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民
迷人的清庄湖
我的故乡是河北省丰润县清庄湖村(现属唐山市丰南区)，我从民国十四年(1925)出生至民国二十七年( 1938 )小学毕业，一直在那里生活。
清庄湖掩蔽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多数是柳树，只有村南老坟(么家祖坟)是百年以上树龄的松柏林。全村为连接不断的池塘所环绕，这可能是村子被称为清庄湖的原因。村东路南是荷花淀，每到夏天，盛开的红白相间的荷花，吸引了不少的路人观看，荷香一直飘进村里；路北池塘是一片芦苇，秋天灰白色的芦花随风摇曳，似在向路人点头微笑，表示欢迎；村北的池塘生长着半塘菖蒲，并有一半岛深入塘内，岛上绿草如茵，柳荫匝地，站在上面可观赏赭黄色的蒲棒;村西北的池塘虽未长水草，但- -池池水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偶尔有鸭群游过，绘制出一副群鸭戏水图；村南的池塘是一个更大的芦苇荡。这些池塘通过水渠互相连结，最后通到村西南的一条小河。每逢雨大塘水已满将溢出时，即通过水渠注入小河，该小河直通西泊。河两岸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柳树，河中鱼虾颇丰，我曾见过钓鱼的人时间不长，即钩上黑鱼、鲫鱼数条。
身在村中，一年四季可欣赏着自然界赐予的音乐声。春天，杜鹃的鸣叫此起彼伏，啄木鸟捉虫啄树的嗒嗒声不绝于耳；夏天，不仅有各种鸟雀竞相高歌,而且蝉鸣声一片，雨天和夜间则是青蛙的天下，它们上演大合唱；秋天有各种过冬候鸟如黄鹏、百灵、画眉等大展歌喉，而秋虫如蛐蛐也不甘示弱，整夜弹奏着小曲；冬天枝头麻雀的喳喳声和乌鸦、喜鹊的呱呱声打破了严寒中的寂寞。
以前，村民世世代代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自从上世纪初京奉铁路(北京至当时称为奉天，现称沈阳的一条铁路，1929年改称北宁铁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关外段归伪满管，关里段称京山线)建成后，经济结构起了变化，逐渐出现了出售小商品的作坊，如豆腐房、粉房、磨面房、小磨香油房和洋袜子房(织袜厂，村民习惯于叫其为房)。后两者规模较大，么凤阁的南香油房和么孝弟的北香油房各雇十余名工人，而么孝弟的北香油房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除有马拉石磨磨油外，还曾增加了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石磨且曾雇用大卡车运进芝麻和运出香油。洋袜子房是从外乡迁来不久的张锡深所创办，他雇用了十余名工人，以手摇机织棉线袜子，外销到唐山等地。
除了以上手工业作坊外，猪鬃业的兴起，吸引了众多的农民去经营。只要在村里走上一趟，就可以发现池塘里浸泡着整筐的猪毛，在一些广场或大院，或是晾晒着已浸泡过的猪毛，或是在晾晒已干的猪毛四周，围坐着二、三十名农妇，她们坐在蒲墩上，手握棒槌捶打着粘连在一起的猪毛，然后用钊子( 铁齿梳子)整理，去毛留鬃，称之为通猪毛。室内的男工对鬃做进一步处理， 用小尺量过后，分出高低鬃，用麻绳分别捆成大小相同的小捆，谓之拥猪鬃。然后装入已备好的木箱，用船或火车运往天津。
手工业的发展，繁荣了经济，同时也促使各种商贩的崛起。全村仅杂货铺就有三、四家之多。而我家对门吴长庆的小铺，不仅出售各种小商品和日用品，还为河头的邮政局代办邮政业务，门口挂着“邮政代办所”的牌子，每逢邮差(邮递员)送来信件，即被吴摆放在玻璃窗前，以便收信人在窗外看到后领取。除了小商铺外，街上的小贩络绎不绝，卖油郎的梆子声、货郎的波浪鼓声、卖药的铃声、锔锅锔碗的锣声，不时的传人耳中。此外，卖烤白薯的、卖切糕的、卖老豆腐的、卖肉的、卖烧鸡的、卖酱菜的、卖鱼虾等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晚上，天一擦黑，村东头就亮起点点灯光，那是卖各种小吃的商贩所持的桅灯、电石灯。于是，忙碌了一整天的猪鬃工人就去享受煮绿豆丸子、炸元宵、豆腐脑等夜宵。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开放，开阔了村民的眼界，他们有了高文化水平的要求。村里的初级小学，难以满足他们的欲望。于是送其子女到河头、唐山、北京等地上高小、中学和大学的人越来越多。本世纪三十年代，村子就出了三名大学生：么重英和胡廷贵，均就读于朝阳大学，毕业后分别在唐山和天津开办律师事务所，我的大哥董天佐，毕业于东北交通大学(校长张学良)，一直在铁路部门任职。
在大自然中嬉戏
风景秀丽的自然环境，给予了我童年时期无穷的乐趣。我非常好玩，还在四、五岁时，就跟在大我几个月的堂兄董天来及其他小伙伴身后，到处乱跑。寂静的丛林或长满各种水生植物的池塘边，是我们经常光临的地方，有时跑到村南二公里之外的煤河岸边，观看驶过的帆船。我们曾多次去南老坟，在那里听着风吹松柏枝的阵阵涛声，闻着花香，好不惬意。而在夏天，就会在一人深的草丛中，逮螳螂、蝈蜩和蚂蚱。老坟场边有几棵不算太高的杜梨树，总是吸引我们坐在它的枝杈上，摘杜梨吃，虽然杜梨又酸又涩，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我们有一套捉蜻蜓的本领，把一根秫秸的一端劈开，用一根小棍支起来，将房前的蜘蛛网缠在上面，在天阴、气压低许多蜻蜓低飞的地方，去罩它们，常常能逮十几只用绳拴上玩。
我在春天时常跟着小伙伴们去挖野菜，同去的人每人挎一个笼筐(柳条编的篮子)，拿一把尖刀，找那青草茂盛的坟地或河边，挖夹杂在草丛中的野葱、野蒜或苦菜，小伙伴们一边挖，一边说着笑着，玩得实在开心，最后每人挖一大篮子回家。
在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后，有的小伙伴去刨田鼠，我总是跟着去看。他们身背布口袋，手拿小镐，找田地里泥土隆起似小坟头的地方，一镐一镐的刨下去,刨开后田鼠已跑掉，留下有五、六斤的高粱或玉米，于是他们装进口袋背回家。冬天没有什么好玩的，就去看小伙伴们向对方的踢球，击中算赢，如击不中，则被对方踢击或撞钟(两人用当时使用的钱币铜板向砖墙上击去，远者以铜板点击对方铜板，点中算贏，如点不中，则被对方点击)的游戏，赢者得一张美女图片。当时，有一种名为“大婴孩”的香烟，每个烟盒装有一张小型美女图的画片，被称作“毛子人”，小伙伴们没有什么玩具可玩，就都搜集“毛子人”，我们每个人都搜集了几十张。
我跟小伙伴们一起，到处游逛，从而认识了大自然。也从他们的身上，学会了许多技能，但有两项，一直学不会，即爬树和游泳。那时，他们每个人都能很灵敏的爬上高大的白杨树上去掏鸟蛋，也能跳入水中似鱼儿那样游来游去，他们还会从一个地方潜入水下，从很远的地方冒出来。他们曾耐心地教我，怎奈我较笨，就是学不会。直到我上大学后，才在昆明湖中把游泳学会，可是已经晚学会了十六、七年。
过大年
旧历年节，是村民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儿童们最向往的日子。因为到了这个节日，他们可以穿新衣，放花炮，玩纸灯笼，还可以得到压岁钱。一到腊月二十三， 节日的气氛就愈来愈浓。这一天是灶王爷升天的日子，叫小年。儿童们要用截短的秫秸做小马、小狗和小鸡，它们随着灶王像，一并烧掉升天。与此同时，要吃关东糖，说是让糖粘住灶王爷的嘴，以免他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时说这一家的坏话， 称作糖瓜祭灶。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日益繁忙起来。要磨豆腐、蒸粘饽饽和馒头、炖肉，还要选个黄道吉日扫房。一项被人们普遍重视的事，是写春联、贴春联。由于我的父亲董知长(字俊三)字写得好，很多人送来红纸求他给写，于是他就忙碌起来，我的二哥童天存也帮助他，我则充当磨墨、裁纸等打杂的角色。每年所写,都重复头一年的旧辞，没有变化，我记得是下列这些：
给灶王爷写的是：上天言好事， 下界保平安。
横批是：一家之主。
给居室写的是：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一元初复始，万象又更新。
前门增百福，后户纳千祥。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彩结宜春字，云书大有年。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横批是:一元复始；二仪呈祥；三阳开泰；四季平安；四时同庆；五福临门；六合同春；吉星高照。
其中多数横批都可随意配一副对联。
给大门写的是:爆竹两三声人间是岁，
梅花四五点天下皆春。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车行千里，人马平安。或车行千里稳，人马保平安。
给石磨石碾写的是：青龙大吉，白虎大吉。
给大车店写的是：车行千里，人马平安。或车行千里稳，人马保平安。
给商店写的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橫批是：陶朱事业或端木生涯。
给猪圈写的多是丰句：肥猪满圈。
给牲口棚写的亦是丰句：槽头兴旺。
此外，还要给有的人家写抬头见喜，出门见喜等。
父亲、二哥除了帮人家写春联外，二哥还要去不识字人家帮贴对联，以免贴错。因为曾发生过把肥猪满圈的对联贴到居室的笑话。
年节欢乐达到高潮是除夕晚上，当天渐渐黑下来时，家家户户门口挂出设计不同的灯，有走马灯，彩灯，绘有《水浒传》、《红楼梦》故事的灯，玻璃灯，吸引了为数不少的观众欣赏和评比。而儿童们手持的各色纸灯笼，则亮满整个街道，远远看去，似繁星一片。有的人家挂在高空的天灯，似为航船指引方向的灯塔。各种鞭炮声响成一片，飞向天际的炮打灯(一种花)照亮了围观群众的脸。直到午夜过后，人们才兴犹未尽的逐渐回家，享受一年中最后的一顿饺子 。
初级小学
我常听到村民们念叨一句顺口溜：“中华民国大改良，推了大庙改学堂”。指的是民国初年，村里创办的一所小学校。不过，这所小学不是推倒大庙建起来的，而是把娘娘庙(又称东大庙，因村西还有一座西大庙)后大殿内的泥佛像推倒建成了教室，故前大殿的泥佛像仍然保留着。这个后大殿与东厢房构成两个教室，初小的四个班在两个教室上课，一、三年级在北教室，二、四年级在东教室(当同教室的一个班上课时，另一个班自学)，西厢房是教师备课和休息室。
建校初期，无论是老师还是村民，思想并未转变过来，仍然把学校看成是与旧学或私塾差不多的传授知识的地方，连一些称谓都让人感到旧时代的味道，如学校称“初等学堂”，校工称“堂役”。
我是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进入该校就读的。当时的教师有两位，一位是我的表叔陈子政，另一位叫王希龄，不久，王调走，我父亲的学生吴兰波继任。当时被称为堂役的校工么国恩。这两位教师只讲课本，不设体育、音乐等其他课程，以后又换了两茬老师，其教学法仍然是“萧规曹随”。因此，同学们下课后没有什么事可做，缺乏任何有益的活动，只是打打闹闹，你推我搡。我即因在与同学打闹推搡中，跌断了手臂，打上石膏休息了数月后才复课。
民国二十三年(1934)，我的堂兄董天池(字也塘)调任学校校长，我父亲的两名学生么俊生(字选之)和么凤来(字桐轩)调来当教员。董天池刚刚毕业于丰润车轴山中学，脑子活，思想新，他与其他两位老师一起，对学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校名改为“清庄湖乡乡立初级小学”，将新上任的校工么振鹏的堂役称呼改称工友。逐渐增添各种教学设备如开辟篮、排球场、秋千架，购置中国与世界地图，并创办了消费合作社。
课程方面增设了手工、音乐等课。为了上音乐课，买了一架风琴(样子似钢琴，但须脚蹬踏板才能发声)以及印制歌谱的铁笔蜡纸。在风琴的伴奏下，我们学习了一些进步歌曲《渔光曲》、《大陆歌》、《报童歌》、《迷途的羔羊》等。
为了增加同学们课本以外的知识，学校开辟了图书室，买了一些儿童读物。难能可贵的是，学校还出版了一期《清小周刊》，发动同学们投稿。我写了一篇《小白花》的稿子，经老师修改后刊登在上边。
遵照县教育局的指示，教室墙上挂上孙中山肖像，并贴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和“天下为公”的横批。缝制青天白日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两面旗帜，于节假日两，旗交叉树立在校大门口。每星期一过总理 (孙中山)纪念周，老师领着同学唱三民主义歌和念总理遗嘱。当然，老师们并非国民党员，只是遵令行事。偶尔老师给我们讲讲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使我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活动有些朦胧的认识。那时九一一八事件已经过去，日本扶植的伪满刚刚成立，老师常常将这些情况以及日本继续向关内侵略的事实讲给我们听，使我们幼小的心灵上萌发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
老师们在讲课之余，还领导同学们开展了各种活动，如远足，植树节植树，重阳节带领同学登高，实际上是野游。特别是开辟了校际往来。我们全校师生曾列队到于家泊小学和蛮子坨小学访问，抵达后，老师与老师进行教学经验交流座谈,学生与学生则开始进行交友和游戏活动。那时，学校购买了铜鼓洋号,师生队伍走在大街上，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招来许多村民观看。
校风的转变，不仅使同学们增加了许多课本以外的知识，开阔了眼界，也活跃了生活。每到下课后，院子里热闹非凡。有的拍皮球，有的滚铁环，有的跳绳，也有的踢毽子，一片欢声笑语。
繁华的河头镇
位于清庄湖东南三华里的河头镇，与清庄湖的关系十分密切。村里人购物、看病买药、泡澡堂子、乘火车外出，以及儿童们到河头完小上高级班，都要去那里。
河头这一地名的出现，与开滦矿务局有关。
开滦矿务局产煤规模扩大后，拟挖掘一条运河通蓟运河，通过水运向外销售，遂于光绪六年(1880年)从蓟运河旁的阙庄向东挖起。当挖至胥各庄西南时，遇到流沙，且地势越来越高，即使挖到矿区，水也上不去，于是挖到胥各庄南三华里处，停止挖掘，河的终端及其附近，被人们称为河头。
清光绪七年(1881)，开滦矿务局修建了长十一公里的唐胥铁路，准备通过火车,木船联运，外销煤炭。此后，运河被称为煤河。
运河与蓟运河衔接处设闸以节制水量，该处称闸口，由开滦矿务局派人管理。河全长约八十华里，河上设桥八座，人们通常称桥所在地为几道桥，如田庄称三道桥，唐坊称五道桥。
唐胥铁路直修到煤河南岸，由河岸至距河面一米处，修了几个大簸箕，运煤船停在与簸箕相接处，当运煤火车抵达河岸时，车厢被打开，煤便顺着大簸箕流人船舱，一船装满离开后，另一条船再驶过来。我小时到河边去玩时，看到那几个大簸箕仍完好无损，旁边还竖立着标有“K, L, M”(开滦矿矿务局英文名缩写)的大木牌。
光绪十一年(1885)，唐胥铁路向东西两方扩展，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西延至北京，东延至奉天(今沈阳)，建成京奉铁路。当光绪十四年(1888年)，铁路西延至天津时，开滦矿务局改由铁路运煤，不再使用煤河，于是运煤船只全部改为商船，运出土特产品，如白菜、猪鬃、苇席、杂粮等，运进水产品及各种百货。
由于河头成了具有铁路、运河的水陆码头，来往的各种商贩以及人士日益增多，逐渐出现了为他们服务的种种店铺，天长日久，自然而然地成为在胥各庄镇之南、方圆数十里之内的中心小城镇。至三十年代，河头已是店铺林立、楼房(二层楼)鳞次栉比，河面上停摆着众多的帆船，有的船只靠拢码头装货或卸货。河两岸，是- -眼望不到头的海产品。特别是到了春天，出售黄花鱼、快鱼、对虾、海螃蟹、皮皮虾、麻蚶子等的摊贩，挤挤插插，而皮皮虾、对虾(都是两个插在一起成对)、海参、螃蟹、麻蚶子是煮熟的，远远看去，红黄相间，实在诱人。据我估计，那时河头已有百十余家店铺，规模较大且有点名气的有：三馀公的绸缎布匹店、昌茂店(有三、四家分号)的百货店，厚德成、同兴顺的副食店，两益成的茶叶店，中和栈、大有恒、华兴同、合义栈、复生庆的栈房，慰欣池、文华池的澡堂子，义和馆的饭馆，协和大药房、华西大药房、仁慈医院的医药店等。此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粮食、水产品店、煤厂、文具店、糕点铺。
有几种其他小城镇很少见到的行业，它们是：
粪干场：在河头镇西二华里之遥的地方，有由篱笆围起的一个大院，院内堆放着如同小山似的粪堆，那些是由大津运来的粪干，出售给农民当肥料用。
冬菜场：秋天大白菜上市后，镇北广阔的已收割完毕的田地上，便出现-个篱笆围起的大院落，这是江南人(主要是江、浙两省人)制作冬菜的场所。进到大院，可以看到小山似的白菜堆和大蒜瓣堆。有的人把白菜切成骰子块，有的人剥蒜切蒜，切好的白菜和蒜，混合后晾晒到铺在地上的苇席上，待晒干发黄时装坛，用船运往江南。
石料加工：在河南岸一段河坡上，摆放着许多大石块，几名老石匠戴着花镜，手握锤子、钎子或凿子，刻制石碑、凿制石磨、石碾或捶布石。
水缸市场：在河南岸沿墙摆放着一眼望不到边的缸,有大有小，它们是缸窑烧制好后摆放那里等待出售或装船外运。其稍有破损不好出售者,便被附近住户廉价买来打墙。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日益繁华，出现了公用事业如电话局、电报局和邮局，也出现了各种管理机构如公安局、商会等。此外，还有一座天主教教堂——福音堂， 伫立在繁华的大街上。
河头的日益发展，不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农民，前来出售农副产品，而且大批外埠商人，也来到河头，住在栈房,与当地商贩进行土特产品的趸货交易。因此，街上整天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特别是在节日，街上更是拥挤的水泄不通。乡村农民有在端阳节逛河头的习惯，到了那一天，大批农民涌进来，他们逛楼，串商店，好不热闹。有几年，在端阳节还组织花会，大街上耍笼灯、踩高跷、舞龙狮子，叠罗汉，人们观赏着表演，听着各商店留声机唱出的评剧曲子，其乐无穷。
河头完小
民国二十五年(1936)，我从清庄湖初级小学毕业后，与堂兄董天来-起，进河头完全小学读高小。
河头完小成立较早。光绪三十一年(1905)即已创办，称“河头公立初等小学堂”。民国十五年(1926 )增设高级班，称“河头镇立高等小学校”。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我 的堂兄董天锡(嘏臣)担任校长，校名改称“河头完全小学校”，简称河头完小。
河头小学与清庄湖小学完全不同，不仅规模大，设备特别是体育器材全，而且有学生宿舍，住有外乡来校就读学生十余名，还有厨房、食堂和礼堂等。特别是，在校长办公室装有两部电话，这不仅在当时小学中少见，我后来就读过的宁河县中学当时也没有。此外，学生的装束、打扮、行动举止，两校学生差别太大，河头完小的学生具有城市人的气质，没有清庄湖小学学生那种土气。
河头完小有教员10人，其中1名为女教师,1名为职员。除校长与女教师外，其他人全部住在学校单身宿舍。
教员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如教授数学的王载一和教授国语、史地的姚振华，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头头是道，使我们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事变后，继续向关内侵略的步骤和战略；姚振华还擅长绘画，有时带领学生写生，画油画。但他们对管理学：生尚缺乏循循善诱的精神。
学校最大的特点是重视体育运动，全校十名教师中，有体育教师两名。每逢放学后，爱好体育运动的同学仍恋恋不舍地留在学校，跟着体育老师活跃在运动场上。
我入学后不久，适逢举行全县小学体育竞赛，为了进行充分准备，学校租了庄稼已收割完毕的农田十数亩，辟为运动场，在上边建长跑跑道、挖跳高、跳远沙坑，装置双、单杠等。准备参赛的同学则日夜苦练。比赛结束后，我校获取多项冠军，捧回不少的银盾、银杯。翌年，全县举行分区篮球竞赛，河头完小是一个区的赛场。我校代表队与其他数校代表队经过激烈争夺后，又取得了冠军，再度捧回银盾。这些银盾、银杯陈列在展览室，供人参观。但是，某日的一个夜晚，梁上君子窜入学校，将全部银杯、银盾洗劫一空，让学校领导及运动员们伤感了好些日子。
民国二十七年(1938)我毕业离校前夕，学校又增设了初级商业职业学校，据说这是当时全县唯一的一所职业学校。
传统的胥各庄
清庄湖以东二华里，是胥各庄镇。清庄湖与胥各庄的关系是，村民去每逢夏历初一、初六的胥各庄集市赶集，出售农副产品，购买小农具如锄头、镐头、斧子、竹扫帚以及其他日用品。
胥各庄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历史上曾是方圆几十里的中心。但自河头崛起之后，不仅与之分庭抗礼，且有后来居上之势。不过胥各庄自有其与河头不同的特点。河头是新兴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小镇，胥各庄则是富有传统色彩的乡镇；河头开放、活跃，与其他城镇甚至于大都市频频往来；胥各庄保守，严谨，很少与外界接触；河头人放荡不羁，敢于冒险；胥各庄人严守古训，绝不失礼。打个比喻，河头有如留学归来的洋教授，胥各庄则是苦读诗书的老学究。
王姓是胥各庄镇一大家族，历史上曾显赫一时，拥有过大片田地，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好几个庄子(所谓庄子即一个村庄的农民，全是王姓家族佃户)；王姓与官府关系密切，在全镇相当有权势；此外，出了许多旧学渊博之士，在清末民初年代，是方圆几十里内唯一设有家馆(家塾)的人家。
王姓家族各户，多数居住在桥西街，进街口一看，路南是连成一片高大的瓦房，有十几个相同的门楼，街东头的一扇门额上，挂有“大夫第”的横匾，门口两侧有上马石，这表明王家以前出过品级不低的官吏。王家人遵循古训，重礼仪,平时深居简出，偶有外出者，也冠带整齐，至使整个大街静悄悄地，即使外乡人从街上通过，也受到感染，不敢大声喧哗。
桥东是商业区，但多是传统店铺，最多的是钱庄，如公益信，信长号，宝益兴，隆泰号;有两家酿造厂，一家是造醋、酱油的复兴永，一家是白酒烧锅久德号。转至南大街，则有清庄湖中医么书田开的中医馆树德堂，和一家海边人开的虾皮店;街南端广场之北有-家澡堂子，夜间一盏红灯高高挂在高人天际的杆子上，闪烁的红光为来洗澡的人指引着方向。这些店铺不同于河头的已经有资本主义味道的商店那么吸引顾客，平时街上较冷清。
胥各庄最热闹的日 子是夏历每月逢一、逢六的集市，这一天，天还未亮，各地商贩即进到镇上，抢占有利地位摆摊,那些拉着粮食来出售的骡、马、牛车，一般是把车停在桥西街，卸车后给牲口喂上草料，再把待售的东西扛到集市摊位上。集市集中在桥东的北大街和南大街， 按惯例北大街是粮食、瓜果、蔬菜及肉类市场，南大街是小农具如镐、锨、 苇席、扫帚等市场。摊位摆好后，附近各村赶集人逐渐多起来，于是吃喝声、讨价还价声使街上热闹起来。一到中午, 赶集人逐渐散去，街上又清静了。
几个节日的前一天，无论是否逢一、逢六，照例都是集市，而且这几个集市较一般集市热闹非凡，这几个节日即端阳、中秋和旧历年。
中秋是收获的季节，在街上待出售的粮食、水果多得几.乎摆在路中央，让赶集人难以通过。在粮食交易中洒到地上的高粱、玉米、谷子，吸引穷人拿着扫帚、簸箕扫来扫去，待集市结束，有的人已扫满- -面袋。 而水果则是满街耀眼的红色海棠、山楂；黄色的甜、酸梨；红黄相间的沙果、苹果，价钱便宜的惊人。
春节头一天的集市是最热闹的一天，出售的主要是年货,北大街摆满冻得硬邦邦的鲤鱼、大马哈、鲇鱼以及猪、牛、羊肉。南大街则是年画、菩萨、财神、灶神像;南端广场上是鞭炮市场，也有蜡烛、香，卖鞭炮者为了吸引顾客，不时放出二踢脚、地雷子或小鞭，响声不断。在号称鸡市胡同的街上，则坐着卖鸡的村妇，在她们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几只用绳子拴着双腿的活鸡。那时，小吃摊也活跃起来，在鸡市胡同与南大街交叉处，一处处篱笆围起的饺子摊、面条摊等地桌周围，坐满了赶集肚子饿了正在狼吞虎咽的农民。这一天，集市散得也较晚，直到中午过了好久，赶集的人才陆续往家里赶，路过桥头，有的人买块切糕，有的人买块白薯,边吃边赶路。
胥各庄也有一座完小，坐落于称为大寺的古庙里，它与河头完小相比，不甚活跃，不仅与其他村镇的学校往来少，学生毕业后去其他大城市就读或求发展的也不多，这恐怕是受胥各庄传统文化影响所致。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家曾在胥各庄住过两三年。那时我大伯父董幼一在桥西街紧西头盖上一所大宅院，我家曾搬去与他们同住。但我始终不喜欢胥各庄的沉闷气氛，总是恋恋不舍地跑到清庄湖去。那时我已上了清庄湖小学，在校交了几个小伙伴如么凤栖、么廷璋、郭庆祥和我的堂兄董天来。不论在学校还是放学后，总是跟他们在一起玩。我们每年春天都要养蚕，春雨过后小蚕破壳出来了，除头几天树尚未发芽喂它们白菜叶外，以后我们一起走遍各地坟圈子找桑叶，直到蚕吐丝结茧。我们虽然住在胥各庄，但菜园子和一块庄稼地仍在清庄湖，因此几乎天天要去菜园浇水、锄草，背柴火、收庄稼。来去频繁，颇感奔波之苦，于是在胥各庄住了不到三年，又搬回清庄湖去了。
日本导演的一出傀儡戏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继续向关内侵略。民国二十二年(1933)春，发动了从山海关至古北口长城的全线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虽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重创日军，但在漫长的战线上,仍寡不敌众，日军突破冷口，向滦县以东进攻，其前锋直抵滦河东岸。河头、清庄湖一带，已渗透进日军特务，日机也不时在上空盘旋，人心惶恐不安。
同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规定此后冀东22县特殊化。所谓特殊化，是规定中国军队和国民党党务机关从这22县撒出，但没有约束日本的条款，于是日本势力逐渐渗透进来。他们豢养了一批被中国人痛斥为“高丽棒子”的朝鲜浪人、汉奸、流氓，在城乡各地寻衅闹事，制造社会混乱。一时间，乡下水井被投毒、儿童被“拍花的”、拐卖的事层出不穷。老师和家长由于担心我们被拐骗，严禁我们离村外出。有的高丽棒子嚣张至极，常常讹诈、欺压中国人，对其稍有抵制、反抗，日本人便出面“保护其臣民”，为其撑腰。因此, 受了高丽棒子气的人，敢怒不敢言，忍气吞声的过日子。
随后，日本商品大量涌入，于是，日本药品、东洋布匹、化妆品等充斥河头市场。大学眼药、老笃眼药、仁丹、胃活、若素、味之素、蝇必立死等的广告，不仅张贴在河头、清庄湖的大街小巷，而且出现在偏远山村的土墙上。
接着，日本军队出动了，他们开拔到唐山与河头之间的地段上，安营扎寨，经常列队外出，向中国人示威和挑衅。有一次我去胥各庄赶集，忽然间人群向两旁闪去，原来是一队日本兵，趾高气扬地大踏步通过，一直出了胥各庄，走到清庄湖村南，进行实弹打靶。这种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行径,使中国人蒙受到极大的羞辱，当时，赶集的人群中即有人哀叹：“我们成亡国奴了” 。
民国二十四年(1935) 6月，中日双方又签订了“何梅协定”，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出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日本看到条件已经成熟，遂将其亲手导演的一出丑剧上演，支持豢养多年的汉奸殷汝耕于11月在通县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统辖冀东22县，自任这个机构的首脑，实际上是日本的傀儡。在河头的高丽棒子、汉奸、流氓闻风而动，手持黄地中间有冀东两字形成圆形图案的旗子，招摇过市，大肆鼓噪。并且搭台上演美化侵华节目，以示“庆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一天竞然上演了一场木偶戏，惹得人民笑骂道:这不正是殷汝耕那一伙人嘛!
河头是冀东22个县中较大的一个镇，因此，殷汝耕他们一秋人对河头抓得较紧， 他们上台伊始，就在河头成立了冀东银行，勒令人民限期以法币兑换该行发行的钞票。此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发行的法币，在河头-带消失了，市面上流通的是印有冀东银行字样的纸币和钢镚儿。当然，通过这次不等价兑换，他们又大捞了一把。
为了严防出现任何抗日活动，河头继唐山之后，成立了保安队，那些昔日的汉奸、流氓，摇身一变，又成了保安队员。这还不够，有的伪满队伍也进人冀东地区，帮助保安队搜捕抗日分子。他们渗透到社会上的各个角落，监视中国人的行动，剧院则是重点，他们在剧院设立了“弹压”席，保安队派人于演出时坐在那里，监视剧场一切活动。有一次，一个喜剧演员为了给观众逗乐子，把“我爱吃馅饼”的最后两个字，说成“陷冰(Bīng)”，被指责为侮辱日本宪兵，是抗日分子，被逮捕后遭到毒打。一时间，“反满抗日” 的帽子满天飞，不少人因某句话说得不当，即被扣上那顶大帽子而遭到逮捕。因此，人们惶惶不可终日，见到生人不敢多说一句话。
学校师生，是他们密切监视的对象，河头完小首当其冲。冀东伪政府成立不久，就由通县派来一名“督学”，名义上是检查教学质量，但他到校后，什么都管。此后学校变了样，旗杆上升起的不是以前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是黄地中间有冀东两字形成圆形图案的旗子，学生制帽则安上“冀东”两字的帽徽，同学们被命令学唱“巍巍冀东， 表海成雄……”的冀东自治区歌。这位督学在学校整天东瞧瞧，西望望，有时闯入正在上课的教室，听听老师在讲什么。于是，王载一不再给同学们谈论时局了，其他老师上课时，除了讲课，也不多说一句话。
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了，更大的汉奸王克敏组织了临时政府，冀东22县被置于这个伪政权控制之下，殷汝耕那个班子才散了伙。
侵略者的险恶用心
随着日本势力在河头及其附近地区的日益扩大，他们残害中国人的手段也越来越毒辣。冀东伪政府成立之后，日本豢养的那批人开始大肆贩卖毒品，广开赌场，增辟妓院，使当地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河头街上，有多家门口挂着XX洋行的处所，这是些公开出售白面(人们称海洛因为白面)供人吸食的“商店”，这些“商店”日夜有人进进出出，屋里则烟雾腾腾，笼罩着正在吸食白面的人们。
他们不仅在河头开设白面馆，而且还把黑手伸向各村庄，甚至于远达山区的穷乡僻壤，在那里，或出售白面勾引人吸食，或支持当地的无赖在村子里开设白面馆。我们村就有一个叫么XX的人，在高丽棒子的支持下，开设了一家，挂出“保暖洋行”的牌子。只因村民们群起反对，才在开张两张后关闭。在毒品泛滥中，为数不少的人吸食成瘾，沦为被人们讥讽的白面鬼。
白面毒性之大，对身体危害之烈，消耗钱财之多，戒除之难，鸦片烟无法与之相比。许多人一旦吸上白面，就无回头之日，无论是家财万贯，还是良田千顷，不太长的时间内，即被挥霍一空，最后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村民们流行一句顺口溜“不怕你吃，不怕你穿，就怕你烟卷冲了天(因吸食时，香烟的- -头挖空-一点，倒进白面，怕白面洒掉，吸时这一头需向上)”，是白面鬼的真实写照。
白面鬼的自我毁灭，一般经历三个过程：
首先，吸食成瘾后，吸食量越来越大，钱花得越来越多，最后无钱了，就卖家具，卖房子，卖地，甚至于卖儿卖女，最后一无所有。
其次，为了找钱继续吸食，就要找亲戚、朋友借钱、骗钱，所有亲朋都被借、骗以后，无人再理他，男的就偷、盗，女的不顾羞耻和尊严而去卖淫。
最后，一切办法都已用绝，再无办法找到钱时，就去卖血，卖过血后，人也就完了。我即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 -幕。有一天，我从河头完小放学回家时，路过-乱坟岗，见许多人围在那里，挤进去一看，是一男子躺在地上呻吟。据旁边的人说，这个人原来是一个财主，家里有数百亩良田和大瓦房，但因成了白面鬼，所有家当在一年内即被他卖完， 现在他是为了吸食白面刚卖了血，走到这里已体力不支躺下了。不久，他就咽了气。
赌博，是日本残害中国人的又一毒辣手段，他们在河头附近的几个地方，开设了好几家大赌场，诱骗人们参赌。这种赌博不同子传统的有4门的押保，而是有36门，每门有一个好听名称的“押会”，赌博形式也不是在赌场聚赌，而是派人到各村挨门串户主动“服务”，这些人称“跑风的”。其任务是勾引人们参赌，并将参赌人写好的押那一门的小条及赌资带回赌场，然后将赌赢者的钱送到参赌者手中。押中1赢36的诱惑力非常大，因此，包括我们村在内的许多村庄，参赌的人为数不少。但是36门押中一门较之4门押保的压中门其概率小之又小。因此，凡是押会的人，输多贏少，或只输不赢，但是，人们都有一种侥幸心理，总认为，这次输了，以后总有赢的一天，只要赢了，就可把输了的钱捞回来。结果，形成了越输越赌，越赌越输的怪圈，最后耗尽钱财，甚至于倾家荡产。
人们输红了眼，于是走入邪途，他们求神问卜，请神灵指引他们押那一门可以押中。有人请跳大神的，求附于女巫身上的某路神仙，给予指示；有人午夜到坟地里，跪倒在最大的坟头前，祷告以后，燃烧写有36门名字的小条，没有烧掉的那个小条，就是死鬼指示他要押的那一门。有一天，我路过一户人家门前，见门里聚了好几个人，观看这家妇女在喂狗，原来她把写有36门名字的小条，蒸在馒头里给狗吃，从狗嘴里最先掉下的那张小条，就是狗神告诉她要押的那一门。不过，无论什么神灵和鬼魂的指示，都不能使他们押中赢钱，最后输光家产。那时，清庄湖附近的坟地的树上，常有输得一无所有上吊自杀者的死尸。
妓院，河头以前也有，那是船工光顾的地方。但是日本人又增开了许多，使妓院布满一条街, 还将这条街起了个“富贵街”的名字，每家妓院，都挂出XX堂、XX笨下处的牌子。他们雇佣流氓、无赖，到各地拐骗、买卖良家妇女，把她们卖到各妓院，逼迫她们从事皮肉生涯。当然，也有一些家庭，或因吸毒，或因押会，把家产卖光，无以为生而不得不把妻女卖到这些妓院的。
由于妓院增多，嫖娼者日众，性病流行，河头附近各村，许多人染上了花柳、梅毒。于是，日本人又开设治疗性病的门诊部，大赚性病患者的钱，这种既残害中国人，又大笔捞中国人的钱，可以说是日本人一箭双雕政策的具体体现。
“七七”事变时的河头与清庄湖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月的一天，《大公报》 和《益世报》同时刊登了驻卢沟桥附近日军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驻军29军奋起抵抗的消息。与此同时，我们在胥各庄火车站看到一列列日本兵车从关外开来，驶向北平方向。而空中则飞过一批批“有红膏药”(中国人对日本国旗的蔑称)标志的飞机，有时一天竟飞过一百多架。看来，中日军队真的打起来了。
当时，日本气焰十分嚣张，整日叫嚷“大日本皇军世界无敌，中国军队很快就被打垮”。在河头的高丽棒子、汉奸也大肆鼓噪，似乎日军已胜利在望。
中国军队大挫日军的消息不断传来，并且听说英国人在战地拍摄的电影中，有中国29军大刀队大批砍杀日军、使敌军丧胆的镜头，这使河头及其附近地区的中国人非常高兴，认为中国一直受日本侵略者的窝囊气，这次总算敢于同他们干了，为我们出了口气。
渐渐地听到炮声，且炮声越来越响，乡亲们认为，这是中国军队在向东追击日本败军,不日即可将其逐出山海关。如果败军从我们这里经过时，我们不能轻饶了他们。
有一天晚上，我出门到大街上去，一看到那里聚集了许多人，我凑过去后听到有人说:“日本鬼子过来时，不能饶了他们”，又有人说“小日本欺压我们好几年，要报这个仇”。于是有人提议，大家组织起来，准备些铡刀、斧子、大镐、鸟枪，日本败兵逃过来时，砍他几个解解恨。有- -位妇女提出，女人们准备些锥子，扎他们几个鬼子。
但是，炮声越来越小，最后终于听不到了。后来听说中国军队从津浦、平汉铁路向南撤退、日本兵没有败下来。于是乡亲们都泄了气，村子又逐渐沉寂了。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忽然日本兵来了，这是他们在卢沟桥事变后，驻扎到河头来的。第二天，就有一个带“宣抚”臂章的日本人，来到学校，让校方召集全体师生到大礼堂，听他讲话。他大讲“日中亲善”、“日军是来帮助中国的”等等鬼话，师生对他怒目而视。接着，同他一起来的一个女护士提出给同学们打防疫针，同学们都怕被打进毒药，但在日本人监视下，不能不打，幸好打完后没有什么反应。此后，日本抛开其傀儡殷汝耕政府，我的家乡便直接接受其控制了。
冀东人民大起义
民国二十七年(1938)夏，不堪忍受日本残酷统治和压迫的冀东人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大起义，席卷全区22个县。
那年， 我正在家歇暑假，不时听到县北一些地方，闹了红军(是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游击队，人民称之为红军)的消息，并传说一-位英雄人物鲍子著，说他原来是一位小学教员，因痛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投笔从戎，拉起一支游击队，打击侵略者。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家、曾任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北京文联)主席管桦的父亲。听说他后来在与日军战斗中牺牲了。
一到晚上， 街上又热闹了，村民们聚集在那里，互相传递着有关“红军”活动的消息，期盼着他们早日的到来。
有一天，一位农民兴奋地告诉大家，他在村北高梁地里，遇到几名游击队员，向他打听河头和胥各庄的情况，然后走了。大家估计，他们是来搞情报工作，把河、胥两镇敌伪情况搞清楚后，采取对付他们的措施，因此，他们会再来的。
果然，一天下午，有几十名游击队员的大队来了，他们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扛着各种长、短枪。直接进到村子里，受到村民的热烈欢迎。他们被安置在东大庙休息，村里挑选10几名农民做饭，烧开水招待他们。他们饭后直扑河头镇，缴了警察局(冀东特殊化后,公安局改称警察局)，砸了火车站。然后退回我们村休息。
晚上，正在他们向村民们讲几个月来与敌伪战斗的情况时，从河头传来了枪炮声，是唐山来支援的日军。以未经过严格训练的农民组成的游击队，敌不过训练有素、武器精良的日军，向北退走。日军并不善罢甘休，他们挨家挨户搜查游击队员。当搜查到东大庙时，发现了藏在香案下负责招待游击队的6名农民，日军不由分说，把他们拉到荷花塘旁，用枪刺挑死了，塘水为之染红，这是日本欠下清庄湖人的一笔血债。
游击队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声势越来越大，闹得日伪焦头烂额，他们不能不认真对待，于是第二年调来大批日伪军来“清剿”。但是，这时的游击队，已不是昔日的农民，而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经过训练，懂得如何与敌人周旋。常常是在敌人不备时，突然袭击，而敌人打他们时，却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了。最后，日伪军只得退到几个大村镇，采取严加防守的措施。
退守河头、胥各庄的敌伪军，为了他们的“安全”，严令铁路南北两侧的村庄，在距铁道5里之内不准种高杆庄稼，以防隐藏八路军，于是，以种高粱、玉米为传统作物的清庄湖，只能种谷子、麦子、梗子了。这还不算完，他们征用民工，在河头、胥各庄两镇周围，挖掘一丈宽、一丈深的壕沟，挖出的土筑成一道土围子，每个出入口旁，修建了岗楼，由日伪军把守，出入口的栅栏门，早开晚关，出人行人，均被搜身检查。
为了保护铁路不被破坏、军车不遭袭击，他们还把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两侧各10米外，挖掘了一丈宽、一丈深的壕沟和土围子，有一次我坐火车去北京，看着铁路两侧的土围子，宛如火车行驶在长长的胡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