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孤儿快乐成长

 
            地震孤儿，这是让我们一看就流泪的名字；这是让我们一念就心颤的名字。
            汶川大地震造成4000多名孤儿，与唐山大地震的孤儿人数大体相当。如何让孤儿幸福成长，是摆在抗震工作中的首要问题。
            1976年唐山大地震使4204名孩子成为孤儿，其中唐山市2652人，唐山地区各县1552人。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出生不过百天。
            可是，有党和政府做后盾，孤儿不孤。从唐山对孤儿的安置上，或许对汶川方面有些启发。当时唐山成立了由市委一把手任组长，民政、卫生、财政、商业、劳动、总工会、粮食局等有关部门领导为成员的孤儿安置领导小组，并下设秘书、政策研究、安置管理三个组。
            采用了多样的安置渠道：一是专门成立育红学校。震后，河北省政府迅速决定在石家庄和邢台建立两所育红学校，专门安置地震孤儿。其中，石家庄育红学校接收安置514名，邢台育红院接收安置247名。在这些孤儿中，三名孤儿由于不能查找到其父母信息，所以为其取名党育红、党育苗、党育新。学校设有哺乳室、幼儿班、学前班，小学各年级乃至初中班、高中班，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优于社会上的一般儿童。唐山专署、华新纺织厂等也都成立了育红学校和育红院，通过此种方式共安置孤儿948名。二是福利院收养。通过各福利院共收养孤儿273名。三是亲属带养。孤儿相关亲属有抚养能力的，由亲戚收养；孤儿的哥哥姐姐尚存且有抚养能力的，跟随哥哥姐姐生活。通过亲属带养，安置孤儿2843名。通过以上三种方式，共安置孤儿4064名，占孤儿总数的96.7%。其余孤儿由父母生前所在单位集中管理，安排进入子弟学校就读，毕业后安排工作。
            为保证孤儿的正常生活，当时河北省、唐山市均以文件的形式，明确要求各级各单位切实保障孤儿的生活费，可以由父母生前单位从遗属补助费中支付。
            孤儿父母生前有单位的，单位解决，孤儿父母不详或生前无工作单位、孤儿集中收养的，生活费交纳或拨付予亲属。孤儿生活有特殊困难的另行救助。32年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震后孤儿均健康成长。1995年，唐山综合福利院的最后一名震后孤儿参加工作。至此4204名唐山孤儿已全部走上工作岗位。
 
            遭遇地震创伤的唐山孤儿是不幸的。因为他们有过美好的梦，那个梦是家庭，是他们整个生命的支撑，现在这个梦毁掉了，就从梦中走到现实中来了。而幸运的是，这些需要呵护的幼苗在“阳光”下能够幸福成长。32年来，总有无数爱心在“接力”中传递，温暖着孤儿们的生活，用大爱滋润着他们的心田。于是，这些地震孤儿更懂得珍惜拥有的爱与幸福。自立之后，许多人揣着一颗感恩的心，又开始了另一场“爱心接力”，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地震后，失去父母的张家五姐弟在废墟上组成了一个家，“家长”是17岁的大姐张凤敏。几个孩子支撑着一个家，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震后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深夜，五姐弟住的简易棚里也“下”起了雨，正当五双小手端着锅碗瓢盆接雨水时，救灾的部队领导查夜来了。“解放军把雨衣脱下来，挡住简易棚上的窟窿，自己却淋在雨中。第二天一早，解放军过来紧急给我们盖房。那份真情啊，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大妹张凤霞的记忆里，那是个“连当时市领导都不见得有”的漂亮房子，她们拥有了。
            那天解放军把房子盖成了。张风敏买菜朝家走，第一次看见自己的房子，远远地看见她家屋顶上摇曳着一柱灰白的炊烟，一股说不出来的温暖和甜蜜刹那间涌上了心头。她忍不住鼻子一酸，几乎要哭了。
            后来十来年时间里，解放军叔叔时刻惦念着她们，还不断地给张家姐弟送米、送面，整车的送大白菜和煤。近十来个春节，张家姐弟都是被接到大姐张风敏所在的部队度过的，她们到一起就怀念解放军叔叔的关爱。
            五姐弟都长大成人了，也都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和幸福的家庭，几十年来，每个周末，姐弟们都会像回“娘家”一样回到张风霞那里聊家常。
            “要让关心过我们的人看到我们幸福的现在。”张凤霞说。
            唐山抗震20周年纪念时，五姐弟专程去辽阳“寻亲”。曾有一位叫吴宝锦的叔叔，在她们小时候经常寄钱、袜子和手套。也就在那时，姐弟们才知道吴叔叔竟是个盲人，家境并不宽裕。
            1996年，五姐弟专门到辽阳看望这个可敬的吴叔叔。吴叔叔听说是唐山五姐弟来了，十分高兴，他用手紧紧地抓着她们的胳膊，抚摩着她们的脸：“你们都好吧？都好我就高兴啊！”五姐弟全哭了。五姐弟给吴叔叔带来了唐山特产麻糖，可惜吴叔叔得了糖尿病，不能吃甜食了。吴叔叔笑着说：“别买东西，我看着你们都长大成才，比啥都高兴啊！这麻糖我收下，它象征着你们的生活比麻糖还甜哩！”
            五姐弟被说笑了。她们希望吴叔叔这样的好心人健康长寿。
            而今年，五姐弟最大的愿望就是找到那些曾帮助过她们的解放军们。尽管线索断了，她们每天还要去寻找。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五姐弟悲伤至极，她们主动捐款，有的还报名领养汶川地震的孤儿。
            书写唐山孤儿，有一个人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当年石家庄育红学校党委书记、校长董玉国。
            董玉国记得，石家庄育红学校是震后一个月建立的。那一天，他突然接到市教育局通知，让他马上交接工作后到市委组织部报到。原来，省里决定在石家庄成立石家庄育红学校，集中收养唐山地震孤儿。组织决定让董玉国当校长。这位开滦矿工出身的唐山籍教育工作者是唐山丰南人，对家乡唐山孤儿有感情，由他筹建这所特殊学校最合适。
            仅仅十几天，就从173个单位调来260人组建起教职员工队伍：仅用35天，一座3300平方米的教学宿舍楼就竣工投入使用。8个办事处、40多个居委会的大娘大婶连夜赶制了表里三新的被褥，长征路小学为孤儿做了几百个枕头……一个吃、穿、住、学、用全由国家供给，能满足从幼儿园到高中各阶段教学的特殊学校就这样诞生了。
            董玉国说：“盖楼前需要征地，市领导让民政局找桥东区。民政局领导面露难色：这可是块宝地呀，恐怕桥东区不给。市委书记对民政局局长说：“你去讲，估计他们会同意。如果不同意，市里出车把他们拉到唐山，让他们看看唐山地震的惨状，看看那些可怜的失去父母的孤儿们！”
            “后来证明，民政局的顾虑是多余的。区里一听给孤儿盖房特别痛快，当天下午就开了工。石家庄人民对唐山孤儿是很有感情的。”
            1976年的9月8日，153个惊魂未定、穿着各式各样不合身衣服的唐山地震孤儿出现在省会人们面前。孩子们挎包里装满糖果点心和日用品，左胸上用大头针别着写有姓名、年龄的白布条。有的孩子细细的腕子上还戴着亮晶晶的手表，有的脖子上挂着缝纫机机头，那是父母的遗物。董玉国心情沉重，喉咙哽咽，事先想好的欢迎词一句也说不出来。
            3个只有六七个月大的女婴格外惹人怜爱。产假尚未休完的刘曙光、刘俊琴老师，看孩子哭闹就用自己的奶水喂饱她们。别的孤儿身上都有写着名字的布条，只有这3个没有，董玉国回忆说：“我们校党委和阿姨们商量一下，给她们起名叫党育红、党育新、党育苗。她们都姓党，是党的女儿。”
            孤儿们晚上到的石家庄。学校早就准备好了绿豆汤和炸果子，市领导亲自到浴池检查洗澡水凉热。新华区一家服装厂听说唐山孤儿来了，决定免费给孩子们定做衣裳。厂里来人给每个孩子量体裁衣，工人们忙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就穿上了新衣服。
            9月9日、孤儿们换上崭新的衣服参加石家庄市为他们举行的欢迎会，市领导们都参加了。唐山民政部门一位领导的讲话，让孤儿们永远难忘。他声音嘶哑着说：“孩子们，我把你们送到石家庄了。别认生，这是咱的省会！叔叔和阿姨对你们错不了！你们听话，好好学习！但有一点你们要记住，你们是唐山的子孙，唐山父老永远想着你们！唐山是你们的家！等过了这段困难时期，我亲自来接你们，你们别忘了回家！”说着哽咽了。据说这个民政干部带着严重的内伤照顾这些孤儿，回去没有半年就去世了。当时，一个女孩上台演出，笑得依然天真可爱。而一个13岁的男孩，显然已明白“孤儿”二字的含义。他上台致答谢词，说到“爸爸妈妈都死了，是解放军叔叔救了我”时，感情难以自制，台上台下一片哭声。
            董玉国伤感地说：“接他们之前就讲，见到孩子们不要哭。结果大家还是控制不住，有个书记心脏不好，一激动还‘出溜’了。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毛主席逝世了。哭声再也抑制不住了！”
            一天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雨。电闪雷鸣，孩子们认为地震了，炸了营似的跑了出去，一个个跑到外面被雨淋着。有的孩子钻进树棵里，瑟瑟发抖。董玉国和老师们急忙出去找，都找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淋湿了全身。一个孩子发烧了，急忙叫来医生。董玉国抱着一个孩子安慰说：“别怕啊，有我们在，啥也别怕！没有地震，哪能总震呢?”这个时候，董玉国让老师们多劝劝孩子们。当时并不知道心理干预。
            董玉国和育红学校的老师们对待唐山孤儿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孩子们在育红学校茁壮成长。32年过去，他们都长大成人，都成家立业了，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有18名上了大学，十几名上了中专，有27名参了军，高中、初中毕业生都由石家庄、唐山两市安排了工作，如今他们成长为干部、工人、教师、留学生、劳模、企业家，等等。
            2006年5月1日，在一位摄影家的倡议下，60多名唐山地震孤儿聚集唐山抗震纪念碑前拍照留念。品味30年的生活，大家欢笑着，畅谈着，但是，他们都觉得缺少点什么。孩子在热闹中突然感觉孤单时，就一定会想父母，孤儿们此时想的就是他们的老师。王建伟和胡桂敏等人提建议说。“回家，我们回家看看老师们吧！真挺想他们的！”他的建议马上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于是，他们去石家庄看望老师了。
            董玉国老人做了手术，身体欠佳，已经10多年没有回唐山丰南老家了。孤儿们马上想到去董玉国的老家。在丰南区陡河岸边的董各庄，他们用摄像机拍下了董玉国的老宅，拍下了刚刚发芽的柿子树。听说这棵树是董玉国老人年轻时在老家栽下的。还拍了一些董玉国的乡亲邻居，他们对着镜头说了好多问候董玉国的话。董玉国的已经83岁的老嫂子，听说这群人是董玉国当年育红学校的孩子，马上给他们包饺子，还在后院割下一捆韭菜，托他们带给董玉国。
            董玉国看见录像，望着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分别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他老泪纵横地说：“孩子们啊，你们真是懂我的心啊！我这辈子可能回不了老家了，当年是我把你们接回了家，今天是你们让我回家了啊！”
            坚强是什么？是把悲伤留给自己，快乐留给别人。
            曾在邢台市育红院任职的陈德英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件事：1977年7月28日，唐山地震一周年祭日的时候，老师们特别担心地震孤儿，尤其是那些已经懂事的大孩子会出现异常反应，于是煞费苦心地想好了一些“应急措施”。可让她们意想不到的是，早晨起来，所有的孩子都如往常一样笑着闹着……
            当时，老师们就被这些孩子感动了：他们内心哪怕有再大的痛，也会把快乐留给别人。
            就在这本不该属于他们这个年龄所应有的坚强里，唐山地震孤儿长大了。
            朱立光可以说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位佼佼者。作为一名工学博士，朱立光承担了包括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推广计划项目在内的近30项科研课题。如今，41岁的朱立光是河北理工大学的副校长。
            大地震的时候，朱立光失去了父母和妹妹，成了一名孤儿。姥爷把他接到身边，他的天塌了，对于他来说，眼前的生活像梦一样不可思议。他还记得学校复课的第一天，姥爷送他到学校门口，一边给他整理衣服一边说：“立光，你是赶上好时光了，党和政府关心你，已经免了你的所有费用。你要好好学习，对得起地下的爸爸妈妈，对得起国家！学成了要报效国家！”朱立光看见姥爷眼睛里的泪光，点点头。
            如何重新开始?只有从内心的坚强开始。自强自立，孤儿必须要过这一关！即便有育红学校老师的关爱，自己也要走出阴影。每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从不退缩，他想，大灾都挺过来了，还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呢?他感觉远方有个理想的光点在召唤他，他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
            生活和学习是忙碌的，他又很清楚，对于每个孤儿来说，每一天的节奏充满了忙乱和紧张。只有紧张地学习，尽量不去想伤心的事情才能尽快调整好心态。所以，这种自我化解能力，使朱立光的学习成绩一直领先。
            朱立光时时刻刻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他的关爱。父亲的单位每月发给他17元的生活补助，老师也是经常在生活上照顾他。他在丰南一中上学时，语文老师考虑到他家较远，干脆让他住在自己的宿舍。
            1982年，朱立光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矿冶学院，从此与钢铁结缘，同时也练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读大学的时候，为了省一点钱买学习资料，朱立光经常中午不吃菜，到晚上买点中午的剩菜吃；双休日，他经常带两个面包在实验室里一坐就是一天。为了取得第一手技术资料，他打着麻绳走到钢厂的钢包上，而脚底下就是高达1000多度的钢水。别人阻拦他的时候，朱立光说:“党和政府培养了我，我不能总为自己着想，地震这道坎我都过了，还有什么过不了的火焰山！”朱立光很庆幸自己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作了正确的抉择。
            本来，朱立光很早就可能拥有一个安稳的工作，可是他放弃了。大学毕业后，按说当时就业很容易，可家境困难的朱立光又毅然选择了继续学业。1993年，已经成家又有孩子的朱立光又坚定地考上了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生，主攻连续铸钢和高速铸钢。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朱立光是有志气的，唐山是国家的钢铁基地。有一种说法，全国钢铁看河北，河北钢铁看唐山。可是，唐山目前的钢铁项目消耗了资源，污染了环境，附加值不高，唐山大钢铁需要升级，所以他是带着特殊使命展开学习的。学成之后搞精品钢研究，给唐山钢铁插上科技的翅膀。毕业后，他承担了国家重点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国家“九五”攻关项目等30项科研课题，其中5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9项成果通过部级鉴定，4项获河北科技进步奖。多少个日日夜夜，他都在科研室攻关!
            现在，大部分唐山地震孤儿已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仅唐山机车车辆厂和开滦唐山矿948名孤儿中，就有790多名获得过省、市、厂级表彰。地震孤儿刘双勇成为开滦最年轻的副矿长；唐钢热轧薄板厂技术部部长、硕士研究生张洪波，多次主持技术攻关，事迹入选《中国当代科学家发明家大辞典》；党育新在市残联工作，同时也是一名青年志愿者，在四川发生地震灾情后，她主动要求到灾区去心理救助。虽然地震留给孤儿们的或许是一道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但是坚强的他们却把灾难变成了一笔精神财富—尽管时间让他们渐渐被人淡忘，但他们活得是那么的坚韧而从容，执著进取……
            汶川地震，唐山孤儿非常关心汶川地震孤儿。他们不断举行爱心活动，捐款、捐物，有的对孤儿寄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人说像石家庄育红学校这样集体抚养好，也有人说这样造成孩子太封闭，不如家庭领养。讨论的结果，领养的观点似乎占了上风。
            就灾区孤儿的领养问题，中国心理学会、北京大学和北京市心理卫生协会联合成立了“中国心理学界危机和灾难心理救援项目组”，他们向民政部提出书面建议，希望民政部对孤儿领养进行全方位的考虑。
            目前，汶川地震孤儿领养工作已经开始，唐山提出的领养600名孤儿已经得到四川民政部门的认可。
            我们相信，汶川地震的孤儿们也会像唐山孤儿一样，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在领养家庭的呵护下，一定会健康快乐成长。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爱给孩子们！

截瘫伤者：实现人生价值

 
            只一瞬，天堂就变成了地狱。灾难中，走的人走了，活着的人活了。但是在幸存者里，有相当一部分残疾人，残疾人里最多的是截瘫病人。
            轮椅、截瘫者的必备工具。每一个到唐山的人，都会看到那么多的轮椅。或是儿女推着父母，或是夫妻相携，或是自己摇着轮椅独行，还有不少挂着“残”字车牌的三轮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这是灾难留给一座城市的“后遗症”。
            在唐山大地震中，因大地震导致截瘫的有3817人，当时有外国专家预计他们的生命极限是15年。如今，32年过去了，这个因地震而残缺的群体却在社会关爱的阳光下幸福地生活。
            唐山震后32年来，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唐山市孤寡老人生活有保障，生病有人管，临终有人送，幸福地安享了晚年。截瘫伤员经过医护人员的努力和社会各界的关心帮助，都树立起了正视现实、从现实出发、追求有意义生活的人生信念，80%的截瘫伤员通过参加职业康复训练，身体功能得到了一定的康复。有的自学成才当了作家，有的还成了善于经营的企业经营者，各自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唐山地震后，唐山呼吁全社会都关爱残疾人。在18所截瘫疗养院中，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是其中最大的一所，于1981年主体建成并投入使用，同年5月份第一批截瘫伤者入住。唐山市康复教育中心作为全市残疾人的免费培训基地，2005年投入经费104万元，集中开办了13个专业培训班，免费培训残疾人逾千人。在就业问题上，也付出了极大的努力。2004年，唐山共有在岗残疾人10540名，推荐城镇残疾人上岗就业1018名，农村残疾人就业9787名。2005年全市新安置924名残疾人就业，共安置13479名残疾人就业，并在唐山建筑中建设无障碍设施。目前，唐山市共设置盲道7.3万多米，人行道出入口295处，坡道540处：兴建了便于残疾人居住和生活的“康复村”，具有无障碍设备的截瘫疗养院、康复教育中心、康复医疗中心等20多所；全市较大宾馆、饭店、百货商厦、购物中心、医院、车站以及信息服务等公共设施，不仅内部采用了无障碍设计，而且延伸到与其相连的道路出入口。
            我们不能忘记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付平生。他是个平凡的人，可他胸中涌动的却是不平凡的热情。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付平生牵头组成的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小乐队名噪一时，曾在中国残联成立一周年庆典时赴中南海演出。之后，他又作为我省轮椅篮球队的一员，参加了第二届至第六届全国残运会，屡创佳绩。
            付平生从小酷爱音乐，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学校乐队的主力，而那场大地震差点把他和音乐隔开。
            地震中受重伤的他在石家庄接受治疗3年零8个月之后才回到了唐山，然而他却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因此放弃希望。付平生说：“当时自己年轻，总感觉除了不能走路，什么也不比别人差。”
            于是，在截瘫疗养院的阳光室里，人们总能看到他拉二胡的身影。在悠扬的二胡声里，不但让他找回了自己，也在他周围聚集了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截瘫病友。看到二胡的神奇力量，疗养院专门为他们配备了乐器，组建了一支小乐队。
            当时疗养院属于对外开放单位，经常有外国友人来参观访问，而小乐队的演出就成了接待外宾的一个固定节目。虽然小乐队的演奏水平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却用音乐表现出截瘫患者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
            付平生自豪地告诉我们，在庆祝中国残联成立一周年的那次演出中，由他作曲、姚翠琴填词的歌曲《我是幸福的残姑娘》受到一致好评。姚翠琴也是一位高位截瘫病人，后来成为一名作家。
            后来唐山要建残疾人康复中心，小乐队就不定期到工矿企业义演募捐，几乎每三天都有演出，几个月下来竟募集到了30多万元。在当时，这算是个很大的数目了。
            在组织小乐队的同时，他还参加了轮椅篮球队。从第二届全国残运会开始，他已参加了五届，最好成绩是全国第三。而残疾人从事体育比赛要比正常人付出百倍的辛苦，坐在轮椅上，凭一双手运球、投篮，移动换位也靠这一双手，翻车撞伤是常有的事。有一次，他跌伤了，鼻子淌着血，志愿者耐心地照顾他，他感动得哭了。那不是悲天悯世的眼泪而是经历苦泪最终战胜苦难的眼泪。
            有时候，静下心来也有苦闷、悲观的时候。他就骂自己：没出息说实话，人这辈子总得有些沟沟坎坎的，勇敢面对吧！
            像付平生一样，唐山大地震的截瘫伤者不但幸福地生活着，而且在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中有在国际残疾人体育比赛中屡获金牌的董福利、王宝占、李冬梅，也有被称为“轮椅作家”、多次在各类文艺大赛中获奖的姚翠琴……
            残疾人虽然身体残缺，但心灵是美丽的。他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有自己交际的圈子，有自己的好朋友，虽然他们的身体是残缺的，但他们对人生的积极追求却是和正常人一样的。他们牢记着雨果的一句话：人生便是白昼与黑夜的斗争！截瘫病人每天都与黑暗顽强战斗，最终迎来了光明……
            这是一个特殊的村落，居住着特殊的村民。
            它坐落在唐山繁华闹市的一个小巷子里，一个十分干净整洁的院落，一排排的平房组成几个小院子，共有26套房子。各种花草树木分布在院里的每个角落，与周围的高楼林立相比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里就是唐山地震截瘫伤者的幸福家园——康复村。
            平房最里面的一套房子就是“村长”杨长禄的家。记者见到他时，他因为泌尿系统感染正在发烧，而这是截瘫伤者的常见病。
            为了让新婚而无住房的截瘫伤者有个温暖的家，唐山市在1991年开始建设康复村。1992年7月第一批“村民”入住时，康复村还为十几对新人举行了集体婚礼。康复村现有26套住房，住着25户截瘫伤者家庭。为迎接抗震30周年纪念，有关部门对康复村进行了翻修改建。改建之后，每户的居住面积从40多平米增加到57平米左右。
            康复村是专为截瘫伤者建的无障碍住房，生活起来挺方便的。住户也都是截瘫伤者组成的家庭，大家相互扶持，更懂得珍惜生活，热爱生活，也更容易感受幸福。因为自己也是一名截瘫者，杨长禄对这里的“村民”特别了解。他说，震后曾有外国专家说唐山的截瘫伤者活不过15年，但现在已过去了30多年，而自己的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康复村中截瘫家庭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民政部门按月发放的生活费和所在单位的补助金，完全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了生活得更好些，被斑家庭的男人们或摆摊修锁配钥匙，或开电动三轮车跑客运，赚些钱贴补家用，女人们则在家里做些家务。
            一位记者朋友回忆起他在2002年的春天进入康复村的情景：
            46岁的郑维芹带着爽朗的笑容引我进入她家，雅马哈电子琴，果实累累的金椅，鸣叫的蝈蝈……如果不是身下的轮椅，几乎让人忽略她是个残疾人。
            “外人见了我都纳闷：腿都这样了，你咋还这快乐呀?我说，认识常姐后，我就变得开朗了。”郑维芹说。她说的“常姐”名叫常晓英，是开滦医院干部病房护士长。从1996年起，她坚持利用业余时间到康复村照顾、护理截瘫患者，被大家称为“咱们的村医”。
            郑维芹20岁时被地震砸成瘫痪，在外地住了几年医院，回来后转到康复村。1999年患卵巢囊肿在开滦医院手术，住院12天中，常晓英天天来看她。主动帮她在开滦医院联系手术，并嘱咐医护人员对她加倍照顾。考虑到郑维芹家经济并不宽裕，常晓英还联系院领导为她减免了部分医疗费。住院期间，常晓英一有时间就往病房跑，陪郑维芹唠家常，帮助她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手术非常成功，郑维芹不仅获得了肢体的重生，更获得了心灵的重生。然而2006年，郑维芹到了更年期，终日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甚至想到自己的生命真的要走到尽头了。这时又是常晓英主动找到她，经常到家里来看她，陪她聊天，开导她正确对待更年期，与她切磁琴艺，帮她分散注意力。经过大半年的开导，郑维芹顺利度过了更年期。如今她见人就笑逐颜开，她说，是常晓英使她重建了生活的信心。
            村长杨长禄患糖尿病，十来年没有去过医院，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去药店买药吃。“那怎么行?糖尿病就怕乱用药。”常晓英得知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康复村，给杨村长验尿、抽血。后来，又用轮椅推着他去医院全面检查。
            如今，老杨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放心。因为到时候，常晓英肯定把该吃的药、该打的针都准备好。
            1996年的春天，常晓英第一次走进康复村，自我介绍是开滦医院的护士，问是否需要帮忙。接待她的杨长禄以为她想搞第二职业。常晓英却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想义务为你们做点事。”
            杨长禄回忆说：“她说先到各家转转，我寻思转就转吧，也没太在意。没想到时间不长，就听村民们说，常晓英经常来，抽血，化验，打针，输液，推着他们去看病，跑前跑后的，几乎成了我们的‘村医’。”
            康复村院中的柿子青了又黄，樱桃熟了一茬又一茬，常晓英这个村医一当就是10年。
            截瘫病人最怕得褥疮，也最容易得褥疮。双目失明的王秀珍老太太褥疮烂得 碗口大，露出了骨头。常晓英每天给她擦洗、换药。她把家里的烤电仪拿来，整整给老人治了一个冬天。康复村40多位截瘫病人，有近一半得了褥疮。常晓英挨个给他们治，不仅王秀珍，许会平、白荣珍等人的褥疮也都治好了。
            王秀珍去世前，念叨最多的就是常晓英。她说常晓英是“活菩萨”，是上天安排的好人。
            常晓英就像铁打的人，不知疲倦。有一年三伏天，常晓英陪发高烧的白荣珍输液，看她打冷战，就关了电风扇和门窗。屋里热得像蒸笼，输完液常晓英成了“水人”。李振达住院期间，梁小军又病了。常晓英一头照顾李振达，一头跑康复村给小军输液，一陪就是小半天。又有谁知道，工作“三班倒”的常晓英为此牺牲了多少睡眠和休息时间。
            刘印江得了前列腺炎。听说市里一家药店义诊卖药，他爱人王小惠连着几天起大早摇着轮椅赶去买药。常晓英知道后，主动承担了排队抓药的活儿。王小惠说：“常姐心里装着我们，唯独没有她自己。拿给我爱人输液来说，6点下班骑车到康复村，半个月风雨不误，天天盯着3瓶液体到夜里十一二点输完，再由她爱人接她回家。你说我们连送她回家的能力都没有，这辈子没法报答她的恩情了……”
            常晓英像一道阳光照亮残疾人封闭的世界。
            12年寒来暑往，常晓英无私奉献了多少个工时，护理了多少次患病村民，没有人统计得出。她用12年的默默付出感动了村民，也用120年的无声大爱感动了唐山。
            在唐山，像常晓英这样长期参与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有40多万人，注册志愿者24万人、他们把“帮孤助残”列为重点，使1104位截瘫残疾人和529位孤寡老人得到长期的“一助一”服务。“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他们以自己的行动温暖着这座城市。
            唐山对四川灾区震后孤寡老人和截瘫人员的安置提出了如下建议：
            对于没有亲属的孤寡老人，可考虑统一输送到其他省市敬老院暂时安置，待四川恢复重建后，再将他们接回原籍，由政府统一赡养。其次，可考虑将截瘫伤员转送到受灾较轻的地区或外地治疗、疗养，待伤势康复后再接回原籍。还要做好孤寡老人和截瘫伤员的心理辅导，一些截瘫伤者开始时接受不了瘫痪的现实，他们会非常失落，情绪也会波动很大，绝望与悲观常令一些人产生轻生的想法。应组织专业人员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鼓励他们珍惜生命，增强生活的信心。
            从唐山截瘫伤者的身上，汶川截瘫伤者会得到信心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