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灯

 
            1969年冬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穿军装的人，是野营拉练的部队。前一段听大人们说，从春起珍宝岛就打起来了，现在又冷不丁地来了这么多当兵的，我心里不禁有些紧张，大气儿也不敢出，老实地趴在奶奶的大火盆旁边，一粒一粒地烧豆子吃。那时候，奶奶已经瘫痪了。
            部队上的人，挨家挨户地号房子。我们家腾出了一间屋子，一条炕上挤了有五六个人。他们个个都很精神，说话南腔北调的，有时候问我一句话，要奶奶或是父亲复述一遍，我才能听明白，然后怯怯地回答。他们白天站队训练，开会唱歌，帮助大人们挑水拾柴，打扫院子，一会儿也闲不住。晚上把我抱到他们的屋子里，围着油灯，教我唱歌。开始我还忸怩着不敢张口，后来混熟了，我每唱一段，他们就奖励我一个毛主席像章，大的，小的，我积攒了很多，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
           那天傍晚，我正在前院看大人们碾米，天上突然飘起雪来，我赶紧跑回家去。一进大门口，就听见屋里传来争执的声音。进去一看，原来一位战士帮奶奶打扫房间时，一不小心把煤油灯摔碎了。那是一盏非常普通的油灯，绿色的玻璃灯盏，上面有一个蛤蟆嘴儿的灯口，旁边的一个旋钮可以升降灯芯来调整火焰大小，最上面是一个玻璃灯罩。那位战士非要赔钱，奶奶说什么也不干，父亲母亲过来给奶奶帮腔。一会儿又进来几个战士，两边争执得难解难分，说了半天，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来。这时，街上传来口哨声，战士们开始集合，要开拔到另一个村庄去。他们像商量好似的停止了争执，手脚麻利地打好背包，一边向我们道别，一边急匆匆地跑到街上去了。
          这时，屋里的奶奶拿起她的大烟袋，往烟袋锅里装烟，一推烟笸箩，意外地发现两元钱和一张字条，连忙喊过父亲来念。父亲看了纸上的字，说：“唉，人家还是赔了灯钱！”
          我们一家人赶紧追到街上，一队一队的战士正从远处赶来，又往远处赶去，哪里还能分辨清楚。战士们走了，唱着歌，迈着整齐的步伐，顶着鹅毛大雪，渐渐地远去了。我们在门前久久地站着，橘红色的灯光照在雪地上，在黑暗中越来越亮。
            第二天起来，满世界银装素裹，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