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岩
编者按：张秀岩同志一八九五年出生在河北省霸 县。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在李大钊同志的 直接薰陶和影响下，接受进步思想从事革命活动。一九 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 先后在北京、天津及河北省委工作，在白色恐怖的艰苦 条件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群众革命运动，对 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做出了贡献。一九三 七年夏到达延安，先后在陕西省委、中央组织部工作。 一九四五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 四六年后历任中央城工部秘书、第二副主任、华北城市 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与刘仁同志并肩战斗，为平、津 解放作出很大贡献。
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北京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 全国妇联常妾、党组成员，中央人民改府监委党组副书 记兼第三厅厅长、监察部部长助理等职，于一九五九年 因病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中，张秀岩同志遭到林彪、康生和 “四人帮”的诬陷，无辜被捕入狱，于一九六八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含冤去世。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已为她彻底平反，恢复 名誉，并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举行了追焯大 会。追悼会由康克清主持，姚依林同志致件词，高度评价了她一生的革命业绩，并号召学习她对人民无限忠史 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高贵品质。
本文是根据一九六0年河北党史编委会驻京小组时 张秀岩的访问记录，由新一德整理，并经过张秀岩的亲 保 属张洁清、张文松等同志审阅。
改造旧家庭
我于十九世纪末出生在河北霸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二十 世纪初叶，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混战造成的民族灾难中，这个 家庭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
我的母亲是一位勤劳、精干的妇人，她在生下我的三个哥哥 之后，有了我这唯一最小的女儿。但我一出生就受到祖母的歧视 和厌恶，她认为我这个女子是多余的人，要把我摔死，由于我母 亲的苦苦哀求，才被丢到了一个墙角。当我快要断气时，多亏一 位胡干娘抱起把我暖活，说服祖母，算是允许了我在人世间的存 在。
我父亲是作师爷的，喜饮酒，不积家产。最后一任从福建回 家，只带回两只空箱子，里面装的是刻印章的石头，回到家中还 说自己两袖清风，就差把老闺女卖了。他五十几岁即去世。
我的母亲在家中地位很低，挨饿受气。我幼时因母亲没有奶 汁，是靠面糊糊、菱角粉喂大的。
我的大哥张律生，在保定师范念书，毕业后就在本县教书， 挑起了扶养一家老幼的重担。三哥张旭升，一直在家务农，年青 时帮助母亲种庄稼，拾柴火。我的二哥张璧，不愿在家受苦，十 八岁时就几乎跑遍全国。他参加了辛亥革命，袁世凯篡夺革命果 实复辟帝制，他又追随蔡锣参加讨袁，被封为北方招讨使。他手 中没有自己的军队，与冯玉祥及其部下胡景翼、商震等结识，一九二四年十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他出任北京警察总监，是参 加驱逐溥仪出宫的人物之一，所以在旧中国的政界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度投靠日本，在天津搞便衣队暴动，要 求“华北自治”。由于在民族灾难中，中国社会各阶级关系的错综 复杂，后来我们曾在党的指示下，几次做张璧的工作并且得到他 的掩护。抗战胜利后他死在蒋介石的监狱中。
在兄妹中，我的年龄最小，我成长在民族灾难深重，马克思 主义已传入中国的“五四”时代。因此，我与张璧走着一条完全 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家庭中的叛逆者。而我的侄辈即张律 生、张旭升的子女十几人，又受到我的影响，先后在三十年代，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同志在西柏坡时，曾经对彭真、张洁清说过:“中国社 会是复杂的，一个家庭可以出张璧这样的人，也可以出张大姐和 你们这样的共产党员七他在七大期间，曾经对我说她你改造了一 个家庭。”这使我引以为很大的光荣。
参加“五四”运动
我十几岁时才随大哥出来读书,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天津成 立女子简易师范，各县推选优等生赴考，我考取了。在简师读书 期间，我非常用功，每晚都要到路灯熄灭才去睡觉，早晨天一亮 又爬起念书。那吋我与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郭隆真是同学，又是 干姐妹，关系十分密切。郭大姐是回民，在学校单住一间小屋， 我经常到她屋里看书，谈论国家大事.政治形势，她对我向往革 命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大约是在一九一九年初，张璧把母亲接到北京，我也跟随来 北京求学。开始他让我投考协和，这是当时美国在我国办的一所 教会学校，有名气，毕业后吃得开。但是我考入协和后，看到这 里全是帝国主义的一套奴化教育，很不习惯。我在那里只住了一 个礼拜，就又偷偷考入了国立北京女高师。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开始觉醒， 一九一九年爆发了 “五四”爱国运动。当时自己虽然觉悟不高， 而且还有一定的盲动性，但出于爱国激情和对帝国主义和卖国贼 的义愤，积极参加了 “五四”爱国游行和其他爱国活动。
女高师的反动当局得知学生要参加游行的消息后，下令将学 校前后门上锁。学生们怒火冲天，一拥而上冲开后门，整队向天 安门进发。我那时虽然身体病弱，也和大家一起冲後陷阵，走在 游行的队伍中，心情特别兴奋。
当时周恩来、邓颖超、谟小岑等同志在天津领导“五四”运 动•在这期间，京津两地都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北京学联推举女 高师的学生领袖陶玄.钱云鹤和北大等校的其他同学赴津和天津 学联取得联合行动，是由我担任联络员给他们带路的。因他们多 是南方人，在向群众进行宣传时，又由我笙他们当“翻译' 北 京、天津爱国青年的联合行动，扩大了 "五四”运动的强大声 势，推动了各阶层人民卷入反帝爱国斗争。
加入中国共产党
革命导师李大钊是我在革命道路上的引路人五四*以后，李 大钊同志曾在女高师授课，主讲“社会学气“唯物史观”和“女权 运动史气他的广博知识和革命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钊同 志在课堂上介绍的书籍，我都认真去读并经常抓紧课上课下的机 会向他提出问题请教，后来他就另外给我一些书看，第一本就是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在大钊同志的引导下，我初步有了革命觉 悟，认识到要救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 思想做指导，才能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军阀的统治。
一九二二年底我从女高师毕业，曾到夏门集美女子师范当教 师，继续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因而遭到解雇。一九二五 年底返回北京，到香山慈幼院女师担任语文教师，参加了党的北 方区委领导下的白区秘密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共产党员郭隆 真奉调回国，在京津一带搞地下工作。一九二六年底，经郭大姐 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北京已处在张作霖的统治下，血 腥屠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西郊的树上经常挂着人头，李大 钊同志已经带领北方区委机关转入地下，搬到东交民巷的俄国使 馆办公。就在我入党不久，李大钊同志约我在俄使馆内谈了话。他 首先高兴地说鄭我在女高师的学生中加入共产党的，你还是第一 个。”又说她你的为人和献身精神我们是了解的，党组织经过较长 时间的考察，决定吸收你入党疽他通知我，组织决定由我担任香 山慈幼院的党支部书记，并勉励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这天是旧历清明节。奉系军阀头子张 作霖悍然派军警包围俄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和北方区委范鸿劫等 同志。四月二十八日，张作霖不顾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 对，对李大钊同志等下了毒手处以绞刑。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李 大钊同志神色不变，从容就义。同难者还有北方区委其他十九位 同志。李大钊同志被害的噩耗传来，使我悲痛欲绝。它更进一步 激励我下定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决心。
香山慈幼院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在慈幼院的男女师范中，发展了 一批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开展了党的秘密工作。这两个学校是 清末开明绅士熊希龄所办的慈善事业，我们利用熊希龄的名望和 社会地位作掩护，坚守阵地，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和帮助流亡的 同志，成为他们的“家”和党的活动据点。
我那时外表看来象个守规矩的大家闺秀，得到熊希龄这位封 建遗老的好感，虽然他似乎已知道我们是从事革命活动的，但 因我们和他的关系处的比较好，他并没出卖我们。在大搜捕的日 子里，慈幼院也未躲过军警的捜查，但在搜查之前我们已从熊希 龄那里获知，作好了一切准备，当晚隐藏和烧毁了党的文件，第 二天一早所有不安全的同志躲往香山的密林深处，在那呆了一整 天。结果军警什么也没査出，张作霖对熊老先生还大加赞许，熊 希龄也挺高兴.
营救郭隆真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大革 命的果实。在蒋介石的所谓北伐中，张作霖被迫撤出北京。
我这时已离开香山慈幼院，由我在女高师的老师教育局长李 痴介绍到北京崇外第三十九小学任校长。利用这一时机，我们积 极进行了营救郭隆真的斗争。
郭隆真当时在北京曼云女校工作，她积极从事党的地下斗 争，是一位很得力的干部。不幸于李大钊同志被捕后不久亦遭逮 捕，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时我设法了解到，过去一位同班同学李大姐和蒋介石驻北 京的警察头子马福祥的小老婆是要好的朋友，李大姐是个寡妇， 带着一个儿子艰难度日，正在四出找职业。我经过李痴的同意， 把三十九小学校长的职务让给了她，因而她对我十分感激。这时 我才对她说郭隆真的被捕是冤枉的，请她通过马福祥的小老婆设 法营救，她便一口答应了。我又利用郭隆真和马福祥都是回民的关系，去打动马福祥的小老婆。
我们写好呈文，编造郭隆真被捕的原因，说她是无党无派，受 连累被捕，家中尚有八十岁老母等，言词十分沉痛。马福祥看过呈 文说：这个问题很复杂，还需要把郭的历史查清楚，表示猛疑不 定。我们担心夜长梦多，便请李大姐带我直接去见马的小老婆。 到那里后。方知郭隆真已被解到看守所，我设法要了一张马福祥的 名片，很快就凭名片把郭隆真带了出来，用汽车接到我家隐藏了 几天，又从我家迅速地转移他处。
郭隆真走后，先到东北参加满州省委的工作。又到上海，从 事工人运动。后在上海存不住身又被派往山东，一九三一年山东 省委遭敌人破坏，省委书记以下二十四人全部被捕，郭隆真被判 死刑。我们闻讯，急速赶往营救，到时她已经牺牲。当听到她牺 牲的消息，我万分悲痛。熟悉和尊敬她的我的大嫂和侄女侄儿 们，也都落了泪。
恢复北方党的艰苦斗争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控制北京后，对革命人民 的迫害更加猖狂，北方党组织也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北京的 大街上，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五花大绑的“犯人”，背上插着斩决 犯的招子，骑在牲口上被押往天桥枪毙。蒋介石叫嚣:“宁肯错杀 千人，不可放走一个”，他们除杀了很多共产党员，还有不少无辜 群众被杀，环境更加残酷了。
在这种形势下，为恢复党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虽先后有蔡 和森、王荷波、刘少奇等同志进行前赴后继的斗争，但由于受到 当时中央“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的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恢复重 建，几经挫折，历尽艰难险阻。
“九一八”，事变后，曾任旅莫斯科支部书记的赵声同志回国
主持河北省委工作，他分配我去太原协助栗再温同志恢复受到破 坏的山西党组织。到太原后，我们积极联系失散的党员同志和革 命左派，不到一个月就把那里的工作恢复起来了。但正在工作局 面蓬勃开展之时，组织上通知我阎锡山下了通缉外来妇女的命 令，让我赶快转移。这样我只好再回北京。回北京后，利用我在 教育界的关系，继续协助赵声开展河北省委的工作。
脱 险
一九三二年后，我参加了互济会的工作。互济会是在党领导 下，援救革命同志的组织。一九三三年，正当互济会的工作有了 一定基础时，发生了刘X X和陈X X的叛变事件。组织上得知这 一情况后，及时通知让我转移，并让我以后与天津《大公报》驻 京办事处的记者吴砚农同志取得联系。
此时我侄女的一个同学在城北有一所房子，说那里闹鬼没人 敢住，只有一个老头看门，于是我就住进了那里。组织上规定我 白天不许出来,晚上也不准多活动，只与吴砚农接头进行工作。 有一天吴砚农同志告诉我说，张北事变失败了，有一部分同志撤 退回来，需要准备便衣。我即把便衣找好送到吴处，并在那里等 着与回来的同志见面。当夜大约十一点，见到了回来的同志，感 到十分亲切,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还送我一些在张家口印的票子， 留作纪念。因时间已经不早，我辞别大家赶回城北。刚迈进金鱼胡 同口，我侄女张洁清一把拉住我，转到僻静处后告诉我，白天去 送饭时，看门老头说，有一个胖女人（即陈X X）带人找我，没 有找到我就把屋子搜了一番走了。她感到情况紧急，赶快找到 梁以俅，他俩分别在胡同东西两口等我。当晚，洁清径直陪我去 西城，乘夜车去了天津.
天津文化总同盟
到天津后，正值南开中学招聘语文教员，经陈壁如，吴砚农 托人联系，我应聘进了南开中学，月薪为八十元。其中大部分都 交给了党。
这期闾，组织了天津文化总同盟，由我任党团书记。文化总 同盟在党的领导下，在文化教育界进行了反帝爱国的革命宣传和 组织工作。文总的工作，由我直接与天津市委联系或者通过吴砚 农联系。吴砚农是个鞋匠的儿子，当时任天津《大公报》国闻通 讯社记者，家中只有一个老母。其母热心接待和照顾我们，我们 常进出于他们在小白楼开封道三号的家。
在南开中学的工作环境很不错，由于我是通过社会关系介绍 去的，表面上又显得规规矩矩带有a封建味”，很得一般人的好 感。当时我教书在男校，居住是在女校。女校的学监之下有一个 姓单的司事，她是个望门寡——封建制度的牺牲者，我们关系很 要好。吴砚农经常晚上来找我研究工作，我们表面上是恋爱关 系，单司事对我挺同情，有她掩护，我们在会客室里谈话，就没 有人监视和偷听。在这种环境里，如果执行正确的路线，我们就 有可能在那里扎下根，有较大的发展，但当时在“左”倾路线的 影响下“左”的厉害，不管环境允许不允许，也得搞斗争。于是 我便在学生中公开宣传救亡，发动斗争，不到一两个月就把学生 组织起来闹起学潮。在学潮中打了校长张鹏春（南大校长张伯苓 之弟）和教务主任于传杰，并提出要赶走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暴露了我自己，我这个组织者已经无法立足。 只是我还比较注意方法，又因进行爱国宣传在群众中有一定影 响，他们也对我采取了比较“客气”的手段。他们让天津三八学 校校长张润瑞出面告我。南中要紧缩，他想与我合作，聘我去该校。我自知南开已对我关了门，为能保住职业，只得答应。在党 的教育下，南开中学学生中不少人参加了革命。烈士吴宝贵就在 此时参加革命，后来牺牲在抗日战争中。
到三八学校后，安排我住张润瑞院中，显然是为监视我的行 动，但我并没有因此停止革命工作。晚上经常是先去吴砚农家换 装，再到附近纱厂女工集中的小刘庄去搞工人运动，开办工人夜 校，同时继续在学生中进行革命的组织工作。青年的爱国热情一 经点燃，很快就燃烧起来，在学校贴标语，宣传救亡。一天张润 瑞哭着对我说，“咱也不是落后，只是环境不许可”，言下之意分明 是下逐客令。这次我接受了教训，首先组织进步学生离校参加了 革命，接着我也离开了该校。
失去了社会职业，我只好搬到吴砚农家楼上去住，慈祥的吴 母对我倍加照顾。这时，我一面继续到小刘庄从事女工运动，白 天则在《大公报》社长胡政之家，给他的少爷小姐补功课，为的 是能拿二十块钱维持个人生活及作为支持党的活动的经费。
遭受错误路线的迫害
一九三三年初我被派到天津市委，不久在工作中与李铁夫相 遇，有了工作关系。李铁夫是朝鲜人，原名韩伟鉴，是朝鲜劳动 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因国内白色恐怖不能存身，来到中国。当 时任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我们在党的工作中，逐渐互相了解、互 相关心，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一九三四年底结婚并经组织决定 同住省委机关。
这个时期，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党的组织不时遭到破坏， 很多同志被捕牺牲。铁夫看到革命事业遭受损失很痛心，便向中央 写了一个意见书，陈述了他关于白区工作中反对左倾盲动的意见。 这些意见虽然得到以省委书记孟用潜为首的多数同志的支持，
但却遭到当时的中央代表和省委某些负责人的极力反对，他们把 意见书诬为“铁夫路线”，于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在河北省委 开展了所谓反“铁夫路线”的斗争，并且切断了铁夫与省委的组 织联系。我由于支持李铁夫的意见，也遭到同样的打击。铁夫曾 痛苦地说:“一个共产党员与党失掉了联系，就算完了!”我却不同 意他的看法，我说:“只要我们继续埋头深入进行群众工作，组织 起群众，党会来找我们的。”在逆境中，我们互相支持，更加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更加忘我地为党的事业去奋斗! 为了生计，我在统税局找了个盖图章的工作, 元。一半交给党，一半留作两人维持生活的费用。 班，晚上坚持到工人、学生、妇女中做群众工作。
省委便派人把组织起来的群众接过去，不久就又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虽然如此。我没有气馁和动摇，继续在群众中开辟新的工作领域，建立新的群众团体。就这样当时省委的某些领导人，一次次地接过我组织的群众，又一次次地把我和群众的联系切断。
虽然我们身处逆境，我仍然尽一切努力，利用张璧和其他一 些上层关系，营救在错误路线下被捕的同志，并协助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方，以尽量减少党的损失。
在这些日子里，铁夫在理论上对我有很大帮助，我们一起学 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了直接阅读日文马列著作，铁夫又帮助我 学习日文。我掌握日文后，翻译过日本左翼作家的作品《日本新 兴文学选集》，其中包括日本进步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这些不 仅更坚定了我们的革命立场，而且使我的头脑更加清醒，这就使 我们能够坚强地渡过困难时期，从未停止党的工作。
遵义会议以后，一九三六年春刘少奇同志来到天津，就任党的 北方局书记，着手纠正“左”的错误，恢复党的正确工作方针，这时 我们才拨开云雾见到青天。林枫同志任刘少奇同志的秘书，他也 很了解铁夫和我。因而所谓“铁夫路线”很快就得到基本上的澄 清。但由于我的家庭主要是张璧的关系比较复杂，省委把我的家 庭与铁夫问题联系到一起，所以铁夫的问题这时还没冇彻底解 决。
一九三七年春，少奇同志找我们谈话，组织上决定派铁夫去延 安出席全国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并对我说:“你要去，一块去也 行；但当时天津市委主要成员是铁夫、姚依林和我，姚依林同志那 时很年轻，我考虑不能丢下他一个人，为此我决定留下了 丁七七” 事变前夕，接到中央的电报说铁夫病重，叫我即去延安。在我到 达延安时，铁夫已于我到前三日去世，我们竟没有见到最后一 面。
组织陕西省委
料理过铁夫的后事，于一九三七年底，中央派我到西安参加 陕西省委的组建工作，陕酉省委由贾拓夫任书记，张新禹任组织 部长，汪锋任宣传部长，我任妇女部长。
当时蒋介石在陕西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这使我们有隙可 乘，同时我们又离中央很近，能够比较快地了解中央精神，这都 是陕西党恢复发展的有利条件。陕西人民很强悍，只要讲清道 理，很快就发动起来了。不久就在西沿公路两侧各县建立起党的 组织，随之青年妇女的活动也开展起来，统战工作也建立起来 To如陕西的社会名流杨明轩先生，就是当时的统战对象。在我 与他的联系中，他表现得很友好，赞成我党的政策，给予我们很 大支持。在西安，开始我住在省委机关，后来根据多年经验，我 提出不如不住在机关，经贾拓夫同志同意，我搬到扬明轩的一位 亲戚彭老太太家中，她的两个女儿都是党员。彭老太太对我很尊 重。有她的掩护，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很大方便。
茬中央的直接关怀下，陕西省委的工作很快走上正轨并取得亍殡 大成绩。
回到党中央身边
一九三九年春，中央调贾拓夫和我到延安汇报工作，这时的 陕北比我三七年刚来时，已大不一样，各方面条件都有了好转。
那时中央妇委的主持者是王明的爱人孟庆树，妇委书记由王 明兼着。我到妇委汇报工作后，王明表示要留我在妇委工作，但 我想，既然是中央调我回来的，按组织原则，我应找中央组织 部；同时也觉得王明他们工作作风不大正派。于是我到组织部找 到陈云部长、李富春副部长和组织部妇女干事蔡畅同志，向他们 说广我是学生出身，一直做文教工作，希望留在组织部或有机会 进党校学习”。不久，陈云部长给我一封信看并说、好了，你的愿 望实现了。”这封信是陈云同志写给王明的，建议留我在组织部工 作，王明在陈云同志信上批了 “可以*二字。这样，由于陈云同 志的支持，我才得以留在中央组织部，不久又进了党校。
由于艰苦的工作环境和铁夫逝世的打击，我的身体逐渐难以 支持，不久就得了一场大病。病中毛主席曾嘱咐傅连璋同志（当 时中央卫生部长）说”这个同志受了打击，受了冤屈，要好好照 顾她，中央组织部的领导同志偶尔分到一只鸡和一点水果也都给 我送来。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傅连璋同志的精心治疗，我的 病开始有了好转。
我在重病中的唯一心事，是关于铁夫路线的问题。我写了材 料，向中央申诉要求解决铁夫的问题，中央对我的要求非常重 视。组织部一再开会进行研究。虽然铁夫的意见书已经散失，组 织部进行了耐心的调查，一些了解情况的同志如杨献珍等，也积 极作了介绍，最后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李富春同志对我说：“中 央明确作了结论，铁夫写的只是个意见书，不是反党路线，意见书 的主张基本上是正确的。”又说:“你也没有什么错误! ”我听到后. 就象失散的孩子见了亲娘，大哭起来。蔡大姐在一旁劝我，富春 同志说她别劝了，让她哭哭就痛快了。”少奇同志也曾对我说过： ,你们那时太急了•应该善于等待。”我说：“不仅是性急，主要是 看得不远，想得不全面。”少奇同志说:“你明白这个就好了
李铁夫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使我感到党中央的无限温暖，更 坚定了我完成铁夫未竟事业，奋斗不息的决心。
出席党的七大
延安整风运动前后，毛主席白天黑夜地工作，写了许多重要 的著作，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和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克服 历史上的错误路线。经常是这样，毛主席把东西一写出来，就在 高级干部中演讲，我每次也都去听，他开头的一句话常常是说： “我从昨天到现在还没睡呢! ”听毛主席的演说，对我教育启发甚 大。这个时期，对全党来说是一个转折，对我个人也是一个转 折，使我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重要性，对毛泽东思想 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一九四五年四月，我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会上听取了毛主席致的开幕词和《论联合政府》的政 治报告。听取了刘少奇同志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号召全党 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朱德同志也分别作了报告。大会结束 时，毛主席致闭幕词，号召革命人民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推翻 挡在面前的三座大山，争取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 胜利，解放全中国。
在七大期间，我和六位军事干部编在一个组，当大家说到在 错误路线下牺牲的那些好同志时，七个人都泣不成声。相约要为
继承烈士遗志，贯彻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
由于有整风运动的准备和毛主席的耐心工作，不论军事干都 或秘密工作干部，思想上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达到了思想上、组 织上的统J,使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七大以后，中国革命便展开了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
中央城工部的成立
抗战结束后，随着形势的胜利发展，我党城市工作的任务逐 渐繁重，中央遂有建立城工部的考虑。为此分配我和刘宁一同志 首先着手清理历史上城市工作的一些问题.宁一同志比我年轻、 工作有魄力。大约是在一九四六年春，我们清理工作告一段落， 城市工作便逐渐开展起来。开始这一工作由少奇同志领导，针对 胡宗南对延安的封锁和进攻，少奇同志指示说：城工部应该上前 线了丁不久刘宁一同志就出发去了上海。
一九四六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正式成 立了城工部，由他兼任部长，李维汉同志任副部长兼秘书长。下 设四室，我任第四室主任，负责平、津、保的工作。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之初，城工部就撤出来了，第一 站在瓦窑堡停留待命，我们便铺开摊子工作了，不久接电令继续 前进。就这样停停走走，一直到山西的三交、陈庄，又接到恩来 同志停止待命的指示，在陈庄工作了一个月左右，中央来电说不 久要收复延安，指示我们准备返回。这时我向李维汉同志提出， "根据中央要城工部到前线的精神，我是不是到晋察冀去，了解 平、津、保三市情况，迎接形势的发展了维汉同志很赞成，又征 得恩来同志的同意，于是我就留在陈庄，等候董老祠安子文同志 率领的第二批赴晋察冀的队伍一起走。于一九四七年四月到达晋 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我与担任晋察冀城 工部长的刘仁同志相遇，我们密切配合了解在平、津、保做秘密 工作同志的情况，听取他们的汇报，帮助中央分析和掌握三市的 形势。
延安收复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经 山西的五台县进入河北阜平，在阜平城南庄小住后到了平山县西 柏坡，与在那里主持中央工委的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这时我 也去了平山。
这个时期形势发展很快，仗越打越大。担任军委秘书长的恩 来同志要协助毛主席筹划和指挥三大战役，工作十分繁忙。所 以，到平山后城工部又由少奇同志兼管，他继续强调要我们到前 线去。因此，一九四七年冬打了清风店战役，解放了石家庄，我 们立即进入该市，及时掌握市民动态，分析敌我力量，向中央提 出开展城市工作的建议。
一九四八年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沧县，少奇同志指示我 们:“城工部还要往前移/我便与刘仁同志一起到了沧县。当时整 个冀中，除霸县还被王凤岗占据外，已经全部解放。我与刘仁同 志每天在晚上乘汽车去转，几乎跑遍了冀中各县。回到沧州，见 到保定市委城工部的同志，我们就开始研究保定情况，准备解放 保定的工作，主要是：战前如何组织群众护厂、护城，防止敌人 破坏，迎接部队进城。解放后配合市委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消除 市民中受敌人反动宣传而产生的恐怖心理和错误思想，处理流 氓、妓女，打击敌特等。
以后我们又曾移住泊镇。
迎接平津大解放
保定解放后，中央调我回平山。这时中央开始组织北平、天 津两市委，准备四野进关解放京津。根据邓颖超同志提议，中央 命我参加北平市委工作，任市委委员兼妇委书记。
一九四八年秋四野进关了。中央要北平市委成员两天赶到逡 乡，我们先到保定，在保定召开了北平市委第一次会议。到良乡 后，就开始了北平市委的工作。天津解放后，经与傅作义谈判成. 功后，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夜间我们进入北平。进城后就投： 入了紧张的工作。军事时期的妇女工作是不好做的，我们当时首 先把学生组织起来，从学生中选拔干部组织了妇联，由张晓梅同 志主持妇联工作，然后深入特种手工艺厂、清河制呢厂组织女工 并建立了北海托儿所。在彭真同志支持下，配合公安局，解决了 北京'八大胡同”的问题，杀了八个特大汉奸、流氓、恶霸，解 放了所有妓女，给她们治病，组织她们就业并介绍她们与单身男 子结婚。
我在北平市委工作了八个月。
一九四九年秋中央到北平后，城工部改为统战部，这时我又 被中央调回。离开了北平市委。
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中央和毛主席到了北京，立即着手组织政府，酝酿成立各种 委员会和各部。当时与民主人士协商，要成立监察部。谭平山认 ・为监察部权力太小，力主成立监察委员会并自荐任监委的主任。 毛主席对他的意见很尊重。中央决定我参加组织政务院监察委员 .会，由我任党组副书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向李维汶部长请示， 重大问题要向少奇同志请示。谭平山很尊重党的领导，也很尊重 我本人，我们团结一致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
谭老去世后，监委先改为部，后来就取消了。 ,
我于一九五二年又一次病重，逐渐难以坚持工作，一九五九年开始就离职休息了。
做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个人的经历与党和人民的事业是紧 密相联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党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取得了今天的伟大胜利，我们的祖国终于走上独立、富强的康庄大道。尽管在这个斗争中，个人遭遇过挫折和不幸，但我的心始终是向着党的，我的一切都献给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这是我的最大安慰和幸福。现在我虽已到了暮年，且体弱多病，但只要一息尚存，我将尽自己之所能继续为党工作。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韩一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