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瑞昌
一九四三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极其残酷的时期。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壮大抗日武装,早日把日寇赶出中国去,我遵照迁滦丰联合县六总区三分区区长梁志友的指示,在本地区组建民兵组织。
我原在唐家庄矿做工,會做过一些地下工作。后来,由于和组织失掉了联系,不得已才回到家乡寻找组织。经过多次努力,我终于见到了六总区书记杜文平同志。经过审查,他把我留在身边工作。时间不长,他又把我介绍给三分区区长梁志友同志。从此,梁志友同志经常带我一起活动,我负责他的安全。
一九四三年夏天,由于形势需要,梁区长指示我到各村组建青年队(民兵组织的前身)。接受任务后,我首先把本村(学各庄)的青年组织起来,建立了第一个青年队。由于大伙见我平时经常和八路军工作人员一起活动,宣传抗日救国,一致选我当青年队长。从这时起,我工作起来更有劲了,经常参加杜文平、梁志友等同志组织的活动,有时到附近各村去搞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有时也参加锄奸工作。这样,我在毗邻乡村就出了名,乡亲们都拿我当八路军看待。
我把本村的青年队组建起来后,又去外村活动。当时,各乡各村,还都是旧政权,乡、保长说了算。我到各村组建青年队时,见到保长就说是八路军派来的,他们于慑八路军的威力,帮我召集青年开会,并不敢向敌人告出。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跑遍了三分区的每个村庄。每到一处,我都召集青年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他们起来抗日,不当亡国奴。这样,各村的青年队都先后组建起来了,并选举出队长和副队长。
民兵组织的建立,也推动了各村的妇女工作,各村都相继成立了妇女会,做军鞋、军袜支援抗战。
当时,青年队组织是群众性抗日组织,大多数青年人都加人了青年队,他们在村里负责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保护八路军工作人员,并负责搜集敌人的活动情报。空闲时间,各村青年队由队长率领进行队列训练,学唱抗日救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成为一支有力的抗日队伍。
四三年秋后的一天,县支队队长兼六总区书记杜文平同志找到我说:“老尙(这时我已化名尙云恒),你把各村的青年都组织起来了,工作做得很出色,今后要在各村青年队的基础上,依靠积极分子改建成民兵队,但注意不要公开。听了区委书记的话,我非常高兴,不是由于受到了表扬才高兴,而是因为上级领导又交给了我一项重要任务。
区委书记走后,我马上深入到各村了解情况。当时,我受梁志友分区长的领导,在他活动的区内开展工作。这个区内,敌人在孟家大寨、小张各庄、吕家坨等村,安上了很多据点。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敌人的魔掌。为了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串着敌人活动的间隙到各村组建秘密的民兵组织。我走村串戶,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许多人主动加人民兵队,有的老人还主动送儿子当民兵,参加抗日工作。
队伍很快壮大了,我因势利导,迅速将青年队改建成民兵队,由原来的青年队长改任民兵队长。上级领导任命我为分区民兵中队长。
民兵队建立了,但民兵队员们都是徒手的,不适应开展武装斗争。为了早日把民兵队武装起来,我们就发动民兵自已找武器,每人一件,有的找来了打鸟的火枪,有的找来了扎枪(长矛)、大刀、切西瓜的刀、铁叉子……,另外,我们还发动民兵找来铁管,柳树杆,做成火炮。几天时间,我们的民兵队就用土枪、土炮等武器武装起来了。
不久,区里发给我们几枝“马金钩”步枪和部分长把手榴弹,这更鼓舞了民兵们的士气。这时民兵队的任务已经不仅是站岗放哨,帮助政府征粮征款,保护夏收、秋收,监视了解乡保长们的活动情况,而且还要监视据点里的敌人,侦察敌人内部活动,并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了。
民兵的活动,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民兵队伍经常利用晚间活动,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和交通设施,敌人的电话线杆子有时被砍倒几棵,铁路有时被扒翻一大段。敌人非常恐慌,对民兵队恨之入骨,经常到各村搜捕民兵,但由于民兵立足本乡本土,情况熟悉,巧妙与敌人周旋,敌人几次搜捕,都枉费了心机。
一九四三年,随着民兵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民兵队伍的不断壮大,区里决定,把大中心村化为小中心村,也就是两三个村划为一个片,设一个中心村,每一个中心村组建个民兵中队。这项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完成。当时,全区共组建了七、八个中队,成立了一个民兵大队。区里派侯旺同志任民兵大队长,我任一个中队的中队长。原来的民兵队长,如罗各庄的崔善,小营的李成,碾子庄的李耀轩同志,经过批荐审查都担任了中心村的民兵中队长。
这时,上级又发给我们几枝“老套筒”和一部分子弹,加强了民兵武装,从此,民兵也时常主动出去,参加战斗,配合部队打击敌人了。
一天,我带着部分民兵去大甸子村找到县二大队,打算向他们学习一些军事知识。中午正吃着饭时,县二大队侦察员向张队长报告,从林西、古冶方向来了一股日伪军。张队长和大家一起分析了敌情,立即决定,民兵和县大队配合,打一个伏击战。命下达后,县大队队员和民兵们个个摩擦掌,恨不得一口把敌人全部吃掉。
我们在张队长的带领下,进人了大甸子村西南面的交通沟埋伏下来。
不一会,敌人从东南方向上来了,日本军官和翻译官及卫兵骑着六匹大洋马,气势凶凶地走在前边,后面跟着几十名日伪军。等敌人走近我们,张队长大吼一声“打”!县大队和民兵的各种步枪和土枪、土炮一起向敌人开了火,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哭爹喊妈。前面六匹马被打倒了,马上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也都见了闫王,后面的日伪军倒下一大片。
从敌人遭到迎头痛击之后,才逐渐清醒过来,他们占领了村西北面的一片坟地,借助坟头掩护,疯狂地进行还击,机枪打得嘎嘎山响。
张大队长一看,敌人强占了有利地形,武器又比我们精良,加上民兵们沒有战斗经验,这样坚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便及时地带领我们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二十八名(其中一名日军军官),打死战马六匹,而我军伤亡却很小。这使民兵们大受鼓舞,同时也取得了些对敌作战的经验。从此,我们经常瞅准机会,打击小股出动的日伪军,机动灵活扰敌人。敌人对民兵又恨又怕。
一九四四年春,由于民兵们频繁活动,弹药得不到补充,这时上级就拨给我们一些黑炸药和地雷壳子让我们自制地雷。我接受任务后,带着几名民兵在程各庄搞起造土地雷的作坊,当时高全山任民兵大队长,他经常到那检查工作。区里的爆炸组长得胜同志给我们作技术指导。我们把牛皮纸卷成卷,装上药当导火管,铁壳子不够,就用酒哪噜子和玻璃瓶子当地雷壳。这种土地雷虽然杀伤力不大,但对于封锁据点却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天晚上,我们把刚制造好的地雷埋在呂家坨敌人据点跟前,第二天早就炸伤了两个敌人和一匹马。我们尝到甜头后,就经常把地雷埋到敌人据点跟前去,有时埋在土坷垃地里,只要敌人碰上土坷垃,地雷就爆炸。有一次还炸死了一个鬼子小队长,吓得敌人整天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
造地雷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一天,我出去执行任务,区里又派爆炸组长得胜同志带领几个队员到程各庄帮我们制造地雷,当时,民兵大队长高全山也在場。得胜同志在安地雷管时,操作不慎,地雷就炸了。得胜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高大队长和两个爆炸组组员也负了伤。
事故发生后,我马上从董各庄赶回来,看到得胜同志已经牺牲,我悲痛万分,立志要多造一些地雷,多杀一些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得胜同志牺牲后,区里就让我担任爆炸组组长,我带领同志们赶制出一批批地雷,分发到各个中队。后来,由于缺地雷壳子,不得不向路南修械所(兵工厂)求援,要一些地壳子。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修械所制造武器需用焦炭,化铁沒有焦炭是不行的。为了支援修械所多造武器,在上级指小下,崔善中队长带领民兵會多次去林西高贝焦子窑抢焦炭交给路南修械所。路南修械所也经常支援我们一些地雷壳和弹药。
由于崔善中队经常抢焦炭,又经常伏击敌人,敌人对他们视为眼中,肉中刺,总想吃掉他们。一九四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拂晓,敌人在叛徒田久头(王各庄人)的带领下包围了罗各庄,妄图一举消灭崔善中队。当时,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村西头,崔善同志顺着庄南的交通沟突围出去。穷凶极恶的敌人未能抓到崔善同志,又包围了王各庄,搜捕到三、四个民兵都给枪杀了。
我英雄的民兵战士沒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坚决表示:要为抗战出力,为抗战献身,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一九四四年冬,由于民兵大队长高全山同志伤好后调离了民兵大队,新任队长李华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因此,上级命令我代理民兵大队长兼爆炸组组长。这时民兵活动更加频繁,斗争志气更加高涨,对敌人的打击也更加沉重敌人气急败坏,會出重金悬赏捉拿我,扬言谁抓住云恒给一千块太洋,打死的给五百块。但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敌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一九四四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民兵斗争生活,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民兵队,党组织派我到唐山市做地下工作,从此我又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我原在唐家庄矿做工,會做过一些地下工作。后来,由于和组织失掉了联系,不得已才回到家乡寻找组织。经过多次努力,我终于见到了六总区书记杜文平同志。经过审查,他把我留在身边工作。时间不长,他又把我介绍给三分区区长梁志友同志。从此,梁志友同志经常带我一起活动,我负责他的安全。
一九四三年夏天,由于形势需要,梁区长指示我到各村组建青年队(民兵组织的前身)。接受任务后,我首先把本村(学各庄)的青年组织起来,建立了第一个青年队。由于大伙见我平时经常和八路军工作人员一起活动,宣传抗日救国,一致选我当青年队长。从这时起,我工作起来更有劲了,经常参加杜文平、梁志友等同志组织的活动,有时到附近各村去搞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起来参加抗日,有时也参加锄奸工作。这样,我在毗邻乡村就出了名,乡亲们都拿我当八路军看待。
我把本村的青年队组建起来后,又去外村活动。当时,各乡各村,还都是旧政权,乡、保长说了算。我到各村组建青年队时,见到保长就说是八路军派来的,他们于慑八路军的威力,帮我召集青年开会,并不敢向敌人告出。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跑遍了三分区的每个村庄。每到一处,我都召集青年开会,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他们起来抗日,不当亡国奴。这样,各村的青年队都先后组建起来了,并选举出队长和副队长。
民兵组织的建立,也推动了各村的妇女工作,各村都相继成立了妇女会,做军鞋、军袜支援抗战。
当时,青年队组织是群众性抗日组织,大多数青年人都加人了青年队,他们在村里负责站岗、放哨,盘查可疑行人,保护八路军工作人员,并负责搜集敌人的活动情报。空闲时间,各村青年队由队长率领进行队列训练,学唱抗日救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成为一支有力的抗日队伍。
四三年秋后的一天,县支队队长兼六总区书记杜文平同志找到我说:“老尙(这时我已化名尙云恒),你把各村的青年都组织起来了,工作做得很出色,今后要在各村青年队的基础上,依靠积极分子改建成民兵队,但注意不要公开。听了区委书记的话,我非常高兴,不是由于受到了表扬才高兴,而是因为上级领导又交给了我一项重要任务。
区委书记走后,我马上深入到各村了解情况。当时,我受梁志友分区长的领导,在他活动的区内开展工作。这个区内,敌人在孟家大寨、小张各庄、吕家坨等村,安上了很多据点。我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活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敌人的魔掌。为了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我串着敌人活动的间隙到各村组建秘密的民兵组织。我走村串戶,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许多人主动加人民兵队,有的老人还主动送儿子当民兵,参加抗日工作。
队伍很快壮大了,我因势利导,迅速将青年队改建成民兵队,由原来的青年队长改任民兵队长。上级领导任命我为分区民兵中队长。
民兵队建立了,但民兵队员们都是徒手的,不适应开展武装斗争。为了早日把民兵队武装起来,我们就发动民兵自已找武器,每人一件,有的找来了打鸟的火枪,有的找来了扎枪(长矛)、大刀、切西瓜的刀、铁叉子……,另外,我们还发动民兵找来铁管,柳树杆,做成火炮。几天时间,我们的民兵队就用土枪、土炮等武器武装起来了。
不久,区里发给我们几枝“马金钩”步枪和部分长把手榴弹,这更鼓舞了民兵们的士气。这时民兵队的任务已经不仅是站岗放哨,帮助政府征粮征款,保护夏收、秋收,监视了解乡保长们的活动情况,而且还要监视据点里的敌人,侦察敌人内部活动,并抓住有利时机给敌人以打击了。
民兵的活动,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民兵队伍经常利用晚间活动,破坏敌人的通讯设备和交通设施,敌人的电话线杆子有时被砍倒几棵,铁路有时被扒翻一大段。敌人非常恐慌,对民兵队恨之入骨,经常到各村搜捕民兵,但由于民兵立足本乡本土,情况熟悉,巧妙与敌人周旋,敌人几次搜捕,都枉费了心机。
一九四三年,随着民兵活动的不断发展和民兵队伍的不断壮大,区里决定,把大中心村化为小中心村,也就是两三个村划为一个片,设一个中心村,每一个中心村组建个民兵中队。这项工作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完成。当时,全区共组建了七、八个中队,成立了一个民兵大队。区里派侯旺同志任民兵大队长,我任一个中队的中队长。原来的民兵队长,如罗各庄的崔善,小营的李成,碾子庄的李耀轩同志,经过批荐审查都担任了中心村的民兵中队长。
这时,上级又发给我们几枝“老套筒”和一部分子弹,加强了民兵武装,从此,民兵也时常主动出去,参加战斗,配合部队打击敌人了。
一天,我带着部分民兵去大甸子村找到县二大队,打算向他们学习一些军事知识。中午正吃着饭时,县二大队侦察员向张队长报告,从林西、古冶方向来了一股日伪军。张队长和大家一起分析了敌情,立即决定,民兵和县大队配合,打一个伏击战。命下达后,县大队队员和民兵们个个摩擦掌,恨不得一口把敌人全部吃掉。
我们在张队长的带领下,进人了大甸子村西南面的交通沟埋伏下来。
不一会,敌人从东南方向上来了,日本军官和翻译官及卫兵骑着六匹大洋马,气势凶凶地走在前边,后面跟着几十名日伪军。等敌人走近我们,张队长大吼一声“打”!县大队和民兵的各种步枪和土枪、土炮一起向敌人开了火,枪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哭爹喊妈。前面六匹马被打倒了,马上的日本军官和翻译也都见了闫王,后面的日伪军倒下一大片。
从敌人遭到迎头痛击之后,才逐渐清醒过来,他们占领了村西北面的一片坟地,借助坟头掩护,疯狂地进行还击,机枪打得嘎嘎山响。
张大队长一看,敌人强占了有利地形,武器又比我们精良,加上民兵们沒有战斗经验,这样坚持下去对我们很不利,便及时地带领我们撤出了战斗。
这次战斗,共击毙日伪军二十八名(其中一名日军军官),打死战马六匹,而我军伤亡却很小。这使民兵们大受鼓舞,同时也取得了些对敌作战的经验。从此,我们经常瞅准机会,打击小股出动的日伪军,机动灵活扰敌人。敌人对民兵又恨又怕。
一九四四年春,由于民兵们频繁活动,弹药得不到补充,这时上级就拨给我们一些黑炸药和地雷壳子让我们自制地雷。我接受任务后,带着几名民兵在程各庄搞起造土地雷的作坊,当时高全山任民兵大队长,他经常到那检查工作。区里的爆炸组长得胜同志给我们作技术指导。我们把牛皮纸卷成卷,装上药当导火管,铁壳子不够,就用酒哪噜子和玻璃瓶子当地雷壳。这种土地雷虽然杀伤力不大,但对于封锁据点却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天晚上,我们把刚制造好的地雷埋在呂家坨敌人据点跟前,第二天早就炸伤了两个敌人和一匹马。我们尝到甜头后,就经常把地雷埋到敌人据点跟前去,有时埋在土坷垃地里,只要敌人碰上土坷垃,地雷就爆炸。有一次还炸死了一个鬼子小队长,吓得敌人整天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动。
造地雷是非常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发生事故。一天,我出去执行任务,区里又派爆炸组长得胜同志带领几个队员到程各庄帮我们制造地雷,当时,民兵大队长高全山也在場。得胜同志在安地雷管时,操作不慎,地雷就炸了。得胜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高大队长和两个爆炸组组员也负了伤。
事故发生后,我马上从董各庄赶回来,看到得胜同志已经牺牲,我悲痛万分,立志要多造一些地雷,多杀一些敌人,为牺牲的同志报仇。
得胜同志牺牲后,区里就让我担任爆炸组组长,我带领同志们赶制出一批批地雷,分发到各个中队。后来,由于缺地雷壳子,不得不向路南修械所(兵工厂)求援,要一些地壳子。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修械所制造武器需用焦炭,化铁沒有焦炭是不行的。为了支援修械所多造武器,在上级指小下,崔善中队长带领民兵會多次去林西高贝焦子窑抢焦炭交给路南修械所。路南修械所也经常支援我们一些地雷壳和弹药。
由于崔善中队经常抢焦炭,又经常伏击敌人,敌人对他们视为眼中,肉中刺,总想吃掉他们。一九四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拂晓,敌人在叛徒田久头(王各庄人)的带领下包围了罗各庄,妄图一举消灭崔善中队。当时,敌人用机枪封锁了村西头,崔善同志顺着庄南的交通沟突围出去。穷凶极恶的敌人未能抓到崔善同志,又包围了王各庄,搜捕到三、四个民兵都给枪杀了。
我英雄的民兵战士沒有被敌人的暴行所吓倒,坚决表示:要为抗战出力,为抗战献身,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一九四四年冬,由于民兵大队长高全山同志伤好后调离了民兵大队,新任队长李华同志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因此,上级命令我代理民兵大队长兼爆炸组组长。这时民兵活动更加频繁,斗争志气更加高涨,对敌人的打击也更加沉重敌人气急败坏,會出重金悬赏捉拿我,扬言谁抓住云恒给一千块太洋,打死的给五百块。但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敌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一九四四年底,由于工作的需要,我结束了轰轰烈烈的民兵斗争生活,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民兵队,党组织派我到唐山市做地下工作,从此我又投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战斗。
(赵德育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