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政治服务，结合实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教育为生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丰南县地处京山铁路沿线，所以各学校也始终处在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到1941年，全县各学校使用的课本还都是敌伪课本，革命工作人员来学校时，只能教些抗战歌曲，讲讲革命形式，以及八路军战斗故事。以传播抗日主张，促进抗日斗争。以后解放区逐步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但为了应付敌人骚扰，各学校使用解放区和敌伪两种课本，解放区老村就完全使用解放区自己的课本了。
1945年后，县由丰玉遵、丰滦乐等联合县划出定名为丰南县，这时县政府和区政府，都有了较固定的地点，县、区都有专管教育的干部，其组织机构是：县教育科设有科长一人，付科长一人，科员一人；各区设教育助理一人；各中、小区有校长一人。王觉民、张治中先后任教育科科长，刘贺、龙林、李平等先后任教育科干部。
当时解放区教育，是在学习的基础上，配合中心工作，结合抗战进行大生产教育，那时各校师生都在课余时间，搞纺线、编织或其它生产活动。为了适应群众的生产情况，一般学校都因地制宜，举办了早、午、晚学习班和农民夜校等，为了配合区村中心工作，并组织校内外几童团，开展站岗、放哨、送信等活动。在战斗时，则投入送水、送饭、带路、抬伤员等工作。
1944年春，丰玉宁联合县委为充实县区干部，在尖字沾创办了一所“干部训练班”，县委书记张世英，县长江汉都亲自任课，这个训练班共办了两期（第一期三个月，第二期半年)，培养干部130多人。如白薇、龙林、白光等等都是这毕业的学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学校显著增加。1945年8月县在大新庄举办全县小学教师座谈会。由教育科长王觉民同志主持大会，并由铁北（即铁路北）带来一批小学教师骨干，对教师们进行革命教育。会后在大新庄小学院内开办了第一所“丰南县立中学”一个班，县长王鹏程任名誉校长。裴禄先任付校长，高子翔任教导主任，学生来源：一是具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村干部；一是各村年龄较大的高小毕业学生。学校任务，主要是培养干部，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所学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文体等六科，相当于初中程度。后因环境恶化，敌情紧张，致使这所中学为时不久，就解散了。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疯狂扫荡，使解放区的教育遭到严重摧残。据原丰润县（丰润、丰南）统计：1946年至1948年原有学校362处，减少到218处；原来的50处高小，到1948年秋只剩19处，幸存的学校也只能采取游击式的教学，台田沟里、青纱帐内，都成了课堂。
附：朱殿华老教师自述一坚持解放区教育情况
现在的南孙庄乡，唐坊镇西部和东田庄乡大部，几十个村庄统称铁北，原系丰润县第十四区。在日寇侵略时期，特别是于1943年后，在张六庄、深井两村，日伪设了据点，那时根本就没有学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区政府创办20处小学，约三十几名教师，使用的课本是由国家统一发的。当时各校师生边上课，边参加革命斗争，现仅以我所在的北孙庄
丰南县地处京山铁路沿线，所以各学校也始终处在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到1941年，全县各学校使用的课本还都是敌伪课本，革命工作人员来学校时，只能教些抗战歌曲，讲讲革命形式，以及八路军战斗故事。以传播抗日主张，促进抗日斗争。以后解放区逐步扩大，革命政权日益巩固，但为了应付敌人骚扰，各学校使用解放区和敌伪两种课本，解放区老村就完全使用解放区自己的课本了。
1945年后，县由丰玉遵、丰滦乐等联合县划出定名为丰南县，这时县政府和区政府，都有了较固定的地点，县、区都有专管教育的干部，其组织机构是：县教育科设有科长一人，付科长一人，科员一人；各区设教育助理一人；各中、小区有校长一人。王觉民、张治中先后任教育科科长，刘贺、龙林、李平等先后任教育科干部。
当时解放区教育，是在学习的基础上，配合中心工作，结合抗战进行大生产教育，那时各校师生都在课余时间，搞纺线、编织或其它生产活动。为了适应群众的生产情况，一般学校都因地制宜，举办了早、午、晚学习班和农民夜校等，为了配合区村中心工作，并组织校内外几童团，开展站岗、放哨、送信等活动。在战斗时，则投入送水、送饭、带路、抬伤员等工作。
1944年春，丰玉宁联合县委为充实县区干部，在尖字沾创办了一所“干部训练班”，县委书记张世英，县长江汉都亲自任课，这个训练班共办了两期（第一期三个月，第二期半年)，培养干部130多人。如白薇、龙林、白光等等都是这毕业的学员，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学校显著增加。1945年8月县在大新庄举办全县小学教师座谈会。由教育科长王觉民同志主持大会，并由铁北（即铁路北）带来一批小学教师骨干，对教师们进行革命教育。会后在大新庄小学院内开办了第一所“丰南县立中学”一个班，县长王鹏程任名誉校长。裴禄先任付校长，高子翔任教导主任，学生来源：一是具有高小毕业文化程度的青年村干部；一是各村年龄较大的高小毕业学生。学校任务，主要是培养干部，毕业后参加革命工作。所学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文体等六科，相当于初中程度。后因环境恶化，敌情紧张，致使这所中学为时不久，就解散了。
1946年秋，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双十协定》，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疯狂扫荡，使解放区的教育遭到严重摧残。据原丰润县（丰润、丰南）统计：1946年至1948年原有学校362处，减少到218处；原来的50处高小，到1948年秋只剩19处，幸存的学校也只能采取游击式的教学，台田沟里、青纱帐内，都成了课堂。
附：朱殿华老教师自述一坚持解放区教育情况
现在的南孙庄乡，唐坊镇西部和东田庄乡大部，几十个村庄统称铁北，原系丰润县第十四区。在日寇侵略时期，特别是于1943年后，在张六庄、深井两村，日伪设了据点，那时根本就没有学校。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由区政府创办20处小学，约三十几名教师，使用的课本是由国家统一发的。当时各校师生边上课，边参加革命斗争，现仅以我所在的北孙庄
小学为例：
北孙庄小学在14区区政府领导下，於1947年农历正月正式开学，当时教师只有我一人，学生23名，到同年5月份，全体师生就都投入了清算地主、土地复查运动。学生们都当了村儿童团的骨干，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所谓站岗，是在村边或要路口，手拿红缨枪盘查来往行人和监视本村坏人的行动，控制他们外逃和埋藏东西，放哨则是背着条筐或挎着竹篮到野外，以割草、挑菜为掩护，以防备唐坊、胥各庄等地的匪军突然袭击，除站岗、放哨外，还要斗地主，搞游行。我那时直接参加区里的工作，深入各村领导清算。复查工作。通过这一运动，学生人数显著增加。
同年麦秋后，县里召开了全县小学教师座谈会，教育科长李天庚主持大会，会址在原丰润县12区大吴姑堼，会议期间主要是政治和业务学习，以及参加地方土地复查工作。散会时教育科又给我校派来了唐友荣老师（丰润唐庄人），这时匪军的讨伐次数越来越频繁，行动也越来越疯狂，所以我们只好打游击上课，台沟、高梁地都成了课堂。记得一次师生正
在高梁地里学习，突然电闪雷鸣，风雨骤至，幸好我有一块常年坚持敌情，野外露宿的必需品一油布，赶紧拿出来，把所有的课本包好，师生紧紧偎在一起，在暴风雨中大家背诵着：“爱祖国、爱人民、热爱人民子弟兵…”。暴风雨过后，云散天晴，大家都淋得像落汤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们今天又学了一课书。白天是这样，晚上还得到六里地以外的张六庄过夜，因为这个村子大，离敌据点较远，村北又是一望无际的草泊，便于掩护、隐蔽，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县区干部、小学教师等来村过夜。
1947年农历9月底10月初，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夜里，国民党匪军和“肚皮队”（反动地主武装的别称），突然包围了张六庄，烧杀抢掠，枪声一片，全村立刻沸腾起来了，孩子哭，大人喊，纷纷向村外跑去。我和唐老师黑灯瞎火地刚拐进胡同，就被人群冲散了，当我跑进草泊后，才从群众嘴里得知唐老师被敌人打死在村北。事后我伙同民兵抬着唐老
师的遗体送到泊北，并通知其家属，我和大家一起含着泪掩埋了这位教育战线上的好同志。这次共死亡群众14名，教师1名，区领导考虑大家的安全，通知各小学管时停办。老师们在区政府领导下，深入各村作宣传工作（搞演讲、贴标语、画漫画）。
1948年3月，由区干部郑印奎同志送我到小英庄户教书。其时唐坊、田庄都有敌据点，很不安全，但群众办学和学生学习的情绪都很高，怎么办?只好采取游击式教学，或教室，或野外，坚持上课。晚上我还要带着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到村外野宿，当时一般是春季睡台田沟，夏秋两季睡庄稼地，冬季睡地窖，虽然艰苦，但都坚信革命必胜。那时我们编的顺口溜是“天当房子，地当床，草当被褥，沟当墙”。表现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就这样一直迎来了解放。
北孙庄小学在14区区政府领导下，於1947年农历正月正式开学，当时教师只有我一人，学生23名，到同年5月份，全体师生就都投入了清算地主、土地复查运动。学生们都当了村儿童团的骨干，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站岗、放哨。所谓站岗，是在村边或要路口，手拿红缨枪盘查来往行人和监视本村坏人的行动，控制他们外逃和埋藏东西，放哨则是背着条筐或挎着竹篮到野外，以割草、挑菜为掩护，以防备唐坊、胥各庄等地的匪军突然袭击，除站岗、放哨外，还要斗地主，搞游行。我那时直接参加区里的工作，深入各村领导清算。复查工作。通过这一运动，学生人数显著增加。
同年麦秋后，县里召开了全县小学教师座谈会，教育科长李天庚主持大会，会址在原丰润县12区大吴姑堼，会议期间主要是政治和业务学习，以及参加地方土地复查工作。散会时教育科又给我校派来了唐友荣老师（丰润唐庄人），这时匪军的讨伐次数越来越频繁，行动也越来越疯狂，所以我们只好打游击上课，台沟、高梁地都成了课堂。记得一次师生正
在高梁地里学习，突然电闪雷鸣，风雨骤至，幸好我有一块常年坚持敌情，野外露宿的必需品一油布，赶紧拿出来，把所有的课本包好，师生紧紧偎在一起，在暴风雨中大家背诵着：“爱祖国、爱人民、热爱人民子弟兵…”。暴风雨过后，云散天晴，大家都淋得像落汤鸡，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会心地笑了。因为我们今天又学了一课书。白天是这样，晚上还得到六里地以外的张六庄过夜，因为这个村子大，离敌据点较远，村北又是一望无际的草泊，便于掩护、隐蔽，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县区干部、小学教师等来村过夜。
1947年农历9月底10月初，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天夜里，国民党匪军和“肚皮队”（反动地主武装的别称），突然包围了张六庄，烧杀抢掠，枪声一片，全村立刻沸腾起来了，孩子哭，大人喊，纷纷向村外跑去。我和唐老师黑灯瞎火地刚拐进胡同，就被人群冲散了，当我跑进草泊后，才从群众嘴里得知唐老师被敌人打死在村北。事后我伙同民兵抬着唐老
师的遗体送到泊北，并通知其家属，我和大家一起含着泪掩埋了这位教育战线上的好同志。这次共死亡群众14名，教师1名，区领导考虑大家的安全，通知各小学管时停办。老师们在区政府领导下，深入各村作宣传工作（搞演讲、贴标语、画漫画）。
1948年3月，由区干部郑印奎同志送我到小英庄户教书。其时唐坊、田庄都有敌据点，很不安全，但群众办学和学生学习的情绪都很高，怎么办?只好采取游击式教学，或教室，或野外，坚持上课。晚上我还要带着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到村外野宿，当时一般是春季睡台田沟，夏秋两季睡庄稼地，冬季睡地窖，虽然艰苦，但都坚信革命必胜。那时我们编的顺口溜是“天当房子，地当床，草当被褥，沟当墙”。表现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就这样一直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