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晏林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下令全面撤退。当时,丰南县的国民党政权机构也逃之天天。日本鬼子就在这里成立了维持会等伪政权。我二十二岁那年,看到鬼子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心中无比愤恨,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思想。我把这个想法透露给我的朋友刘印庭(兰高庄村人),他表示支持。并说他有一支花牌撸子手枪,五十发子弹,同时可以拿走。我一听非常高兴,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抗日救国的决心我马上和韩家场的武装班长扶国(原名张保斋)联系上了,把手枪和子弹全部交给了他后来,经扶国介绍,区委书记尊文斋批准我在韩家场(十三区)加入中国共产党。
冀东十八专暑公安科长、敌工部长宋敏芝(化名高仲）经常活动在距县城三十多里的韩家场、马辛庄、张六庄、油葫芦泊一带,领导抗日武装力量,打击日本使略者。宋敏之说我为革命搞了枪,就亲自来到韩家場,派人捎信到我村么家泊,让我去面见他。经扶国介绍,我第一次认识了宋敏之同志。只见他三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头戴一项巴拿马草帽,身穿灰布大褂,一副商人打扮。在他身旁有四位农民装束的警卫员,每人腰插手枪,是威风凛凛。宋敏之和我谈话特别亲热,表扬了我为革命搞枪的正义行动。接着他又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最后,他向我交待了任务:(一)继续搞枪;(二)“策反”,就是取敌人內部可以投诚的人员;(三)“派遣”,将我们的人派进去;(四)发展地下党员;(五)搞敌情,掌握县城带鬼子装备、活动情况。以上五项任务的执行情况,由我直接向他汇报。
艾坨村李子舟在河头铁南开了一个“复盛兴”猪鬓货栈。此人常住天津,家里有一个护院的叫李文生,我深知他家有一支大镜面匣子枪,就告诉了宋敏之。宋敏之带着他的警卫员朱玉山、运周、刘春云等来到么家泊,我在李玉池家给他们找了间房子,捎信把李文生找来。敏之和他谈话,不让我露面。结果,李文生带领宋敏之等人来到李子舟家在水缸底下挖出大鏡面匣子枪、“兰机二把”、花牌撸子三支手枪,二百发子弹,比我原来掌握的还多得了两支。我忙对宋敏之说:“这回家伙也多了,给我一支吧!我去当一名明牌的八路军。”他说:“那可不行。你说,一个地埋在房顶上炸死的敌人多还是埋在屋内炸死的敌人多我觉得还是在屋内炸死敌人多。所以,你还是应当在县城搞地下工作。”
四二至四三两年,我在本村发展了四名地下党员,并担任支部书记。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为八路军征粮、做鞋,搞减粗减息,除此还负责护送八路军过路的工作。
一九四三年秋,于家泊的党员龚瑞庭在地里干活,发现地里有一颗七九步抢,告诉了我,我就和他把枪拿回家连夜送到了韩家場。交给了宋敏之。宋敏之说:“这枪准是十二区区小队丢的。”当时,他马上写信吗区区长赛来取。当大夜里,和他的交通员俊把枪取走卡看见我也在那里,他不知道是我送去的枪,但他知道我给长在我村过缉私粮(投机例把商人经敌人点倒被我打的粮食)三千多斤。
四四年七月十三日晨,俊丰在东正家河过路时,被日本鬼子逮捕了。他背叛了革命,带领着河头日本宪兵队和赵贵和、王希三、刘伯蔡等汉奸特务,包围了么家泊村,将全村老小集中到学校。叛徒俊丰在人群中一个一个地认,把我给认了出来。两个日本翻译官追问我的身份和保存的粮食。我说:“我是老百姓,沒给谁藏过粮食。”鬼子小野和汉翻译一齐动手用二寸多粗的捞鱼杆打我。把杆子都打折了。敌人见我不招,就把我弄到张志庆家院里,绑在凳子上灌凉水,昏过去来再灌。鬼子队长山用日本洋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断叫着:“你的八路的干活?！粮的交出来,关系的沒有,不说死啦死啦的”正在这时,我军侦察员马才路过么家泊,见有情况,便向村里打了一枪。鬼子汉奸听到枪声、慌忙集中队伍,把我押到河头宪兵队。在这里,他们又对我进行了更加残酷的折磨……
敌人关押我一个多月,没有逼出我半句口供,于八月十四把我放了。后来我才听说,是宋敏之同志着生命危险,进入敌占区,找到维持会长郭华,向他宣传抗日救的道理,并警告他,如果办了坑害老百姓的事,八路军随随地都可以处决他。最后,他要郭华把我从光兵队保出来。
当我见到宋敏之同志时,他难过地说:“你为革命受苦了、”当时说着眼圈都红了。我感动地流了泪。向他表示这回我在敌人那里挂上号了,怕是地下工作不好干了,但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他说:“你不用怕,只要你不出卖革命,到啥时候我都有办法把你弄出来,你的工作还是回胥各庄,可以找郭华做为掩护。”我听了敏之同志这番话,心里非常感激,心想,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我的内线工作又开始了,郭华成了我的保护伞。他从商会给我起了一个勤杂人员的身份证。有了这个证,我可以随便出入敌据点。郭华以他商务会长的身份,到处探听鬼子汉奸的活动情况,由我转告宋敏之。
二
解放战时期,在胥各庄镇有“五子”,他们是张子厚(麻子)、王赤峰(胡子)、冬鼎勋(瘊子)、张孟祥(瘸子)、肖子玉(瞎子)。这五位大绅士有钱有势,无人敢芯。为了工作的需要,我经常到张子厚家去串门。有时还在他家吃饭,从言谈话语中了解一些情况。
有一次,我在张子厚家见到了他的大儿子,中国大学的学生张世超(化名张建)。我们谈话时,他见我手上的伤痕深表同情。他又低声说:“我们中国大学的学生有好多人有参加革命的思想,有些人想去解放区,就是无门可入。”我见他是诚心诚意,就说:“到共产党那里去并不难,我可以给你介绍。”他听了非常高兴。打这以后,我就常去他家找他闲谈。张子厚是县教育科长,他爷俩各走各的路。有时,张世超把他父亲从县里开会的情况打听来告诉我,我便及时汇报给十五地委联络部外勤干事苏建忠。当时我在联络部是联络员。
丁秀(女)、么贵生(化名姜昆,清庄湖人),还有在阳县国民党三青团部当管帐的吳庆新与张世超是同学。他们志同道合,积极要求参加革命,我把此情况汇报给苏建忠。苏建忠将他们到晋察翼边区,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丁秀被派往北京搞学运工作。张世超和姜昆派到我县搞学运兼做敌情工作。吴庆新戴眼镜,有明显特征,组织上决定让他和妻子张椒英就地工作,单线由我领导。
后来经组织批准,吴庆新当上了三青团的区队长,给我搞了个三青团证。我的一个表兄是开滦煤矿工矿党的区支部委员,我又通过他弄了个工矿党党证。这样,我在这一带搞地下活动就方便多了。
四七年夏,我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在浭阳县卖大烟卖了一万元法币。我用这些买了十条十五地委待客用的美国进口高级香烟,其余法币一并交给组织作为军费。这一天,我把香烟和法币装进麻袋,身穿长袍、马褂,骑着小毛驴货物去丰台岳龙庄一带找苏建忠。
路过张稳庄村头时,我被民兵戴住。队长孙焕祥翻看了一下我的伪币和香烟,大喊大叫:“你好大的胆哪！你带着这么多錢和香烟干什么?”我说:“我这是给八路军联络部送的。”他又要我的证件,我无奈只得拿出印有十五地委联络部戳记的证明,他看了还说不行。最后,把我弄到张稳庄税务所。税务所把法币和香烟全部沒收。我一看沒办法了,只好骑驴到七十里以外去找苏建忠。
苏建忠听说此事后,让我带两位侦察员返回张稳庄,稅务所的人员自知理亏,忙向我们赔礼道歉,将货物如数归还。
当年秋天,根据联络部的需要,我从浭阳县(胥各庄)敌据点内购买了一批纸张、墨水等东西。约定让我表嫂由唐山坐汽车来胥为我做掩护,用大车将东西送出去。我把东西买好后,就去汽车站接我表嫂。我们正想找车,突然,从背后上来两个便衣,其中一个用手枪对准我的后心,喊了声:“不许动:我让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就这样,我们被押到各庄街里五十二乡办公室。一进门,红脸的便衣指着我,对屋里的人说:“这就是张秉昆的姑爷、联络部的李晏林。”我一听脑子“轰”地一下,心想,这回完了,他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哇！
人称杀人魔王的五十二乡乡队长(伙会)赵洪图听后,嘿嘿一阵奸笑,便亲自把我们押到五十二乡大队部(设在胥各庄桥西),分别关在房子里。我想,我一个人死了可以,决不能连累其他同志,得赶紧将国民党证和三青团证拿出来销毁,免得连累吴庆新和我表兄。正在这时,赵洪图一步跨进屋来,发现我要掏东西,上来就将两个证件翻了去。
“你从哪儿偷来的?”他问。
“你管得着吗?”我反问。
“三青团证谁发给你的?”
“上头写着,你不会自己看吗”
“你不说实话,今天要你尝尝我赵某的厉害！”
说着,他找来棒子,举手刚要打,从外边走进来大乡长孙辉耀。他把赵洪图拉到一边,看了一下吴庆新亲自签发的三青团证,小声说:“先别打呢,咱别打在根儿上,待我打个电话。”过了一阵子,孙辉耀、赵洪图还有那个红脸便衣,押着我和表嫂直奔街里。来到汇丰货栈附近,只见吳庆新骑着自行车迎面赶来,脸色很不好,刚下车就把孙辉耀三人拉到一边密谈去了。时间不大,又押着我们来到大桥饭店门前,放了我表嫂,把我让进了饭店,坐在首席。孙辉耀他们满脸堆笑。饭吃完后,吴庆新掏錢算帐,那几个人忙说:“哪能让您破费呢,这个客应当我们,算是给李晏林赔礼道歉了。记帐、记帐,记大乡的帐。”
送走了那三个家伙,吳庆新告诉我说:“从电话里我得知你们被捕了,急忙赶来解围,我问他们为啥捕了李晏林,赵洪图说,孙焕祥认识你,是八路军的联络员,往解放区送过东西。我说,那是以前的事,现在是自己人。我这么一说,他们不敢不相信,因为我是三青团的区队长,他们都是三青团,在我的领导之下。”
吳庆新这么一说,我猛然想起那便衣,就是在张稳庄截货的孙焕群。原来,这小子在赵洪图讨伐张稳庄时叛变了带领伙会杀害了村妇联主任,投靠了杀人魔王赵洪图。
三
姜昆、张建二人不但搞学运,也积极参加敌工作。他们反复数大,绘制了阳县城防图一份。上面有明碉暗堡、地形情况、部队番号、人数等。最重要的是,吳庆新利用职权之便,从敌军事科输出一份城防军事配备绝密详图,姜昆做了复制。另外,吴庆新还搞来一份国民党刚开完会的会议记录,以及他们的清剿计划。以上材料,几经周折后,转交给敌工部长周茹同志姜昆、张建同志在完成这项任务后就到北京搞学运去了。
周茹同志得了这些材料当然很高兴,为了更深入一步,组织上又决定,要我把十五地委警备二团侦察员赵玉刚带进据点,进行內部侦察。
赵玉刚,三十来岁的年纪,看样子大大咧咧。为了把他带进胥各庄,我俩事先就象演戏一样互认亲戚。我是他表兄,他是我表弟,他妈是我姑,以及各自的住址、职业等等,进行了一天的练习。苏建忠问,我俩答。然后,我给赵玉刚化了装,我以找吴庆新给我表弟找工作为由开始进城。
那时候进出城门是很紧的,就连卖水果的老头进出城门,都得全面搜查。由于我有国民党证,将证件一晃就进来了。赵玉刚同我一块走,一问一答,沒费多大劲就进了城。赵玉刚一进城门,就走到卖杏老头面前,买了三斤杏,问我:
“表兄你吃杏不?”
“我不吃。”我有点反感地说。
我心想,为了把你带进来,吳庆新和李森林在后面跟着,暗中保护。一旦出个一差二错,不仅我们城里人不好办,就是十五地委那里我也不好说呀。说实在的,我带你进城具有点提着心,你倒好,还有心思吃杏呢?真是“土八路”哇!不管我是怎么想的,赵玉刚还是美滋滋地边走边吃着,还把吃剩下的杏核往兜里装。
“恒顺中”猪鬃货栈是敌六十二军某营营部。我俩刚到这里,他让我等一等,就去找哨兵说要找一个什么人,混进了敌营部,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我想,这小子“二虎”,哪儿都敢进去蹓躂。
我俩又在街上东跑西跑转了好几圈。到了胥各庄和河头中间自卫队总部门前,赵玉刚说是吃杏吃多了,要拉屎。说着顺手从路旁寨子上决了一尺长的秫杆走了。这时,我对他腻歪透了哪有这样的侦察员!纯粹是瞎胡闹！赵玉刚顺着自卫队的大墙,奔一百米以外的炮楼底下去拉屎。过了一阵子,就听到炮楼上喊:
“干什么的?”
“老总,我是拉屎的。”
“这是啥地方,你这儿拉屎？滚！”
“是,是,老总。”
赵玉刚回来后,我又带他到唐公路大街东边的专员公署。赵玉刚在门前绕了几圈,又看了看小桥,算是完事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我也不知道这位大侦察员都“侦察”了些什么。
傍晚,我们出了据点,来到杨英庄。赵玉刚赶忙画了一张图,上面标有各据点的距离,敌营部内的地形,专署门前小桥的长度、宽度,镇中心炮楼的高度,等等。我看了一下,觉得很可笑。城里各个地方我都清楚,虽然不知道各地之间的准确距离,但也不能随便填上个数就算是侦察材料哇?
赵玉刚见我对他的材料不相信,这才把他侦察得来的数据的道理给我讲清楚。原来,他吃杏是有标准的,按着多少步为五十米吃一个杏的计算方法,量出了各地之间的米数，杏核装在兜里就是为记数用的。炮楼的度,是借拉屎做护,用一尺长的秸杆作工具,利于几何原理,测出了炮楼的高度。这时候我才正佩服这位八路军的侦察员了。
十五地委有了以上种种可靠材料,进行了全面部署。一方面做拔掉胥各庄据点的准备,另一方面给各乡地下人员下了,敌人让挖的地方不准挖,让出劳力的地方不许出劳力,有效地破坏了敌人的城防计划。
再说十五地委联络部外勤干事苏建忠,利用谎报联络费的手段贪污了一笔款,还有其它一些问题此,冀尔区党委把他找去,说要调他到遵化县去工作并找了两位同志沿途作件。
途中的一天晚上,他们住在房里很寂寞,那两位同志对苏建忠说:“我们这儿有张冀东小报,你看不?”苏接过一看,原来是要处决自己的布告。那两位同都不识字,组织上也沒告诉他们,结果错把布告当成了小报建忠看罢忙说:“这上头沒啥好消息,睡觉,睡觉夜里,乘那两人熟睡之机,苏建忠逃跑投敌了。
四七年一月五日,和苏建忠同住一村的我的表兄马雨成捎供,让我去唐山找苏建忠的姑夫梁凤堂给苏錢。中午,我带着伪币四百元,找到了苏建忠。他将錢接过去说:“现在我投诚国民党了,我为八路立了那么大功劳,他们却想卸磨杀驴,你跟着我干吧!”听了这番话,我打了个冷战。沒想到十五地委的外勤干事、我的直接领导人免当了叛徒,这将使我们的组织受到多大损失呀!得赶快通知有关同志。想到这里,我鎮定地说:“我什么也不想干了,这回你干上了这个,我回家种地。”我转身向他告辞,他也沒拦我。当我走到二门外时,上来两个便衣,用手枪逼着将我押到宪兵营。
警务员黄庭轩对我进行审问,我什么也不承认。这时,苏建忠走进来说
“你是共产党员,八路军的敌工员,有啥你就说吧”
“我什么也不是。”
你是苏建忠的部下吗?”黄问。
“不是。”
“你给他干过什么?”
“我给他买过钢精锅。”
“前些天,你把姜昆、张建画的地图交给了我,还不承认?”苏逼问。
“我不认识他们,我送给你的不是图,是保甲册。”
黄庭轩见我什么也不说,就把我关押起来。在牢历里,我发现了被苏建忠出卖的吳庆新、马文林、陈小红、杨居义、高平、李善云、崔泽普、石颜清等八位同志。我们都对苏非常愤恨,决心团结一致,问叛徒展开斗争。
苏建忠投敌时,會谎称自己是八路军的少将,又说我们是他的部下,给敌人造成了一个所谓“少将率部投诚大碳八路间谍网”的重要新闻。苏想凭此作为向敌人要讨赏的本錢。我们就抓住苏这一把柄,做了斗争安排:第一,不承认是苏的部下。第二,用收买敌人给我们办事。
首先,我们买通了一个姓王的宪兵,让他传信,将里的斗争情况告知我村地下党支部。支部信要我们坚持斗带,并派出李森林、李兆先、李绍玉和杨继荣同志为蕾教我们多方活动。
四
四八年初,我们被解往六十二军军法处后,经过几次斗爭,苏建忠完全处于被动局面,敌入对他产生了怀疑。接着,另一个被捕的人向敌人告发,苏根本不是八路军的少将,而是小小的外勤下事:这样,苏的极面具波穿了,同我们一样被监禁起来。
我们在军法处被关押了四个多月,敌人无法解决此案,五月份就将我们上交北京特种军事法庭。到北京的当天晚上,我和庆新、高平商量好,对苏建忠应当进一步施加压力,搞策斗争,由头庆新出而找他谈,迫使他改口供。吳庆新骗他说:“你要把口供改了,我们也承认一点儿,这样,都可以放出去,”苏说:“那好,重要的事我不说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石碑胡同特别刑庭。一进値班室,值班人员问苏建忠:“你们是什么案子”苏说:“我是八路军投诚过来的,他们都是我的亲戚朋友,以前给我买过钢锅、报纸等东西,我怕他们因为我到解放区受连,才把他们叫来,宪兵营不问青红皂白,都给抓了起来。”
值班人员听罢,说沒法受理这个案子,就把我们一同送往北京青训太队。臭庆新、苏建忠和我编到第二中队,官是周农,在那里我们前后经过两次审讯。第一次是一个姓王的审的,第二次是周禹审的。我们九个人仍然按原来编好的供词说。苏建忠支支吾吾,因沒啥证据,也就沒法再咬我们了最后,按八路军嫌疑犯定了案。
在青训大队,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我装傻充愣,出操排队让我“立正”,我“稍息”,让我“稍息”,我装作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跑起步来就跌跟头,让我学讲演(反宣传)我就装作一字不识,啥也不会说,整天使咧咧的,人们都称我是“傻李”。
四八年十一月,敌人以“资遗”的名义释放了我,还有吳庆新、郭藤红、史万成、高平等同志。
五
我从北京回来后,马上让交通员李森林带上我的信,去韩家场与组织取得联系,睛不工作。敌工委员王维明回给我作了指示。他的这封信既沒写我的化名“明月”、“双目”,也沒写晤语,直接了当写了我的名字,信的內容是让我在县城据点内把一切交通线安排好,然后去韩家場找他。
谁成想,李森林手拿那封信,骑着自行车回么家泊,在离村五里远的苇附近,发现了大乡的壮丁队。他赶紧一松手,把密信丢在车道沟里。特务刘学庸上来搜查,沒有可疑的东西,就放了他。
李森林回村后,二话没说,拉起我就跑。我问他这是咋回事,他才把路上遇到的事情跟我说了一遍。我一听也发了慌。这封信要是被敌人撿去,我俩都得被抓起来,回去找吧,又怕被敌人发现,不去找又怕出事。正在这时,我村李福山十二岁的儿子小宽城,背着柴向我们走来。
“哎,你们在这儿干啥呀?”他问。
“有一封信因为碰上了特务,扔在车道沟了。”我答道。
“这不要紧,我给你们找去。”
“要是被特务发现就连累你了。”
.“不怕,我是小孩,他们不注意。”
我见他是真心,就咐他要是不方便,就先用土把信埋上。他答应一声,连蹦带跳地走了。工夫不大,他真的把那封信埋在柴筐里带回来。这时,我们才放了心。按照王维明同志的指示,我做了全面部署:由李兆先、李绍玉、么永济、么永济、李森林负责胥——唐交通线;杨继荣唐一一胥线,田颜茹津——唐线与此同时,我与吳庆新去天津周禹农家送礼,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他把被押的邢志仁同志活动出来。二是想利用他作为我们的掩护。在天津,我们还策反了吳庆新的同学,因二厅的袁长度,交给他的任务是将天津敌人潜伏名单搞到手。
在浭阳县,我与吳庆新又策反了他的同学、0760特务赵伯超,给他的任务是搞出便阳县城防纵深配备详图,及0760特务的潜伏任务。
后来,得到王维明的通知,介绍我、吳庆新和他的爱人张英到冀东区党委。在那里呆了一段时间,李省民同志让我去宝城县少冷口找周茹同志。周茹与我见面后,说:“浭阳县就要解放了,你马上回胥各庄,掌握敌人撒退的情况。我奉命连夜赶回胥各庄,沒过几天,就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我们终于迎来了全县的彻底解放。
(郭春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