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岭子上村,过去是个十分贫穷的村落,全村除一两戶富农之外,其余全都是贫苦农民,村里只有一个初级小学,由一个六十多岁的私熟先生任教,他只能教识字,却不能够讲课文,因此,几年后,我就不得不到邻村安机寨完小求学了。
      安机塞小学是我时常怀念的母校,我对她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四十多年前我在这里不仅学到许多文化知识,而且受到了马列主义教育,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这里开始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冀东的党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她建立于民族苦难的岁月,成长于抗日烽火之中,在广大冀东人民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从“九一八事变”以后,蔣介石对日寇的侵略宋取不抵抗政策,日寇长驱直入,迅速占领了华北大好河山。在日寇的收买下,大汉奸殷汝耕组织起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并勾结汉奸刘佐周组织警防队。苛政所及,民不聊生,广大冀东人,饱受欺凌和蹂躏,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三六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党中央发布了停止内战,共同抗门的号召,冀东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大力发展组织,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努力为在冀掀起大规模的抗日浪潮做好准备。
      稻地是冀东的重鎭之一,当时属滦县管辖,西距河头、北距唐山都是十几里,交通方便,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从一九三0年开始,这里就育了我们党的活动.京东特委负贵人宋维新、李葆华、李运昌等同志都先后到过这里。一九三四年,经李运昌同志发展的党员杨春华(王子玉)同志,来到稻地南的范庄学校,以教书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他联系唐山的石印景、董听,稻地小学的李子固等党员,一方面利用唐山的公开报纸,发表进步文章,(如在《工商日报》上就會开辟了《晨钟》专栏,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另一方面,积极深入群众,特别是教育界,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
      一九三六年底杨春华同志又发展稻地西面的杨相庄子小学教师郑士加入党组织。之后,候庄子的教师葛凤英、礼尚庄的教师高云舫也都相继入了党。
      安机寨村属稻地镇管辖,全村有三百戶人家,地处稻地、河头之间,距唐山二十里,受城影响较大。安机寨小学,校址在中街西北边的张氏家庙中,办得比较阔气,全校共有三、四百学生。因农村的孩子上学较晚,高小的学生,大的有十七、八岁的,他们大都懂得了关心时局,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教师大多是二十几岁的青年,多数也是关心国家大事,思想比较进步的,有一颗爱国的赤心,对敌伪统治十分不滿。
      校长王善泽则相反,他拼命维护校长的地位,学校的“安全”,对一些进步言行,他视为“不轨”,千方百计给以压制,他家住安机寨北街,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人称“王四疤麗”。他办学有四靠:一靠权势(他的亲朋中有些政界、教育界的权贵),二靠財势(他家是村中富戶中的首戶,有名的大地主)三靠学势(他是村里最后一个秀才,自称“学者”,治学的权威),四靠孔势(他是孔夫子的忠实信徒,旧礼的卫道士)。靠这四势,维护其在学校的统治,使学校的进步力量受到很大压抑。
      一九三七年初,丁振军同志接替李运昌同志负责领导稻地一带的党组织。在他的指示下,杨春华同志通过与安机寨小学教师们的同学或同仁关系,打进了学校。从此,学校里开始有了党的活动。这些党员教师,经常利用交流敎学的机会,到学校来。后来丁振军同志也经他们引荐到学校来了,而且来得愈来愈频繁,并渐渐地在学校住下来。他平易近人,和蔼诚悬,给学生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有时和教师学生们一起打篮球,有时和同学们促膝谈心,我们这些年龄大点的学生们都和他打得火热,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丁老师。其实哪知道,他就是滦县党组织负责人,京东特委成员哪。
      丁振军、杨春华等同志,在学校密切联系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为建立学校的党组织积极创造条件。时间不长,就先后发展了教师彭巨川(彭鸿泉)、熊子玉入党。不久又发展了师檀德润和校工王贵和、相立通。随即,党的发展工作又很快深入到学生当中。当时,我们这些年龄较大的学生已经毕业了,要升初中,家庭经济条件有困难,回家务农又不甘心,只好跟着毕业班复习功课,整日忧虑前途,在人生道路上徬徨。那些党员和进步教师及时地鼓励我们,和我们讲了许多革命道理,为我们指明前程,勉励我们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为人民去干大事业。并暗地告诉我们,将来可以去革命学校学习。这使我们感到无比振奋。经过彭巨川、熊子玉老师的介绍,我和步清在学校里第一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当时,我们这些入党的同学,都是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而又品学兼优的学生,这是当时发展学生党员的基本条件。
      一九三七年下半年,经丁振军同志建议,正式成立了稻地支部,由杨春华任书记,郑士骧任组织委员,彭巨川任宜传委员,李子固任委员。支部的活动有时在范庄杨春华那里,有时在我们学校。安机寨学校的党支部,由彭巨川书记,当时沒有集体活动,只有个别的单线联系,我当时只和彭巨川联系。缴党费是不定期的,每次让我交二十枚铜子儿。记得有一次我未攒足,彭巨川替我补交了十多枚。虽然这点錢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我们都知道这主要是检查党员对党组织的态度。
       当时的党员教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个别谈话二是看油印的党内物《火线》。记得我读过的主要内容大致有:开滦矿工受资本家剝削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八路军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共产党是解放全人类的,是坚决领导人民抗日的等等。通过学习,我初步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学校都是走读生,晚上学生们都回家，校长王善泽也回家住,学校里只剩下教师和校工,这给党的活动造成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党员和进步师抓住时机,努力开展工作,很快使安机寨小学一改旧观,出现生机。不但党员师生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全体师生的思想都空前活跃,安机学校还成了附近几所学校的秘密活动中心。就连京东特委的主要负责人胡锡奎、高培之、丁振军、卞振东、张克雨、杨春华等同志也经常到安机寨碰头、开会。革命火种在这里蕴育、萌发。
      (1) 结合形势,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为了激发广大师生的爱国热忱,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抗日斗争,党组织利用合法的讲台,结合课文,公开地讲解民族英雄的故事,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历史课上讲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在国文课上讲了南宋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赞颂他的爱国精神;在公民课上,讲了林则徐、孙中山的事迹。这些民族英雄的高向气节,为了捍卫租国和民族的利,英勇斗争威武不屈的崇高形象,以及孙中山为复兴中华,推翻清王朝艰苦奋斗四十年的伟大精种,使学生深受感动。
      学校每逢星期一上午第一节课为朝会课,由教师轮流主讲,除了讲评教学的优劣情况之外,也加进了许多爱国思想教育及当前时局教育,启发学生关心时局,关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激发学生立志读书,将来要做大事,不作大官,成为国家、人民有用之材,进一步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除此之外,学校还开展了敎唱进步歌曲的活动。当时在师生中传唱的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开路先锋》、《渔光曲》及《可怜的秋香》等,这些歌曲学生最爱唱,歌声一起,动人心魄,振奋精种,极大地鼓舞了;大投身于抗日斗争的坚强意志。
      (2) 隐斗争,保存和壮大党组织。
      校长王善泽作为学校的主宰,对学校控制很严,他最担心学校有什么党派活动和抗日爱国活动,担心教师学生越轨,参加抗日活动。针对他这一特点,对他一方面是团结争取,另一方面要尽可能使我们的活动采取隐方式。在敌人严酷的统治下,为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就必须坚持隐蔽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在不暴露组织情况下,把抗日救国的组
织、宣传任务完成好。
      但是,尽管我们的活动都在秘密进行,也免不了露出一些蛛絲马迹。有一次,学校出了个作文,題目叫《坟地感想》,我在教师的启发下,着重写了古老的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思想影响,人死了要埋坟,每年清明节还要添坟祭祖,代代相传,流为风俗,大片的坟越来越多,占了大片耕地,我国本来就人多地少,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人民生活。为此,必须打破迷信,铲平坟地,扩大耕地……
      这篇文章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多数师认为是一篇好文章,为其拍手叫好。可是,校长王善泽知道以后,却大发雷霆,当即召开全班会,严加痛斥,他说:“张济礼(我的本名),你这篇作文是怎么写的？……为什么要铲平坟地?不要祖坟,这不是大逆不道吗?……”这下,可把同学们都吓住了,我的心里也很不安。党组织立即就此事进行研究,认为:这篇文章正是刺中了他们封建统治要害,所以他才迫不及待出面弹压。如果和他公开说理斗争,势必会把党组织和一些进步教师暴露。为此,组织上决定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对这事不加过问,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给他们造成只是一般的教学问题,也使紧张气氛逐漸得到了缓和。
      党员教师彭巨川因为参与学校的一些进步活动,与王善泽的关系闹得很僵,早被王看成是眼中盯了。对此,是支持彭巨川继续公开与王斗争,还是采取迂回的方式回避这个矛盾?在当时特定环境下,为了党组织的安全,我们采取了后者,调彭巨川到礼向庄小学去任教,公开地向王善泽提出辞职。王善泽一见他所谓的危险分子要辞职,很快就欣然同意了。
      组织上为使走者愉快,走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决定缰织欢送会,赠送纪念状,实际是有表彰之意。党的负责人,教师熊子玉对我说:“彭老师要走,你们要组织欢送,送些纪念品,并且一定要争取校长参加我们的会议。”我们按组织上的安排,凑钱做好纪念状,正式邀请王善泽出席了欢送会。这一举动,表面是对王的尊重,实际是迫使他尽校长之。这样,他明知彭巨川在学校的一系列进步活动,也不得不在欢送会上赞颂一番。这次行动,既保护了彭巨川,又保障了党组织的安全。同时,也起到迷惑王善泽的作用,保障了隐蔽活动的继续进行。
      (3) 秘密印发刊物,积极宣传抗日
      一九三七年底,胡锡奎同志作为冀热边特委书记来到稻地,接替丁振军同志的工作,领导了稻地支部的活动。因为党组织的活动重点已开始转向大暴动的准备工作。所以,在他的直接主持下,安机寨学校党组织除了上面讲的合法活动外,还搞起了秘密印刷活动。在翻印北方局党刊《火线》,印刷抗日宣传品的同时,还秘密办起了一个刊物,叫《大华》周刊。这个刊物的稿源,主要来自英文版的《泰唔士报》。胡锡奎、杨春华两位同志都懂英语,他们从报上选择了有关我国抗日战争八路军的胜利消息及有关我国抗战时局的文章,编成稿件,由杨华那里转到我们学校,再由我校党员师生利用夜间刻版印刷,装订成册。装订成三十二开大小的小册子,再经特委联络站转发到冀东各地。这个刊物一直办到三八年大暴动前夕,在冀东是有一定影响的。它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鼓舞抗口军民的斗志,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冀东抗日大暴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九三八年六月底,冀东抗日大暴动就要开始了。为了组织暴动,胡锡奎同志离开了稻地。临走前,他对支部的工作做了详细部署,决定将这一带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留下坚持秘密斗争;另一部分去参加暴动。留下来的有杨春华、彭巨川等同志,参加暴动的有郑士骧、檀德润、葛凤英、高云朗、相立通、郗步清和我等人。带队的是稻地秦康书店的张克雨和彭巨川,我们十几名党员师生,受党组织委派,就要奔赴斗争前线了。
      组织上对于我们的行动,进行了详细研究部署。指出:“抗日暴动是党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人民在期待着我们,要求大家一定要走得安全,顺利抵达目的地。”同时给我们每人发了五元錢路费,并购置了服装,打扮成洋学生和职员模样。因为这次行动是秘密行动,向自己的家中也不能泄密。熊子玉老师帮我写了一封家信,说我与同学到外地上中学去了。我把信放在粮食缸里,当家里发现信时,我们早已走上抗日前线了。
      我们从胥各庄火车站乘车到坨子头下车。上车时,为不使目标太大,有的票买到滦县,有的买到坨子头。上车后,分散到各车厢就座,起初,谁是负责人,到哪儿下车,目的是啥,都沒有告诉我们,只是让跟着走。火车快到坨子头站时,从前边车厢里走来一个人,小声告诉我说:“这个站就下车了,拿好车票。”说完又向后边的车厢走去了。
      到站后,我们陆续走向检票口。当检票员发现有几个人的车票都是滦县的,就产生了怀疑,问道:“还未到滦县,怎么就下车了?”我们带队的那个人立刻上前答道:“我们是回家去,从这站下和从滦县下,远近差不多。”验票员打量了一下答话的人,沒再说什么,幸亏鬼子没有在場,我们都安全地出了站口。
       站外早有人接应我们了,把我们分别带到各村去住。我到门庄住了一天,后转到姚庄住了两天,第三天夜间和三个同志一起跨过铁路到了赵各庄住下,一直到大暴动。我在这里参加大动的准备工作,油印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布告、宣传品,并和村里的党员、积极分子一起,赶制旗帜和袖标。我们还有些同志负责联络和筹集枪支弹药,在那准备暴动的紧张工作的日日夜夜里,我们心里真是无比激动和振奋,我的母校——小小的安机寨小学里蕴育的星星之火,
      要在革命的风暴中燃遍冀东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