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回放
——孙守廷《血脉——赴川抗震救灾手记》读后
王散木
《血脉——赴川抗震救灾手记》（以下简称《血脉》），一部很棒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尽管我不知道可否拿这部作品去与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比伯仲，但是，我敢说，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记录这个时代，他们也都采取了我认为是非常好的态度，不回避疼痛、不回避个人、不回避哪怕是偏见的东西，从最小的地方入手，从最普通人的经验入手，关注最具体的最普通的最微小的那些细节，在不约而同地用自己的方式面对大的灾难进行写作。在这一点上，他们手法是相同的、心灵是相通的。
《血脉》的作者孙守廷，一位具有特别经历特殊身份的人：1976年河北唐山大地震，他是死里逃生的受难者；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他是慷慨赴难的施救者。正是两段刺骨锥心的疼痛、两场刻骨铭心的经历，丰盈了他基本素材的充足积淀、撩拨起他酣畅淋漓的创作冲动。因此，洋洋洒洒近30万言的《血脉》非孙守廷莫属！
通览全书，你会感觉到，在材料的使用上零碎而不凌乱，在时空的转换上跌宕而不失序，在铺叙的章法上多变而不松散，在抒怀的挥洒上真诚而不矫情，对众生的描画上形象而不失真……无论是大小场景，情节安排自然合理，细节描写细腻感人。叙事论理，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水到渠成，无拘无束。假如你去征询作者使用的是什么技巧，我敢保证，他会脱口而出：“没技巧！”这更印证了文学创作方法论上所形容的“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其实，无技巧不是没有技巧，而是打破传统陈规，吸收一切文学技巧，并灵活地为我所用，《血脉》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暗合了这样一种写作模式，吸收和借鉴多种文学体裁的方法和技巧，达到写作者所需要的一种自由的、独立性的表达。
作者在本书的《后记》中追询：“面对地震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应当用怎样的笔触来描写，才能在平淡的叙述中透视社会的现实意义，以及折射出的微弱的人性光辉。换句话说，除了应对灾难，向死求生，坚强不屈，我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大凡描写大灾难大祸乱的各类作品，总都离不开惨不忍睹的血腥暴露场面。我读《血脉》，读出了作者的苦心孤诣。无论是写32年前的那场唐山大地震，还是再现汶川大地震后的狼藉场景，作者都是委婉地避开了死亡、血腥、冰冷、惨烈等语词和场面，以温软、温馨、温情的笔触，去巧妙撩开、温暖回放那一幕幕不堪回首的过往和一张张触目难忘的面容。同时，全书的亮点很密集，我不仅读出了它的文学价值，还读出了它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乃至资政价值。
先说文学价值。谈到文学价值，首先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是什么？如果搞问卷调查，恐怕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答法，绝不会有完全的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写作者们的共识：文学是人学。细化开来，它包含四个层面：首先“就是从人出发，以人为文学创作注意的中心”；其次，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第三，文学作品归根结底表现和反映着人性、人生以及人道的人文精神，换句话说，就是作者应该站在人性与人道的立场上，以尊重人性、理解人性、维护人性、同情人性的态度，独立自主地思考并表达真实的社会与人生；第四，人性是相通的，文学作品反映的应该既有个体的独特性，同时又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人类本质的情愫，从根本上说是积极向上的。孙守廷的《血脉》无论是表现手法、铺陈角度，还是素材遴选、叙议收放，无不紧扣“人性”与人文关怀，去捕捉和展现人性的光辉，因此，我誉其为“温暖的回放”。这恰与当下流行的网络写作以及网络文学中那些追求低俗的商业价值、丑陋的娱乐性和动物般的感观刺激，形成鲜明对照。
《血脉》中有很多催人泪下的场景，读后让人久久难以平静。
镜头一：驰援北川。北川中学两栋受灾最重的教学楼，一栋完全夷为废墟，一栋现在看到的三层教学楼其实是五层，它的下面两层已经压没了，下面压了300多人。奋战三天两夜之后，樊立伟他们终于拆除了压在孩子们身上的三层楼房。望着三层的地板，樊立伟让机手停止了作业，关闭了发动机。在黯淡的夕阳下，救援队员们排成一队，又一次集体默哀。只要揭开这层沉重的楼板，孩子们的躯体就会一具一具地暴露出来，不过，再也不是一个一个鲜活的生命。“孩子们，我们来晚了！”樊立伟大喊一声，号啕大哭。写到这里，作者挥泪慨叹：“我们想象不出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这些正在读书的孩子，他们是怎样惊恐地躲避；在屋顶坠落的一刹那，他们是怎样惊骇地呼喊；在被成百上千吨的废墟重重地压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怎样充满期待地等着救援，又是怎样在剧痛和绝望中，慢慢地停止了呼吸。”
镜头二：救援队长孙守廷的大义担当。
A.救援出发前夜与丰南商厦老总关大姐的通话。电话中通报了赴川救灾物资准备情况之后，关大姐叮嘱：“老弟，灾区危险，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大姐祝你们平安，早日归来！”“我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说：‘大姐，你放心，我们决不给咱丰南人丢脸！我以性命担保，把这几十号人顺顺当当带出去，平平安安带回来，少不了一根毫毛。’”
B.大丈夫勇于担当，舍我其谁？“每次巡诊，都是我亲自指挥，坐着越野车在前方探路，叮嘱后面的救护车保持车距。在危险的路段，一个尾灯、一个手势，都是向后方发出跟上、停车、减速的指令，然后或抢行、或缓行、或避让……我早就打定了主意，这帮人，无论如何不能出现差错，连根毫毛也不能少，否则，我回去怎么向他们家里人交代？那可绝不是一句‘无颜见江东父老’可以了结的。我时刻叮嘱自己，不能冲动，不能蛮干，大家谁也不能出事。退一万步说，万一出事，那个人宁可是我，必须是我。”
镜头三：两个孩子朴实的话语。
A.到达灾区的当天晚上，常云丽给家里发了条短信，报个平安。过一会儿，她收到了回复，是女儿发给她的：“妈妈，你在抢救地震孤儿的时候，要当心自己。不然，你要是出了危险，我也成了孤儿啊！”读罢，常云丽眼泪夺眶而出。
B.救援班师途中的晚餐上，婷儿忽然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端着一杯果汁，穿过人群，走到我的身边。全场立即鸦雀无声。她大大方方地说：“孙爸爸，我没有爸爸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亲爸爸！女儿敬您一杯！”掌声四起，满座唏嘘，我连忙站起来，一饮而尽。醉了，不是因为这杯酒，是这句话，这段情。
撷取这些场景和当事人的道白，无须我作只言片语的品评，读者诸君自有体味。诚如作者所言：“这里的每一个标点、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记载着一个故事。”就是那么多平凡而又普通的人，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豪言壮语，全力以赴救死扶伤，是那样的不平凡、不普通。作者说：“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闭上眼，那些志愿者们鲜活的影像就会飘然而至，呼之欲出。他们刚毅的背影，慢慢凝固成雕塑的群像，以不同的姿势站立着，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高大”，激发了创作的冲动。至于感人的情节与细节，全书比比皆是：出征前作者避开妻子写下三条留言分明是交代后事，“匆匆折起，压在书桌一角”，临行“随手又把腰上挂着的钥匙串摘下来放在门口的博古架上”；妻子为我收拾行装“动作比往常慢了一拍半，小心而笨拙”；丰南区要捐赠汶川灾区的“1000万元支票，一直装在我贴身口袋的信封里，上车下车、吃饭睡觉，须臾不敢离身。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下意识地去摸一下：硬硬的还在”；区医院的张佐文出发时，丈夫在病床上，把2200元钱一针一线地给她缝在衣服的口袋里，她一分也没舍得花，救援队捐赠时“她背过身去，一点一点地拆开线头，把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那沓钱，一分没剩”全部捐赠出来……
在《力量之源》这一章，作者意外发现灾民帐篷里一束洁白盛开着的栀子花，深为感动，“我俯下身去，深深地大吸了一口，一股浓郁的芳香直冲鼻孔，沁人心脾。”并由衷一赞三叹：“在如此惨烈的灾难面前，这家主人却还能如此平静，是在悼念失去的亲人，还是对新生活的向往？”“就是这一小束盛开的栀子花，却让我感受到灾区人民的坚韧，感受到生活的美好，感受到来自人们心底的那缕温暖的阳光。”“在灾难面前，有一种姿态叫向上，有一种精神叫抗争。我们从他们身上，也汲取到了取之不尽的营养和用之不竭的力量。直到现在，时隔多年，我一回想起那束栀子花，仍然为之感叹，激动不已。”这就是这束栀子花的深刻寓意所在。
此外，在对1976和2008两场地震大灾难的描写中，作者怀着对亲人的爱与心痛，对自己熟悉的生命形式的理解，来书写一种亲人的生活。作者写自己的父母、哥哥、姐姐，都怀着时间感和历史感，带有个人成长记忆的投射。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南并不是一个大灾之后客观存在的行政区县，而是作者的故乡，作者的丰南，正是这一点让它显得格外令人动容。
还有两个情节，令我心生感动。一是婷儿的去留问题。“闺女，你的将来由你自己做主，不外三种情况。一是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上大学，找工作，等你出嫁的时候，别人家怎么嫁闺女，我也那么办！二是你把这里当成亲戚，不管以后落在哪儿，逢年过节回来看看，隔三岔五打个电话，我也挺知足；三是你远走高飞，不愿再勾起那些往事，就此两断，相忘于江湖，我也能接受。在这件事情上，永远是你说了算！”二是婷儿想改姓。我笑着说：“我要是姓爷，你就改；可我姓孙，辈分这么低，你改它干什么？”此事不了了之。——这里展示的是大爱、无私，更是作者的睿智、幽默与圆融。
再说史料价值。在阅读本书时，我们经常会遇到长串长串的数据和成段成段有关地震灾害的文献史料。也许有人会感觉数据的乏味及史料的引用，冲淡了作品的可读性。其实不然。能够在文学里面纳入文献也是很好的方式，我是觉得我们对文学应该有种包容的心态，可能中国这么多年以来，觉得小说更为重要，对非虚构一直持有更多的质疑。我觉得这都不要紧，随着各个层面不断地提醒大家关注，可能会习惯各种各样的写作方法。因为文献是很好的佐证，它怎么不可以用在文学里面呢？当然可以。现在像国外的布拉尼奥、丹尼洛·契斯，国内的余秋雨、贾平凹、梁衡、南帆等作家，他们的知识学用得非常好，这个恰恰是把文献重新变活，非常棒的，我觉得这恰恰预示着文学更宽广的一个途径，这不是个坏事情。假定聪明的读者会对哲学、科学、文学方方面面的事物存有好奇心，想要享受多角度的审美体验，这就要求写作者能用长篇非虚构作品唤起这部分读者在知识、智力、审美、认知方面的满足感。
我做了一个大致的归纳，本书涉及密集数据的人员名单、捐赠、救治、损失、伤亡等方面，不下百余处，你再仔细比对一下，无论哪些被删除，都会产生缺憾。诚如作者所言：写作的目的就“是回忆，是纪念，是为了不被遗忘的讲述。”“这一辈子，能经历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的人不多；经历了这两次大地震，想写下来的人也不多；既有经历，又想写下来，手里还积累着素材的人就更少了。”因此，这些数据不仅不枯燥乏味，反倒弥足珍贵。对存史、对回望、对反思，具有深远的意义。诸如《开篇》讲“中国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地震”那一段，对史载明嘉靖以后至公元1966年之前410多年间发生的十多次严重地震所波及的地域、时间、震级强度、受灾人口、死伤人数、经济损失等，留下了翔实的数据。再如，对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各种数据的汇集、归纳，无不显示出作者的有心、严谨。这些，无论是对普通读者，还是对专业研究者，乃至对中国地震史和河北、四川的地方史志撰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最后说说学术价值。通览全书，作者从唐山大地震的受难者、汶川大地震的救援者，再到把两次亲历付诸成书，俨然成了业余地震研究专家。因此，我认为，肯定《血脉》一书的学术价值，一点也不为过。
首先，在地震预测问题上，作者在一次由多名专家在场的会议上斩钉截铁作答并反诘：“能！怎么不能？”接着，以翔实的资料予阐述：“1975年2月4日，辽宁海城营口一带发生7.3级地震，中国科学家就曾发布短临预报，震区伤亡18308人，仅占总人口的0.22%，其中死亡1328人，占总人口的0.02%。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准确预测并由官方组织撤离民众的唯一成功案例。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专家也有预测，可惜只有卢龙县采取了预防措施，没有死人。当年8月，四川省地震办准确预测了松潘、平武的三次强震，死亡人数仅为41人，重伤156人，轻伤600余人……”有人问及唐山、汶川两次地震的“震中准确位置及两者相距有多远”时，作者巧妙作答：“两次震中在同一个位置，都在全国人民的心上，山（唐山）川（四川）相连，没有距离。”何等的睿智！
其次，在震后救援问题上，他慷慨陈词：“在唐山地震和汶川地震之间比较，救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震后需要的大型设备，包括破拆、挖掘和起重设备，都严重缺乏。唐山地震时是没有，那时候‘文革’尚未结束，多年动乱，国力匮乏，调不来那么多的机械；而汶川地震时是进不来……我们在现场看到的依然是解放军和志愿者们，人手一把铁锹，一根钢钎，甚至是一双手，在那里救人。”他直言不讳：“汶川震后组织自救不够，和唐山当年就近互救大相径庭。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是一个客观因素，但是不是决定因素……”
作者不仅言之凿凿，而且论之有据——“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灾民的自救和互救绝对是应对突发事件、抵抗重大灾难的范本，完全可以写入救灾避险的教科书。当时救援的顺序是：（一）自救。保持冷静自行逃脱，第一时间抢救他人。（二）邻里互救。隔壁对门儿就近救援，争取宝贵的时间。（三）家族相救。三叔二大爷挨家挨户地救。（四）亲戚之间，派人打探，搭手相助。（五）外村救人，救完本村救邻村。这样做，不仅极大地减少了人员伤亡，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死里逃生的奇迹，而且涌现出了一大批舍己救人的模范人物。”他特别列举了刘胡庄大队赤脚医生吴玉茹、马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陈维强、某公社青年点炊事员张之利等舍己救人的典型事例。同时讲了唐山地震时正反两个例证：原毕武庄公社有一个大队，是一个1000多口人的大村。当时房屋倒塌十分严重，他们的老支书从倒塌的土坯房里钻了出来，跑到废墟的高处，大声高呼：“共产党员站出来，一个党员一个组，救人！救命！”这个村共有9人遇难，30多人受伤。而与之相邻的一个小村，地震后爬出来的人们由于恐慌，纷纷跑到了公路上避险，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结果118人死亡，80多人受伤，仅转院治疗的重伤员就有46人。
再其次，是对震灾之后人们生理心理带来的影响的归结。“唐山大地震以后，全市肢体伤残的病人超过两万人，其中大部分在家人的帮助下，基本能够维持生存，也有一小部分由政府集中供养。据统计，地震共造成3817人成为截瘫病人，全市共建有14个截瘫病院，入院人数最多时超过2600人。当时国际专家曾断言，基于生理、心理及治疗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这些截瘫患者最多只能存活15年。如今40年过去了，唐山仍有千余名截瘫患者健在，比预言的生存极限年数翻了一倍还多。丰南目前在院的截瘫病人还有41人，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列举了这些数据之后，作者感叹：“在灾难面前，最脆弱的是人，最强大的也是人，死的已经死了，活的还要坚强地活下去。身体的创伤有的可以治愈，有的不可治愈，但心里的伤痛，恐怕更难以平复。也许，靠他们自己的坚强；也许，靠时光的打磨，外表上形成了茧，包裹的依旧是一颗血淋淋的心。”这是无药可救的深入骨髓的痛！
在谈了《血脉》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之后，我感觉，还衍生有一层教化和资政价值。千百年来，优秀的文艺作品一直如火炬在前，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文脉不断、元气不散，虽履险而能如夷，经百折而犹向前。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要有教化功能。《血脉》中都有精彩的展现，读来，丝毫不感觉是空洞的说教。
在《灾情就是命令》这一章写重伤员大转移时，作者夹叙夹议：“事后我才知道，仅仅在绵阳，这一夜就转出了近2000名伤员，大部分是重伤员。要不是在中国，没有社会主义的体制框架做支撑，这样的事情，我们连想也不敢想。任何一场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党，想到国家，想到人民解放军，正如孩子在受到惊吓和委屈的时候，总是下意识地喊一声：妈——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本色永远不变。”
在《力量之源》一章，作者用张会春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什么是党员干部的楷模——去平武抢险，他说：“我岁数大，我去！”在北川救援，他说：“我是党员，我上！”在安县运送伤员，他说：“我是干部，我来！”在灾民安置点，他说：“老百姓遭罪，我心疼啊！”
在《血浓于水》一章，作者说，我们还没有到达灾区的时候，就开始感受到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穿越秦岭的时候，部队在公路上拉起了警戒线，禁止任何车辆通行。当他们的团首长听说车上装的都是药品、器械等重要救灾物资时，不仅当即让出道路，让车队过去，而且下令给救援队更换了两台汽车发电机，给七辆货车的油箱全部加得满满的，护送离开。在平武县的响岩镇，一个团参谋长把自己的手机号码送给我，说：“老孙，如果你们在这里遇到什么危险，请告诉我位置，部队会第一时间赶过去救你们！”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教材更鲜活！
写到这里，我仍然感到还有很多话没说完，但是限于篇幅，又不能不忍痛割爱。如果一定要让我说点书中不足之处，我只能说，《共同的见证》一节涉及各方面的代表还是少了些，比如救援队员的家属、被救治的伤者等，增加了他们的叙述与感受，也许更能立体全面地展示丰南救援队员们的风采。再者，一个长期写公文的人，一下子弄出这么个大部头的东西，我们无法苛求百无一疏的严谨和技法娴熟的妙笔。能够全景式的再现那段刻骨铭心的日日夜夜，已经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