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三十六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各级各类学校为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但由于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走的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前进的征途中难免遇到曲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总的方面看，全县教育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解放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旧学校，从而教育大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按照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的奴化的、封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造。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光荣传统，结合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力兴办人民教育事业。

       1949年2月，县教育科在稻地召开了全县中小学教师和在乡知识分子（包括已脱离教育岗位的老教师）联席会议，历时二十天。座谈会主要是针对一般知识分子，对目前形势认识模糊，对土改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了解，对新民主义教育方向认识不清等召开的。

       会后，有853名教师被分配到教育岗位去工作，于是全县新老区所属各村均于3月25日开学上课。根据党的政策，执行为工农及其子女开门的办学方针，放宽了中小学生入学年龄的限制，并开办夜校。广大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壮年都踊跃地来到小学或夜校读书，扭秧歌、演新戏，农村中出现了书声朗朗、歌声阵阵的动人景象。当时的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是：县设有教育科，各区配有教育助理一人，为加强领导，全县以完小为单位划分为五十个教育行政区，并指定完小校长在业务上负责推动，检查，布置和汇报工作。为使教育得到顺利发展，村校

联合组成教育委员会，其任务是：保证经费及时供给，动员儿童入学，开展宣传工作，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办学的其它问题。同时注意了加强对教师的思思改造和业务培训，从而提高了广大教职工的觉悟，不少来自旧社会的教师和新参加教育工作的同志，后来加入了党、团组织。有的还到高等院校去深造，成了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本年度全县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的六、九、十区受灾尤重，1946年9月21日省教育厅发出《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动员群众、开展灾区教育的七条措施。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积极响应省厅的号召，发扬了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洪水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当时，教员薪水不能及时发放，因交通中断，粮食供应困难，有的教师有时饿着肚子去上课，但在党的领导下，轻灾区教师一致提出：“节衣缩食支援重灾区，解决重灾区教员生活。”仅11月份一个月，就支援小米11238斤。这就更坚定了重灾区教师和群众同甘共苦，度荒抗灾，搞好灾区教育的决心。1950年全县各校又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如治鱼割草，研制土农药等，既增加了学生家庭的收入，也补充了学校经费的不足。就在这个时候美帝侵朝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全县各校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捐献和写慰问信活动。当时河头实验小学曾收到宋庆龄付主席的鼓励信，全校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50年3月，为培养小学教师，县在稻地地主大院建立了“丰南稻地师范学校。”

        1954年春，县抽调部分有经验的校长、教师，组成“小学整改工作队”，深入各区校进行整改工作，其目的主要是：克服校内外混乱现象。为密切村校关系，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等铺平了道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教学上，普遍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叶希波夫，岗察洛夫、凯洛夫的教育学，建立了一套新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成绩考核制度。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人民对提高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为使教育事业适应这一情况，县在原有稻地胥各庄两所中学的基础上，于1956年在唐坊、黄各庄、钱营、柳树O，大新庄、小集等六处完小，各附设两个初中班，名为“小学戴帽”，其行政管理归所在完小负责，同年又在宣庄，大岭子，西河，大新庄办起四所农中，这对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

       概言之，在建国后的这一阶段里，即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秩序稳定，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成绩显著，整个教育战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二）1958年毛主席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全县各学校在上级领导下，开始探索创造具有我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走自己的办学道路。这一阶段，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看，应当一分为二。“大跃进”期间，全县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1958年5月刘少奇同志倡导两种教育制度，提出要有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各种形式业余学校的意见，为青少年开辟了学习道路，满足了青少年的学习要求。在教学上，开始实行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三结合。各校都筹办了校办工厂、农场，为教学提供实验实习基地和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全县的教育也出现过不少“左”的错误。如一方面是在1958年4月份，在开展“整风反右”的运动中，由于执行了“左”的路线，扩大了打击面，使全县将近半数的教师和领导遭到批判，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就有415名，使全县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其次是在这一阶段各校偏重生产劳动师生劳动任务多，强度大。如师生动手大炼钢铁，开展勤工俭学大办三厂，大力支援农业等等。再者是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教育事业发展过快，脱离了客观实际，如稻中和胥中均改为完中，开始招收高中新生，并在稻地成立了“丰润师范学院”，“唐山地区体育学院”，在唐坊成立了“唐坊农大”，又创办了“丰润区艺术学校”，还试搞了小学寄宿制。这些学校除两所完中外，其他学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办了一年就下了马。1959年又搞了“反右倾”，“拔白旗”。总之在这一阶段，由于“左”的路线干扰，许多教师受打击，事业发展过快，师生过多地参加了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以致造成教育质量下降。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适应当时情况，1961年和1962年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县在教育布署和规模上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撤销了胥各庄师范学校，缩小了中学教育规模，由1960年的102个班，减少到76个班。1962年又进行了压缩精简教职工工作，全县各类学校共精简教职工754人，中等学校压缩在校生489人，减少了吃商品粮的人数，充实了农村劳力。1962年小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全县有281个班由国办改为民办或民办公助。为了压缩吃商品粮的人数，县在老铺公社韩家O，西葛公社李各庄，尖字沽公社雁翎庄等大队搞体制改革试点，这次改革分全改(即教师工资和口粮均由大队负担），半改(即教师由国家发工资吃农业粮）。全县全改的教师30多人，半改的教师有120多人。在调整的基础上，总结了教育如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学贯彻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贯彻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4年和1965年全县推行了两种教育制度，县在唐坊建立了半农半读农业技校，在钱营林场建立了半农半读林业技校，农业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还办了一些耕读小学班，这时全县教育工作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县教师的进修和教学研究活动积极开展。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与五十年代相比，均有显著提高，教育质量也不断上升。特别是学习了黑山县和景山学校经验后，县确定了“小宝塔”学校，并将摸索的经验推广全县。更使全县教育事业大有起色。单就入学率来看，到1965年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2%以上。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全县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挫折。在运动中，有235名教师被戴帽，批斗或开除押送回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多数中小学师生停课闹革命，到各地进行大串联，全县中、小学停止招生，学校停课达三年之久。1968年8月，工、贫宣队进驻学校，主宰学校大权，直到1977年才撤出学校。19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执行了“侯王建议”，把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办，结果教学秩序紊乱，甚至有的教室也被其他单位占用。1970年，响应上级普及中学的号召，有条件的小学都搞七年一贯制，到1974年要求300户以上的大村建9年制学校，每个公社都要办高中，使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这时期教育事业的产展，超越了客观现实条件和可能，不顾实际，盲目发展，造成虚肿。1971年“四人帮”抛出《全教会纪要》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4年“四人帮”又掀起“反回潮”逆流，制造“马、张、黄”事件，鼓吹“闹而优则仕”，宣扬“白卷英雄”，树立“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大批所谓“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搞“开门办学”，“以干代学”，打乱了教学计划和教学秩序，使教育质量惊人下降。就是1974年度，全县文教系统、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大会的“倡议书”都曾向全县中、小学教师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要以工农兵为榜样，和革命小将一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反潮流”，狠批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和修教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要以小靳庄，朝阳农学院为榜样，立足于彻底改革，迅速掀起文化，教育革命的跃进高潮。一时，搞得全县教育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思想混乱，方向不明。

       这场浩劫，使许多教师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甚至很多人不想当教师。更严重的是在这十年当中，贻误了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其损失极为惨重。

       总之，“文革”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大的。（一）“造反”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破坏了教学条件（设备），使教师想教不敢教，学生想学不敢学。（二）“两个估计”、“侯王建议”、“清队”，“整党”等等，搞垮了教师队伍，无端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更有一部分教师被赶出校门。（三）“小学生日记摘抄”(黄帅），“白卷先生张铁生”两个典型事例，严重地破坏了解放以来优良的学风，“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反回潮”、“批师道尊严”等等，沉重地打击了教师工作的热忱。这些问题，都严重地破坏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四）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解散农中，普及初高中，不只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更严重的是削弱了小学基础教育。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在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中，学生死亡约7000人，占中小学生总数的6.8%，有477名教师震亡（其中国办教师215名，民办教师262名）占教职工总数的11.7%。全部校舍被震毁，计房屋11080间，此外，仪器、桌凳、图书等设备百不有一，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震后，全体教育干部和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抢救伤员，掩埋尸体，搭棚铺扒财物等工作，文教局当时调查编写了四集《文教系统抗震救灾模范事迹汇编》，总结了七十多名师生的模范事迹，收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良好效果。

        为解决冬季上课问题，师生动手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建起简易校舍6000间，基本上满足了冬季上课的需要。1977年春，新学期开始时，全县小学入学率达98%；初中生入学率达95%；高中生入学率达80%，基本上解决了学生上课有教室，教师住校有宿舍。

       解放后的三十六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各级各类学校为各条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但由于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我们走的又是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在前进的征途中难免遇到曲折，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从总的方面看，全县教育发展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解放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接管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旧学校，从而教育大权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按照教育为工农兵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的奴化的、封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根本改造。并继承和发扬老解放区的光荣传统，结合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发动群众和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大力兴办人民教育事业。

       1949年2月，县教育科在稻地召开了全县中小学教师和在乡知识分子（包括已脱离教育岗位的老教师）联席会议，历时二十天。座谈会主要是针对一般知识分子，对目前形势认识模糊，对土改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了解，对新民主义教育方向认识不清等召开的。

    会后，有853名教师被分配到教育岗位去工作，于是全县新老区所属各村均于3月25日开学上课。根据党的政策，执行为工农及其子女开门的办学方针，放宽了中小学生入学年龄的限制，并开办夜校。广大群众特别是男女青壮年都踊跃地来到小学或夜校读书，扭秧歌、演新戏，农村中出现了书声朗朗、歌声阵阵的动人景象。当时的教育行政组织机构是：县设有教育科，各区配有教育助理一人，为加强领导，全县以完小为单位划分为五十个教育行政区，并指定完小校长在业务上负责推动，检查，布置和汇报工作。为使教育得到顺利发展，村校联合组成教育委员会，其任务是：保证经费及时供给，动员儿童入学，开展宣传工作，听取群众意见，解决办学的其它问题。同时注意了加强对教师的思思改造和业务培训，从而提高了广大教职工的觉悟，不少来自旧社会的教师和新参加教育工作的同志，后来加入了党、团组织。有的还到高等院校去深造，成了教育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本年度全县发生了特大的洪水灾害，当时的六、九、十区受灾尤重，1946年9月21日省教育厅发出《灾区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动员群众、开展灾区教育的七条措施。全县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积极响应省厅的号召，发扬了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与洪水灾害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当时，教员薪水不能及时发放，因交通中断，粮食供应困难，有的教师有时饿着肚子去上课，但在党的领导下，轻灾区教师一致提出：“节衣缩食支援重灾区，解决重灾区教员生活。”仅11月份一个月，就支援小米11238斤。这就更坚定了重灾区教师和

群众同甘共苦，度荒抗灾，搞好灾区教育的决心。1950年全县各校又开展了生产自救运动，如治鱼割草，研制土农药等，既增加了学生家庭的收入，也补充了学校经费的不足。就在这个时候美帝侵朝的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全县各校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捐献和写慰问信活动。当时河头实验小学曾收到宋庆龄付主席的鼓励信，全校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1950年3月，为培养小学教师，县在稻地地主大院建立了“丰南稻地师范学校。”

       1954年春，县抽调部分有经验的校长、教师，组成“小学整改工作队”，深入各区校进行整改工作，其目的主要是：克服校内外混乱现象。为密切村校关系，建立正常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等铺平了道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教育事业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教学上，普遍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叶希波夫，岗察洛夫、凯洛夫的教育学，建立了一套新的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成绩考核制度。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人民对提高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为使教育事业适应这一情况，县在原有稻地胥各庄两所中学的基础上，于1956年在唐坊、黄各庄、钱营、柳树O，大新庄、小集等六处完小，各附设两个初中班，名为“小学戴帽”，其行政管理归所在完小负责，同年又在宣庄，大岭子，西河，大新庄办起四所农中，这对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问题起到了一定作用。

       概言之，在建国后的这一阶段里，即三年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县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教育秩序稳定，教学质量稳步提高，成绩显著，整个教育战线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二）1958年毛主席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全县各学校在上级领导下，开始探索创造具有我国风格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走自己的办学道路。这一阶段，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来看，应当一分为二。“大跃进”期间，全县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同时贯彻了“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1958年5月刘少奇同志倡导两种教育制度，提出要有全日制学校，半工半读学校和各种形式业余学校的意见，为青少年开辟了学习道路，满足了青少年的学习要求。在教学上，开始实行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三结合。各校都筹办了校办工厂、农场，为教学提供实验实习基地和改善办学条件的经费。当然在这一段时间里，全县的教育也出现过不少“左”的错误。如一方面是在1958年4月份，在开展“整风反右”的运动中，由于执行了“左”的路线，扩大了打击面，使全县将近半数的教师和领导遭到批判，中小学教师被打成右派的就有415名，使全县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损失；其次是在这一阶段各校偏重生产劳动师生劳动任务多，强度大。如师生动手大炼钢铁，开展勤工俭学大办三厂，大力支援农业等等。再者是在“大跃进”的号角声中，教育事业发展过快，脱离了客观实际，如稻中和胥中均改为完中，开始招收高中新生，并在稻地成立了“丰润师范学院”，“唐山地区体育学院”，在唐坊成立了“唐坊农大”，又创办了“丰润区艺术学校”，还试搞了小学寄宿制。这些学校除两所完中外，其他学校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办了一年就下了马。1959年又搞了“反右倾”，“拔白旗”。总之在这一阶段，由于“左”的路线干扰，许多教师受打击，事业发展过快，师生过多地参加了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以致造成教育质量下降。

       在三年困难时期，为适应当时情况，1961年和1962年贯彻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县在教育布署和规模上也作了一定的调整，撤销了胥各庄师范学校，缩小了中学教育规模，由1960年的102个班，减少到76个班。1962年又进行了压缩精简教职工工作，全县各类学校共精简教职工754人，中等学校压缩在校生489人，减少了吃商品粮的人数，充实了农村劳力。1962年小学进行了体制改革，全县有281个班由国办改为民办或民办公助。为了压缩吃商品粮的人数，县在老铺公社韩家O，西葛公社李各庄，尖字沽公社雁翎庄等大队搞体制改革试点，这次改革分全改(即教师工资和口粮均由大队负担），半改(即教师由国家发工资吃农业粮）。全县全改的教师30多人，半改的教师有120多人。在调整的基础上，总结了教育如何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学贯彻了《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小学贯彻了《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1964年和1965年全县推行了两种教育制度，县在唐坊建立了半农半读农业技校，在钱营林场建立了半农半读林业技校，农业中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还办了一些耕读小学班，这时全县教育工作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县教师的进修和教学研究活动积极开展。中小学教师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与五十年代相比，均有显著提高，教育质量也不断上升。特别是学习了黑山县和景山学校经验后，县确定了“小宝塔”学校，并将摸索的经验推广全县。更使全县教育事业大有起色。单就入学率来看，到1965年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2%以上。

       （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全县教育事业遭到极大的破坏和挫折。在运动中，有235名教师被戴帽，批斗或开除押送回家，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多数中小学师生停课闹革命，到各地进行大串联，全县中、小学停止招生，学校停课达三年之久。1968年8月，工、贫宣队进驻学校，主宰学校大权，直到1977年才撤出学校。1969年开始复课闹革命，执行了“侯王建议”，把小学全部下放到大队办，结果教学秩序紊乱，甚至有的教室也被其他单位占用。1970年，响应上级普及中学的号召，有条件的小学都搞七年一贯制，到1974年要求300户以上的大村建9年制学校，每个公社都要办高中，使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到90%以上，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这时期教育事业的产展，超越了客观现实条件和可能，不顾实际，盲目发展，造成虚肿。1971年“四人帮”抛出《全教会纪要》炮制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74年“四人帮”又掀起“反回潮”逆流，制造“马、张、黄”事件，鼓吹“闹而优则仕”，宣扬“白卷英雄”，树立“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典型。大批所谓“智育第一”“师道尊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大搞“开门办学”，“以干代学”，打乱了教学计划和教学秩序，使教育质量惊人下降。就是1974年度，全县文教系统、先进单位，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大会的“倡议书”都曾向全县中、小学教师发出这样的号召：我们要以工农兵为榜样，和革命小将一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敢于“反潮流”，狠批十七年的文艺黑线和修教路线，肃清其流毒和影响……要以小靳庄，朝阳农学院为榜样，立足于彻底改革，迅速掀起文化，教育革命的跃进高潮。一时，搞得全县教育干部和中小学教师思想混乱，方向不明。

       这场浩劫，使许多教师受到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甚至很多人不想当教师。更严重的是在这十年当中，贻误了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其损失极为惨重。

       总之，“文革”对教育事业的影响是大的。（一）“造反”搅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也破坏了教学条件（设备），使教师想教不敢教，学生想学不敢学。（二）“两个估计”、“侯王建议”、“清队”，“整党”等等，搞垮了教师队伍，无端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更有一部分教师被赶出校门。（三）“小学生日记摘抄”(黄帅），“白卷先生张铁生”两个典型事例，严重地破坏了解放以来优良的学风，“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反回潮”、“批师道尊严”等等，沉重地打击了教师工作的热忱。这些问题，都严重地破坏了良好的师生关系。(四）脱离客观实际，盲目解散农中，普及初高中，不只造成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更严重的是削弱了小学基础教育。

       1976年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在这场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中，学生死亡约7000人，占中小学生总数的6.8%，有477名教师震亡（其中国办教师215名，民办教师262名）占教职工总数的11.7%。全部校舍被震毁，计房屋11080间，此外，仪器、桌凳、图书等设备百不有一，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震后，全体教育干部和广大师生，积极投入抢救伤员，掩埋尸体，搭棚铺扒财物等工作，文教局当时调查编写了四集《文教系统抗震救灾模范事迹汇编》，总结了七十多名师生的模范事迹，收到了鼓舞士气、振奋精神的良好效果。

       为解决冬季上课问题，师生动手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建起简易校舍6000间，基本上满足了冬季上课的需要。1977年春，新学期开始时，全县小学入学率达98%；初中生入学率达95%；高中生入学率达80%，基本上解决了学生上课有教室，教师住校有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