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越 支 盐 场 丛 考
越支，位于本县南部沿海60华里处，是历史上越支盐场所在地。因越支盐的开发利用，对后来丰南县历史地位的确立和经济发展有直接关系，故作考以存史。
沿革及范围
丰南县建置时间虽然较短，但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却可追溯到越支盐场的沿革及范围。丰润县设治的命名，就是因越支盐的资源丰富而得。据明代郭子章《郡县释名》记载，“县产盐场，故名丰润”，后人引伸解释“丰润”，乃“润泽丰美”之意。根据是：因丰润南部（丰南）地处九河下梢所以润泽；又因“紫蟹金鳞，随意而得”①，有“鱼盐之利”，所以丰美。早在元代就“赋入繁阜，为蓟郡之最。”②
北魏时期，本县沿海一带，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盐产区。“幽州置盐，始于后魏。”③“北魏孝昌二年，魏以国用耗竭，租调不足，乃因丰润近海，可煮为盐，遂置盐监司。”④这说明，越支盐不仅是弥补当时统治者国库不足的岁入，而且还设置了管理盐务的专门机构。“有丞八品，专税盐课，领于监府校卫，或以州刺史隶之，由是国用皆仰给焉。”⑤五代时，在沧州设置盐运司，因沧州又称长芦镇，故北方沿海产盐都以“长芦”名。越支场也是长芦盐场的一部分。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创巡捕使，宝坻二员，置于易州及永济县，秩从六品，直隶省部”。⑥这里的永济县，就是丰润县金代的名称。到了元代，长芦盐场已有22个，尤以越支场生产最盛。特在宝坻县设提举司，“所辖诸场，越支课居其半。”⑦至元二年（1265年），倪德政为中都路转运使时，甚至出现了“曾不三岁，盐课以盈，席袋山积，瓦庐相连，牛马蔽野，熙熙然如在春台和气中”⑧的局面。这里虽有溢美之词，但也反映了越支盐场兴旺发达的程度。当时，越支场已设盐使，级别高于县令。时有一昝姓县令提升一级才是越支盐场大使。
明代，长芦盐场发展为24个。因盐场人员缺乏，于隆庆三年（1569年）“奏准盐场二十四并为二十，南司九场，北司十一场。”⑨越支场属北司派场，生产规模仍属上等。据明隆庆四年《丰润县志》记载，明代丰润县行政区划为八里五图。今丰润县韩城以北为上八里，韩城以南为下五图，即越支一至五图，就是越支盐场的大部。其范围：南至大海，东至曾家湾（今为唐海县）接济民场，西至斗沽与长芦场相连，北至韩城、稻地、广袤达240华里。
清初，又将20场并为10场，越支场规模仍占首位。有灶地1360顷，滩地6顷23亩2分4厘。有灶丁1130名，393户，总人口14771口。域内有盐坨5个，盐堡4座，盐锅67面，均在张庄子、尖坨子一带。至雍正十年(1732)根据巡盐御史鄂礼的奏疏，将天津府的盐捕通判移驻到越支场。专管济民（滦南柏各庄）、芦台、越支、石碑（在乐亭），归化（在抚宁）等5场的盐务。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越支场设蓟永分司，分司官署驻宋家营（今属丰南）。驻运判1员，为五品至六品官。下设书吏4名，门子3名，轿夫4名，伞扇夫3名，快手8名，皂隶12名，民壮18名。并派驻盐大使l员：俸银40两，养廉银200两，为正八品。后因长芦诸场改煮盐为晒盐，产量大增，成本下降，尤以芦台场发展最快。只有越支场仍坚持原始的熬盐方法，“所产无几，开始衰退”。至清末，虽也改煎为晒，但其盛况远不如从前，在张庄子、尖坨子、孙家灶、李家灶等处开辟盐滩七十二副半，每滩年产盐大体上在2000包左右，遂于民国3年，并入芦台场，撤销了越支场。
制 盐 的 方 法
越支场的制盐方法有煎和晒两种。清嘉庆以前，都是用锅煎制。至今原越支场的煎盐村落仍保留有“灶”名可考，如孙家灶、李家灶等即是。清末，才改煎为晒。考我国煎盐和晒盐两法古已有之。据《通志·三皇纪》记载：炎帝神农氏时代诸侯夙沙氏始煮海水为盐，至虞舜时山西省解地产盐就是利用风吹日晒的自然条件了。据传，虞舜曾弹五弦琴吟唱“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我民之财兮！”这传说虽近穿凿，却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历史的影子。我们祖先很早就掌握了煎盐晒盐之法了。
煎盐晒盐的先决条件是制卤，卤为产盐之母。其生产程序是先筑盐坨，乘潮取水。方法有三：引潮，刮土，淋灰。由引潮而成的为“晒卤”，由刮土、淋灰而成的为“淋卤”。卤成后，用石莲试验称“验卤”。以投放石莲的显象辨成色：石莲下沉者卤淡；石莲浮而横侧为半淡；石莲浮而直立卤浓而厚，才能供做煎盐晒盐的原料。越支盐就是用海水刮土淋灰成卤而煎的。煎盐用锅入卤，经火将水分蒸发干竭，达到沸而凝聚，叫做起楼，再加温卤叫做搀汤，再投入皂角或米粉、麻仁，顷刻即结晶为盐。煎盐时限每12小时为一伏火，产量每伏火出盐6锅，每锅可达百斤左右。煎盐需要大量用水和柴草。为此，越支场每年冬季就着手窖冰，秋季积草（主要是苇草）。生长苇草的草荡叫“灶荡”，都是官地。灶丁按地配引，又叫“额灶”。灶荡生长的苇草专供煎盐，禁止私人垦樵。因这种煎盐方法成盐周期长，人力物力消耗大，故被以后先进的晒盐法所取代。
盐 的 运 销
盐的运销，历来为统治者所垄断。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宰相管仲，首创了盐为官属的先河，因而“获成金无算”，“遂成霸业”。汉武帝时大司农桑弘羊提出国家“尽管天下盐铁”的主张，并设盐铁官管理运销。形成了“民制官收、商销”的管理格局。“销盐有定地，配盐亦有定场”。清初，芦盐行销直隶、河南两省。由于越支场开始衰退，产量下降，不足以行销省外，故只能连同济民、石碑、归化三场所产之盐，供应永平府之卢龙、抚宁、昌黎、临榆、滦州、迁安、乐亭及遵化直隶州的丰润、玉田等州县。
配盐，是运销时必经的环节。运盐商家入场配盐之前，先将盐席箔成仓运往盐坨暂储。明、清时期越支场盐坨在张庄子，周围筑有土墙71丈5尺1寸，以防止盐坨因水患淫雨冲浸造成流失。盐坨又分内坨和外坨，商家的盐包到齐后先置于外坨，这些未经过掣的盐叫“生盐”，不能运销。商家必须到运司请示报批，叫“告掣”。因‘越支场距天津运司较远，故由驻越支场宋家营蓟永分司派人到盐坨“过掣”。即由批验所查点引盐数目“以察溢斤夹私之弊”。当时，蓟永分司下设两个批验所：一为芦台批验所，在汉沽；一为张关批验所，在张庄子。检查过的盐就可抬入内坨，叫做“熟盐”方可运销。
那时运盐多走水路。越支盐场所产之盐就是从陡河、还乡河运往各地的。起运时间定为春秋两季，以避冬季水涸、夏季水涨给船引带来的不利。后来又进一步方便商家运销，实行盐包随到随掣，掣毕即发给“水程验单”，及时装船起运，分销各地沿河州县，就近发售，使盐商称便，贩盐为生者欣然。
各州县每年销盐数量均由官家下达指标。清雍正年间，规定丰润县销蓟引盐4639道，每引盐重量历代则不尽相同。明代每引900斤～2000斤，清雍正元年（1723）规定每引为300斤,自此“永为定制”。
盐 税 和 缉 私
盐课岁入是历代统治者主要的财政来源。长芦是全国仅次于两淮的大产盐区，长芦运司每年数十万两白银的盐课，更是直接与国计民生攸关，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盐税和缉私的法令。
盐课种类分“场课”和“引课”。“场课”中又有灶课、滩课、锅课、井课之分。长芦运司还有新增“边布”。“边布”始于明，“明时灶户按丁纳盐，商人纳粟于边，给银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运盐无商支，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征银三钱，是谓边布。”⑩
灶课银的奏报和交纳，每年由盐灶户丁所在州县征收，解交运库。由于灶地坍涨常有变迁，故每年不等。从顺治至清中叶，越支场每丁征灶课银9钱3分3厘，共1162两5钱7分2厘。此外，每丁还纳贡盐22斤4两5钱。灶课还包括草荡、滩地、灶地和新增边布，越支场共有灶地1360顷，每亩征银9毫；滩地6顷23亩，每亩征银6分；新增边布9顷14亩5分，每亩征银8毫。
锅课，按盐场的锅数定额征收。越支场共有锅67面，每面征银1分l厘，共征锅课银13两5钱1 分8厘。
杂课，是为解决入不抵出对盐课的层层加码，谓之杂税。清代主要杂税项目包括：京山银，白盐折价银，盐砖折价银，俸粮银，裁汰书办工食银，各种牙贴杂税及盐场裁并后的青衣工食银等。
征收盐课刑法极严。元代初始，盐税极重，盐民连起码的生活也不得保证，因官府“鞭笞逼急，田野为之骚然。”倪德政为盐运使以后，由于为政廉明，群众反抗情绪才得平息。到了明代，官府征收盐税更加苛刻：“盐课征摧，急于星火。”“市野惊惶，妇子涕泣”。清政府为收拾明王朝遗留的对灶户“加派迭增”、“户口锐减“”商逃课缺”的残局，曾采取“出标招商”和“先盐后课”等措施加以安抚，但仍未能革除时弊。而且盐课有增无已，清《盐法志>规定：“灶户内有倚恃贡、监生员抗税不完，欠八分以上者，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二月；欠五分至七分者以下，俱革黜为民，责四十板，枷号一月。”⑪
为保证盐课的征收，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严厉的缉私法，明令禁止私煎和私卖，并设置专门机关付诸实施。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始设巡捕使，分别驻易州和永济县（丰润旧名），规定：“若食盐一斗以下不得究治，惟盗贩私煎则捕之。”⑫元代盐法规定：“凡伪造引盐者皆斩，籍其家产，付告人充赏。犯私盐者徒二年，杖七十，止籍其财之半；有首告者，于所籍之内以其半赏之。行盐各有郡邑，犯界者减私盐罪一等，以其盐之半没官，其半赏告者”⑬ 明永乐年间规定“卖私盐者处绞刑，知情不报者，杖一百，充军。”⑭ 清代《盐法志》规定：“凡犯私盐者，杖一百，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流两千里盐徒）。诬指平人者加三等（流三千里）。拒捕者，盐货车船头匹并入官。引领（称手）牙人及窝藏（盐犯）、寄顿（盐货）者，杖九十，徒二年半。挑担驮载者，杖八十，徒二年。非应捕人告获者，将所获私盐给付告人充赏。有能自首者，免罪。”⑮
为强化缉私手段，还专门派驻军队弹压。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招募新兵500名，成立盐巡营，分配给丰财、芦台、越支、海丰、严镇五场，并设长芦缉私总、分各局。宣统三年（1911年）将盐巡营改为缉私营，招募新兵1000名，骑兵300名。到民国17年，将缉私营改为缉私队，两年后又改称税警队，民国26年税警队改称盐警队。此举并未给劳动人民及灶民带来好处，相反，使许多官吏以缉私之名，乘机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越支盐场虽已成过去，但它开创丰南盐业的历史功绩不应忘记。
注：①②清光绪十七年《丰润县志》元·孙庆；《丰润县碑记》；③⑦⑧光绪十七年《丰润县志》徐世隆：《越支场重立盐场碑记》；④⑤明隆庆四年《丰润县志》纪事；⑥《金史·食货四》；⑨《清·盐法志：场产门》；⑩《明史·食货》；⑪《清·盐法志·场产门·灶丁》；⑫《金史·食货四》；⑬《元史·食货二》；⑭ 嘉庆本《长芦盐法志》；⑮《清盐法志·缉私门》
二 植 稻 考 略
水稻是丰南县具有发展前途的高产粮食作物。其原产地在江南一带，何时传入本县，虽无详确记载，但丰南地处元、明以来的京东和畿辅地区，当与历史上这一带几次较大规模的植稻活动密切相关。
据《畿辅通志》记载，京东地区植稻规模最大，影响最远的一次是在元朝后期，泰定年间(1325)翰林院直学士兼国子祭酒虞集，以《畿辅水利议》上书铁木耳皇帝：“京师之东，濒海数千里，北极辽海，南滨青齐，萑苇之场也。海潮日至，淤为沃壤，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则东面兵民数万可以卫京师，御岛夷，远宽东南之运……。”在他首倡植稻的这篇议奏中所描述的地理方位以及苇草、海退地等自然条件，都与本县相吻合。
在虞集死后的第四年，即元至正二年（1342年）脱脱任丞相，“因东南盗起，漕运为难”，复请于京畿立分司农司，亲自担任大司农，任命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克孙良祯兼大司农卿协同办理，并拨银500万两，购置农具、稻种，由江南招募植稻能手1000人，修堤围埝能手1000人，共2000 人为“农师”，进行技术指导。在西起北京西山，东抵迁民县（今秦皇岛、抚宁县一带），南自保定，北到密云的广大区域内，进行了大规模的开渠围堤、筑埝和栽植活动。
当时京东地区由于连年战乱，人烟稀少，劳力不足，朝廷乃连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12道，能招募农夫100名者，授正九品官；200名者授正八品官；300名者授正七品官，并就统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银10两，于是“应募者涌涌”。
是年，所垦均为原有官地和屯田，后又垦新荒大片，获连年“大稔”，“东南之运大宽”。本县陡河沿岸的植稻和稻地镇命名的由来，当在这一段历史时间。但到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的影响，遂使之半途而废。
明朝的京东植稻，据《明史》记载始于万历年间。尚宝司少卿徐贞明，为解决南粮北运，巩固边防，上书万历皇帝，援引元代虞集的主张“……若仿集意，招徕南人，俾之耕艺，北起辽海，南滨青齐，皆良田也。”他的奏议得到采纳。万历十三年（1585年）加徐贞明为尚宝司上卿兼都察御史，领垦田使，赐敕勘水利。徐贞明乃先治京东州邑，他曾在丰润南至大寨、茨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东至榛子镇，西至鸭洪桥，夹河50余里……至于滨海之地，自水道沽关、黑沿子墩至开平卫南宋家营，东西百余里，南北百八十里，垦田三万九千余亩。”后来由于影响到明朝一些靠漕运发财的权贵，徐贞明这一壮举遭到诽谤，昏愦的万历皇帝出面干涉，遂使这一次大规模的植稻活动从此一蹶不振，加上明末连年战乱和灾荒的影响，所垦稻田大部分荒废。
清初，随着政权的稳固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又在京东地区继续开发。据《清史稿》记载：“雍正三年（1725年）怡贤亲王总理京畿水利，……更于京东之滦蓟，京南之文霸，设营田专官，经划疆里……。”据《畿辅通志》记载，怡贤曾亲身到本县陡河一带勘察，并于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专门向雍正皇帝奏议：“丰润负山带水，涌地成泉，疏流导河，随取而足，志乘所谓润泽丰美，邑之得名非虚也……唯县南连接大泊（注：大泊即董各庄至雁翎庄一带）平畴万顷，土膏滋润，内有王家河、汊河、龙堂湾河、泥河，共四道，皆混混源泉，春夏不涸……而田畴不沾勺水之利，为可惜也。应请涤其源，疏其流，坝以壅之，堤以蓄之。东北引陡河为大渠，横贯四河，而中间多开沟洫……。陡河即馆水，源自滦州之馆山，东流县境而南，旁河村庄日上稻地、下稻地（注：即今稻地镇），南日官渠，盖昔年圩田种稻之处，沟塍遗址尚有存者，宣各庄（注：即宣庄镇）以下，至今稻田数百顷，村农以此多致饶裕。若推而广之，沿河坚筑堤防，多设坝闸，以时蓄泄，疆里一循旧迹，不劳区画而两岸良田不可数计……”。怡贤看到了陡河流域水土资源丰富，积极主张开发，但其计划未能完全实现。到雍正五年（1727年）以后才在本县王兰庄北部一带开辟了四十八顷营田。据光绪十七年《丰润县志》记载，此项营田系工部侍郎王钧捐置，共分为两处，其中北围“三角淀”（在今唐坊乡北部）共地三十九顷四十九亩是种植杂粮的旱田。只有南围“菱角泊”（在今王兰庄镇北）才是种植稻谷的水田，共地八顷五十一亩，当地群众俗称“围里”，所种植的稻谷，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御田“胭脂稻”。据老农介绍，此种水稻系旱直播，汛期依靠陡河水源灌溉。出于“围里”，因土壤因素的影响，以所产稻米做饭具有“三伸腰”和“回锅煮粥不烂散”的特点。而到围外或附近村庄种植，则品质下降，不再是“胭脂稻”，而称为“红粳子”，经济价值不高。因此，影响了发展。民国以来，种植面积逐渐减少。在清怡贤亲王奏议中，不但所提到的“上、下稻地”的稻田早已荒废；所谓“宣各庄以下数百顷稻田”也荡然无存。只有在新中国建立以后，水稻才当成一项抗涝耐水的高产粮食作物加以推广，且不断改换优良品种，栽植地域几乎遍及全县。其中西起唐坊地区的东田庄乡，南至柳树瞿阝地区的老王庄乡一带，同属于河流冲积和海相沉积的河北滨海低平原地区，所产稻谷的质量与著名的芦台稻和小站稻相比，基本相同。
三 长 春 宫 小 考
本县大齐各庄乡大长春、小长春村一带（1948年前为滦县所属），据传曾是辽、金两代皇帝行宫，称“长春宫”。历代《滦州志》均以名胜古迹加以记述。民国25年《滦县志》将“长春古淀”作为县内十二景之一记入，这说明“长春宫”确曾存在。但“长春宫”究竟建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
据清光绪三年(1877)《永平府志》记载：“长春宫在滦州西南百二十里。长春淀，本名石城行宫，金大定二十年更名长春宫。滦志以为辽萧太后所建，非也。辽之长春宫在长春州，不在此。”从这段文所记的方位、距离看，正好在今大长春一带。对长春宫不是辽萧太后所建已予肯定；且指明长春宫原名“石城行宫”。但对石城行宫建于何时，又未作明确记述。据《金史》卷六《世宗本纪》记载：金世宗大定十八年(1178)至二十八年(1188)，曾十次幸长春宫，金世宗从明昌元年（1190）至泰和元年（1201）六次幸长春宫。说明长春宫在金代所处的位置非常重要。皇帝不仅在此游猎，还经常在此研究朝政大事。金世宗“壬戌如春水，二月丙寅朔，次管庄，丙子次华港”。①曾在此召见过石城、玉田两县令，指责其不称职“皆年老苟禄而已。”②这说明，长春宫在今丰南大长春一带无疑，金世宗来长春宫曾在华港停留，“华港”正好在本县北阳庄、钱营一带，距大长春仅十余华里。直到清末，北阳庄这一带村庄仍属“华港社”，从召见玉田、石城两县令的史实，也进一步说明长春宫确在本县。考石城县在今唐山郊区开平，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撤销，并入滦州；玉田县也有金代的行宫叫“偏林宫”。
从大长春一带村名的来历也能说明这里确实有过行宫。如大长春、小长春、大宫、小宫等，就是由长春宫演变派生而得名。明、清两代，县以下的行政编制为屯、社，以一大村为屯社名，下辖若干村。今稻地一带的二十七个村，都曾属“长春社”。虽然这一带至今未能发掘古宫殿遗址，但长春古淀遗迹今尚依稀可见。从东、西大夫坨村南到安各庄、大长春一带方圆十余里内，地势低洼，沟坎纵横，状如陈年干涸坑塘。
到了元代，长春宫依然存在。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至元十一年(1274)曾两次在长春宫设道场，祭祀鬼神勒“长春宫修设金箓周天大醮七昼夜。”③长春宫何时倾废，史无记载。尚待考证。
民国25年《滦县志》卷十六杂录中，对长春宫的建筑情况和皇帝在行宫渔猎游玩的情况，作了生动的描绘，这全是从《辽史·营卫志》中抄录的。实际上指的是今吉林省的长春鸭子河一带，与本县长春宫无关。
注：①②《金史》卷六《世宗本纪》；⑧光绪三年《永平府志》。
四 韩昌籍贯世系存疑
韩昌字延寿，是我国辽代名将，本名耶律隆运。本县民间有关他的传说很多，但对他的籍贯和世系，却一直莫衷一是。自宋以来历近千年，《辽史》也未见记载。旧《丰润县志》则是各说并记，未成定论。今因编纂《丰南县志》之需，韩昌的籍贯与世系问题又被重提。现据清光绪十七年版《丰润县志》所记内容及现今实地考察资料，一并录下存疑，留待后人考证。
《丰润县志》对韩昌的籍贯和世系粗略记载两种说法①：一说他是小集韩家庄人，根据是“墓在邑之东南百里小集乡，马鬣崇封翁仲狞立，旁有丰碑，高二丈许，字画剥蚀不可辨识，仅得其时代、姓名、官职。如左近小集有村落，名韩家庄，居民数百户，其苗裔也。”但接着又以“辽史百官志并无大都督，惟南面京官有辽阳大都督府，太宗会同二年置，②又云辽阳大都督。”是年，“都督曷鲁伯等关防辽阳，东都或即其官耶？”又说，韩昌也可能是玉田人。根据是：“辽史韩知古”蓟州玉田人”，但韩知古根本不是韩昌。《丰润县志》又主观想象韩昌也可能是韩知古的后裔，其根据是当时丰润县属玉田县，因知不能自圆其说又写道“世远年湮，传闻约略，固不能臆度也！”
根据《丰润县志》的记载，丰南县志办公室于1986年3月28日至30日，经与小集乡北韩庄老农韩俊臣(80岁)、韩俊儒（73岁）、韩俊富（67岁）、韩俊邦(76岁)、韩俊优(65岁)等座谈调查，得口碑资料如下：
北韩家庄位于小集东北3.5公里，沙河西岸，元代至元初年立庄，原名小韩家庄，按方位简称北韩庄。此地确曾有过韩昌墓和韩昌墓碑。原址坐落沙河北，乡人简称“北老坟”，面积10.8亩。墓地以石柱为栏，内建石人、石马、石羊、石驼，古木掩映。清咸丰三年沙河泛滥，被冲毁淹没。水退后，他的后裔收殓残留葬物，迁移到沙河南，改称“南老坟”。有墓碑四筒，建国后仅存一筒。碑身为汉白玉，高二丈，碑座为矾石扁方形。碑文模糊不清碑背面能辨认“越支”二字。其内容传说是免缴钱粮的恩赐文。“文化大革命”此碑被毁，尚留有断石数块，用做建房物料掷于农户。原墓地已开垦为田。
南老坟迁来时，知韩昌有三子：韩成山、韩玉山、韩协山。他们曾为韩昌立碑，并写有“故显祖韩昌字延寿之墓”字样。到明永乐初，燕王扫北时，韩昌世系已传到十八世。原有家谱，由韩俊儒曾祖收藏于“神主匣”内，因时过境迁，到韩俊儒辈已不知去向。
韩昌世系按今北韩庄“树”字辈，可上溯到十二代。（附后）再上溯不详。据说韩昌后裔支派繁衍甚众，除北韩庄独姓外，丰润县韩城、本县深港等村也有韩姓大户，均为韩昌后裔，但只有北韩庄至今仍保留着忌讳说、唱“杨家将”戏文的老传统。
注：①清、光绪十七年《丰润县志》卷二·武功一二一页
②耶律德光年号，公元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