蕙写散文评 论，韩小蕙看到后到处查阅郝雨的资料，后来亲笔给郝雨写了四页纸的长信，说他把脉把得 最准。甚至后来《山花》杂志的主编都会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请郝雨来评论。之后《文 艺报》等数家媒体都请郝雨撰写文学批评文章，有时郝雨最多一年发表过一百多篇评论，掐 指算来，几乎是几天就发表一篇，可以说,郝雨是高产的一位评论家。
三
在文学批评领域里，郝雨总是能带着发现问题的眼光去探索，并且逐渐形成了用跨学科 的思维去解读文学作品。特别是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传播现象和传播过程的思 考，他逐渐理清了如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郭沫若等大家思想形成的内在逻辑脉络。 他将这些思考写成了 25万字的论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一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 的传播学研究》并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时，他还将这本论著成功申报成了 2002年上海 市教委社科重点项目。这本书里，郝雨通过传播学的方法和眼光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确已经取得了一些崭新的理论的发现，对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历史现象作出了一些理论阐 释，甚至对以往其他方法所难以解开的或者纠缠不清的一些学术纠纷，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 见解。如关于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主张，郝雨发现，其最深层的思想根源 在于轻视民众、轻视传播,进而也就轻视用传播的手段去唤起民众并实现突变性的革命。所 谓“多研究些问题",就是把眼光紧紧盯在上层知识者的闭门“研究”上；所谓“少谈些主义”， 也就是反对对先进的思想加以广泛的传播。他还主张“一点一滴的改造”，显然也就是这种 反传播的保守改良思想的进一步的体现。再如关于郭沫若的当革命的“留声机”的说法，以 往从艺术学的角度和眼光来看,显然是完全违背艺术规律的，但是，从传播学的眼光看，尤其 是结合我国当时的历史实际，以“留声机”的形式传播革命思想，也是极为迫切的，我们也就 不能一概否定这样的一种倡导。而且，郭沫若等人也的确在当时发挥了“留声机”的作用，宣 传了革命，鼓动了民心，如历史剧《屈原》的广泛影响等。可是说都是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 层次。
在这本书中，郝雨在对于鲁迅和郭沫若两位极富争议性的文学家有着自己独特的观点。 就研究鲁迅而言，郝雨在书中这样写道：
新文化的传播绝不能停留在表面的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战，也需要 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家作为旗手和先锋，从而以战斗的姿态冲破旧的营垒，把传播 引向新的世纪的广度和深度。鲁迅就逐渐承担起了这样的历史重任。
他（鲁迅）要向世间传播光明，而他又非常清醒的是，他所面对的却是一间''绝无窗户又 万难破毁的铁屋子”。于是他只有成斗。他只有以毫不退缩的姿态，去用血与火唤醒人们起 来，共同捣毁这铁屋子。
在对鲁迅传播学思想研究中，郝雨认为，鲁迅关于受众方面的研究和论述是相当系统 的。其核心大致上有这么几点：一、特殊的传播，必须深刻了解和懂得特殊的受众，二、文艺 传播要坚持大众化，也要反对“迎合大众”。即鲁迅对于文艺的向大众靠拢有着极强的原则 性。那就是不能过分地“迎合大众，媚悦大众”。因为“迎合”和“媚悦”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传 播的价值和意义。三、以书刊广告，促文化传播。
在解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时，郝雨指出，《狂》文是中国文化转型的真正开端，传统文化 的话语结构和模式在此被从整体上彻底解构，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和腐朽实质也在此被曝 光。作品之所以要借用狂人话语来作为基本叙述话语，从深层意义上说，就是要借助狂人式 的思维方式，从根本上冲破如同“铁屋子”一样的传统思维，打破窒闷的话语结构，从而完成 了一次最大限度的话语解放和思维解放。⑵
谈到郭沫若，上文已经提到郝雨在阐释他对于郭沫若关于“留声机”说法的观点。在《中 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一书中，他也专门列了一 个章节进行阐释。毫无疑问，郭沫若及创造社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艺术创造，其根本特征在于 其无比强烈的情感性。诗人的气质，注定了郭沫若等人偏重于感情的因素，而同歌德的“主 情主义”最能发生契合。郭沫若早就说过，诗人是感情的宠儿。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W •巴 克曾指出：“态度扎根于感情之中，所以可能变得很持久，虽遭非难，人们仍倾向于坚持自己 的心理倾向。增加的材料几乎不会改变人们的态度。”⑶正是郭沫若这种极其强烈的情感性 特征，在新文化传播中又具有怎样的作用呢？郝雨认为，从传播学角度来分析，起码有这样 几个方面:第一，无所顾忌地情感的喷发与宣泄,本身就是对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最彻底的反 叛与否定。第二，强烈的情感性对于受众的冲击力和召唤力。第三，情感的攻击性和破 坏性。
总之，大家之前对于郭沫若的误解太深，认为他跟政治太紧，郝雨就认为把郭看成是一 个政治家。郝雨认为，郭沫若不是思想家，他是一个诗人，他很情绪化，所以他在政治上摇 摆，在情绪上否定自己，这都是诗人的表现。如果说鲁迅是站在利益与思想之间的战斗，他 是思想家，是理性的；而郭沫若是感性的，是站在情感间的放炮与燃烧，他是从情感上解放自 我。传统文化是不赞同自我的，是不赞成情感的，所谓“禁欲主义”，而五四运动时期，感情无 拘无束的喷发就是从郭沫若开始的，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那完全 是井喷式的情感。比如《天狗》，第一个字都是“我"，把“我”放在宇宙之上，虽然是形式上的， 但那是否定了原先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我”的不承认。可以说，这些理论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正因为有了对以上人物的解读以及20世纪文学现状的思索，终于，郝雨在上个世纪末 出版的一本名为《告别世纪》的书中就发出了自己的呐喊：
五四新文化运动使我们在思想文化上真正打开了国门，但我们的文学在开放之后却几 经向外观望，而无力做到更进一步的参与；尤其是种种历史的原因，使我们的文学历尽社会 的坎坷，以致至今仍只能是相对被动地吸收和引进，一直踩着西方文学走过的脚印，极其匆 忙地重复和模仿着人家的种种思潮和方法：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20世纪90年代 的后现代主义。一向是我们引进人家的这“主义"、那"主义”，却至今未能向外"输出"过我们 自己的一套更加诱人的"主义"。在创作上，既没有创造出真正的20世纪的民族风格，而且 在理论上至今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体系和话语，连批评的基本概念都大体 上是沿用着从西方照搬来的那一套。因而，这种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现象，对任何一个 有着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文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不能长期坐视的。21世纪，绝不能再重复 这样的局面。20世纪的积累和铺垫，已使我们有足够的实力和绝对的自信，去开创中国文 学的新纪元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郝雨的整个文学评论都是强调人的意义和价值和现代文化精神，他 是以此作为一个支柱，价值标准的，这也为郝雨日后转型到研究媒介这一领域中提供了价值 经验。
四
靠着长期的自我修炼和丰硕成果，如今，郝雨已经成为了《深圳特区报》《文艺报》等著名 报刊的专栏作家。虽说之前已经是好多报刊的特约撰稿，如在《中华文学选刊》上发表过《余 秋雨，别趴下》,《外滩画报》上发表的《我们离文明有多远》，《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历史小 说中的个人视角》《文学是属于他们的》都曾引起过很大反响。但如今的郝雨,其交付给自己 的使命和责任则有所变化。在他看来，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负面的 东西，比如现在文化成了一种泡沫，越来越庸俗化、低俗化，文化越来越具有或者说负载了 “商业属性"。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上，作为文化人，如何坚守自己的立场？带着这样的思考， 郝雨便开始写一些“文化现象时评”类的杂文或评论。刊文可谓及时，文风可谓活泼，题材上 都是一些即时性的文化热点。比如200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孔子戏"，据说有三部电影和电 视剧等待批准，消息一出，郝雨便在《深圳特区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比“歌星热”更糟》的千 字文，对此提出强烈质疑，他这样写道：
（拍摄孔子戏）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完全是在糟蹋我们的圣哲，玷污我们的经典。原因非 常简单，孔子留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他的思想。他的思想甚至成为我们民 族文化的内核。而要认识和理解孔子之思想，最根本的依据就是他的言论，是他留下的典 籍；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而言，基本上没有必要一定去了解孔子的个人生活，尤其是那些私 生活，包括那些对于电影电视以及戏剧来说“纯属虚构"的生活细节的东西。
一般老百姓和广大孔子的阅读者完全不需要连孔子吃什么样的饭食穿什么样的服饰以 及走路的模样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即使有些人有这方面的好奇，一方面可以留给人家去想 像，另一方面，可以通过适当的资料，性的东西让人们有部分了解。而一窝蜂地采用现代技术 手段，制造虚拟化的或者故事化的，好看“好卖"的孔子，肯定是我们文化的灾难。
说穿了，他们就是要借如今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情感和渴求，赚取老百姓口袋里的票 子。所以，对当今如火如荼的孔子的这样一个热法，我们都应该大喝一声：停！
2008年汶川地震后，诸如《孩子，抓紧妈妈的手》之类的诗歌迅速红遍大江南北，成为了 人们传诵的情感表达。这时，郝雨又发挥出了“中国诗词之乡"昌黎人的才能，写就了一篇诗 歌《山倒下而人立起》。大意是地震虽然把山震倒了，但包括国旗为平民而降在内的行为都 标志着人的精神的立起。
当然，郝雨撰写的评论都是他认为值得写的，有一定意义或一定价值的。而这种价值和 意义的寻找和认定却充分体现了一个批评家的睿智和眼光。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山东省 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的词，以一个 地震遇难者的口吻来表达对于汶川地震死难同胞的哀悼。但王的这首词一经刊发，顿时引 起了舆论哗然，不少学者文人甚至网友纷纷对认为作为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竟然会写出 这样的这首词，实在是对死者们的大不敬，是戏弄之举。一家国字号的文化报纸请郝雨撰文 对此作出评论，没想到郝雨当场拒绝。在郝雨看来，就一张都市报发表的一首小词不值得有 这么大的动静。他认为，“文化批评是要明白批评的意义和价值，'范跑跑现象，是具有讨论 价值的，它直接涉及到人生价值问题、道理伦理问题，这就是有大家讨论的必要”。王兆山的 这首词只不过是表达他个人的一种表达方式，而“没有必要去批判”。的确，文化批评就应该 用理性的眼光看待这些问题，可能这样的撰文并不能瞬间改变什么，但是这是文学批评家的 责任。
五
正因为尝试着在不同领域里穿插,博采众长来研究文学，也为郝雨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及现实意义的可能。
2001年，郝雨来到了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新闻传播系开始了一门陌生的新兴学科的教 学、研究生涯。从一个文人型学者或者说是学者型文人转型成为一个新闻传播教育工作者， 这样的裂变着实不易。但郝雨并没有因此而低头，相反的，他利用空余时间强化进修新闻 学、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权当开拓自己的视野，同时，他也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来反思 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其实，早在1999年，郝雨就曾在《中国近代史》上发表了《梁启超与中 国现代文化传播》，文章发表后便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前文已经提到，他利用新闻传播学 的相关知识来重新梳理五四运动以来文化思想的脉络，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 播一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
除此以外，郝雨还于2003年出版了自己关于新闻传播理论的第一本专著《新闻学概 论》。著名新闻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先生对此曾作出高度评价：“作者在 综合、消化已出版著作的基础上，提出了经过自己深思熟虑的、颇有见地的独到见解。这不 仅表现出他的学术功底，而且表现出他们的理论胆略和进取精神。书中诸如人类文化的'优 势扩散'原理是报刊创办和新闻事业发展的主体的与内在的动因；社会变革运动与社会形态 演进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客观的与外在的动力；政治民主是新闻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最大限 度地满足社会对信息的需求是新闻事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方向。感谢作者在繁忙的教学之 余，为社会和新闻学子们贡献了一本好书，为繁荣我国的新闻学园地，增添了一朵奇葩。”「句 同年，郝雨还在《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新闻学:绝望与新生》,后来被人大复印资料《新闻传 播学》以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新闻学概论》出版以后，成为上海大学以及其他几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进入大学必 修的第一门课的教材。虽说得到了童兵先生的高度认可，但对自己要求苛刻的郝雨并不满 足,他花了几年时间将这本书彻头彻尾地重写了一次，并修改五六遍，很多地方都是字斟句 酌，甚至连一个标点都要反复推敲。终于《新闻学引论》诞生了，而且成为了上海市教委社科 重点资助项目，并于2008年出版了。郝雨的钻研精神和学术破题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新闻学概论》以外，郝雨在新闻教育与长期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甚感当今传媒 有着严重的人文缺失存在。所以他笔耕不辍，在2004年出版了另外一本学术专著《当代传 媒与人文精神》，此书系中央文献出版社“当代学者文丛”中的一本。在书中，郝雨通过对“当 代传媒市场化的历史走势及人文背景”、“市场化传媒:不可远离的人文情怀”、“传媒市场化: 在经济利益的天平上”、'‘网络时代的传播道德建设”、“媒介批评：在人文思想的阵线上”、“视 像媒介的人文考辨”、“审美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借鉴”等18个议题的详细论述后，他呼吁道： “我们当今时代的媒体，要想在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进一步发挥作用，就应该继承先驱们的 优秀传统，借鉴他们的宝贵经验。当然，我们的时代毕竟与那时有了巨大的不同。但是，无 论如何，把思想启蒙和人文精神作为媒体的根本方向是理所当然的。"關
2009年上海书展期间，上海三联书店又出版了郝雨的论文集《媒介批评与理论原创》。 里面遴选收编了郝雨在新闻领域从教近十年来发表的新闻传播学术论文数十篇。目前他还 在进行上海市教委社科重点项目《新闻传播效果实现研究》的课题，虽说已经在这个陌生的 领域里站住脚，但郝雨认为自己仍旧在开掘属于自己的那口“井”。好在近日，郝雨将视线暂 定格在新闻理论哲学化研究的构想上，他希冀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将这个领域逐渐形成一套 体系，他还设想着构建一个中国媒介批评学的一个体系，即具有中国特色的、以中国文化为 灵魂的媒介批评学。郝雨对此表示，因为媒介批评就世界而言出现得都比较晚，尤其在中 国，第一篇关于媒介批评的论文发表至今仅有十五年时间，但是中国学界中近十几年研究 中，媒介批评的研究大量的是应用西方。这样就导致了学术上的“水土不服”，即很难把批评 文章运用到批评实践当中去。而郝雨的构想是要把体系灵魂的东西建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 上,其一是与我国传统文化接轨，另外一个科学发展观也强调以人为本，特别是在商品化的 当下时代，经济建设为核心，人的价值会被忽略、人的精神也会被忽略,物质高于一切，物质 享受成为杠杆，那么人文精神这面旗帜就会成为媒介批评的一个灵魂。媒介批评学家的解 读、批评、发现等,其依据都是人文精神，在批评时是不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人文精神的层次 ±? “我们会吸收中国传统的批评方法，包括社会历史批评，都纳入体系中去,这样的话才能 成为中国特色的。”郝雨这样说。
郝雨在文学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留下了辛勤的汗水和卓越的学术成果，如今，他继续 耕耘在文学批评的领域中，而再进入了全新的新闻传播教学领域里。“抖擞精神，再上新 、途。”他探索着、耕耘着下一朵艳丽的学术奇葩。
注释：
[1]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文学评论M985年第6期。
[2] 郝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上海大 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
[3] 李彬：《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4] 郝雨；《告别世纪》，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5] 郝雨、王艳玲:《新闻学概论•序言》，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6] 郝雨：《当代传媒与人文精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
（与孔亮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