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夫   王维昕

        旧时代的丰润县面积较大。北起腰带山,南到勃海湾,除北部有一些丘陵外,其余大片地区都是广袤的平原。这里不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文化教育事业也是比较发达的。在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中,丰润县出现了许多著名文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科举制度被废除,代书院而起的是民国初年的劝学所。各村的私熟,逐渐被公立小学所取代。课程也由过去的“四书”、“五经”,写八股文,逐漸注入了新学(国文、文言文、自然、图画和体育等),剔除了一部分封建育的内容。以后又由县教育局取代了劝学所,全县才较普遍地建立起农村小学校。到一九二八年,全县已有学校二百几十所。
       农村学校的不断发展,逐漸改变了过去农民对“洋学”不喜欢的态度,愿意将他们的子弟送进学校而不入私塾(当然有的是因为私塾学费昂贵而交不起学费)小学教员也比较受人尊重了。

一、农村小学教员的一般生活和抗日救亡情绪的高潮

       旧社会的学校一般都设在庙堂里,这样既不用花錢兴建新址,又可以将庙产纳为学校所有。有的学校室里这边供奉着佛像,那边就已经开始教书了。教员们的生活是贫寒的。他们常年居住在破庙里,不仅上下午要教课,而且做饭、烧水都得自己干,过着沒有溫饱的日子。
        敎员大部分是由师范毕业生组成的。天津第一师范和滦州第三师范的学生是最受敎育局欢迎的,一般都将他们派到中学或高小教书,而初小敎员大都是那些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念过几年书,但因经济拮据,不能继续升学而考入官费师范讲习所和乡村师范的毕业生来担任。他们都是一些二十岁左右,血气方刚的青年人。
       当时敎员的经济收入也是很低的。小学敎员中初小教员比高小员薪水低。初小敎员的月薪八、九块现大洋是比较普遍的,一些年岁比较大的,敢书年头较长的也不过十五块大洋,但毕竟这样的为数不多。同时一年中放寒暑假两个月是不发薪的。他们的收入除去自己的吃穿、用外,能交给家里三四块錢养家糊口就很不容易了。
       但是,就是这样的职业,也是很难维持的,失业经常在威胁着教员们。教育局的督学和视学委员,经常到各个小学校视察,串访,听讲课等,敎员得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因为这些人决定着敎员能不能再敎书。还有劝学所时期村子里保留下来的校董,他们在村子里有一定的势力,他们如果不喜欢哪个教员在那儿敎书,就可以利用其掌握的封建势力,使员书不成而被迫失业。这两种人都得罪不起,得罪了职业就保不住。然而,教育界中的多数教师是年青人,他们大多不善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因此,小学教员在一个学校里教书很长时间的事是很少的,经常教不上两年就走了,有的甚至半年就換地方或失业。如此不稳定的职业,给小学教员们生活上带来很大困难。现实生活使他们对所处的社会极为不滿。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东北四省沦亡。在日寇的铁蹄践踏下,东北人民过着亡国奴的悲惨生活。这时候,从丰润去东北念书的学生被迫失学,奔波流浪,逃回家乡。每当他们谈起亲身经历的痛苦遭遇,无不激起在校同学以及小学教员们的义。小学教员利用这些事实,在校内外展开“亡国奴不如丧家犬”的宣传活动,号召人们参加抗战救亡运动。这样的宣传当时在丰润县小学及中学里非常普遍,将爱国和抵抗日寇侵略的思想,经常在学生和群众中灌输,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一九三三年初,我一部分爱国将士在古北口,喜峰口、冷口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关内,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丰润县的小学敎员们积极行动起来向学生和各界人士宣传、参加募捐,动员人民群众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錢、財、食品和物品都捐助出来,派人或由邮员寄去,慰劳抗战将士。因此,受到慰问的抗战将士深受感动。
       同年七月,在小学教员的鼓励下,丰润县左家坞鎮集合起五十三庄的民团数千人,由民团领导人带领袭击了日本鬼子的给养车,打死了押车的日本鬼子,将缴获的大米白面都分给各村贫苦乡亲。这一行动给华北日寇以料想不到的打击,打响了地方武装抗击日寇侵略的第一枪,为丰润人民出了一口气。
       为了配合当时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丰润县的小学教员们发起了以讲习班、辅导班为名的组织和集会,串联起来积极活动,宣传抗日救国,对外就说是开交流教学经验会,或学习会,利用这些合法的形式把小学敎员们联络到一起,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增长抗日斗争才干,这就为丰润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的创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九三三年,中国共产党在丰润恢复组织初期,就利用小学敎员中这股积极的革命力量,正确引导教员投身于革命运动中,发展其中可靠的极积分子加入了党组织。

    
二、丰润县“教联”组织的建立

       中共丰润县党组织,认识到小学敎员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依靠力量,因此十分注重在敎员中发展党员。一九三四年一月,共产党员李一夫同志被派到宣庄高小任国文教员,李一夫同志来到这里后,一方面以敎书为掩护,一方面积极发展党组织。李一夫同志到学校任时间不长,首先发展黄各庄两级小学教员王家瑞(郑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又由王家瑞发展了这个学校的小学教员庄润甫、张建堂、王玉屏三人参加了党组织。到中秋节后,李一夫同志又在丰润北部发展了一批党员。到一九三三年后半年,在小学教员中,总共发展了三十来名党员。这些加入了党组织的教员在教育界都是出类拔萃积极革命的,他们既有威信,又具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而且忠实可靠,不至于做出破坏革命,伤害同志的事,这是当时发展党员的一条重要原则。
       一九三三年秋,省委派王仲珊(丰润县西欢坨人,北京朝大学生)接替李颉伯领导丰润党组织的工作,接上新发展的党员关系。王仲珊听了李一夫同志介绍的小学教员的革命情绪和活动情况后,建议丰润县成立小学教员联合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开展革命工作。
        这时候丰润县所辖八百七十个村庄,已有小学校三百一十所,这样普及的农村教育,在全国范仅次于江苏省的无锡县而居全国第二位。教育事业的发展扩大了敎员的活动范围,成为宣传和发动农民起来革命,参加抗日救亡爱国运动的非常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当时上级指示精神就是要搞武装暴动和发展农民武装起义。小学敎员地位和工作方式是合法的,他们散处农村,生活在广大劳动人民中间,可以在农民中起到宣传、鼓动的作用。因此,决定立即成立由李一夫、彭莱(王品珍)、杨植三组成的“敎联”工作委员会,并由李一夫同志起草了“教联”会章。
       当时,在敌占区,反动统治者都很注意提防各种群众性组织,常常抓住些许小事就予以取缔或逮捕问罪。在起草的“敎联”会章中,提出确保敎员职业安定,保障教员的生活以及经济利益,交流敎学经验,提高学水平等一般的章节,使反动汉奸统治者一旦追查起来无懈可击。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
       同年寒假期间,在县委组织领导下,仿照赤色教育职工会的性质,在丰润县城西关王化字家秘密开会,正式成立起丰润县小学教员联合会。开会时由王化孚给大家放哨。会上,首先由李一夫同志做了整个政治形势报告,布置了当时的主要任务并通过了由他起草的“敎联”章程,选举出以李一夫为委员长的五人委员会,即:李一夫彭莱、杨植三、王化孚、刘勃章(崔家屯人)。在这五名委员中只有刘勃章一名非党人士,其余全是共产党员。在这次会议上,还规定了例会时间。会议期间,经过大家愼重考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按当时县政府划分的六个学区分工负责,主动开展工作。具体分工是:南西区以宣庄为中心，由庄润甫、张建堂等人负责:南东区以宋家营为中心,由王直卿负责;中西区以张各庄为中心,由刘勃章负贵;中东区以韩城为中心,由王金波负责,北东区以城关为中心,由彭莱、杨植三、苏林燕、王维昕等人负责;北西区以七树庄为中心,由王化孚、王家瑞、王辅虞,高寿山、李子维、徐志等负责。各区以党员为骨干全面开展工作。
       从此,丰润县“敎联”组织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各区负责人的辛勤努力下,迅速扩展开来。到一九三四年上半年,在全县南北二百六十里,东西七十三里的广阔地域上,到处都有“教联”成员在活动。每个党员都将自己的知己、朋友、亲戚,了解底细靠的住的人介绍到“教联”里来。同志们用合法和“非法”相结合的活动方式,使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这时候,日寇侵占了唐山,冀东各县出现了半国民党半汉奸的县政府。在这民族受侵略,国家将沦亡的形势下,冀东人民团结起来抗日,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义愤,犹如布滿的干柴,等待革命火种的点燃。特别是在贫苦线上扎的小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激起了急剧的变化,抗日救国成了普遍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在各区党员和知识分子的联络动员下,“教联”组织迅速扩大。一九三四年秋,“教联”會派王直卿、王金波(王玉屏,此人后来叛变投敌,洩露我党机密被我方处决)骑车前往六个区进行了一次统计:在全县九百六十名小学教员中,已有二百六十八人参加“教联”,其中宋家营区,宣庄区参加的人数更多。“教联”的主要成份是初小教员,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敎员中是最低的,他们也就更同情和倾向革命。
       “教联”在开展活动中,以北东区、北西区为最好,力量较强,这个地区的党员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斗争最顽强,成为坚持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中坚,丰润抗日战争的领导和骨千力量。
       “教联”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系统挂勾。李一夫代表丰润县“教联”,會支援过一九三四年初唐山开滦煤矿抗日同盟大罢工斗争,为罢工工人募过捐,发表过宣言,并与罢工领导者吳德取得了联系。
       杨植三在大港村首先创办平民夜校,颇受农民欢迎。与此同时,各地也普遍办起平民夜校。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一方面宣传了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且发展了一批农民中贫屋农成分的共产党员。从此,“教联”工作开展的更有起色了。
       同时,丰润中心县委注意搞武装抗日斗争。在玉田鸦洪桥一带组织起一支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抗日团队武装,与汉奸石友三部、朱春霖投敌残部三次交战,都取得了胜利。
党的工作在扩大,“教联”组织在发展,并且成为党在农村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助手,形势的发展是很好的。

三、丰润县“教联”在“左”倾路线指导下遭到敌伪政权的镇压而解体

       一九三四年底省委主要成员,特派代表王子青(外号黑王)来丰润指导工作,住在城西黄各庄张静斋家。县委书记李一夫同志向他汇报工作,介绍了开展“教联”活动的情况。王子青在听取李一夫同志的报告后,说:“你们的力量不小,这样是和平发展,……你们要在斗争中求得发展,在斗争中求得巩固。”提出要马上搞武装起义,并由他连夜写出了“罢”斗争大纲和“罢教”口号。与此同时,王还准备把遵化、玉田两县所掌握的一切力量全部拿出来搞武装起义,要李一夫同志陪他去遵化联系,所以,只好把拟定的“罢”计划交给县委组织委员彭莱执行。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在彭莱、苏林燕、徐志等同志的领导下,“罢教”斗争正式开始。接到通知的小学教员,兴冲冲地从各路赶来,拥进县城教育局进行請愿斗争,当向教育局提出了七项条件:第一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六条是保证小学教员的职业安定,发给假期薪水和增薪福利待遇方面的要求。“教联”的这些正义要求,遭到当时县政府反动官吏的拒绝,同时,他们还纠集全县的团警,分头将各进城的路口严加把守,逢人便查问,见老师模样的人就抓起来。他们对早已进城参加罢教的小学教教员进行驱赶和逮捕。在敌人强力压下,罢敎斗争刚刚开始,便不能继续进行下去了。王家瑞(即郑钩)等三名共产党员和四名群众教员遭逮捕。在这七名被捕人员中路南的“敎联”成员占了三名。由此“敎联”受到了很大挫折。
       李一夫同志和省委特派员从遵化开会回来后,“敎联”罢敎斗争已经夭折了。王化孚向李一夫和省委特派员汇报了罢的经过以及敎员遭逮捕的情况,并汇报了在被捕敎员王直卿的自行车车兜里,藏有“教联”的会章和统计参加人员的名单。自行车在警察局扣着,如果这些文件一旦被敌人搜去,不仅对“教联”组织是一大威胁,而且整个丰润县委也要暴露给敌人。情况万分紧急。
       这时候,李一夫同志经过愼重考虑,决定利用王化孚的父亲在县政府当班,和警察局门口的人较熟悉的关系,派王化孚想办法把车兜里的文件弄出来。
       王化孚接受任务后,利用和警察局门卫较熟,平时出人警察局很随便的关系,很容易就混进警察局当他了解到放车子的地方后,以借用车子回家一趟为由,不由分说推车骑上就走,也不理门卫的吆喊就闯了出去,一溜烟地骑车跑了。王化孚骑着车子跑出警察局一拐到北街,一直出北门到野外把写有会章和名单的本子从车兜里掏出来埋在麦田里,再骑车回到警察局把自行车送回原处。后来,为了安全起见,李一夫同志又指示王化孚把文件从麦田挖出来烧掉了。当李一夫同志把这件事料理完毕再去找省委特派员时,他已经不辞而别了。
       伪民团、警察局捕了人,又找不到什么证据判罪,不得不先后把被捕的七人放了出来。但是教育局为了防止教员们再互相串通、联络到一起闹事,将参加罢积极的小学教员们分别调开或辞退,以致使一些教员失了业。
       当时的丰润县委对这种搞法一开始就很不理解,但因为是上级的指示,只好照办执行,然而在失败的教训面前使人们体会到这样的搞法是进行不通的,违反了党在敌占区灵活开展活动,有力打击敌人的基本方针。
       “教联”活动不同于工人和农民运动,不能千篇一律地强求斗争。当时全县小学教员分散在二百余里的各地,又沒有经过小规模斗争的锻炼,突然在一夜之间把他们集中在一起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再者,除邻近学校的教师外,大部分数员是不相识的,而且各地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把党在这个地区长期积蓄的力量全部拿出来使用的决定是错误的,失败也是必然的。
       其次,在半国民党半汉奸的统治区搞群众性运动是要有一定策略的。在罢教致斗争中,可以利用小学教员与教育局的基本矛盾——生活上的贫困和职业上的不稳定——向官方提出要求,在达不到要求的情况下,用罢教、罢课等合法形式进行抗议。在统治者的进一步迫害下，便可以提出带有政治性的口号使斗争形式升级。可是这次罢教斗争在沒有斗争基础的情况下,就过早打出政治口号,使一些参加斗争的教员,因害怕沾上“共匪”的边而消极,以致退缩。当斗争遇到挫折时这部分人当然就顶不住了。可以看出,这不是正确地领导群众运动,有力地打击反动统治者的斗争方法,而是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这次“教联”罢斗争教遭鎭压后,不但使党发动的“敎联”组织被摧垮,而且使党在全县的工 作较长时期沒有得到恢复,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惨痛训。
       但是丰润县小学教员联合会的罢教斗争,毕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壮举,对于发动全县的农民运动和开展武装抗日斗争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历史证明,“教联”确实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纽带,是无产阶级革命,反压迫,反剝削的理论灌输到广大农民中去的重要途径。同时,党利用“教联”这种形式,把革命的火种撒遍冀东大地,为这块土地上的农民掀起的一九三八年大暴动奠定了基础,培养出了很多斗争骨干和有生力量,壮大了党组织,做了许多有益于革命事业的工作。

(刘长太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