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解民   王永平

        抗日时期，正当敌占城市评剧艺术日趋没落之时，在丰南东南部战斗着的乡村，却盛开看一支鲜艳的评剧之花，这就是曾经教育和鼓舞人民同心同德进行斗争的《真理剧社》。

        一、创建之始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冀东区党委根据毛主席“到敌后方去”的指示，作出了开辟路南的决定：并派黄介如、武文华、刘正舟、张安民等和一部份部队到路南的钱营、爽坨，辉坨等敌占区作开辟工作，为了发动群众、团结抗日，配合斗争，明确提出以编演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戏，开展抗日宜传活动。

        当时这一代是滦卢联合县，因受当地艺人成兆才的影响，很多人会唱“落子”，有的甚至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杜林、小北柳河等村，有民间演出组织——子弟班，这是评剧的最初形式。自这里沦为敌占区，艺人流离失所，评剧艺术频临绝迹，随着抗日宣传的开展，又使它重新崛起，抗日战争如火如荼，群众性文艺活动也异常活跃，群众演唱评剧宣传抗日更能引人入胜。当时负责钱营，爽坨，辉坨等地工作的滦户县委宣传部长武文华，发现这一情况后，经调查酝酿，决定在杜林召集评剧艺人成立评剧演出队，扩大抗日宣传，消息传出之后，不少民间评剧艺人，青年农民积极报名参加。1943年秋，一支评剧专业队伍诞生了，滦卢县委宣传部命名为《真理剧社》，确定武文华直接领导。从此，这里的评剧艺术，重新获得了生命力，并日益发展。

        二、演职员阵容

        《真理剧社》的演职员，初建时二十多人，日降前后达三十余人，生、旦、末、丑行当比较齐全，鼓师、琴师、编导应有尽有。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演职员有刘贺先、田瑞云、孙殿元、孙长起、裴应先。郑云亮、郑云台等十六人。有从赵各庄、唐家庄等城市邀请来的专业评剧艺人筱桂芳、秋月香等；有从天津回原籍的评剧演员葡萄红、花玉兰的琴师李俊和，有编剧李解民(原名裴印普，现名李捷民），这些人具有较高的评剧艺术造诣，他们不但能编演新戏，而且能演传统戏，行头、道具也比较齐全。主要来自杜林、小北柳河的子弟班，以杜林村为排练基地，每次演出都能按要求完成任务。

        三、编演新戏

        《真理剧社》建成之后，在党的培育下，迅速成长壮大，并开放出鲜艳的花朵，为了实际演唱更有效地宣传抗日救国、谋求解放的真理，他以编演新戏为己任，几年中编演了20多出新戏，有《挖沟叹》、《洞房劝夫》、《劝教》、《民主家庭》、《苦中苦》、《一罐血》、《送于参军》、《送夫参军》、《卖牛》、《卖线》、《残暴的日寇》、《迫民绝宗》、《菜刀杀鬼》、《姜凤飞》、《血泪仇》、《杀马国栋》、《丢掉幻想》、《刘永贵负伤》等。这些戏都是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在武文华的亲自指导下，由李解民编写出来的，内容有揭露敌人罪恶激发群众抗日情绪的，《挖沟叹》剧情是一老农被日寇抓去挖沟，因倍受折磨身患重病回家后即死去，妻子哭，乡亲们劝解、安慰，大家同声感叹：“有日本鬼子在，日子过不了”。

        有瓦解伪军使其弃暗投明的，如《洞房劝夫》，剧情为夫妇为使当警备队的儿子弃暗投明，为子完婚，新媳妇抗日觉悟高，洞房劝夫脱离伪军，参加八路军。

         有破除迷信的，如《劝佛教》，剧情是夫妇参加了大佛教，不积极抗日，不断花钱向大佛教买福，家境日益贫寒，经村民规劝，夫妇觉醒脱离了大佛教。

        有反映母送子、妻送郎参军的，如《民主家庭》，老夫妇痛恨日寇，但不愿儿子参加八路军，并以为子完婚阻止之，新媳妇抗日斗争觉悟高，过门后积极说服公婆，鼓励儿子参军打日寇。

        有反映鬼子烧杀抢掠罪行的，动员群众奋起抗日的，如《菜刀杀鬼》，一个到农村扫荡的日本鬼子欲强奸一农妇，农妇丈夫归，用菜刀杀了鬼子。

总之这些新戏，对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起到了积极作用。

         剧本题材的来源，一是当地发生的实事的传闻，如《挖沟叹》、《劝佛教》《杀马国栋》等；一是延安编写的剧本如《血泪仇》、《一罐血》。由此可以看出《真理剧社》的活动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整个边区戏剧运动的组成部分。

        剧社负责人、编剧李解民，杜林村人。滦师毕业后在本村任小学教师，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剧社成立前他编小话剧，组织学生演唱，宣传抗日，编剧艺术水平颇有功底，所编《苦中苦》、《洞房劝夫》等，生动有趣，群众爱看，久演不衰。1946年我政府处决汉奸马国栋之前根据县委指示仅用几天时间，编出《杀马国栋》新戏，杀了马国栋之后立即演出。

        《真理剧社》除编演新戏外，还改编旧剧本，如《安儿送米》或旧戏插入部份新词，如《锯大缸》中锯缸人唱，“头一口招呼的锯大炮，锯上大炮打东洋！”就是一例。对内容较好的旧戏，《真理剧社》不是粗暴地抛弃，而是利用可取之处，配合新戏演出。如没有鬼神、没有迷信内容的旧戏，经武文华批准后适当演出，如《花为媒》、《小借年》、《小姑贤》、《王少安赶船》、《王定宝借当》、《张彦赶船》、《双婚配》《李三娘》、《夜宿花亭》、《回杯记》等，但多安排为帽戏演出。

        四、深入人心

        广大群众非常喜欢《真理剧社》的演出，他们到那儿，那里的群众就扶老携幼，不惜走十几里路，披星戴月而来。开台后，那清脆、高亢的板胡声伴奏着健康激昂的歌唱，幽默精彩的表演，使观众时而对鬼子、汉奸特务的残暴而愤怒，为群众所受苦难而伤心落泪；时而为群众的觉醒斗争而高兴，为人民的胜利而欢呼雀跃。演出《姜凤飞》时，大汉奸伪冀东特别区行政公署行政长姜风飞一出场群众就捧腹大笑。他身后拖着的那条狗尾巴，恰如其分地揭示了汉奸走狗的丑恶形象，群众通过观看真理剧社的演出，也明白了抗日救国求解放的真理，使我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曾不只一次地出现过这样动人的场面，当演完戏后，武文华等同志登台作参军动员报告时，不少青年涌上戏台，报名参加八路军，踏上抗日救国求解族的征途。

        五、艰苦演出

        《真理剧社》的演出，因当时环境险恶残酷，钱营、爽坨、辉坨等地，敌人据点林立，驻唐山、古冶等地的日伪军不断来扫荡、围剿，敌机常来侦察袭扰，但《真理剧社》的演职员并没中断演出，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民兵、部队的掩护和群众的支持下，无所畏惧地完成了演出任务。几年中他们走遍了县地东南部、西部黑沿子、李八戚、董各庄及滦南县倴城等地。日军投降后，他们根据冀东十三分区领导的需求，曾两次冒生命危险，跨越敌人重兵把守、戒备森严的北宁路到路北滦县榛子镇演出，有时演出村庄距敌据点仅几里路，有时敌机把观众冲散，待敌机走后，继续演出。尽管敌人对他们不断进行打击、迫害，李解民的家被敌人封过门，演员袁应先去唐山路过王盼庄据点时遭敌人逮扑，扣押七天七夜，后被营救获释。但丝毫没松泄他们的斗志。

        演出多在夜晚进行，演员常常是傍晚从杜林出发，用大车拉着行头、道具以及搭台用的席子、木棍、木板等，大家随车步行，有时十几里，二三十里，到目的地时不休息，马上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搭台，搭好后就“打通”开演，直到深夜，辛苦得很，但从不叫苦、消沉。他们演出的目的是宣传抗日，救国，求解放，演职员除从城市聘请来者外，其余都没有工资，只在日降后，才由群众自愿慰劳些小米。

        艰难困苦的磨练，使许多演员在战斗里成长，几年中有孙长林，孙殿元，孙风印、孙长起、王义等在戏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郑云亮、孙长贵等成为艺术造诣较高的评剧艺术工作者。

        六、卓越功绩

        抗日战争胜利后，《真理剧社》继续编演了一些反对内战的新戏，如《丢掉幻想》等，1946年秋末，在丰南董各庄演出《杀马国栋》后不久，国民党反动军队占领路南一带抢走了剧社的戏箱，剧社被迫停演，演职员被迫解散，有的转业，有的参军，有的加入了丰南县委新成立的评剧团体。《真理剧社》功成名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花虽谢而果实累累，不仅培养了一代评剧骨干，而且留下了不少剧目，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却代表战争年代的艺术精英。

        笔者认为他有三大历史功绩：一、她为冀东地区的革命文艺战斗队伍增加了生力军，与演话剧的《尖兵剧社》和《长城皮影社》并驾齐驱，共同战斗，用不同的形式演出，使抗日斗争更加绚丽多彩。二、她使成兆才创立的评剧艺术在中华民族的紧要关头没有虚度年华，而是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解放贡献了力量。三、他使评剧艺术进入了编寅革命现代戏的新的历史时期，他开创了评剧艺术积极为现实服务的范例。

        认真总结、研究《真理剧社》的历史经验对防止思想疆化、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好评剧艺术改草，使其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有意要的意义。

        （本文由当年《真理剧社》负责人、编剧李解民、演员裴应先、田瑞云、孙长起、吕风田、琴师郑云亮等同志提供资料，经当时的区长张安民和观众王永平的回忆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