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栋口述、韩增玉整理
1935年初至1936年4月，在邢台以东的濫阳河两岸，曾掀起一 , 场革命的狂飙，这就是著名的“冀南暴动气为什么发生了这场暴动呢？ 一方面是为了牵制国民党兵力，使 我主力红军部队能够较为顺利的进行长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国民覚 反动派长期肆意为虐的直接结果。冀南一带本来是个平畴万顷、盛 产米粟的地方，但是，由于连年灾荒，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和地主 的高利盘剥，搞得冀南一带的农民贫困不堪，衣食无着。这时，国 民党政府又采取了一条以美国贷款，大量进口美国粮、棉的卖国政 策，在国内造成“谷贱伤农”的严重局面。那时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 民谣她〜个钱一斗谷，没有钱守着哭，足见农民被“谷贱”而伤的惨 状。其实，岂止谷贱，一个女孩最多也只能卖七、八块钱。由于天 灾人祸，使得农民纷纷破产，陷于绝境，哀鸿遍野，“人市”屡出。
国民党蒋介石对本国劳苦大众实行残酷剥削与压榨，而对日本帝国 主义的侵略则步步退让。他们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调动几十 万兵力，对我长征红军实行围追堵截，并且对我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这样，便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继占领了东 北三省、热河之后，又直逼华北。身遭天灾人祸的冀南农民，对国 民党的愤懑和反抗情绪日甚一日，农民自救会、长工会、短工会、 雇工会、盐民会等，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抗租、抢花（农民到 地主田里抢摘棉花）和盐民斗争（反对国民党禁止淋硝盐的斗争） 不断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正处于酝酿之中。到1935年初， 举行大规模农民暴动的条件趋于成熟。这时，党中央给北方局发来电报，指示华北地区的党全力组织发动农民暴动。于是，在中共直 南特委的发动和领导下，冀南暴动勃然兴起。5月间，国民党与日 本帝国主义签定了《何梅协定》，把华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控制权 统统转让给日本，反动的河北省国民党党部、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 和北平宪兵第三团开始撤离华北。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交替， 使这一地区的反革命力量暂时大大削弱了，使农民暴动遇到了良 机，出现了高潮。
冀南暴动，是在中共直南特委的领导下，农民通过均粮吃大 户，夺取地主和民团武装等手段，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的一场决 死斗争。其时，李华生同志（现在天津政协工作）任中共直南特委 书记，刘子厚同志（现在国家计委工作）任特委组织部长，张霖之 同志（原煤炭部部长，已故）任特委宣传部长，于光汉、王光华， 郭森〈现在湖南省人大工作），李德等同志为特委委员。暴动首先由 刘子厚同志在溼阳河以西的任县、隆尧、南和等县发起，随后遍及 直南特区整个地域，其势如火如荼。但是，这股革命浪潮，最终被 国民党的反革命武装镇压下去了，许多同志光荣牺牲，党组织遭到 了破坏。
冀南暴动所以最终失败了，除了敌我力量悬殊的原因而外，再 就是我们缺乏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在策略上 犯了一些错误。冀南农民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对革命所起的 • 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向敌人显示了人民革命的威力,扩大了党在 群众中的影响3唤起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望3为覚锻炼了一大批革 命骨干，并使他们获得了宝贵的斗争经验。尤其重要的是：冀南农 民以不怕牺牲的果敢行动，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三、四个师的兵 力，实现了党中央的意图，为红军长征的顺利进行和巩固陕北革命 根据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冀南暴动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现将我在冀南暴动中的所见所闻追述于下。
一、广宗一带农民暴动的始末
1935年8月，在溢阳河以西地区农民暴动的推动与鼓舞下，� 阳河以东的平乡、巨鹿，南宫、广宗、威县、丘县等地的农民日渐 活跃起来。这时，我被任命为中共广宗县委组织部长，来到广宗。 当时，郭森同志为中共广宗县委书记，小黑李同志（可能叫李所庵， 1936年在广宗牺牲）为县委宣传部长。不久，中共直南特委书记李 华生同志到广宗来宣布；由郭森、小黑李和我组成中共广宗中心县 委，负责广宗、巨鹿、威县、南宫、丘县一带的工作。时隔不久， 郭森同志调中共直南輝委工作（实际仍负责广宗一带的工作〉，我 担任了中共广宗中心曷委代理书记。在此期间，我与王光华（主要 抓武装工作），小黑李、朱三等同志根据中共直南特委的指示，竭 尽全力，发动和领导了广宗一带的农民暴动。
广宗一带的农民暴动是从威、南（即威县东北部、南官东南部 地区）开始的。当时，威南尚未成立工委（十月间才正式成立中共 威南工作委员会）。这一地区的负责人是小崔同志（谢梨夫，南宫 城内人。抗战时期，任大青山的骑兵旅政委，1942年牺牲）,还有刘 兆桂、田青爽同志。
在南宫东南不远的地方有个王道寨镇，镇子里设有国民党民团 局，有团丁十多人。它的存在，对开展农民暴动是一个很大的威 胁。所以，中共直南特委决定，由我们与红军游击队一起首先把它 搞掉。
砸王道搴民团局，此乃威南暴动之首创，其成败与否事关大 局，因此，事先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于9月的一天，我和王光华、 于光汉还有游击队的王队长，来到地下党员李某的小屋，商量砸王 道寨民团局的行动计划。这间小屋在郭田庄村西的一个菜园里，孤 独一处，远离村子，又被四周的庄稼所遮掩，是个很好的掩蔽处所。 此处与王道寨相距不过七、八里，往北走三、四里便是五道口，那 更有一条伸向王道寨东南角的小路。王道寨被一座土城所围，城墙 外面的南、东、北三面环水，惟独城东南角有一豁口，还有一座/卜 桥架于水上。桥与豁口相接，成为进出王道寨的一条通途。据此， 我们确定：把通向王道寨那条小路的某一处作为集合点，王道寨的 东南角为进入口。我们确定在吃晚饭的时候动手。根据以往的经 验，这个时候，敌人一般防备不严。此时下手，可以出其不意，定 能克敌制胜。再说，天黑行动，便于隐没行踪，来去皆便。
临动手的前一天，正是王道寨集市。为了进一步搞清民团局的 虚实及其周围地形，我背着十来斤棉花，佯装赶集的，随着人流涌 入王道寨。经过一番察看，没有发现敌人有何异常举动，心里更加 有了底。回来后，我们研究决定，一切照原计划进行。
阳历9月，已届中秋。收获庄稼的人，推粮挑谷的人，往来于 阡陌之上。这纶我们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砸民团局那天下 午，我们参加行动的同志，在人们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从四处陆续 来到事先约定的集合地点。我带了四个人，其中有刘兆桂、田青爽。 红军游击队的王队长带了四个人，其中可能有朱三。我们十个人分成 两组：一组八个人，由王队长带着到民团局里去缴枪；另两个人， 在外面应付万一时近黄昏，暮霭开始降临。就在这时，王队长帯着七个人，从 东南角进入了王道寨。我怀着临战时所产生的那种激动的心情等候 在外面。“此次行动能否一举成功？万一……”陡然一声枪响，打断 了我的沉思。我知道，这枪声是行动胜利结束的信号。听到枪声以 后，我和留在外面的那个同志，转身向五道口匆匆走去。我们刚到 五道口，刘兆桂、田青爽两位同志便出现在我们面前。“情况怎么 样”?还没等他俩站定，我便急忙张口问道。他俩微微一笑说广一切 顺利！”
这次行动实在是太顺利了。我们的同志闯进民团局去的时候， 敌人正准备开饭，院子里乱哄哄的。突如其来，使敌人猝不及防。
“不许动!”王队长的大声吆喝，把敌人吓得个个目瞪口呆，乖乖地 被统统赶到一间屋子里去了。敌人似身陷囹圄，只好老老实实地交 枪，总共缴了十来支枪，还有若干银元。遗憾的是，民团队长的那 支枪却没有缴上。这人这天恰恰到南宫县办事没有回来。从那以 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人的踪影，不知逃窜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们的同志缴完了枪从民团局里出来，街上的店铺还没有关 门，熙来攘往的人很多。这时，有个同志对天打了一枪。街上的人 们听到枪响，慌忙四处躲避，趁这功夫，红军游击队从西门安然撤 出。刘兆桂、田青爽把红军游击队送上归程，便赶往五道口与我会 面。当我听完他俩那绘声绘色的讲述之后，我们抑制不住满心的喜 悦，不禁悄悄笑出声来'笑我们的战士机智勇敢，也笑敌人的愚蠢 怯懦。
砸民团局旗开得胜，人心为之一振。于是，我们一鼓作气，向 威县郭田庄地主刘芳泽又打出一拳。刘芳泽任国民党雪塔区区长（还 曾任过威县国民党农会主席〉,家有两处深宅大院，土地几百亩， 是个颇有权势的人物。搞他要比搞一般地主9影响自然大得多。煞 一煞他的威风，也更利于发动农民参加暴动。再说，刘芳泽的秘书 叫高绪之（抗日故争时第一任中共威县县委书记），是个地下党员， 通过他，我们对刘芳泽的来去行踪了如指掌，搞他一下是满有把握 的。
大约在9月底或10月初的一天，我按照事先的约定，从广宗县 北部的沙行子（即枣林，有几百亩大）里，把红军游击队领入大张 山村。这一次，红军游击队来了十六、七个人，带队的是大个子老 李（王光华），朱三同志也参加了。他们分住在李致样、李青永两 家。大张山离郭田庄只有四里地。等到傍晚，红军游击队在夜幕的 掩护下，迅速开进郭田庄，封锁了刘芳泽家的大门。然后，我和王 光华、朱三同志带领一部分战士闯进刘家大院。一进院，先把刘芳 泽的女婿抓住了。不知怎么搞的，王光华的枪走了火，打伤了刘芳 泽女婿的一支胳膊。刘芳泽的家眷听到枪响，惊恐万状。我们趁势 把他们统统赶进屋里，监视起来。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朱三同志带 颗几个战士爬上房顶，开始喊话，,大哥二嫂子，没饭吃的穷弟兄 们！团结起来，均粮吃大户！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打倒 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有力的呼喊声，划破寂静的夜空， 传向四方。群众听到朱三的喊话，纷纷涌进刘芳泽的后院，开仓分 粮。一些胆小的农民不敢进来，党员就用布袋装满粮食放在大街 上，然后让老百姓弄走。当晚，红军游击队又回到沙行子里丟了。
“红军真厉害，连刘芳泽的粮都分了！ ”消息迅速传开。农民昕 到这个消息，看到了新的希望，那被国民党已经弄得灰冷的人心， 又温暖起来，产生出斗争的热情和勇气。他们跃跃欲试，准备投身 于农民革命的激流中来。
这种形势是十分鼓舞人心的。然而，怎样尽快而又恰当地把广 大农民发动起来进行暴动呢？对此，我们感到经验不足。于是，郭 森同志建议我找刘子厚同志谈一下。农历8月25日的下午，我骑着 自行车到约定地点——溢阳河马家桥头找刘子厚同志。当我来到马 家桥头时，已是残阳夕照了。我见桥头上站着四、五个人，便知道 刘子厚同志已在等我了。我们见面，彼此寒喧了几句，便走进桥头 的小屋里吃晚饭。饭罢，我们又来到桥头。这时，已是满天星斗， 万籁俱寂。我们俩坐在桥垛上，在四面武装的护卫下，开始了谈 话，一直谈到天就要亮了才分手。
在这次谈话中，刘子厚同志首先简单扼要地向我讲了国内的形 势。他告诉我：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签订了《塘沽协定》， 华北危若累卵，很快会落到日本人手里。同时，他又告诉我：红军 主力经过长征,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准备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 争。然后，我们用了更多的时间讨论搞暴动的问题。刘子厚同志向 我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在涇西一带组织农民暴动的经验。他说：搞 暴动要首先把武装搞起来。有了武'装，农民就好发动起来。他给我 讲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鼓励我尽快把武装搞起来。当我 们谈到发展党的组织的时候，刘子厚同志说：只有把暴动搞起来， 僑武装斗争，党的组织才能发展。当我们谈到搞暴动的具依做法 时，刘子厚同志说：搞暴动主要是先发动农民均粮吃大户，夺取地 主、民团的枪支。行动之前，要把对方的情况摸准，然后再下手， 这样可靠，不容易出问题。
谈话完了，我满怀信心，急匆匆地回到广宗，与小黑李和红军 游击队的王光华、朱三等同志通力合作，着手组织更大范围的农民 暴动。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广大党员和农民很快发动起来了，暴 动由威南向广宗北部、巨鹿东部，威县西部等处迅速扩展。到1935 年底，暴动的浪潮席卷了中共广宗中心县委管辖的整个地区，参加 暴动的人有两、三万之众。这时，广大党员和农民，不仅积极参加 红军游击队的行动，有时几个村的党员还主动联合起来行动。因此， 行动日益频繁，由过去几天至十几天搞一次，发展到几乎天天搞， 甚而一天搞几次。那时，每天都有一些党员和农民找到我们来问： 今天晚上有行动吗？只要我们说声有，并且把行动地点告诉他们， 到时他们准会自动参加。有一回，王光华等同志竟带着两千多人， 浩浩荡荡地来到巨鹿县千家庄，把村上一家大地主的粮食分了， 仅从这一件事上便可以想见，处于高潮的农民暴动其势是何等雄壮 啊！
那时，在强大的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曾经横行无忌的地 主、国民党武装民团，变成了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回， 王光华同志带着红军游击队到一个地主家去缴枪。那地主见红军来 T,急忙带枪爬上房顶,准备抵抗。这时，王光华大喝一声/把枪 交出来”!这一声吼，把那个地主吓呆了，只好听命于我，灰溜溜地 从房上下来交了枪。还有一回，王光华带着红军游击队去掏大曹庄 民团局，被正在外面聊天的团丁发现了，团丁纷纷往局子里逃窜。 我们的战士果断行事，立即追进屋去，将为首的一个团丁当场击 毙，其他团丁见势不妙，都乖乖地交了枪。到了 1935年底，许多地主 见大势已去，纷纷主动找上门来交枪。这时，我们便由缴枪变为登 记收枪。不过，收枪肘，依然要做一个缴枪的假动作，以蒙蔽国民 党的领导机关，好让地主们搪塞过去。这些事实便足以说明农民暴 动的威力无比。
在农民暴动中，广宗一带的大小地主几乎被搞了一遍，连不可 一世的威县保安队长田泽南也被搞掉了。田泽南手下有二、三百武 装，自恃力强，觉得别人奈何不得，整天横行乡里。是他，逼得田 旭光同志（与田泽南同村）在冀南不能落脚，只得先后跑到邯郸、 出东省淄博搞工运3是他于1935年春，曾带着队伍到枣科村抓捕郭 森同志（未遂）。这样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实在叫人痛心疾首，必欲 除之而后快。在农民暴动中，我们掌握了武装之后，决定寻机铲除 这个心腹之害。一天，郭森同志得知：田泽南回家里来了。他立即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光华。当晚，王光华带领红军游击队闯进田泽 南的屋里。田泽南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准备反抗。有个红军战士 先发一枪，把他击毙了。红军游击队出村后，还贴出了锄奸布吿。
还应该提到的一件事是：党的宣传工作，对于教育和发动农民 参加暴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正当广宗一带农民暴动即将蓬勃兴起 的时候，中共直南特委的宣传机关迁到这里。负责宣传工作的王伯 华同志（解放后曾任保定地委书记），开始住在郭田庄田青爽同志家 里。过了一段时间，搬到大张山李青永家。后来，又转移到王道寨 鲍济生（外号叫飽大眼）同志家里。当时，国内形势正在发生着急 剧的变化，党中央的指示，红军的战斗情形，蒋介石的卖国行径， 田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都需要尽快地告诉广大党员和农民，用 以教育、组织和激励广大人民坚持斗争。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压在 王伯华同志身上，忙得他不可开交，整天又写又刻又印，然后还要 交给交通员到各处分发。我们见他实在忙不过来，就让鲍济生同志 去帮他刻腊版。在当时我党通讯事业极不爰达的情况下，有许多消 息是从王伯华印的传单上获悉的。那一张张的传单，曾使许多人觉 悟，给了许多人鼓舞和力量。它宣传的许多抗日道理，至今还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威南地区的形势恶化之后，王伯华、鲍济生 同志转移到巨鹿县里村。在那里，他们开了个修自行车兼卖糖果、 烟巻的小铺子，以此作掩护，继续坚持开展党的宣传工作。
农民暴动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经 历了无数次的迂回曲折。在我们搞了郭田庄地主刘芳泽之后，威县 伪县长梅华发大为惊恐。他亲自带着武装开始&巡防”。一天下午， 我到北马庄去。一进村，看见李林家胡同口站着一个巡警，李林家 门口也站着一个巡警。因此，我没有在北马庄停留，骑着车子到槐 窝去了。梅华发企图用巡防的办法吓唬人民，阻止暴动。岂不知， 他的这种作法并不能阻止革命激流的前进。在不断高涨的暴动浪潮 将敌人逼入被动挨打的境地时，他们采取了以守代攻的策略，各民 团局纷纷修筑工事，民团和地主龟缩起来，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由于敌人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我们掏了王道寨、大曹庄两个民团局 之后，对其它局子再也无从下手。到了 1935年冬，国民党商震的部 队调往河南，途经广宗一带时，趁机对沙行子进行了“扫荡”，当场 打死了威县刘家营村一个党员。商震一走，国民党宋哲元的军队接 着便开到这里。蒋介石电令他限期“剿灭赤祸”。于是，宋哲元在南 宫、尧山成立了两个剿共司令部，在经镇、团城、核桃园等大镇设 立据点，派兵驻守，并且修筑（北）平、（大）名公路，对我们实行 分割包围。与此同时，支持和唆使国民党地方武装向我反攻。宋哲 元到这里不久，就指使国民党南宫专员兼县长刘必达对南宫西部、 广宗北部的沙行子进行了一次大扫荡。当时，有许多人正在沙行子 里拣樹枝树叶，刘必达带领大批人马将沙行子包围起来，逐渐缩小 包围圈，最后圏住几百人。他把这些人统统带到南宫，逐~过堂审 问是不是共产党员。对可疑对象，实行吊打逼供。最后有十兀人因 被怀疑为“赤匪”而扣押，有几个同志病死在监狱里。孟北（中共广 宗北部区区委书记）的三弟也被抓了去，因为年岁小才被放出来 了。
在宋哲元的指使下，广宗县件只镇的一支地主武装（有三十多 人）、威县小辛镇民团局（二十多人）等许多地主武装和民团也都纷 纷钻出老巢，四处活动，侦缉共产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广宗一带 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农民暴动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但是，我们绝大多数同志，并没有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暴动依然在继续。
1936年1月（农历12月24日）的一天晚上，刘兆桂、田青爽和 王光华、朱三带领的红军游击队，从郭田庄刘玉印家出来，去砸南 宫县开河镇官盐店，进行分盐斗争。但是，他们没有直奔开河镇， 却首先来到宋家庄。为什么呢？宋家庄有个地主兼高利贷者宋老 宾。半月前，我们的红军游击队发动了很多群众，分了他的粮食和 财物。为这事儿，他的小老婆几天来四处査访，探询都是谁分了他 家的东西，企图抓到线索后上告国民党机关査办。如果她的企图得 逞，无疑我们的积极分子就会横遭逮捕和杀戮。于是便决定，在去 开河镇分盐斗争之前，先到宋家庄把宋老宾的小老婆锄掉。红军游 击队把宋老宾的小老婆从家里掏了出来，就地枪决了。随后，红军 游击队转战开河镇。砸盐店也没有遇到任何波折。老百姓把盐背走 以后，时间已经到了后半夜。原计划，砸了盐店之后，红军游击队 回到大张山村过夜，由李老红来接应。后来，他们考虑到，在一个 夜晚搞这样两次大的行动可能会惊动敌人，住大张山不安全。于 是，临时动议，王光华、朱三带着队伍回到广宗城北的行子窝去刘兆桂，田青爽，刘玉印三同志，则仍然回到郭田庄刘玉印家 过夜。这个临时变化，李老红未曾知道，他仍按事先约定，从大张 山向东过来，接应红军游击队。走了一程，李老红依稀看见前边有 一队黑影在晃动，并且听到有捌删的响声。他满以为是红军游击队 回来了，连忙拍巴掌联络。可是，对方传来的不是联络信号，而是 稀哩哗啦的卧倒声音.过了片刻突然有几人跃身而起,上前就把他抓 住了。对方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原来是国民党南宫专员兼县长刘必达 和宋哲元部队的保安队，是专来截击红军游击队的。敌人没有见到红 军游击队的影子,却与李老红遇上了。由于天黑，李老红未辨清对方 的模样，以为是一场误会，就把事情真相告诉了对方。敌人根据得 到的情报，立即赶往郭田庄，把村西刘玉印家的房子包围起来了。 屋子里的刘兆桂、田青爽、刘玉印听到外面有动静，虽然知道有了 情况，但情况不明，难以突围。就这样，敌我双方一直僵持到破 晓。天蒙蒙亮了，敌人从村里找来保长替他们叫门。听到叫门声， 刘兆桂等打算假装不知出了什么事，蒙骗敌人，逃出虎口，便从容 地走出屋来开门，不料，大门一开，敌人蜂拥而入，饿狼似地扑到 刘兆桂、田青爽，刘玉印面前，七手八脚地就把他们三人捆了起 来。接着，敌人又在村里搜捕参加抢盐斗争的党员和群众。党员刘 平东逃走了，红军赵为善被抓住。凶残的敌人，当场用锄刀锄下刘 兆桂，刘玉印二同志的头，分装在两个篮子里。尔后，敌人又抄了 刘平东、刘玉印、赵为善三人的家。敌人作恶之后，便从村里派了 几辆大车，拉着两颗人头和抄的财物扬长而去。回到南宫县，他们 把两颗人头挂在旗杆上示众达半月之久。田青爽，赵为善被投入监 狱，后经多方营救无效，牺牲在狱中了。
刘兆桂等四同志，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虽死犹 荣。而杀害他们的刽子手刘必达，终于逃不脱可耻的下场。1950 年，我南宫县公安局,从陕西省潼关把刘必达抓捕归案。嗣后，在南 宫县召开了几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刘兆桂的遗孀在大会上控诉了 刘必达的血腥罪行。大会结束之后，把刘必达就地枪决了。
郭田庄事件发生以后，敌人洋洋得意，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起 来.他们到处窜扰，搜捕共产党员，企图趁机将共产党一网打尽。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党员和积极分子不得不离开家乡，暂时隐蔽起 来。因此，在威南地区，再象先前那样开展大规模的斗争已成为不 可能。当然，敌人企图通过郭田庄事件，就此把农民暴动彻底压下 去，也不可能。但是，斗争该怎样继续？暴动该如何发展？这个尖 锐的问题突现在我们面前。在郭田庄事件未发生之前，我曾到威丘 （威县东部、丘县北部）一带去过一趟。那里党组织虽有不小的发 展，但还没有过什么大的举动，尚未引起敌人的重视。因此，我觉 得把斗争转向威丘一带较为适宜。为此，我在马庄村北招兴店里召 集了一次会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范开武 （威丘一带的负责人）、吴西华〈中共西部区委书记，后叛变）、 朱三（红军游击队队长）、李林（广宗县第七连的排长），党员韩 学范、苏卜光也参加了。在会上，我听了范开武同志关于威丘一带 情况的汇报之后，提出在威丘搞暴动的意见。到会同志都表示同意 我的意见。这时，我们又进一步商定：（一）在威丘一带积极发展 布袋队（即参加均粮吃大户的群众）和党员。（二）把红军游击队 拉到威丘一带活动。会后，韩学范通知西柳町党员马英才，让他到 马庄招兴店和苏卜光家，把红军游击队领到这边来。红军游击队过 来以后，分别住在韩学范和马英才家。其后，红军游击队在队长朱 三同志的率领下，在夏庄、亭上，柳团、红桃园等处搞了均粮吃大 户的斗争，砸了陈固村3月3日庙会礼行（洋布、首饰、洋货行 业）。
红军游击队在威丘一带的活动，立即又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了 过来，威丘一带的局势开始日见紧张。为了避免革命遭受损失，中 共威丘县委决定：把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这样目标小，便于活动。 同时，还准备选择一个合适的村子开个商店，作为党的秘密联络地 点。把游击队化整为零，这一条我们做到了。开商店的打算，由于 小黑李同志被捕而落了空。
小黑李同志是怎样被捕的呢？大约是1936年4月下旬，我们决 定在广宗县的南苏村开会，研究下一步斗争计划。小黑李同志从红 庙村出来去南苏村开会，一出村就碰上了敌人。他被捕了，后来牺 牲在广宗。我们准备用来开商店的三、四百块钱都带在小黑李身 上，由于他被捕，没有了经费，商店未能开成。
小黑李同志被捕之后，紧接着发生了威县第四营事件.朱三、 范开武等同志也被捕了。
那是1936年4月的一天，田旭光（威县元寺村人，最早的中共 威县县委负责人之一。1933年，他离开威县先后到邯郸和山东淄博 搞工运，于1936年4月中旬回到威丘。）、范开武、朱三、李志祥 等同志，在威县第四营刘尚修（党员）的小店里开会。散会的时候 天将黑了，范开武，朱三两同志准备在小店里过夜。田旭光同志对 他们说「党的纪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不能住店，在店里过夜不安 全”。他俩觉得事情不会有那么凑巧，对田旭光同志的劝告不以为 然。田旭光、李志祥离开小店，到别处去了。就在这天晚上，叛谁 李庆德跑到威县向敌人告了密。第二天（即农历3月19日）破晓， 威县伪县长梅华发带着七十多人向第四营扑来，把孙尚修的小店包 围了*范开武同志当场被捕。朱三身大力猛，与敌人展开激烈格斗， 冲出重围向东南方向跑去。但是，在他跑出村二里远的地方，又被 追上来的敌人抓住了。同时被捕的还有第四营的地下党员司舒中和 李华北等同志。在押往威县的路上，朱三同志对敌人骂不绝口。一 进威县南城门，他就高声喊"乡亲们，见过红军吗？我就是红军！ 见过共产党吗？我就是共产党1我阴朱三，带着红军游击队，打土 豪，均大户……"他边喊边走，走到十字街头时，索性停下来向围 观群众说，共产党来了铲除剥削，穷人就能翻身作主。梅华发是汉 奸、贪官污吏，搜刮民财，吃喝玩乐。卖国贼蒋介石不打日本，丢 了东三省，使人民当了亡国奴。共产党是为穷人办事的……”一直 到他被关进监所，还在说个不停。
伪县长梅华发逮捕了朱三，以为经过严刑拷打，便可以从他口 中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一切，进而将革命力量一网打尽，向主子请 赏。但是，梅华发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多次的严刑拷打，丝毫没有 动摇朱三同志的革命意志，过堂审问，得到的却是朱三同志对真理 与正义的慷慨陈词，对敌人的斥责与痛骂。朱三同志在审讯室里与 梅华发斗争的大致情况是：
梅问，你的领导人是谁？
朱答：是毛主席！
梅问，你领导的党员都是谁？
朱答：是被压迫、被剥削、愿求解放的全国人民。
梅问：具体人员都是谁？
朱答：全国愿求解放的人都是。
梅问，我可不是。
朱说：你是反革命，你不配［
梅说：你不说实活，我杀你的头。
朱说：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你杀了我的头，变不了我的 心，什么都不能向你贪官污吏的臭东西们说。
梅华发面对这样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感到黔 驴技穷，再也无法对付。于是，把朱三、范开武同志押到威县西关 财神庙西边杀害了。朱三同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一岁。
朱三、范开武同志为革命光荣牺牲了，人们深切地怀念他们。 他们的高尚品德，令人钦佩和称颂。解放后，曾与他们战斗在一起 的许多同志和当地群众，纷纷要求于威县烈士陵园建立朱三、范开 武同志之墓，以志永远的悼念，并用以教育和激励后人。1963年下 半年，中共威县县委决定，由韩学范同志专门负责做这项工作，于 1965年7月25日，在威县西关外财神庙附近找到了朱三、范开武二 烈士的遗骨。遂于28日移灵于威县烈士陵园，并召开了追悼大会。
威县第四营事件，不仅威震一时的红军游击队长朱三同志被 捕，嗣后，又有许多党员被捕，使党的组织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于 是，党由半公开或公开活动转入了地下活动，革命的烈火仍在敌人 的脚下燃烧。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股烈火冲破地层，与全国 的抗日烽火连成了一片。
二、党组织的发展与被破坏
1935年8月，我回到威南一带时，那里仅有几个党支部和七， 八个党的个别关系。10月间，在党组织大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中 共威南工作委员会。以后，又相继成立了广宗北部、巨鹿东部、威 县西部三个区委和中共威丘工作委员会。到1936年初，广宗一带已 先后建立了一百一、二十个党支部，有党员七，八百人。庞村、野 村、张魏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红村气在那里，党的工作由地下转 到地上，完全公开化了。举例说：1935年底，我带着一个同志去董 三立村缴枪，那个同志不慎使枪走了火，打伤了我的腿。我住在庞 村孟北同志家养伤时，村上的许多人都来看我，他们还用大车从外 村请来医生给我治伤。半个月后，我腿伤愈后回广宗时，顺便到张 魏，只见该村妇女仁一群俩一伙地凑到一起，正给红军游击队的战 士们赶制皮袄。从这两件事便可以想见，在农民暴动的高潮时期， 广宗一带的党的工作兴旺发达的景象。
广宗一带的党组织，在农民暴动期间发展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中共威南工作委员会
在1935年6月以前，威南地区只有郭田庄、陈贤塔，大张山，北辛庄等几个党支部。此外，在邹固、七章华、亭上、张家庄、赵 庄等村，发展了党的关系。到同年8月，我返回威南时，邹固、张 家庄业已建立了党支部。我回到威南不久，小崔同志（谢梨夫，南宫 人，抗战开始后到大青山区任骑兵旅政委，1942年牺牲）也来到广 宗,并且从南宫带过来几个党的关系。10月间，中共威南工作委员会 成立，下有十来个党支部和一些个别关系，工委书记由小崔担任。
中共广宗北部区委
这一个区是由我和孟北（庞村人）、董立集村卖杂货的刘同志等 发展起来的。在1935年以前，庞村就已经建立了党支部。在农民暴 | 动中，董立集，野村、张魏、六湾头，南苏、北苏、王屯、七后舍等村庄相继建立了党支部。1935年10月间，中共广宗北部区委成立, 下有三十多个党支部，区委书记是孟北同志。
中共巨鹿东部区委
这个区主要是由程玉林和红庙村一个姓张的小学教员等同志发 展起来的。红庙村党支部是这里最早的支部之一。在农民暴动中， 党的关系从红庙逐渐向西、向南发展。大约于1935年10月底或11月 初，中共巨鹿东部区委成立，下有四十来个党支部，区委书记是由 红庙村姓张的小学教员担任，后由一个姓王的同志继任。
中共威县西部区委
这一个区的党组织，主要是由于二黑，吴西华、吴宪文等人组 织的。他们均系槐窝村人。在1935年以前，槐窝村便建立了党支部。 在农民暴动中，党的组织从槐窝村迅速向南发展到马庄、杜庄、杨 庄，曹楼、军寨、前后花町、大小赵庄、邵梁庄等村庄。大约于 1935年11月初，中共威县西部区委成立，下有二十来个党支部，区 委书记是昊西华。
中共威丘工作委员会
这一个区的党组织主要是由李华北、司书中、范开武等同志发展 起来的。这个区下有十几个党支部，区委的工作先由李华北同志负 责，后来由范开武同志担任了工委书记。
威丘一带党组织的发展和工委的成立，都较上述几区要晚得 多。到1936年初，由于郭田庄事件的发生，使威南、广宗、巨鹿、 威县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迫使农民暴动和党的发展都进入了低 潮。这时，我们依据当时的客观情况，决定把县委工作的重点转到 成丘方面来，遂使这一地区的党组织获得了较快、较大的发展。
记得就在我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前后，我在范开武同志的引导 下，在威丘转了一圈，同他发展的党员见面、谈话。（那时发展党员 不履行什么手续，只是尽量让党的负责人同被发展的对象见见面、 谈谈话。）我们第十站来到贺钊镇。范开武同志在这村发展了三个党 员a 一个是教员，一个是农民，还有一个是叫李本三的学生。当 时，范开武把那个农民党员和学生党员叫到镇上一个饭铺里，我与 他俩见了面，谈了话。然后我们来到沙明营，与那村的三个党员 （两个是农民，另一个是破落地主子弟）见了面，并且我们当即在 这村又发展了几个党员。再其后，就是徐固寨。这村有个党员叫史 云龙，是参加过红帮的头目，当晚，我们住在史云龙家里。史云龙 对我说：“大高庙有个刘都（红帮总头），小高庙还有个赵师傅，我 们彼此比较了解，可以通过我把他们发展过来。”范开武同志也对我 说:“我在临清还发展了一个红帮头目入党，叫李井龙，与史云龙等 一共是五龙”。他并劝我到临清李井龙处去看看。由于我还要急着赶 到南苏开会，故未能到大高庙、临清走一走，只是在我回南苏时，
顺路到小高庙赵师傅家看了看。那天晚上，我就住在了赵师傅家 里。晚上，赵师傅点香磕头，还指着正点燃的香火对我说她你看， 我这香头有多亮!”我抬头看了一眼，淡然一笑，没有作声。我心 想：此人迷信思想如此浓厚，现在发展他入党，恐怕不妥。因此， 那天晚上我没有与赵谈论什么，第二天便离开了。
我与范开武同志离开徐固寨，又依次到了红桃园，同孟光德同 志见了面，在西大城见到了丘中国，在第四营见到了司书中、刘尚 修，并与他们发展的两个学生党员见了面，谈了话。最后到了王王 穆村，见到了李华北同志，结束了此次威丘之行，后来，我自己又 大致循着这条路线跑过两趟。
威丘一带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为成立中共威丘工作委员会创造 了条件。于1936年4月间，我在威县东北部的沙明营主持召开了一 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范开武、田旭光、李志祥（他是大张 山村人，因威南局势吃紧，无法开展活动，便转到威丘来活动），可 能还有朱三同志，因为那时红军游击队已经开到威丘一带。在这次 会议上，研究成立了中共威丘工作委员会，由范开武、田旭光、李 志祥三位同志负责。当时，田旭光同志刚从外地回来，对当地的情 况还不太熟悉，我打算待他熟悉一段情况之后，就由他当工委书 记。但是，中共威丘工委成立不久，接着就发生了第四营事件，使 刚刚发展起来的党组织和刚刚成立的威丘工委遭到了严重破坏。
以上所述，仅仅是中共广宗县委所辖各区、工委组织发展的大 略情况。其实，它的发展曾经历了一个极其艰苦、极其复杂的过 程。
首先,广宗一带党组织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极其艰苦的过程。早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种子便随着革命的春风传播到这 里，并且开始在冀南大地上生根发芽。但是，由于那时共产党还处 于幼年时期，在群众中的影响远不及国民党，所以多数人还是加入 国民党。此时，共产党虽然也在发展之中，但在冀南一带的发展还 是很缓慢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结 束了国，共两党并存发展的局面，共产覚被迫转入地下。在这种形 势下，广宗、巨鹿、威县等党的领导机关相继成立了秘密读书会， 用以联络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我对广宗、巨鹿等县的 情况不清楚，但对威县的情况比较熟悉。威县读书会于1930年成 立，由潘普之同志负责。（潘是威县最早的党员之一，曾先后负责过 威县、冀南一带党的工作。1935年他脱党了，跑到开封开了个书 店，后来又回到乡间教书如负责威县读书会的还有田旭光同志。我 的家在威县郭田庄，所以我参加了威县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人， 经常集合到一起，学习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学习鲁迅著作和《大众生活》、《红军战报》等书 刊。通过举办读书会，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我于1931年，经田 旭光同志介绍入党。入了党的同志，又通过各种关系发展党的组 织。当时广宗.丘县，南宫、巨鹿等县党组织发展的情况，，大致也 是如此。就这样，党的组织在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凄风苦雨中顽强 地发展着，为党在后来的农民暴动中的迅速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应该说，不论是农民暴动的兴起，还是在此间党组织的发展，都是 经过冀南一带的老党员长期艰苦努力的结果。
其次，广宗一带党组织发展的过程,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 那时，党在冀南一带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处于秘密活动时期，许 多群众还不了解她。同时，由于国民党实行残酷的反共、剿共政 策，使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加入共产党是要豁出命来的。所以， 那时候发展党员，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同学、熟人等关系，这 样做才较为安全。在我入党后，直到1935年6月脱产工作之前这一 时间内，我首先发展了本村的刘兆桂，田青爽。以后，我们在村里 又分头发展了一些党员，成立了郭田庄党支部。与此同时，我还发 展了北辛庄村一个姓臧的同志Q刘兆桂同志发展了大张山村的李志 祥同志（第四营事件后被捕牺牲）。那时，组织上委派我负责威南一 带的工作。我便陆续与陈贤塔村的党员李同年.亭上村的党员王一 夫、七章华的党员宋玉宣、王王穆的党员李华北、第四营的党员司 书中、槐窝村的党员吴宪文等许多村的党员接上了头，并督促协助 他们发展组织。有一次，我到亭上村去找王一夫同志，询问发展情 况。他告诉我已经发展了两个党员，我和他俩见了面,这就是米英士 和米光同志。还有~次，我到王王穆村去找李华北同志，问了他发 展党员情况。不久〉王王穆村便成立了党支部。据我所知，槐窝村 的党员吴宪文同志，在同学中也发展了不少关系，邵梁庄的党支部 书记张玉森同志就是他发展的。吴宪文在威县城南的黑刘村有个亲 戚，他通过这个关系，开辟了黑刘村的工作。赵湾头村有个党员叫赵 同华，是个说大鼓书的，这个同志利用说书的机会，也发展了不少 关系。还有：董三立村有个党员姓刘，以卖杂货为生。他借做小买 卖之便，整天走东串西，联络了不少人，陆续发展了一批覚员。我 回到广宗工作以后，还发展了野村一个妇女。她入党以后，工作很 积极，开辟了野村后街的党组织工作。广宗一带的党组织，就是这 样蝉联发展起来的。当时为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未在此提及姓 名的同志，可能是不少的。
以绞杀革命为职业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 恨得咬牙切齿，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他们采取种种手段，搜捕 共产党人。1935年初，陈贤塔村的李同年等三名党员被捕。以后， 类似事件时有发生。特别是郭田庄事件、第四营事件的发生，使党 的组织遭到了摧残。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又悬赏捉拿王拐子（当时 我的化名叫王志君，大家都叫我大老王。我的腿负伤以后，有点拐， 于是又都叫我王拐子）。他们为了捉到我，见拐子就捉，一连捉了几 个，也没有捉到我这个真正的拐子。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敌人为了 实现灭共企图，竟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发生了第四营事件，我又马上想到：其他村的党员愿么样呢？ 我奋力蹬车到徐固寨史云龙家。一进门，史云龙的大哥带着惊恐的 神情告诉我说、昨天，梅华发的人来抓云龙，云龙跑掉了；错把我 的弟弟抓去了。”我说广云龙没有落入敌掌就好，你弟弟不是党员， 抓了去也会放回来的C请你转告云龙，让他赶紧躲避起来他问我/你想见见云龙吗?”我说:“暂时不见了，现在情况紧急，我还要 马上到别村去看看，说完，我便离开徐固寨来到沙明营。这个村有 光棍弟兄俩，弟弟是党员。昨天梅华发派人来抓，结果也抓错了， 弟弟逃走，哥哥被抓。我从沙明营又来到郭家村，在这里没有找到 关系，情况无从弄明，但又不宜逗留过久，我只好又来到红桃园孟 广德家，他母亲告诉我，昨天，广德叫人抓走了。我安慰了老人几 句，便匆匆离去了。当我来到西大城村丘中国家的时候，已经到了 掌灯时分。我见丘中国安然无恙地呆在家里，这才放心了。丘中国 见我此时到来，又见我满身大汗，满脸尘土，疲惫不堪，便疑惑不 解地问:“老王，你怎么啦？怎么这时才来?”我悄声对他说"不好 了，第四营出事了，有些村的党员被捕了气丘中国一听，脸上立即 露出惊诧的神色。这时，他的老婆从外边走进来，看见我俩的神色 不对,估计十有八九出了问题，便问/你们叽咕什么？是不是出了 事?”《没事”!丘中国支应了一句，说、你快去做饭吧!”这时我才意 识到，我几乎整整一天滴水未进了，肚子里空空如也。吃完晚饭， 我和丘中国爬上房顶，准备在这里过夜，并且做好了一切应急准 备。我俩躲在房上，又悄声继续交谈起来，从当前的局势谈到今后 的打算。我对他说：当前形势如此严重，我们都处在难以想象的危 险之中。明天，你抓紧时间通知其他党员，要他们赶紧躲避起来。
你也不要留在家里，也到外面躲一躲/他说:“南官有个棉花生产合 作社，我可以到那里去。”沉默了片刻他又说她象你这个身份，比我 们危险性更大，就地躲避怕是不行，最好还是暂离此地。”到了后半 夜，丘中国徐徐入睡了，而我尽管十分疲劳，却辗转反侧，难以成眠。夜风夹着凉气向我袭来，使我不由地打起寒战，心潮翻滚，思 绪万千，农民暴动失败了，党组织又面临着毁于一旦的危险，怎么 办？究竟应该怎么办？我呆呆地仰望着天空，望着闪烁的繁星出 神。我想到：一些同志为革命倒下了，这是令人惋惜的。但是，革 命决不会因此而止息。幸免遇难的同志，当此之际，不应当有丝毫 的犹豫傍徨，而应该振作起来，坚持斗争下去，将革命继续推向前 进。想到这里，我的心胸豁然开朗，勇气与信心油然而生。我暗自 下定决心：暂时离开这里，另辟途径，发动组织新的力量，展开新 的斗争。
黎明，我和丘中国同志分手，各自开始了新的战斗。他到各村 通知尚未被捕的党员赶紧躲藏起来。解放后，韩学范告诉我，他就 是于早饭前接到丘中国的通知当即离开家躲藏起来的。他前脚走， 梅华发的人后脚就到了，结果扑了空。
第四营事件发生的如此突然，原来是叛徒李庆德（第四营人）, 向梅华发告密的结果。郭田庄事件发生以后，斗争形势日趋恶化，'每个共产党员随时都有被敌人逮捕和杀害的可能。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革命的强者镇定自若，坚持斗争，表现了无私无畏、视死 如归的英雄本色。然而弱者却被吓得丧魂落魄。他们为了苟安，为 了保全性命，不惜出卖党的利益、原则和同志。这就是弱者的人生 哲学！这就是叛徒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李庆德叛变前后，于二黑、 吴西华等也叛变了。于二黑为了向敌人献媚，居然将其年仅十三岁 的女儿奉送给宋哲元的一个军官当了小老婆。吴西华叛变革命之 后，又堕落为土匪。早在1935年底，吴西华借我养伤不在之机，曾 经假借抗日名义大搞募捐，用来吃喝玩乐。我回来闻听此事，立即 派小黑李同志把他募捐的钱统统没收了，并且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一个革命不纯正的人，一旦染上了恶习，是很难改掉的。
第四营事件以后，吴西华跑到石家庄，索性参加了土匪。&七七。事 变以后，他又窜回广宗，重演故伎，妄想发国难财，真是万恶之 极！时间不长，于二黑、吴西华被我八路军抓住枪毙了。李庆德仓 皇逃遁，跑到广东，隐名埋姓，在一家工厂当了工人。1971年，终 于被清査了出来，遣回威县，后来死在监狱里。
第四营事件发生以后，敌人的反动气焰甚是嚣张。在宋哲元的 支持与指使下，威县、丘县，广宗等县的国民党保安队，扯起反革 命的网进行“清乡”，遂使赵湾头支部书记赵同华、邵梁庄支书张玉 森、张魏支书（记不清姓名了）等一些党员又遭到逮捕和杀害。赵 同华同志在临刑前，大义凛然，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的罪恶行 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崇高情操。
叛徒的出卖，敌人的“清乡”，使得大批党员和积极分子再也难 以立足。于是，纷纷离开广宗，到天津、北京、石家庄等地开展活 动（参加白军或其他职业作掩护，在其间开展工作）。先后到这些 地方的不下千余人。
那天清早，我从丘中国家里出来，到安仁村找王东宁同志，把 发生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听了以后心情十分沉痛，他拿出十元钱塞 在我的手里，让我作为盘费。从此，我便离开了眷恋的故土，离开 了长期生活、战斗的地方，踏上了去往天津的行程。
在天津，我借宿在表弟王志华租的一间屋子里。有一天，我从 天津东马路图书馆出来，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回 头一看是李华生同志，真是又惊又喜。他领我到他的住处呆了一 会。我向他讲述了广宗一带遭到破坏的情况，说了我下一步的一些 打算。我说：“北京有我村一个党员（刘振伍），我想去找他，把 躲到那里去的党员联络起来”。“可以”！李华生同志看了看我接着 说：“到了北京别往阔地方跑，多往天桥这样劳苦大众多的地方去 看看”。我点了点头。他又说：“你还准备回广宗，那里还有我们许 多人，回去重新打开局面！ ”我说：“我是这样打算的！ ”六月间， 我到北京住在西山果园一个远门亲戚家里。在北京，我在街上果然 碰到了我村的刘振伍，他跑出来在一家染坊里当了学徒。我碰见他 的时候，他正在街上揽活。后来还碰到了和我去王道寨缴枪的那个 姓李的同志，他当了三轮车工人。
天津、北京对我来说是人地两生，又没有与到这里的其他党员 接上关系，所以无从开展活动，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多少作为了。但 是，在京、津这段时间并没有白过，有两件事深深触动了我的心 灵，鞭策着我在艰苦曲折的斗争道路上走下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一件是天津爱国学生举行“5・29”抗日大游行。我不知道游行队伍 是从何时何地出发的。当我从东马路跟随队伍游行的时候，早已经 看不见队伍的首尾了，而且队伍还在急剧扩大。游行队伍所过之 处，交通断绝，人潮似海。参加游行队伍的人们振臂高呼“打倒日 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等口号。这愤怒的口号声此伏彼起， 惊天动地。当时，在津的日本人如临大敌，在东马路、南马路等处 架起枪炮。但是，他们的枪炮并不能阻止游行队伍，队伍依然逶迤 前进！另一件是，日本人的坦克在北京横冲直闯，耀武扬威。6月 24日这天，我听说日本人的坦克开到了前门大街，急忙跑去想看个 究竟。当我跑到前门时，坦克已经开走了，而纷乱的形似索链的 履带辙印还依然深深印在中国的前门大街上。看到此情此景，我的 心象是被无数条索链紧锁着，极度沉重。从在场的那些中国人紧皱 的眉头，阴郁的面孔，可以看出，他们的心情和我完全一样。人们 向坦克履带辙印纷纷投以鄙视与仇恨的目光。这浩浩荡荡的游行队 伍，这气吞山河的愤怒呐喊，这鄙视与仇恨的目光，使我深切感 到：真正的中国人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总有一天，这呐喊，这仇 恨会化成熊熊烈火，将日本侵略者和卖国贼蒋介石焚烧尽。摆在我 们面前这正反两方面的现实，使我激动、奋发，再也不能在北京蹉 陇时光了，要投入新的战斗中去。
1936年7月初，我乘火车从北京到石家庄来。透过车窗，看着 那金黄的小麦和葱绿的玉米、高粱，心胸顿时开朗。“啊！我终于 又回来了！ ”想到这里，我开始在心里筹划着怎样尽快与先期到达 石家庄的郭森等同志取得联系……
郭森同志在石家庄我是知道的。1936年1月，郭田庄事件发生 后，广宗一带的形势越来越险恶。在这种形势下，中共直南特委开 始着手做隐蔽退却的工作。为此，郭森同志特意到石家庄来过一 趟，做了，些安置。他回去后对我说：“我们在石家庄开个铺,将来 作为党的领导机关，暂时到那里去活动。”到2月底，中共河北省 委指示直南特委：“冀南在敌人强大兵力进攻面前怎么办（一） 暂时退守，秘密保存力量。但在分粮斗争中，许多同志已经公开， 恐不能达到保存力量的目的。（二）集聚力量突破敌人的进攻，但又恐怕武装力量不能胜任。（三）将最好的力量集中到游击队去，避 开敌人主力，消灭较小敌人，突破重围，到直、鲁、豫、晋边这一 广大区域中去活动。”省委还特别强调指出：“直南原先没有将领导 武装斗争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人少，分散，没有游击战争的经 验，应特别注意克服农民的保守观念，不肯离开本乡，死守原来村 庄，这是冀南工作中的重大弱点。”根据省委的指示，直南特委开 始隐蔽退却。在2月底或3月初，我给郭森同志找了两个陪同人
员，一个是男的（党员，商人）,一个是吴宪文的老婆（小学教 员）°让她佯装与郭森是夫妻，郭当老板，她当老板娘。我们给了 . 郭森同志一笔钱，他们三人便到了石家庄。
我这次到石家庄能不能顺利地找到他们呢？我怀着这样的悬念 走下火车。马上找到他们当然不可能，我下车后便住在一家小店 里。第二天，我在街上碰到了常中芳同志（党员、广宗人）。他把 我领到赵老波开的棉毛工厂里住下。这个所谓工厂在大兴纱厂东南 角的一个小村里。常中芳告诉我，这是郭森同志设立的一个秘密联 络点，他是交通员。从他嘴里我知道：张霖之同志也在石家庄，为 冀中特委书记,郭森同志为冀中特委组织部长；李林、苏伯光等同 志都在石家庄的白军里当兵。通过常中芳，我很快与郭森同志取得 了联系。我记得有一天我从藁城回来（在藁城见到了红庙的那个小 学教员），见到了郭森同志给我的一个纸条，其大意是：敌人还未 撤走，广宗仍然紧张，还不能回去。但他没有把他的住址吿诉我， 使我在石家庄终未与他晤面。我于8月，到石家庄白军一一九师 ,（张学良的部队）当了兵。在当兵期间，常中芳同志曾与我接过 三、四次头，转达郭森同志的指示，报告广宗的情况。最后一次 是：常中芳把一个纸条塞在我手里，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我偷偷 打开纸条一看，是郭森同志约我在X地点见面。当时我无法脱身， 过了两天才开小差跑出来，这时他已经走了。当时，敌人的军队仍 未撤离广宗，并且也没有准备撤离的征兆。这个意外的情况，打破 了我原来要回广宗的计划，于是，我便离开石家庄到浙江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到了 1936年下半年，直南特委根据北方局和省 委的指示，开始大力整顿和恢复党组织的工作。西安事变后，南 宫、威县、巨鹿等县相继成立了整顿委员会。抗战爆发后，广宗一 带党组织很快发展起来。
三、华北抗日讨蒋救国军广宗第七连
1936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五）的夜晚，在冀南大地上，骤 然火光闪射，硝烟弥漫，撼天动地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到处洋溢着 节日般的欢乐气氛。许多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虽然已经提前知道 了今天晚上将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听到鞭炮声，也和天真活 泼的孩子们一样，不由自主地走出家门。“喂！华北抗日讨蒋救国 军成立了！”“听说村里还贴了大布告！走，咱们看看去！ ”满脸堆 笑的人们，一边传递着这振奋人心的喜讯，一边互相催促着快步向 贴布告的地方走去……。
就这样，在清脆的鞭炮声和人们的欢笑声中，中国人民华北抗 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宣告成立了！师长是刘文忠（即刘子 厚），副师长是张杰（即王光华）。
此时，我党在冀南一带的力量虽然已经很强大了，但是敌我力 量对比还是相当悬殊的。宋哲元的军队和地主民团武装不断对我进 行扫荡和围剿，党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反革命威胁。从当时的全局着 眼，借公开庆祝大造一下声势是很有必要的。1931年事变 以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不抵抗政策，而 竭尽全力对共产党实行军事围剿。这就大大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野心，继侵占了东北三省之后，枪口朝南，长驱直入，企 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州国”。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亡国灭种的 惨祸迫在眉睫。为了挽救危局，于1936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 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儿但是，蒋介 石和国民党政府，对我党的正义呼声.置若罔闻，继续坚持反共卖国政策，遂使日本侵略者于11月25日，嗾使国民党汉奸殷汝耕在河 北东部二十二县成立了傀儡政府——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一事件 称“冀东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凶恶行径激起了人民的极大 愤慨；12月9日，北京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 ，大的抗日示威游行。我见到《八一宣言》，大概是在1935年12月，我 养好伤回到广宗之后，对发生的“冀东事变”和12.9”运动，尚且不 知。不过我想，中共直南特委对这种形势是完全清楚的。当此之 时，为了揭露蒋介石这个卖国贼的真面目，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罪行，教育和动员全国人民团结抗日，召开庆祝华北抗日讨蒋救国军的成立就很必要了。
华北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共有七个连，广宗被编为 第七连。广宗七连包括三个排和一个手枪队，总汁百十来人，有大 枪八十多支，短枪十五支。在巨鹿东部活动的那个排为一排，排长 陈富善（巨鹿林家庄人，后牺牲在广宗）3在广宗北部活动的那个排 为二排，排长史成方（后叛变革命）;在威县西部活动的那个排为三 排，排长李林（抗日时期任团长，在德石路战斗中牺牲）。朱三为七 连连长兼手枪队长，我兼任七连指导员。
广宗第七连的手枪队，原来在溢阳河以西活动，她何时组成我 不清楚。一、二、三排，是在农民暴动中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 的，并且在华北抗日讨蒋救国军成立之前，已经各具雏型。
广宗一带开始暴动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武装就是红军游击队。
后来，红军游击队把每一次缴来的枪枝，都交给一些党员保藏和使用。此外，也有一些地富家庭出身的党员把自家的枪拿出来。李林同志就曾从家偷出两支枪。就这样，通过自己武装自己的办法，到 1936年初，我们手里有了八十多支枪°
这个连队性质好似现在的民兵，不脱产，有活动就集合起来，没有活动便各做其事。所不同的是，队员的身份是隐蔽的，连自己 家里人也不让知道。在第七连正式成立以前，这批武装没有自己单独 活动过，主要是配合红军游击队行动。第七连正式成立以后，独立活动也很少。我只知道，三排长李林曾带着几个人，去缴了一次地主 的枪。不久，我们接到上级通知，为了团结各阶级，各阶层人士 1 道抗日，不要再搞均粮吃大户。从那以后，三排再没搞什么活动。 其它两排，我想也和三排差不多。
华北抗目讨蒋救国军成立以后，环境日趋恶化。为了保存革侖 实力，我和朱三同志商量，打算把七连拉到太行山，与东渡的红军 部队汇合。大约在1936年3、4月间，我和朱三同志穿过邢台那 段铁道，一直往西走到太行山脚下。我和朱三找到了一个关系（是 朱三的关系），详细地询问了那里的情况以后，我们觉得。地皮硬” （指反动势力很强），不宜开展活动。这肘，我们又听说，红军与阎 锡山达成了抗日协议，红军已撤离山西。所以，我们也就改变了将 七连拉进太行山的打算。
太行山不能去，坚持在当地活动太危险，怎么办呢？为这事， 李林那个排，在威县西部的沙行子里开过一次全体会。那时，我们 在沙行子里挖了地窖子，用来作为秘密集会与活动的地点。开会的 那天晩上，地睿子里的人挤得满满的。我数了数有三十多人。每人 怀里抱着一颗大枪，成风凛凛，看了真叫人长精神、壮胆量。在会 上，我和李林都讲了话，要大家注意隐蔽活动，加强团结，守纪 律，听指挥。这次会议不久，手枪队（即原来的红军游击队）调到 威丘一带活动。这三个排的队员便都插枪隐蔽起来了。
广宗七连这个组织形式，表面上虽然不复存在了，但是他的绝 大多数战士仍在。他们经过从暴动开始到抗战爆发之前这段艰苦环 境的砥砺磨炼，变得愈加坚强。同时，经过一段时间的隐蔽，使他 们得以养精蓄锐，浑身憋足了劲头。抗日战争一爆发，他们组成抗 日武装，在冀南这块土地上，纵横驰骋，与敌人展开了火与血的战 斗。到1938年，他们组织和带领广大群众相继拆毁了威县、南宫， 广宗等县的城墙，使初到这里的日本侵略者，一时没有藏身之地。 1939年，我辗转又回到威县，作民兵工作。这时，冀南区党委书记 是李菁玉同志，组织部长是张霖之同志，武装部副部长是李尔重同 志我冋到这里，亲眼看到：冀南广大群众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丝 毫的怯懦，纷纷加入民兵。1941年，威县正式成立了民兵团，原先 的七连战士，成了民兵团的骨干。我任民兵团团长，米光同志任团 政委。经过几度挫折，一支强大的民兵队伍终于成长起来了。这支民 兵队伍。在党的领导和指挥下，毁交通，拿炮楼，打伏击，英勇杀 敌，为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冀南人民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如此高昂的战斗热情和战斗 勇气，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历过农民暴动的锻炼。农民 暴动使他们由一个普通的农民变成了战士，经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 争的磨炼，他们树立起了崇高的理想，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勇气和 必胜的信心。
一朵浪花，虽然不能使人领略到大海的波澜壮阔，但是它毕竟 可以使人感到大海是不平静的。冀南农民暴动正如一朵革命的浪 花，它虽然远不能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的全貌，但是从这里我们还 是可以看出革命之艰辛，胜利之不易的。
在我回首冀南农民暴动这段往事的时候，我这颗平静的心骤然 剧烈地跳动起来，感情的潮水在我胸中滚滚翻腾。我深切地怀念在冀 南暴动中壮烈牺牲的同志们。但是，使我想得更多更远的是：我们这 些几经磨难终于活下来的人，应该怎样继承先烈们的事业……o今 天,在我们面前，同样有一场异常艰苦的战斗，这就是搞四个现代 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充满着荆棘与沟壑，要把这条路 辟为通向胜利的坦途，需要勇敢和智慧，甚至是生命和血。当此之 际，回顾一下昨天的战斗，就会使我们对今天的战斗更加充满力量 和信心，用自己切实的努力将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