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夫
一九三六年五月,奉李运昌同志之命,我参加了京东特委。运昌同志为书记,我任组织部长,王大中任宣传部长。特委在榛子镇小学召开了会议。因为丰润县南北太长,人口又多,为了便于领导,运昌同志建议路北成立一个县委,路南和滦县的一部分划在一块,叫丰滦边委,并建议立溫三同志任丰润县委书记,苏林燕同志担任丰滦边委书记。特委分工,我负责丰润县和丰滦边委的工作。
一
这年腊月的一天,我巡视工作来到许各寨。当时正在这里教书的溫立三同志,向我汇报了一个情况:特务金立中给溫立三写来一封讹诈信,信中说:“我知道你们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也掌握着你们的好几个人,但是,为了够朋友,不给你们说,但我现在有困难,你必须借给我三十块錢。”
我读了这封信,立刻意识到,党内一定是出了奸细,为了不使党组织受到损失,应该迅速查找。我们当即分析了情况,并通知了苏林燕同志,让他设法查。
过了几天,丰润县城里召开一个小学教员讲习会,这是个规模很大的全具性的会议,全县的教员都到县城集中了。我和苏林蒸见了面,他说:“金立中我是知道,是原来和我磕过头的弟兄,听说他在日本宪兵队当了特务。
我说:“情况不好,他的诈財,说明我们内部出叛徒,必须尽快摸清这个人是谁。”
苏林燕说:“刚才我在街上碰到了金立中,他肯定是日本人派来了解小学数员活动的。他就住在城关南街福盛馆。”
“也好,你马上去找他,利用你们的老关系,把情况套取过来。”
苏林燕答应一声,立刻去找金立中,他在福盛馆叫了几个菜,打上两壶酒,与金立中一边喝,一边谈。苏林燕几次想谈及这个问题,金立中就是东拉西扯,有意回避。直到喝得有了分醉意苏林燕又陪他出来散步,两个人走到警察局门前,苏林燕突然来了个先发制人说:“喂,你把我送进去吧!”
“你这是……怎……怎么啦,大哥,”金立中有些猝不及防,结结巴巴地说,“忘了我们是磕头弟兄啦,我……我哪能办那样的事呢?其实,你干啥事,我早就知道。我就是不……不说。”
你说我是干啥的?”苏林燕进一步探寻说。
“不客气地说,你是共产党。告诉你吧,我知道你们里边的七个人。”
“哎呀,兄弟好神通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就不,不用打听了,我不能告诉你。”金立中尽管多喝了两盅,却沒有放松警惕,他想赶快结束这場谈话,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得到这个情况后,知道里边有你的名字,到现在我还沒有上报。我一报告,把你搞进去,我对不起大哥,又一想,把你的名字勾去,再把其他人送进去也不行,到时候日本人一整,他们有顶不住的,不也是把你攀出来吗?”
苏林燕紧接着追问:“你告诉我,这是谁告诉你的?”
“你非问这个干什么?反正是你们里边的人呗,这个人抽白面,是在唐山大烟馆碰上的,我跟他靠交情,套近乎,给了他三十块錢,他就把你们七个人的名单告诉我了。”
“名单上都有谁?”
“有李一夫,彭来,杨植三,王化字,溫立三,还有你。”
苏林燕再三追问,金立中就是不说出这个人,他说:“你,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不往上拿就是了。我要告诉你,你们可是有枪杆子的。冲着这头再卖那头,将来对不起朋友!”
“咳,我不过是想知道知道,其实他告诉你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个人,我们保证不会对他怎么着。”
金立中经不住苏林燕一再逼问,才说:“这个人是车轴山的王玉屏。不过,你们可得守信用,千万别使什么法儿。”
苏林燕答应了他,尔后,又对金进行了一番数育:“男子汉大丈夫干什么吃不了饭?你怎么干上了这个?咱们都是中国人,要直起腰杆来,要有脸面哪,咱们哥儿们得活得够意思,不能让人背后指脖梗儿啊!”
金立中听了这番话,也有悔改的表示,他说:“我不干了,听说遵化马兰峪开了金矿,我到那儿去,也能活着。”
听了苏林燕的汇报,我的脑子里立刻现出王玉屏最近的些情况。王玉屏是一九三三年经我介绍入党的,后来就抽白面,逛窑子,堕落了,我发觉后,會对他进行过教育,对他说:“作为共产党员,你怎么能这样,将来你非捅娄子不可,须赶快改正。”
他说:“我也想戒,可手里没钱买药,怕戒不成。”
当时我也失业了,沒有收入,生活很困难,运昌同志每月给我六块錢的生活补贴,我当即全都给了他说:“把这錢拿去买药吃吧,千万要戒掉。”可后来听说,他还是照样偷着抽白面。当时,王是交通员,掌握的人很多,为了安全见,我后来干脆就不理他了,见了他我就装消极,有些党的工作背着他干,谁知他真的就为三十块,出卖了我们的七个同志。我考虑到情况的严重性,当即和苏林燕、溫立三在王化学家开了个小会,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继继做金立中的工作,让他彻底隐瞒材料,不再上报。另一方面,要赶快处决王玉屏,不处决他,党组织还有继继受到破坏的可能。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向特委汇报,我们三人当即定了一个计策,诱他上勾,将其除掉。
我读了这封信,立刻意识到,党内一定是出了奸细,为了不使党组织受到损失,应该迅速查找。我们当即分析了情况,并通知了苏林燕同志,让他设法查。
过了几天,丰润县城里召开一个小学教员讲习会,这是个规模很大的全具性的会议,全县的教员都到县城集中了。我和苏林蒸见了面,他说:“金立中我是知道,是原来和我磕过头的弟兄,听说他在日本宪兵队当了特务。
我说:“情况不好,他的诈財,说明我们内部出叛徒,必须尽快摸清这个人是谁。”
苏林燕说:“刚才我在街上碰到了金立中,他肯定是日本人派来了解小学数员活动的。他就住在城关南街福盛馆。”
“也好,你马上去找他,利用你们的老关系,把情况套取过来。”
苏林燕答应一声,立刻去找金立中,他在福盛馆叫了几个菜,打上两壶酒,与金立中一边喝,一边谈。苏林燕几次想谈及这个问题,金立中就是东拉西扯,有意回避。直到喝得有了分醉意苏林燕又陪他出来散步,两个人走到警察局门前,苏林燕突然来了个先发制人说:“喂,你把我送进去吧!”
“你这是……怎……怎么啦,大哥,”金立中有些猝不及防,结结巴巴地说,“忘了我们是磕头弟兄啦,我……我哪能办那样的事呢?其实,你干啥事,我早就知道。我就是不……不说。”
你说我是干啥的?”苏林燕进一步探寻说。
“不客气地说,你是共产党。告诉你吧,我知道你们里边的七个人。”
“哎呀,兄弟好神通啊,你怎么知道的?”
“你就不,不用打听了,我不能告诉你。”金立中尽管多喝了两盅,却沒有放松警惕,他想赶快结束这場谈话,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得到这个情况后,知道里边有你的名字,到现在我还沒有上报。我一报告,把你搞进去,我对不起大哥,又一想,把你的名字勾去,再把其他人送进去也不行,到时候日本人一整,他们有顶不住的,不也是把你攀出来吗?”
苏林燕紧接着追问:“你告诉我,这是谁告诉你的?”
“你非问这个干什么?反正是你们里边的人呗,这个人抽白面,是在唐山大烟馆碰上的,我跟他靠交情,套近乎,给了他三十块錢,他就把你们七个人的名单告诉我了。”
“名单上都有谁?”
“有李一夫,彭来,杨植三,王化字,溫立三,还有你。”
苏林燕再三追问,金立中就是不说出这个人,他说:“你,你就别问了,反正我不往上拿就是了。我要告诉你,你们可是有枪杆子的。冲着这头再卖那头,将来对不起朋友!”
“咳,我不过是想知道知道,其实他告诉你的也不一定都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个人,我们保证不会对他怎么着。”
金立中经不住苏林燕一再逼问,才说:“这个人是车轴山的王玉屏。不过,你们可得守信用,千万别使什么法儿。”
苏林燕答应了他,尔后,又对金进行了一番数育:“男子汉大丈夫干什么吃不了饭?你怎么干上了这个?咱们都是中国人,要直起腰杆来,要有脸面哪,咱们哥儿们得活得够意思,不能让人背后指脖梗儿啊!”
金立中听了这番话,也有悔改的表示,他说:“我不干了,听说遵化马兰峪开了金矿,我到那儿去,也能活着。”
听了苏林燕的汇报,我的脑子里立刻现出王玉屏最近的些情况。王玉屏是一九三三年经我介绍入党的,后来就抽白面,逛窑子,堕落了,我发觉后,會对他进行过教育,对他说:“作为共产党员,你怎么能这样,将来你非捅娄子不可,须赶快改正。”
他说:“我也想戒,可手里没钱买药,怕戒不成。”
当时我也失业了,沒有收入,生活很困难,运昌同志每月给我六块錢的生活补贴,我当即全都给了他说:“把这錢拿去买药吃吧,千万要戒掉。”可后来听说,他还是照样偷着抽白面。当时,王是交通员,掌握的人很多,为了安全见,我后来干脆就不理他了,见了他我就装消极,有些党的工作背着他干,谁知他真的就为三十块,出卖了我们的七个同志。我考虑到情况的严重性,当即和苏林燕、溫立三在王化学家开了个小会,大家一致认为:一方面继继做金立中的工作,让他彻底隐瞒材料,不再上报。另一方面,要赶快处决王玉屏,不处决他,党组织还有继继受到破坏的可能。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向特委汇报,我们三人当即定了一个计策,诱他上勾,将其除掉。
二
我按计划来到了许各寨,在溫立三教书的小学校里起草了一封写给王玉屏的信,信的内容,大致说有宗买卖,想他出来担点事,让他见信后,按信中指定地点来一趟。信写好之后,又从学校里找了个四年级的学生代笔,抄了一遍,并让学生按我说的地址写好信皮,我立刻到邮局发了出去。
到了预定时间,我亲自到指定地点——胥各庄车站附近铁路边等他,工夫不大,就见他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头藏礼帽,身穿长袍,一副文人打扮,见了我的面老远就下了车,打着招呼说:“哈哈,我估计不是你就是颉伯,看看,果然不出所料。”
我说:“你不是手头紧吗?这回有了生財之路了。路南有个地主羔子,家有的是錢,咱们跟他建立了联系,想利用他投资,在胥各庄搞个通讯社,我考虑这件事非你办不可,你是当过编辑的!但是,得事先说明,挣了钱,你个人得一半,党组织得一半,这就全凭你的工作了。这个人我已经找来了,晚上你们见见面。今天,你就在胥各庄住一宿吧!”
王玉屏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和我一同来到胥各庄街里,我们进了一家饭馆,我叫了四个菜,两壶酒,一边喝着,一边又谈起这事,他有些疑惑地问:“那信是谁写的,看着不象你的字呀!”
“我看你是有些糊涂了,你再拿出来好好看看就知道啦。”
他掏出信瓤,端详了半天,还是迷惑不解。我拿过信瓤撕了个粉碎,扔进痰桶里,说:“说你糊涂你是真糊涂,这种信看完了就该立刻毁掉,还留着它研究起谁的手笔来了,亏你干了这些年工作呢。”
他让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低着头吃起饭来。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带他住进旅馆,登记店薄子时,我们用的都是假名。在房间休息了有一支烟的工夫,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长袍马褂,戴小帽盔,浓眉毛大眼睛的,挺精神，这人就是路南游击小组组长高小安。他是按我事先的安排假扮成地主羔子到旅店里来接头的。我给他们做了介绍,又把一切安排好,当晚就坐上汽车住到了唐山,因为我是不能在这时候暴暴的。
第二天早上,按事先的商定,王玉屏和高小安坐上板车上路南去了。他们要到“財主羔子”的“家”中看看。在宣庄下了车,王玉屏推着自行车,跟在高小安身后,又一起往东南走,过了郑庄子再往南,就进了草泊了。王玉屏这家伙一看沒有正经道儿了,开始警觉起来,说:“喂,你怎么往死路上引我呀?”
高小安停下来,指着前边说:“你往远看,那是死路吗?”说着话,偷偷地掏出手枪,乘其不备,一枪把他打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場。高小安不慌不忙,把他身上的五块錢搜出来,伪造了一个拦路抢劫的现場,骑上他的自行车,一溜烟走了。
到了预定时间,我亲自到指定地点——胥各庄车站附近铁路边等他,工夫不大,就见他骑着自行车来了。他头藏礼帽,身穿长袍,一副文人打扮,见了我的面老远就下了车,打着招呼说:“哈哈,我估计不是你就是颉伯,看看,果然不出所料。”
我说:“你不是手头紧吗?这回有了生財之路了。路南有个地主羔子,家有的是錢,咱们跟他建立了联系,想利用他投资,在胥各庄搞个通讯社,我考虑这件事非你办不可,你是当过编辑的!但是,得事先说明,挣了钱,你个人得一半,党组织得一半,这就全凭你的工作了。这个人我已经找来了,晚上你们见见面。今天,你就在胥各庄住一宿吧!”
王玉屏很高兴地答应了。他和我一同来到胥各庄街里,我们进了一家饭馆,我叫了四个菜,两壶酒,一边喝着,一边又谈起这事,他有些疑惑地问:“那信是谁写的,看着不象你的字呀!”
“我看你是有些糊涂了,你再拿出来好好看看就知道啦。”
他掏出信瓤,端详了半天,还是迷惑不解。我拿过信瓤撕了个粉碎,扔进痰桶里,说:“说你糊涂你是真糊涂,这种信看完了就该立刻毁掉,还留着它研究起谁的手笔来了,亏你干了这些年工作呢。”
他让我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低着头吃起饭来。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我带他住进旅馆,登记店薄子时,我们用的都是假名。在房间休息了有一支烟的工夫,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长袍马褂,戴小帽盔,浓眉毛大眼睛的,挺精神，这人就是路南游击小组组长高小安。他是按我事先的安排假扮成地主羔子到旅店里来接头的。我给他们做了介绍,又把一切安排好,当晚就坐上汽车住到了唐山,因为我是不能在这时候暴暴的。
第二天早上,按事先的商定,王玉屏和高小安坐上板车上路南去了。他们要到“財主羔子”的“家”中看看。在宣庄下了车,王玉屏推着自行车,跟在高小安身后,又一起往东南走,过了郑庄子再往南,就进了草泊了。王玉屏这家伙一看沒有正经道儿了,开始警觉起来,说:“喂,你怎么往死路上引我呀?”
高小安停下来,指着前边说:“你往远看,那是死路吗?”说着话,偷偷地掏出手枪,乘其不备,一枪把他打死了。这个恶贯满盈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下場。高小安不慌不忙,把他身上的五块錢搜出来,伪造了一个拦路抢劫的现場,骑上他的自行车,一溜烟走了。
三
事隔两天之后,我正在县教育会坐着,有人问我:“王玉屏被人打死了,你知道不?”
我说:“不知道啊!”一边说着,我还装作很惊讶,其实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知道小安同志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不由得为我们清除了叛徒暗自高兴呢。
谁知,事情并沒有就此结束,王玉屏有个叔叔叫王仙舫,也是党员,原是车轴山农民协会负责人。他會经在王玉屏死前见到过我发出去的那封信,也知道王玉屏去胥各庄的事,人一死,他把尸首拉回来。他并不知道王玉屏已经叛变,而我们又无法和他说明,他只根据那封信判断,这事可能与我和李颉伯有关,又因他也是党员,要告共产党政治谋杀,又怕把自己陷进去,为此,他写了一纸呈状,告李笏山(我当时用的名字)李颉伯预谋杀人,是刑事杀人犯,要求逮捕凶手。
我得知消息以后,心里好一阵思想斗争。我跑回自己的家里,把门插上,弄了一壶酒就着豆片、油条,一边喝,一边考虑着对策:如果这时候我跑掉,就等于是不打自招,弄不好抓回来就沒命了,不走吧,当然也有危险,但是,我知道,他这个状告得也沒有什么人证、物证,凭怀疑是无法定案的,想到这儿,我反到鎭定起来。
正在自斟自饮着,忽听外边有人敲门:“李笏山在家吗?”
“在呀!”我知道是他们来了,就从容地把门开了。
一群警察撞进门里,二话沒说就把我看管上了。领头的就是警察分局高局长,他刚要吩咐将我带走,我哥哥闻声过来了。我哥哥叫李佩仲,当时是个绅士,跟县政府常有来往,与这位高局长也很熟识。他想为我说情,因道:“高局长,不看面看佛面,你总得给点面子吧!”
高局长拿出公事公办的架式说:“李先生,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让弟兄们在你家大搜查了,不过,上边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人嘛,还是得带走!”说完,就命令将我带到了警察分局。关进班房,不过并沒有捆綁,只是怕我上吊寻死,把我的裤带拿走了。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复去考虑着怎么跟他们对付。我在心里盘算好,不管怎样我就是不承认,看他们有啥办法。
开庭前,我哥哥拉着县財政局长王国瑞到县政府找县长说情。王国瑞跟县长说:“李笏山我认识,是个书呆子,决不是个杀人害命之徒,恐怕是你们弄错了吧!”县长把一个姓黄的承审找来说:“如果沒有可靠的证据就算了,不必过深地追这个事了。”承审当然很清楚其中的内情。
第二天,开厅审理此案。承审问我:“你认识王玉屏这个人吗?”
我答到:“认识。”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是好朋友啊!”
“他死了你知道不?”
“闹不清楚,昨天我在教育会坐着,是别人告诉我的,当时我还不相信呢。”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前几天我还见过他的面呢。”
接下去问了许多其它情况,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承审停了一下,从公文夹子里拿出一个信皮,我一见,心里就是一震,原来这信皮正是我给王玉屏发去那封信的信皮,可能是高小安在处决他时走得匆忙,沒有搜出去,而我在饭馆里也只是光把信瓤儿撕了,沒想到此时落在了公堂上。所庆幸的是,我当时是找小学生代写的,要是我的笔迹,可就危险了。承审把信封拿在手里,给了我一只笔和一张纸说:“我念,你给我写!”接着念道:“车轴山西××村。”(这正是信皮上的发信地址)
我心里坦然,因为我的字和那小学生的字差得太远了，于是,从容地写完了这几个字,递给承审,承审眯起眼睛审视着笔迹,又和信皮上的字核对一番,而后说:“你取保吧!”
我一看警方沒什么别的证据,这就要放人,自己反倒理直气壮起来想和他们把这官司打到底,讼他们诬告陷害,虽然已经让我取保了,我却站着沒动。
这时,王玉屏的叔叔王仙舫也不干了,他高声嚷:“啊?敢情他家有錢有势,取保?取一百个保也取的出来。这不行,他预谋杀人。
承审却摆了摆手说:“证据过于薄弱,回去吧!
这时,认识我的几个班头衙役,一齐走过来,把我拉出大堂,他们生怕事闹大了对我不利,劝我说:“你赶快回家吧,我们替你取保。”就这样,我一共在警察分局拘押了十二个小时,就出来了。
李运昌同志知道后,把我找到古冶,我把这件事向他做了详细汇报,最后还有些不服气地说:“他们手里沒有任何证据,这个官司我和他们打到底!”
运昌同志不同意我的做法,他说:“这是一面官司,不能再打了,你必须赶紧走,否则党组织要受损失了。”次年三月,在他的帮助下,我和溫立三同志一起到了天津,通过省委联系,经西安上了延安。
沒想到,事隔三十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件事又重新纠出来,有人捏造我是叛徒,會经杀害过自己的同志,幸亏王仙舫站在党的立场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情况,当时的保人也找到了,承审也在天津,经多方核实证,才免除一场新的灾难。
我说:“不知道啊!”一边说着,我还装作很惊讶,其实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知道小安同志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不由得为我们清除了叛徒暗自高兴呢。
谁知,事情并沒有就此结束,王玉屏有个叔叔叫王仙舫,也是党员,原是车轴山农民协会负责人。他會经在王玉屏死前见到过我发出去的那封信,也知道王玉屏去胥各庄的事,人一死,他把尸首拉回来。他并不知道王玉屏已经叛变,而我们又无法和他说明,他只根据那封信判断,这事可能与我和李颉伯有关,又因他也是党员,要告共产党政治谋杀,又怕把自己陷进去,为此,他写了一纸呈状,告李笏山(我当时用的名字)李颉伯预谋杀人,是刑事杀人犯,要求逮捕凶手。
我得知消息以后,心里好一阵思想斗争。我跑回自己的家里,把门插上,弄了一壶酒就着豆片、油条,一边喝,一边考虑着对策:如果这时候我跑掉,就等于是不打自招,弄不好抓回来就沒命了,不走吧,当然也有危险,但是,我知道,他这个状告得也沒有什么人证、物证,凭怀疑是无法定案的,想到这儿,我反到鎭定起来。
正在自斟自饮着,忽听外边有人敲门:“李笏山在家吗?”
“在呀!”我知道是他们来了,就从容地把门开了。
一群警察撞进门里,二话沒说就把我看管上了。领头的就是警察分局高局长,他刚要吩咐将我带走,我哥哥闻声过来了。我哥哥叫李佩仲,当时是个绅士,跟县政府常有来往,与这位高局长也很熟识。他想为我说情,因道:“高局长,不看面看佛面,你总得给点面子吧!”
高局长拿出公事公办的架式说:“李先生,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不让弟兄们在你家大搜查了,不过,上边的命令我不得不服从,人嘛,还是得带走!”说完,就命令将我带到了警察分局。关进班房,不过并沒有捆綁,只是怕我上吊寻死,把我的裤带拿走了。这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翻来复去考虑着怎么跟他们对付。我在心里盘算好,不管怎样我就是不承认,看他们有啥办法。
开庭前,我哥哥拉着县財政局长王国瑞到县政府找县长说情。王国瑞跟县长说:“李笏山我认识,是个书呆子,决不是个杀人害命之徒,恐怕是你们弄错了吧!”县长把一个姓黄的承审找来说:“如果沒有可靠的证据就算了,不必过深地追这个事了。”承审当然很清楚其中的内情。
第二天,开厅审理此案。承审问我:“你认识王玉屏这个人吗?”
我答到:“认识。”
“你们什么关系?”
“我们是好朋友啊!”
“他死了你知道不?”
“闹不清楚,昨天我在教育会坐着,是别人告诉我的,当时我还不相信呢。”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前几天我还见过他的面呢。”
接下去问了许多其它情况,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承审停了一下,从公文夹子里拿出一个信皮,我一见,心里就是一震,原来这信皮正是我给王玉屏发去那封信的信皮,可能是高小安在处决他时走得匆忙,沒有搜出去,而我在饭馆里也只是光把信瓤儿撕了,沒想到此时落在了公堂上。所庆幸的是,我当时是找小学生代写的,要是我的笔迹,可就危险了。承审把信封拿在手里,给了我一只笔和一张纸说:“我念,你给我写!”接着念道:“车轴山西××村。”(这正是信皮上的发信地址)
我心里坦然,因为我的字和那小学生的字差得太远了，于是,从容地写完了这几个字,递给承审,承审眯起眼睛审视着笔迹,又和信皮上的字核对一番,而后说:“你取保吧!”
我一看警方沒什么别的证据,这就要放人,自己反倒理直气壮起来想和他们把这官司打到底,讼他们诬告陷害,虽然已经让我取保了,我却站着沒动。
这时,王玉屏的叔叔王仙舫也不干了,他高声嚷:“啊?敢情他家有錢有势,取保?取一百个保也取的出来。这不行,他预谋杀人。
承审却摆了摆手说:“证据过于薄弱,回去吧!
这时,认识我的几个班头衙役,一齐走过来,把我拉出大堂,他们生怕事闹大了对我不利,劝我说:“你赶快回家吧,我们替你取保。”就这样,我一共在警察分局拘押了十二个小时,就出来了。
李运昌同志知道后,把我找到古冶,我把这件事向他做了详细汇报,最后还有些不服气地说:“他们手里沒有任何证据,这个官司我和他们打到底!”
运昌同志不同意我的做法,他说:“这是一面官司,不能再打了,你必须赶紧走,否则党组织要受损失了。”次年三月,在他的帮助下,我和溫立三同志一起到了天津,通过省委联系,经西安上了延安。
沒想到,事隔三十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件事又重新纠出来,有人捏造我是叛徒,會经杀害过自己的同志,幸亏王仙舫站在党的立场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情况,当时的保人也找到了,承审也在天津,经多方核实证,才免除一场新的灾难。
（峻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