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藩

        公元一九四四年秋,日伪天津水上警备旅第三中队队长王绍义(人称王团长),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率部50余人,驾三条大船,携轻机枪4挺、迫击炮3门、长短枪50余支,起义来归。

        王绍义率部起义,在我丰玉宁路南区革命斗争史上,称为“海洋起义”。

        四十年代初期,渤海海面上,有以刘佩臣、熊飞为首的海洋大盗,沿海地区群众习惯上称他们为“海洋”。他们势力很大,拥有六艘火轮船,还有机帆船,有自己的兵工厂,装备上有枪、炮等轻重武器,在海上横行霸道,不可一世,以抢劫、绑票为生。他们强迫给渔民发票,每票若干元,做为下海捕鱼的证件。否则,不准下海,如其不然被发现后,可能惨遭横祸,人財两空。后来,他们被日本人软化,投降了日寇,收为天津水上警备部队(旅),刘佩臣当了司令,熊飞当了副司令。王绍义及其所率起义人员,原为刘佩臣老部下,隶属于该部。

        王绍义,静海南河人,起义时三十多岁的样子,方脸中上身材,身体健壮,是一个硬实汉子,素有神枪手之称,能抬手见准。本人很有民族气节,有爱国之心,讲义气,重感情。他和他的部下都“在礼”。王绍义所属第三中队,因他们经常活动在静海县海面上,故面,又称“静海水上第三中队”,下设三个小队,小队长均由其拜把子兄弟担任。

        王绍义随同刘佩臣、熊飞投降日寇之后,处于汉奸、走狗的奴才地位,工绍义不甘心于口寇的歧视和凌辱,特别是日本侵者对中华民族的种种罪行,更触动了王绍义的民族感情和爱国之心。这时,他有一个舅父,在日伪警备队当队长,因同情抗日,替八路平购买抗日物资,也死于日本屠刀之下。国恨家仇,促使王绍义决心弃蹈投明,等待时机行动。

        日寇对刘佩臣、熊飞等人并不十分相信,为了控制他们的行动,船上派了日本教官,名日教官,实则里监视他们的行动。这些教官来到中国人的船上,以“太上皇”的身份自居,骄横无理,为所欲为。这时王绍义的眷属在船上,一日,日本教官借酒行凶,强奸了王绍义的妻妹;王绍义的妻子认为这是奇耻大辱,当場就要下手。当时的情况,杀死一个日本人非同小可,王绍义示意制止了她。

        一日,船到南河口,大雾迷天,海上一片昏沉,王绍义夫妇请日本教官喝酒,将其灌醉后,捆绑起来,投下海去。王绍义随即召集部下,布:“决心起义,去找共产党、八路军参加抗日,愿意干的跟着走,不愿干的自寻方便。”其中王绍义磕头的把兄弟老四,带头嘩变,王绍义开枪,亲手将其击毙,经过一混乱,人员散去大半,而后,王绍义率部乘船向我丰玉宁沿海开来。

        王绍义等因对岸上情况不甚了解,在海上徘徊了月余,夏日过去,天气漸凉,如到冬季在海上的口子更不好过,王绍义心中非常着。这时,活动在路南地区的“铁南独立游击大队”队长董克文,从渔民中得悉了这一情况,遂与么作相、董克武乘船下海,主动找王绍义接头,在交谈中,王绍义提出了一个条件,他说:“过去我们沒打过日本人,可也沒打过八路军,起义后,不能说我们在海上绑票,就治我们罪。”克文等向王绍义宣传了我党、我军政策,劝他如果沒有别的顾虑就可上岸。

        时值旧历八月,王绍义与克文接头后,即率部由涧河上岸,用四辆胶轮大车装载武器、弹药等,随同克文所事领的“铁南独立游击大队”向北开拔,路经毕家瞿阝、戟门两村时,都住上一、二日,改善生活,以示欢迎、慰劳。这时,十一团扩军组克平等二同志也随部队行动,在门午饭时,王绍义问:“那俩位同志是哪的？”克文、么作相等告诉绍义说:“他们是十一团军组的。”谈话中,王绍义表示:“我们就站铁南和你们一起干。”克平等二同志一王绍义要跟着游击队干就走了。

        几天后,十一团副团长田心同志和县支队队长张洪武同志,根据“克文挟持王绍义闹独立”的情报,率部队来铁南解决问题,诱擒了董克文、王绍义、么作相、董克武等人以叛变罪将董克文、董克武二人处决。因王绍义受克文、克武问题的牵连,虽宣布无罪,但在安量使用上受了影响,由八区区委书记武汉兴同志先后将王绍义家属安置在柳树瞿阝、厫里、夏新庄等地,对王绍义当时未安排什么职务,和毕剑

辉同志在一起工作。对王绍义部下,命令缴枪,遣散回家。当时會说明,愿意干的可以留下,变卖王绍义赶义时带来的船支,做为遣散人员的路费。结果,人员全部散去,无一留者,只收缴了全部武器弹药。

        以后,王绍义曾担任过一段敌工干事和公安团(实际只有一个连)的付团长,当时团长是武汉兴同志。在这期间,他立有战功。曾率人去寨上,消灭了敌入,缴获了枪支,而我无一伤亡。一九四六年初,武汉兴同志调公安团,王绍义对武汉兴讲:“我干够了,不想干了。”经請示田心同志,拨给王绍义5000斤小米,一支大把手枪涧河安家落户,他在这里生活了好几年,在这期间,经常与宋敏之、赵光、武汉兴等同志保持密切联系。

国民党来了之后,王绍义在涧河待不下去了,当时的“伙会”头子么庆泽,李西连、李守仁等,非抓他当“伙会”不可,王绍义找到了武汉兴,要求去营口躲避,他留下枪支,携全家乘一条渔船去营口打鱼为生。

        全国解放以后,刘佩臣、熊飞在反时被我天津人民政府处决。王绍义被天津水上公安局逮捕,判了刑,其家小变卖东西,以乞讨为生,后由武汉兴同志找李一夫、宋敏之、彭宏、赵光等领导同志,由唐山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公函致天津公安部门,王绍义被释放回家,全家在唐山落戶,王绍义被先后安置在人民医院、德盛饭庄当炊事员。一九七六年,“七、二八”唐山大地震,除王绍义和一个儿子外,全家震亡。王绍义本人于一九八四年逝世,现留下一个儿子在开滦工作。

        在当时特定的战争环境中,“海洋起义”虽沒充分发挥其作用,玉绍义本人也虽历尽坎坷,但是,他那种高向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之心,那种对党、对人民的深厚感情,那种反抗黑暗、追求光明的男敢精神,将在我丰玉宁路南地区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根据丰南县西部地区史料征集座谈会上录音资料和访问山田、董克用、么作相等材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