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条

 
            我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子里教书，工分加补贴，一天记十个工分，一个月给十二块五的补贴，日子过得很艰难。离家远，供给不足，伙房里除了玉米面，就是那个粗瓷大海碗里的大粒盐。一日三餐都是玉米面两吃，稀的是糊糊，干的是窝头，吃得烧心反胃，苦不堪言。
            做饭的老刘对我们说：“听说泊（bái）北儿有漏粉条的，你们明儿去个人买点儿吧！没个菜，大长的春天难过哩！”也不知是谁说了句：“孙老师去吧！”当下给我借好了车子，五个入伙的老师每人出两毛钱，让我礼拜天上泊北儿买粉去。
            泊北儿是个域名，不是个具体的地名。我们学校往北走上一里多地，就是油葫芦泊。这是个狭长的水库，东西四十多里，南北二十多里，丰南、丰润各占南北半边。当年山里的大水下来的时候，这里是个缓冲带。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水少了，除了雨季只有低洼处才有水。泊里一半儿长芦苇，一半儿被老百姓开荒种了地。因此，我们管水库北边的那一带叫泊北儿。当然，他们北边的人就管我们这一带叫泊南儿，这一称谓延续至今。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把车子打足了气，从庄东头老甄家借了两个尿素袋子，抖落干净了，用一条麻绳子捆好，沿着水库里的田间小道，一溜歪斜地朝西北方向去了。究竟哪个公社哪个大队有粉坊，我也不知道，反正鼻子下边有嘴，铆足了劲儿蹬吧！
            也不知过了多少村，骑了多少路，分不清是丰润还是玉田境内了，眼看太阳已经过午了，还没有找到漏粉的地方。生产队刚解散，原有集体的粉坊都关了，漏粉的家什也分得七零八落，找个私人家漏粉的，谈何容易。正当我人困马乏、灰心丧气的时候，一片白亮亮的粉架（粉条漏出来要理顺好搭在绳子拉成的支架上晾晒）映入了我的眼帘。哈哈，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鸟儿。我连蹬几下，在粉架正对的那家院子栅栏外停下来。
            这是一个敞亮的大院落，一拉溜儿六间大瓦房，西边还有三间厢房。院子里的沙土地扫得溜平，草刺儿没有，一挂半新的胶皮轮大马车停在院子正中。院子东边，铺了两领苇席，上面堆了一大堆碎粉头儿。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手里拿着一根赶鸡的小棍儿，眯着眼打盹儿。
            我把车子靠在栅栏门的边上，干咳一声，硬着头皮走进院子。老太太听见动静，站起身来。我定睛一看，老人家六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长得慈眉善目，一脸的和气，满头银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斜开襟的阴丹士林蓝袄洗得发白，腰板儿拔得直溜儿的，未说话，顾自笑了。她一边手搭着凉棚看我，一边乐呵呵地问：“哎呀，来客了！哪儿的客啊？”我迎着走上去，装着不认生的样子，大声说：“大娘，我是泊南儿的。”“哦，”老太太嘴里应着，偏过头，回忆着我这个泊南儿的客人，问我，“泊南儿的？是不是老亲啊？”我连忙解释：“大娘，我想买点儿粉条，您老这儿卖不？”老太太爽朗地笑了：“卖，卖！咋不卖哩？漏粉不就是卖的吗？来，快进来说话。你买多少啊？”
            “大娘，我想买一块钱的！”
            “哦，”老太太一边端详我，一边问，“你是自个儿吃呢，还是做买卖呢？”
            “我是伙房吃，学校的咧！”
            “哎呀，”老太太奓着手，“我说今儿一大早喳喳喜（方言，喜鹊）就叫呢，原来是学堂的先生（旧称，老师）到了。咋？先生还没吃饭吧？快走，进屋去，先吃口东西垫补垫补。”
            老太太的热情让我不好意思起来，忙不迭地说：“大娘，不吃了，我买了还要回去哩，贪晚了过泊怕是找不着家啊！”老太太看我这么说，也不多让，往屋里喊：“红啊，来客了！快出来，给客端一个菜饽饽来！这丫头，不识礼数，先生来了，也不知道出来说句话！”话音未落，屋里蹦蹦跳跳跑出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穿着一件小碎花棉袄，两条大辫子在身后甩着，脸一红，把碗放到一旁的小板凳上，又连颠带跑地进屋去了。老太太端起碗，塞到我手里，“先生慢用，我给你倒口水喝！”
我实在是饿了。那是一个玉米面的菜饽饽，金黄的面皮，焦黄的底儿，掰开一看，是干白菜馅儿的，还加了一点儿韭菜，一股香味儿直冲鼻孔。我顾不得矜持，一口咬下去，两颊生津，真是天下难得的美味呀！
            老太太端了一碗热水出来，递给我，不紧不慢地说：“先生啊，你要是伙房吃哩，我劝你买些粉头儿吧！这些粉头儿就是碎了点儿，不好看，便宜，一样吃哩！五毛钱一袋，不论斤，先生你出一块钱，就可以敞开了装两大袋子，能吃上一程子啦！”
            我一听，喜出望外，连忙点头，解下袋子就装，横七竖八的。老太太一看，连忙走过来，“先生啊，这样装不中哩！”一边说，一边把我装好的粉头儿倒出来。我有些不知所措。老太太蹲下身子，慢慢把粉头儿捋好，顺着口袋装进去，“喏，看到没有，这样装才实成，你可以多装一些哩！先生放心，装多少都是五毛钱一袋，你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多装些吧！”我装了满满两大袋子，掂掂每袋子都有三四十斤，在车子上捆好了，付了钱，和老太太道别，欢天喜地往回走。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来到一个村口，在一户人家里讨了一瓢水喝，喘口气问问路，原来是欢喜庄到了——这是水库边上的一个村子，离学校还有一个钟头的路程。我顾不得休息，顺着水库里崎岖不平的小道，颠颠跶跶地骑着车，脑子里全是猪肉炖粉条子的香气，每一次呼吸都胀满我的两肋。我们老家有一道菜叫“猴儿顶灯”，就是用肉汤把粉条炖了，盛在碗里，上面再盖上几块烂乎乎的五花肉，连肉带粉汪着一层油，趁热端上来，就着高粱米豆干饭，那叫一个香。
            从当天晚上开始，我们伙食里一日三餐都是咸盐水煮粉头儿，一直吃到夏天地里的头茬菜下来才结束。
            打那以后，我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时间，从来不吃粉条。我自己取了个名字，叫选择性厌食症。可惜，医学上没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