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敏之
在丰润县城南二十余里的地方有一座下地崛起的孤峰——车轴山,这就是冀东地区成立比较早的学校——丰润县车轴山县立中学所在地。这里学生人数比较多,教学设备也比较好,是当时冀东地区声誉较高的学校。
这所学校,虽然名为“洋学堂”,但封建育思想严格地统治着学校,学生只准埋头读书,不准有任何自治活动。所有国文教师全是清末的举人、秀才、拔贡、案首之类的八股老古董。他们都兼班主任。学校虽然也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等近代科学课程,实际上是封建加欧化的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体系。在国民党“北伐军”未到冀东之前,我们学生很少听到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词句。可见当时对学生思想的控制达到了何等严密的程度。
一九二八年春季,国民党“北伐军”到达冀东之后,车轴山中学广大学生在当时丰润县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自动组织起来,参加了社会上反对旧势力的斗争。首先,学生们和当时全县中小学教员们联合在一起,驱逐了旧教育局长潘惠林，接着全校学生又团结起来打倒了校长郭礼航,把统治全校教育的老古董驱除干净。这样，全县教育界的两大头被(潘、郭)被打倒之后,全县六个中心高等小学的校长也被打倒,敎育界的封建势力一扫而光,教育阵地为革命的新生力量所掌握。这时候,王玉书担任了教育局长,并派赵玉生、张旭初到车轴山中学主持筹备工作。到这一年的暑假后,县教育局派董治良来校当校长。董治良通过教育局,先后聘请了五十多位年轻教员来校任教,原来的教员留校的已寥寥无几。这样一来,整个学校一扫过去腐朽愚昧状态,面貌为之一新。
这期间,当时社会改革,破除迷信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由地下党员苏乐尧等人亲自动手,把县城内城隍庙和天官寺的泥塑推倒。全县各村土地庙的泥像也被群众推倒。车轴山中学的学生们为响应这一伟大的群众运动,也把山颠三层高阁的关公打倒在地。
在车轴山中学附近有三个集鎭,除了三女河比较远,学生们每逢集日都到任各庄和老庄子进行宣传,向群众讲解三民主义,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打倒土豪劣绅、取消苛捐杂稅等革命道理。
当时学生们的革命热情很高,他们的真心诚意唤起了民众。为了取消苛捐杂稅,学生们把斗称牙行赶出了集市,并制止了骡马市場的经纪人从买卖双方渔利的非法活动。在当时高涨的革命形势下,所有经纪人与斗称牙行等剥削农民的寄生虫,都不敢违抗学生的革命行动。但由于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派来的反动官吏手中,他们当然不会明令取消苛捐杂稅,不会建立新的农贸交易制度来代替旧制度。因此,只靠学生们一时的革命热情,是无法从根本上取消这些的。但是，这些经济人与斗称牙行由公开转入隐蔽，有时学生们在东头宣传,他们就跑到西头活动,等学生们赶到西头,他们又跑到东头,继续搞剝削活动。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交,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车轴山中学的学生革命斗不断发展,取得了打倒潘惠林、郭礼航的胜利。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保守势力,他们反对这样的运动,如四年级学生就要毕业了不参加打倒潘郭的斗争,于是我们三年级学生就占了领导地位。
当时,我经常同当时丰润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地下党员苏乐尧、韩旭楼、陈仲允、张维宇、李荫轩等人都认识。而最熟悉的是郑洪勋(共产党员),我到县里办事都住在他那里。郑洪勋经常跟我讲,国民党不是真正进步的革命党派,而是不彻底的改良主义,真正彻底的革命党派是共产党。他给我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考茨基、托落茨基、布哈林;讲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还有革命过激派“绿色第四国际”等等。对于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郑洪勋还给我看《新青年》。后来他见我真心要求革命,做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就由他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成为车轴山中学学生中第一名党员。
我入党后,认识了张梦松同志并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漸漸地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如苏乐尧、韩旭楼、陈仲允、李荫轩、张维宇等。
一九二八年多,根据形势的需要,张梦松、郑洪勋到车轴山中学当文书。这时他们已同上级派到丰润县的地下党负责人呂职人接上了组织关系。后来,李子修也到农村,负责领导农村地下党的工作。至此，全县中小学生教育战线已建立起一套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当年冬天，我们就能经常看到顺直省委的秘密文件《前线》刊物。
我记得第一次成立党支部是在车轴山中学的附属小学里,学生中就我一人。此外,党员有郑洪勋、张梦松、附小校长张义样,还有一个小学员徐×卿。当时推选张义群为支部书记。大约是每两个星期开一次会。中学这边教员中谁是共产党员尚不清楚,因为沒有联系。据郑洪勋说,新来的敎务长王硕儒是党员,校长董治良也是党员,但无组织介绍不敢联系。学生中当时就我一个党员。因此支部决定大力愼重发展党员。
首先发展入党的是跟我最要好的几个同学:吳爱江、李焕春、冯殿选。然后在本班又发展了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如李致祥、李保忠、王恩江等。然后在其它班发展一些品学兼优的学生入党,如李育三(尔重)、张成善、张彭德(彭德)、刘崇善(刘尚之)等。这样从一九二九年初到年底,在学生中共发展党员二十人左右。还有一些人姓名已想不起来了。
一九二九年初,根据郑洪勋说王硕儒是共产党员的线索,我主动与王接触。经过几次探询,他承认是党员,并说明他目标较大,须尽量隐蔽。因为他过去同李大钊关系很密切,在乐亭中学当过校长,也會在顺直省委担任过负责工作。国共合作分裂后,国民党很注意他的行动。因此,尽量不让他出面,以免暴露。王硕儒也會把一些共产党员請来学校,一方面书,一方面隐蔽。如杨和贤(杨明斋,莫斯科中山大学付校长)、黎巨峰、程照明等。我记得支部會在附小请杨和贤讲过直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历史等。同王硕儒接上关系后，国文教员袁効之、刘蒙山、韦秉刚等也接上了关系。还有付浮沫、花仙舟、胡一若等几个人,据了解过去是党员,但国共合作分裂后不愿再参加党的活动了,这样,全校学生中有二十左右名党员,教员中有七、八名党员,学校里共有三十左右名党员了。此外,还有几个已脱党但还同请革命的人。这时候,全校革命力量是比较强大的了。
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根据顺直省委指示,学校建立了在省委直接领导下的车轴山中学党支部。由于我是学生中第一个入党的,大家都推选我当支部书记。冀东的特派员叶善之常来学校。还有团省委书记吳正廷,也代表省委常来传达中央政策和省委指示。我们还在唐山建立了交通站,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交通站取文件或省委给支部的指示。
党支部建立后,党在学校中的作用已经发展到影响学校行政权力行使的程度。当时董治良是校长,而他事事都找我征求意见,如聘請敎员问题,学校制度改变问题等等。支部对学校工作有何建仪,也向他提出,他一般都能按我们意见办。特别是对有一些政治上不进步的教职工和明显的国民党员,我们提出要解聘,董治良都会同意。为了发展党员的需要,我们提出发展党员对象和党员须调配宿舍,我们把调配名单交给治良后,他都按我们的意见安排了。总之,这期间,董治良对党支部的工作配合是好的,虽然他沒有公开露面参加支部的活动,但他在暗地里用实际行动给了我们一些支持。
一九三0年初,寒假过后开学,学校按我们的要求安排宿舍,大家都很滿意。
我到学校的那天晚上,董治良告诉我,王硕儒已去北京,不再回学校了。因为他在这里再呆下去对本人和学校都不利。他不是一般党员,不易再在学校隐蔽,所以让他走了。董治良还说,把县党部陈仲允调来当训育主任,领导党的工作。我当时听了很惊异,对董很不满意,为什么事先不打个招呼?因为我知道陈仲允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此人品质很坏,受到当时多数党员的反对(此人以后在国民党清党时叛变,当了国民党的走狗)。
从董治良那里回来后,我向多数党员谈了这两件事,大家对董治良都很有意见,认为其中有阴谋。尤其对陈仲允来校领导党的工作,大家坚决反对,其他党员教师也认为此事董治良办得不合情理,应当进行斗争。
正当党支部讨论如何对待这些事情时,突然顺直省委派吳正廷来校传达省委决定:唐山驻军闫锡山部队中有一个连酝酿搞兵变已经成熟,准备把部队拉到丰润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让我们先派三个学生去搞宣传工作,另外再选一个人担任兵变后部队与省委的交通员。
当时支部大会就此事展开了讨论。有的党员教师也表现不积极。但多数党员是兴奋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实际行动。李育三、张致样、张成善三人报名去随部队作宣传员,吳振江被选派去作交通员。
李育三等四人去唐山后,张彭德、刘崇善和一个服务员陈云生也要求参加宣传工作,我也把他们三人逸到唐山交通站。
从唐山回来后,我就积极准备迎接暴动军队的工作。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只要部队路过车轴山,就可以把许多平时接近我们的学生带去参加部队。
在暴动的当夜,我去找董治良,说必要时把校警的枪支借我用一用。他当时没有追问用途就答应了。
这一夜我也未合眼。可是天明后,不见部队过来。早饭后,我又突然发现校长董治良已不辞而别(以后才知道董得到学生在唐山被捕的消息后跳跑了)。
这时候,教员们很惊慌,我也很着急。
到中午时,仍不见部队过来,我不得已跑到唐山交通站探询,交通站已空无一人。我就到同仁小学李荫轩的五叔那里打听。据他说昨夜在德成面粉公司旁边抓到了三个参加暴动的学生。
这时候,我才了解到暴动未能成功,三个被捕的学生不是李育三他们三个,就是张彭德他们三个。我立即赶回学校。此时全校秩序已大乱,袁效之、刘蒙山等几个教员也不见了。我只好跑回家暂时隐蔽起来,同时注意打听消息。经过多方探询,才知道暴动前洩了密致使兵变未能成功,而车轴山中学的三个学生也被逮捕了。
兵变失败后,丰润县已报省通缉校长董治良和学生李宗行与我二人,并开除学生二十多余人。我在家里也呆不下去了,不得已到天津法租界亲戚家里暂避。不久,在天津遇见车轴山中学的员黎巨峰,他已由学校出来在天津作省委的发行工作。经他介绍我到天津书局见到了特派员叶善之,又接上了党的关系。后来还见到了暴动失败后跑到天津的李致祥,当时他在天津河北区一个纱厂工作。
唐山暴动失败后,使车轴山中学的党组织蒙受了巨大损失。除校长董治良和学生李宗行与我被通缉外,在开除的二十多名学生中,有一些共产党员,也有接近党的群众。一些个别平时活动不太明显的党员虽然沒有被开除,但也不敢回校了。至此,党在车轴山中学两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遭受了很大挫折。
这次暴动失败,不仅使学校党组织遭受损失,还影响了在县城借国民党县党部号公开活动的共产党员。育局长王玉书被撤职,县党部的苏乐尧,韩旭楼等都被抓跑了。此时,国民党县党部重新收集社会上的残渣余孽,如旧社会势力人物李振伯当了敎育局长,还兼任车轴山中学校长。社会上其它各界也都恢复了反动统治。
但是,革命的烈火是不会从此熄灭的。我们党对于敌人的破坏是有所准备的。早在一九二八年冬天党组织就在全县建立了一套秘密的组织系统。这时候,除了少数已经暴露无法隐蔽的同志外,绝大多数党员都转入了地下,为以后党组织的继续发展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战线,党的力量始终保持巩固发展。
在一九二八年 ——一 九三0年这个历史阶段中,党所领导的车轴山中学的学生运动成绩是很大的,培养、鍛炼了一批干部,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车轴山中学的革命传统是永存的。
注:宋敏之,丰南县唐坊公社莲花泊人,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机部纪检委员会主任。
(刘长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