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素兰
结识李兰
一九二二年,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叔叔、大伯都给地主扛活,过着糠菜年粮的苦日子。为活命,妈妈不得不把刚满周岁的妹妹扔在家里,到地主家打短工。刚刚八岁的我,为了讨一口人家吃剩下的饭菜,维持弱小的生命,也被迫走进地主家漆黑阴森的大门,侍候小东家,兼做一些零活。全家人在穷苦与屈辱中苦熬。
一九三八年,我十六岁了。这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冀东各个重鎭。河头、于家泊等镇也安上了敌人的据点,看得见的碉堡炮楼,也飘起了罪恶的“膏药”旗。
一天,我和父亲正在地主的租地里间苗。那时候,妇女下地干活是要被人耻笑的。但穷人的孩子为了生活,不得不抛头露面。邻村里一个经常帮我们干活的汉子又来到地头,一边帮着间苗,一边和父亲拉喀儿。这个人就是李兰。他总是戴着毡帽头,手里端着烟袋锅儿,一边嗒着滋味儿一边有声有韵地谈。我远远地离着他们,却能听个真真切切,什么穷人受苦,老財歹毒,日本鬼子长不了……,李兰的话象一线阳光,射进了我的心窝,我心里萌生了新鲜的念头,渐渐明白了穷人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受財主的剝削。农民要想过上舒心的日子,就必须起来斗争,推翻地主老財们的统治,才能从被奴役的苦日子中解放出来。
日子长了,我们也混熟了。一有机会,李兰便给我讲闹翻身、打鬼子的道理,有时借着我回姥姥家于家泊的机会,让我买一些鞋、袜、“透兰纸”等回来交给他;有时也专门交给我一些任务,让我专程到河头、于家泊等镇子买些东西。同时,我也把从李兰那儿听来的翻身解放、打鬼子的革命道理讲给亲戚、朋友、邻居、熟人。
从这儿以后,李兰还经常让我了解敌人的去向、人数、武器配备等情况。一九四二年我便正式做了抗日情报员。这时我才知道,李兰同志是丰玉宁三区的组织委员,情报组组长。一九四三年由他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了党的事业,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乔装进城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针对敌人施行的扫蕩,清剿和“强化治安”等灭绝人性的罪恶活动,我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分化瓦解敌人。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环境里,党派我和在唐山开滦矿以矿警身份做掩护的地下工作者么占坤同志联系,带给他传单和党的指示,这些传单都是我党宣传抗日的方针政策,如:反对中日亲善,反对搞大东亚共荣,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号召伪军“重归祖国”。还有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告全国人民同胞书》。这些传单都需要及时送到唐山,再由么占坤张贴散发出去。这就是我在四二年底一年多时间的主要任务。同时么占坤交给我大批用来做手榴弹拉弦用的四弦,子弹、钢笔、纸张等军事文化用品,由我带出来交给李兰。
唐山是敌占区,进出都有严格的搜查,稍不谨愼就有被捕的危险。由于我们常年在敌人密集如林的恶劣环境里工作增长了才干,也锻炼了智慧,使我们胆大心细,对付敌人的方法越来越多。
有时进城,为了躲避敌人繁琐的检查,我就给自己化了装,穿上漂亮的旗袍,头上梳一个“燕窝”,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坐着洋车进城。那时候,纸张缺,传单印的很小,我便把传单分成小卷,紧束在腰里,宁可自己委屈些,也尽量把腰束得不平展展,使敌人看不出破,敌人盘问时,我便说到开滦找“丈夫”。敌人一看我的打扮,便不严格搜查,就放行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化装进城共十几次,都巧妙地蒙过敌人,及时将党的文件、传单送到城里。
进唐山,带着任务,出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有时,我把琴弦缠在腿上,勒出一道道的血印,把钢笔、子弹等束在腰里,时间长了,也出现一道道的伤痕,但这些,我都咬咬牙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早把生死之度外,想到的只是党的利益,苦点,累点更不在话下。
长时间的情报联络工作。我和么占坤建立了深厚感情。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经组织批准,结成伴侶。么占坤由于经常搞物资,散发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时刻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将他调到解放区丰玉宁联合县武装科工作。丈夫调走后,我又和在河头警察局以警察身份为掩护的表兄么占芳接头,时间不长,么占芳不慎暴露,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我又和于家泊武装班长李印山取得联系,继续搞情报工作。
遇险
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日本鬼子扫荡最残酷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他们死亡的命运作垂死挣扎,到处搜捕共产党、八路军和“嫌疑分子”。
随着环境的继续恶劣变化,情报工作也显得更加重要和繁忙,尤其是春秋两季日本鬼子大扫荡,我们几乎天天的跑情报。
有一次,我刚刚把敌人扫蕩前的活动情况,进驻据点人数,武器配备,抓车抓等情况向李兰做了汇报,到南曹庄子周振明家躲避,敌人便闯进来,用手比划着,说我是八路军。
我知道敌人是咋唬,我身上沒有带什么文件和票证,便鎮静地说:
“我不是!”
话音未落,鬼子上来就是一个耳光,随后用脚踢,用枪托打,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
敌人被激怒了,揪住我的头,往鼻子和嘴里灌凉水,呛得我鲜血直流,透不过气来。忍着疼痛,我还是一字不说。
在我们共产党员面前,敌人的任何刑罚都是无能为力的。
周大妈见此惨状,忙着上前掩护。对敌人说:
“别打了,她不是八路,是我闺女。”
敌人野蛮成性,对大妈也是一顿打脚踢,大妈忍疼,坚持说我是她闺女。
敌人拷问沒有结果,气急败坏,一把火烧了大妈的房子,丢下我们娘俩,逃走了。
在艰苦的环境中跑情报,不仅要躲过鬼子的搜捕,更危险的还有特务盯梢。
一九四七年秋后,我抱着儿子做掩护,深人河头据点摸情况,为了安全顺利地搞到情报,我先到一个远方舅舅老中医李家“看病,”探听虚实。
我刚刚坐下来睛舅舅诊脉,李增的本家侄子,日本职业特务李光华便闯了进来。
原来,我刚进于家泊,就被李光华盯上了,敌人多次走失情报,吃败仗,早就怀疑到我。这个奴才早就想拿我去孝敬他的主子。个天,他对出一脸奸笑,大概是想他“立功”的机会到了。
李光华进得门来,重重地在炕上拍了一下:
“你认识这个吗?”
我料到他要耍什么花招,便端坐在椅子上,尽量压住自己的怒火,向炕上扫了一眼。原来是一把橹子。
“不认识!”
李光华见我不买帐,拿起橹子在手里掂着,皮笑肉不笑地说:
“这可是你们田区长的呵！啊,哈哈……”
“啊?田区长?”我心里暖暗吃了一惊,难到田区长牺牲了,还是被捕了?不!也许是在用计。不能上他的圈套。”
于是我板起面孔,一字一板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田区长。我一个妇道人家管不了那许多事。我是到房家看病来的。舅舅,我这病……
我把头转向李增,并给他以暗示。
李增是位进步绅士,而且,他也不愿在自己家里发生不幸。忙说:
“素兰,你回去吧,回家好生歇着,按我说的吃药,保你好。”
接着就转过脸来骂李光华。李增李光华的二大爷，在这位长辈面前,李光华只好暂敛凶相,低下头。
这时,我抓紧机会,溜出后门,抱着儿子向村外跑去。
等李光华醒悟过来,开枪来追时,我们娘俩已经无影无踪了,背后只留下“啾啾”的枪声和一道烟雾。
清庄湖战斗
清庄湖战斗,是我经历过的一次大的军事行。我虽不是直接参战者,但三次端据点,都是我跑的情报。
抗日战争在全国取得了最终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向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反扑,公开叫宁错杀一万,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员。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攻防范措施,原来被日寇占领的据点,全部配备了伪军。距河头据点一里多的清庄糊也安上了碉堡,充当河头敌人的耳目。
据点密度的增加,直接影响我军战斗的进程。于是,区党组织决定,要求区武装大队在近日内拿下清庄湖据点,灭敌人的耳目。这时我丈大占坤正好调回家乡担任区大队长,负责这次行动。区党组织周密研兜了行动布署,并让我担任侦察工作。
我先在距清庄湖一里多地的姥姥家家泊住下,找到常进出据点的基本群众了解,又趁白天岗哨松散不要证明的机会,深入清庄湖,找到在娘家就认识的黑女,向她了解到一些情况,又趁天黑与在河头据点以巡身份为掩护的我地下党员李印山联系,了解到:这个据点有一个中队的编制,设在清庄湖西的大庙里,中队长有四十多岁,很狡猾,共有两挺机枪,一百四十八人,大庙后设一个两丈多高的炮楼,庙前左右各有一个地堡。敌人正踞兵把守,沒有出动的表示。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连夜赶问区大队所在地南曹庄子,做了汇报。我区大队根据情报组织安排了人员、武器,准备了棉花、汽油、火柴。参战人员以胳膊上系白毛巾为记号。拂晓前,火烧据点,不费一枪一弹,消灭了敌人的耳目。
由于清庄湖距河头敌占区只有一里多地,我们很难控制,只有不断进行搔扰。几个月后,敌人又重新安上据点,在同年(四七年)六月、十一月我又两次跑情报,区大队两次拿下了据点。共打死敌人十人,打伤七人,一百霁五人。
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战争年代里,我们女同志参加工作,比男同志困难更大，尤其是单线跑情报,大部分都是男同志,我出门搞情报,引起了社会上的种种非议。我父母也出来干涉,不再让我外出。
面对种种刺耳的议论和家庭的阻力,我前思后想,党培养我几年,刚刚为党做了一点工作,就这样退下来吗?不同来吧,又沒法向人们讲淸楚,自己就得忍受着莫大的侮辱。但我是一个党员,还是应该以党的工作为重,宁愿白己受尽委屈,也要坚持斗争下去。
我入党以后,为党积极工作的劲头更大了,活动更多了。敌人注意我,家里人也眼着受连累。
一九四四年初,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到处抓我,到我家搜查,沒找到我,又沒搜到可疑的东西,就折磨我母亲。最亲宁死不屈,沒有透露一点消息,敌人沒办法,就把我家的房子烧了。叔叔和我们住对面屋,他们的一间半草房也同时被烧掉了。
我回家后,叔叔和婶子对我说:
“丫头哇,我求求你,别跑去了,我们都跟你吃挂落。”
父母亲也和我说:“别去了,这么大闺女在外边跑,人家笑话。”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工作,毫不能动摇。于是就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讲将来的希望。说明干革命总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一九四六年秋后,我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大儿子到欢喜庄了解敌人的情况,敌人的岗哨密布,进不去村,我们娘俩就在村外等待找机会,整整等了一天一夜也沒能进去。孩子又饿又渴直啼哭,又沒有东西吃。我就从附近一个小坑里给孩子捧脏水喝。一直等到敌人撤走后,我才进村了解敌人的去向和武装配备等情况,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年冬季,国民党对我区发动惨无人道的大扫蕩,在一次躲避扫蕩的途中,为了紧紧跟上部队,都顾不上照管孩子,回来后发现孩子沒了,两天两夜也沒找到,后来听说被大荣各庄的一个老乡拣到,送给了区政府。
一九四八年初的一天,国民党又进行扫荡。当时我区正在杨彬庄子接到上级的通知,要立即转移。我把一份沒有送出的情报和文件藏好,抱起不满四个月的二女儿,跟随部队转移了。
天刚下过雪,路不好走,又抱孩子,眼看就要掉队。我想,这些文件、情报要是落在敌人手里,就会泄漏我党的秘密,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自已是共产党员,保护好党的文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想到这里,我心一狠,牙一咬,把孩子放在雪地里就走了。孩子的哭声撕扯着我的心,我几次想回去,抱起孩子又想到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终于咬着牙,含眼泪赶上了部队。
敌人走后,我赶紧去看孩子,孩子已经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解放前,我生过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有的是在老乡家生的。由于环境紧张,前一天生孩子,第二天就投入工作。风里来雨里去,有的时候是躲在苇泊里生的。
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生第二个孩子时,敌人搜查很紧,为了不连累群众,就在南曹庄子庄南的苇泊里生的。铺上苇草当褥子,棉袄当被。村的群众得知后,你偷地抱来棉被,送来热呼呼的大米粥、馒头。
由于早产,天气又冷,几天孩子就死了,我产后虚弱,也病倒了。由于我心里想到的只有党的利益,人民的苦难,任何艰难困苦,我都咬紧牙关闯过来了,按时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一九三八年,我十六岁了。这时候,日本鬼子侵占了冀东各个重鎭。河头、于家泊等镇也安上了敌人的据点,看得见的碉堡炮楼,也飘起了罪恶的“膏药”旗。
一天,我和父亲正在地主的租地里间苗。那时候,妇女下地干活是要被人耻笑的。但穷人的孩子为了生活,不得不抛头露面。邻村里一个经常帮我们干活的汉子又来到地头,一边帮着间苗,一边和父亲拉喀儿。这个人就是李兰。他总是戴着毡帽头,手里端着烟袋锅儿,一边嗒着滋味儿一边有声有韵地谈。我远远地离着他们,却能听个真真切切,什么穷人受苦,老財歹毒,日本鬼子长不了……,李兰的话象一线阳光,射进了我的心窝,我心里萌生了新鲜的念头,渐渐明白了穷人受压迫、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受財主的剝削。农民要想过上舒心的日子,就必须起来斗争,推翻地主老財们的统治,才能从被奴役的苦日子中解放出来。
日子长了,我们也混熟了。一有机会,李兰便给我讲闹翻身、打鬼子的道理,有时借着我回姥姥家于家泊的机会,让我买一些鞋、袜、“透兰纸”等回来交给他;有时也专门交给我一些任务,让我专程到河头、于家泊等镇子买些东西。同时,我也把从李兰那儿听来的翻身解放、打鬼子的革命道理讲给亲戚、朋友、邻居、熟人。
从这儿以后,李兰还经常让我了解敌人的去向、人数、武器配备等情况。一九四二年我便正式做了抗日情报员。这时我才知道,李兰同志是丰玉宁三区的组织委员,情报组组长。一九四三年由他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交给了党的事业,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乔装进城
一九四二年,抗日战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针对敌人施行的扫蕩,清剿和“强化治安”等灭绝人性的罪恶活动,我们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以分化瓦解敌人。
在这样一个残酷的环境里,党派我和在唐山开滦矿以矿警身份做掩护的地下工作者么占坤同志联系,带给他传单和党的指示,这些传单都是我党宣传抗日的方针政策,如:反对中日亲善,反对搞大东亚共荣,团结各阶层一致抗日,号召伪军“重归祖国”。还有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告全国人民同胞书》。这些传单都需要及时送到唐山,再由么占坤张贴散发出去。这就是我在四二年底一年多时间的主要任务。同时么占坤交给我大批用来做手榴弹拉弦用的四弦,子弹、钢笔、纸张等军事文化用品,由我带出来交给李兰。
唐山是敌占区,进出都有严格的搜查,稍不谨愼就有被捕的危险。由于我们常年在敌人密集如林的恶劣环境里工作增长了才干,也锻炼了智慧,使我们胆大心细,对付敌人的方法越来越多。
有时进城,为了躲避敌人繁琐的检查,我就给自己化了装,穿上漂亮的旗袍,头上梳一个“燕窝”,打扮成阔太太的样子,坐着洋车进城。那时候,纸张缺,传单印的很小,我便把传单分成小卷,紧束在腰里,宁可自己委屈些,也尽量把腰束得不平展展,使敌人看不出破,敌人盘问时,我便说到开滦找“丈夫”。敌人一看我的打扮,便不严格搜查,就放行了。在这一年多时间里,我化装进城共十几次,都巧妙地蒙过敌人,及时将党的文件、传单送到城里。
进唐山,带着任务,出来还有更艰巨的任务。有时,我把琴弦缠在腿上,勒出一道道的血印,把钢笔、子弹等束在腰里,时间长了,也出现一道道的伤痕,但这些,我都咬咬牙就过去了。那时候,我们早把生死之度外,想到的只是党的利益,苦点,累点更不在话下。
长时间的情报联络工作。我和么占坤建立了深厚感情。于一九四三年五月,经组织批准,结成伴侶。么占坤由于经常搞物资,散发传单,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时刻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将他调到解放区丰玉宁联合县武装科工作。丈夫调走后,我又和在河头警察局以警察身份为掩护的表兄么占芳接头,时间不长,么占芳不慎暴露,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我又和于家泊武装班长李印山取得联系,继续搞情报工作。
遇险
一九四五年是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日本鬼子扫荡最残酷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回他们死亡的命运作垂死挣扎,到处搜捕共产党、八路军和“嫌疑分子”。
随着环境的继续恶劣变化,情报工作也显得更加重要和繁忙,尤其是春秋两季日本鬼子大扫荡,我们几乎天天的跑情报。
有一次,我刚刚把敌人扫蕩前的活动情况,进驻据点人数,武器配备,抓车抓等情况向李兰做了汇报,到南曹庄子周振明家躲避,敌人便闯进来,用手比划着,说我是八路军。
我知道敌人是咋唬,我身上沒有带什么文件和票证,便鎮静地说:
“我不是!”
话音未落,鬼子上来就是一个耳光,随后用脚踢,用枪托打,我咬紧牙关,一字不吐。
敌人被激怒了,揪住我的头,往鼻子和嘴里灌凉水,呛得我鲜血直流,透不过气来。忍着疼痛,我还是一字不说。
在我们共产党员面前,敌人的任何刑罚都是无能为力的。
周大妈见此惨状,忙着上前掩护。对敌人说:
“别打了,她不是八路,是我闺女。”
敌人野蛮成性,对大妈也是一顿打脚踢,大妈忍疼,坚持说我是她闺女。
敌人拷问沒有结果,气急败坏,一把火烧了大妈的房子,丢下我们娘俩,逃走了。
在艰苦的环境中跑情报,不仅要躲过鬼子的搜捕,更危险的还有特务盯梢。
一九四七年秋后,我抱着儿子做掩护,深人河头据点摸情况,为了安全顺利地搞到情报,我先到一个远方舅舅老中医李家“看病,”探听虚实。
我刚刚坐下来睛舅舅诊脉,李增的本家侄子,日本职业特务李光华便闯了进来。
原来,我刚进于家泊,就被李光华盯上了,敌人多次走失情报,吃败仗,早就怀疑到我。这个奴才早就想拿我去孝敬他的主子。个天,他对出一脸奸笑,大概是想他“立功”的机会到了。
李光华进得门来,重重地在炕上拍了一下:
“你认识这个吗?”
我料到他要耍什么花招,便端坐在椅子上,尽量压住自己的怒火,向炕上扫了一眼。原来是一把橹子。
“不认识!”
李光华见我不买帐,拿起橹子在手里掂着,皮笑肉不笑地说:
“这可是你们田区长的呵！啊,哈哈……”
“啊?田区长?”我心里暖暗吃了一惊,难到田区长牺牲了,还是被捕了?不!也许是在用计。不能上他的圈套。”
于是我板起面孔,一字一板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田区长。我一个妇道人家管不了那许多事。我是到房家看病来的。舅舅,我这病……
我把头转向李增,并给他以暗示。
李增是位进步绅士,而且,他也不愿在自己家里发生不幸。忙说:
“素兰,你回去吧,回家好生歇着,按我说的吃药,保你好。”
接着就转过脸来骂李光华。李增李光华的二大爷，在这位长辈面前,李光华只好暂敛凶相,低下头。
这时,我抓紧机会,溜出后门,抱着儿子向村外跑去。
等李光华醒悟过来,开枪来追时,我们娘俩已经无影无踪了,背后只留下“啾啾”的枪声和一道烟雾。
清庄湖战斗
清庄湖战斗,是我经历过的一次大的军事行。我虽不是直接参战者,但三次端据点,都是我跑的情报。
抗日战争在全国取得了最终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夺取胜利果实,向解放区进行了大规模反扑,公开叫宁错杀一万,也不漏掉一个共产党员。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攻防范措施,原来被日寇占领的据点,全部配备了伪军。距河头据点一里多的清庄糊也安上了碉堡,充当河头敌人的耳目。
据点密度的增加,直接影响我军战斗的进程。于是,区党组织决定,要求区武装大队在近日内拿下清庄湖据点,灭敌人的耳目。这时我丈大占坤正好调回家乡担任区大队长,负责这次行动。区党组织周密研兜了行动布署,并让我担任侦察工作。
我先在距清庄湖一里多地的姥姥家家泊住下,找到常进出据点的基本群众了解,又趁白天岗哨松散不要证明的机会,深入清庄湖,找到在娘家就认识的黑女,向她了解到一些情况,又趁天黑与在河头据点以巡身份为掩护的我地下党员李印山联系,了解到:这个据点有一个中队的编制,设在清庄湖西的大庙里,中队长有四十多岁,很狡猾,共有两挺机枪,一百四十八人,大庙后设一个两丈多高的炮楼,庙前左右各有一个地堡。敌人正踞兵把守,沒有出动的表示。
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我连夜赶问区大队所在地南曹庄子,做了汇报。我区大队根据情报组织安排了人员、武器,准备了棉花、汽油、火柴。参战人员以胳膊上系白毛巾为记号。拂晓前,火烧据点,不费一枪一弹,消灭了敌人的耳目。
由于清庄湖距河头敌占区只有一里多地,我们很难控制,只有不断进行搔扰。几个月后,敌人又重新安上据点,在同年(四七年)六月、十一月我又两次跑情报,区大队两次拿下了据点。共打死敌人十人,打伤七人,一百霁五人。
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战争年代里,我们女同志参加工作,比男同志困难更大，尤其是单线跑情报,大部分都是男同志,我出门搞情报,引起了社会上的种种非议。我父母也出来干涉,不再让我外出。
面对种种刺耳的议论和家庭的阻力,我前思后想,党培养我几年,刚刚为党做了一点工作,就这样退下来吗?不同来吧,又沒法向人们讲淸楚,自己就得忍受着莫大的侮辱。但我是一个党员,还是应该以党的工作为重,宁愿白己受尽委屈,也要坚持斗争下去。
我入党以后,为党积极工作的劲头更大了,活动更多了。敌人注意我,家里人也眼着受连累。
一九四四年初,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到处抓我,到我家搜查,沒找到我,又沒搜到可疑的东西,就折磨我母亲。最亲宁死不屈,沒有透露一点消息,敌人沒办法,就把我家的房子烧了。叔叔和我们住对面屋,他们的一间半草房也同时被烧掉了。
我回家后,叔叔和婶子对我说:
“丫头哇,我求求你,别跑去了,我们都跟你吃挂落。”
父母亲也和我说:“别去了,这么大闺女在外边跑,人家笑话。”
面对这种情况,我感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工作,毫不能动摇。于是就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讲将来的希望。说明干革命总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一九四六年秋后,我抱着不满两周岁的大儿子到欢喜庄了解敌人的情况,敌人的岗哨密布,进不去村,我们娘俩就在村外等待找机会,整整等了一天一夜也沒能进去。孩子又饿又渴直啼哭,又沒有东西吃。我就从附近一个小坑里给孩子捧脏水喝。一直等到敌人撤走后,我才进村了解敌人的去向和武装配备等情况,完成了任务。
一九四年冬季,国民党对我区发动惨无人道的大扫蕩,在一次躲避扫蕩的途中,为了紧紧跟上部队,都顾不上照管孩子,回来后发现孩子沒了,两天两夜也沒找到,后来听说被大荣各庄的一个老乡拣到,送给了区政府。
一九四八年初的一天,国民党又进行扫荡。当时我区正在杨彬庄子接到上级的通知,要立即转移。我把一份沒有送出的情报和文件藏好,抱起不满四个月的二女儿,跟随部队转移了。
天刚下过雪,路不好走,又抱孩子,眼看就要掉队。我想,这些文件、情报要是落在敌人手里,就会泄漏我党的秘密,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损失。自已是共产党员,保护好党的文件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想到这里,我心一狠,牙一咬,把孩子放在雪地里就走了。孩子的哭声撕扯着我的心,我几次想回去,抱起孩子又想到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终于咬着牙,含眼泪赶上了部队。
敌人走后,我赶紧去看孩子,孩子已经冻死在冰天雪地里。
解放前,我生过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有的是在老乡家生的。由于环境紧张,前一天生孩子,第二天就投入工作。风里来雨里去,有的时候是躲在苇泊里生的。
我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生第二个孩子时,敌人搜查很紧,为了不连累群众,就在南曹庄子庄南的苇泊里生的。铺上苇草当褥子,棉袄当被。村的群众得知后,你偷地抱来棉被,送来热呼呼的大米粥、馒头。
由于早产,天气又冷,几天孩子就死了,我产后虚弱,也病倒了。由于我心里想到的只有党的利益,人民的苦难,任何艰难困苦,我都咬紧牙关闯过来了,按时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丰南县妇联、唐山地区妇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