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鹏程
丰南县位于渤海之滨,气候宜人,物产丰富,是河北省有名的鱼米之乡。每当有人提起丰南,就使我在留恋之余,想起在那里工作时的战斗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正当人们满怀抗战胜利的喜悅,准备重建家园、安居乐业的时候,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就是在这之前一个月,被党组织派到新组建的丰南县当县长的。
冀东,是通往东北的要塞地区。为了争夺这块战略宝地,蔣介石不惜代价,于一九四六年旧历十一月份,用其机械化装备的九十二军二十一、五十六两个师和九十四军一个师及大量地主武装共五万多人,向北宁线路南发起了“拉网”的大扫荡。一时间,我路南解放区的党组织和民主政权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敌人抓捕或杀害,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挣扎出来的丰南人民,又陷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火海深渊。在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新组建的丰南县委和县政府,更是经受了一場严峻的考验。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一九四六年旧历十一月的一天,我和县委组织部长魏建华同志命去地委开会。我们刚到地委所在地——深南司各庄,还沒来得及吃饭,地委组织部长宋敏之同志就把我们找去说:“原定会议不开了,国民党军队为了占领冀东这块战略要地,开始对我路南地区进行大打蕩,請你们马上回去组织县区干部反扫荡,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说:“敌人兔子尾巴长不了,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至于究竟来了多少敌人,行动路线怎样,宋敏之同志当时沒有和我们交待,因为更详细的情况他也不知道。为了把地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尽快组织同志们转移,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冒着凛冽的塞风,踏上了通往县里的小路。
沒想到敌人来得那么快,我们刚出村子不远,北边就响起了急促的枪声。此刻,我们愈加感到,眼前这場斗争是残酷的,所负的担子是艰巨的,不由得脚下生风,越走越快。在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县委所在地滩沟。
此时,远处的枪声已经把敌情报到县里,同志们早已聚集在县委机关,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回去。我们一到,立即向县委传达了地委的指示。紧接着,县委就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这时,外边的枪声越来越近,已经来不及做更细致的布暑了。县委临时决定:由我带领县政府的同志向南转移;由县委书记赵光带县委的同志和县支队一起向北转移。于是,我们匆忙地把机关里的文件和物资藏好,就连夜撤出了滩沟村。
离开滩沟以后,我带着县政府的同志们在夜幕的掩护下,一直往南走。经过一阵急行军,来到了一湾灶的李家灶。因为已经走得很累了,我们打算在这个村子隐蔽一宿再走。可是,我们刚要进村,就发现村西头有敌人的手电光在晃动。同志们说:“不好,村子被敌人占领了,我们不能进去了。”怎么办?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期待着我拿出主意来。看来这一带的村子都被敌人占领了,到村子里去隐蔽已经不行了,我在原地转了两圈,一时想不出好的去处。“离这不远的老王庄子附近有个方园十几里的大苇泊,我们还是进泊吧!”不知是哪个同志提醒了我。我和同志们一商量,大家都同意,于是,我们就迅速地向老王庄子的苇泊走去。
朔风吹来,一望无际的苇泊蕩起白色的波涛,此起彼伏。我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寒冷,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苇泊深处,在两间简陋的泊铺旁停了下来。
我们进泊以后,一些区村干部也相继进到泊里来了,加上我们县政府的同志,共一百多人。由于敌人来得突然,大家都沒有来得及带干粮,这么些人隐蔽在空空蕩蕩的苇泊里,吃饭成了大问题。开始还不错,泊铺里有些老乡留下来的苞米棒子,我们把它弄碎,熬成稀粥,大家分着吃,吃了几顿,苞米不多了,我们就把苞米炒了,谁餓得厉害,就吃上一把充饥。后来,泊铺里的苞米全吃光了,我们不得不派人冒着风险到外边找粮食。但由于敌人封锁,找到一点粮食十分困难,同志们依然受着饥饿的威胁。
然而,更为严重的还是寒冷的威胁。在我们进泊的第二天夜里,就下了一场大雪。雪后,天气骤然变冷,把许多同志的脸冻肿了,手脚冻伤了,有的甚至被冻掉了脚趾。尤其是晚上,由于人多泊铺小,许多同志睡在外边的雪地上,一觉醒来,往往把鞋袜冻在脚上,迟迟化不下来。
饥饿和寒冷是无情的,可同志们的心是火热的。每当找回一点吃的,大家总是让来让去,谁也不肯多吃一口。晚上,大家总是争着到外边去睡,把泊铺让给其他同志。警卫员卢德让,因为年纪太小,夜里冻得直哭,秘书李振华看了,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小卢的身上。同志们只有一个信念,为了革命,为了将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当我们在苇泊里坚持到第十七天的时候,环境更加恶化了。敌人已经发现我们隐蔽在苇泊里,但怕进泊搜查中了我们的埋伏,就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放火烧泊。顿时,风卷着大火,呼啸着向我们扑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活活地让大火烧死在苇泊里吗?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火烧眉睫的紧要关头,县委书记赵光派来找我们的人赶到了,并带来了赵光同志的亲笔信,说是北部敌人不多,让我们赶快转移到他那里去。于是,我们和隐蔽在苇泊里的区村干部一起,踏着一尺来深的积雪,连夜突出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我县北部的打弓庄一带。就这样,敌人以烧泊置我们于死地的阴谋破产了。
来到打弓庄以后,赵光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地委的新指示:由于环境残酷,县区干部在县内迂回不开,可以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斗争,一部分人撤到路北去,以便保存力量,减少损失。经过研究,县委决定:由组织部长魏建华同志带一部分人转移到路北去,赵光和我带一部分同志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敌工部长武汉兴、宣传部长武文华,县支队付政委洪武,公安局长宁致中、贸易局长金心一,教育科长王觉民,政府秘书仲天等同志。
去路北的同志走后,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敌情。据分析,敌人在南部扑了空,是不会甘心的,很可能要来个回马枪,集中到北部来,于是,我们又连夜转移到南部去了。果不出我们所料,我们走后第二天,敌人就偷袭了我县北部的打弓庄一带。
不久,为了适应当前的对敌斗争形势,县委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各区在原有区小队的基础上成立武装工作队;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分片领导斗争。从此,我们就分赴到各区,和敌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国民党军队占领丰南以后,到处设据点、修炮楼,仅在丰南县就设有据点三、四十处之多,真可谓据点林立,戒备森严,据点里的敌人经常出来破坏我地方工作,抓捕我地方干部。一九四七年正月的一天,我和一区区委书记石友光,政府文书李文刚,警卫员卢德让,警卫班长张林等五人,住在小集附近的檀庄。快到佛晓的时候,我还在屋里睡觉,就听见石友光同志在外边小声喊我:“王县长、王县长,快醒醒,有情况。”我忙问:“什么情况?”他说:“方才院外过去一伙人,还听见一声炮响。”根据我过去打游击的经验,敌人往往在佛晓时搞偷袭合击,以打枪或打炮为行动信号。于是,我对石友光同志说:“很可能是敌人来偷袭合击我们了,赶快把其他同志找来,马上离开这里。”可我又一想,夜间突围,我们几个同志好办,李文刚是个女同志,而且又怀孕在身,跟不上怎么办?李文刚同志看我有些犹豫,就督促我说:“你们突围要紧,不要管我,这村有我们的堡垒戶,我去那里隐蔽。”于是,我就带领其他几个同志急忙向村外走去。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街,就和前来偷袭我们的敌人碰上了。但由于天还沒大亮,敌人看不清我们,问了一声:“干什么的?”我们装作沒听见,还是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敌人以为是自己人,就匆勿地到村那边去了。就这样,我们趋敌人未布置好的机会,一口气冲出了包围。当我们跑出三、四里路的时候,檀庄方向就传来了杂乱的枪声和狗叫声。
敌人对我们是十分残酷的,我们对敌人也同样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县支队和各区武工队,除了随时随地打击小股敌人外,还多次配合我正规部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仅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就打了两次大仗。一仗是在四七年的正月,县支队配合冀东军区十一旅打下对我地方工作威胁最大的小集据点,清灭伙会一百多人,活捉了伙会头子王子林。另一仗是在四七年旧历六月份,我们配合十五军分区五十九团打下西河、柳树瞿阝两大据点。我记得,打西河据点很顺利,沒用多长时间就拿下来了。打柳树瞿阝据点,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头一次进攻沒有拿下来,据点里的敌人十分嚣张地唱起了国民党歌。后又发起第二次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拿下了这个据点,除二十几个逃跑者外,其余的敌人全被消灭。这两次战斗结束后,俘虏都是由地方处理的。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县政府处决了王子林等一些罪大恶极的伙会头子。
在国民党进攻最残酷的日子里,由于我们始终活动在县内,坚持了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添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对敌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路进攻阶段,我县军民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回忆这段历史,我不能不想起那些波敌人捕去后残杀的同志们。提我所知,敌人在戟门村桥上,一次就枪杀了我们好几名村干部,六区组织委员王林(雇农出身,柳树酄人),被西河据点的敌人抓去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被敌人活活钉死在墙上。还有,老王庄子村的妇女上任王
翠兰、八区民政助理等同志,被捕后都是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些同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这些同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正当人们满怀抗战胜利的喜悅,准备重建家园、安居乐业的时候,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韙,于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我就是在这之前一个月,被党组织派到新组建的丰南县当县长的。
冀东,是通往东北的要塞地区。为了争夺这块战略宝地,蔣介石不惜代价,于一九四六年旧历十一月份,用其机械化装备的九十二军二十一、五十六两个师和九十四军一个师及大量地主武装共五万多人,向北宁线路南发起了“拉网”的大扫荡。一时间,我路南解放区的党组织和民主政权遭到严重摧残和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被敌人抓捕或杀害,刚刚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挣扎出来的丰南人民,又陷入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火海深渊。在如此残酷的斗争环境中,新组建的丰南县委和县政府,更是经受了一場严峻的考验。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一九四六年旧历十一月的一天,我和县委组织部长魏建华同志命去地委开会。我们刚到地委所在地——深南司各庄,还沒来得及吃饭,地委组织部长宋敏之同志就把我们找去说:“原定会议不开了,国民党军队为了占领冀东这块战略要地,开始对我路南地区进行大打蕩,請你们马上回去组织县区干部反扫荡,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和敌人斗争到底。”他还说:“敌人兔子尾巴长不了,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坚持斗争,最后的胜利就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至于究竟来了多少敌人,行动路线怎样,宋敏之同志当时沒有和我们交待,因为更详细的情况他也不知道。为了把地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尽快组织同志们转移,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冒着凛冽的塞风,踏上了通往县里的小路。
沒想到敌人来得那么快,我们刚出村子不远,北边就响起了急促的枪声。此刻,我们愈加感到,眼前这場斗争是残酷的,所负的担子是艰巨的,不由得脚下生风,越走越快。在太阳刚刚落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了县委所在地滩沟。
此时,远处的枪声已经把敌情报到县里,同志们早已聚集在县委机关,焦急地等待着我们回去。我们一到,立即向县委传达了地委的指示。紧接着,县委就开会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这时,外边的枪声越来越近,已经来不及做更细致的布暑了。县委临时决定:由我带领县政府的同志向南转移;由县委书记赵光带县委的同志和县支队一起向北转移。于是,我们匆忙地把机关里的文件和物资藏好,就连夜撤出了滩沟村。
离开滩沟以后,我带着县政府的同志们在夜幕的掩护下,一直往南走。经过一阵急行军,来到了一湾灶的李家灶。因为已经走得很累了,我们打算在这个村子隐蔽一宿再走。可是,我们刚要进村,就发现村西头有敌人的手电光在晃动。同志们说:“不好,村子被敌人占领了,我们不能进去了。”怎么办?同志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我,期待着我拿出主意来。看来这一带的村子都被敌人占领了,到村子里去隐蔽已经不行了,我在原地转了两圈,一时想不出好的去处。“离这不远的老王庄子附近有个方园十几里的大苇泊,我们还是进泊吧!”不知是哪个同志提醒了我。我和同志们一商量,大家都同意,于是,我们就迅速地向老王庄子的苇泊走去。
朔风吹来,一望无际的苇泊蕩起白色的波涛,此起彼伏。我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寒冷,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苇泊深处,在两间简陋的泊铺旁停了下来。
我们进泊以后,一些区村干部也相继进到泊里来了,加上我们县政府的同志,共一百多人。由于敌人来得突然,大家都沒有来得及带干粮,这么些人隐蔽在空空蕩蕩的苇泊里,吃饭成了大问题。开始还不错,泊铺里有些老乡留下来的苞米棒子,我们把它弄碎,熬成稀粥,大家分着吃,吃了几顿,苞米不多了,我们就把苞米炒了,谁餓得厉害,就吃上一把充饥。后来,泊铺里的苞米全吃光了,我们不得不派人冒着风险到外边找粮食。但由于敌人封锁,找到一点粮食十分困难,同志们依然受着饥饿的威胁。
然而,更为严重的还是寒冷的威胁。在我们进泊的第二天夜里,就下了一场大雪。雪后,天气骤然变冷,把许多同志的脸冻肿了,手脚冻伤了,有的甚至被冻掉了脚趾。尤其是晚上,由于人多泊铺小,许多同志睡在外边的雪地上,一觉醒来,往往把鞋袜冻在脚上,迟迟化不下来。
饥饿和寒冷是无情的,可同志们的心是火热的。每当找回一点吃的,大家总是让来让去,谁也不肯多吃一口。晚上,大家总是争着到外边去睡,把泊铺让给其他同志。警卫员卢德让,因为年纪太小,夜里冻得直哭,秘书李振华看了,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小卢的身上。同志们只有一个信念,为了革命,为了将来,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胜利。
当我们在苇泊里坚持到第十七天的时候,环境更加恶化了。敌人已经发现我们隐蔽在苇泊里,但怕进泊搜查中了我们的埋伏,就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放火烧泊。顿时,风卷着大火,呼啸着向我们扑来。怎么办?难道我们就活活地让大火烧死在苇泊里吗?
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火烧眉睫的紧要关头,县委书记赵光派来找我们的人赶到了,并带来了赵光同志的亲笔信,说是北部敌人不多,让我们赶快转移到他那里去。于是,我们和隐蔽在苇泊里的区村干部一起,踏着一尺来深的积雪,连夜突出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我县北部的打弓庄一带。就这样,敌人以烧泊置我们于死地的阴谋破产了。
来到打弓庄以后,赵光同志向我们传达了地委的新指示:由于环境残酷,县区干部在县内迂回不开,可以留下一部分人坚持斗争,一部分人撤到路北去,以便保存力量,减少损失。经过研究,县委决定:由组织部长魏建华同志带一部分人转移到路北去,赵光和我带一部分同志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和我们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敌工部长武汉兴、宣传部长武文华,县支队付政委洪武,公安局长宁致中、贸易局长金心一,教育科长王觉民,政府秘书仲天等同志。
去路北的同志走后,我们认真地分析了敌情。据分析,敌人在南部扑了空,是不会甘心的,很可能要来个回马枪,集中到北部来,于是,我们又连夜转移到南部去了。果不出我们所料,我们走后第二天,敌人就偷袭了我县北部的打弓庄一带。
不久,为了适应当前的对敌斗争形势,县委又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各区在原有区小队的基础上成立武装工作队;县委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同志分片领导斗争。从此,我们就分赴到各区,和敌人展开了长期的斗争。
国民党军队占领丰南以后,到处设据点、修炮楼,仅在丰南县就设有据点三、四十处之多,真可谓据点林立,戒备森严,据点里的敌人经常出来破坏我地方工作,抓捕我地方干部。一九四七年正月的一天,我和一区区委书记石友光,政府文书李文刚,警卫员卢德让,警卫班长张林等五人,住在小集附近的檀庄。快到佛晓的时候,我还在屋里睡觉,就听见石友光同志在外边小声喊我:“王县长、王县长,快醒醒,有情况。”我忙问:“什么情况?”他说:“方才院外过去一伙人,还听见一声炮响。”根据我过去打游击的经验,敌人往往在佛晓时搞偷袭合击,以打枪或打炮为行动信号。于是,我对石友光同志说:“很可能是敌人来偷袭合击我们了,赶快把其他同志找来,马上离开这里。”可我又一想,夜间突围,我们几个同志好办,李文刚是个女同志,而且又怀孕在身,跟不上怎么办?李文刚同志看我有些犹豫,就督促我说:“你们突围要紧,不要管我,这村有我们的堡垒戶,我去那里隐蔽。”于是,我就带领其他几个同志急忙向村外走去。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街,就和前来偷袭我们的敌人碰上了。但由于天还沒大亮,敌人看不清我们,问了一声:“干什么的?”我们装作沒听见,还是大摇大摆地往前走,敌人以为是自己人,就匆勿地到村那边去了。就这样,我们趋敌人未布置好的机会,一口气冲出了包围。当我们跑出三、四里路的时候,檀庄方向就传来了杂乱的枪声和狗叫声。
敌人对我们是十分残酷的,我们对敌人也同样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我们县支队和各区武工队,除了随时随地打击小股敌人外,还多次配合我正规部队作战,给敌人以沉重地打击。仅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就打了两次大仗。一仗是在四七年的正月,县支队配合冀东军区十一旅打下对我地方工作威胁最大的小集据点,清灭伙会一百多人,活捉了伙会头子王子林。另一仗是在四七年旧历六月份,我们配合十五军分区五十九团打下西河、柳树瞿阝两大据点。我记得,打西河据点很顺利,沒用多长时间就拿下来了。打柳树瞿阝据点,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头一次进攻沒有拿下来,据点里的敌人十分嚣张地唱起了国民党歌。后又发起第二次进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拿下了这个据点,除二十几个逃跑者外,其余的敌人全被消灭。这两次战斗结束后,俘虏都是由地方处理的。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县政府处决了王子林等一些罪大恶极的伙会头子。
在国民党进攻最残酷的日子里,由于我们始终活动在县内,坚持了地区,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添对敌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对敌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好。一九四七年下半年,我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路进攻阶段,我县军民不断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
回忆这段历史,我不能不想起那些波敌人捕去后残杀的同志们。提我所知,敌人在戟门村桥上,一次就枪杀了我们好几名村干部,六区组织委员王林(雇农出身,柳树酄人),被西河据点的敌人抓去后,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最后被敌人活活钉死在墙上。还有,老王庄子村的妇女上任王
翠兰、八区民政助理等同志,被捕后都是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这些同志的名字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这些同志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鲍振东根据本人口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