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忆录
刘建体
刘建体
我的家乡——丰南稻地镇霍各庄， 是一个土地沙洼农民贫困的小村。全村不到100户人家，新中国成立前多数靠栽种白薯(红薯)为生，全村四五百亩土地，一半以上种植白薯，这里的白薯糖分高，水分低，表皮细，在十里八村很有名。但仅靠栽种白薯，好户也才勉强能维持生活，次户就不能糊口了。1939年8月，我出生在这个村，父亲兄弟三个，大伯、二伯都没有上过学，和爷爷靠种地为生。由于有爷爷和两个伯伯在家种地养家赚钱，父亲才有机会上了几年冬学并在后来在稻地镇的木匠作坊学会了做木匠活。为了使我能认识几个字，父亲便买来识字课本，晚上在煤油灯下教我学“人，一个人;手，两只手”之类的常用字。
解放后，有父亲和姐姐种着几亩地养家赚钱，我就有了上学的机会，并从学生到干部，在曲折的道路上辗转向前。
既是小学生 又是农村宣传员
过去村里没有学校。1949年春天，村里才把庄南的旧大庙改成初级小学，我才入了学。我们的教室原是一个三间的佛堂，1～4年级共五十多名学生，都在这个“大教室”里学习。任课老师刘建业是我邻居家的三哥，他身体很弱。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写一手好字，打一手好珠算。他基本延续过去的教学方法，主要教我们认字、写字、打珠算，对阿拉伯数字的算术他也不会，只好学一点教一点。督促学生学习的主要方法是叫学生到讲课桌前背书，谁背的熟，他就用红蓝铅笔在谁的书上画一个小花，谁背不出来，就用手指敲谁的脑袋。我自小不爱说，不爱动，非常听老师的话，在课堂上默默地学习。所以，每次叫我背书，我都能熟练地背下来，老师就在我的书上画个小花，老师的这种鼓励使我养成了安心学习的习惯。那时的初级小学实行四年制，但学习好的同学可以跳级，我在村里读了三年初小便跳级考到邻村孟家庄小学(初小、高小合办的完全小学)。和我同去的还有和我同村刘化存、刘瑞和、刘秀清等同学。这所小学在该村的西头，距霍各庄五里地，我们几个同学每天早晨喝碗粥就往学校跑，中午吃的饭是从家里带的玉米面饼子和白薯，晚上才回家，很是辛苦。刘化存比我大两岁，他带我把干粮送到老师厨房蒸一蒸，碰巧了还能喝碗菜汤，有时厨师也给点菜，我非常高兴。我姥姥家在孟家庄，姥姥、姥爷很喜欢我，他们得知我来村里小学读书，就叫我到他家吃住，我觉得不便给老人家添麻烦，况且姥姥家在村东头，距学校也有近二里地，所以，我只在阴雨天在姥姥家吃住。艰苦磨意志，求学必肯下工夫。我由于跳了级，刚升入高小，课程有些接不上，学起来有点费劲，我就加倍努力赶上。除了在课堂上认真听课，做好作业，每天晚上都还坚持在家学习，节假日也不间断。此外，还与其他同学一起学，相互取长补短。孟家庄村的董正文，与我同龄，学习成绩很好，我俩也都爱好作文，经常在一起交流学习心得。他家住在村南，距学校很近，他经常约我到他家一起学习。 董正文的祖父，父母都是纯朴的农民，他们待我像自己家孩子一样，常把好吃的、好玩的给我。碰上节假日我也约董正文来我家，我们成了一对亲密的小伙伴。我俩的学习成绩在全班都属上等，尤其是作文写得好，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同学们听。
边学习、边参加社会活动是当时的一个特点。1949年春，我参加了儿童团，白天上学,晚上站岗放哨。“土改” 结束后我村建立了村政权，但当时农民的觉悟还不高，社会秩序还不稳定。因急需恢复和发展生产，党加强了宣传工作，以原儿童团员为主，在青少年中建立了“农村宣传员”队伍，宣传员可参加上级有关会议，定期到乡里学习，回到村里就围绕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写黑板报、用纸话筒广播、进家入户作口头宣传、帮助烈军属和困难户干活。我一边上学一边在村里参加宣传活动。由于表现积极，1952年就被吸收为青年团员(后改称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对当时的《农村宣传员手册》很感兴趣，它的内容很丰富:讲形势，讲政策，解答干部、农民提出的问题，表扬农村的新人新事。文化学习之余，我常把这个小册子拿在手里学习，既促进了文化学习,又提高了思想觉悟。听共产党的话、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在我的脑子里开始萌芽。由于我从小勤于写作，所以人们曾给我起绰号“老写”，正是这个“老写”，多年来促进着我的学习和工作，使我养成了善于思考和探索的习惯。成了我的一个小小特长。
进城读中学 仍是走读生
1954年夏季，我在孟家庄小学毕业。当时，正值农村合作化初期，农民由分得土地后单干到组织起来办农业合作社。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很低，农村合作社的领导、财会人员、农业技术人员都很缺乏。为此，党号召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我作为一名共青团员，感到党的这一号召很有必要,应该响应。于是，我便打算不再报考中学，回到村里去。我把这个打算同父母一说，他们则不太同意，父亲说:“你回来劳动，家里可以多个劳动力，不过你年纪还小，文化水平也不高，再上几年学回村工作也不晚，况且现在家境也好转了，能供你上学。若错过机会再想上学，后悔也不行了。”听了父亲的话，觉得有道理，自己还不是成年人，正是上学的时候,何必那样着急就业呢?于是，我就对父亲说先去考学，但既然要考，就去唐山。就这样，我动员了几个同学，报考了唐山第二中学( 1956年改为十中)，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录取了。
唐山二中坐落于解放路南端，是1952春为适应文化事业的需要在原冀东道公署院的基础上建立的，与市教育局同在一院，教师和外县录取来的学生都要依托在唐山有吃住条件的亲戚家吃住。我依托了舅父。新中国成立后，唐山铁路段招工时，舅父从老家孟家庄被招到唐山火车站做了装卸工，在路南区唐山南厂(唐山机车车辆工厂 ) 东侧安全里二条租了两间小房居住。过了近一年，父亲被南厂招了临时工，在舅父住处北边、铁道南道口处一家小客店里租了一间房，我便和父亲住在了一起，饭都是由父亲做，后来我也学会了做饭。当然做的饭也很简单，基本上就是做粥、烙发面饼、熬白菜什么的，越省时间、越简单越好。碰到哪天有时间就做肉干饭、蒸卷子，有时也炒点肉改善改善生活。1956年，父亲回乡加入了小集木业合作社，我就买了辆自行车骑车上学。成了一名走读生。唐山离我家三十多华里，我每天上学下学要骑两个多小时自行车，不管风天雨天，比住在城里辛苦多了。这年冬季的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雪，早晨起来就见外边没半腿深的雪,路都找不到了。父亲不放心，就送我到稻地上马路。当时从稻地通唐山的马路还是土道，雪太厚无法骑自行车，我就推着车跟在大人们后边走，走到学校时已经中午放学了，我取出自行车上驮的饽饽头在教室炉子上烤，一会儿，班主任任老师进来了，问了问情况后同情地说:“这么远的路，总跑家也不行，三年级了。我和学校说一说，你住校吧，你从家带点钱，学校补点助学金就行了。”回到家里一说，父母认为这样也好，只是家里没有钱。母亲说家里还有点棉花让我拿去卖了换钱。就这样，学校每月补给我三元助学金，我从家里拿四元多，每月交伙食费七元五角，我就这样坚持到初中毕业。
那时，十中虽然建校时间短，但教学工作组织得非常好，教育和教学质量提高很快。校长刘知是从部队转业的老干部，他善于沉思，重视对师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作风朴实，对学校工作抓得很紧。在他的倡导下，每周全校师生进行一次时事形势报告，多是他亲自上台讲座。为提高教学质量，他提议组建了教研组，选业务好，组织能力强的教师任教研组长，通过集体备课，示范讲课等形式，调动各科教师的积极性。本着德智体全面发展，提高主科，发挥特长的要求，科学安排课内课外活动，课内教学在每天进行六节课以后，学生已没有了课业负担时，全部参加下午两节课的课外活动， 同学们在有关教师的指导下既可按自己所长参加语文、数学、生化、文体等小组活动，也可根据自己的不足参加一些补习性小组活动，或二者相结合、取长补短，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这样，仅几年时间十中的教学质量、校风、体育成绩等方面就已名声在外，成为了省级重点学校。1955年，第一届初中结业，十中的语文、数学统考成绩双获全市第一名。同年中考升学率，又名列全市前茅，体育也成为特色，男篮在50年代后期是全市各中学队中的冠军，女篮是亚军，并曾代表中国参加了第十届世界中学生蓝球锦标赛并夺取了第三名。
二中的学习环境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我虽然考上了二中，但由于解放初期农村师资、办学条件差等方面的限制，加上我在小学时的偏科，我的语文成绩较好，数学成绩就较差，音体美就更差。为适应学校的整体学习环境，我一边参加学校“鲁迅小组”的活动，扬语文成绩好之所长，一边参加数学补习小组，补数学成绩差之短，并通过参加长跑等课外活动提高体育课成绩。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终于使主副科成绩都得到提高，主科成绩达到全班上等水平。那时我担任11班班主席，11、12班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较多。当时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学校的传达，多是通过团组织并以团的活动带动全校的活动。班主任老师任祖武教语文课，他不仅重视课堂教学，而且注重写作应用，学校组织的较大活动他都要求班里带头响应，并要求我们写些文章反映出去。这样，不仅显得我们班的工作比较积极，也使我们的写作水平得到锻炼。记得是初三春季开学，学校号召同学们自己整理校园，干干净净地进入新学期。我们班同学除了打扫教室和卫生区外，还帮助老师们搞教研室卫生，做好事。任老师布置我写篇小稿子，这篇稿子很快在《教师报》发表了，学校便号召全校向我班学习,我非常高兴，并对写稿开始产生了兴趣。
回家务农 当“学生”又当“先生”
1957年春季，我进入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都加倍努力，准备夏季报考高中的时候党中央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报纸连续发表文章，党团组织也多次开会，一方面说明当时的国家建设任务很重，农村很需要有知识的青年; 一方面说明学校建设尚不能满足初中生全部升入高中的愿望，同学们都要有上学和回乡的两手准备。面对这一形势，我作为来自农村的学生骨干，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我便写了一篇小稿，表示响应党的号召，能考上高中继续上学,若考不上则愉快地回农村。稿子交到班主任任老师那里，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是形势的需要，你可以找几名同学联名，把认识写得再充分一点，态度再明朗一点，寄给报社。我回到班里组织了10名同学，又把稿子充实了一下，提出响应党的号召，做第一代有文化的农民。稿子发出后，报社很快征求了学校意见，4月12日《教师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我们10名同学的来信，并附教育部部长张奚若表示支持的公开信，之后《中国青年报》、《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唐山电台等媒体相继刊登播发。于是，我们便成了“响应党的号召，做祖国第一代有文化农民”的典型，全国各地数百名同学、教师来信表示支持和祝贺，学校也为我们成为全国、省、市的典型倍感骄傲。在这积极热烈的气氛中，我想:做有文化的农民早已是我的志愿，我何不毕业后直接回乡呢!于是我与任老师谈了我的想法，任老师鼓励我:“你已经成为响应党的号召的带头人，不再升学直接回乡也好。”于是，我买了几本农业技术图书,还准备了一双下农田干活的胶鞋，等待着回乡的那一天。
7月6日上午8点钟，学校召开师生大会，校长先作动员讲话，然后由我代表全体同学发言，进一步进行思想动员。会后舅父来校接我回乡，我背起了行李卷，踏上了从城市走向农村的大道。我虽然在学校表了态，可真的从唐山沿着我上学的路回家的时候，也还是思前想后:一方面想，自己进城上了中学，又回家来劳动，这条路将来会不会没有出息;一方面也想农村的建设和远景，想到自己学了点文化知识可以在新农村的建设中贡献一份力量，这早已是自己的志愿。想来想去，还是坚定了信心:回到家乡，干下去。
回到村里后，我先到农业社主任那里报了到，社主任刘成德说:“农业社需要有文化的人，可眼下还没有位子安排你，你先在生产队劳动吧!”
在生产队劳动是分男女派活，男劳力派重活，有技术的活;女劳力派轻活，我由于刚上完学，没有力气也没有技术，男劳力干的耪地、耕秐等农活队长自然就不分配，我和其他几个小青年只能和妇女、老头们一起去干修棉花、薅花生等轻活，虽说是与妇女、老头们一-起干活，其实这活对我来说也不算轻，大热的天，修棉花、薅花生，弯着腰、低着头，又累又热，常常是累得满头大汗还是落在人家后边。别人干到了地头后可以直直腰，歇歇手，可我还离地头好远，连头也不敢抬，这时有人打趣地说:“当了中学生，白搭九年工，回村来劳动，干活还不中。”回到家里我闷闷不乐，母亲以为我累得没精神，劝我说:“刚干活没力气，又不熟，干干就好了。”听了母亲的话，我觉得有道理，他们炼出来了，我为什么炼不出来，于是我坚持下地干活，并带本书，在大伙“歇烟”时看看，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8月的一天，我正薅着花生，抬头一看，是任老师!便赶到地头，原来是任老师带着《教师报》记者来回访我，我就和他们谈了回乡后劳动的情况和感受，任老师说:“事情干起来总比想的时候复杂得多，目前农村生产还很落后，文化知识应用得不多，从今后发展看文化还是有用的。接着，记者给我拍了张在地里戴着草帽的全身像。过了十几天，《教师报》二版登了一篇通讯《好社员——记刘建体回乡以后》,这使我再次受到了鼓励。
这年秋收刚过，县文教局举办“农民夜校教师培训班”，我被选调去培训了一个月。回来后，我写了一个办夜校的安排意见，送到村主任那里，村主任很重视，专门开会发动青壮年上夜校。我和村支部的宣传委员一面买木料做桌凳，一面写夜校教材。我还回十中向几位同学借了几本生物课本,想结合农业需要，讲些农业知识。我们边教识字、边教农业技术，这样大家学习兴趣很高。每天晚上村夜校课堂里都挤了百十多人来学习。在生产队里，大家也不再拿我取乐，而是边干活边向我询问夜校讲课的内容。新房子乡政府得知我们霍各庄的农民夜校办得热热闹闹，便召集各村人来开现场会，乡长卢印亭强调学习霍各庄经验，把全乡的农民夜校办好。消息传到县里，县文教局派专人来村里驻了一个星期总结了经验并在全县推广。从此霍各庄的农民夜校也名声在外了。我感到做新式农民不容易，农村是个大课堂，只有当好了学生，才能当先生。”
这年冬季，我一边教夜校，一边参加一年一度的整党整社工作。往年的整党整社主要是总结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及收益情况，做出明年的计划安排。可这次的整社是按照县里的部署，把原新房子乡红旗社联社分解为以村为核算单位的村农业社，全村由一个大队变为四个小队。原来到联社任副主任的刘成德和任会计的刘志祥回到村里负责组织村农业社的机构，按照会计、出纳分设的要求，刘志祥继续担任会计，我担任出纳、实物保管和统计，成了村合作社的“干部”。这个角色不算重要，可对我来说，却很生疏，因为虽然学过数学，可农业社的核算、统计并没有学过;学过语文，可写个总结报告什么的却不知从何入手。有时队长、社员们来讨论个什么问题，有些政策我都一时弄不清楚，这时我才深深感到我的文化知识和实用很不对路，知识不是多，而是很少，希望有机会再学习才好。以掌握些实用的专业知识。可在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哪能有专门时间去学习呢，我只有边干边学，逐步适应我的工作。
重返师范园 如鱼得水甘又甜
1958年春，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一天，唐山十中(原二中)刘校长、原班主任任老师来到我家中，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形势发展很快，各方面都在‘大跃进’，文化教育也要大发展，去年回乡是党的号召，今年上学也是国家的需要，今年咱校高中班扩招，你再回校上学去吧，也不用再参加考试了。”听了这话，我感到很温暖也很突然，好像又有一个新的选择摆在我面前:不去上学吧，回乡一年的实践，我已感到知识不足；再去上学吧，回乡当农民已名声在外，况且家庭条件也不太好。思考了一下，我说:“感谢学校领导的关怀，我已经回到农村了，就干下去吧!”校领导看我这样表态，便说:“也好，希望你干出成绩来。”
入夏后的一天,我到新房子乡去办事，乡文书王志勤对我说:“今后教育还要大发展，县里通知乡政府选派民校老师到师范学习，学习费用国家负责，毕业后还可回乡里来干。你办夜校不错，乡里想送你去。”听了这话，我动了心，心想:这是乡来乡去，既可学知识，又不改变原来的志愿，还可免得给家里增加负担，可以去。回到村里，我和领导、父母一说， 他们都表示支持。8月30日晚上,霍各庄乡办公室里开完了会,十几位社干部围在办公桌旁，边谈心、边吃着梨子，喝着葡萄酒，也顺便商定了9月1日送我到丰润县师范学校继续学习的事。
丰润县师范学校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坐落在丰润城关西关。随着教育发展对中学师资的迫切需求，教改中将全科制改为数理班和文史班，各有侧重，根据自己的特长我被分到文史班，学习的课程主要是语言文字知识、文艺理论、政治、教育学、中外历史、地理等科。
开学第一天的第一节课，班主任王子杰老师要每个同学都把自己的基本情况，包括担任过什么职务，受过什么奖励等都写在一张纸上。第二天上课他把全班同学的构成情况讲了，我的情况被班主任称为报纸上的先进人物，从农村来继续深造的典型，引起全班同学的注意，以比较集中的票数被推举为第十六班的班长。我由于经过从中学到农村的实践，对重新入校学习特别珍惜，学习兴趣也很高，除了主修课以外，还利用业余时间选学了哲学基础知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理论和毛主席有关著作，这些理论和文史课学习结合起来，非常有益，使我开始运用科学理论认识历史，认识文艺，认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我的作文，讲话,也开始增加了几分理论色彩。记得，在学校召开第一学期总结第二学期动员大会上，我运用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总结了全班的学习、社会活动等各方面的成绩和体会，提出了下学期继续努力的意见，老师和同学们听了都觉得讲的富有新意。这使我开始感到理论学习的重要，只有科学理论的武装思想才开拓，才能用正确观点观察事物，认识世界，才能使我们迈开前进的步伐。
那时，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除课堂教学外，还经常讲解国内外大事和党的方针政策，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到学校当代课老师，到工厂、农村参观、劳动，自己办园艺厂、小工厂。我曾记得为了适应生产、生活需要，在勤工俭学中，我班到校办砖厂劳动，为适应当时照明的需求，我班曾试制成功了汽灯灯泡。1959年学校由丰润城关迁至胥各庄，为了加快建校速度，暑假期间我们曾当建筑工，配合技工建起了礼堂,教室。我们把丰富的校园生活写成白话诗在全校文艺汇演时朗诵、表演，受到全校师生的好评。适当的社会活动和劳动锻炼，不仅能加深了学生对课本知识的理解，对学生认识社会、锤炼思想也是有益的。
短短两年多师范生活，使我至今怀念不已的是学校那种求学的氛围和师生间、同学间那种团结、真挚的感情。那时，学校不仅重视课本学习，也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教育，从培养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高度，加强对学校生活的管理。加之中师的学生都是从初中毕业生中保送来的，虽然年龄较普通中学偏高,但大都品学兼优求学向上，有很强的自觉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五十多人的班集体有如一个亲如兄弟姐妹般的大家庭，在这里，学习上大家互相帮助，生活上互相关照鞭策,学校活动互相促进。班委会的“干部”既是学校活动的组织者，又是同学中的带头人。生活委员董恩泽,体育委员戴玉山,学习委员吴兰花，文娱委员王秀兰，他们都支持、维护我这个班长，班上的活动他们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生活委员董恩泽,在班里年龄偏大,他专于政治学习，有分析能力，工作中又粗中有细，不怕苦不怕累，大至参加社会和学校活动，小至同学们家里有什么事要办，哪个同学身体有点毛病，他都清清楚楚，安排得当,成为同学们知心的“老大哥”。记得，1959年冬季的一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董恩泽起床后就上房去扫雪，脚一滑就摔了下来，戴玉山和其他几名同学赶紧上去把他抬到屋里，有的请医找药,有的端饭送菜，我则把大棉袄给他，由于穿得少，我感冒未好，落下了鼻炎，一年多才治好。可惜在那个年代里那么要好的同学之间没有一对形成爱情而结合，我作为一班之长，心灵里留下了长久的遗憾。
到县广播站 自修专业搞宣传
1960年4月，当我们的课程全部学完即将转入复习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将我叫到校长俞建成办公室，对我说:你们快毕业了，今年全市统一分配，大部分进中学任教，由于工作需要，县委想选两个人到广播站做编辑工作，经过学校领导与老师们研究，考虑到思想品德及写作水平，初选让你去。我听了很突然，心想:人的道路真是自己难选哪，中学毕业回了乡，上了师范又改行搞广播宣传，反正是国家的需要，去就去吧!就这样，在同学们进入全面复习时我离开了校门，进了机关门——丰润县广播站。
我走进广播室，见外屋是两排机器，有一人多高，上下都是钮，里屋上下左右都钉了隔音板，只在玻璃的隔墙旁边摆了一张桌子，编播员孙继兰坐在桌前，把话简一扳就对外广播起来。我看了有点发呆。因为那时我连收音机都没有见过呀!
“到了这个岗位怎么干呢!”我对李耀华代站长说。李站长告诉我，这里干的和你学的不太对口，从广播宣传说，这是新闻专业，使用机器是物理专业，广播是一项专业艺术，按要求都应是经过专业学习才上岗，而且编稿、机务、广播分开干，咱们基层人手少，上边又配不上那么多懂专业的，就得边干边学，一人多艺!
听了这话我才知道，原来我虽学了语文、历史、政治等基础知识，但要适应现行工作需要我必须掌握专业知识，从头学起。
怎么边干边学呢，开始，我只是听和仿，我和孙继兰分管编稿和广播，又要坚持每天早、中、晚三次看机器，我把值班的时间变成学习的时间，听人家是怎样广播的，节目是如何安排的，值完班就在办公室模仿着编稿子、广播,看些《广播业务》、《新闻业务》之类的有关刊物。虽说是模仿着写可也难度不小，不知道新闻是怎么采写来的，下边来的稿件不知道怎么组编，还常常在新闻稿子上加些形容词，顺口溜。正在这时，河北日报记者李步隆来到广播站，对我说，光听光看刊物还不行，还应该学习一些新闻理论。他把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进修时学的课本给我拿来，我如获至宝，每天晚上自学新闻理论，如新闻采访、编辑、版面设计，不到半年就基本学完了大学新闻专业的理论课本。
有了理论的指引，我经常根据当时形势发展需要，还向上级电台、报社供稿，上级新闻单位也常来人和我们配合采访，制作节目，在上级记者的带领下，抓住苗头倾向,紧跟形势报道的思维方式有了新的体会，掌握了编稿和节目安排的要求，基本适应了一专(编写)、多能(开机、广播)的工作。
1961年6月，国务院决定将丰润县划为丰润、丰南两个县，站长张平告诉我，本打算广播站的同志都去丰润，考虑到丰南县还要办广播，你是丰南的家，领导决定把你留下。就这样，广播站的六个人五个人去了丰润。丰南广播站只留下我一人，一个办公桌、一个床铺、一椅一凳。
一天，副县长陶广谭，县政府办公室主任闫印魁来到广播站，看了空荡荡的机房和办公室，说:“小刘，广播还要办哪，你说，怎么办?”我说，人得调配，全套设备得添置。
过了几天，县委派来了李晓光来站里负责，从胥各庄镇调来了冬树和任机务兼广播员，从柏各庄农场(曾划归丰南县管)调来专职广播员和两名电工，组成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人班。大家白手起家，自己动手收拾房子，添置办公用品，从柏各庄农场调来一套广播机，经过紧张操办，到年底，丰南县广播站正式播音了。我成为广播站的编辑。
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又遇连年旱涝灾害，全县人民生活非常困难。为此，我们把加强领导，鼓励人民战胜灾害，克服暂时困难作为广播宣传的中心任务，及时宣传了中央、省、地、县委关于战胜灾害，克服困难的要求和部署，大量报道了在抗灾战胜困难中的典型事例。1962年6月下旬，连续下了170多毫米的雨，大雨过后，我即到柳树酄、黑沿子一带采写抗灾情况，趟着没腰深的水采写了《垦荒种田》、《农业丢了副业补》等报道，还撰写了夏新庄知识青年闫宝兰回乡干农业的事迹通讯，奔走七天撰写了六篇稿子，为了赶时间发稿，晚上回家便叫刚结婚的妻子帮我抄稿，忙了半夜，第二天发出，不但及时进行了广播宣传，以上三篇还被河北电台，唐山农民报等新闻单位采用。
随着广播宣传影响的扩大，县委办公室、宣传部、县农业生产办公室等单位也经常把领导的部署，下边的活动写上来，供给我们采用，使广播宣传越办越活。1962年底在先进工作者评比中，我被评为县先进工作者，在唐山地区召开的全地区农村广播网建设经验交流会上，我县以加快建设速度，更好地为抗灾中心服务为题做了重点发言。
然而，困难却连续冲来，由于几年的自然灾害，县里财政已极其困难，为了精减机构，压缩开支，1963年5月，按照上级要求，县广播站暂时“下马”,广播机等设备暂集中到广播机房封存，人员也分流到县直有关单位。
参与大运动 波浪之中不迷航
我被分配到(县政府)机关工作，先在办公室呆了两天，后又到计委上班。
到了计委，杨占鳌秘书告诉我，计委主任由常务副县长褚玉玲兼任，现在只有三个人，一个管计划和物资的，一个管劳动的，新增一个管计量的叫你来了。计量的事今后很有发展，不过现在事不多，主要由计量站去做，目前你主要帮我们搞计划方面的文字材料。
计委当时人员虽少，可在计划经济时期是个很重要的部门，它的管理范围涵盖了现在计委、统计劳动局、人事局、城建局、环保局、技术监督局等几个部门的管理，尤其是计划，大至一年种多少粮食、棉花，购买多少化肥，小至生产多少双鞋，进多少个大头钉，都要列出表格，写出说明，计委人员不够用就抽调外人来帮忙。春季搞计划安排，夏秋季检查执行情况，冬季做总结，一年不停,这些事对我来说很生疏，干起来也很烦，于是，我找到闫主任说:计委的事我太生，我还是找个写材料的单位吧!
闫主任很负责，让我先跟他到救灾办公室( 1963年水灾以后设置的)管理材料，以后再安排，干到秋后，县委抽调青年干部下去劳动锻炼，我和卫生科陶志昌、民政科付田被抽调出来，由组织部王焕甫、党校韩继池带队，共三十人到刘唐保公社于庄、王庄、霍庄去劳动锻炼。当时秋收已过，我们主要是到地里拾柴，帮助村里清理账目，做第二年的生产计划。我们住在老乡家，自己做饭，早晚帮老乡担水、扫院，村里的干部和老乡对我们很好，当成自己的子女看待。
一天傍晚，我到于庄村西去给老乡担水，那时农村还没有机井，是用砖石井，井水面距地面有三四米深，用水时用扁担把水桶提上来，不光要有劲儿，还要有点技术，我过去常在老家担水，干这活没有问题，可这天不知怎么的，水桶快提到井口时，突然觉得头晕目眩，用了好大劲才把水桶提上来，险些前倾倒井里，我只好蹲下镇静了一会儿，才把水担到老乡家，房东大娘见我脸色发黄，头上有汗，便立即把我带到屋里，让我躺在炕上，给我倒了一碗红糖水，我喝后休息了一会就好了。我想这可能是缺乏锻炼，体虚造成的，因此，我把这次下放劳动看成是锻炼的机会，既锻炼思想，又锻炼体力。可是，春节后县委又把我们集中到县，按照上级开展四清运动的部署，把我们这些青年干部编入刘唐保四清试点工作队，边搞四清，边接受“锻炼”，经过半个月的培训，又回到刘唐保公社进行四清试点，其他同志基本回到原来劳动锻炼的于、王、霍三个村，我则留到公社四清办公室。
四清试点贯彻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的部署，工作队依靠贫下中农，发动群众，重点开展以清理账目，工分、现金、实物为主要内容的经济清理，到秋后各村都清理出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一些大、小队干部“上了楼”，多数问题已经弄清，进入组织处理阶段，唐山地委又按照上级要求，对“四清”运动的布局进行了大的调整:一方面以县为单位组织四清工作团进驻抚宁进行“细线四清”，由地、县委书记带队，全地区四清工作团在抚宁县万人压境;一方面由县里留下的干部仍在本县搞粗线四清，抓各项生产活动。
我被编入细线四清工作团，1964年9月17日 随大军到抚宁县集训，一个月后，进驻到渤海公社。这个公社是唐山地委的点，主力是丰南县的干部，县委书记林琦带队，又配备了地直机关的一些干部。我由于年轻，又没有参加过运动，没有担当主要角色，只在公社分团(即第五分团)办公室做搜集、整理资料的工作。那时工作团的纪律很严，必须与老百姓坚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同吃上，规定只能吃粗粮，不能吃细粮，只能吃蔬菜，不能吃鱼肉。渤海公社是稻田社,老百姓只有大米，没有粗粮，经过请示只能吃大米粥，不能吃大米饭，于是我们一天三顿吃大米粥,熬白菜。工作团办公室主任佟昌顺感冒了，想用从家带来的红糖冲水喝，让我请示一下，我说这还请示什么，快喝了吧，他才偷着喝了。“前线” 的工作也很艰苦，到抚宁以后，上级即提出以“前线”为家，入冬了，家里把棉衣捎去，春节了，就地与老百姓过革命化春节，白天出去了解情况，晚上回来“碰头”，领导听了，对哪个事感兴趣，就连夜写出。情况不清时，当即回村了解，常常披星戴月一个人步行到一、二十里外的村子走来走去。一次，我写了渔业队民兵连长放高利贷的小稿，被唐山总团办公室刊用了，林琦同志看了很高兴，说这小伙子写东西观点鲜明，层次清楚，可以培养。这可能是我后来进县委机关工作的起点。开大会领导讲话，我们记全录，半天下来记一大本，伸伸手指又从头整理，常常昼夜连着转。运动开始时，中央虽然提出了干部、群众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好的，比较好的，但实际是绝大多数干部“上了楼”,成为“四不清”干部，洗了“热水澡”，他们虽受到了教育，但精神上受了到很大的挫伤。运动后，只有少数人又被结合到新的班子中来。1965年初，贯彻中央会议精神，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纠正“人海战术”，工作队又一分为二，唐山地委又陆续扩大昌黎、迁安、滦县、丰南等几个县进行细线“四清”，我随团由抚宁到滦县，直到1966年12月“四清”大军全部撤出，才回到本县。在四清中，我于1965年9月由四清分团党委吸收入党。
从四清前线回到机关，机关文革已开始，学生红卫兵已进来造反，机关的群众组织也逐渐建立。我被分配到县文革办公室农村组，由于运动来势猛，人人都要革命，不能当“逍遥派”，我又没在机关工作多长时间，认识的人很少，只得参加了人委办公室几个一般干部和后勤人员组成的“红色造反兵团”。“一二八夺权”后党政机关内部逐渐分裂，社会上、机关内逐步形成两大派，斗争越演越烈，由文斗发展到武斗。在那混乱的日子里，一些群众组织和造反派言行很“出格”，自己虽然没有过高的觉悟，但也感到共产党员、机关干部在这个时候应自觉约束自己，不能违背纪律，不能毁“良心”。于是我虽然参加组织的一些活动，但心里暗自掌握三条:一是不参与过激活动，情况严重时就在家里或亲戚家躲一躲; 二是受命写材料主要是组织间亮明观点，不胡编乱造，特别是对有关领导人不管他是什么观点的不能攻击、诬陷;三是不参与武斗和打砸抢，自身不带凶器。由于有了这些主导思想，才保证了自己在整个运动没有越轨行为。到1969年春，省、地革委会按照北京军区关于解决丰南文革若干问题的原则，在4276部队的介入下，两派实现了联合，县革委会在胥各庄正式办公时自己也随之进城。
县革委会建立工作秩序以后，我被安排到县革委会报道组。那时革委会和政治部都由4672部队的有关领导负责，他们对报道工作很重视，可是“文革"后已没有报道队伍，我们只摸到四五个时断时续还在写稿的老通讯员。为了承担新的报道任务，我们在召开会议进行普遍发动的基础上，采取办通讯员学习班的办法发展培养通讯队伍，经过二、三年的工作，在公社(乡)和重点大队(村)、企业、学校培养了骨干通讯员一百多名，初步形成了通讯网络，全县每月仅向《唐山劳动日报》供稿都在三百多篇，采用量在二、三十篇。这些通讯员有部队转业军人、有中学毕业生，有业余爱好者，热情都很高，进步也很快，我们选择其骨干陆续安排到县直单位和公社广播站，后来成为机关工作主力，十多人当了局长、副局长，张爱玲、王正宇等六、七人成了县处级干部，省地市报社、电台的骨干。在发展通讯队伍提高通讯水平中自己也得到相应提高，特别是经过到报社学习，与新闻单位记者合作，既提高了认识能力，又提高了写作水平，在选择主题、提炼观点、推敲文字方面得到很大锻炼，已能独立承担任务向省地级乃至中央报刊供重点稿件，组织整版专题版面。1973年报道组长赵云山调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我继任县委报道组长。善搞创作的赵义和也调到报道组。这时我除了负责报道工作外,还经常承担县委重要上报材料、负责大会材料组的工作，成为县委小有名气的“秀才”。赵义和后调到省纪检会，以“黑脸”作者一合出名，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抗震第一线 流下泪水的笔迹
1976年7月27日晚上，我照例来到报道组编写白天采访来的稿子。这天天气特别闷热，报道组对面机关财会室会计么太忠喊我过来吃西瓜，那时西瓜很少，我们四、五个人吃完西瓜把皮揣回家喂鸡，也防机关其他同志发觉。我回到家里已经十一点多钟了，我躺在炕上，房顶上的土不时地掉下来，我怪老不修房顶，念叨着一会就睡着了。 正在熟睡之机，只听得轰隆一下大响，接着像天昏地转，我朦胧着往外走，不知怎么到了门外，这时我爱人齐鲁平也跑了出来，我说:“房子老不修你看房倒了!快打电话去吧!”她说:“地震了，你看房子全倒了，到哪去打电话，快去扒妈和育文、育新吧!”我满嘴是土,我和爱人从房顶裂缝处用力拉我岳母，岳母、育文拉出来了，育新使大劲才拉出来，他嘴里全是土不能说话。鲁平说怕堵死呀，我说赶快去冲，边冲边抠，一会儿说出话了。原来，我沾了这两间房子的光。这个房子过去原是厕所，房顶早就糟了，由于我只有结婚时的两个箱子顺放在炕边，其余棉衣等杂物又找了两个大纸箱装起来，顺放在外屋的炕上，这样房顶塌下来，檩就被木箱和纸箱担住了，人才没有被压住。
鲁平收拾着孩子，院子里没有几个人，组织部王荣贵过来了，我们去了前排殷书记家里，房顶紧紧地压着，连一个缝也没有，我们只好又转到后排，到严永才那里，那里房子有点缝，我们把他和他的老父亲扒出来，可他的妻子已压得没气了。县委办公室马瑞秀、周玉民到西院扒出了彭书记，谢政委也从武装部过来，同彭书记、老马、小周一起带着大镐、木桩来救殷书记，人多力量大,终于把房顶撬开，殷书记和老伴被扒出来了，可他们都没有气了。有领导出来指挥了，院里的人出来的越来越多，能动的都拼命的扒人，一直到下午两点多钟，能扒的扒出来了，不能扒的也扒不动了。
这时院子里只有那个油毡自行车棚没有倒，大伙不约而同地把伤员抬到车棚里，无伤和轻伤的都暂坐旁边，天下着小雨，余震也不时地动着。车棚东边成了抗震临时指挥部。这时我才发现前额碰了一个大口子红肿流着血，右脚和腿的口子也很深，胳膊也很痛，只好在棚子边躺着。时而哪家弄出点吃的就一起吃一点东西。
第二天县委把伤员分别集中到几个点上，县委大院的伤号都集中到铁道南油棉厂南侧的帐篷里。省内外的救援大军来了，上海医疗队、解放军纷纷到前线治疗、扒人。重伤号有的乘飞机、有的坐火车被送到全国各地。岳母同其他伤号一起转到了西安。
我的伤不太重，拄着拐杖坚持工作，负责接待各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我们在县委后院搭起了一个大帐篷，记者们吃住写都在这里。那时，各新闻媒体每天都刊登大量抗震救灾的报道，鼓舞唐山、丰南人民以“地震震不倒英雄汉，灾区人民再建新家园”的气概，夺取抗灾斗争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紧张的抗震救灾，同志们都坚守岗位，不回家，因当时没有通讯联络，我觉得五、六天老家不来人，可能出了问题，到了第七天三弟建平来了，他是从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回家过暑假的，顺便还带去了化峰、外甥连海住到老家，他告诉我们，父亲在地震中过去了，已用门板在村北埋葬了，化峰没有伤，连海腿砸坏了，已转到外地医院。
一个多 月的紧张抗震斗争过后，外地来支援的干部陆续撤走了，地、县委对干部进行了调整，原办公室副主任孙俊茂担任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管文字和政策。抗震救灾的重点转到恢复生产、恢复工作上来。
那时的办公室还是县委、政府合署办公，总共才四、五个人。几个人都是连踢带打，什么活紧就干什么。我到办公室第一任务就是给毛主席写信，报告震灾恢复情况。当时马瑞秀和肖克利整天跟彭书记、苗书记跑救灾，回来后又要处理事务，周玉民负责上报下答，搞文书资料，我们天天干到深夜。
给毛主席写信，这不是一封一般的信啊!他要表达灾区人民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要感谢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对灾区的支援，要反映全县人民抗震救灾的精神和成果，文字既要精炼、生动、又要朴素有力。我的压力很大，我一遍一遍地写,又一遍一遍地改，改了三遍，领导们通过了，又到省委请“大手笔”修改，经过十来天，信写成了，印在一张八开红纸上，苗旺贺书记带我到省抗震指挥部去送，可省委的负责同志惋惜地说:你们的信发不出去了，下午要开紧急电话会议，快回去安排一下吧!
下午的电话会传来了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过世的噩耗，全国、全省、全县沉浸在悲哀中。我们听着电话会，泪水直淌下来，淌到这封没有发出的信纸上……
在县城、在工委所在地搭起了灵棚，干部、工人、农民、学生，络绎不绝地前来悼念毛主席。
天安门广场的追悼大会过后，全县的大会在胥各庄中学操场举行，按照上级要求，县委依然责成我写毛主席追悼会的悼词，彭砚章书记声泪俱下地宣读悼词，表达了灾区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
追悼大会后，工委、公社书记和县直局长第二天继续开会，我因此连夜写了县委关于以实际行动悼念毛主席，继续抓好抗震救灾，作好秋冬季各项工作的意见。从此，一场以建好简易房让群众安全过冬，种足种好冬小麦争取明年好收成的战斗，便扎扎实实地在全县展开。
从当报道组长到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工作性质比较接近，但做起来有很大变化，因为搞报道虽然有组织发动工作，但以写作为主，且靠独立思考，自主写作，精力也较集中，可以专心精雕细刻。而在县委办公室则是集当参谋与写作于一体，需开动脑筋，又要体现领导意图，有时时间很紧，因而思维方式、工作方式需要改变。为此我在实践中一面向老主任学习，一面不断摸索，注意了三个结合，以适应办公室的工作:一是对领导负责与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相结合。办公室的工作要对县委主要领导同志负责，同时又要协调好书记、常委及其他领导的关系，使领导的意图既贯彻下去，又能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防止两层皮,甚至影响上下左右的关系。二是给领导当参谋与实施写作相结合。办公室实际是领导的参谋部，对重要工作的推动，对重大问题的处理都应该帮助领导出主意、想办法，因此办公室人员必须经常站在领导角度观察事物、思考问题，并把这些观点、意见写出来,形成对实际工作的推动力。三是提高思想政策水平与提高业务能力相结合。不断提高办公室人员的思想政策水平，使之在纷纭复杂的事物面前高屋建瓴，是非分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并且以较高的文字水平表达出来，因此，尽管工作多，时间紧，也要坚持学习理论，学习文件，学习写作知识，使办公室人员的认识水平和写作水平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忆往事，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县委办公室那种严谨团结的传统作风。办公室作为承上启下的“不管部”( 大事小事都得管，上至书记下至老百姓都找)，要求办公室的同志既要有埋头苦干，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又要精益求精开拓进取。因此，历来的县委，对办公室的工作要求都很严格，对同志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文字不能错一个字，办事不能有一件疏漏，要紧的事不能过夜，传达的事不能走样，外边的事不能乱管，内部的不能泄漏。我由于多年受了十几任书记的熏陶，对工作专心致志，对同志们要求也很严格，虽然同志们都有办公室工作的基本素质，办事比较放心，但对上报下达文字，大至大会报告，小至短小通知，我都一一看过，有时甚至因为一字一“点”与同志们急急歪歪，但我是对事情不对人，从不因工作问题和生活琐事影响同志间的感情，该对同志负责的事，同志们遇到的困难，则尽全力去做。在此，同志们虽然对我要求之严有深刻记忆，却都没有对我产生隔阂之心。在科室间、同志间，紧紧协作，从不分内外。1984年机构改革以后，办公室有的同志学历偏低，不仅影响发展，个人“农转非”也很难解决。为此我们研究，痛下决心，在办公室文字工作人员很少的情况下，安排周玉民、毕少谦进市委党校大专班学习，其他同志毫无怨言把工作担当起来。在生活上更是不分彼此。同志间的互相关照、体贴，有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记得一天傍晚，周玉民家属从老家来电话说小儿子病了，情况很紧，我们立即安排把其妻子和孩子接到县医院，县不能确诊，马瑞秀、项中元等又同他送唐山，可在唐山跑了两三个医院又因不能确诊不收留住院拉了回来。夜深了，孩子在家等一夜行吗!于是我又同他们返回唐山，到人民医院去找一位曾见过一面的眼科大夫，恰好，他在值班，就帮我们找到急诊科，急诊科勉强留下输液观察，到第二天上班被小儿科主任确认为甜杆中毒，才被收留住院，几天治疗痊愈。
办公室的工作，使我养成了好学习好思索的习惯，也提高了我处理复杂关系的驾驭能力，有人说干办公室又苦又难，我觉得办公室有其自己工作规律，只要掌握了它，即能苦中生乐，因而回忆起办公室的工作，我是至今留恋不已。
“七品双天官” 心想干事不图权
1983年春按照上级部署，县级机关改革全面展开，重点解决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唐山市委派党校副校长陈友功同志带领考察组驻县考察。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初步确定了县四大班子应留、应退、应进人选。对于县委办公室主任人选，由于我的年龄和学历所限，据说开始没有列入。等到考察组到了乡镇找工委、乡镇书记座谈时，有人提出我在办公室任职多年，认真负责，又有文字功底，应列为主任人选。8月的一天下午，陈友功同志找我谈话，向我询问了基本情况，要我写了一份简历交考察组。
过了几天，陈友功同志找我，让我把办公室工作安排一下，和组织部刘印楼同志整理四大班子成员的上报材料。然后向市委起草了四大班子组成报告，我作为常委、办公室主任排列在副书记、纪检委书记之后。
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回来，但陈友功当即找到我，说：班子批回来了，由于年龄和知识结构关系，你只做办公室主任，不做常委，你意见怎样。我说:我能理解，请组织放心，我由副主任当了主任就是提拔，工作照样干。
消息传开，人们有些议论，办公室一些同志也有些说法，我想这是需要冷静的时候，于是我一面踏踏实实地干事，一面对同志们做工作，我说，我爱写材料，已经写了二十多年，没想过做官，现在的职位不低呀，有很多事干，咱们一起干事就好!从而使同志们的情绪稳定下来。
1984年4月，由于唐山市直机关干部调整的需要，副书记李长洲调市水利局任职，常则民(已由副书记改任县委书记)对我说:这次你直接任副书记吧!我说，这样做不太理顺，还是按顺序上，如考虑到工作需要，我可以顺延做常委。这样，我任常委、办公室主任，按常委分工，我除了管办公室的工作以外，还分管农村经济政策。这时，我更直接地站在县委的角度分析形势，观察问题，给县委当参谋，协助书记统揽全局，推动中心工作的开展，1984年正值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在农村则要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商品生产。面对这一形势，我县发展商品生产，搞乡镇企业的积极性日渐高涨，而有的对农业生产则有所放松。我想，我们这样的大国，农业还是基础，乡镇企业要发展，农业要稳定。于是，我一面向县委提出发展商品生产中注意稳定粮食生产的建议，在工作部署中进行全面部署，一面组织办公室的几个同志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之后，主持写出了丰南县在发展商品生产中注意保护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的调查报告。报告由于抓住了重点，很快被省、市委办公厅转发，又于1985年2月27日被中央书记处第8期《农村工作》转发。唐山市委对这个调查报告很重视，主管农村工作的副书记李炳良同志亲自批示，并来县考察。此后他多次带领中央、省搞政策研究的同志来县调研，每次调研我都陪他一起活动。他工作很深入，平易近人，很善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他身上我学了很多东西。他对我也很关心，在他调省工作时,来丰南，曾专门看我，并叮嘱我要继续好好干。此后，我去省办事时，曾多次找他，他帮助我县解决了许多问题。
1985年9月，唐山市委对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个别调整，副书记陈友功调唐山市老干部局，我任县委副书记，1989年又兼任县政府副县长并在人代会选举通过。这时，有关领导向我征求工作分工方面的意见，我说，这次是人员个别调整，工作分工原来已有基础，我想还是原来的分工大的格局不变，现在缺管经济的副书记，我还是主管经济吧，我是丰南人，又在丰南工作多年，管人事不超脱。这样我分管经济、政法、办公室等方面的工作。经济工作主要是农村经济、对外开放、经济政策、经济体制改革等。对于这个党政“双天官”虽然都是副职，确是一个不好干的角色。从党委角度讲既有统揽全局的职能，又有决策、改革、政策等方面的侧重。从政府角度讲，又有具体实施，管钱管物，甚至部分人事权。设置党政交叉插任职的“双天官”，虽然是为了工作方便，实际也加强了党委和我个人的权力，但是我想，权力是为了干事，事情干好了，大家都好，事情干不好，权力再大也没有用。要想把事情做好，就要靠大家的积极性。现在政府的工作，县长、常务副县长都已有分工，应维护他们的积极性，我以“双天官”的身份多干事就行了。于是我与书记、县长讲，现在政府的分工还是不变好，不要划出几块给我，我只参加县长办公会议,有事在会上讲，平时按既定分工干事，政府有事找我，我工作中涉及政府职能的事找政府，这样干就顺当。当然不具体分管人财物，也不能回避人财物方面的事情，因为在一个县里，人、财、物方面大的事情总是要上县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或县长办公会研究，分管经济常碰到人、财、物方面的问题，对此，我总是从工作的角度考虑，在会上该讲则讲，会下在自己职权内能处理的处理，不能处理的应向有关领导反映的向有关领导反映，应提到议程上的提到议程上来，使事情得到妥善处理。记得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县工业系统曾发生过一起250万元被骗的事。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也很着急，也有人提出要对当事人和有关领导人以处分。我作为县委主管经济的负责人也是日思夜想。这时，县委主要领导同志找我征求意见，我说，这种事在我县没有发生过，事情比较大，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发生的，这件事的主要当事人与我共事多年，我不包庇他们，但我深有体会，他对工作是很认真负责的，对事是很谨慎的，不会是因为工作潦草从事、官僚主义造成的，很可能是经验不足、工作失误所致，急于处理他们不仅会对干部的情绪造成影响，对挽回这事造成的损失也是不利的。于是，县委常委经过研究，决定让其主要当事人以主要精力追款，事情暂不定性处理。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这笔款终于基本找了回来，主要当事人也作了妥善安置，全县经济工作仍比较稳定。
找准了位置，理顺了关系，就防止了内耗，使我能一心一意地做工作。我感到，处在改革开放时期，有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新问题，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思想活跃，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大大小小的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横向联系的领导和朋友来来往往，各方面各个层次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怎样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呢?我想到，我自参加工作以来，已在县委工作了二十多年，陪伴了十几任县委书记，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他们那种对党的方针政策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的思想作风，不贪不占一心为公的品质，对我产生了深刻影响，今天我成了县委领导核心的一员，无疑应当把党的这种优良传统和作风继承下去。当然，受历史的局限，过去我们党的一些工作，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并不尽如人意，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以崭新的姿态开创更加美好的新时代。因此，我把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和树立改革开放的新观念，作为自己的主导思想，在以“老黄牛”的精神尽心尽力工作的同时，注意以新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眼光，观察事物、处理问题，运用“认识新事物、分析新矛盾、掌握新规律、采取新措施”的哲理，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在纷纭复杂工作难度较大的情况下，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所分管的经济、政法等方面工作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新的业绩，有的还在省市乃至全国争了先。
树立新观念 开眼换脑促发展
首先南方开眼换脑。过去丰南是个无名小县，经济实力在唐山地区也排不上上游。可处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建起的县党政班子，都有一股要改、要放、要干、要上的劲头，可怎么改、怎么放、怎么干呢，大家反复研究，反复商量，反复探索，常则民(县委书记)、冬兆平(县长)研究决定，派出考察组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看一看。1984年3月，确定由县委顾问葛玉山、副县长董洪印和我带领县直工业、商业等部门负责人、胥各庄镇的有关领导组成考察组赴南方进行考察。考察组到广州、深圳、顺德、东莞等地，进工厂，看商店，走市场，听当地领导经验介绍，与企业家、经营者座谈，所到之处听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新天地，我们都还在束手束脚的老圈里，特别是改革开放起步较早的顺德县，三中全会后仅几年的时间，已经大步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全县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全县工农业产值(原口径)已近100亿元，每年以10亿元高速增长，一年等于我们十年，乡镇企业规模化、外向化、科技化发展;县办企业搞改革重组，面向市场开发新产品；商贸流通实行商品购销、品种、价格全放开，职工报酬与效益挂钩;财政体制改革，克服大锅饭，调动乡镇、企业各方面积极性。首次考察使我们大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换了脑筋，认为顺德县改革开放起点高，气魄足，胆子大，发展快，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只有抛掉计划经济老观念，才能赶上新形势。回县后，我们把考察情况写成报告，在常委会做了汇报。县委常委会听了考察情况，打开了思路，拿出了措施，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改革县办工商业，搞活商贸流通等几条措施。从此，丰南便与顺德建立了对口学习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届领导都亲自带领考察团亲临考察。常则民调唐山市委任职后，冬兆平继任县委书记，围绕发展乡镇企业，率团远到广东、江苏考察，近到北京、天津、廊坊学习，理出了支持企业发展、鼓励项目引进的思路，并于1986年研究制定了《关于鼓励开展横向经济联合的奖励规定》(试行)成为我县改革开放后激励企业发展，实施奖励的起步文件。以后,随受着形势发展，不断充实和完善，在我县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很大推动力。钟青杰任县委书记以后，派当时任县长的姚守信和我同胥各庄镇、村的干部赴苏南、山东和省内保定、蠡县等地考察，并组织乡镇和重点村干部参观本县各类企业典型，强调了要发挥优势、因地制宜，宜大则大、宜小则小的思路，推动各类企业的发展。1988年丰南县被国务院确定为沿海开放县，为了进一步加大实施“开放兴县”战略的力度，县委书记王士义带领乡镇、县直主要负责人48人到顺德县进行全面的考察，不仅听取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还到重点镇和“万家乐”“容声” 等著名企业和大型畜牧、水产养殖场、专业市场和城乡建设现场进行考察，县直单位对口进行详细座谈，提出以改善软、硬环境为基础，以发展三企业为重点，以建立外贸出口基地为依托，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指导思想，此后他和付爱文(后任市长、市委书记)同志确定由县级有关领导带领职能部门和有关乡镇先后到东莞、张家港、诸城、海城、温州等地，有针对性地学习他们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经济、科技型农业、市场建设、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城镇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这些学习考察活动不仅使我们学到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思想不断解放，观念不断更新，成为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
在国内考察学习的基础上，县委、县政府还结合项目洽谈、考察，有重点地安排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到日本、东南亚等国家和香港地区考察，我于1992年底1993年夏、1996年冬先后到泰国、香港、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进行学习考察，洽谈项目，目睹了经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新兴产业的科技化，市场发育的超级化,城乡建设的精美化，进一步看到了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决心进一步落实富国强民政策，加快发燕尾服速度，使我国早日进发达国家行列。
奔老乡、找洋人，干项目。在外地考察,江苏介绍了“对上多争取，左右多联系，对下多督促”的方法，大家都很感兴趣，县委、县政府决定，从领导作起，带头跑起来，抓项目、引资金、办企业。开始是找丰南在外地干事的老乡、老关系、老领导为“老家”办事。县委要求各级干部、各界人提供在外地工作的名单，登记造册，然后，根据各人专长和县里需要登门访问，北京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厂长高建喻是西葛乡人，县委书记冬兆平得知后即派我进京拜访，请他帮县里办啤酒厂。我同侉子庄镇和县协作办的同志到高厂长家谈到半夜,终于答应帮助县里办个啤酒厂并在东葛村(高厂长家乡)建麦芽厂。1986年8月10日，我们起大早从北京出发，赴河南林县参加他们的联办厂会议，并对林县万吨啤酒厂进行考察，我们坐着面包车，一路上与火车赛跑，直到夜里十一点多钟才赶到林县，经过考察，坚定了信心，经与高厂长等有关领导商谈，答应从技术上帮助我们办厂。回北京后,我和副县长闫印奎、政府办主任肖克利又找到时任北京市经委主任的李润武(大新庄老乡、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已故)，要他给高厂长写了支持家乡办啤酒厂的便信，使办啤酒厂事达成协议。为了加强领导，县委、县政府确定由我担任筹建小组组长，副县长董洪印任副组长。这年10月啤酒厂动工，次年“五一”出酒，打破了以往建厂记录，高厂长亲来祝贺，并答应我们使用“五星”品牌，1987、1988两年获益1400多万元，1989年又建了二啤，成为我县乃至北方乡镇企业中高档次、高效益型企业。
国内协作起步了，县政府建立了协作办公室，我和闫印奎、郑印生等有关领导，经常跑步进京，协助乡镇及有关单位，拉项目，引资金。可外资项目却迟迟办不起来，一度成了三资企业“白点县”。沿海开放县怎能办不起三资企业?王士义分析了我县的基础和区位优势，提出要从加强软、硬环境入手，增强对外商的吸引力，“筑巢引凤” 。按照县委要求，我作为对外开放的负责人积极参与研究、制定、修改、完善了丰南对外开放、引项目、引资金、引人才的奖励政策，将办三资项目、引技术、引资金列入乡镇、县直工作目标，并对中介人、引入人给予物质奖励，年底评定况现，调动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县委、县政府加强了领导力量，确定专人加快电、讯、路、港等建设，经过几年连续努力，先后建成了装机容量2.5万千瓦的坑口煤矸石发电厂，实现了全省第一个农村电话自动化县，在全省率先实现乡乡通油路，申报批准并勘测设计了年吞吐量40万吨的涧河港口，为我县对外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筑了“巢”，就要引“凤”，县委、政府决定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举办各种招商、洽谈活动。我由于有了牵头组织1986年抗震十周年大型纪念招商会的经验，胆子也大了起来，不但参与组织了海鲜节等县内大型招商会，还按照县委、县政府部署，与政府有关领导一起于1991年1992年到北京、香港举办了首都宾馆大型招商会、百强县展览招待会和香港友好人士悬谈会，既扩大了丰南对外的知名度，也引进了一批客商和项目。环境造就人，我这个向来不爱求人的内向人不但敢找省长、部长办事，接见“老外”，有翻译协助，也是谈笑风生，从容不迫。对外跑洽谈，好像成了家常便饭。从1988年起，我同有关同志曾连续十一年到深圳、厦门、海口、哈尔滨、省内承德、北戴河、石家庄等地参加招商会二十多次，通过多方接触结交了朋友，使他们下决心在丰南把项目办成。对香港中旅集团、中银集团、泰国正大集团等来我县办企业都曾多次接触、洽谈,他们也下决心与我县合作，把“蛋糕”作大。对香港中旅与胥各庄镇合作建国丰钢厂，我县利用省中行领导来丰南报社的机会，王士义责成我与中行联系,解决国丰的资金问题，经过几个月的考察论证上报中总行、雷行长亲自来丰南考察，解决了国丰一亿元的启动资金，使国丰发展起来，后又与银丰强强联合，成为年利润十几亿元的支柱企业。1994年夏香港许老板带意大利客人来考察建艺术瓷厂项目，我带孙海洲、张树元等冒炎日到开发区、黑沿子、大齐各庄进行考察，通过洽谈对我市政策环境很感兴趣，他们又到山东、辽宁等地考察，经过比较终于在一个月后回我县在开发区选址，达成协议，我与赵宝安(时任副市长)组织协调会并责成孙海洲负责协助，三天办完全部手续，于1995年投资750万美元建起了亚利陶瓷独资企业。据统计，我县继1990年办成第一个三资企业——帅溢针织有限公司以后至1993年底共办三资企业48家，总投资14652万美元，注册资本10662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6204万美元，连续几年成为省市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先进单位。
改革增活力经济实力进百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从农村发展到其他各个领域，由经济体制改革联系到政治体制改革，成为推动我国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强大动力。
农村改革增活力。过去，农村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把生产队的社员的手脚捆得很紧，一个生产队哪块地种什么，怎么种都由上级指派，错了就翻种重来，结果干部和社员都没有积极性。1977年我 和苗旺贺书记在稻地公社尚德村大队蹲点，整天吃住在那里，和社员一起种地、薅草。夏季收了麦子，夏播玉米小苗刚长出来，一天，苗书记回县开会，让我看着别让虫子把玉米苗吃掉，我把这事告诉了生产队长，就去干别的活。第二天，我从玉米地边一走，发现蚝蛎虫已把玉米苗吃光了一片，心急如火，跟我一起去的项中元把大小队干部找来，他们看我红着脸就不敢往前走，我让他们往前走，向前看，他们一句话也不说，项中元一看这局面，就让他们快回去组织社员来喷药。扩大了生产队自主权以后，他们有权因地制宜地种植，再加上改变了计酬办法，实行小段包工、按件计工，社员们干活也甩开膀子了。以后，我们就帮助生产队搞生产责任制，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人，联产联酬，克服了“记日工、大邦轰”。
随着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建立生产责任制，在一些偏僻穷村开始学习安微凤阳家庭联产承包的“大包干”。地处我县东部的李毫子庄乡东桥北坨、西桥北坨村，土质沙洼瘠薄，加之社员没有积极性，多年来不但没有分红，连吃粮都很困难，有了凤阳经验，他们如鱼得水，很快就以户分包起来。可是由于多年来“一大二公”思想的束缚，怕走回头路，各级干部都不敢问津、表态。不问不行啊，苗书记个别找到我，说:“你自己到李毫子庄看看去， 问问老马(办公室马瑞秀乡党委书记)这个办法怎么样。”我找了辆破“212”向李毫子庄乡开去，一过了钱营镇界我看就变了样，家家户户忙着种地，赶牲畜的小木棒都换上了红缨鞭，牲畜个个换上了新“龙头，”到了乡里，我对老马说:“地里很热闹啊。 ”老马的愁脸也解开了，说:“这个穷地方就得使这个法， ‘ 上缴国家的(税收)，留足集体的(提留)，剩下都是自己的’，干部省心，社员有积极性。”说完，他到供销社找了几个克窝鸡蛋，烙了两张饼，又从卷柜找了个“泾阳”酒根，我俩一起吃了顿“特殊”饭。他又带我到不同类型的生产队去搞调查,提出几种类型的生产队的几种作法，供生产队和社员选择。回到机关，我向苗书记汇报了去李毫子庄的情况。过了一段，“大包干”不仅在穷队，在其他地方也逐步实行起来，县委便因势利导，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县普遍展开。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在坚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使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与效益，和农民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充分发掘了农村土地潜力、人力资源和时间利用率，是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但是，这种生产力的解放仍然是建筑在“人人分田、家家种地”这种小农经济的基础上，由于各户承包土地面积过小，地块过于零散，也影响了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和机械化、市场化的发展。面对这一课题，我曾结合贯彻80年代中央每年连续出台指导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全面分析讲解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统分”结合的关系，强调在土地分户经营的同时，搞好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发挥农民个人经营的积极性和社会化服务的优越性，进一步提高农村生产力。我同农村经济指导部、县委研究室的同志调查、培养了县直畜牧局、水产局、乡镇企业局以及胥各庄镇、侉子庄乡(现银丰镇)、高庄子乡四王庄村、唐坊镇莲花泊村等县、乡、村进行社会化服务的典型，通过他们的经验，我们谋划提出了县直职能部门服务为龙头，乡村合作经济组织服务为主体，联合体、个体服务为补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方案。这个方案对县直职能部门专业性龙头服务提出了五项标准，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体服务明确了10项内容，5大重点(种植业种收管的基本服务、种养等主产业的系列服务、乡镇企业的管理和服务、乡村财务管理服务、人才技术信息服务)，联合体个体单项服务提出了3项鼓励措施，要求各级服务工作要做到思想、组织、人员、项目、报酬五落实。同时，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了规范管理，组织农村经济指导部和乡镇企业局于1986年研究制定了《乡镇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对乡镇企业的生产管理、财务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等基础工作作出了规范要求，由县政府转发，成为促进乡镇企业管理和发展的一个起步文件。据1988年统计，全县共办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3943个，其中县办的41个，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办的926个，联合体办的863个，服务专业户2114个，有效地适应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这套服务体系比较超前又比较完善，不仅通过县委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等反复贯彻落实，且曾在省市有关刊物发表。
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虽然在家庭承包经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中产生了应有的效应，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感到与其相关联的上属机关尤其是县乡机关的不适应性。于是县委又立足于经济发展，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本着“转变县级职能，搞好服务;完善乡级机关，健全职能;加强村级力量，夯实基础;建设农户小组，弥合断层;文明竞赛入户，推动小康”的整体思路，积极稳妥地进行了配套改革。在转变县级职能方面，按照“精简、统一、效能、趋向综合”的原则，建立起农村经济委员会，行使农业各口行政职能，原来各局改为农业服务中心、农机服务公司和林业技术总站，促其向管理、经营、服务型转化。在工业上撤销了县工业分管机关，组建了工业管理委员会，初步形成行政指导和行业管理分设的新格局，对商业、外贸、城建等部门的机关也相应作了改革，促其向服务型、实体型转变。
在完善乡级机关方面，先后把规模较小、经济发展缓慢、地域偏僻的8个小乡并入邻近经济实力较强的5个大镇，并采取人、财、物三权全部下放或部分下放的办法，将原来10多个县直部门的驻乡机关下放给了镇管理，使乡镇的管理职能得到加强。
在加强村级方面，主要是加强了村级以党支部为核心的组织建设,通过培训提高其素质，通过实行结构工资、目标管理、建立监督制度、保险制度,稳定干部队伍，激发其积极性。
在建设农户小组方面，主要是在生产队解体以后,按照村队规模，划分若干居民小组,在居民小组建立党员小组和党员服务区，弥合了大队、生产队体制改变以后村与户之间的断层。
在文明竞赛入户方面，重点是开展了争创“四户一家”竞赛活动，即尊老爱幼光荣户、移风易俗先进户、遵纪守法模范户、勤劳致富带头户，以及文明之家，使小康建设有了可靠的根基。
县乡等上层机构的配套改革，进一步强化 了服务职能，扩大了服务范围，推动其各级各层服务向专业化、高效化发展。
调整经济结构增实力。改革调整着生产关系，同时又带动着经济结构调整，挖掘生产力要素的潜力。1983年以前，丰南县以农业为主，全县工农业产值3个多亿，工农比例大体是1:2。1985年岳岐峰同志来唐山市任书记，根据唐山市的资源状况提出三线开发，即北部矿山开发，南部沿海滩涂开发，中部平原高效益农田开发。按照这个发展思路，丰南县在着重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工农比例的同时，也开始了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那时，我和冬兆平多次到全县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探索农业内部结构调整的思路。一天下午我们从下边绕回来，在车上边走边谈，他说，丰南沙、洼、碱、壤地都有，属多样性土质，而西葛乡就是丰南土质的缩影，农业的发展，土质是基础。我说，你懂得我县的种养业基本就是依托沙洼碱、壤分布的，但是还很不够，例如东部产花生，但林果没发展起来，西部产棉花又有草荒地但养殖业还不普遍，南部水稻、水产种养也刚刚起步，北部、中部集约化农业面积还很小，我们能不能依土地资源搞几个基地，把农业带动起来。他说，这个想法很好，可以充分挖掘土地潜力，咱们再细研究研究。于是，我们又反复下去到不同地区找典型村队进行座谈，如东部林业发展好的刘庄子、占屯;西部养牛专业村刘木林、刘大官;中部搞大棚蔬菜的董各庄韩国强，南部对虾养殖的黑沿子、涧河等，又与主管农业的主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大家都觉得这个思路可行，便通过常委把这个农业发展思路定下来，形成文件，要求各地各部广按照西部棉花、畜牧养殖基地，东部沙地花生林果基地、南部沿海水稻、水产养殖基地，北部、中部壤地小麦、蔬菜集约经营基地的四大基地的布局，层层制定出规划，提出目标，作为“七五”期间农业发展主攻方向。我作为分管农村工作的负责人结合组织干部下乡,由对口单位组成建设工作队，把基地建设、经济发展、班子建设统一起来，连抓四年，使四大基地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奠定了我县“八五”期间乃至1991年～ 2000年农业向区域化、专业化发展的基本格局。1988年丰南被确定为沿海开放县以后，在王士义主持下，县委、县政府在农业上进一步作出了 “东治沙、西治洼、中部大搞园田化，南部沿海滩涂搞开发”的工作部署，开展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向广度发展的同时，向深度发展。
这期间我所分包的唐坊工委片被确定为“西治洼”，建设棉花畜牧养殖基地的地区。这里是历史上的老产棉区，饲养牲畜也有一定基础。但棉花地大都是小坨地，坨面小沟又宽又浅，牲畜以耕作为主,形不成商品，形不成规模。我与时任工委书记的王文胜(后任副县长、丰南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进草荒、看棉田、走访饲养专业户，探索治理洼地、建设棉花、畜牧基地的路子。我们走到我县最西部的东田庄乡，时任乡党委书记的郑广富(曾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现为沧州市委常委、秘书长)乐哈哈地说:“这里的开发抓的是吃稻米、饨鱼肉、摘白棉，再加上办企业挣点钱。”我们听着像笑话，实际是思路，操作起来是挖、改、养、办。挖，就是洼地开条田，种水稻;改，就是将浅沟深挖取土使小坨地加宽变台田种棉花;养,就是搞养猪、养牛、养鸡鸭鹅专业村、专业户；办，就是以稻草为原料办造纸厂，借邻近天津建铝厂。这套办法的实施使这个多年种着白碱地、住着草坯房的穷乡僻壤乡发生了深刻变化。我们想这就是整个西部开发的路子。于是工委通过召开乡、村干部会，组织党员培训，召开现场会等形式，大力推广，并组织县直财政、银行、交通、农业等部门对口支援，终于打开了西部开发的局面，至1989年，全工委种高产棉近7万亩，亩产55公斤，总产达3830吨，占全县棉产量的近80%，水稻种植48000亩，占粮食产量的近30%，坑塘淡水养鱼1382亩，产量994吨，占全县近1/3，牛马等大牲畜1万多头，比1985年增长73.7%，占全县大牲畜的22%，羊存栏居全县第一，鸭鹅等家禽养殖都位居全县前列。全区工业企业发展到350个，产值5089. 5万元，为1980年的29.3倍。工农业产值由1980年的6.6: 93.4到1989年的43.4: 56.6,种植业产值由占80. 7%降为62.3%，若将工副业加在一起则实现了工业、加工业超过农业。
全县农业基地的深广度开发，按照“统一规划、分级施工、多方筹资，逐年实施”以及“开发规模化，施工机械化、工程规范化、经营企业化、产业高效益”的四化一高要求，先后开发沿海滩涂、修精养虾池1. 8万亩，改造中低产田、垦荒植稻21万亩，改造沙地发展果粮、果油间作7万亩，洼碱地建成高标准深渠河网化台田6万亩，开挖淡水养鱼池1.5万亩，中部建高效益农田13.3万亩。1991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29.6万吨，皮棉总产达到7095吨，花生总产8628吨，猪、牛、鸡等肉、蛋、奶总产量2.7万吨，虾、蟹、鱼等海淡水总产2.7万吨，农业总产值8.43亿元，比上年增长11.8%。与此同时，全县工业狠抓了上规模上档次，形成了冶金、建材、陶瓷、造纸、机械、食品、化工、纺织服装、鬃毛加工等9大骨干行业，全县涌现出胥各庄唐丰钢厂、侉子庄啤酒厂、黄各庄陶瓷厂等一大批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规模企业，县属工业完成产值14.13亿元，比上年增长28.67%，全县完成工农业总产值28.13亿元，财政收入超亿元，农村人均生活水平908元，成为河北省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十强县”之首，并连续两次跨入了全国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行列。
政法保稳定，建成综治先进县
县委政法委书记的工作我很生疏，因为多年来我基本没有接触过公检法的工作，连案子也没有办过，公检法如何管，我是一张白纸，开始我只是听“四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公安局长、司法局长)们召唤，今天参加什么会议，明天听什么案子，听来听去，积累的案子仍是一大堆，“四长”们一联合办案，争争吵吵。社会治安也不够稳定，甚至光天化日之下犯罪分子就敢在街上杀人。应酬了一段，我开始反思，感到我是在被动地工作，作为分管政法的书记，我的职责是什么?是确保全县社会治安的稳定，是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环境。特别是我县北靠唐山和京山铁路，西靠天津，南靠沿海，社会治安状况复杂，确保全县社会治安稳定至关重要。1989年初，县委在研究政法工作时，王士义提出，社会治安问题必须加大打击力度，要抓南北二线(北部临城、南部沿海)，带动中间，打出威力来。按照县委的部署，1989,1990,1991年春季连续三年集中警力开展三打、四打、五打斗争，重点打击了盗窃、流氓滋拢、破坏农田水利设施、聚众赌博、毁坏林木等不法行为。斗争中，针对北部靠近城市、南部靠近沿海发案多的特点，实施了重打南北两线、带动中间的战略，做到了以打带治，促进全县治安秩序的稳定。与此同时，组织政法委的同志到稻地、黑沿子等镇进行调查，分析案件增加，影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除了打击不力外，发现基层基础工作薄弱，社会治安失于管理是重要原因，结合打击连续三年抓了打基础，上管理，增强对基层社会面的控制。第一步，结合农村改革，加强乡镇政法机构建设，变原来的以工委片设公安派出所为以乡镇建所，基层派出所由原来的九个增加到二十二个，并相应完善了基层司法所和法庭，将县直警力精简下来充实基层。第二步，是结合基层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组织建设，整顿了村治保会、民调会(简称“两会”)，通过在稻地镇搞点，在对“两会”摸底的基础上，对“两会”干部普遍进行了培训，狠抓了基层“两会”领导、组织、人员、任务、报酬五落实，并在“两会”下以居住小区设置了治安小组、民调小组，从而弥补了治安管理上基层的断层现象。第三步是针对流动人口增加，特种行业出现，民事纠纷增多而治安管理滞后的薄弱环节，狠抓了上管理、建网络、正警风活动，堵塞治安管理上的漏洞，经过在小集镇搞点，主要搞了“四大网络、四大管理”。四大网络即:法规宣传网络、治安联防网络、监控帮教网络、民调疏导网络。四大管理即:重点人口(含流动人口)管理、公共复杂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重点部位管理。四大网络、四大管理从县到乡镇、村、到各单位都落实到人、落实到区位，县、乡镇、村、机关单位层层绘制成图，能查能看，有关领导和干警能讲能背，使打、防、管、建、教、改一体化，治安管理、群防群治规范化。在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基础上，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政法工作为经济发展服务上，开展了抓经济秩序治理，促企业经营管理，抓打击报复企业法人，保护企业家、改革家;抓司法建设，促排查发案因素等活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了全县经济工作的开展。同时，以正警风为重点开展警风警纪教育，从上到下反对说情风，县委主要领导和我从不出面说情，为干警办案创造了良好环境。由于依靠全党、发动全民抓社会治安，全县社会治安出现了“三降”、“两无” 、“两提高”的局面，即刑事发案、治安发案、重大治安灾害事故起数逐年下降;全县无矛盾激化引发的恶性案件，无影响大的治安案件，重点人口帮教率、转好率逐年提高。1989、1990、1991全县连续三年没有出现杀人案件。1990、1991年唐山市委、河北省委先后在丰南召开社会治安管理现场会，1992年被评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我县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作法不仅在省、市有关内刊刊登，辑印成册转发，还在公安报、法制报等全国性报刊发表。
进省委党校理论素质再提高
1990年3月，根据中央部署，按照省委分批分期轮训地、县级领导干部的要求，我参加了省委党校第四期县委书记岗位职务培训班。
这期培训班3月6日开学，6月22日结束,共三个半月，内容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县委书记急需必备的实务知识及相关知识，如现代经济管理、县域经济、领导科学等。
党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采取攻读基本理论(包括有关文件)、教师专题辅导、小组、大组讨论谈认识交流心得相结合的方法，既注意提高理论水平，又注意研究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既注意提高领导者自身素质和任职能力，又注意认识和克服党性党风方面的问题。
这次参加省委党校学习的有唐山市七个县的副书记:丰润县刘连芳、玉田县么继志、滦县高树栋、滦南县王善国、唐海县桑宪刚、新区卢美杰。我们七人是一个学习小组，选刘连芳为组长，主管学习，么继志为副组长，管生活。这些人平时在机关都很忙，很难坐下来系统读书，这次有了这个机会，大家都很珍惜，自觉遵守党校规定，认真坚持学习。
考试是采取写心得论文的方法，根据学习内容，联系实际，自选论文题目。这几个人都有高中以上文化，理解能力强，论文都写得不错。我先后写了三篇论文，一篇是农村改革的，一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篇是基层党建的。三篇都是高分数，尤其是“农村改革实践与发展趋向”得一个99分(学校对论文都不给满分)。这个论文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前三天是查阅资料，思考路子、观点，写了两天，再用一天多抄写。这个论文以哲学观点从我国农村十多年来改革的阶段性呈现的特点探索出今后农村改革进展的渐进性、配套性、交叉性、开放性规律。于是我把论文交给省报一位老同志， 他看了以后说文章写得不错，只是这个题目太大了，是中央研究的问题，不是咱们能说清的。我说，这是用哲学观点回顾农村改革历程，展望今后发展趋向的，怎么不能说?他说咱们是省级报!我又把论文交给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二位老同志，他看了很高兴，说这个向题研究的好，我们在“河北农村”上发。“河北农村”发了，过了一年，经济日报出版社在中国党政企领导干部论文选上也用了。之后中央编译局在“中国经济文库"一书中也用了，并寄来了“版权证“,其余两篇则在唐山地方刊物上发表了。
党校的课外活动时，我们曾到晋县周家庄乡参观考察，星期天曾先后到石家庄郊区特种养殖场、衡水深县蜜桃基地、保定古城新区建设等处参观考察，到西柏坡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狼牙山、赵州桥等地参观旅游资源，既丰富了课内学习内容，又开了眼界，学了经验，丰富了我们的课外生活!
三个半月的岗位职务培训是思想理论的充实与更新，是自身素质的提高与完善，是党性党风的增强与改进，是做好新时期工作的加油站。
人大不是站 求实创新不空谈
1993年2月，丰南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我被选举为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朱殿玺、么继敏、张继国、付少武、郑秀明被选为副主任。同年4月6日的唐山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我又被选为唐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人大工作怎么干呢? 我反复考虑着，社会上的种种声音也扑面而来，有人说:“人大人大，听起来害怕，实际上没啥”“人大是虚设机构，人大常委会主任有职无权”“人大监督是说空话，不光不管事，还惹麻烦，干事不如不干事”。我想，人民大会制度是我国政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国家设立这个体制，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关键是怎么认识这个“位子”，在这个“位子”上干什么事，怎么干事。经过反复思考，在我就任的第一次人大常委会上就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努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为题向全体委员提出要树立正确地人大职责意识、人大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意识、创造性开展工作的改革意识、求真务实讲究实效的工作意识。这个思想不仅被全体委员和广大代表所接受，而且被《唐山人大工作》1993年第二期首篇发表，成为贯穿我五年人大任职的主线。
首先是把对党负责与对民负责一致起来，体察民情、为民办事。我经常想，我一个农村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当上了“县官”，人民供养着我们，外出有车坐，说话有电话，一天东走西跑多大消耗，可我们一天又为人民多大回报，给人民作了多少事。基于这个想法，除了必要的会议和机关工作之外，我经常抓时间到农村，到企业，了解实际情况，掌握群众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并努力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对应纳入党政工作渠道解决的，则在市委常委会、党政联席会、市长办公会上发言提出;对有普遍意义易于纳入人大工作议程的则适时列入常务会、主任会议议题或视察、检查、调查的内容，以人大名义做出决议、决定;对事关群众利益难以解决，应下力抓、反复抓的，诸如安全生产、食品及环境卫生、电子游戏厅、企业职工解困等则向市委写出专题报告，转发各地执行。五年中组织机关写调查报告107篇，每年至少向市委写一篇工作报告，并被市委转发。1993年初在安排人大工作时有的提出我县钢铁企业多，安全生产存在不少问题，有的企业连续发生伤亡事故，过去虽然提出过，但解决不力。我想，这既关系到生产又事关群众利益，应列为今后工作一个重点，为了加大工作力度，1993年3月，我亲自带领部分人大、委员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并有一名副县长参加，对8个企业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了视察，通过视察发现存在思想上忽视、组织不落实、措施不力等几方面问题，委员们针对存在问题提出许多建议，人大把视察情况和意见一方面交政府改进，一方面报告县委，县委和政府很重视，由办公室批转下发，从上到下开展安全教育，安全检查，落实组织，落实措施，人大又进行个别抽查，安全生产情况大为好转。
其次是把参与和监督结合起来，从全局出发，促进经济发展。不少人把参与和监督对立起来，认为人大只能监督不能参与。其实，参与不等于代替政府职权，监督不是站高岗说空话，只有在实践中监督，监督才能抓住重点，才能有深度。基于这个认识，人大安排工作注意了抓住市委工作重点，按照市委要求，通过参与，掌握实际情况，以便于运用人大工作手段和法制监督手段，推动工作。如为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人大组织力量深入到全市17个乡镇,70多个村进行调查，还视察了全市“两高一优”农业生产情况。在此基础上，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审议了市政府贯彻实施《农业法》情况的汇报。根据发现的问题，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两高一优”农业的有关建议，由市委批转到各乡镇;一方面作出了关于贯彻实施《农业法》和《农业技术推广法》，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决议。市政府经过专题研究，制定了具体的落实措施，不仅加强了“两法”的宣传，稳定了农业科技队伍，健全了科技网络，而且以渔、菜、牧、果为突破口，大力调整农业内部结构，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使全市粮食生产稳步增长，渔、菜、牧、果等在农业中的比例明显增强，对执法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还有计划、有重点分层次听取汇报，进行检查，为规范市场竞争行为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育，市人大常委会于1994年底先后召开常委会和主任会，分别听取审议了市政府关于贯彻实施《经济合同法》和市法院关于经济审判工作情况的汇报，感到加强经济合同管理对保障经济建设正常进行至关重要。于是又召开了有法院、工商等10个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并组织力量深入到部分乡镇、部门和厂矿企业进行专题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以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名义向市委写出关于增强法律意识，强化合同管理的报告，市委及时批转了这个报告，引起了各地、各部门的高度重视，纷纷采取积极措施，认真组织学习《经济合同法》,掌握合同管理知识，提高了执法人员和经营管理、供销人员的业务水平。1995年在唐山市委召开的人大工作会议上，我市人大市委会以《更新观念、改革创新、充分发挥人大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为题做了发言，并被省市人大刊物发表。
再次是把坚持既定程序与改进创新结合起来，努力提高人大工作的实效性。人大工作有一定的法定程序，这是人大行使职权的基本保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法制建设上也带来许多新课题，因此，在坚持既定法制程序的同时，也应不断改进创新，以充分发挥人大工作的实效性。如在人大的审议、视察、调查上，本着抓住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审议议题、常委会视察减少了三分之一， 每次常委会议一般安排两三个议题，做到少而精，并将会上审议、组织视察、深入调查有机结合起来，加大了对重点事宜的监督力度。人事任免方面克服只注重按程序任免，不注重效果的倾向，实行被任命干部任前、任中法律考试、考核，年终述职和对行政执法部门评议、案卷检查、错案追究等制度,引导、激励“一府两院"组成人员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在代表活动方面，克服只注重代表依法实行表决的程序，忽视代表平时职能作用发挥的倾向，把代表会议集中活动与代表经常性活动结合起来,把人大机关工作与基层工作结合起来，组织广大代表开展参政议政、评议职能部门工作、督促检查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等，并总结培养了艰苦创业、廉洁自律的模范代表苏铁恩，带领群众发展高效益农业的孟凡岭、懂经营会管理的农民企业家王惠文等10多个先进代表的事迹，利用各种形式广为宣传，激发了全市代表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结合致富大讨论，在全市代表中广泛开展起提一条合理化建议，推广一项农业新技术、提供一条致富信息、宣传一项法律法规等为主要内容的“十个1”活动，使人大和广大代表的职能作用充分显示出来。
又次是把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提高人大干部理论和法律水平。建立了每周机关学法日，对国家新颁布的重要法规特别是规范市场经济的法规在常委会组织学习,鼓励大家善于研究和写作，开展人大理论和人大活动的宣传，先后写研究、信息、宣传稿件200多篇，被上级人大和新闻单位采用46篇，有10多篇论文被选入国家级理论刊物。1995年4月在唐山市纪念人民代表大会上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我作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的思考》的发言，从党的领导和人大职能的关系，党的基本路线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关系、以及人大集中活动与经常活动的关系几个方面对人大理论和工作机制进行了探讨，此稿不但被省、市人大刊物采用，还被载入中国城市出版社、海潮出版社出版的《跨入二十一世纪的辉煌篇章》、《改革发展文论》等书籍。
家庭是保障 “四勤四贵”多欣赏
我的家庭是一个简朴的农民家庭。父亲勤劳、精细，他一天从早到晚干活，从来没有中间休息，也不提前回家吃饭。他既懂得种田，又干一手好木匠活，村里谁家修修补补，十里八村建房都请他干。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们跟他干活既不能偷懒，也不能“凑合”，差一点儿就挨说。因此儿女们工作生活都很规矩。母亲心地善良，会点按摩手艺，谁家人胳膊、腿受了点伤常请她给按一按，在村里人缘很好。她对儿女们体贴慈爱;从不轻易大声说骂。她身体不好，早年患支气管炎，六十年代后成了肺心病，差不多每年住一两次医院，儿女们都很尊敬她，扶持她，直到1974年4月去世。
1976年大地震父亲去世后，家庭重心逐步向县城聚拢，二弟刘建华1986年从部队转到县武装部(后到县社、交通局任副职)，三弟刘建平1976年在石家庄铁路运输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唐山车站(后来转到市物资局)，二妹刘秀荣一家 “农转非”后也都在胥各庄安了家。宝坻县的岳父家在1981年、1990年连续两次遭灾后也迁到胥各庄镇小翟庄村。只有四弟刘建宏在北京入伍后转业在京落户。这样就成了以我重心的职工型家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儿女渐渐长大，成员也发生了变化。儿子刘化峰学中医成了市中医院的内科大夫，二女刘育文、三女刘育新分别在保定大学、唐山电大取得大本、大专文化，并到市财政局和唐山交通银行任职。儿女们成家后都自己居住，等到节假日孩子们都来看看，会会。
这么个大的家庭;我是“老大”，又在市里担任领导职务，他们有些事必然要找到我，我也有义务给他们以适当照顾。但我对家人要求较严，常对他们说:“我们现在有这个家庭条件很不容易，是共产党带来的，我们都要老老实实干工作，踏踏实实过日子，不能给领导找麻烦，有些事政策上允许我可以帮帮你们，但你们不能依靠我，你们要自立，路要靠自己走出来”。这样，家里人在岗位上都安心干工作，在家里都自我调节，在社会上都注意影响，从不仗我生事，不提过高要求，互相之间都很和睦，我对他们放心，他们也都争光。
家庭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影响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我的妻子齐鲁平，她老家在宝坻林亭口北清沟村。从小就受到很好地教养。岳父土改时当村干部，土改后党组织安排他去当教师，做过林亭口小学中心校长，后因病退休在家。他为人忠厚，通情达理，有很强的党性原则。岳母勤恳温顺，事事为他人打算，是典型的农村良妇。岳父母只生鲁平一人(后抱养家侄为子)，又是属虎，本该娇生惯养，可她却恰恰相反，一天不声不响，默默地工作和生活，她继承了父母的优点，又受到了中等教育，在学校就入了党，使她既有一个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和宽阔胸怀，又有一个任劳任怨、与人为善的性格。在单位她从县农林局当技术员到在县委组织部当干事，历经三十多年，从来都是领导分配什么工作就干好什么工作，从来不与别人比高低，从来没有讲过机关的内情，从来没讲述过同志的短处。她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却一直没有提高职务(退休时为科级干事)。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对同志总是尽心尽力，不论身份高低，她都坦言相待，负责到底，人们都热情称她“齐大姐”。在家里，她孝敬老人，关照兄弟姐妹，爱护子女。母亲多年卧病在床，她不误上班，回家照护无微不至。对亲友谁家困难她都帮，谁家矛盾她都解，谁家内政她不问，谁家好处她不沾，屈己待人，从无怨言。我们1962年结婚,参加工作后的二十多年，由于家境困难，两个人的月工资八十多元，自己开支月月都很紧，却坚持开支后月月给家里几十元。她春夏秋冬都没有穿过赶时髦的衣服，直到1978年调整工资时才花110元买了一块国产表。对家里的活她总是自己揽着干，由于收入低，从参加工作以来，都坚持自己做饭，却照样上班，从未迟到、早退。我参加工作四十多年，一直很紧张，前二十多年是艰苦奋斗,提早上班，晚上办公，没有过节假日，后十多年是高频率，东奔西跑，上下班都不得安宁，家里的活我从来不做，家里的事我也不管，但她从来不怨我，总是让家里的事服从工作，自己服从组织，没有一点优越感，对我不加任何干扰，而且时时处处提供方便。这些年我亦感到她对工作、对家庭付出太多,对她自己亏了不少，应该给她补补课，她随我到北京、北戴河去看了看，别的地方她就不去了。我退休后正逐步适应帮她干点活，遇事总是征求她的意见，在可能的范围内改善家庭和她的生活环境，来求得对她的安慰和补偿。
多年来，我所走过的路是稳中求进的路，在我的路程上，没有卷入大的波浪，学了点文化，干了点事，但没有获得更高的学识，也没有取得大的成就。然而自己感到，走过这样一段路却也是不容易的，有时也是艰难复杂的，因为虽然我处的是一个和平年代，大环境是稳定的但是局部的，短期的波动总是有的，甚至是很激烈的，况且我工作的大半时间是在伴随着“首脑”后来自己也是“首脑”的一员，社会的、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等各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和矛盾也反映到自己，甚至摆在自己的脚步前，在这种情况下支配自己脚步的神经总是发出正步走的信号,这个信号使我在大道上一步一步地走，虽然走得不快，却也没有走歪，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今，当自我回味、自我欣赏时，我自欣赏“苦学、事业、品优、体健”这四最四贵，即，勤学最可贵，事业最珍贵，品优最尊贵，体健最宝贵。勤学之可贵，不仅是在初学时使我获得了人类自然和社会的基础知识。而且在工作进程中伴随着我，不断延伸深化，使我适应了工作、生活的多方需要，成为我的精神食粮。我自以为，我不是聪明，我只是好学，肯动脑筋，以专求精,不断探索，求得进展。虽然如此，我仍感到前段所学知识很少，很窄，人类所积累知识，我只学点滴，所余之年我仍要争取再多学一点。事业之可贵，是因为它是我们的前程和动力，我们可展望又可脚踏实地干，我们所做的一件件，一桩桩都是我党伟大事业的一部分，都要全力作好。只有以事业为重和能胸怀大局，不断进取，不顾个人得失和低级趣味，而以事业的进展为最大乐趣。我工作四十多年所做每件事都是首先考虑如何把事情做好，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从中所得，没有因循守旧，应付了事，这样虽然身体得其苦，但心却得其乐。因此，所余之年我仍要争取做些有益于事业、有益于人民的事。品优之尊贵，是因为高尚的道德品质是中华民族之美德，人品优则众望所归，人品劣则遗臭万年。我自幼好读有关修养之书，注重对人、对己、对事三方面约束自己，对人以助为乐，以诚相见，不办对不起人的事，不说欺骗人的话，然而，世上人心最难测，古人言“坑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确有几分道理，这样，才能不坑人，也不被别人所坑，对己总是从严要求，找到适当位置，不因过低估计自己而悲观，也不因过高估计自己而骄傲。金钱不可无，也不可过意追求，一身清廉走遍江山。对事则要分析清看得开，“三思而后行”，适度最重要。有度则有节，有节则有理;无度则超限，超限则生非。体健之宝贵，是因为做什么事都要有个好身体，这是万事之本。我因少年期好静不好动而缺乏锻炼，青壮年期由于工作压力对身体透支过多，缺乏必要保健，在八十、九十年代初，九十年代末曾闹过几次病(周期麻痹、自发气胸、颈椎管狭窄)，幸亏组织关心、同志照顾、治疗得力，使身体无大损伤和病症。看来青少年期应锻炼打基础，工作期工作、休整应适当安排，才得精力充沛，体魄健壮。我之可惜，文体爱好较少，工作之余，生活单调，这些虽损失不大，亦应适当补之，退休以后已有所调整，并见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