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路南的斗争岁月里
梁志友
        一、奔赴路南
        我是滦县榛子鎮高家庄人,一九四0年在本村入党。入党后在村里当干部。一九四二年五月初四,驻榛子鎮的伪挺进军十一人到我村“清乡”。我们村干部配合张旭初的抗日部队,给了敌人歼灭性打击,打死、打伤、活捉敌人十名,只有一人逃回榛子据点。但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疯狂报复。当天晚上,就派来大股部队,对我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洗”。房子大部分被烧毁,沒来得及离开的群众遭到敌人的血腥屠杀和抓捕。我叔叔高进富就是被抓到榛子鎮后杀害的。
      从这以后,敌人加紧了对我村一带的“清剿”。四二年秋后的一天,区委书记郑兴找到我说:“你的目标已经暴露在村子里不好待了,到外边去工作吧!我给你写封信,去找华新同志。”华新同志又名石堂,当时是迁滦丰联合县组织部长。
      经郑兴同志介绍,我在李家沟找到了华新同志。华新同志叉给我写了介绍信,要我到孟家大寨去找黄介如总区长。我跟家里人告了别,步行了一整夜,在天将亮时到了帅甲河,经交通员张罗锅子护送,翻过交通沟,到了路南,又一口气跑了十几里,赶到孟家大寨。一打听,黄介如区长和杜文平都不在。我只好耐着性子等着,直到傍晚,他们才回来了。我把华新同志的信交给他们。黄介如同志看完信,说:“咱们这儿是新划的区,属于迁滦丰联合县六总区,总区长是我,代理区委书记是杜文平,下设四个分区,你任三分区助理员,陈金华做组织工作。”接着又给我们详细讲了这个区的区划。
      这个区的范围,原来由錢营往北至铁路护路沟,西到陡河,东到沙河。因为我们刚到这里,连个关系人都沒有,加之这里敌人据点林立,活动十分困难。因此,黄介如同志特别强调要发扬老八路的优良传统,依靠群众,做好统战工作,尽快打开局面,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我们接受了任务,当天就开始工作。我和陈金华先到岭上,又到北阳庄,再到林子里,最后到李家坨,一晚上就活动了四个村。我们活动的首要任务是物色关系人,主要对象是依靠贫下中农,村公所的下层人员,靠挣高梁小米活命的乡丁等。其次是控制、取敌伪势力,如乡保长等人。不久我们就站住了脚。
      随后我们积极开展下一步工作,扩大活动范围,发展骨干力量。到四三年年底,活动范围就扩大到大小长春、安各庄,王楼、井电、王盼庄、马各庄、塔坨、康各庄、赵各庄等村,并在村里确定了关系人。我们一到这些村,就有青年队为我们站岗放哨。如李新庄的村于部独立,草各庄的刘雅堂,罗各庄的葛三,康各庄的陈志铭等,都是在这时期认识,并且成为我们的关系人的。
      那时候我们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找僻靜的地方休息。有时情况一紧张,吃不上饭,也喝不到水,口渴得实在难了,就把树叶含在嘴嚼一嚼,咽一点儿苦涩的浆汁,润一润嗓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顽强地坚持着。
二、争取李一亭
      在几个村子确定了关系人之后,一天,我们到康各庄活动。这个村的保长把我们的住房号到了开平商团团总显宗的家里。这李显宗在这一带也算一个“人物”。他手里有枪,家里有一百二十亩地,三个老婆,一所三层四破五房子的大院子。
      我们住进李家头层房的西屋。李显宗的父母都活着,李的大老婆有两个间女,二老婆、小老婆都沒有孩子。李显宗知道我们去了,也不露面,整天躲在西厢房里跟小老婆抽大烟。我们不管他,住在别处一样开会,研究工作。
      在这里活动几天之后,李母见我们说话和气,渐渐地对我们有了好感。一天,我主动跟他拉起了家常。
      “你儿子在家吗?”我故意问她。
      “有病呢,出不了屋”。
      正在这时候,李显宗出来了。他面黄肌瘦,一幅十足的大烟鬼的架子。他走进我们住的房子,向我们点头哈腰的我们正想摸摸他的底,便抓住这个时机,眼他讲了许多团结一致,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和我党的政策。这些话起了他的民族正义感,最后,他竟激动地说:“我也参加抗日中不中?”
      我说:“你参加抗日怎么不中?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物出物,你参加抗日我们欢迎。”
      “好!我听你的。”李显宗下了很大决心。
      当天晚饭后,他就跟我们走了。我们到了另一个村子后时间不长,他的烟稳就犯了。只见他张哈流泪,诞水老长。我见此状,便对他说:“你这样可不行,八路军怎么能带着大烟鬼呀!”
      他说:“那昨办?”
      “戒烟!”我说:“给你配药,帮你过好这一关。”
      “中!你说咋办就咋办。”李显宗诚恳地回答。
      于是,我们给他配了戒烟药,每天饭后给他一包。他服药后效果很好,过了一段时间就彻底戒住了,身体也健壮起来,他熟悉这一带地理,由于当过开平商团团总,威望比较高,影响也比较大,帮助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在抗战实践中,李显宗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从心底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抗日的,从而坚定了参加抗日工作的信心和决心。他给自己起了化名:李一亭,表示决心跟我们干一辈子。后来我们安排他当了区里的粮秣助理,成为正式脫产干部。
      一九四五年三月,我们又做通了李一亭和他父母的思想工作,他家拿出一百一十亩地,两层正房分给了无地少房的雇农。一九四五年底,李一亭和又他的大老婆、二老婆办了离婚手续。
      从此,李一亭便一心一意干革命了,并且在斗争中表现很坚决。日本投降后,他會去南方工作,一九四八年回北方,會任承德市邮电局付局长,解放后一直做领导工作。就这样,一个伪商团团总、土财主,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这件事,在当时来说影响是很大的。
三、打通钱营据点
      在初步打开局面之后,杜文平、黄介如同志指示我们,进一步开展瓦解敌人的工作。
      他们说:“錢营据点在我们区的中心,能不能想办法经过我们做工作,从据点内部拉出人来,再打进去,随时给我们提供情报,这样我们在錢营附近就能站住脚。”
      我觉得这样做非常必要,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正巧这时候錢营伪长周志林主动托闫庄保长闫昆和我们联系,我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约定和他见面。通过谈话,我们了解到他想靠拢抗日政府,愿为抗日出力。他主动问我们缺什么东西。我鼓励了他,就让他回去了。因为是初次见面,沒急于让他搞什么东西。
      过了几天,闫保长找到我们说,周长给我们准备了一批东西想送出来,问问要不要。我们听说有胶鞋、蜡纸、油量、暑药等。都是我们需要的,周志林又是真心给,便收下了。
      以后我们联系越来越多,有一次周志林向我提出,据点里就他一个人工作力量太单簿,想从据点里再找一个人和他一起给我们做工作。
      我一听这可是好事,正愁沒办法在敌人据点内拉关系人呢。我忙问:“你说找谁?”
      “王文焕行不行?”周长向我介绍了王焕的情况这王文焕也是榛子鎭附近人,他怕八路军把他从据点掏出去,想跟我们搭线。
      我说:“中,可以定个时间见面谈谈。”
      根据事先的约定,我们在草各庄见面了。这王文焕小矮个,大眼珠,三十多岁,稍爱的身材挺精种。他一见到我就说:“我也是榛子鎭人,不知道你在这儿工作。你不找我,我也早想找你呢。”接着他主动地跟我谈起了錢营的情况。
      我听了,觉得他还有点良心,就教育他说:“你在钱营据点混饭吃,我们在外边做抗日工作,咱俩是两条道,你是为饭碗子,我是为解放全中国,我的路比你的路宽。”
      他听到这里,走连点头称是。忙说:
      “梁区长,咱第一次见面,你满快刀打豆腐,你缺啥用就管说。”
       我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啥也不缺,但是有四项工作需要你去做:第一,你回去迅速把錢营据点內部情况搞清楚。你们的人数,当官的优缺点、性格,枪支弹药情况等,告我们第二,你们内部有什么变化,特别是唐山、开平、林西的敌情变化,无论啥时都要设法送出来,不能耽误。第三,我们什么时候送东西给你去信。你也要找几个心腹人,当帮手。你口头要严,绝对保密,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听到这里,他拍着我的大退说:“梁区长,你真叫英明。”
      我说:“还有,第四,营附近是八路军活动的地方,不论是干部、群众被抓到你们据点,你要设法保护。”
      他立刻答应说:“这我做到了。”停了一会儿,他又问:“枪支弹药马上用吗?
      我说:“相机行事!还要注意适可而止。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你可以搞一些。你送出一发子弹也不嫌少,两箱也不嫌多。”
      “好!我一定尽力去办。
      第二天,周长带着几个人给我们送来几个麻袋,里面装着二十条枪,都是“马金勾”。另外还有两箱子弹,一箱手榴弹。并且说这些都是王文焕送出来的。从此以后,王文煥经常把敌军的情报送出来,有时一天出两三个,就连他得到唐山敌人的情报也设法来。对我们的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我们在錢营据点做了瓦解散军争取内线的工作,使这一带的工作开展得很快,到这一年的冬天,我们在许多村子建立了一面关系人(也抗勤,在路北叫武装班长、办事员)。当时我们把村庄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类,建立了我们的政权,村子里有办事员、抗勤,我们的同志去了之后,能安全地开展工作。如大小齐各庄、黄各庄、大小赞公
庄、詹家电、王家楼、鲁庄、李新庄、小李家坨、林子里、北阳庄等十五个村子。第二类是需要继续建立我们的关系,教育考验新建立起来的关系,如刘唐保、五里屯、聶各庄、大小长春等。我们进到这些村子里夜间不能住下,以防意外。第三类属于边沿区,是离敌战区较近的村子。如女织寨、稻地等。我们到这些地方去活动都是突击性的,不能吃也不能住。后来到一九四三年夏,我们在第一类村子陆续建立起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但在第二类村子还不行,第三类村子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逐步打开了局面,使这一带的抗日救国运动日益红火起来。
四、惩治王康
      我们在开辟地区的斗争中,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在积极搞好统一战线的同时,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汉奸也是严惩不贷的。
      罗各庄有个大地主叫王康,是个保长,家里财势挺大,屋子里摆的都是一色的紫檀木家俱。这个人很反动,三个女儿都嫁给了特务。我们有时到他们村子去,村里有意把我们的饭号到他家。到他家之后,王康表面上装得挺客气,吃饭还让他的两个女儿陪着,但饭是有问题的,我们吃过后都吐了。并且我们每次到罗各庄去总会遭到敌人包围。后来知道是他闺女给敌人报的信。一九四三年夏天,我们到总区开会时向杜文平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区委决定除掉这个坏蛋。
      后来我又找到县民政科长丁小川同志,叫他跟我们一块儿执行这个任务。丁小川听说是去除汉奸,很高兴,说:“我就爱干这个工作。”
      我们几个人径直来到王康的家里,这王康有六十多岁,很胖,挂着文明棍,穿一身深灰色的罗布大褂。和往常一样,他又把我们领进客厅,并假心假意地招呼他闺女给我们做饭。
      我们刚坐下,王康先说话了:“你们几位从哪儿来呀?”
      我说:“王保长,你今后少打听这些事儿,这是我们的军事秘密。”
      “啊,啊,”王康点点头显得很尴尬。
      过一会儿,饭菜已经端上来了,王康叫我们吃饭,我们只好应付了一下,谁也沒有吃多少。”
      饭后,我说:“王保长,我们今天来是请你当边区代表到平西开座谈会,这一片有四五个人,叫你们伙计快套小车子。”
      王康坐在炕沿上,皮笑肉不笑地说:“我还能当代表?我有啥用处?”
      “这是上级指示,非去不中。”
      “去几天?”
      “不多,顶多三两天。你也准备一下,把你那迎官接诏的衣裳也拿出来穿上。
      王康见我说得天衣无缝,信以为真了。转身进到里屋换上了新罗布大褂,穿上了新鞋新袜子,头上藏顶大草帽,飘带拉到膝盖上。
      王康上了小车子,我们紧紧跟在后面。
      到了赞公庄西坨上,我们按照预先的部暑停下车,把王康叫下来。他刚一下车,通讯员小李子伸手就把他头上的草帽下去了,喝令他跪下。他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惊呆了忙问:“这是干啥?”
      我说:“今天要限你算总帐。”接着我掏出预先写好的判决布告,念给他听,这时他才知道是上了当。他越听越后悔,越听越害怕,六神无主,昔日神气活现的王康这时只顾筛糠筛糠了。
      就这样,我们把这个坏蛋活埋了。
      第二天,敌人出动进行报复,一连围了好几个庄,疯狂地搜查八路军、抗日干部,但是一无所获。王康家里也知道王康处决了,但不知埋在哪里,想找也找不着。

五、戳穿敌人美人计
      一九四三年春夏间,我们路南地区的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基本上控制了各村的保甲长。他们跟我们讲话真,跟敌人说假话,对于敌人摊派的粮、款,坚持迟交,少交、不交。敌人采取的一些统治措施,他们都积极跟我们汇报。同时一些村子有了我们的村千部,陆续建起了齐心会、青救会、妇救会等群众组织。建党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他们除了在各村组织联庄会,跟我们对抗外,还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同我们顽抗。
      这一年的五月间,我们到聶各庄去活动,一进村干部的家,就看见他家多了个怪女人。这个女人烫着飞机头,抹着口红,穿着花里胡哨的旗袍,打扮得妖里妖气。跟这个书部一问,他说是他老婆,是新摘的。但是他却不知遵这个女人是哪儿的人。这就更引起了我们的怀疑。
      回到区里,我跟区委书记杨日昇谈起这件事。我说从那人的装束打扮看这里面推有问题。他说是应该提高警惕。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先去人把那个村干部叫到区里,说是开会,然后再派人把那个女人带到小赞公庄审查。经过我们对她再三盘问、审查、交待政策,那女人才说了实话:原来她是店山的妓女。一个月以前唐山宪兵队的孟翻译到女院,从中选了四个人到宪兵队训练了一个半月。交给她们的任务是,到乡下去专找抗日政府的关系人结婚,从而搜集我方的情报送宪兵队。我问那几个人的下落,她也不清楚。我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不及时把这些美女蛇清除掉,我们将会造受到无法想象的损失。于是我逐一分析了这一带村干部的情况,抓紧到沒媳妇的村干部家调查。结果,很快又找到了两个女人。在审讯这三个女人时,其中有两个态度好,吐露了真情。一个非常顽固。我们反复跟她讲政策开导她,还是无动于衷。最后我看她实在不可救药了,做了区别处理:两个坦白交待得好的发给路费再打进敌人内部。顽固到底决心与人民为敌的小个子就地处决了。后来我们听说沒找到的那个女人落到了八里庄,她听到三个同伙被抓获,吓得连夜逃跑了。我们放回去的两个女人引起孟翻译的怀疑也被敌人杀害了。这件事,给我们的村干部很大教育,使他们的警惕性更高,头脑更清醒了。
六、雇工增资和减租减息运动
      一九四四年九月,全国抗战形势大有好转。区委传达了特委关于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减租减息和雇工增资运动的指示。指示强调指出,增资、减租运动是发动基本群众,巩固根据地的主要关键。我们经过研究部署,决定采取一人包一片的办法,认真地抓紧这一工作。
      这次我负责的是安各庄、大小长春,往西到陡河沿,往南到宣、黄、刘、李、葛一带。这一带地主富农非常多,因而工也比较多。我到这几个村子先搞摸底,挑选、培养骨干和发动积极分子的工作。开始,我找他们开会,说给他们增资,他们都不敢要。后来经过讲形势,讲道理,讲政策,才使他们坚定了信心。经过几天的活动,我们联络起一些届雇农中的骨干,再经他们串联发动,很快就在十几个村当中拉起了一支四五百人的工队伍。当然各村村政权在这里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带领着这支队伍到各村子游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同时也在地主雇农面前显示了广大贫农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
      前后经过十几天的发动、斗争,雇屋工增资取得了很大胜利,地主们都答应,在原来规定每个雇工一年一石六斗小米的基础上,再额外增粮食,最多的增二百五十斤。有的地主富农一时想不开,但他们慑于我们的威力,也咬着牙答应了。在这场斗争中,妇女、青年也起了很大作用。她(他)们专门搜集情况向我们反映。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我们抗日政府同当地群众搞成了鱼水关系,在这次运动中,群众发动得也比较充分。
      通过这次增资斗争,使广大贫屋农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利益,而且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和组织性,对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在这次雇工增资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纷纷要求报名参军。我记得在这个区就有十来个优秀青年应征入伍,走上了抗日教国的前线。
      到四四年底,四五年初,我们按上级指示又发动了“二五减租”运动。方法是,按抗日政府法令规定,不论实物地租与货币地租,地主一律减收原租额25%。(若租额仍超过产量37.5%者,减到37.5%)当然,我们也注意了统一战线问题,不能打击过火。通过“二五减租”,既使贫雇农减轻负担,又使地主富农可以接受。
      这一次我们先在井家屯、王家楼、学各庄、大田港等几个村搞试点。这几个村子当时都建立了村政权和党组织,群众觉悟也比较高。因此,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这几个村的地主富农都表示愿意遵照政府法合,实行“二五减租”。
      以后随着点上工作的进展,面上的工作也逐步铺开。到一九四五年初这个区绝大多数村子都实行了“二五减租”,减轻了贫雇农的负担,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进展。
      我于一九四二年春到路南工作,一直到一九四六年春,因工作需要调到滦西县,前后在这块土地上工作战斗了四年之久。这里的人民朴实勤劳,富于斗争精神,沒有他们对抗日工作人员热情的支持,我们是不会取得那样成绩的。特有许多乡亲父老,革命志士,为了掩护我们,支持我们,流了血,出了汗,有的甚至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总是很难过的。特别是我的老领导杜文平、黄介如二位同志,他们更是给了我许多帮助与教诲。然而,他们为了解放全中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我相信,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路南的群众,一定会世世代代铭记他们的功绩,把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好,更加富裕。
                                         (刘长太  整理)
 
 
扫码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