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纲
商震，字启予，祖籍浙江绍兴。其祖父为绍兴师爷，作幕保 定，遂落籍保定。商生于1886年（光绪十四年），早年丧父，家 境贫寒，幼年曾就读于浙江同乡私塾，后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并在军校中加入同盟会。后来赴 东北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曾在陆军二十镇七十八标充掌旗官、哨 官、管带及二十镇参谋等职。商此时与冯玉祥相识，并结为盟兄 弟。其时冯任二十镇八十标管带（营长〉。
1910年，商与熊成基在哈尔滨谋杀清政府海军大臣载洵，事 泄未果，熊被捕就义，商逃往日本。辛亥革命前，商在关外组织 民军，公推商为民军总司令（一说是孙中山先生委派）。北洋政 府成立后,商率军至烟台，袁世凯将其所率民军编为第一混成旅， 任商为旅长。袁怀疑他与南方革命党有联系，不久将其部队解 散，调商为陆军部顾问。后发觉商在北京仍有革命活动，被陆军 执法处逮捕，几乎处死。一说是经众议院议员刘冠三等力保获 释；一说是经冯玉祥向陆建章暗中疏通说情而幸免（冯玉祥与陆 建章有亲戚关系，当时陆军执法处处长即为陆建章）。
我记得1935年商任河北省主席时，曾有一日本人宫崎来中国 找商，我曾亲自接待他，他说他本人是裁缝，大清国时，商在日 本，曾在他家住过。我把他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东方饭店楼上（即 今新华书店旧楼），临行商送他川资500元。据此，商在辛亥革 命前曾流亡日本，则无疑也。
1914年商随陆建章入陕，任将军署副官长（据说亦系冯玉祥 推荐），后调任团长驻陕北绥德。商在陕时，曾与安徽来安孙氏 结婚。孙父系淮军系统之旧军官，亦在陆建章部下任职，携眷在 陕。商有一妻弟孙象震，字仲尧，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商所 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任中将办公厅主任代行校长职务，抗战期间 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工作。商两个儿子商鼎新，商鼎霖即孙夫人 所生。孙氏后在山西病故。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毙命，陕西讨袁 军驱逐陆建章，商在陕不能立足，乃率残部东渡黄河而投阎锡 山。阎仍任其为团长，以后逐步升任旅长，师长、绥远都统等 职。商很有才干，又无旧军人之恶习嗜好，兢兢业业，自强不息， 故屡著战功。他自己常说：“我在山西有四大功：打郭坚，打樊 钟秀，打奉军，打国民军”（均系外省军队进入山西，而被他率 部击退）。商在山西十余年，所以青云直上，亦非偶然。
1926年，商在绥远省任都统。国民军南口败退后，内部分裂溃 散。商在绥远曾收编韩复桀、石友三两个师。是年9月间，冯玉 祥由苏联归来，在五原组织国民军联军，冯自任联军总司令。冯 与商向有旧谊，极力拉拢商震参加国民军联军，并任商为国民军联 军副司令。商跃跃欲试，因阎锡山态度不明，故未敢轻举妄动。 后经阎锡山同意，将收编的韩、石两个师送还冯玉祥，并赠开拔 费50万元。据冯玉祥日记几则说："（1）9月29日下午六点徐永 昌来，述李炬所谈商启予合作事。（二）10月12日晚十一点薛笃 弼来谈，商启予因环境关系，尚未便表示也。（三）10日13日， 连日与商启予接洽，困难之点极多.，故早起后，即与石敬亭、 李娇谈启予事。”
1928年夏，北伐军打到北平，蒋、桂、冯、阎四大军阀各系 军队，群集平津河北境内。北平为几朝故都，文物古迹所在；天 津为通商港埠，繁华富庶之区。此种地盘，各系军阀争夺甚力， 最后妥协，瓜分地盘。蒋占据苏、浙、皖、赣、沪、东南各省市3 冯则分得鲁、豫、陕、甘、宁，青各省3阎则分得晋、冀、察、 绥、平、津等省市；桂系则据有两广两湖等地。因商震首先率队 攻占平、津、保等地，故得首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原名直隶 省，从此改名为河北省），并兼河北,剿匪”司令，指挥山西军 队驻河北境内。此时他很想脱离阎之羁绊，独树一帜，自成系统。同 时有新中学会一部分知识分子童冠贤、马洗繁（任省府秘书长） 等，在其左右纵恿策划，积极扩充各方面势力，在北平右安门大 街设立训政学院，分县长班，佐治人员班（秘书、科长），训练 行政人员3又在外交部街设党务训练所，训练党务人员；又在安 定门外黄寺设立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造就军事干部.又在南苑成 立教导师，扩充部队。凡此种种，颇招阎锡山之妒嫉。尤其使阎不 能容忍者，蒋介石对商颇施分化收买手段，商亦乐于攀附,信使往 还，难免有所勾结。又有一事更使阎锡山恼怒，不知是张学良赠 送商震的，还是商震由沈阳兵工厂购买的一批军械，据说有步枪 -万支，由海路运至天津，为阎锡山所悉，命令傅作义在津扣留 （傅当时任天津警备司令）。于是阎锡山调商展为山西省政府主 席，调徐永昌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表面上是两省主席对调，实际 意在处分商震，并将商所办之训政学院、党务训练所解散停办；将商所办之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归并于太原军官教育团；将商所成 立的教导师一连一营地分拨编入山西各部队。这都是1928年下半 年和1929年的事°
商调山西后，有职无权，等于软禁，终日惴惴不安。他曾由 太原军官团借调前河北军事学校学生40人，在他住宅担任守卫， 以防暗算。1930年蒋、冯、阎大战，商未被启用。《全国文史 资料选辑》十六辑周岱写文说，大战期间，商经常给蒋送情报， 是阎失败的原因；《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唐永良写文说， 商一度派其心腹饶松寿往陇海路民权县见落，暗通消息。试想商 当时在阎掌握之中，监视之下，处境危险，岂敢做此冒险之事， 况当时他也不知什么机密消息。至于饶松寿者，我深悉其人。饶 字祝三，保定人，是商之亲信。但饶患口吃，知识能力水平很 低，当时不过是一校级官佐，后来始任三十二军修械所所长C商 绝不会派此等人去见蒋，以他的身份地位，亦难于与蒋会面。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阎、冯虽失败下野，他们 还有残余部队二三十万人，蒋介石交张学良负责改编。山西军队 改编为四个军，计三十二军军长商震，三十三军军长徐永昌， 三十四军军长杨爱源，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商震仍兼山西省政 府主席。蒋、张本属意商收拾山西局面，但山西军人不愿受商节 制，阎锡山更不愿将军权交商。当时为商担任守卫的我们几个同 学和商的随从人员常讲一个故事：一天阎锡山乘汽车亲来商震寓 所，进门后携商手径上汽车出太原北门而去。大家都非常惊愕， 不知所措，勇悍者竟欲拦阻动武，以为商此去必遭杀害。不多时， 商震回来，大家群拥在他面前，问商是怎么一回事。商说，阎把我 拉到一个坟头上，四面无人，对我说了两句话：“我给你人就不给 你、我不给你人就给你。”阎本来已将山西局面交徐永昌负责， 又恐蒋、张不同意而交商，故弄此权术，以讨好商震。人言阎锡 山一生诡诈，诚非虚言。此后阎即偕赵戴文化装经大同，天津而 去大连，在日本人庇护下避难，以待时机。阎离太原后，商稍能 实行省主席职权，如阎锡山不回来，商还能扩大他的势力。
1931年夏，石友三突然反对张学良，率队向平津进攻。据说 石友三和广东及蒋政府陈济棠，李宗仁等已有勾结，陈、李并资 助他大量军费。其时张学良正卧病在北平协和医院，由于学忠率 队抵抗，形势危急。蒋介石电令商震出兵石家庄，侧击石友三。 商趁此机会，乃出娘子关，带出高鸿文、黄光华两个旅军队。另 有周元建一旅在大同，周思诚一旅在长治，因阎锡山由大连飞 回，经他阻止，均未能开拔（何以石友三一发动进攻，日本即用 飞机把阎送回，可见中国历次军阀混战，莫不有日本插手）。张 学良为酬劳他的功劳，又念他失去两个旅，已不能成军，故给他 增编五个团兵力，将三十二军编为三个师，即一三九、一四一、 一四二师。石友三失败后，商即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带防地，以 后又将八十四师高桂滋部（驻邯郸）、骑兵第四师郭希鹏部（驻 大名）拨归三十二军建制，由商指挥，军部驻在河北邢台。此时 他在河北邢台整军练武，训练部队，无其他兼职。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进攻长城。蒋政府调兵遣将，不过是 敷衍舆论，欺骗群众而已。此时商被任为华北军第二军团总指 挥，除指擇他的基本部队三十二军外（高桂滋、郭希鹏两师未 动），并指挥东北军何柱国、杨正治两个军，担任长城冷口至山 海关一段防务，总指挥部驻北宁路开平镇。商震领会到蒋介石仍 持不抵抗政策（我记得邵元冲曾来过开平一次，不知传达什么旨 意），又兼他为了保存实力，所以抗战并不积极卖力，故冷口首 先失守，山海关以西各口相继撤退。而上级毫无责罚之意，足见 商是忠实执行了蒋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塘沽协定》后，商率部退驻北平南苑，军部驻城内帅府 园。是时全国抗战情绪高涨，而商住在北平，却很悠闲，多所交 际，并与外国人经常来往，聘有一美国使馆人员在家教授英文。 商与德商礼和洋行经理某人来往密切，暗中购买武器，并雇用一 白俄名聂保者，在三十二军骑兵团组织一马球队，在平津上海等 地与外国人比赛。商与教育界亦有接触，聘体育家董守义为体育 顾问，在军部设体育部，各师团均设体育干事，开展体育活动， 并派运动员参加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又提 倡部下学英文，他对左右青年军官说：“我39岁开始学英文，现 在能说能写，你们20多岁，难道就不能学习了吗？ ”他喜欢任用 知识分子，军官多数都是各军校出身者，行伍出身者很少。他平 日好穿西服，讲究整洁礼貌。总之，无论是练兵治事，还是生活 习惯，完全效法欧美资产阶级一套作风。是年秋有一事值得称道 者，即收编抗日同盟军余部及秘密释放方振武、吉鸿昌一事（笔 者另有专文叙述）。无论他的动机如何，客观上对革命是起了有 利作用。
1934年春，蒋介石调商震率部队开赴甘肃，许以甘肃省主 席兼兰州绥靖主任。其目的意在使商牵制杨虎城。当时杨虎城控 制陕西，并割据陇东。甘肃又有回族部队，陕北红军正是燎原之 势。商当然不愿到这地瘠民贫、矛盾重重、情况复杂之地，但又 不敢公开反抗，乃采用拖延观望之计。先派人赴兰州了解沿途情 况，曾派其总参议方贤、一三九师参谋长石彦懋和我三人前往。 临行他示意多报告困难，以便据此向蒋提出要求，拖延时间，同时 托人疏通，更兼华北情况日急，故得以幸免西调。我们到西安时 见到杨虎城，杨很客气，到平凉见到杨渠统（当时为陇东绥靖司 令，杨虎城的部下），招待也很热情。但他说杨主任军队很多， 饷项很少，就靠陇东一带种植鸦片补助军饷，意在不欢迎商来。 其实杨虎城也有戒心，恐商夺他的地盘。但邵力子态度不同，我 记得邵给商震回信有这么两句：“吾兄西来，中央倚若长城。" 因商在杂牌中比较接近蒋，故邵希望商来，对他或有所支持（邵 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是年夏，蒋介石在庐山举办中央训练 团，轮训全国中、高级军官，蒋自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商震 任团副。他回来说：“我每天替蒋介石接待避暑来访的外国人， 无事可干。蒋、陈大讲'攘外必先安内'的大道理，我讲了儿次 戚继光治兵语录。”轮训每月一期，商当了两期团副。
1935年5月，《何梅协定》签定后，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 被赶走，河北省政府亦被迫由天津迁至保定。这时天津社会秩序陷 于混乱，人心惶惶不安。南京政府任命商震为天津警备司令兼天 津市长。记得6月5日我随商震到天津，首先在金钢桥北河北省 政府旧址设立警备司令部，美防印信亦已领到，东辕门也挂出牌 匾，各报纸均已宣布。突然，日本提出抗议说；“警备是警备 谁？这是对日本不友好的态度，不能成立警备司令部！"顿时给 商震当头一棒。商震即向南京清示，回电改为津沽保安司令部， 说"保安是对内不对外”，这样日本人才勉强同意了。商震既兼 任天津市长，就要行使市长之权力。当时天津公安局长是与日本 关系愣切的刘玉书（四川人，日本士官毕业）c商想换一自己可 靠的人，稍有动议，日本人就知道了，提出异议，商即无形作罢。不久商又受命兼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组织河北省政府，任命 梁子青（又名绳筠，河北行唐人）为教育厅长，但日本人说他是 蓝衣社，不同意梁任教育厅长。商又请示，结果只当了个空头省 府委员，不再任教育厅长。似此种种，日本人不仅是干涉中国内 政，实际成了太上皇，蒋政府丧权辱国，已达极点。有一天，商震 对左右说：“早年李鸿章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天津办洋务 很棘手，人骂他汉奸卖国。今天的情况比那时候更难办，于孝候 （于学忠）干不了，我也干不了。”
不久，又发生了 香河事件"。 ，香河事件”是怎么一回事 呢？就是日本浪人和朝鲜人纠集当地地痞流氓，在城内开设烟 馆、赌场，妓院，实行毒化政策，冀东各县，亦莫不如是。后来 日本浪人竟聚众闹事，要求“香河自治”，并驱赶县长。此事商 亦莫之如何。商曾在津沽保安司令部召集殷汝耕、殷同等开会，商 讨冀东各县如何维持治安。殷汝耕当时是蓟密专员（驻通县）， 还有一个滦榆专员（驻滦县，记不清姓名了）。殷同是北宁铁路 局长（只北平至山海关一段）。因《塘沽协定》后，划长城以南 若干英里为缓冲区，不准中国驻兵。所谓缓冲区内只有张庆馀、 张砚田两个保安团，冀东各县已陷于无政府状态。会议后，殷汝 耕等不但置之不理，相反，不久即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 府”，阴谋脱离中国政府。不仅商震束手无策，南京政府仍持不 抵抗主义，亦毫无办法。
此时，天津市面混乱，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日本 人勾结天津地痞流氓游行示威，高喊“华北五省自治”。又有一部失 意军阀、官僚、政客，从旁煽动。南京政府每月给商所谓密费5 万元，藉以收买笼络这批汉奸，如曹汝霖、齐燮元、王揖唐、张 壁等，均聘为高等顾问。这些人穷极无聊，亟欲上台，每月虽赠 与数百元至千元不等，仍难满足他们的欲望。又委有一批参议秘 书等，大都是懂日文与日本有瓜葛的人。其中有个郑文轩（福建 人，日本帝大毕业），是有名的汉奸，日常对日交涉事件，无不 百依百顺。有一天黎明破晓的时候，大约有数百地痞流氓，其中 夹杂不少日本人、朝鲜人，手持小旗，口喊拥护“华北五省自 治”,闯入东西辕门口内，涌向正门，卫兵拦阻不听。当时正在 拂晓，高级干部均回家住宿未归，在部内住宿级别较高者，只我 和特务营长二人。我当即以电话向商请示，商指示竭力拦阻，绝 对不能开枪。后经特务营长派徒手士兵J连，横队站在正门口， 相持一个小时。我叫他们派代表入内谈话，进来6个人。他们只 是乱嚷乱叫，一句话都不说，我气极了，叫人把他们押入后花 园。一会商震又来电话说，你不要管了，我已派郑参议（即郑文 轩）去办理。同时日本开来两卡车士兵，全付武装开进司令部院 内，声称抓了他们日本人，要求立即释放。这时，郑文轩亦来 到，叫我立即放人。我说都是中国老百姓，怎么会有日本人？郑 说，这是主席的命令，叫你放你就放，出了事我不负责。”我 不得已，就把那6个人放了。事后，我问看守他们的排长，排长 说他们不会说中国话，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这一次大风波， 就此了结。还有一次，一个日本驻屯军的大尉参谋名大木的径来 司令部要见商震，商未接见，他大不满意，自己一人在会客厅坐 等两小时不走。又一次，来了日本一个宪兵军官带宪兵数人，我 出去接见，他们说日中友好，联络联络，过几天请我吃饭，在司 令部各处照相而去。如此无理挑衅行动，不胜枚举。同时，几个 大汉奸日夜包用商震，向商游说，劝他搞“华北五省自治“，拥 他为领袖。大概是10月中旬或下旬一天傍晚，齐燮元等请商在日 租界某宅吃饭，有日本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少将参加，席间劝商搞“华北五省自治”，遭商拒绝。，商不会饮酒，多田骏等强迫他饮 酒，他佯醉而归。商回来说：“我决不当汉奸！ ”这时已是晚 九、十点钟，商命令准备火车，立刻回北平（他原有专车一列， 停在天津车站）。我说要当心皇姑屯事件，不能坐火车。于是他 立刻上汽车，沿平津公路冋北平，由特务营派了一个连乘卡车护 送他过了通县而返c商次日即赴保定，称病住了保定思罗医院。 此时平津形势愈益紧张，大有朝不保夕之势。不久，何应钦来到 保定，日本代表也到了保定（日本代表记不清名字，似名樱井， 当时平津报纸均有记载），宋哲元等也到了保定。于是组成扌•独 立性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及平津两市，“华北五 省自治运动遂告一段落。但全国人民义愤填膺，尤其青年知识 分子爱国情绪激昂，于是发生了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运动。 蒋介石为了安抚商震，把商调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商所部三十二 军仍驻冀南豫北一带。原河南省主席是刘峙，无缘无故叫他让出 河南省主席，他当然也不满意。为了照顾刘峙，改开封绥靖主任 为豫皖绥靖主任，使刘峙统辖豫皖两省驻军。商震从此离开华 北，于1936年元旦就任河南省政府主席。
1936年2月红军东征抗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蒋介石 命商震率三十二军入晋“剿共〃，商借口与阎锡山不睦，不能合 作。蒋乃改派陈诚为总指挥,并调三十二军两个师（一四一、一四 二师）入晋“剿共”，归陈诚指挥，商难以拒绝。但在两师出发 前，商在石家庄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大意说，军队就是咱们的 饭碗，偕示要保存实力。同时，该军有我党的组织，有不少党 员，正可利用他的讲话，避免与红军作战。故入晋后，并未与红 军有大的接触。虽避免作战，但竟有二三百人携械投入红军。 据一个当时充任营长的党员和我谈，他这一营驻在韩侯岭，有一 次，红军夜间西撤，有部队从山下通过，有人主张拦截阻击，但 他没有理会，一枪未发，任其安全通过。所以后来陈诚攻击商 震，说他的部队不打仗；甚至有人说他通共。红军西撤后，他的 部队又撤回冀南、豫北一带。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政府被迫勉强抗战，在平汉 线作战的指挥官刘峙，在保定一战而溃，只身逃过黄河。商震遂 被任命为二十集团军总司令，接替刘峙担任平汉线作战，指挥他 的基本部队三十二军及万福麟的五十三军，还有少数其他部队， 消平汉线以东布防Q总部开始驻辛集镇（即今辛集市），后移驻 石家庄。商以一个师固守正定城，一二日即被日军攻破，伤亡 团、菅长数人，损失惨重。日军为控制交通要道,非占领石家庄 不可。以后三十二军又经元氏战役、彰德战役，节节败退，至1938 年初退过黄河，沿河布防，总部驻河南考城之何庄。不久西路日 军渡过黄河占领三义寨，东路日军窜至豫东，截断陇海路。此时 黄河防线全面崩溃，随后开封失守。商震奉命率三十二军调湖南 长沙，河南省政府主席亦由程潜接任。不久商又调南昌，担任南 得线防务，并升任为第九战区副长官（长官薛岳），仍兼二十集 团军总司令及三十二军军长。在下达命令的公文上，竟出现“商 震令商震"的字样，其目的是迫使他自动请辞，交出三十二军兵 权，而商震竟执意不交。三十二军是他经营多年的政治资本，在 北方时尚有举足轻重之势，既调南方，等于入了蒋介石的牢笼， 徒叹奈何。适时有一事，使他大发牢骚。其事是王仲廉、王敬玖 两个军长（均黄埔一期，蒋嫡系〉，向蒋介石控告薛岳，说薛分 配防线不公（两王说他们担任的战线过长，薛说他们的武器装备 好）。蒋来电叫商査复报告，寓有使他调停之意。商借此在办 公桌上大发牢骚说：《咱们在北方吃干饭，到了湖南就吃稀饭， 现在是喝米汤了。我看这事也是大不公对小不公，究竟谁不公， 我管不了。力原来商部在北方时枪械充足，在河南鲁山后方，还 有库存步枪数千支，轻机枪数百挺，新购德造自来得手枪500 支，战前均未动用。抗战后三十二军陆续损失、消耗的枪弹，都 由自己补充，部队也被蒋陆续缩编减少，国民党中央从未给商部 补充一枪一弹，这也是蒋介石消灭杂牌部队的一贯手法。商震发 牢骚说吃干粮喝米汤，其含意便是如此。他这些不满情绪，当然 会有人报告，因此更惹起蒋介石、陈诚对商的不满（陈诚自1936 年入晋“剿共〃之事，即与商有隙，早想吞并他的部队），故径 下命令免去商震三十二军军长兼职，而以副军长宋肯堂升任（宋 系保定军校八期炮科，与陈同期同队，向有私交），就这样夺去 了商多年惨淡经营的三十二军。
商本人心中的怨气，自不待言。而跟随他多年的部下，都是 他一手培养的干部，团、营、连长绝大多数是他所办河北军事政 治学校的学生，他们更为不满。群情激昂，议论纷纷，颇有酿成 事变之势。其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失掉了商震这个保护伞，更加 感到前景危险，因此通过南昌办事处黄道同志向上级请示，提出 三点意见3 （一）拖走几个团，东进敌后与新四军联合抗日3 （二）全部党员撤出去延安3 （三）XX同志一人离开去重庆。
上级回电指示： （ 一）点万不可取，因尚在抗日初期，恐破坏统 一战线；（二）点也不妥当，最好潜伏待时，继续工作。所以尔 后有陈锐霆、王启明两次起义； （三）点不得已时X X同志可以 离开。当军心混乱惶惶不安之际，我们曾几次面见商震，要求拒 绝宋任军长，另选他人。我们提了几个人，商都不同意。最后商 怒气冲冲地说：“你们现在说已经晚了，我已经50多岁了，你 们想造反，我不跟你们造反。力这一场斗争，由于上级党的指示 和商震的态度，就此结束了。蒋、陈为使三十二军脱离商震，把 三十二军总部由南昌调至湖南桃源。临行前我曾向商辞职他去，商 在一天夜间单独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把军队交出就算完了， 比如一棵柳树，砍掉了头，以后发出枝梢更加茂盛，你还跟我到 湖南去吧。”这也许是他自欺欺人的阿Q精神，也许他还另有想 法吧。
商震到湖南后，设总司令部于桃源青山湾，因该地原有军政 部一部分旧营房可资利用。名义上二十集团军指挥十八、五十 四、八十七三个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一线沿洞庭湖防 务，实际霍揆彰（黄埔一期，蒋嫡系）任副总司令,在常胜德山设 副总部，一切指挥权均操之于雷。幸1939年一年中，沿湖平静无 战事。这一时期，亦正是蒋、日谈判议和投降时期。商、霍及其 僚属，亦乐得在此山青水秀的古桃花源胜地逍遥避难。
1940年春，蒋政府调商震为六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驻衡 阳，不到半年又调商为军委会办公厅主任，不久又兼外事局长。因 商擅长交际应酬，又会说英语，当时蒋介石事事仰仗美国，故利 用他作工具，为他跑龙套。商自己亦深知兵权已交出，大势已去， 乐得混个官衔，出出风头。19,41年初，商震奉派为赴缅、印、马军 事代表团团长，作军事考察，为以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张本。 1943年又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日本投降前，商震被任为驻美 军事代表团团长。因蒋介石与美国史迪威发生矛盾，史迪威被迫 去职，因而美援发生问题，故派商去美，乞讨美援。蒋介石就任 大总统后，任商霍为总统府参军长，其职位犹如北洋政府之侍从 武官长，日本的宫廷内大臣。日本投降后，1947年又任其为驻日 军事代表团团长。蒋政府倒台后，他即留居日本，未去台湾。
商震部队，远在1928年前，即有我党的组织（由北方局军委 领导）。溯本求源，实渊源于他所办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中有 不少党员，后来多数在他部队充任中下级军官。我就是其中之 一，我也是党在该校的负责人。我在商震军部总部历任少校、中 校副官及人事科长等职，颇见信任。他的私人函电，亦常交我撰 拟答复，实亦兼任秘书职务，外人视为亲信。我因从事党的活 动，曾几次发生问题，均因商营救庇护得免。因商对我爱护情 深，客观上对党亦起了有利作用。1940年，商在湖南就任六战区 司令长官时，长官部人员均系蒋之嫡系，因我的政治面貌已暴 露，实难再跟他去，我即写了一个签呈请求辞职。商知环境已非 昔此，只好批准我辞职。他在签呈上拟了个比拳头还大的“准〃 字，使我意会到，他是有无限感慨的，于是我也就悄悄离开湖南 和他分别了。
抗战后，商的部队中有不少青年军官奔赴延安，参加我党我 军工作。甚至年愈六旬与商有总角之交、曾在商部任参谋长军职的 周思诚（字敬孚），经我介绍亦于1940年赴延安参加革命行列，并 于1943年经叶剑英，边章五同志介绍，经毛主席亲自批准，加入 中国共产党，亦属难能可贵之事。商的部队后来有两次起义：一 是陈锐霆同志任副团长时，于皖南事变后（1941年春），率一四 二师四二五团在皖北起义，参加新四军一是王启明同志任整编 三十二师参谋长时，于1947年春在河南卫辉起义，到晋冀鲁豫解放 区，后任陈度兵团副参谋长。后来三十二师余部在山东被我军全 部歼灭，盖因该军脱离了商的领导，军心涣散，又因受党的影响 较深，故毫无斗志，稍一接触，即缴械投降。这也是蒋介石分化 吞并杂牌部队应有的结果。商震在30年代和40年代当权时期，直 接间接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政治上也起过一些微妙的作 用。他旅居日本时，与党也有联系。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亦有所了 解。故他于1974、1975年两次回国参观访问，周恩来总理，叶剑 英副主席，朱德委员长几次接见并宴请、国庆宴会商列入贵宾 席，国家给予他崇高待遇。1978年商在日本病逝，骨灰送回祖 国，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生前殁后，均有荣焉。我党对商震 优礼有加的态度，充分体现了党的统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