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是河北“三驾马车”之一,是中国当下“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人物。他的“平原系列”[1]小说以深切的人文关怀、当下的话语立场切入转型期艰难而苦涩的社会现实,表现出了深刻的批判力量和强烈的现实意义,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以及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基层广大群众的生活境遇和心灵创痛,深刻地揭示出了20世纪末的中国物欲膨胀、精神萎缩,物质进化、道德退化这个阻抑社会发展的巨大矛盾及产生的原因和危害,流溢出一种浓重的与人民群众“分享艰难”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深刻的理性力量。这样,他的“平原系列”小说便以贴近民众民心,关注民生民情而得到了民众的认同和赞扬。
关仁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亮晶晶的雨丝》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很长的创作历程。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并没有像其文学前辈们那样，固守在一个点上开掘素材,而是形成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上又显明的有这样三个标记:传奇系列(1986～1990)雪莲湾系列(1991～1995)平原系列(1995～今天),而这三个阶段都有明显的作品作为起始,如传奇系列的《魔幻处女海》,雪莲湾系列的《苦雪平原系列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在这个三个系列中,他都有独到的发现和卓越的表现,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作家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尤其是从1996年起,他和何申、谈歌被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从此三个人便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更强健地奔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道上,给河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坛带来了生机和亮色。从此以后,关仁山集中创作“平原系列”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和报告文学《从唐山到汶川》出版以后,相继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和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骏马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地评述,以求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进行正确、公正的研究。
关仁山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文学作品《亮晶晶的雨丝》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了很长的创作历程。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并没有像其文学前辈们那样，固守在一个点上开掘素材,而是形成了一条线,在这条线上又显明的有这样三个标记:传奇系列(1986～1990)雪莲湾系列(1991～1995)平原系列(1995～今天),而这三个阶段都有明显的作品作为起始,如传奇系列的《魔幻处女海》,雪莲湾系列的《苦雪平原系列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在这个三个系列中,他都有独到的发现和卓越的表现,这就不能不让我们感叹作家的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尤其是从1996年起,他和何申、谈歌被称为河北的“三驾马车”,从此三个人便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更强健地奔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道上,给河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坛带来了生机和亮色。从此以后,关仁山集中创作“平原系列”小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麦河》和报告文学《从唐山到汶川》出版以后,相继获得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和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骏马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地评述,以求从历史和美学的角度进行正确、公正的研究。
一、 回归土地:对农民和土地的深厚感情
(一) 对文学创作的向往与求索
与中国大多数作家的创作路径一样,关仁山的创作道路也经过了一个艰难坎坷的求索过程。正是这个求索的过程使他坚定了为农民写作的信念。
关仁山是农民的儿子,他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着深厚的生活甚至是生命的积淀。他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更甚于其他人。他与大多数农民出身的作家一样,有着深厚的土地情结这种情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父母。他的父亲是一个由农民成长起来的乡镇干部,母亲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他出生在远离县城的一个偏僻、落后的名叫谷庄子的小村庄。直到他上小学以后,才因为父亲的工作关系,迁移到一个丰南县的一个小镇——唐坊镇上生活,但他和母亲依然是农业户口。他童年的主要的游乐场就是广袤的土地,最好的游戏就是玩土和玩水少年时他和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帮助母亲干活,拾柴割草维持生活的最基本的需求。高中毕业后,他到昌黎师范学校上了两年学,毕业时还不满20岁。这样,他又回到小镇上当了一名小学教师,所教的学生都是农村的孩子。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开始了创作,第一篇作品是写农村教师生活的《亮晶晶的雨丝》,先是发表在他所在的丰南县文化馆办的一个内部刊物《芦笛》上,后来转发在《唐山劳动日报》上。这篇作品和所有的习作者的作品一样是十分稚嫩的,但毕竞关仁山创作的第一篇作品,在他成为作家以后便有了处女作的意义。后来一个偶然的机遇使他认识了一位通俗小说作家,开始学习写作通俗小说。他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和巧妙的编织力迅速地成了一个较有名气的通俗小说作家,并创作了长篇小说《魔幻处女海》、《胭脂稻传奇》两部长篇小说以及儿十篇中篇小说,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或许也会成功,但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因为靠虚构终不可能维系作品的创作,只有来自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材料的枯竭和创作路数的老套使他和读者都感到了厌倦。又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他创作的轨迹和创作的生命。对于这一次决定他创作命运的契机,他曾经这样说:“80年代初期我开始写通俗文学,传奇故事,武侠的。1989年,我认识了北京文联主席管桦,是我们老乡,丰润人,我们县委书记把我介绍给管桦老师,他说我挺像年轻时的浩然,我受管老的启发,他说,别搞传奇的东西了不能端着金碗讨饭吃,你本身是农民的后代,而且你和农民这么熟,你应该写农民的真实的生活。我就转向了。管老和我们县委书记联系,让我挂职到海边一个渔村当副村长,后来我就写了一个系列小说,在全国产生了一定影响”[2]。从此,关仁山由写通俗传奇走上了写纯文学的道路。1992年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苦雪》当年便获得了河北省文艺振兴奖和《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也成为他写纯文学的奠基之作。随着《苦雪创作的成功,他的“雪莲湾”系列小说便在文坛上拉开了序幕。他先后创作了《红旱船》、《蓝脉》、《落魂天》、《太极地》等有较大影响的作品。他将此结集为《关仁山小说选》,并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骏马奖”。但他写海毕竟不如写土地熟悉,靠浏览式的采风和即兴式的采访终究不如自己的与生俱来的生命体验那么铭心刻骨。于是,在90年代中期他开始写农村的变化,写农民的命运,写农业的兴衰。这种创作的回归就像他后来创作的《九月还乡》中的九月一样,从起点到终点画上了一个创作的圆。但这10年的创作摸索对关仁山来说不是一个浪费,恰恰是他最好的练笔过程。可以说,没有通俗传奇和“雪莲湾”这两个系列的创作,绝不会有“平原系列”小说创作的成功。可以说,这也正是他创作生命的历练过程。关于这次创作的转向,他自己认为,描写大海这样的自然风光对现实的冲击力不够,而且他对大海远不如邓刚、杨显慧等写海的作家那样熟悉,更不用说与海明威这样的写海文学巨匠相比了所以他回到平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二)与农民血浓于水的感情
关仁山回归土地,在于他对农民血浓于水的感情。对于自己创作的转轨的原因,他曾这样说:“一是我对乡土,对农民的苦难与疼痛有切身的体验。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儿子,我母亲现在还是农民。虽说进城和我一起生活,我是省作协专业作家,但我还住在县城,叔叔们种地,我母亲的地也是叔叔们代种,和村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农民的苦难,他们想什么,我有很真切的了解,第一个触动我的,就是生活本身。再一个是文坛现状,作品要由对农民有感情的人来写”[3]。可见。他回归土地的原因细究起来主要有三个:一是对土地的深情即浓重的乡土情结,如上所述。二是对农民苦难和疼痛的切身体验我们知道,新时期的中国改革是由农村开始的,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农民“手中有粮,心里不慌”。如何士光的《乡场上》、高晓声的陈生包产》、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都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这些作品一方面描写了农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人的尊严也得到了恢复;而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光凭种田不能致富,还要摆脱土地的束缚,到城里去开拓生路。这些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农民摆脱了极“左”路线后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解放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农村的生活和农民的命运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是在城市文明的冲击下,宁静和谐的乡村文明和传统的伦理道德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使传统乡村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结构等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随着工业对乡土资源疯狂的侵害、掠夺,人们所歌颂和向往的田园风光大都不复存在了。在城乡的对峙中,受伤和受损的自然是乡村,农民也必然是受伤害者家园被损坏利益被损害,尊严被损伤,这一切对从乡村成长起来的关仁山来说,感到了无限地伤感和伤痛。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对乡村的现状进行了真实的叙写和深刻的揭示,表现出一种对乡村文明的守护和重建的渴望。于是关仁山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关怀“还乡”,深度地介入到农村生活的底层和深处,深刻地揭示了农村矛盾的矛盾和焦点,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痛苦、迷惘、觉醒和奋斗的过程。三是当下的文学对土地的琉远和背离文学对“三农”问题这个中国时下最基本的问题表现出了少有的淡漠甚至是冷漠。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写出农民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历程一直是作家们所关注的焦点;而时下的文学作品不仅背离了农村,也远离了农村。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民问题是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紧要、最艰巨的症结”[4]。所以关注农民、关注农村、关注农业一直是文学创作的要旨和作家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时下农村题材的小说却陷入了困顿,甚至是危机。农村题材的匮乏使得关仁山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农民见不到描写他们生活的作品,见到的都是戏说、歪说、瞎说、胡说等与他们毫不相干的作品,不仅造成了审美向度的误导,扭曲了农民的审美心态,也必然造成农民精神生活的贫乏。以后尽管农民的生活可能进入小康,但必将造成物质丰裕和精神缺失的二律背反的现象尽管也有一些反映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却脱离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对乡土表现出一种虚妄的溢美、田园牧歌式的歌颂,使得人们以为农村已经是小康生活了,达到了精神文明生态村的水平了。其实这仅仅是少数的样板,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村还是相当贫困的,更何况“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悲剧还不时地在重演。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关仁山对此比他人清楚得多。他要用自己的笔写出当下农民的真实境遇,以纠正文坛的偏颇。他曾这样说过:农村题材的小说明显衰弱了,好像成了不合时宜的陈旧话题,是一穗过分成熟的老玉米。但是面对这样的现实难道就要随声附和,把农村放下不理了吗?”“这些年,除了赵本山的喜剧片,农村题材只有《党员二愣妈》这样的短剧,没有正面触及矛盾,写改革历程的。播放《刘老根》的时候,我到农村转了转问农民怎么样,他们说,看着挺好看,但是不解渴,农村现在很复杂,没有触及我们的深层次的矛盾,不解渴的原因就在这里。好多矛盾绕着走,打个笑话就过去了。现在的干群关系十分微妙,而且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土地的转包、流动,农民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大变化。”正是这些原因促使关仁山回归了土地,回到他精神的栖息地和生命的家园。他是要为农民创作反映他们生活的作品。他要为农民写书,表现农村的生活,反映农民的命运。他认为“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变化是异常迅速的、复杂的、多变的这就要求作家从客观上把握农村发展的总动向和总趋势,同时还要从微观上分析农民和土地上的具体事情,特别是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心灵上的冲击和命运上的起落。距离生活越近,就越难以把握,甚至被迷惑,很容易让人失去判断和把握能力……写好乡村小说就像农民增收一样艰难,然而也正因为难,我才不想离开这个阵地,毕竞中国有八亿农民,在今天的形势下,三农(即农民、农村、农业)问题越来越急迫地摆在我们面前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今天的农民怎么个活法?他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恐怕比过去更丰富了”“父老乡亲与多情深厚的土地一样,是我们永恒的主题,是我们创作的源泉。”[6]
正是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双重牵引使他从“雪莲湾”回到了平原此后,他相继创作了中篇力作《大雪无乡、《九月还乡》、《破产》、《福镇》、《天壤》等作品,在文坛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些作品都是他在生活中的真实所得和真切体会,如《天壤》的素材就是发生在他家乡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临近县城的某村的土地被开发区强占了,本是售粮大村的农民现在却要靠吃国家的救济粮度日。农民愤怒了,拒领粮食,强烈地要求归还土地,并集体上访告状。作家被震惊了。透过这触目惊心的生活现象,他又发现了更为深层的问题:几代甚至十几代的农民用血汗开发出来的金子般的土地被廉价地卖给了外国人,而这些血汗钱却被一些村、镇干部肆无忌惮地挥霍一空。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以后用活命的本钱,农民们怎么生活?那些弄惯了土地营生的农民,用长满厚厚老茧的双手去收破烂、当小贩打工,在城市中流浪,受尽了白眼,煎熬着生命。看到此情此景,使他呼喊出了:“没有了土地,下个世纪谁来养活我们?下个世纪谁来养活中国?”正是这些浸满血泪的辛酸故事,促使作家为民代言,喊出了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压抑已久的呼声,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的苦闷忧伤。
后来他又到唐海县(原柏各庄农垦区)当协管农业的副县长。这里农场机械化程度高,农业产业化进程快,农民有着大产业工人的先进观念和管理大农业的成功经验,代表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先进趋势。他积极参与县里的农业管理并参与跑项目、搞开发,迅速地融入了农业现代化的建设之中。除此,他也经常到田间地头、村民家里,与群众促膝谈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跟着县委领导一起为农民解决各种问题。他说:“农产品闯名牌,我跟着去联系,打进韩国日本超市,县里安排我到山东寿光考察蔬菜生产,等等。”[7]他不但跟踪乡镇企业破产的全过程,还亲自为一个村的稻田污染案打官司。他把生活体验当成一种生命体验,用良心去感受生活,用真情去体会人生。关仁山曾不止一次地阐发过他对深入生活的全新理解:“我觉得现在深入生活,是一种古老的体验方式,要把生活体验发展到生命体验最后升华到艺术体验,这才是文学所需要的”。[8]“就作家来说,三贴近’首先要培养对农民和土地的感情。”[9]正是这些鲜活生动的生活的感动,正是这对农民和土地的浓厚感情,促使他产生了创作激情和动力他说:“我在乡村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的事情,不仅对我的创作有用,而且对我的人生态度有深远的影响。要冲破旧有模式,就要捕捉新生活的暖流,从熟悉中寻找陌生,探寻一些本质性的东西。思想能够帮助我们穿透繁杂的现象,农村某些干部的腐败,一家一户生产的局限,农民过重的负担产业化进程的艰难以及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惋惜也罢,忧虑也罢,惶感也罢,时代的潮流依旧不可抗拒地奔流着,新的产业农民正在艰难的蜕变中萌芽、破土。正是这样的动因,每时每刻牵动着我的乡愁思绪,中国勤劳勇敢的传统农民的最后消失,将是很悲壮的一幕,我们的文学应该记录这个悲壮的瞬间。”[10]于是他又相继创作了《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伤心粮食》、农民》、《天高地厚》、《麦河》等中长篇小说,形象地记录了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历程,塑造了一个个含蕴着丰富历史意义和时代动感的农民形象,在社会和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以“三驾马车”为首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是“由个体贫困的描写指向社会和民族群体,探讨了社会贫穷的历史原因,诸如现代化的负面性,城乡关系的不平等、旧体制的弊端等,从而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心理共鸣。
二、 扎根土地:用文学积极回应时代
关仁山的作品是植根于土地的。虽然关仁山过去的创作(通俗系列小说和雪莲湾系列小说)与农村有一定的距离,却免除了他“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离。这种间距使他能真切、真实地看到了当下农村的“真面目”,这样他笔下的土地和农村自然就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后来他再度审视和观照生养他的土地时,深刻地感到:“写新农村生活不应粉饰生活,还要去写深层缓慢变化的那一部分,比如农民的文化心理的演变,三农问题的发展轨迹,民间文化在农民灵魂深处的影”。由于他对“三农
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所以他的作品就不再是浅表化的叙写和新闻式的扫描,而是通过对人物灵魂的审视达到对农民精神的观照。他注意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写出市场经济对于迟滞保守的农村社会的深层冲击,在新老两代农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对峙碰撞中显示出在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他们内心的冲动。他热切关注乡村社会变革,大胆深刻地逼视现实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农村改革利弊、乡镇企业兴衰、进城打工热潮、村镇政权建设等重要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必然的历史走势,深刻地表现了农民走向自我觉醒、自我选择地确立自主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写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乡村文明的衰落和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的生活境况。可见,关仁山的这些作品既是现今农村生活的实录,也是当下农民的生存写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动反映了农民土地观念的演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农业的命脉。农民的生命价值与土地的价值紧密关联,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农民的这种土地观念积久年深,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多少更移。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观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福镇》、《九月还乡》到《天壤》《平原上的舞蹈》再到《红月亮照常升起》、《农民》,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农民承包土地——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的进程。这些作品着力展示了农民土地观念的变迁和坚守,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农民心灵放飞到回归的轨迹。但这个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过程,而是人格精神、价值观念的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心理结构减去了保守偏狭的意识,添加了革新创造的成分。它证明了那种因循土里刨食、勤劳节俭的祖辈遗传下来的劳作方式的杨大疙瘩们(《九月还乡》)是永远也富裕不起来的而只能被时代所奚落同时也说明有了粮食并不等于什么也都有了,吃饱了肚子并不等于进了小康。进入21世纪的农民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种审美新质主要表现在,农民走出土地到城市中所获得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那种固守土地和传统方式的老一代农民将永远是贫穷的,心灵也永远是贫乏的脱离土地、赚了钱又还乡的九月(《九月还乡》)和上完大学还乡的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表现了当代农民的一种改革的指向,一种创新的精神,使我们欣慰地看到传统意义的农民和传统方式的农业正在减少和消失,新一代的产业农民的正在形成和立体农业正在兴起。这就是中国农业改革的范式和发展趋式即使是迷恋土地的韩成贵(《天壤》)、韩大勇(《农民在经历了经商以后,土地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那种死守死做的父辈们是不同的。韩成贵和韩大勇在离开土地以后,失去土地的痛苦使他们懂得了土地的金贵和如何开发、利用土地。这种痛苦的精神炼狱过程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净化和升华。韩成贵认为,只有土地富足,才是人类的富足:只有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这种土地观念的变化正是当代的农民在经历了进城、还乡的过程后产生的心灵的蜕变、思想的升华。这些充分地显示出了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心理素质的发展变化。
当代农民的土地观念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发展变化是关仁山在生活中及时捕捉到,又及时地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农村所发生的这一切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农民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其真实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会孕育成长一批富有远见、掌握科学、敢于冒险的新农民。……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产业农民诞生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时刻”[12]。据此,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平原上的舞蹈》。在这篇作品中,他展示出了农民新、旧土地观念的激烈冲突,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土里刨食小农式耕作的鲜明比照。一代全新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民正在经济大潮的冲刷、淘洗中成长。他们代表着未来中国农民的发展趋势但他又敏锐地发现,农民毕竟不是工人农村不能都成为工厂,农村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是少数农村所走的道路,走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才是大多数农村所走的道路。在他的家乡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钢铁村,大片的土地成为工厂,农民不再生产粮食农民的生活境遇虽然好了一些,但吃粮和蔬菜都要从外地运。于是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农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造旧农业,还是用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来替代农业?他认为农村毕竞要以农业为主,农民毕竟要以种粮为生。
而时下一些粗糙型的乡镇企业侵占了大量的农田,污染了自然环境和破坏了生态平衡,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收益,却贻害长远。农业的发展要搞科技农业、产业农业,并要积极创设农村新的利益共同体,把现代化农业和市场流通结合起来。显然,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走的方向。
(二)真实表现了农民精神素质的升华
农民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逐渐蜕掉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精神境界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从而产生一种新变,在心理结构中添加了新质。这样,才能使其思想与日新月异的外在世界接轨,从而推动农村改革的进程,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力月还乡》及其续篇《冻土地带》等作品都是对当下火热生活深思熟虑的结果。关仁山发现,一方面农民大批进城,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农民还乡。这些还乡农民,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打工人员。他们因为在城里无法生存,便又回到农村开荒种地。当他看到农村冬季里热火朝天的开荒情景,深切地感受到: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在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嬗递的瞬间景象。[13]于是他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九乡还乡》及续篇《冻土地带》,歌颂了乡下女九月把用青春和身子换来的钱投放到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上,在冻土地带上领着乡亲们开荒,建造美好的新农村。他在九月的身上发现了中国农民的美好品质,并用审美的形式予以呈现和歌颂。作品中的九月随着进城大军涌进城市,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她虽然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但却成了被海辱、被损害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但她不甘心沉沦,回到家乡以后,便开垦荒地,兴办酱菜厂,后来又被乡亲们选为村长。她带领乡亲们致富兴农,使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九月是农村中不甘心贫困和落后的年轻人的代表,为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她做出了种种尝试,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她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行的脚步,仍在寻找和创建自己理想的物质和精神家园。这不仅仅是她谋生经历的循环往复,更标志着她又重新找回了失落的人生价值。这种观念的变化源自时代的变化。在九月的身上凝聚着所有还乡人的理想和愿望。她们希望在家乡的土地上疗治和修补精神的创伤,重新建构理想的世界;在家乡的“冻土地带”开垦、播种,泼洒心血和汗水,渴求结出理想的果实。在《农民》中,青年农民韩大勇坚定地带领乡亲们搞现代化农业、以农致富的不懈追求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当代农民的思想新质。韩大勇在瓦房店要兼并韩家庄的时候,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果断地回到了家乡。他已经自修完农业大学的全部课程,他要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带头打造现代农业,改造落后农村。他看到瓦房店靠钢铁致富,已经没有了土地,吃用的一切都要靠进口或从其他地方买进。农村不能都走这条路子。如果农村都变成了工厂,农民都不种粮食,中国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认为农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生产吃的和穿的。他积极开发韩家庄雄厚的土地资源,利用名牌产品立体养殖改造旧的生产模式。他积极寻找水源,以解决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挖渠引水,他带头挖掉了自己的祖坟,组织成立了农工商总公司,并投入了自己的大量资金,积极打造农村新的利益共同体关仁山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新一代农民精神境界和美好的品格,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向度。
(三)深刻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腐败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所反映的大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并鲜明地揭示了当下农村道德失衡、精神异化、文明衰落的境况和原因,深刻地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落后和腐败。这对我们深刻认知农村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关仁山“平原系列”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涉及到了乡村政权的腐败,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这些作品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尖锐地透视了腐败的形成的原因和反腐败的艰难。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揭示了异化的社会环境对乡村政权的腐蚀和侵浸。如官商勾结、黑白联手等。在世俗环境的影响下,乡村政权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取钱财,而一些私营企业家也想利用手中的金钱收买政府官员们,寻找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权钱交易、沆瀣一气,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民风如破产》中揭示了黑恶势力与腐败势力的相互勾结是致使企业倒闭和崩溃的重要原因。作品这样写道:“马镇长的大舅子,开了个公司专往各个厂子倒废铁,转眼间发了横财,有人马有刀枪,没人敢惹他。二邦子口口声声说,白天俺姐夫当家,晚上淹当家。他在废铁里掺石头,一车废铁围着大秤绕三圈,质检员腰里有刀顶着不敢吱声。一出炉,出来的都是低质罗纹钢,有的没法用干脆填大坑了。”作品借用邓铁嘴的话一语中的:“这些人呐,看看他们一天都干啥?上午你整我我整你,中午你敬我我敬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搂我我搂你,企业不破产倒怪啦!”其次揭露了腐败的乡村政权无视党纪国法和民生的艰难。如《伤心粮食》中的村勒王福成为了掌握村里大权,先是贿赂徐镇长,后又投靠赵书记,与他们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当王立勤要挣脱他的束缚时,便雇佣亡命徒对其下黑手。后来他又借赵书记之手解散了农民协会,迫使王立勤逃离家园。又如《天壤》中深刻地揭露了各级政权滥占土地,乱搞开发区的官场内幕:“万书记和刘主任一伙没少发卖地的财,他们还拿村里卖地款出国旅游”。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卖地款,不向村民们公开卖地的钱。小说还借乡土地管理员吕淑红之口说出了逼农为商的残酷事实:“村里的耕地被各种开发区、工厂古了,路边店、砖厂,存的地闲置不用,白白地晒太阳,造成了乡亲们生活无着无落。像韩成贵这样的好庄稼人,靠做小买卖为计,俗话说无奸不商,让这样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做买卖,不是为难他吗?”这些乡村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横行乡里,为所欲为,成为一方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再次,作品还揭示了乡村政权腐败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强大的乡村宗法势力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封建宗法势力在农村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一些乡村干部利用家族和亲属的合力来取得权力《平原上的舞蹈》中徐早蜾的承包契约被撕毁,打下的粮食被抢,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她是个温州人,是个外来户,敌不过根深蒂固的乡村宗法势力。《伤心粮食》中的王福成为所欲为也是借助了宗法势力,使得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争。二是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所致。作品还深刻地揭示了一些乡村干部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大众的集体腐败意识所致。在中国民间历来有“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民族心理,这正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如《天高地厚》中人们对靠投机倒把而发家的荣汉俊的羡慕,《大雪无乡》中人们对潘老五劣行的纵容,《红月亮照常升起》中人们对李乡长的服从,都折射出了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对代表农村前进方向的先进力量的强大制约力。这就从文化的深层探究了如何产生腐败以及如何根绝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可见,必须要从民间文化基础和民间集体无意识来着手,提高农民的反腐败意识,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
总之,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涉及了农村干部的腐败”,还涉及到了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14]等种种问题,深刻地说明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铲除腐败,摧毁陈腐的乡村观念,重新建构精神文明,并且强调了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四)生动表现了农民的抗争精神
现在“三农”问题已成为农村的根本问题。乡村政权的腐败,苛捐杂税的重压,粮食价格的低廉,这些都是造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直接原因。“平原系列”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并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对农村腐败势力和不合理政策的抗争意识,以及自觉维护农民自身权益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土地流失的抗争。土地是农业的命脉,是农民生存的基础。而现在的工厂和开发商却在大量地占用土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益和精神家园,与之进行了坚决地抗争。如在《天壤》中写出了肥沃的良田被开发区、乡镇企业等蚕食强占,美丽的乡野被污水、垃圾所玷污丑化,本是种粮的农民现在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而卖土地的钱又被一些干部所挥霍、贪污。“没有了土地,谁来养活我们?谁来养活中国”韩成贵发出了压抑已久、振聋发聩的呼喊,并为了保护和开发土地竭尽全力。其次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如《农民》中的韩大勇在家乡土地被钢铁厂侵占时,要带领乡亲们进行抗争。但在权钱勾结和乡村势力的左右下,在选村支书时他落选了。但他无怨无悔,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坚定地表示:“我不怕,我继续当我的农民!只要韩家庄还有一寸土地,我就要种粮!”尽管这种对腐败势力抗争的结果是失败的,却表现出了新一代农民保卫土地、重建家园的思想新质。再次是对不合理政策的抗争。如《伤心粮食》写的是农民王立勤因为粮食实不出去,愤怒地用火烧了自家粮食,用这种方式抗议粮食政策的不合理。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差和粮食政策的偏误,使丰收的粮食不能及时调剂,从而得不到一个相应合理的价格,以致造成“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与旧社会农村相似的悲剧。尽管王立勤的抗争是个人式的、甚至是不尽合理的,但充分表现了当下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和敢于与暂时还算强大的丑恶势力斗争的反抗精神;尽管这种反抗的结果是无用的,甚至是悲剧式的,我们却看到了新一代农民的为了自身利益而敢于抗争的精神。第四是对农村落后保守习惯势力的抗争。如在《天高地厚》中鲍真在竞选村长时遭到荣爷和冯经理的暗算,受到未来丈夫梁双牙的误解,也受到来自乡亲的敌视。在她求生存求发展的一次次奔突中,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如影相随,束缚着她的手脚,使她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红月亮照常升起》中,当陶立“红苹果”大米走俏韩国市场时,乡长李尔熊便要她将村民们的普通大米假借红苹果大米卖出去。在她拒绝了这个卑劣的要求时,村民们便破坏了她的农场,“九十亩的苹果园也被抢劫一光。还把看守果园的雇工给捆绑起来,嘴里塞上一个烂苹果”。可见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但她们都没有屈服,而是为了实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五)诗意展示了农业的美好愿景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不仅写出了农村现实的严峻性,也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用作品给人们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他曾这样讲:“我们的文学应该是鼓舞人给人展示美好的东西。改革的火热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激发着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同样感染着我们。从更高的视点去考察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来强化文学的功能。”[15]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文学要能够“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或憬”[16]他善于从农村的大视野中观照生活中的美,并把它表现出去。关仁山在创作中一方面写出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宏阔远景,指明了现实转化为理想的途径。他的《红月亮照常升起》就是一篇反映和描写了如何打破小农体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好作品。我们应该看到,20多年前农村小农式的承包模式虽然挣脱了“左”的路线的束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使农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但并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先进的。相反,现在看来,它制约和限制了农民的创造性。因为靠这种单干式生产、分割式土地是不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怎样由小农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向大农业的产业化模式过渡?《红月亮照常升起》用形象的方式作了解答,并对农业进行了前瞻性的瞩望。主人公陶立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农民。她农大毕业以后也有过“北漂”(在北京找工作)的想法,但北京并没有她的生存空间她毅然回到了故乡一一生她养她生命的栖息地。学农业的大学生只有在土地上才能结出理想的果实。回乡后,她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农业开发和建设。她承包了进城农民的大量土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降低农产品的成本,使用污泥发酵做肥料搞“绿色生态农业”,试行稻蟹混养的立体农业,并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实施名牌战略,利用网络信息和营销策略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她所进行的这些农业革命都是对传统农业的超越,在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前瞻性的目光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做了客观而充满诗意地预测,对尚处在萌芽状态中却代表着农业未来走势的产业农业做了充满激情地描绘和展望,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可以说这是一幅农业改革的蓝图,可以用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模式。
关仁山不仅展现了现代化农业的美景,还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天高地厚》中的鲍真与陶立的经历有很多相近之处。她也是经过进城打工生活的历练又回到乡土上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她高考落榜后进城打工,曾经当过保姆,买过原始股。在手里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便回到故乡开拓自己的理想之路,寻求多种发展的途径。她开垦荒地,办奶牛场、酱菜厂种水稻田,养鱼,经营棉田。在有了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后,开始搞绿色生态农业,办农村经纪人协会,闯北京市场,创农产品品牌……她不仅创办新型的农业还积极参与村镇政权建设,当过村长助理、乡土地管理员。这充分说明,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进城谋生的历练,以陶立、鲍真为代表新的一代农民已经激发、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潜能,寻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又适应社会的人生之路。她们在改革开放的洗礼中成长,又以她们自己的实践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见,从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即要有像陶立、鲍真这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经过改革历练的新一代农民;要打破小农式的因袭积久的农业模式,建构现代化大农业的宏伟蓝图;要有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科技术和配套工程。这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可以实现。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农村正如同《红月亮照常升起》和《天高地厚》描写的一样,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曙光,在新的一代农民身上正焕发出建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勃勃生机这正如关仁山所讲:现在“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乡土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17]关仁山也正是这种对农村的亲近和理解,对农民的亲情和爱戴,才使他向农民的生命意义发出了凝重的叩问,从普通农民对传统生存模式的突破和对新的生产方式建构的艰难历程中寻找出了他们的精神美质和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景。
问题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理解,所以他的作品就不再是浅表化的叙写和新闻式的扫描,而是通过对人物灵魂的审视达到对农民精神的观照。他注意在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中写出市场经济对于迟滞保守的农村社会的深层冲击,在新老两代农民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的对峙碰撞中显示出在社会转型期所引起的他们内心的冲动。他热切关注乡村社会变革,大胆深刻地逼视现实矛盾,深刻地揭示了农村改革利弊、乡镇企业兴衰、进城打工热潮、村镇政权建设等重要问题,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和必然的历史走势,深刻地表现了农民走向自我觉醒、自我选择地确立自主人格和独立意识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写出了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乡村文明的衰落和农民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下不堪重负的生活境况。可见,关仁山的这些作品既是现今农村生活的实录,也是当下农民的生存写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动反映了农民土地观念的演变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是农业的命脉。农民的生命价值与土地的价值紧密关联,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农民的这种土地观念积久年深,并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多少更移。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土地观念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福镇》、《九月还乡》到《天壤》《平原上的舞蹈》再到《红月亮照常升起》、《农民》,我们可以明晰地看到农民承包土地——离开土地——回归土地的进程。这些作品着力展示了农民土地观念的变迁和坚守,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农民心灵放飞到回归的轨迹。但这个过程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归过程,而是人格精神、价值观念的升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心理结构减去了保守偏狭的意识,添加了革新创造的成分。它证明了那种因循土里刨食、勤劳节俭的祖辈遗传下来的劳作方式的杨大疙瘩们(《九月还乡》)是永远也富裕不起来的而只能被时代所奚落同时也说明有了粮食并不等于什么也都有了,吃饱了肚子并不等于进了小康。进入21世纪的农民追求的是一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这种审美新质主要表现在,农民走出土地到城市中所获得的现代意识和创新精神。那种固守土地和传统方式的老一代农民将永远是贫穷的,心灵也永远是贫乏的脱离土地、赚了钱又还乡的九月(《九月还乡》)和上完大学还乡的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表现了当代农民的一种改革的指向,一种创新的精神,使我们欣慰地看到传统意义的农民和传统方式的农业正在减少和消失,新一代的产业农民的正在形成和立体农业正在兴起。这就是中国农业改革的范式和发展趋式即使是迷恋土地的韩成贵(《天壤》)、韩大勇(《农民在经历了经商以后,土地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那种死守死做的父辈们是不同的。韩成贵和韩大勇在离开土地以后,失去土地的痛苦使他们懂得了土地的金贵和如何开发、利用土地。这种痛苦的精神炼狱过程使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净化和升华。韩成贵认为,只有土地富足,才是人类的富足:只有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这种土地观念的变化正是当代的农民在经历了进城、还乡的过程后产生的心灵的蜕变、思想的升华。这些充分地显示出了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心理素质的发展变化。
当代农民的土地观念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发展变化是关仁山在生活中及时捕捉到,又及时地用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农村所发生的这一切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农民命运的沉浮和他们的心理变迁,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尤其真实生动。在新的躁动、分化和聚合中,会孕育成长一批富有远见、掌握科学、敢于冒险的新农民。……中国传统农民的最后消亡将是很悲壮的一幕,产业农民诞生也是让人兴奋的事情,我们有责任记录这个悲壮的时刻”[12]。据此,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平原上的舞蹈》。在这篇作品中,他展示出了农民新、旧土地观念的激烈冲突,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土里刨食小农式耕作的鲜明比照。一代全新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民正在经济大潮的冲刷、淘洗中成长。他们代表着未来中国农民的发展趋势但他又敏锐地发现,农民毕竟不是工人农村不能都成为工厂,农村走工业化的道路只是少数农村所走的道路,走现代化农业的道路才是大多数农村所走的道路。在他的家乡有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钢铁村,大片的土地成为工厂,农民不再生产粮食农民的生活境遇虽然好了一些,但吃粮和蔬菜都要从外地运。于是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农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造旧农业,还是用工业化的乡镇企业来替代农业?他认为农村毕竞要以农业为主,农民毕竟要以种粮为生。
而时下一些粗糙型的乡镇企业侵占了大量的农田,污染了自然环境和破坏了生态平衡,虽然在经济上有些收益,却贻害长远。农业的发展要搞科技农业、产业农业,并要积极创设农村新的利益共同体,把现代化农业和市场流通结合起来。显然,这才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走的方向。
(二)真实表现了农民精神素质的升华
农民在社会改革的进程中,逐渐蜕掉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精神境界有了一个较大的提升,从而产生一种新变,在心理结构中添加了新质。这样,才能使其思想与日新月异的外在世界接轨,从而推动农村改革的进程,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力月还乡》及其续篇《冻土地带》等作品都是对当下火热生活深思熟虑的结果。关仁山发现,一方面农民大批进城,另一方面也有大量农民还乡。这些还乡农民,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上城打工人员。他们因为在城里无法生存,便又回到农村开荒种地。当他看到农村冬季里热火朝天的开荒情景,深切地感受到: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在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嬗递的瞬间景象。[13]于是他以此为基础,创作了《九乡还乡》及续篇《冻土地带》,歌颂了乡下女九月把用青春和身子换来的钱投放到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上,在冻土地带上领着乡亲们开荒,建造美好的新农村。他在九月的身上发现了中国农民的美好品质,并用审美的形式予以呈现和歌颂。作品中的九月随着进城大军涌进城市,去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美好理想她虽然得到了一些经济利益,但却成了被海辱、被损害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但她不甘心沉沦,回到家乡以后,便开垦荒地,兴办酱菜厂,后来又被乡亲们选为村长。她带领乡亲们致富兴农,使家乡的面貌焕然一新。九月是农村中不甘心贫困和落后的年轻人的代表,为改变自己和家乡的命运,她做出了种种尝试,也走了一些弯路,但她并没有停止自己前行的脚步,仍在寻找和创建自己理想的物质和精神家园。这不仅仅是她谋生经历的循环往复,更标志着她又重新找回了失落的人生价值。这种观念的变化源自时代的变化。在九月的身上凝聚着所有还乡人的理想和愿望。她们希望在家乡的土地上疗治和修补精神的创伤,重新建构理想的世界;在家乡的“冻土地带”开垦、播种,泼洒心血和汗水,渴求结出理想的果实。在《农民》中,青年农民韩大勇坚定地带领乡亲们搞现代化农业、以农致富的不懈追求的艰难历程,表现了当代农民的思想新质。韩大勇在瓦房店要兼并韩家庄的时候,把城里的房子卖了果断地回到了家乡。他已经自修完农业大学的全部课程,他要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带头打造现代农业,改造落后农村。他看到瓦房店靠钢铁致富,已经没有了土地,吃用的一切都要靠进口或从其他地方买进。农村不能都走这条路子。如果农村都变成了工厂,农民都不种粮食,中国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他认为农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国家生产吃的和穿的。他积极开发韩家庄雄厚的土地资源,利用名牌产品立体养殖改造旧的生产模式。他积极寻找水源,以解决困扰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了挖渠引水,他带头挖掉了自己的祖坟,组织成立了农工商总公司,并投入了自己的大量资金,积极打造农村新的利益共同体关仁山在这些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新一代农民精神境界和美好的品格,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精神向度。
(三)深刻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腐败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所反映的大都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现实问题,并鲜明地揭示了当下农村道德失衡、精神异化、文明衰落的境况和原因,深刻地揭露了乡村政权的落后和腐败。这对我们深刻认知农村现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无疑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关仁山“平原系列”小说中几乎每篇都涉及到了乡村政权的腐败,并对此进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这些作品通过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尖锐地透视了腐败的形成的原因和反腐败的艰难。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首先揭示了异化的社会环境对乡村政权的腐蚀和侵浸。如官商勾结、黑白联手等。在世俗环境的影响下,乡村政权的官员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取钱财,而一些私营企业家也想利用手中的金钱收买政府官员们,寻找他们的保护伞。他们权钱交易、沆瀣一气,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民风如破产》中揭示了黑恶势力与腐败势力的相互勾结是致使企业倒闭和崩溃的重要原因。作品这样写道:“马镇长的大舅子,开了个公司专往各个厂子倒废铁,转眼间发了横财,有人马有刀枪,没人敢惹他。二邦子口口声声说,白天俺姐夫当家,晚上淹当家。他在废铁里掺石头,一车废铁围着大秤绕三圈,质检员腰里有刀顶着不敢吱声。一出炉,出来的都是低质罗纹钢,有的没法用干脆填大坑了。”作品借用邓铁嘴的话一语中的:“这些人呐,看看他们一天都干啥?上午你整我我整你,中午你敬我我敬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搂我我搂你,企业不破产倒怪啦!”其次揭露了腐败的乡村政权无视党纪国法和民生的艰难。如《伤心粮食》中的村勒王福成为了掌握村里大权,先是贿赂徐镇长,后又投靠赵书记,与他们狼狈为奸、鱼肉乡里。当王立勤要挣脱他的束缚时,便雇佣亡命徒对其下黑手。后来他又借赵书记之手解散了农民协会,迫使王立勤逃离家园。又如《天壤》中深刻地揭露了各级政权滥占土地,乱搞开发区的官场内幕:“万书记和刘主任一伙没少发卖地的财,他们还拿村里卖地款出国旅游”。他们肆无忌惮地挥霍卖地款,不向村民们公开卖地的钱。小说还借乡土地管理员吕淑红之口说出了逼农为商的残酷事实:“村里的耕地被各种开发区、工厂古了,路边店、砖厂,存的地闲置不用,白白地晒太阳,造成了乡亲们生活无着无落。像韩成贵这样的好庄稼人,靠做小买卖为计,俗话说无奸不商,让这样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做买卖,不是为难他吗?”这些乡村干部无视党纪国法,横行乡里,为所欲为,成为一方欺压百姓的土豪劣绅。再次,作品还揭示了乡村政权腐败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土壤。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强大的乡村宗法势力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封建宗法势力在农村盘根错节、根深蒂固。一些乡村干部利用家族和亲属的合力来取得权力《平原上的舞蹈》中徐早蜾的承包契约被撕毁,打下的粮食被抢,之所以会如此,因为她是个温州人,是个外来户,敌不过根深蒂固的乡村宗法势力。《伤心粮食》中的王福成为所欲为也是借助了宗法势力,使得弱势群体无法与之抗争。二是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所致。作品还深刻地揭示了一些乡村干部腐败的原因是因为大众的集体腐败意识所致。在中国民间历来有“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民族心理,这正是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如《天高地厚》中人们对靠投机倒把而发家的荣汉俊的羡慕,《大雪无乡》中人们对潘老五劣行的纵容,《红月亮照常升起》中人们对李乡长的服从,都折射出了民间腐败的集体无意识心理,以及这种心理对代表农村前进方向的先进力量的强大制约力。这就从文化的深层探究了如何产生腐败以及如何根绝腐败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可见,必须要从民间文化基础和民间集体无意识来着手,提高农民的反腐败意识,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
总之,在这些作品中,不仅“涉及了农村干部的腐败”,还涉及到了农民自身素质的低差”[14]等种种问题,深刻地说明了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铲除腐败,摧毁陈腐的乡村观念,重新建构精神文明,并且强调了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四)生动表现了农民的抗争精神
现在“三农”问题已成为农村的根本问题。乡村政权的腐败,苛捐杂税的重压,粮食价格的低廉,这些都是造成“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直接原因。“平原系列”小说深刻地揭示了并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对农村腐败势力和不合理政策的抗争意识,以及自觉维护农民自身权益的思想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土地流失的抗争。土地是农业的命脉,是农民生存的基础。而现在的工厂和开发商却在大量地占用土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益和精神家园,与之进行了坚决地抗争。如在《天壤》中写出了肥沃的良田被开发区、乡镇企业等蚕食强占,美丽的乡野被污水、垃圾所玷污丑化,本是种粮的农民现在却要吃国家的救济粮,而卖土地的钱又被一些干部所挥霍、贪污。“没有了土地,谁来养活我们?谁来养活中国”韩成贵发出了压抑已久、振聋发聩的呼喊,并为了保护和开发土地竭尽全力。其次是对腐败势力的抗争。如《农民》中的韩大勇在家乡土地被钢铁厂侵占时,要带领乡亲们进行抗争。但在权钱勾结和乡村势力的左右下,在选村支书时他落选了。但他无怨无悔,勇敢地进行了斗争。他坚定地表示:“我不怕,我继续当我的农民!只要韩家庄还有一寸土地,我就要种粮!”尽管这种对腐败势力抗争的结果是失败的,却表现出了新一代农民保卫土地、重建家园的思想新质。再次是对不合理政策的抗争。如《伤心粮食》写的是农民王立勤因为粮食实不出去,愤怒地用火烧了自家粮食,用这种方式抗议粮食政策的不合理。这一问题的出现主要在于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差和粮食政策的偏误,使丰收的粮食不能及时调剂,从而得不到一个相应合理的价格,以致造成“丰收成灾”、“谷贱伤农”的与旧社会农村相似的悲剧。尽管王立勤的抗争是个人式的、甚至是不尽合理的,但充分表现了当下农民维护自身利益的自觉意识和敢于与暂时还算强大的丑恶势力斗争的反抗精神;尽管这种反抗的结果是无用的,甚至是悲剧式的,我们却看到了新一代农民的为了自身利益而敢于抗争的精神。第四是对农村落后保守习惯势力的抗争。如在《天高地厚》中鲍真在竞选村长时遭到荣爷和冯经理的暗算,受到未来丈夫梁双牙的误解,也受到来自乡亲的敌视。在她求生存求发展的一次次奔突中,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如影相随,束缚着她的手脚,使她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红月亮照常升起》中,当陶立“红苹果”大米走俏韩国市场时,乡长李尔熊便要她将村民们的普通大米假借红苹果大米卖出去。在她拒绝了这个卑劣的要求时,村民们便破坏了她的农场,“九十亩的苹果园也被抢劫一光。还把看守果园的雇工给捆绑起来,嘴里塞上一个烂苹果”。可见农村落后保守的习惯势力是多么的强大,但她们都没有屈服,而是为了实现了自己美好的理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五)诗意展示了农业的美好愿景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不仅写出了农村现实的严峻性,也写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广阔的发展前景,用作品给人们以生活的希望和信心。他曾这样讲:“我们的文学应该是鼓舞人给人展示美好的东西。改革的火热和经济的飞速发展激发着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也同样感染着我们。从更高的视点去考察现实的矛盾和冲突,来强化文学的功能。”[15]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文学要能够“更充分地表现出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或憬”[16]他善于从农村的大视野中观照生活中的美,并把它表现出去。关仁山在创作中一方面写出了农村的真实境况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农业发展的宏阔远景,指明了现实转化为理想的途径。他的《红月亮照常升起》就是一篇反映和描写了如何打破小农体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好作品。我们应该看到,20多年前农村小农式的承包模式虽然挣脱了“左”的路线的束缚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给农民带来了好处,使农民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情,但并不能说明这种生产方式是先进的。相反,现在看来,它制约和限制了农民的创造性。因为靠这种单干式生产、分割式土地是不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怎样由小农式的生产方式逐渐向大农业的产业化模式过渡?《红月亮照常升起》用形象的方式作了解答,并对农业进行了前瞻性的瞩望。主人公陶立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一代农民。她农大毕业以后也有过“北漂”(在北京找工作)的想法,但北京并没有她的生存空间她毅然回到了故乡一一生她养她生命的栖息地。学农业的大学生只有在土地上才能结出理想的果实。回乡后,她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农业开发和建设。她承包了进城农民的大量土地,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降低农产品的成本,使用污泥发酵做肥料搞“绿色生态农业”,试行稻蟹混养的立体农业,并积极开发绿色食品,实施名牌战略,利用网络信息和营销策略将产品打入国际市场她所进行的这些农业革命都是对传统农业的超越,在小农经济生产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以前瞻性的目光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前景做了客观而充满诗意地预测,对尚处在萌芽状态中却代表着农业未来走势的产业农业做了充满激情地描绘和展望,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可以说这是一幅农业改革的蓝图,可以用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模式。
关仁山不仅展现了现代化农业的美景,还生动地展示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天高地厚》中的鲍真与陶立的经历有很多相近之处。她也是经过进城打工生活的历练又回到乡土上寻求新的发展之路。她高考落榜后进城打工,曾经当过保姆,买过原始股。在手里有了一定的资金后,便回到故乡开拓自己的理想之路,寻求多种发展的途径。她开垦荒地,办奶牛场、酱菜厂种水稻田,养鱼,经营棉田。在有了丰富的经验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以后,开始搞绿色生态农业,办农村经纪人协会,闯北京市场,创农产品品牌……她不仅创办新型的农业还积极参与村镇政权建设,当过村长助理、乡土地管理员。这充分说明,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和进城谋生的历练,以陶立、鲍真为代表新的一代农民已经激发、释放出了巨大的创造潜能,寻出了一条适合自己又适应社会的人生之路。她们在改革开放的洗礼中成长,又以她们自己的实践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见,从她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即要有像陶立、鲍真这样有现代文化知识和经过改革历练的新一代农民;要打破小农式的因袭积久的农业模式,建构现代化大农业的宏伟蓝图;要有实现现代化的农业科技术和配套工程。这样,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可以实现。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的农村正如同《红月亮照常升起》和《天高地厚》描写的一样,已经出现了现代化大农业的曙光,在新的一代农民身上正焕发出建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勃勃生机这正如关仁山所讲:现在“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乡土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17]关仁山也正是这种对农村的亲近和理解,对农民的亲情和爱戴,才使他向农民的生命意义发出了凝重的叩问,从普通农民对传统生存模式的突破和对新的生产方式建构的艰难历程中寻找出了他们的精神美质和创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愿景。
三、聚精会神:用历史和美学的创美原则塑造典型人物
关仁山以自己生活的底蕴为基础,聚精会神、竭尽心力在“平原系列”小说中精心塑造了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人物,有农民,有乡镇领导,有民营企业家,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人物形象系列,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其塑造的主要人物有以下三种。
新型农民的形象
(一) 在众多的农村人物形象画廊中,关仁山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人的形象。作者尽情展示了他们鲜明的时代特征:富于理想,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崇尚科学,追求文明;既有在市场经济风浪中弄湖的胆魄,又具备适应时代进步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质。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农民的典型,因而作者把对新型农业的希望、对农村文明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新型农民人身上。
这些人物虽然生长在同一时代,但由于每个人生活处境不一样,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意识如固守土地的韩成贵(《天壤》),进城还乡的九月(《九月还乡》,韩大勇(《农民》,大学毕业回乡的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这些青年农民形象就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和共同点。他们热爱农村,关心农业,有着浓厚的“土地情结”和“还乡意识”他们都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开发利用土地有高于父辈的见识,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的不同点是有的一直固守家园,有的是离家后又回到了故土。
一直没有离开土地的韩成贵是以土地继承者和守护者的身份出现的。当那片浸透先辈汗水和鲜血的土地被开发区占用而白白浪费时,失去了土地的韩成贵觉得“心口堵得慌”,“心底生出一丝莫名的伤悲”,“看着洒过自己汗水的土地荒着,他的精神就极度失衡”。他心中那强烈的“恋土意识”促使他努力寻找土地。为了土地,他抛弃了“村口的杂货铺子”和“挺红火的日子”拆毁了乡亲们为父亲修建的祠堂。为了土地,他牺牲了爱情和亲人,丢掉了家庭和财产。可以说为了土地,韩成贵付出了一切。韩成贵苦苦追寻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当代农民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业好像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农民靠种粮食致富似乎变得很困难,于是便有了进城的热潮,但韩成贵却不为所动。当他的老婆执意要去城里求发展时,他却坚决留在村里。当他和乡亲们吃进口粮食和从城里批发的水果时,却感到了莫大的耻辱。他决心在卖给韩国老板的开发区中闲置不用的土地上种庄稼。为了扩大土地,他带头推倒了空了多年的老宅,并上山开荒。他认为“离开大山和土地,俺就是一个废人,就丢了根儿,就得死”,认为自己生命价值应该只能在土地上得以实现,如果失去了土地在精神上也变得不完整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韩成贵“最懂得土地”,“土地的耻辱,是大耻辱土地的荣耀,是大荣耀:土地的富足,那才是人类的大富足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这是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人类如果肆意地糟蹋土地,那就等于糟蹋生命:人类如果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命。韩成贵用自己艰难开发利用土地的生命历程,践行了一个朴素而又伟大的人类最普泛而又最深刻的真理。可见,他不仅仅热爱土地、固守土地,也爱国爱家乡、富有牺牲精神韩成贵在领取进口粮食时“痛苦地抬起头,狠狠地扬向天空,仰天长啸一声俺们是种田的啊…”可以想象,当时的韩成贵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愤懑,曾经的种粮大户却不得不吃起了进口粮。他作为一个以“种田打粮”为夙愿的农民却无地可种,吃起了进口粮,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生命和人格也不再完整了可见土地已然成为他心灵的守护神。失去了土地,他的灵魂无法安顿,心灵无有皈依。寻找土地不再仅仅是他寻找生存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寻找人生的价值、心灵的归宿和完整的人格。寻找土地之路虽然坎坷观险,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和痛苦,可韩成贵走得依然那么坚定顽强、义无返顾,因为他最懂得土地的重要性:“土地是过去的一切,土地也是将来的一切”。当佟县长收回了违法滥占的乡开发区的那片土地,转由韩成贵承包。韩成贵又“瞅见久违的湿土那是原先地里的泥十”。他跪在了土地上,把手深深地插到了土里。佟县长款疚地对他说:“我们这些当父母官的要记住,土地是过去的一切,也是将来的一切!”这句话是真理,也是警世恒言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这也正是韩成贵捍卫土地的意义所在。如果中国没有了土地,谁来养活中国?如果没有了土地,我们怎么来生存?韩成贵作为土地的捍卫者,他捍卫的是我们生存的命脉和根本,捍卫的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这也就是韩成贵这个典型人物的意义所在。当然,韩成贵这种“恋土意识”不仅仅是土地的守护者和捍卫者,也绝不是沿袭祖辈遗留的生活方式,固守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是土地的开发者和创造者,积极地利用现有的土地和开发土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科技含量,以创造出土地新的价值和意义。
与韩成贵不同的是九月和韩大勇这些离开土地进城又回归土地的人。他们被进城的浪潮裹挟进了城但发现城里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地方,他们无法扎根,生命和生活也如同随水飘动的浮萍。精神的创痛、生活的磨难使他们知道了土地的贵重,因为那里才是他们体现生命价值的地方,也是走出农村人的落叶归根的精神的家园。这正如著名学者陈平原所说的那样:“人类的不断探索,归根到底是为了在土地上更好地生活,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土地也不再仅仅是具象的事物,而成为人们某种内在情节的象征—人一但离开了土地,就会隐隐有一种失根的痛,尤其是在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之后,就会像婴儿去寻找母亲一样,本能地寻找土地的庇护,因为它最具有包容力和根源性。”[18]经过进城历练的九月和韩大勇显然要比韩成贵更了解城市,也知道如何使当今的农业更快地实现现代化,更快地使农村和城市接轨离开土地的九月在城里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在历经了心灵的痛苦和煎熬之后,毅然返乡找回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精神归宿,这使她对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和爱护。在九月的身上凝聚着所有还乡人的理想和愿望。她在家乡的“冻土地带上开垦、播种,泼酒心血和汗水,渴求结出理想的果实,创办了新型的农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重新找回了失落的人生价值。她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家乡冻土,以此来修补自己在外面闯荡世界时留下的创伤。九月是众多的不甘于沉沦、积极进取的农村青年的代表,她渴望在故乡的土地上重新找回失落的理想,期盼在这生命的栖息地上弥合在外面世界的奔涉中留下的精神创伤。在丰收时节她被选为村长,终于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收获。同样,韩大勇也为了守护和开发土地而离城返乡,不惜牺牲一切地抵制瓦房店的兼并,拒绝在家乡的土地上大肆建造钢厂,保护乡村的生态和谐和乡村文明。他积极寻找水源,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用现代化的思想改造农村九月和韩大勇的生命历程说明,农民由离开土地进城,再由城市中回归家园来寻找士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寻找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文明,更重要的找寻精神的文明,寻找他们的未来和农村的未来,更好更快地建设和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循环的过程使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增添了革新创造的成分,在保留固有的农民传统的“恋士意识”外,其价值判断已有了新的内涵:土地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并且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人与土地的和谐是和谐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和谐。只有人与土地的关系和谐了,人类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在还乡的农民中也有像陶立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农民。陶立较之九月和韩大勇的视野更开阔、理想更远大、见识更深刻如果说九月和韩大勇仅仅是沐浴了城市的现代风雨,那么陶立则对城市有着切入肌肤的理解,对中国农业的未来有着高瞻远瞩的构想;如果说九月和韩大勇还是摹仿他人的路数来建设家乡的话,陶立则是更富有开阔眼光和强烈创新精神的农村新一代的创造者。陶立农大毕业回乡以后,用现代化农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立体农业生产和“绿色生态农业园区”的试验,改良农产品的品种,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为农产品取得了更大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生存空间。她确定并实施了“创名牌”和“绿色食品”等发展目标,使自己的农产品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远销到日本和韩图,成为了“创汇农业”可见,在陶立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时代内涵。陶立农大毕业后回乡进行生态农业的试验,成功地闯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产业农业之路。这对打破过去条块分割和一家一户的承包方式无疑有着批判和改革的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的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这种小农式的承包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陶立带着改造农村和土地的情怀,以全新的观念和意识创造了新的“承包模式”。她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当成股份投入,其实这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陶立所创造的立体农业是一种最有效的生产模式,是对传统农业模式的超越,奏响了农业革命的序曲。陶立的使命还在于如何给未来的农民寻找生活之路,寻找或建造新的精神家园。陶立回乡前也同其他农家子弟一样,通过上大学的途径走出乡村曾经是她的最大愿望。但她毕业后却在城里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命的位置。尽管也有过留在城里的机会,但那要付出屈辱的代价,是新的产业信息使她回到土地上寻找财富和尊严。她不再像父辈那样对土地进行的固守式的耕作,而是积极地进行现代化式的开发、创造。这种对土地的认识和选择,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和深情,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择业趋势这种人生的价值判断赋予了土地新的内涵。早在30多年前,毛主席就这样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依旧没有过时。现在城市高度拥挤,生存空间狭窄,而中国的小城镇化建设却有着广阔的前景。土地在她的眼里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宝贵资源,还是保持人生尊严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这种价值观和土地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代表着21世纪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见,陶立所进行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中国农业必然和必经之路。未来的中国农民也必然是陶立这样在土地上和市场中摔打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意识的农村新人。
韩成贵、九月、陶立的生命历程体现了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自发到自觉的思想历程。这些新一代的农民通过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失败与成功、迷茫与坚定离开与还乡表现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并生动地展现了转型期农村的真实境况及广阔发展的世景。
(二)肯于奉献的乡镇千部形象
在“平原系列”小说中,关仁山还塑造了性格各异、多姿多彩的乡镇干部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艰辛、困楚,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干部的精神素质和道德倾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政策的引领,更需要广大乡镇干部尤其是村官们带领农民的践行。不仅需要他们有当年陈永贵、张贵顺们苦干、实干的新愚公精神,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平原系列”小说中,关仁山一方面注重这些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表现了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热望和追求、苦闷和忧虑、艰辛和无奈;另一方面,他又着力写出了这些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力图在这些人物的独特命运中注入丰富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使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生命意义和美学价值。如陈凤珍(《大雪无乡》)、高德安(《破产》)等乡镇干部集中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干部的精神素质和道德倾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今日基层干部的工作的艰难和窘迫现在的乡镇干部是联结农民和上级的纽带,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的保证,是农民认知国家政策的关键。但现在的乡镇干部很不好千,一方面要落实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要符合农村的实际;一方面要应对上边的检查,另一方面要体谅农民的难处:一方面要领导农民们摆脱穷困奔小康,另一方面要完成上级指定的任务。这就使他们时刻处于上级和农民之间的两难状态:既要顾怜百姓的生活状态,又要严格地执行上级政策。他们只能在困境中修炼自身行为,在挤压中变化工作方式。同时这些乡镇干部们与老百姓“零”距离,百姓看他们最清楚,这就容不得他们玩虚的、弄假的。因为那样,老百姓肯定不买账。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打实凿地去干,用自己的苦干和实干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与百姓“分享艰难”。在《大雪无乡》中,女镇长陈凤珍是在福镇的经济濒临瘫痪时上任的。为了改变乡镇的困境她试图改革现状,实行股份制,结果深陷在重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镇里股份制改革造成了基金会股民的支款,而玛钢厂又压着基金会的资金,激起存款群众的恐慌和激愤。许多干部趁建厂买设备的机会捞钱,玛钢厂等乡镇企业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吞噬着国家和农民的血汗。玛钢厂终于破产,基金会也散了架她为了振兴福镇的经济,使瘫痪的企业再站立起来,便在镇上推行股份制。但是,现实的困难接踵而来,问题成堆难以解决。她作为被告被法院勒令解决镇塑料厂的污水污染问题,并要赔偿稻农的损失民营企业家潘老五财大气粗,不听从她的改革措施。宋书记又处处肘,给她出难题。就是在这种困境下,她抱定要为家乡人民致富的信心,筹措资金,调查研究,对塑料厂进行转产解决玛钢厂和基金会的问题。这一切,使她费尽心血,耗尽精力但她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终于使福镇的经济出现转机,给福镇的年根儿增添了好多喜气。
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这些“乡镇官员”为官的过程有的也是一种承受着精神磨难和解决人民疾苦,甚至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艰难历程。作为一个乡镇的领导者,他们企图在国家、乡镇和村民之间找到一种妥协和共识,以化解苦难,走出困境,但在现时的社会环境里,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或一步到位的措施都是难以奏效的。有时只有以他们的牺牲才能唤起民众,激扬民族弱化的心灵。《破产》中的副镇长高德安为了拯救濒临倒闭的城区轧钢厂,东奔西跑,化缘集资,企图扭亏为盈他见到工人们为了救住院的孩子,有的去陪舞,有的去卖血筹措治病的钱,心如刀绞。尽管他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地整治城北轧钢厂,但内忧外患使他无力回天,他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但终未能挽救工厂破产的命运。因为破产的原因不仅在于经济环境的失调,更主要的症结是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困难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解决的,他只能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现实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剧人物。在这种艰难竭蹶的困境中,他困兽犹斗式地拼搏,激起了人们的怜爱和同情,感受到一种压抑心灵的沉重和沉痛。这种在用生命去殉百姓利益的强烈道德倾向和精神力量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
这种牺牲精神还表现在这些基层领导者对丑恶行为的被迫屈从和妥协上。他们置身于公共领域中力图以多方面的沟通来化解矛盾,寻找凝聚团体的共识。可他们不是一呼百诺的改革英雄,而是置身于世俗社会中的现实人。他们无法把自身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强加于任何人,而只能立足于当下集体发展的现实利益。所以在他们的身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精神也被裂变为双重状态一方面,他们要以人格力量和牺牲精神感召群众:另一方面,为了乡镇的生存,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俗,屈从丑恶陈凤珍为了使福镇的经济得到复苏,只好委曲求全地适应和屈从潘老五的专横跋扈,恣意妄为,甚至潘老五被关押她还要想尽办法去赎人。高德安是在镇钢铁厂崩溃时被迫接受担任厂长的此时的钢铁厂已经被腐败侵蚀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了。他上任不过是替腐败者受过,甚至做腐败者的替罪羊。他无力反抗腐败,无法救活工厂他受尽了委屈和责难,又能和谁言呢?这种被迫无奈的结果使他的心灵遭受了巨大创伤。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向邪恶妥协和认同腐败,而是在物欲横流、道德欠缺的异化环境里痛苦的被逼的无奈对陈凤珍、高德安等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悲剧,我们不能不同情和感伤。他们不是救世主,也无力复苏乡镇经济,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承受社会转型期的磨难和痛苦。这大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正是因为这些乡镇干部们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奉献,才有了实现农村奔小康的可能和农业改革的继续,也才有了党的富民政策在农村的落实,中国农民对农村美好前景的向往和追求。
(二) 善恶并举的民营企业家的形象
新型农民的形象
(一) 在众多的农村人物形象画廊中,关仁山塑造了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人的形象。作者尽情展示了他们鲜明的时代特征:富于理想,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崇尚科学,追求文明;既有在市场经济风浪中弄湖的胆魄,又具备适应时代进步的精神境界和文化素质。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型农民的典型,因而作者把对新型农业的希望、对农村文明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了这些新型农民人身上。
这些人物虽然生长在同一时代,但由于每个人生活处境不一样,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意识如固守土地的韩成贵(《天壤》),进城还乡的九月(《九月还乡》,韩大勇(《农民》,大学毕业回乡的陶立《红月亮照常升起》这些青年农民形象就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和共同点。他们热爱农村,关心农业,有着浓厚的“土地情结”和“还乡意识”他们都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开发利用土地有高于父辈的见识,他们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他们的不同点是有的一直固守家园,有的是离家后又回到了故土。
一直没有离开土地的韩成贵是以土地继承者和守护者的身份出现的。当那片浸透先辈汗水和鲜血的土地被开发区占用而白白浪费时,失去了土地的韩成贵觉得“心口堵得慌”,“心底生出一丝莫名的伤悲”,“看着洒过自己汗水的土地荒着,他的精神就极度失衡”。他心中那强烈的“恋土意识”促使他努力寻找土地。为了土地,他抛弃了“村口的杂货铺子”和“挺红火的日子”拆毁了乡亲们为父亲修建的祠堂。为了土地,他牺牲了爱情和亲人,丢掉了家庭和财产。可以说为了土地,韩成贵付出了一切。韩成贵苦苦追寻的不仅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当代农民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业好像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农民靠种粮食致富似乎变得很困难,于是便有了进城的热潮,但韩成贵却不为所动。当他的老婆执意要去城里求发展时,他却坚决留在村里。当他和乡亲们吃进口粮食和从城里批发的水果时,却感到了莫大的耻辱。他决心在卖给韩国老板的开发区中闲置不用的土地上种庄稼。为了扩大土地,他带头推倒了空了多年的老宅,并上山开荒。他认为“离开大山和土地,俺就是一个废人,就丢了根儿,就得死”,认为自己生命价值应该只能在土地上得以实现,如果失去了土地在精神上也变得不完整了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韩成贵“最懂得土地”,“土地的耻辱,是大耻辱土地的荣耀,是大荣耀:土地的富足,那才是人类的大富足土地的和谐,才是人类的和谐。”这是他深刻的生命体验人类如果肆意地糟蹋土地,那就等于糟蹋生命:人类如果失去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了生命。韩成贵用自己艰难开发利用土地的生命历程,践行了一个朴素而又伟大的人类最普泛而又最深刻的真理。可见,他不仅仅热爱土地、固守土地,也爱国爱家乡、富有牺牲精神韩成贵在领取进口粮食时“痛苦地抬起头,狠狠地扬向天空,仰天长啸一声俺们是种田的啊…”可以想象,当时的韩成贵心中是多么的痛苦、愤懑,曾经的种粮大户却不得不吃起了进口粮。他作为一个以“种田打粮”为夙愿的农民却无地可种,吃起了进口粮,已经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生命和人格也不再完整了可见土地已然成为他心灵的守护神。失去了土地,他的灵魂无法安顿,心灵无有皈依。寻找土地不再仅仅是他寻找生存的手段,而更重要的是寻找人生的价值、心灵的归宿和完整的人格。寻找土地之路虽然坎坷观险,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和痛苦,可韩成贵走得依然那么坚定顽强、义无返顾,因为他最懂得土地的重要性:“土地是过去的一切,土地也是将来的一切”。当佟县长收回了违法滥占的乡开发区的那片土地,转由韩成贵承包。韩成贵又“瞅见久违的湿土那是原先地里的泥十”。他跪在了土地上,把手深深地插到了土里。佟县长款疚地对他说:“我们这些当父母官的要记住,土地是过去的一切,也是将来的一切!”这句话是真理,也是警世恒言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这也正是韩成贵捍卫土地的意义所在。如果中国没有了土地,谁来养活中国?如果没有了土地,我们怎么来生存?韩成贵作为土地的捍卫者,他捍卫的是我们生存的命脉和根本,捍卫的是我们的现在和将来这也就是韩成贵这个典型人物的意义所在。当然,韩成贵这种“恋土意识”不仅仅是土地的守护者和捍卫者,也绝不是沿袭祖辈遗留的生活方式,固守传统的生产方式;而是土地的开发者和创造者,积极地利用现有的土地和开发土地,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科技含量,以创造出土地新的价值和意义。
与韩成贵不同的是九月和韩大勇这些离开土地进城又回归土地的人。他们被进城的浪潮裹挟进了城但发现城里并不是他们理想的地方,他们无法扎根,生命和生活也如同随水飘动的浮萍。精神的创痛、生活的磨难使他们知道了土地的贵重,因为那里才是他们体现生命价值的地方,也是走出农村人的落叶归根的精神的家园。这正如著名学者陈平原所说的那样:“人类的不断探索,归根到底是为了在土地上更好地生活,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土地也不再仅仅是具象的事物,而成为人们某种内在情节的象征—人一但离开了土地,就会隐隐有一种失根的痛,尤其是在遭受了巨大的磨难之后,就会像婴儿去寻找母亲一样,本能地寻找土地的庇护,因为它最具有包容力和根源性。”[18]经过进城历练的九月和韩大勇显然要比韩成贵更了解城市,也知道如何使当今的农业更快地实现现代化,更快地使农村和城市接轨离开土地的九月在城里无法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在历经了心灵的痛苦和煎熬之后,毅然返乡找回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精神归宿,这使她对土地有了更深的理解和爱护。在九月的身上凝聚着所有还乡人的理想和愿望。她在家乡的“冻土地带上开垦、播种,泼酒心血和汗水,渴求结出理想的果实,创办了新型的农场,带领乡亲们共同致富,重新找回了失落的人生价值。她要在这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家乡冻土,以此来修补自己在外面闯荡世界时留下的创伤。九月是众多的不甘于沉沦、积极进取的农村青年的代表,她渴望在故乡的土地上重新找回失落的理想,期盼在这生命的栖息地上弥合在外面世界的奔涉中留下的精神创伤。在丰收时节她被选为村长,终于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收获。同样,韩大勇也为了守护和开发土地而离城返乡,不惜牺牲一切地抵制瓦房店的兼并,拒绝在家乡的土地上大肆建造钢厂,保护乡村的生态和谐和乡村文明。他积极寻找水源,开发利用有限的土地,用现代化的思想改造农村九月和韩大勇的生命历程说明,农民由离开土地进城,再由城市中回归家园来寻找士地,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寻找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文明,更重要的找寻精神的文明,寻找他们的未来和农村的未来,更好更快地建设和开发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循环的过程使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增添了革新创造的成分,在保留固有的农民传统的“恋士意识”外,其价值判断已有了新的内涵:土地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并且也是人类精神的家园。人与土地的和谐是和谐社会中的最重要的和谐。只有人与土地的关系和谐了,人类社会才能发展进步。
在还乡的农民中也有像陶立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新型农民。陶立较之九月和韩大勇的视野更开阔、理想更远大、见识更深刻如果说九月和韩大勇仅仅是沐浴了城市的现代风雨,那么陶立则对城市有着切入肌肤的理解,对中国农业的未来有着高瞻远瞩的构想;如果说九月和韩大勇还是摹仿他人的路数来建设家乡的话,陶立则是更富有开阔眼光和强烈创新精神的农村新一代的创造者。陶立农大毕业回乡以后,用现代化农业的经营管理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进行立体农业生产和“绿色生态农业园区”的试验,改良农产品的品种,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为农产品取得了更大的利润和更大的市场生存空间。她确定并实施了“创名牌”和“绿色食品”等发展目标,使自己的农产品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远销到日本和韩图,成为了“创汇农业”可见,在陶立这个人物身上寄寓着丰富而又深刻的时代内涵。陶立农大毕业后回乡进行生态农业的试验,成功地闯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产业农业之路。这对打破过去条块分割和一家一户的承包方式无疑有着批判和改革的意义。从20世纪80年代起始的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改变了农村贫穷落后的状态。但这种小农式的承包方式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陶立带着改造农村和土地的情怀,以全新的观念和意识创造了新的“承包模式”。她让农民把自己的土地当成股份投入,其实这正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深化。陶立所创造的立体农业是一种最有效的生产模式,是对传统农业模式的超越,奏响了农业革命的序曲。陶立的使命还在于如何给未来的农民寻找生活之路,寻找或建造新的精神家园。陶立回乡前也同其他农家子弟一样,通过上大学的途径走出乡村曾经是她的最大愿望。但她毕业后却在城里找不到自己的生存空间、生命的位置。尽管也有过留在城里的机会,但那要付出屈辱的代价,是新的产业信息使她回到土地上寻找财富和尊严。她不再像父辈那样对土地进行的固守式的耕作,而是积极地进行现代化式的开发、创造。这种对土地的认识和选择,不仅仅是一种责任和深情,而且代表着一种新的择业趋势这种人生的价值判断赋予了土地新的内涵。早在30多年前,毛主席就这样说过;“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今天看来,这个观点依旧没有过时。现在城市高度拥挤,生存空间狭窄,而中国的小城镇化建设却有着广阔的前景。土地在她的眼里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宝贵资源,还是保持人生尊严以及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基础。这种价值观和土地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代表着21世纪人与土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见,陶立所进行的农业现代化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是中国农业必然和必经之路。未来的中国农民也必然是陶立这样在土地上和市场中摔打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意识的农村新人。
韩成贵、九月、陶立的生命历程体现了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由自发到自觉的思想历程。这些新一代的农民通过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失败与成功、迷茫与坚定离开与还乡表现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并生动地展现了转型期农村的真实境况及广阔发展的世景。
(二)肯于奉献的乡镇千部形象
在“平原系列”小说中,关仁山还塑造了性格各异、多姿多彩的乡镇干部的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热爱党和人民的事业,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的工作精神,生动地表现了他们生活和工作的艰辛、困楚,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干部的精神素质和道德倾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需要政策的引领,更需要广大乡镇干部尤其是村官们带领农民的践行。不仅需要他们有当年陈永贵、张贵顺们苦干、实干的新愚公精神,更需要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在“平原系列”小说中,关仁山一方面注重这些人物性格的独特性,表现了他们在社会转型期的热望和追求、苦闷和忧虑、艰辛和无奈;另一方面,他又着力写出了这些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力图在这些人物的独特命运中注入丰富深邃的社会历史意蕴,使人物形象具有典型的生命意义和美学价值。如陈凤珍(《大雪无乡》)、高德安(《破产》)等乡镇干部集中地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农村干部的精神素质和道德倾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今日基层干部的工作的艰难和窘迫现在的乡镇干部是联结农民和上级的纽带,是落实党的富民政策的保证,是农民认知国家政策的关键。但现在的乡镇干部很不好千,一方面要落实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要符合农村的实际;一方面要应对上边的检查,另一方面要体谅农民的难处:一方面要领导农民们摆脱穷困奔小康,另一方面要完成上级指定的任务。这就使他们时刻处于上级和农民之间的两难状态:既要顾怜百姓的生活状态,又要严格地执行上级政策。他们只能在困境中修炼自身行为,在挤压中变化工作方式。同时这些乡镇干部们与老百姓“零”距离,百姓看他们最清楚,这就容不得他们玩虚的、弄假的。因为那样,老百姓肯定不买账。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实打实凿地去干,用自己的苦干和实干赢得群众的信任和好评,与百姓“分享艰难”。在《大雪无乡》中,女镇长陈凤珍是在福镇的经济濒临瘫痪时上任的。为了改变乡镇的困境她试图改革现状,实行股份制,结果深陷在重重矛盾中而不能自拔:镇里股份制改革造成了基金会股民的支款,而玛钢厂又压着基金会的资金,激起存款群众的恐慌和激愤。许多干部趁建厂买设备的机会捞钱,玛钢厂等乡镇企业就像张着血盆大口的怪兽,吞噬着国家和农民的血汗。玛钢厂终于破产,基金会也散了架她为了振兴福镇的经济,使瘫痪的企业再站立起来,便在镇上推行股份制。但是,现实的困难接踵而来,问题成堆难以解决。她作为被告被法院勒令解决镇塑料厂的污水污染问题,并要赔偿稻农的损失民营企业家潘老五财大气粗,不听从她的改革措施。宋书记又处处肘,给她出难题。就是在这种困境下,她抱定要为家乡人民致富的信心,筹措资金,调查研究,对塑料厂进行转产解决玛钢厂和基金会的问题。这一切,使她费尽心血,耗尽精力但她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终于使福镇的经济出现转机,给福镇的年根儿增添了好多喜气。
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这些“乡镇官员”为官的过程有的也是一种承受着精神磨难和解决人民疾苦,甚至是充满悲剧色彩的艰难历程。作为一个乡镇的领导者,他们企图在国家、乡镇和村民之间找到一种妥协和共识,以化解苦难,走出困境,但在现时的社会环境里,任何简单的解决方案或一步到位的措施都是难以奏效的。有时只有以他们的牺牲才能唤起民众,激扬民族弱化的心灵。《破产》中的副镇长高德安为了拯救濒临倒闭的城区轧钢厂,东奔西跑,化缘集资,企图扭亏为盈他见到工人们为了救住院的孩子,有的去陪舞,有的去卖血筹措治病的钱,心如刀绞。尽管他廉洁奉公、鞠躬尽瘁地整治城北轧钢厂,但内忧外患使他无力回天,他虽以牺牲生命为代价,但终未能挽救工厂破产的命运。因为破产的原因不仅在于经济环境的失调,更主要的症结是官场的腐败。社会的困难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解决的,他只能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正是这种“积重难返”的现实环境使他成为一个“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悲剧人物。在这种艰难竭蹶的困境中,他困兽犹斗式地拼搏,激起了人们的怜爱和同情,感受到一种压抑心灵的沉重和沉痛。这种在用生命去殉百姓利益的强烈道德倾向和精神力量是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
这种牺牲精神还表现在这些基层领导者对丑恶行为的被迫屈从和妥协上。他们置身于公共领域中力图以多方面的沟通来化解矛盾,寻找凝聚团体的共识。可他们不是一呼百诺的改革英雄,而是置身于世俗社会中的现实人。他们无法把自身的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强加于任何人,而只能立足于当下集体发展的现实利益。所以在他们的身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精神也被裂变为双重状态一方面,他们要以人格力量和牺牲精神感召群众:另一方面,为了乡镇的生存,他们又不得不苟同世俗,屈从丑恶陈凤珍为了使福镇的经济得到复苏,只好委曲求全地适应和屈从潘老五的专横跋扈,恣意妄为,甚至潘老五被关押她还要想尽办法去赎人。高德安是在镇钢铁厂崩溃时被迫接受担任厂长的此时的钢铁厂已经被腐败侵蚀得千疮百孔、破烂不堪了。他上任不过是替腐败者受过,甚至做腐败者的替罪羊。他无力反抗腐败,无法救活工厂他受尽了委屈和责难,又能和谁言呢?这种被迫无奈的结果使他的心灵遭受了巨大创伤。但这种行为绝不是向邪恶妥协和认同腐败,而是在物欲横流、道德欠缺的异化环境里痛苦的被逼的无奈对陈凤珍、高德安等人的生存境遇和人生悲剧,我们不能不同情和感伤。他们不是救世主,也无力复苏乡镇经济,只能以巨大的牺牲承受社会转型期的磨难和痛苦。这大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正是因为这些乡镇干部们的辛勤工作和努力奉献,才有了实现农村奔小康的可能和农业改革的继续,也才有了党的富民政策在农村的落实,中国农民对农村美好前景的向往和追求。
(二) 善恶并举的民营企业家的形象
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一些有胆识、有冒险精神的农村经济能人开始出现。他们大都在没有经济基础的情况下,靠胆量和机智在政策不完备的空当中穿行,成为农村中率先富起来的一些人,如《大雪无乡》中的潘老五,《天高地厚》中的荣汉俊等。应该说。他们也是农村改革的先行者,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估量他们,在中国农村第一波改革浪潮和发展的高潮中,算是不可多得的机敏而有力的弄潮儿。他们靠自己的舍命打拼和投机取巧,很快成了财大气粗的暴发户这给一贯靠种粮生存的农民们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也给迟滞落后的当地经济带来很多的活气和活力。但随着财富的积聚,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的农民的劣根性便暴露无遗:吃喝嫖赌,无视法规欺压弱小,腐败干部,败坏民风,甚至可以抗拒和操纵法律。如潘老五可以要挟镇领导,除了镇里一把手宋书记的话以外,谁的话他都可以不听。镇长陈风珍搞股份制改革也要潘老五同意才行他在北京治病,福镇的事也能遥控。按他的逻辑,这天下是老子打下的,所以得老子说了算。为了发财,他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他从德国进口废塑料,污染草泊;他贷款就有两个亿,涉及他的经济案件连法院都很憷头,成为谁也不敢惹的爷。
如果说潘老五还有一些人性和乡情的话,荣汉俊则更善于心计,更狡诈和冷酷。他的人生哲学是:“男人要活出个人样儿,就得有权有势,权势还要有财力做后盾”。他利用醉鼓节大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企业。他工于心计,当上了村长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在蝙蝠村的创业计划。他就像一个围棋高手,在俯视和计算着棋盘的每一步,精细地算计、使用着每一个棋子。他有着坚忍不拔的韧性,随机应变的狡智,精明善谋的心计,也有着你死我活的残忍。从烧毁假冒伪劣皮包到兴办红星轧钢厂,再到成立红星农工商公司,他排斥异己,挤兑种粮大户贿赂宋书记,用女儿色相讨好冯经理等等,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计划。他当上了村支书、省劳模,又成为了具有巨大财力的企业家。这一切都鲜明地显示出他精于权术和工于心计的“乡土能人的好雄性格,表现出他咄咄逼人的霸气和不可估量的能量在这一人物性格中,凝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族等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几乎尽展在这个人物的行事和谋事的心机里了”[19]。就这样,他凭着坚忍和残忍先捞钱、后搞权,然后权钱结合,成为横行乡里的乡霸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压竞争对手,企业废水污染了稻田在法律面前依然有恃无恐,甚至教训想和鲍月芝谈婚论嫁的情敌,成为一个“恶棍”。当然,他们的恶起初是从善开始的,即为了改变自身和家乡的命运。以后他们的恶也往往蒙上了一层伪善的装饰,打着为乡镇致富的子而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应该说,潘老五和荣汉俊这些农村经济能人,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起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民营企业家如果不改变小农式的思维方式和农民的劣根性,吸纳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终究会成为落伍者和失败者,或在激烈的竞争中落败,或因触及法律被绳之以法……多行不义必自毙,潘老五被同行打成了残废,荣汉俊遭到所有人的唾弃,连他的亲生女儿都不能认他。这些应运而生的中国乡村实力派人物的人生悲剧是发人深思的。改革的新机运与旧形态生活的交错,社会的发展与人性堕落的差别,农村经济的生机和乡村文明堕落的比照,使这些人物成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真实情状的一面畸形的镜子,也成为农村改革初期历史的活证。
如果说潘老五还有一些人性和乡情的话,荣汉俊则更善于心计,更狡诈和冷酷。他的人生哲学是:“男人要活出个人样儿,就得有权有势,权势还要有财力做后盾”。他利用醉鼓节大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企业。他工于心计,当上了村长开始了蓄谋已久的在蝙蝠村的创业计划。他就像一个围棋高手,在俯视和计算着棋盘的每一步,精细地算计、使用着每一个棋子。他有着坚忍不拔的韧性,随机应变的狡智,精明善谋的心计,也有着你死我活的残忍。从烧毁假冒伪劣皮包到兴办红星轧钢厂,再到成立红星农工商公司,他排斥异己,挤兑种粮大户贿赂宋书记,用女儿色相讨好冯经理等等,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计划。他当上了村支书、省劳模,又成为了具有巨大财力的企业家。这一切都鲜明地显示出他精于权术和工于心计的“乡土能人的好雄性格,表现出他咄咄逼人的霸气和不可估量的能量在这一人物性格中,凝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族等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中国农村改革和社会发展的全部复杂性,几乎尽展在这个人物的行事和谋事的心机里了”[19]。就这样,他凭着坚忍和残忍先捞钱、后搞权,然后权钱结合,成为横行乡里的乡霸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打压竞争对手,企业废水污染了稻田在法律面前依然有恃无恐,甚至教训想和鲍月芝谈婚论嫁的情敌,成为一个“恶棍”。当然,他们的恶起初是从善开始的,即为了改变自身和家乡的命运。以后他们的恶也往往蒙上了一层伪善的装饰,打着为乡镇致富的子而为非作歹、为所欲为。从历史辩证法的角度看,应该说,潘老五和荣汉俊这些农村经济能人,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起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作用。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些民营企业家如果不改变小农式的思维方式和农民的劣根性,吸纳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终究会成为落伍者和失败者,或在激烈的竞争中落败,或因触及法律被绳之以法……多行不义必自毙,潘老五被同行打成了残废,荣汉俊遭到所有人的唾弃,连他的亲生女儿都不能认他。这些应运而生的中国乡村实力派人物的人生悲剧是发人深思的。改革的新机运与旧形态生活的交错,社会的发展与人性堕落的差别,农村经济的生机和乡村文明堕落的比照,使这些人物成了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真实情状的一面畸形的镜子,也成为农村改革初期历史的活证。
四、继承创新:用新的创美形式表现生活
作为一个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关仁山继承和发扬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和表现方法。他认为“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就必须坚持三贴近’,要求作家自觉地把艺术生命的根深深扎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画意”[20]关仁山正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态势与社会生活同构顺应,积极地吸纳各种模式,大胆地借鉴运用其他创作方法的创作技巧,以丰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 客观冷峻的写实手法
(一) 客观冷峻的写实手法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小说是以鲜明的写实风格,真实而又深刻地反映了时下农村的生活境况。他将平凡而又平实的生活作为创作的题材,以写实的手法朴素而又逼真地再现出来,成为具有鲜明写实风格的“公民”叙事体小说。他深深地知道:“艺术是真实的表现,唯有艺术的真实才是至高的真实;现实以外的一切,也就是说由某种‘撰述人’所杜撰的所谓现实,都不过是撒谎和对真实的诽谤而已。”当然“忠实地基写现实是不可能的,只有以创作精神的力量来忠实地复制现实才是可能的”,“这才是忠实的创造”。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指导下,他“首先力求忠实而生动地再现他从自己和别人的生活中获得印象”[22]。他的《九月还乡》、《天壤》、《平原上的舞蹈》、《伤心粮食》、《福镇》等作品都是取自现实生活的真实素材。这些作品几乎对生活作了如实的描绘,表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无奈,歌颂了农民的坚忍和顽强,凸现了农民的内心世界和理想追求正如有的评论家说他的小说是“新现时主义”一样,他的小说侧重了时效性。当然文学作品的创作需要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沉淀,但时下农村所出现的问题使他“来不及等待”,必须及时地用文学的现实来反映,为农民“鼓与呼”,以求得社会的关注和政府的重视如在《天壤》中他喊出了失去土地的广大农民压抑已久的呼声,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的苦闷优伤。土地的大量流失,农民的流离失所,
使得他痛心疾首,他把所有的热望和企盼、焦灼和思虑都倾注在失去土地的农民韩成贵形象的塑造上并以此为轴心,网结各种世相人情、社会关系,剖解买实土地的表相和内幕,串联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同时,作者也试图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追还土地、扩大土地提供参照。《平原上的舞蹈》也是根据他听说的一件事创编而成的:有一对从温州来的夫妇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承包了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是15年。由于他们的勤劳和科技开发,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这时农民眼红了,想夺回自家的土地,结果造成了悲剧。他据此创作了这篇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他将农民新旧土地观念的激烈冲突、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土里刨食小农式耕作的悬殊比照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并深刻地指出了小农经济思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乡村宗法势力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桎梏,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一代全新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民是如何在经济大湖中冲浪、拼搏勇敢地成长的。
(二)多样化的结构模式
在结构技法上,作者采用了多样化的结构模式。在一些作品中采用了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情节的设置按着故事发展的前后顺序一线贯穿,没有挪移或倒置,即单线结构模式。如《农民》就是以韩大勇由城返乡,带领乡亲们保护土地,科学使用、开发土地的历时性结构而建构的。有时作者也使用两条线索来表现人物性格和事件的发展,即复线结构模式如《红月亮照常升起》中描写陶立的成长历程,一个是她的事业线,另一个是她的爱情线,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失意给她的命运带来了神秘的“变奏”。正是这两条线的交织进行,成功和失败互为衬托,得意和失意的鲜明比照,使得陶立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有的作品还运用了回环式的结构模式,即作品的起点也是作品的终点,人物行动的轨迹是一个圆形。如《九月还乡》《伤心粮食》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九月离乡又还乡,王立勤离城又返城。这些人物行动的出发点后来又成为他们结束行动的终结点。正是在这个行为的圆形动态中,显示了主人公性格的复变性和多样性,丰富了人物情感和心灵世界。有一些作品还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式的结构模式,即利用场面的变化和对话的繁多甚至是电影转换的蒙太奇手法来加大作品的容量和信息,使人物性格能够得到最集中最深刻的展现。《福镇》以福镇为平台,让福镇上各种人物登台亮相并将各种矛盾焦点都集合在镇长陈凤诊的身上。如何使经济落后的旧镇成为使乡亲们致富的福镇,同时又要防止使福镇成为“腐镇”,完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使她如牛负重、如履薄冰。一个个复杂的斗争场面,各种人物性格的激烈碰撞,使得福镇成为了20世纪末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但她不辱使命,突破了重重困境,创办了多家乡镇企业,使福镇成为了欣欣向荣的幸福之镇。在《天高地厚》等作品中还运用了“复合式”(或曰交叉式)的结构模式,即集各种模式于一体,或各种模式交叉混合,体现出结构的复变性、情节的生动性、矛盾的复杂性在《天高地厚》中的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交织出现的复线结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的“心灵活动的结构”,[23]悬念设置、情节突变的戏剧化结构,尤其是汲取了中外小说中的利用曲折复杂、离奇多变的情节来推动小说故事的进展扩大叙事的张力,建构起多线索、多信息的复合叙述的平台,不同特点的故事反复交叉、穿插、融合,使得三个家族、三代农民的爱恨情仇、坎坷人生在改革大潮中交织展开,成为一幅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斑斓画卷显然,这对打破传统的结构模式是有着开拓意义的。
(三)质朴生动的语言风格
小说的美学品格首先依赖于语言的表现,也就是说小说的整体艺术效应依赖于语言的美感效应而体现出来“平原系列”小说的语言有着独特的审美特色:冷峻客观,质朴生动这种语言的审美效应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描摹生活的实状,传达时代的情绪和作者的感情,能起到强烈的造像效应渲情效应同时也能迅速地将读者的审美注意吸纳到小说文本中,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距离,进而产生审美的共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类小说运用冷峻的写实手法,幽默诙谐的语调、质朴生动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情景活脱、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24]“充满了生活的声响、色彩、韵味,生活的朴实与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深刻,始终保持着生活的新鲜感。”[25]如在《大雪无乡》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真实生动地写出了镇长陈凤珍为了使福镇走出困境,上下奔走,左右呼唤,集资筹款的困和艰难。
像福镇这样的高镇,前几年凑百八十万块钱,还是小菜一碟。如今凑120万,可难坏了陈凤珍。她看出这步棋了,谁去山西谁找钱。潘老五从珠海要回的200万,往企业一分,如泥牛入海不见啥动静,这次往回就比登天还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凑上80万余下的40万咋办?陈凤珍愁眉不展的时候,小吴说去露透社看看。没有找到小敏子,小吴又出主意求援潘老五的老婆,小吴猜测潘老五家里至少有300万存款。陈风珍瞪小昊说,他家有钱也不敢拿出来呀!正上下为难的时候,小敏子听见风声来找陈凤珍。小敏子脸上的血条子已经浅了,但两只眼睛如同熊猫似的黑了两个大圆圈。小敏子要求自己跟着去山西,陈凤珍答应了然后,小敏子就说她借了40万块钱,是从镇里基金会借的,说镇基金会的余主任是她的表兄,跟潘经理的关系挺好陈凤珍连声说好,让小敏子回家准备动身,小吴见小敏子走远了,就大发感慨,瞧人家潘老五多有福气,看来小敏子对他真心的好!陈凤珍也赞叹说,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已,潘老五值啦!…陈凤珍从窗口看见小敏子提着皮箱来了,就赶紧打住话头。她这次去做了多种准备,小敏子去了更多了一套方案,她是镇长只能讲道理,关键处让小敏子犯混也许会管用。她让小吴留在镇里盯紧塑料厂改造转产的事就在黄昏落雪时分动身了。跟随陈凤珍的除了小敏子,还有镇政府办公室的刘主任以及镇农工商总公司的会计小兰。陈凤珍一行劳累都不怕,怕就怕矿上翻小肠,怕他们见了钱仍胡搅蛮缠,因为潘老五酒后伤过人家。这回任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给咱小鞋穿吧。
这几乎是生活原样的描,如实的讲述,真实地写出了陈风珍在乡里的经济支柱民营企业家潘老五因款被山西煤矿上掏走后,四处借款解救潘老五的过程。为了使镇里的经济不倒台,只有救出潘老五才行。陈风珍为此费尽周折,才凑上救人的钱。有了钱,又怕到了煤矿受人刁难。处于尴尬困窘中的她显现出了一种为镇里的经济利益迎难而上、牺牲自己的精神。有些细节的描写也颇为生动,如陈凤珍去救潘老五,她的身份只能讲理,可她带上小敏子的用场就是讲理不行时,可以让这个花瓶在关键时候犯混。这样的两手准备,足见出陈凤珍的老练成熟和赎人的困难。
这种写实风格表现在语言上并不是单调滞涩,呆板死硬,而是质朴中充满文彩,平实包含生动,简约而富有韵味,总是在充满美感和弹性的语言中显现出一种审美的张力如《冻土地带》中“说话间霜雾就落下来,浓得化不开。原野苍灰,九月的眼前啥也看不真切了。但她听到一种声音,是冻土被推土机豁开的响声这声音像是大地腹中滚出来的,深重的,正一声一声走到平原上来了,又如早天雷般滚至远远的。”这一段描写生动含蓄地表现了九月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对美好前景的期待。
“平原系列”小说的语言还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对生活不作刻意的美化和净化,有时甚至不避生活的粗鄙和俗气,这样反而显得真实,并洋溢出生活的情味。这也是时下世俗社会的大环境使然。如《破产》的开头:
冬天里,田北县破天荒没刮西北风,东北风却是越刮越硬了这就使人想起毛主席的话来,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穷露百丑,县城入冬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三多现象,赌博耍钱的多、东北的陪舞小姐多、小偷小摸的多。市场疲软,东北小姐的业务倒兴隆,城里妇女吃不住劲了,哭哭啼啼到县妇联告状,要求发动一场冬季运动,赶走东北虎还俺好丈夫。朴素中带着趣味,平实中含着意蕴,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又写出了世纪末的普泛形态。但在这种幽默风趣中也充满了辛辣的讽刺,有很强的批判力量。如在《破产》中揭露官场腐败时,借用邓铁嘴的嘴写道:“上午你整我我整你,中午你敬我我敬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搂我我搂你。”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了企业破产的原因和社会腐败的根源。
(四)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
“平原系列”小说也运用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尤其是象征手法的运用扩充和增值了作品的容量。象征手法有超越形象本身的寓意性。美国学者劳·坡林指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越它所说的这样,就使得“平原系列”小说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层面,扩大了作品的内涵。如《天壤》、《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天高地厚》等小说的题目,都包孕着很深的象征意蕴。在作品中,他多选择些有象征意义的道具,用此串联全文,醒明题旨。这
些道具既是情节的线索,又是小说的灵魂它既是故事发展的导向,又是人物命运的象征。如《红月亮照常升起》中用红月亮象征主人公的命运和品质。红月亮是初升的月亮,生机勃勃、无限美好象征着陶立的事业发展壮大;月亮纯洁、美丽,象征着陶立的外貌和内质美丽高洁。虽然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风雨的侵袭,但红月亮还是升起在高高的天空上。由于“平原系列”小说成功地采用了象征手法,就使得它的意义更为深广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作为象征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的更深广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本身。”[27]这样就可以使我们透过表层现象去领悟和追寻更为深远的意义。如《伤心的粮食》开篇写到王立勤的哥哥死前在墙上用血画了一个圆的图案,众人谁也猜不透这个图案代表了什么。直到最后,王立勤才知道这是他哥哥告诉他,要用火烧粮仓,因为种粮没有用处。同时,这个图案还象征了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甚至是带血的、让他们始终没能走出去的‘怪圈’。而且,这个怪圈正是他们(作为群体的农民的‘自我’)自身的局限性”[28]。这是农民自己设置的一个怪圈。因为他们思想落后、眼界狭窄,受传统观念的制约,所以不能迎接外来的挑战和冲击,所以只能接受这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样的象征物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涵盖了主人公的命运,而且还反映和象征了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象征本身包容内容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作品的艺术氛围。如在《天高地厚》中运用白蓝、黑、绿、红五色蝙蝠形成作品的结构,连缀全篇,因为“五种蝙蝠飞聚在一起,常常表示五种天赐之福的降临长寿、富裕、健康、好善和吉祥”[29]这“五种蝙蝠”既寓含了丰富的意蕴,又表现了各种人物复杂多变的命运,使小说的艺术氛围更加浓重,意旨更加深逸。可见这种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心灵世界及其内在生命力”,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和生命的某些面貌以及人类的某些作品’所赋予的激情”[30]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希望他的小说越写越好;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关仁山这匹骏马正昂首奋进,奔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道上。
注释: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是针对他的“雪莲湾系列”而提出来的,如果说“雪莲湾系列”起始于小说《苦雪》,而“平原系列”则以《大雪无乡》和《九月还乡》为标志。这两个系列均为杨立元首先提出和归结的。
[1] [2][3][5]解玺璋:《用文学记录历史的悲壮》,《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4]《人民文学》2002年第6期留言。
[6][10]舒晋瑜:《关仁:在时代变革中抒写乡村情感》,《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2日。
[7][12][14][22]关仁山《拓展新的文学空间》,《作家通迅》2001年第2期。
[11]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8]关仁山:《用文学描绘我们共有的家》,《文艺报》1997年2月4日。
[9][20]关仁山:《关注新农村是文学对时代的回应》,《文艺报》2006年5月25日。
[13]关仁山、杨立元《宣嚣的世界沉默的土地》,《文艺报》2002年6月1日
[15][17]关仁山:《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16]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页。
[18]尹玉珊:《在出发与归来之间—张炜小说的意旨流变》,见陈平原主编:《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精评·文学卷》,西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9]曾镇南:《秀出的青枝奋争的精灵评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第72页。
[2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22]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总序》,《文艺理论译丛》1957第1期,第208页。
[23]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9页。
[24]青羊、直木:《反映生活追踪现实》,《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
[25]雷达:《生活之树常青》,《文论报》1996年9月1日。
[26]劳·坡林:《诗的声音与建义》,《世界文学》1981年第5期,第248页。
[27]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页。
[28]封秋昌:《“三驾马车”近作谈》,《河北日报》2002年8月16日。
[29]关仁山:《天高地厚·题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0]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使得他痛心疾首,他把所有的热望和企盼、焦灼和思虑都倾注在失去土地的农民韩成贵形象的塑造上并以此为轴心,网结各种世相人情、社会关系,剖解买实土地的表相和内幕,串联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同时,作者也试图为失去土地的农民追还土地、扩大土地提供参照。《平原上的舞蹈》也是根据他听说的一件事创编而成的:有一对从温州来的夫妇带着一个漂亮的女儿承包了进城农民的土地,承包合同是15年。由于他们的勤劳和科技开发,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这时农民眼红了,想夺回自家的土地,结果造成了悲剧。他据此创作了这篇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他将农民新旧土地观念的激烈冲突、现代化农业生产与土里刨食小农式耕作的悬殊比照进行了翔实的描述,并深刻地指出了小农经济思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乡村宗法势力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桎梏,同时也生动地表现了一代全新的具有现代化科学知识、勇于开拓进取的农民是如何在经济大湖中冲浪、拼搏勇敢地成长的。
(二)多样化的结构模式
在结构技法上,作者采用了多样化的结构模式。在一些作品中采用了平铺直叙的表现方法,情节的设置按着故事发展的前后顺序一线贯穿,没有挪移或倒置,即单线结构模式。如《农民》就是以韩大勇由城返乡,带领乡亲们保护土地,科学使用、开发土地的历时性结构而建构的。有时作者也使用两条线索来表现人物性格和事件的发展,即复线结构模式如《红月亮照常升起》中描写陶立的成长历程,一个是她的事业线,另一个是她的爱情线,事业的成功和爱情的失意给她的命运带来了神秘的“变奏”。正是这两条线的交织进行,成功和失败互为衬托,得意和失意的鲜明比照,使得陶立成为一个真实可信的典型人物。有的作品还运用了回环式的结构模式,即作品的起点也是作品的终点,人物行动的轨迹是一个圆形。如《九月还乡》《伤心粮食》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九月离乡又还乡,王立勤离城又返城。这些人物行动的出发点后来又成为他们结束行动的终结点。正是在这个行为的圆形动态中,显示了主人公性格的复变性和多样性,丰富了人物情感和心灵世界。有一些作品还成功地运用了戏剧式的结构模式,即利用场面的变化和对话的繁多甚至是电影转换的蒙太奇手法来加大作品的容量和信息,使人物性格能够得到最集中最深刻的展现。《福镇》以福镇为平台,让福镇上各种人物登台亮相并将各种矛盾焦点都集合在镇长陈凤诊的身上。如何使经济落后的旧镇成为使乡亲们致富的福镇,同时又要防止使福镇成为“腐镇”,完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双重任务使她如牛负重、如履薄冰。一个个复杂的斗争场面,各种人物性格的激烈碰撞,使得福镇成为了20世纪末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缩影。但她不辱使命,突破了重重困境,创办了多家乡镇企业,使福镇成为了欣欣向荣的幸福之镇。在《天高地厚》等作品中还运用了“复合式”(或曰交叉式)的结构模式,即集各种模式于一体,或各种模式交叉混合,体现出结构的复变性、情节的生动性、矛盾的复杂性在《天高地厚》中的时空交错、历史与现实交织出现的复线结构;自由联想、内心独白的“心灵活动的结构”,[23]悬念设置、情节突变的戏剧化结构,尤其是汲取了中外小说中的利用曲折复杂、离奇多变的情节来推动小说故事的进展扩大叙事的张力,建构起多线索、多信息的复合叙述的平台,不同特点的故事反复交叉、穿插、融合,使得三个家族、三代农民的爱恨情仇、坎坷人生在改革大潮中交织展开,成为一幅当代中国农民命运的斑斓画卷显然,这对打破传统的结构模式是有着开拓意义的。
(三)质朴生动的语言风格
小说的美学品格首先依赖于语言的表现,也就是说小说的整体艺术效应依赖于语言的美感效应而体现出来“平原系列”小说的语言有着独特的审美特色:冷峻客观,质朴生动这种语言的审美效应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描摹生活的实状,传达时代的情绪和作者的感情,能起到强烈的造像效应渲情效应同时也能迅速地将读者的审美注意吸纳到小说文本中,拉近作品与读者的审美距离,进而产生审美的共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类小说运用冷峻的写实手法,幽默诙谐的语调、质朴生动的语言,构筑了一个情景活脱、引人入胜的艺术世界。”[24]“充满了生活的声响、色彩、韵味,生活的朴实与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深刻,始终保持着生活的新鲜感。”[25]如在《大雪无乡》中有这样的一段描述,真实生动地写出了镇长陈凤珍为了使福镇走出困境,上下奔走,左右呼唤,集资筹款的困和艰难。
像福镇这样的高镇,前几年凑百八十万块钱,还是小菜一碟。如今凑120万,可难坏了陈凤珍。她看出这步棋了,谁去山西谁找钱。潘老五从珠海要回的200万,往企业一分,如泥牛入海不见啥动静,这次往回就比登天还难,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凑上80万余下的40万咋办?陈凤珍愁眉不展的时候,小吴说去露透社看看。没有找到小敏子,小吴又出主意求援潘老五的老婆,小吴猜测潘老五家里至少有300万存款。陈风珍瞪小昊说,他家有钱也不敢拿出来呀!正上下为难的时候,小敏子听见风声来找陈凤珍。小敏子脸上的血条子已经浅了,但两只眼睛如同熊猫似的黑了两个大圆圈。小敏子要求自己跟着去山西,陈凤珍答应了然后,小敏子就说她借了40万块钱,是从镇里基金会借的,说镇基金会的余主任是她的表兄,跟潘经理的关系挺好陈凤珍连声说好,让小敏子回家准备动身,小吴见小敏子走远了,就大发感慨,瞧人家潘老五多有福气,看来小敏子对他真心的好!陈凤珍也赞叹说,有这样一位红颜知已,潘老五值啦!…陈凤珍从窗口看见小敏子提着皮箱来了,就赶紧打住话头。她这次去做了多种准备,小敏子去了更多了一套方案,她是镇长只能讲道理,关键处让小敏子犯混也许会管用。她让小吴留在镇里盯紧塑料厂改造转产的事就在黄昏落雪时分动身了。跟随陈凤珍的除了小敏子,还有镇政府办公室的刘主任以及镇农工商总公司的会计小兰。陈凤珍一行劳累都不怕,怕就怕矿上翻小肠,怕他们见了钱仍胡搅蛮缠,因为潘老五酒后伤过人家。这回任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给咱小鞋穿吧。
这几乎是生活原样的描,如实的讲述,真实地写出了陈风珍在乡里的经济支柱民营企业家潘老五因款被山西煤矿上掏走后,四处借款解救潘老五的过程。为了使镇里的经济不倒台,只有救出潘老五才行。陈风珍为此费尽周折,才凑上救人的钱。有了钱,又怕到了煤矿受人刁难。处于尴尬困窘中的她显现出了一种为镇里的经济利益迎难而上、牺牲自己的精神。有些细节的描写也颇为生动,如陈凤珍去救潘老五,她的身份只能讲理,可她带上小敏子的用场就是讲理不行时,可以让这个花瓶在关键时候犯混。这样的两手准备,足见出陈凤珍的老练成熟和赎人的困难。
这种写实风格表现在语言上并不是单调滞涩,呆板死硬,而是质朴中充满文彩,平实包含生动,简约而富有韵味,总是在充满美感和弹性的语言中显现出一种审美的张力如《冻土地带》中“说话间霜雾就落下来,浓得化不开。原野苍灰,九月的眼前啥也看不真切了。但她听到一种声音,是冻土被推土机豁开的响声这声音像是大地腹中滚出来的,深重的,正一声一声走到平原上来了,又如早天雷般滚至远远的。”这一段描写生动含蓄地表现了九月建设家乡的信心和对美好前景的期待。
“平原系列”小说的语言还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倾向,即对生活不作刻意的美化和净化,有时甚至不避生活的粗鄙和俗气,这样反而显得真实,并洋溢出生活的情味。这也是时下世俗社会的大环境使然。如《破产》的开头:
冬天里,田北县破天荒没刮西北风,东北风却是越刮越硬了这就使人想起毛主席的话来,不是东风压到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穷露百丑,县城入冬以来出现前所未有的三多现象,赌博耍钱的多、东北的陪舞小姐多、小偷小摸的多。市场疲软,东北小姐的业务倒兴隆,城里妇女吃不住劲了,哭哭啼啼到县妇联告状,要求发动一场冬季运动,赶走东北虎还俺好丈夫。朴素中带着趣味,平实中含着意蕴,既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又写出了世纪末的普泛形态。但在这种幽默风趣中也充满了辛辣的讽刺,有很强的批判力量。如在《破产》中揭露官场腐败时,借用邓铁嘴的嘴写道:“上午你整我我整你,中午你敬我我敬你,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晚上你搂我我搂你。”这就深刻地揭示出了企业破产的原因和社会腐败的根源。
(四)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
“平原系列”小说也运用了许多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尤其是象征手法的运用扩充和增值了作品的容量。象征手法有超越形象本身的寓意性。美国学者劳·坡林指出:“象征的定义可以粗略地说成是某种东西的含义大于其本身”“象征意味着既是它所说的,同时也是超越它所说的这样,就使得“平原系列”小说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的层面,扩大了作品的内涵。如《天壤》、《平原上的舞蹈》、《红月亮照常升起》、《天高地厚》等小说的题目,都包孕着很深的象征意蕴。在作品中,他多选择些有象征意义的道具,用此串联全文,醒明题旨。这
些道具既是情节的线索,又是小说的灵魂它既是故事发展的导向,又是人物命运的象征。如《红月亮照常升起》中用红月亮象征主人公的命运和品质。红月亮是初升的月亮,生机勃勃、无限美好象征着陶立的事业发展壮大;月亮纯洁、美丽,象征着陶立的外貌和内质美丽高洁。虽然在事业发展过程中有一些风雨的侵袭,但红月亮还是升起在高高的天空上。由于“平原系列”小说成功地采用了象征手法,就使得它的意义更为深广这正如黑格尔所说:“作为象征的形象而表现出来的都是一种由艺术创造出来的作品,一方面见出它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显出个别事物的更深广的普遍意义而不只是展示这些个别事物本身。”[27]这样就可以使我们透过表层现象去领悟和追寻更为深远的意义。如《伤心的粮食》开篇写到王立勤的哥哥死前在墙上用血画了一个圆的图案,众人谁也猜不透这个图案代表了什么。直到最后,王立勤才知道这是他哥哥告诉他,要用火烧粮仓,因为种粮没有用处。同时,这个图案还象征了这是一个“充满了苦难甚至是带血的、让他们始终没能走出去的‘怪圈’。而且,这个怪圈正是他们(作为群体的农民的‘自我’)自身的局限性”[28]。这是农民自己设置的一个怪圈。因为他们思想落后、眼界狭窄,受传统观念的制约,所以不能迎接外来的挑战和冲击,所以只能接受这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样的象征物有很大的包容性,不仅涵盖了主人公的命运,而且还反映和象征了一个历史阶段、一个时代的总体特征象征本身包容内容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作品的艺术氛围。如在《天高地厚》中运用白蓝、黑、绿、红五色蝙蝠形成作品的结构,连缀全篇,因为“五种蝙蝠飞聚在一起,常常表示五种天赐之福的降临长寿、富裕、健康、好善和吉祥”[29]这“五种蝙蝠”既寓含了丰富的意蕴,又表现了各种人物复杂多变的命运,使小说的艺术氛围更加浓重,意旨更加深逸。可见这种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追求高于现实世界的丰富心灵世界及其内在生命力”,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大自然和生命的某些面貌以及人类的某些作品’所赋予的激情”[30]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已经成为中国文坛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希望他的小说越写越好;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关仁山这匹骏马正昂首奋进,奔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大道上。
注释:
关仁山的“平原系列”是针对他的“雪莲湾系列”而提出来的,如果说“雪莲湾系列”起始于小说《苦雪》,而“平原系列”则以《大雪无乡》和《九月还乡》为标志。这两个系列均为杨立元首先提出和归结的。
[1] [2][3][5]解玺璋:《用文学记录历史的悲壮》,《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4]《人民文学》2002年第6期留言。
[6][10]舒晋瑜:《关仁:在时代变革中抒写乡村情感》,《中华读书报》2003年3月2日。
[7][12][14][22]关仁山《拓展新的文学空间》,《作家通迅》2001年第2期。
[11]崔志远:《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8页。
[8]关仁山:《用文学描绘我们共有的家》,《文艺报》1997年2月4日。
[9][20]关仁山:《关注新农村是文学对时代的回应》,《文艺报》2006年5月25日。
[13]关仁山、杨立元《宣嚣的世界沉默的土地》,《文艺报》2002年6月1日
[15][17]关仁山:《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文艺报》1997年9月23日。
[16]普列汉诺夫《论西欧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22页。
[18]尹玉珊:《在出发与归来之间—张炜小说的意旨流变》,见陈平原主编:《新世纪中国大学生(文科学士)毕业论文精选精评·文学卷》,西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9]曾镇南:《秀出的青枝奋争的精灵评关仁山的天高地厚》》,《小说评论》2003年第5期,第72页。
[21]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
[22]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总序》,《文艺理论译丛》1957第1期,第208页。
[23]王蒙:《漫话小说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39页。
[24]青羊、直木:《反映生活追踪现实》,《人民日报》1996年9月5日。
[25]雷达:《生活之树常青》,《文论报》1996年9月1日。
[26]劳·坡林:《诗的声音与建义》,《世界文学》1981年第5期,第248页。
[27]黑格尔:《美学》第2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8页。
[28]封秋昌:《“三驾马车”近作谈》,《河北日报》2002年8月16日。
[29]关仁山:《天高地厚·题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30]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