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的李贯一
我原籍是河北省丰南县大新庄。原名李瑞宝,参加革命改名李汝珍,后又改名李贯一。一九三八年六月参加革命,同年七月参加冀东抗日大暴动,一九四七年入党。今年七十三岁。
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十六岁丧父,开始过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贫困的家庭环境迫使我在十七岁那年就挑起家庭生活重担,走向社会寻找生活出路。我学过三年裁缝能手艺,每年报酬仅二十几元,不能瞻养老母亲。后又经人介绍去天津函授中西
医学院学医二年,毕业后在大新庄、柳树瞿阝等地开了几年诊疗所。
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十六岁丧父,开始过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贫困的家庭环境迫使我在十七岁那年就挑起家庭生活重担,走向社会寻找生活出路。我学过三年裁缝能手艺,每年报酬仅二十几元,不能瞻养老母亲。后又经人介绍去天津函授中西
医学院学医二年,毕业后在大新庄、柳树瞿阝等地开了几年诊疗所。
一、把医术献给革命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我国东北沈阳,仅一年多的时间,整个东北三省沦陷。接着,又向华北步步进逼。腐败的民党政府行不抵抗政策,把租国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任期蹂躏践踏。当时我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对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急深感忧虑,滿怀抗日救国之志,但苦于无人领头,无人组织,盼望能有个能人出来。一九三八年六月,愿里终于实现了。滦县南部安各庄出了一个抗日英雄——高小安(又名林海山)。当时,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有胆量、有知识、有谋略的共产党员。他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唐山南部地区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象磁铁般地吸引着广大青壮年走向抗日救国道路。开始,他在我们这一带利用“皮影棚子”等开展抗日宣传,用拜把子(结拜兄弟有:郑洪勋、郑洪凯、郑洪书、郑秀增、邢凤阁等)联亲友、串同乡等办法组织抗日力量。因为我与高小安有点亲戚关系,所以很快就被他联络上了,参加了他领导的抗日队伍。我妻子孙玉茹也我一起参加了抗日。
高小安开始拉队伍时,仅有二、三十人,以张家横坨为活动中心,经常在这村北大寺里开会,研究部暑抗日工作。当时扩大队伍方法是:利用文武两条战线,一是面向社会上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二是迫使伪军政人员缴械,争取收拢他们。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拉起千人以上的队伍。以后又扩大到两千多人。这支队伍被冀东抗日联军总部命名为抗联十三总队。高小安任总队长,归属李运昌部。
队伍扩大了,要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总队下设八大处,即:政治处、秘书处、参谋处、军需处、医务处、副官处、顾问处等。各处处长是:郑洪书任秘书处长、郑洪凯任军需处长、郑洪勋任政治处长,我们医务处长,姜××任副官处长、高朝喜任顾问处长。处以下设若干中队。
暴动后,因战事频繁,伤员很多。为了搞好部队的医疗工作,李运昌司令员亲授委任状,任命我为医务处长。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會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医术献给革命,献给壮丽的民族解放事业。开始,医务处就我一人为主要人员,另外有安各庄的高殿台等十几个次员。当时的医疗器械非常简陋,为适应战场救护的需要,迅速使伤员重返前线,我将家中诊所储备的药品及医疗器械全部无代价地献给了抗日救国事业。
路南抗日战线的第一支医疗队伍,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医务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但同志们满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战友的滿腔热情,日夜奋战,救死扶伤,为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高小安开始拉队伍时,仅有二、三十人,以张家横坨为活动中心,经常在这村北大寺里开会,研究部暑抗日工作。当时扩大队伍方法是:利用文武两条战线,一是面向社会上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二是迫使伪军政人员缴械,争取收拢他们。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拉起千人以上的队伍。以后又扩大到两千多人。这支队伍被冀东抗日联军总部命名为抗联十三总队。高小安任总队长,归属李运昌部。
队伍扩大了,要有一个严密的组织系统。总队下设八大处,即:政治处、秘书处、参谋处、军需处、医务处、副官处、顾问处等。各处处长是:郑洪书任秘书处长、郑洪凯任军需处长、郑洪勋任政治处长,我们医务处长,姜××任副官处长、高朝喜任顾问处长。处以下设若干中队。
暴动后,因战事频繁,伤员很多。为了搞好部队的医疗工作,李运昌司令员亲授委任状,任命我为医务处长。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會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的医术献给革命,献给壮丽的民族解放事业。开始,医务处就我一人为主要人员,另外有安各庄的高殿台等十几个次员。当时的医疗器械非常简陋,为适应战场救护的需要,迅速使伤员重返前线,我将家中诊所储备的药品及医疗器械全部无代价地献给了抗日救国事业。
路南抗日战线的第一支医疗队伍,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医务处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但同志们满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对战友的滿腔热情,日夜奋战,救死扶伤,为保障部队的战斗力发挥了很大作用。
二、转入地下,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一九三八年多,冀东人民抗日暴动受挫后,伪保卫团长王子林勾结日寇,在宋家营、小集、大新庄、爽坨、會家湾等地又重设据点,乡村建立保甲制,实行大讨伐,抓捕我暴动人员和亲属,白色恐怖四起,人民淉遭灾难。
当时我接受高小安同志的指示,转入地下开展革命斗争。当年十月,我与妻子孙玉茹从向庄子乘船到沿海的柳树瞿阝村,投奔暴动时沿海办事处主任會固同志。在这里我以行医为掩护,活动在附近几十个村庄之中,宣传抗日,并积极筹备药物,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在此期间,我广泛结交社会上各界人士,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我前方部队药品奇缺,部队的卫生员常到我这里取药。我虽然准备了一些药品,但还是不够用。于是,我只找门路,结识了雁翎庄的杜兰芽。此人信仰佛数,是个佛会员。通过他用七块錢买了一个佛教会员证,持此证可以去北京、唐山等地买药,同时也可探听敌情。我买药以前进行一番化装,穿上当时比较时兴的体面衣服,带上佛会员证,就可以安全出入于敌人的各道关卡。去北京买药,我住在五台山佛教会;去唐山买药就住在唐山道德会。(因为敌人一般不盘查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就这样为革命储备了大量的重药品,有德国的雷呋奴尔,日本的白浪多息等,这些药品都由我妻子孙玉茹保存。
我妻子孙玉茹对革命忠心耿耿。转战中,为减轻负担,她不惜扔掉自己的东西,以保证组织上的东西不受损失。数九寒冬里,妻子一胎生下了两个小孩,可是,因为坚持外斗争,环境残酷,有一个竞被冻死了。
就是在这样的残酷环境里,我们秘密活动了四个年头(一九三九——一九四二),昼夜不得安宁,时刻盼望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当时我接受高小安同志的指示,转入地下开展革命斗争。当年十月,我与妻子孙玉茹从向庄子乘船到沿海的柳树瞿阝村,投奔暴动时沿海办事处主任會固同志。在这里我以行医为掩护,活动在附近几十个村庄之中,宣传抗日,并积极筹备药物,为革命高潮的到来积蓄力量。在此期间,我广泛结交社会上各界人士,更好地开展革命活动。当时,我前方部队药品奇缺,部队的卫生员常到我这里取药。我虽然准备了一些药品,但还是不够用。于是,我只找门路,结识了雁翎庄的杜兰芽。此人信仰佛数,是个佛会员。通过他用七块錢买了一个佛教会员证,持此证可以去北京、唐山等地买药,同时也可探听敌情。我买药以前进行一番化装,穿上当时比较时兴的体面衣服,带上佛会员证,就可以安全出入于敌人的各道关卡。去北京买药,我住在五台山佛教会;去唐山买药就住在唐山道德会。(因为敌人一般不盘查这些地方,比较安全)就这样为革命储备了大量的重药品,有德国的雷呋奴尔,日本的白浪多息等,这些药品都由我妻子孙玉茹保存。
我妻子孙玉茹对革命忠心耿耿。转战中,为减轻负担,她不惜扔掉自己的东西,以保证组织上的东西不受损失。数九寒冬里,妻子一胎生下了两个小孩,可是,因为坚持外斗争,环境残酷,有一个竞被冻死了。
就是在这样的残酷环境里,我们秘密活动了四个年头(一九三九——一九四二),昼夜不得安宁,时刻盼望着革命高潮的到来。
三、革命再兴,创建休养所
一九四二年春,路南地区抗日活动又活跃起来了。高小安带领游击队从路北过来,重新开辟这块地区。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区队副队长高小安、连长李德勇、指导员王为良带领百名指战员攻打戟门据点。战斗胜利结束后,高小安队长从张庄子派来一辆大车,到柳树瞿阝村将我诊所的药物、药械和我的家眷全部运转到张庄子村。我又一次将价值上千元的药物无代价地献给了革命事业。按高小安队长的命令,在诊所的基础上迅速组建一区队休养所,增加医护工作人员,为接收前方伤病员做好准备。
当时一区队政委王晓声,区队长张鹤鸣,副区队长高小安。下设五个,一连长李德勇,指导员王为良;二连长张子川,指导员刘克义;三连长刘守仁,指导员秦治国;四连长朱俊功,指导员华山;五连长ト永旺,指导员小川。当时活动范围,北宁路(现在称京山路)以南至渤海湾,即现在的乐亭、滦南、丰南一带。
一区队休养所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张庄子村正式组建,我任所长。护士长陶玉琢;班长吳振生、李振廷;司药贾东旭；调剂夏恩伯。其它医护、工作人员有李玉顺、刘振廷、于金水、孙卓胜、孙玉茹、张太启等七八个人。随着工作任务的增多,人员也逐步增加。先后来所工作的有卢更新、谷士同、王谨臣、张子彦、田顺仁、杜镜朋、王青、杨操全、李卓然等。
休养所组建起来后,积极配合部队开展工作。当时战斗频繁,环境艰苦,接收伤病员任务逐渐增多,同时还肩负接收路北四区队伤病员的任务。所里经常住四、五十名伤员,有时住七、八十名。伤病员进所后,吃、住、治疗、人身安全等,一切都由所里负责。
当时部队领导,地方党政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休养所的工作均给子大力支持。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高度发挥了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休养所从小到大,越办越好,设备条件也逐渐改善。地方党政领导对休养所的工作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专员丁振军、张振宇,县委书记周克刚,县长蔡永为等都會先后多次到所里慰问,亲自给工作人员开会,讲国内外形势,指导工作,并给子人力物力支援。区委书记李连胜同志也多次派区干部王天仁同志赶着大车去落潮湾子(当时属保密地方)给伤员送米面、衣服和被褥等。冀东军区卫生所的卢长山同志，也曾带领手术队到张庄子进行医疗技术指导。
解放区人民千方百计协助解决伤病员住的问题。李家灶、张庄子、孙家灶、尖坨子、黑沿子等村群众,不白天黑夜,只要伤病员进村,家家戶戶都主动腾房子,帮助护埋,给伤员喂饭、洗衣服,并拿自家的皮袄、新被褥给伤病员用。
一九四五年六月,老王庄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伤员运到李家灶。李家灶抗勤工作人员李广善同志全家对伤员精心护理,给重伤员端屎端尿,洗脸喂饭。后来情况紧急,在李家灶不安全,李广善同志又帮我们把伤员运到落潮湾子的地铺里。广善一家对伤员的真挚情感深深感动了我们,战士们亲切地称李母为子弟兵的母亲。
一九四五年夏,我方连队把伤员交给张庄子侦察员张太启同志。张庄子老百姓纷纷出动担架和车辆把伤员运到村里休养所,又是送水,又是送饭,有的把家里节省的鸡蛋也送给伤员。群众孙胜良主动给伤员做饭。经过乡亲们一个多月精心护理,伤员们都痊愈出院,重返杀敌战场
在敌人大扫中,休养所派侦察员卢更新同志具体负责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三个村挖地洞的工作,这三个村的民兵积极协助休养所挖了三个地洞,每个洞能容纳十几个人。一次,日伪军讨伐,驻在张庄子村,敌人在村里騰一天一夜也沒发现我伤病员的一点踪迹。
诸如上述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事迹,数不胜数。上级领导的关怀,人民群众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医护人员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吃苦耐劳,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有一次,我们为了缩小日标,把轻伤员分成小组向南堡集中。当时我交给年轻的侦察员张太启三个伤员。他带三个伤员在草泊里活动了五、六天。为了三个伤员的生存,他每天到尙庄子村讨饭,冲破千难万险把三个伤员带到南堡,一起到海上隐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在麻醉药品和消炎药品严重缺少的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的重伤员面临着巨大痛苦。为了减轻他们痛苦,全体医护人员动脑筋想办法,把棉花用苏达水煮一煮进行消毒,代替药棉花;用农家织的土布蒸煮消毒后代替绷带用;把食盐过滤后,制成消炎药品等。用这些土办法制造的药品都起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敌人把休养所看成是眼中,肉中刺,多次进行讨伐、搜捕,每次都扑空。因为敌人的一举一动,我方了如指掌。当我们得知敌人讨伐的消息,立即组织伤病员分散转移。重伤病员就地进入地洞隐蔽,轻伤员有的转进芦苇泊,有的船向海上转移,有时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就从黑沿子上船到南北铺或滦南县柳赞;敌人从东边来,我们就从柳赞上船去黑沿子、南北铺。就这样与敌人周旋,保证了伤病员的人身安全。
我们这个休养所从一九四三年五月建立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三年多的时间里,由六、七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人,连的编制。医疗设备不断增加,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十四团副团长刘守仁在一九四五年开平战斗中,左眼负伤,我们给他做了技术难度较高的眼科手术,并托人从天津买来一只假眼,安上后效果很好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治疗伤病员近二千多人次。其中党政军领导人员有吳文华、武汉兴、小川、毕醒愚、王为良、张久功等都在所里休养治疗过。伤病员治愈后,都高高兴兴地重杀敌战場。刘守仁说过:“一区队休养所是保证前方指战员身体健康,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阵地。”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部队不断扩大,一九四五年初,一区队改编为冀热辽独立十四团,休养所也随之改为十四团休养所。我仍任所长,医护和工作人员已达五十多人。
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一区队副队长高小安、连长李德勇、指导员王为良带领百名指战员攻打戟门据点。战斗胜利结束后,高小安队长从张庄子派来一辆大车,到柳树瞿阝村将我诊所的药物、药械和我的家眷全部运转到张庄子村。我又一次将价值上千元的药物无代价地献给了革命事业。按高小安队长的命令,在诊所的基础上迅速组建一区队休养所,增加医护工作人员,为接收前方伤病员做好准备。
当时一区队政委王晓声,区队长张鹤鸣,副区队长高小安。下设五个,一连长李德勇,指导员王为良;二连长张子川,指导员刘克义;三连长刘守仁,指导员秦治国;四连长朱俊功,指导员华山;五连长ト永旺,指导员小川。当时活动范围,北宁路(现在称京山路)以南至渤海湾,即现在的乐亭、滦南、丰南一带。
一区队休养所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在张庄子村正式组建,我任所长。护士长陶玉琢;班长吳振生、李振廷;司药贾东旭；调剂夏恩伯。其它医护、工作人员有李玉顺、刘振廷、于金水、孙卓胜、孙玉茹、张太启等七八个人。随着工作任务的增多,人员也逐步增加。先后来所工作的有卢更新、谷士同、王谨臣、张子彦、田顺仁、杜镜朋、王青、杨操全、李卓然等。
休养所组建起来后,积极配合部队开展工作。当时战斗频繁,环境艰苦,接收伤病员任务逐渐增多,同时还肩负接收路北四区队伤病员的任务。所里经常住四、五十名伤员,有时住七、八十名。伤病员进所后,吃、住、治疗、人身安全等,一切都由所里负责。
当时部队领导,地方党政干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对休养所的工作均给子大力支持。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高度发挥了吃苦耐劳的革命精神。休养所从小到大,越办越好,设备条件也逐渐改善。地方党政领导对休养所的工作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专员丁振军、张振宇,县委书记周克刚,县长蔡永为等都會先后多次到所里慰问,亲自给工作人员开会,讲国内外形势,指导工作,并给子人力物力支援。区委书记李连胜同志也多次派区干部王天仁同志赶着大车去落潮湾子(当时属保密地方)给伤员送米面、衣服和被褥等。冀东军区卫生所的卢长山同志，也曾带领手术队到张庄子进行医疗技术指导。
解放区人民千方百计协助解决伤病员住的问题。李家灶、张庄子、孙家灶、尖坨子、黑沿子等村群众,不白天黑夜,只要伤病员进村,家家戶戶都主动腾房子,帮助护埋,给伤员喂饭、洗衣服,并拿自家的皮袄、新被褥给伤病员用。
一九四五年六月,老王庄战斗结束后,我们把伤员运到李家灶。李家灶抗勤工作人员李广善同志全家对伤员精心护理,给重伤员端屎端尿,洗脸喂饭。后来情况紧急,在李家灶不安全,李广善同志又帮我们把伤员运到落潮湾子的地铺里。广善一家对伤员的真挚情感深深感动了我们,战士们亲切地称李母为子弟兵的母亲。
一九四五年夏,我方连队把伤员交给张庄子侦察员张太启同志。张庄子老百姓纷纷出动担架和车辆把伤员运到村里休养所,又是送水,又是送饭,有的把家里节省的鸡蛋也送给伤员。群众孙胜良主动给伤员做饭。经过乡亲们一个多月精心护理,伤员们都痊愈出院,重返杀敌战场
在敌人大扫中,休养所派侦察员卢更新同志具体负责张庄子、黑沿子、尖坨子三个村挖地洞的工作,这三个村的民兵积极协助休养所挖了三个地洞,每个洞能容纳十几个人。一次,日伪军讨伐,驻在张庄子村,敌人在村里騰一天一夜也沒发现我伤病员的一点踪迹。
诸如上述军民鱼水情深的动人事迹,数不胜数。上级领导的关怀,人民群众的支援,极大地鼓舞了医护人员的斗志,坚定了他们吃苦耐劳,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
有一次,我们为了缩小日标,把轻伤员分成小组向南堡集中。当时我交给年轻的侦察员张太启三个伤员。他带三个伤员在草泊里活动了五、六天。为了三个伤员的生存,他每天到尙庄子村讨饭,冲破千难万险把三个伤员带到南堡,一起到海上隐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在这样残酷的环境里,在麻醉药品和消炎药品严重缺少的情况下,需要手术治疗的重伤员面临着巨大痛苦。为了减轻他们痛苦,全体医护人员动脑筋想办法,把棉花用苏达水煮一煮进行消毒,代替药棉花;用农家织的土布蒸煮消毒后代替绷带用;把食盐过滤后,制成消炎药品等。用这些土办法制造的药品都起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敌人把休养所看成是眼中,肉中刺,多次进行讨伐、搜捕,每次都扑空。因为敌人的一举一动,我方了如指掌。当我们得知敌人讨伐的消息,立即组织伤病员分散转移。重伤病员就地进入地洞隐蔽,轻伤员有的转进芦苇泊,有的船向海上转移,有时敌人从西边来,我们就从黑沿子上船到南北铺或滦南县柳赞;敌人从东边来,我们就从柳赞上船去黑沿子、南北铺。就这样与敌人周旋,保证了伤病员的人身安全。
我们这个休养所从一九四三年五月建立到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寇投降三年多的时间里,由六、七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人,连的编制。医疗设备不断增加,医疗技术不断提高。十四团副团长刘守仁在一九四五年开平战斗中,左眼负伤,我们给他做了技术难度较高的眼科手术,并托人从天津买来一只假眼,安上后效果很好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治疗伤病员近二千多人次。其中党政军领导人员有吳文华、武汉兴、小川、毕醒愚、王为良、张久功等都在所里休养治疗过。伤病员治愈后,都高高兴兴地重杀敌战場。刘守仁说过:“一区队休养所是保证前方指战员身体健康,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阵地。”
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部队不断扩大,一九四五年初,一区队改编为冀热辽独立十四团,休养所也随之改为十四团休养所。我仍任所长,医护和工作人员已达五十多人。
四、转战南北,休养所不断壮大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部队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我们冀热辽独立十四团,于一九四五年冬从路南开往路北的丰润、遵化一带活动,并改编为冀热辽十三旅。旅长肖全夫,政委李振生,参谋长吴文华。后又于同年改番号为十一旅。休养所改为十一旅休养所,我仍任所长。指导员李绍先、果治民。医护、工作人员增加到八十多人。分为一、二两个所,行政、业务由我统管,扩大到营级编制。
我们部队接受冀热辽军区命令,于一九四六年春至一九四七年夏,开始在北宁路南北两侧开展运动战,袭击国民党反动派据点。这期间,我部先后攻打了玉田、遵化、昌黎三座县城,拿下玉田鸦洪桥等重要据点。并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二十九),配合冀东十三军分区警备四十八团和丰南县支队,攻打小集,枣园、大新庄、宋家营等据点。小集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地方保卫团总团长王子林。休养所一直随部队南北转战。
一九四七年秋,我部队奉命转战东北战場,参加了辽沈战役。到东北后,部队改编为九纵二十六师,师长肖全夫,政委李振生。卫生所也改编为九纵二十六师野战部队卫生收容所,我仍任所长。协理员张荣珍。全所工作人员达到百余人,营的编制。以后,我又到九纵队后勤所任所长。
一九四八年冬,东北全境解放,随之,野战卫生所全体工作人员同部队一起进关。这时我被组织分配到冀东军区卫生部任第三所所长。
我们部队接受冀热辽军区命令,于一九四六年春至一九四七年夏,开始在北宁路南北两侧开展运动战,袭击国民党反动派据点。这期间,我部先后攻打了玉田、遵化、昌黎三座县城,拿下玉田鸦洪桥等重要据点。并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九日(农历正月二十九),配合冀东十三军分区警备四十八团和丰南县支队,攻打小集,枣园、大新庄、宋家营等据点。小集战役,活捉了国民党地方保卫团总团长王子林。休养所一直随部队南北转战。
一九四七年秋,我部队奉命转战东北战場,参加了辽沈战役。到东北后,部队改编为九纵二十六师,师长肖全夫,政委李振生。卫生所也改编为九纵二十六师野战部队卫生收容所,我仍任所长。协理员张荣珍。全所工作人员达到百余人,营的编制。以后,我又到九纵队后勤所任所长。
一九四八年冬,东北全境解放,随之,野战卫生所全体工作人员同部队一起进关。这时我被组织分配到冀东军区卫生部任第三所所长。
(卢建宗、孙福祯、杜宝全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