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丰南县，这个地处冀东滨海平原，耕地面积仅占全国两千分之一的弹丸之地，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可是，如果你提起“火炬”牌猪鬃，却几乎在国内外无不知晓。“火炬”牌猪鬃，是丰南县传统的土特产品，它的商品信誉之高，曾经一度被列为全国猪鬃产品之冠，名噪于国际贸易市场。据考证，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业是我国北方发起较早的地区之一，迄今为止，已经有一百二十余年的历史可查了。任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火炬” 牌猪鬃，不仅始终畅销于美、日、英、法、德等世界各国，同时，它还以较高的商品信誉，以物易金的独特交易方式，在国际上搏得“黑色的金子”之美称，为丰南县过去经济贸易的发展及其河、胥两镇的繁荣壮大，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近几年，随着猪鬃在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途不断扩大，猪鬃加工业已经引起了国內外的普遍重视。目前，由于我国猪种的改良速度较慢,猪鬃巳经上升为国际贸易市场的第一位，全国除陆续涌现出了规模较大的几个猪鬃加工企业外，集体猪鬃加工单位和个体营业戶也在与日巨增。但是，传统悠久，独具特色的丰南猪鬃，仍然以它昔日的声誉和较高的产品质量,为世界各国争相购买，给国家换取了大量的外汇，成为天津猪鬃出口口岸公司的一个重要产品供发户。

         可是，这样一项重要的猪鬃加工事业，是怎样在丰南县兴起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呢?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曾经历了哪些艰难曲折的历程?下面，就丰南县猪鬃业的发展历史简述之。

             丰南县猪鬃加工业的发起

         据传,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业约计兴起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公元1851——1861)，发起人姓赵名新，字宪洲，是本县王禾庄人(该村解放后改属唐山市设置)，在此之前，我国北方的猪鬃(以黑鬃见多)还尚未被发现利用，大都视其为废物，充做肥料，铺地肥田之用。

         我国的猪鬃最早被国人利用，是广东帮商人，他们将四川的白鬃制作发篦，供本省男女长发梳用。后来外国人出于好奇，携回这种发篦若干。从此，国外始发现猪鬃是制刷的最好原料。此后，外国商人便不断来中国收购，逐渐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赵新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弟兄三人,长赵庆，次赵猛，赵新行三。赵新的父亲赵启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庄稼人，虽然常年带着赵新的两个哥哥给地主扛活，仍然带以维持一家六口人的半温半饱，所以赵新还是在年幼无知时，就不得不寄食于本县于家泊外祖父家。赵新的外祖父名叫张景佩，当时家资尚且宽富，且乐善好施，故赵新得以在彼读书识文。后来年事稍长，便又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到天津的一家买卖铺中当了茶房，整日以扫地、打水、擦皮鞋等贱事侍奉华外商人。但此后不久，他便被该商铺辞退了。于是,他只好又往来于天津各大商号之间充当杂役，以卖省力勉强维持生计。

         五口通商(公元1843年) 以后，外国经济开始向关闭自守的中国渗透，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在天津投资开设洋行。当时，英国人在天津开设了一座商号为“高林”的洋行，主要以收购我国北方的马尾为业，为了便于和华人交易，该洋行雇用了大批华役，当时赵新为生活所迫，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便也有幸得雇，开始在“高林”洋行中充当茶房。后来日子稍长，便和一些英国商人渐渐厮熟起来，并且彼此之间能够用英语简单通话。于是，赵新便征得了该洋行英人的同意，在丰南的家中开办了一个家庭马尾加工场，由父亲和哥哥在丰南一带收购并加工马尾，按英商的要求配套，交货“高林”，出口英国，稍得余利。

         后来，外国人开始在中国收购大量的猪鬃。赵新所在的“高林”洋行见有利可图，便也由经营马尾改营猪鬃，并且责成赵新并其他华役国乡大量购买，按一定的尺寸加工配套，批量出口。但是，究竟外国人当时购买猪鬃有何用途，赵新和共他华人均不甚解。

         赵新从天津返回家乡以后，立刻筹集资金，四处采购，近在丰南附近，远至东北、內蒙、宁夏等地，廉价收购了大批鬃毛，并且将原来的马尾加工场改为猪鬃加工场，增设场房，招雇工人，仍旧采用原始的手攥方法，加工猪鬃，按合同交“高林”洋行。不久，大获暴利，家资巨富，门庭显赫，邻近各方人士见此情景，无不垂涎，跃跃欲试。但是，赵家为了在丰南一带独揽此行，获取专利,竞将院墙高筑,企图长期垄断猪鬃的加工技术及出口门路，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內，外人只知道赵家发于猪鬃，却不能操于此业。

             猪鬃加工业在丰南的传播

         猪鬃，原是指猪背脊上的部分所生长毛，后来推广到背脊上的所有鬃毛。猪鬃的构造一般可分为三部分，即鬃尖、鬃杆和鬃根。猪鬃的套货种类大致为: 66箱、大55箱、改良55箱、中55箱、小260箱、150箱、26箱和43箱，其成品尺码为:

        我国过去是一个经济基础十分落后的国家，养猪为农村的主要副业。由于猪的品种较为原始,需要饲养的时间略长，故所产猪鬃，具有特别的优点，它具有天然的刚韧弹性，对于潮湿和干燥的反映极小，既使受到外界的压力，也能旋曲旋直，虽然和钢铁作猛烈摩擦，也不轻易折断。

        由于猪鬃具备了上述特点，当时便被广泛用做制刷的原料，特别是制作军用器械的保养用刷。于是，猪鬃在工业生产中所占的地位越来越重，需要的数量也越来越大。因此，丰南县赵新的猪鬃加工业越办越盛,愈办愈大。与此同时，赵家对于加工的技术亦越发看的重要，严密封锁，概不外传。  

        后来，由于不断有赵家的亲朋从中得知加工猪鬃的内幕，加之时间一长，赵家工场中的工人也深得其法，弃工不干，集资自营，一刹时，猪鬃加工技术便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地传播开来。于是乎，大至工人近百，小到独本经营，丰南县的猪鬃加工场及其栈房蜂涌而起，愈传意远，愈传愈多，不到三五年，巳经遍布王禾庄周围数十里了。其中发展尤为速者，是借有煤河运输之利的河头和胥各庄两个小镇，猪鬃加工场及其栈房、钱铺多达百余家，获利之暴，早已使猪鬃加工业发祥地王禾庄远不能及。成批的猪鬃成品不断运往国外，大量的金银源源不断地流进丰南。数年以后，原本不引人注目的河头、胥各庄小镇，竟然钱铺鳞列，繁华异常，其强盛兴旺之势，远远的超过了昔日重镇宣庄、稻地而居于上首了。

           加工技术的改进和工具的改革

         最初的猪鬃加工，其方法和工具是相当简陋的。工人在工场操作时，只是单凭两只手順纂，不仅费力费眼，效率低下，而且成品的质量也不好，加之当时的鬃绳加工粗糙，所以产品有“糙牌猪鬃”之俗称。为了提高加工效率，从中获得更大的利润,众多的猪鬃场东纷纷寻找着加工猪鬃的捷经。

        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猪鬃加工业的北方发起人赵新，经过多次的临场观察和反复实践，根据猪鬃的形状和特点，终于发明了一种用手揉搓的方法，即用一只手轻轻握住一把杂乱鬃毛之中部，又另一只手从中间轻轻揉搓，因为猪鬃根梢的粗细不同，且表皮光润易滑，所以在不断的揉搓中，猪鬃便以根部指的方向移动，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分根头朝上，下部分根头朝下，两部一分，合于一处，根梢分明，顺溜整齐。将此方法传授于工人，不久即皆通，效率和产品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堪称事半功倍，遂定名为“揉法”。后来，赵新虽然又力图保守，但不久便也传之于外，普遍为各大猪鬃加工场推广施用了。与此同时，一些猪鬃加工场中的工人,又发明使用了枣木梳子，梳去猪鬃中的软短细毛，使根条更加均匀整齐，促使其业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清光绪十四年( 公元1888年)，本县艾坨子村李善记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推敲，深感用于梳理猪鬃的枣木梳子多有“不清、不快、不经久耐用”等弊端。于是，他便初步开始用铁釘固定在木柄上代之，一经效验，果然清快爽手，经久耐用。但是，枣木梳子的缺点克服了，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当时，由于我国的工业水平十分落后，用于制作这种工具的铁钉需要从外国进口，不仅价钱昂贵，购买也十分不方便。李善记便索性把从唐山煤矿拣来的废钢丝绳拆成一条条钢丝，再截成小段，打磨出尖锋来代替铁钉，既弥补了枣木梳子的不足，又解决了原来原料缺乏问题，再加上加工精细，一时风靡鬃坛，凡是进场加工猪鬃的工人，无不争相购买(注:当时加工猪鬃的工具工人自己配带)。李善记便将其命名为“招子”，大量生产，货不应求。

        此后，由于邻人见生产这种工具也有利可图，便纷纷加工仿造，并且开始研究在猪鬃加工中使用其它工具。于是，一场猪鬃加工工具的改革竞争开始了，罗子、卡子、叉子、摄子等纷紛被应用于加工生产中，大大地提高了猪鬃的加工效率，促进了猪鬃加工业的发展。后来，李善记的两个儿子李庆文、李庆雨，深得父亲之传，为了使其业于竞争中不败，虽然货不应济，仍不满足于现状，细心推敲，认真听取猪鬃工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将此工具的形状、齿条的长短及其齿条的扁方做了一系列改进，力求实际耐用，美观大方，最后固定成形，确定商标为“李李”。从此“招子李”的绰号便逐步在丰南一带叫响了。直到现在，招子仍然做为猪鬃加工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工具，被推广沿用。可惜的是，李庆文这位制造招子的巧匠过早的离开了人世。解放后，李庆雨为了使祖传的技艺发扬光大，为祖国的猪鬃加工事业贡献力量，毅然打破了“密不外传”的家规，先后培养出不少制造招子的能手。如今，艾坨子已经成为远近驰名的生产招子的专业村，邻近的村庄受其影响也开展这种加工业，产品除了滿足丰南本地需要外，在东北、内蒙、辽宁、宁夏等地也享负盛名。

        此外，鬃绳的发展也给猪鬃加工业带来了福音。一开始时，用于捆鬃的鬃绳为白色，原料多为山东“苧麻",看上去非常粗糙。继之，人们为了使鬃绳美观，将其染成红色，大约到了1926年前后，丰南县赵新庄加工鬃绳的农民开始把鬃绳表面打上一层大白粉(俗称“土子”)，再涂上黄色，这就是一直被沿用至今的黃鬃绳，不仅坚韧实用，而且美观大方,从外观上大大地增加了猪鬃成色。现在，丰南县赵新庄附近的顶戴庄、公庄子、宋家坨一带仍有这种加工业。

        在加工工具不断得以充实和改进的同时，加工方法也在逐逐日趋完善。本来,丰南县地处北方，猪种颇近原始，且猪鬃原料又多来自东北，故所产猪鬃唯以尺码长、根条软，梢头开叉较深而驾于他地猪鬃之上。但是，由于过去丰南少见河道，加之大多数猪鬃场东又都以重量为贪，加工中一度不用水洗而干梳，致使产品中含有大量的泥沙且多带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质量。清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胥各庄猪鬃加工场第一次开始将猪鬃放在锅炉中进行蒸煮，发现蒸煮后的猪鬃异常洁净整齐。于是，蒸煮之风便一时传开，促使猪鬃质量显著提高，信誉愈发驰名于海内外了。

        到了近代，猪鬃加工业的工具已经发展到十几种，加工工序也逐步充实到初检花杂色、水洗毛、梳毛坯捆团子、上蒸笼、提分花杂色以及配搭等近三十道之繁。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猪鬃加工业已经逐步由原来的手工操作转化为半机械化生产，加工效率和产品质量亦远非昔日面目了。

                    几度衰跌与复兴

        在百余年的猪鬃发展历史上,猪鬃加工业曾历经了几度衰跌与复兴。

        二十世纪初叶，以意、德、奥同盟国和英、法、俄协约国为代表的两大军事集团，为了重新瓜分世界，都在疯狂地扩军备战。猜鬃，这个保养军用器械必不可少的刷子原料，一时也成了各备战国的积极储蓄品。这一阶段是我县猪鬃史上未曾有过的兴盛时期，历有“猪鬃加工业的黄金时代”之称。当时，丰南县主要加工的是黑鬃，产品除了出口美国(主要是高鬃)、英国、法国、德国、奥国外，还在日本及其他一些小国销售。据有关资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仅丰南县胥各庄出口的猪鬃，就占天津出口口岸公司总出口量的70%，每年換取的外汇高达四、五千万美元之巨。

         一九一四年夏，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了。硝烟而起的世界大动荡无疑会冲击国际贸易市场。于是，猪鬃开始冻结了。此时,丰南县各地近百家大小加工场多半倒闭。造成无数猪鬃场商破产，货物积压。工人失业，卖儿卖女，沿街乞讨之惨景目不忍睹。这是我县猪鬃业自兴起以来的第一次衰跌。

         但是,尽管各参战国在大战前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然而，飞速消耗的猪鬃仍然未能滿足战争的需要,忙中无措,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只好把希望寄托在研究猪鬃的代用品上，于是乎，泥龙、纽西达、伊顿、德瑞召斯等物应运而生了。但是，这些代用品除了用于制作各种日常生活中的用具外，大都因为没有弹力，不坚硬，不耐热和吸收力弱而不能用于军事上。于是，一场空前未有过的猪鬃奇缺，又一次在战争中酿造成熟了。

         果然，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战刚结束，猪鬃立刻又成了世界贸易市场上的紧销商品。丰南县停滞许久的猪鬃加工业也由此生机复苏，一跃超过战前。仅胥各庄如“德春和”、“双合兴”、德成永”、“广大” 等规模较大的加工场及货栈就成立了二十余家。以胥各主为中心，南至米厂、城坨，西到么家泊，北到韩城，东至李尚庄，大小加工场不计其数。与此同时，猪鬃的价格也一下子暴涨到近百块现大洋一斤。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事业，又由此逐渐兴旺起来了。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吞并了我国东北三省。日本侵华以后,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业又出现了一种不正常的鼎盛景象。但是，缘于首次世界大战已有前辙，人们都清醒地预料到，这种不正常的兴旺将预示着一场更大的哀跌。因此，各大猪鬃场商纷纷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紧营业，捞取暴利。当时，我国猪鬃的最大主顾是美国，购买数量最多时曾达到我国猪鬃出口总数的75%以上；其次是香港，最多达59%；英国，最多达28%；德国，最多达20%。因为丰南猪鬃主要以高鬃最多，而美国的主要购买对象就是高鬃，故当时丰南猪鬃主要是输送美国。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最初，日寇在“东亚共荣”和“中日亲善”的谎言扯掩下，并沒有对我国的猪鬃出口贸易实行全面禁闭。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积极的酝酿之中，猪鬃药品在国际贸易市场上，不仅货不应求，而且价钱越来越高，仅就当时胥各庄产一百斤大五十五箱黑鬃为例，出口价格竟一度高达八百八十两白银一箱。

        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贸易市场受帝国主义买办和资本家的操纵，再加上我国猪鬃商及小贩鬃商的层层克扣与盘剝，丰南县的猪鬃事业仍然日趋畸形。主要表现是价格上的忽高忽低，波动剧烈，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以及贫富悬殊等。严重地阻碍了这一事业的发展。

        此外，日伪的敲诈勒索，恶霸的专横不法，也曾几度迫使我县猪鬃业濒临危亡。日本进关以后，稻地恶霸耿老八，因与冀东专署日军走狗赵雷关系密切，竞狗仗人势，胡作非为，私自在胥各庄设立了一个栈房，并无理勒令其它栈房全部停业。至使胥各庄猪鬃商品脱销一月有余。后来经过双方多次交涉，并于官府据理力争，方才以取缔耿老八栈房，其他栈房照常营业而宣告结束。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凶相毕露，撕下了道貌岸然的假面具，对我国的经济贸易实行全面的封锁。于是，我国猪鬃出口口岸尽被封锁,资金冻结。丰南县所有的猪鬃加工厂及栈房全部倒闭，造成了大量的货物积压。各大猪鬃场东纷纷带着家眷及财产远逃天津、北京。这一阶段，被称为我县猪鬃史上的“惨淡时期”。

          到了抗日战争接近尾声，丰南的猪鬃事业又有兴起之望了。起初是少数比较有远见的投机商人乘着战乱，吞并原来各鬃行积压的猪鬃。因为此时战争尚未结束，有猪鬃的人多视其为累赘,所以这些投机商人得以廉价买下了这些猪鬃。等到一九四六年底猪鬃事业东山再起时，这些投机商竟果然发于此举。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丰南县的猪鬃加工场更是星罗棋布，数不胜数。但是，由于抗战期间胥各庄、河头两镇的各大场东及鬃商纷纷远逃，这一阶段，主要以“小本行商”的形式最多。产品的出口数量仍以输送美国首推第一，其次是英国和日本。中美关系僵化时，与美国的猪鬃交易曾一度中断,致使美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得不用很高的价钱，从香港、苏联、日本等地转买进口，以满足本国的需要。

        一九四八年底丰南县解放以后，猪鬃事业终于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了。此后，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及其一九七六年举世军见的地震灾害，又曾两度使我县的猪鬃事业惨遭挫折。但是，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丰南县人民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把这项在国际上享负盛名、我县唯一的民族手工业继承下来，并且逐步医治了过去的创伤，使其纳入了健康发展之正轨。

        旧社会猪鬃工人的悲惨境遇及罢工斗争

         解放前，丰南县的猪鬃工人大多来自宁河、宝坻、玉田等县的破产农民。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投亲靠友入列或是送子女进场做童工。当时，多数资本家为了节省开支，大多以低暗潮湿的矮棚、牲畜库或是冷仓库做工房。工人每天除了遭受“验身”、“打骂”等人格上的侮辱外，还要在极端恶劣的环境里和臭毛烂土、烟尘、苍蝇打上十五、六个小时的交道。据检验，猪鬃原料中含有一种“炭疽菌”，很容易直接传染于人而危害甚大。但是，资本家为了节省时间，根本不设消毒工序，更有甚者，有些资本家为了增加猪鬃的重量，竞在猪毛里掺进大量的灰沙泥土，致使旧社会猪鬃工人无一不咳嗽痰喘而最后导致肺炎。

        当时，在被称做“猪鬃花子”的工人中间，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生动地再现了旧社会猪鬃工人的悲惨境遇:

        上鬃行，遭涂炭，

        工房就是闫王殿，

         烟尘呛的吐痰血，

        苍蝇大蛆滿屋转。

夏天进蒸笼，

   冬天把冰窖钻，

       累死累活早见鬼，

        吃糠咽菜拿命换。

……

        尽管猪鬃工人拼命地干活，可是，他们的收入却是十分微薄的。在他们的身上，重重地套着四重枷锁：第一，是帝国主义洋人的攫取;第二，是洋行买办的盘剝;第三，是资本家的压榨;第四，是监工把头的克扣。最后剩给工人的，就只剩他们所创造价值的4%了。可是，就这点可怜的剩余，残忍的资本家也未能轻易地还给工人。他们抓住了工人失业沒有生活出路的特点，规定，凡进场做工的工人，要自己备带工具，并且在“淡季”(指春节前后)可以任意解雇工人。其次，资本家还采用延期发款，不发现金鉴发支票等恶劣手段，愚弄猪鬃工人，加快自己的资金周转。

        民国十七年( 公元1928年) ,踞霸于胥、河两镇的各大猪鬃场东为了欺压工人，排除异己，又成立了黄色公会( 即猪鬃整理业同业公会)，变本加利地克扣工人。至此，忍辱负重的丰南猪鬃工人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于是，在党领导的开滦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一场震撼冀东地区的猪鬃工人大罢工爆发了。

        罢工开始以后，工人自发地在河头桥北街太合店内成立了工会。罢工领袖除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肖贵录(字福斋)外，还有当时在工人中威信较高的几位工人。起初，资本家对工人的罢工行为并未十分介意，对工人提出的条件也置之不理。但是，由于这次罢工有我党地下工作者的领导，猪鬃工人的态度非常坚决，他们主动地相互接济，团结奋斗，至使工潮一直延续了近百日之久，没有丝毫妥协。最后，终于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罢工结束以后,丰南县猪鬃工人工会成立了 ,肖贵录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但是，此后不久，肖贵录便被反动警察逮捕入狱了。后来，经过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多方营救，方才获释出狱。

肖贵录回到家乡以后，仍然领导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并且通过“合法”的斗争方式，联合当时的开明绅士，状告当时的恶霸王赤峰鱼肉人民、为非作歹、侵吞军饷的罪行。至使王赤峰被捕入狱，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与此同时，丰南县胥各庄镇又成立了“赶大车工人工会”，团结了更多的工人群众，壮大了自己的队伍。

         一九三二年六月，丰南县猪鬃工人又一次举行了罢工。由于这次罢工组织严密，策略合理，两天就取得了全部胜利。但是，这次罢工胜利后不久，丰南县猪鬃工人工会就暂告结束了。

        第三次猪鬃工人罢工爆发于一九四七年。这次罢工的领导人是胥各庄猪鬃工人谢福生。参加这次罢工的工人计四千余人，他们自发地重新组织工人工会，针对当时的物价上涨，货币贬值情况，提出了“提高工资，以粮折实”的要求，并且通过各种斗争方式，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据当时浭阳县县长沈至诚为电报猪鬃业“老资纠纷”(即工人罢工)调处情形备文载。

            “……本县猪鬃业劳资纠纷,自五月七日猪鬃业工会因物价波动，要求增资，自每十斤一万五千元增至四万五千元，猪鬃整理业同业公会(即猪鬃黄色公会)以要求过高，无力负担，曾一度发生争执。经本府派员协国县党部、警察局仲裁结果，自五月三日起按照原价增加五成。在此期间，猪鬃价目陡涨，工人复要求增加工资，再经本府调处，每十斤增至二万九千元，经双方同意，订立协议书。以后工资涨落，根据天津鬃行为标准。双方均无异议，相安无……”。

        罢工斗争胜利以后，停止许久的猪鬃工人工会又正式恢复起来了,直到一九四八年丰南县解放以后,这一组织才宣告结束，把我县这一唯一的民族手工业完整无缺地交到了人民的手中。

              国家统一经营下的猪鬃事业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丰南解放以后，国家对我县的猪鬃加工业非常重视。不久，中国猪鬃公司华北分公司(设在天津)便在河头成立了畜产公司，对我县的猪鬃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从此，丰南县猪鬃加工业遭受帝国主义，买办资本家操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广大猪鬃工人横受四条枷锁束缚的时代过去了。

        猪鬃产品统购统销以后，由于国家能够主动地掌握市場変化情况，促使丰南县的猪鬃价格基本上稳定下来。同时，国家为了保障猪鬃场东及鬃商的合法权益，统一制订了合理的收购牌价和产品的出口标准，调动了鬃商及猪鬃工人的积极性,提高了产品质量,使丰南县猪鬃在国际市场上信誉明显提高。同时，国家除取缔了猪鬃商品在出ロ中的层层克扣外，还切实对劳、资双方的生活给予了妥善的安排，纠正了过去许多不合理的种种现象。使国家与鬃商，国家与工人，鬃商与工人三者之间，协调一致 ,分工合作，各得其所。

         一九五五年，我县大约有大小猪鬃工场一百余家。为了管理和产品销售上的方便，初步进行了“私私并场(即联营) ”,联营以后，计有规模较大的猪鬃加工厂十四家，工人一千三百余人。一九五六年，国家又在“私私并场”的基础上,对我县的猪鬃加工业进行了“公私合营”，由原来的十四家化为两个大厂，即一厂、二厂，并且选派了公私双方人员担任工厂的领导职务。紧接着，又将两厂合二为一，厂址设在胥各庄六街。并成一个大厂后，职工一千余人。

        在逐步从分散调整到集中的同时，国家还对我县猪鬃加工业的归属做了几次调整。解放初，我县的猪鬃事业归属于唐山地区供销合作社。一九六O年， 归类人口，改划为地区外贸局管辖，人事调配由丰南县工业局兼管。一九七七年后，人事也改属地区外贸局。

         为了切实改善猪鬃工人的劳动环境，保障工人的身心健康,国宋除了从设备及工时上给予了妥善安排外,还明确规定，各猪鬃加工厂必须把好原料消毒这一关，凡经化学检验后产品中仍存有炭疽菌者，一律不准转卖出口。据统计，由于以上一系列有利措施的实施，一九六九年胥各庄猪鬃加工厂的人均生产效率达到了四千二百一十八元，超过了以前历史上的任何一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各项经济政策的落实和科学技术的飞迅发展，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业，又在治愈了十年浩劫及其地震所造成的重大创伤之后，逐步繁荣兴旺起来了。目前，我县除了设有国营猪鬃加工厂外，又相继涌现出了九家社队加工仓业和若干个体加工户，仅这些社队加工企业和个体户,年产量就达万箱之多。到现在为止，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事业，历阅一百二十余年的沧桑世事，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正确轨道。我们坚信，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优越的制度下，丰南县的猪鬃加工事业，还将会以它独特的方式，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