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上新房的第一年，刚过了二月二“龙抬头”，村子里一场瘟疫悄然而至。发病的都是孩子，浑身上下长满了红色的斑点儿，大人们管它叫“蛤蟆瘟”，其实就是麻疹。那时候，麻疹疫苗还没有到我们那里，庄南边的乱葬岗上，时不时就有人夹着破席头儿，去掩埋死去的孩子。
             在我们家里，头一天撂倒的是老大和老三，第二天躺下的是老二和我。当时的难受劲儿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哥儿四个一拉溜儿卧成一排，谁也不吭声。母亲长吁短叹，一天到晚地蹲在灶坑前，给我们烧水喝。父亲去公社的小医院，转了一圈，又空着手回来了，然后去阳坡地刚刚开化的冻土里挖了茅草根儿回来，在堂屋里洗了一遍又一遍，放在锅里，低声交代母亲用小火，多煮一会儿。他进了屋，先是在炕沿上坐了老半天，才站起身来，把我们几个挨个儿地摸来摸去。当父亲粗糙的大手滑过我脑门儿的时候，我勉强把眼睛睁开一点点，看到了父亲眼里满满的慈爱，那种舐犊之情，让我难以形容，又终生难忘。
              又过了一会儿，父亲叹了一口气，缓缓地说：“给你们每人两毛钱，谁要是熬不过了，就去合作社买海米，回来泡在茅草根儿的水里喝，说是往外发的，挺管事。”我大哥说：“我能挺住，让他们买去吧！”傍黑的时候，我们商量了一下，二哥三哥带我挣扎着去了合作社，每人买回了一小把海米，趁热在茅草根儿煮的水里泡了，喝了个滚瓜溜圆，出了一身透汗，又爬回炕上去了。
              三四天以后，我们几个都渐渐地好起来。我是在屋子里待不住的人，刚精神了点儿，就偷偷地溜出去玩儿。西院的小全比我大一岁，处处让着我，是我最好的伙伴。我扭搭着走进他家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半点儿声音。我把门帘子挑开一条小缝儿，不见小全的影子，只有他妈一个人在炕上坐着，脸朝着窗户外头。我轻轻探身进去，趴着炕沿，怯怯地问：“小全哥哩？”
              他妈扭身看见我，哇地哭了起来，老半天，才抽泣着说： “小全没哩，死了，埋去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