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为一个优秀的报告文学家应该是眼力、胆力和笔力“三结合”的人,一合就是具有这种能力的人。他的开山之作《黑脸》一出手便轰动全国,后以最高票数获1996年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2005年,《黑脸》被《中国作家》杂志评为二十年来最具影响的作品,后来一合与王安忆、莫言、陈建功、赵瑜、何建明、李佩甫、蒋子龙等12位作家一起,获得《中国作家》杂志创刊二十周年发表最具影响作品荣誉奖。一合真可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可是熟悉一合的人都知道他的成功是多年创作经验的累积,长期艰苦生活的历练和强烈的人文情怀所致。若他没有底层生活的磨砺,没有见真知深的睿智,没有与百姓患难与共的情怀,没有为正义鼓与呼的胆量,是断然写不出这样百姓欢迎、同行钦佩的作品的。
一合原名赵义和,他在成名以后,笔名一合,取自“天人合一”的意思。一合为人坦荡、厚道、朴实、自来熟儿,没有一点儿官员的架子,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见人“含有一种絮絮叨叨的外露的亲热劲儿,洋溢着平民意味的表现力”,[1]有很强的亲和力。初识一合,就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我与一合是先见其文,后见其人的。那是在河北作协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与他见面攀谈以后,他那浓浓的家乡口音使我们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一合的家乡在玉田县的潮洛窝乡大赵官庄村。那里属于下洼地,过去十年九涝、水大鱼多,与我故乡的地界连在一起,所以他的口音与我的口音
很接近,不是唐山正宗的“呔儿音”,而是接近宁河的“芦台腔”我的故乡在丰南,因为一合大学毕业后便长期在丰南工作,这与我就更近了一层。他的很多熟人我都认识，那里的人都称他“大赵”,这一是因为他长得个子高大,二是因他豪爽大气。而现在一合虽自称“老赵”,却一点也不显得老,显得年轻帅气、活力十足,像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奔跑在采访的第一线,更让人生出几分感慨: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对人生的热力,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创作的热情。他虽为副厅级纪检监察员,可谁也不拿他当官看,作家们更是与他称兄道弟。与一合相处长了,使我不但知道了他创作的坎坷过程,也逐渐地知道了他生命的艰难历程。
一合创作的渊源始于母亲的影响和教育。母亲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因家庭殷实,从小她便读了很多的书,尤喜欢文学,爱读鲁迅和高尔基的书。这样使她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树立了革命的理想,促使她在解放天津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又成为了南下文化干部,复员后便在家乡做小学教员。她给一合讲文学作品里的故事,讲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让他读高尔基的《母亲》、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但不幸的是她在三十七岁时就病逝了,这也成为了一合终生的遗憾。每当讲到母亲,他总是声音低低的,充满了伤感和悲戚。由于父母在外,一合的童年是在乡下跟爷爷奶奶度过的。他的老家地处下洼子,一下雨,便是一片沼泽,出门就趟水。于是年幼的一合便与水结了缘,逮鱼捉螃蟹,洗澡扎猛子。村东美丽的还乡河蜿蜓流过,河上有一座木桥,这便成了一合与小伙伴们嬉戏的地点。他们脱光了身子,站在桥上往水里跳,比试游泳的技巧,有无穷无尽的乐趣。水大了,一合便跟爷爷坐着小船去逮螃蟹。逮螃蟹的方法就是把一条绳子拴上高粱穗,放进水里,绳子很长很长,过一会儿再坐船捋着绳头儿回来于是绳子上像串糖葫芦一样全是螃蟹,一逮就是一麻袋。这是一合最快乐的时候。后来一合的父亲也回了老家,一发大水,他们就到邻村九丈窝去“开沽”——集体治渔卖钱。这种美丽的水乡风光和美妙的逮蟹的方法,充满了野趣、野味,不仅使意少年一合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也成为了一合后来创作的原动力。正是这种儿时的经历使得一合迄今保持着不变味的乡音和不变色的乡情。
一合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在汉沽中学上完初中,这期间他读了很多的书,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基础,随后他在芦台一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一合上高中时最得意的是他的作文。他的作文屡受老师的表扬,并被当成范文向同学们推荐。他上高中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学校离家几十里的路,礼拜天回家舍不得花一块钱坐车,只好起早贪黑地步行,困了就和同学手拉手走,竞练就了一边走一边睡觉的本事。迄今说起来一合还觉得颇为得意。在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他没有考大学,而是应招到唐山劳动日报社当了记者。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促使他选中了这个职业。他在报社写新闻、写通讯,也时常练笔写文学作品。在唐山劳动日报社干了一年记者后遭逢1963年的“大精简”,一合又回到老家,接着他考取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被誉为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齐名的大学,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云集于此,后来创作话剧《丹心谱》和长篇小说《故土》的著名作家苏叔阳就曾是他的党史老师。一合在“文革”中毕业,在学校待分配一年,于1968年被分配到丰南县任教,在大新庄中学当起了语文老师。时值“文革”动乱之秋,教室里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随即他被抽调到县大批判组,写大批判稿子、写材料,人们都管他叫“赵大批判”。他先后担任了县委报道组干事、副组长、组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他文笔出众,被调进新华社河北分社,后又调进省纪委任办公室干事、研究室副主任,直到现在的副厅级纪检员、监察专员。
说到一合的创作经历,可谓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参加工作以后,他就曾多次尝试写小说,但小说里总是充满了新闻的味道,这大概是因为他总是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的缘故。后来,他就尝试写一些文学性和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写这种文体,他驾轻就熟:一是他长期接触基层生活和底层百姓自来熟,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材料,这与一些作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采风”和“体验生活”不同,而是一扎到底,追根溯源;二是他具有坚实活泼的心灵,能用深刻的理性精神对人生、世界进行了深层次的观照和深度的理性思索。因此,“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2]他的处女作是1971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渤海岸边创新业》。1972年他又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了《光明之路》，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美酒飘香》。1976年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他从废墟中挣脱出来以后,不顾伤痛,在废墟中救人,在简易棚里写稿。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实践中,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全国人民是灾区人民的强力支援,中国共产党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于是他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刊出,并创作了小说《老康报告的震情》投到《人民文学》,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崔道怡的好评,虽然没能发表,却坚定了一合创作的信心直到1984年他才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县长驾到》,从真正意义上触及了文学。后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河北有个马胜利》、《一桩震惊全国的假药案》,在《长城》上发表了《石与刀》,在《河北文学》上发表了《弦的力度》,同时还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河北文学》、《啄木鸟》等刊物上发表了《非人三记》《报答·模仿·双人滑》、《逃虾》、《生死合同》、《大水》、《投毒者》等许多中短篇小说。
从作家这个职业来讲,一合起点较高,但起步较晚,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真正搞创作,晚至四十岁以后”。究其原因,他自有难言之隐:“我是一个小公务员出身,惯于体察领导意图，领会上级精神,想来想去适合我的差事还是当干部。可我心里又老有一些文学的东西往外冒,所以就当不好。当作家吧,只凭有体验生活的便利条件也不行啊,比方我就有阅读大量案卷的条件,但也仅是条件,不是天资,也不是才能所以说我是一个两难之人,非常的不幸”。但不管怎样说,正是出于对文学的痴迷和执着,才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是在1985年,一合面临着事业的两难选择,是去河北省纪委,还是留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在大报当记者,有身价,有地位，是无冕之王。去纪委,那是个清水衙门,费力不讨好。他犹豫了许久,回顾自己从高中毕业当记者至今,做了多年的报道工作却一直未能完成自己的当作家的心愿:搞了多年报道,却总感觉跟生活隔了一层,而纪检工作正是社会生活矛盾最尖锐最前沿的地带,可以直接触及矛盾,体察到最真实的生活,于是一合选择了做纪检工作。
在纪检部门工作,使他接触了一些大案要案看到了一些扶正义、勇于与腐败势力做斗争的纪检干部,于是写作的欲望油然而生,很快创作出了一批有反响的反腐作品。一合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既表现在他能从独特的写作视角对滋生腐败的根源和所产生的危害进行了深刻而又精辟的思考和透视,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生活在百姓中间的反腐英雄的形象;也表现在他一直运用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建构他的审美世界。因此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给疲惫低迷、玩玄弄虚的文坛送来一缕清风,给期盼社会清明、清正的人们以希望和鼓舞,并用此来美化人们的灵魂,净化社会环境。他深入纪检一线,殚精竭虑地采访调查,呕心沥血地构思创作。也许积蓄得太久,所以创作喷发越旺。在199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1期头条刊发了长篇报告文学《隐匿与搜查》,在第2期上又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黑脸》后均被改编影视剧。尤其是《黑》出版后,在正常渠道和第二渠道大量发行。著名导演吴天明在书摊上看到此书的盗版本,激动不己,买回去一口气读完,感动地痛哭流涕。他找到一合,并与有关部门协作,改编为同名12集电视连续剧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看者有11亿人之多,为当时年代之最。该剧先后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此后,一合又先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罪与罚》、《红与黑》、《灵与肉》,并创作了《黑脸》、《红脸》、《白脸》(《黑白奇局》)等“脸谱”系列,以及长篇小说《黑白奇局》,塑造出了刚直不阿、忠勇双全、足智多谋、能届能伸等不同性格的法官形象。同时《白脸》还被改编成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检察官》。其中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报告文学《红与黑》获2002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和河北作协十佳作品奖,并在2008年被选入了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银主编的《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篇目》,此书收入了包括夏衍的《包身工》、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红与黑》还在2010年被选入由周明、刘茵主编的《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一合的《黑脸》、《红与黑》被《中国作家》评为该杂志创刊二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灵与肉》获金鼎文学奖,《飞流》获金盾文学奖,《下访》获新世纪北京文学奖。《下访》、《灵与肉》分别上了2001年、2003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路灯下的SARS》(与陈冲合著)获河北省优秀作品奖。除这些报告文学被多家报刊转载,有的改编成影视外,一合的小说创作也取得可喜的进步,长篇小说《断道》获啄木鸟文学大奖长篇小说《红脸》被誉为“迄今为止塑造公安高级指挥员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鉴于一合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称他为“纸上反腐败的一合”。2005年10月《中国作家》杂志社授予一合、赵瑜、王安忆、莫言、蒋子龙等12位作家创刊二十年来发表最具影响作品荣誉奖。
一合获得了成功,成功的背后是他付出的巨大的辛劳和锲而不舍的韧性,这是我被他所深深感动的地方。别人写报告文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找当事人采访,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得,而他采访往往是几个月,甚至更长。在200年夏,他接受了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的邀请,请他为唐山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从烈日炎炎的盛夏到滴水成冰的严冬,他跑遍了唐山市每一个县区,到农村、到工厂、到海边、到山村,几乎找遍了所有应该找的人,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直到2010年春节前才结束采访。在春节前夕,送他回石家庄过年之时,我握着他的手感慨万端:正是这种强烈的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为社会和时代创作的使命意识使他没有半点轻松,一丝懈怠,而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啊。也唯有此,才有这贴近时代、反映民生的力作的产生啊!
一合原名赵义和,他在成名以后,笔名一合,取自“天人合一”的意思。一合为人坦荡、厚道、朴实、自来熟儿,没有一点儿官员的架子,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见人“含有一种絮絮叨叨的外露的亲热劲儿,洋溢着平民意味的表现力”,[1]有很强的亲和力。初识一合,就给了我这样的感觉。我与一合是先见其文,后见其人的。那是在河北作协的一次代表大会上,与他见面攀谈以后,他那浓浓的家乡口音使我们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一合的家乡在玉田县的潮洛窝乡大赵官庄村。那里属于下洼地,过去十年九涝、水大鱼多,与我故乡的地界连在一起,所以他的口音与我的口音
很接近,不是唐山正宗的“呔儿音”,而是接近宁河的“芦台腔”我的故乡在丰南,因为一合大学毕业后便长期在丰南工作,这与我就更近了一层。他的很多熟人我都认识，那里的人都称他“大赵”,这一是因为他长得个子高大,二是因他豪爽大气。而现在一合虽自称“老赵”,却一点也不显得老,显得年轻帅气、活力十足,像年轻人一样不知疲倦地奔跑在采访的第一线,更让人生出几分感慨: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充满了对生活的热望,对人生的热力,于是才有了这样的创作的热情。他虽为副厅级纪检监察员,可谁也不拿他当官看,作家们更是与他称兄道弟。与一合相处长了,使我不但知道了他创作的坎坷过程,也逐渐地知道了他生命的艰难历程。
一合创作的渊源始于母亲的影响和教育。母亲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因家庭殷实,从小她便读了很多的书,尤喜欢文学,爱读鲁迅和高尔基的书。这样使她懂得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树立了革命的理想,促使她在解放天津时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后来又成为了南下文化干部,复员后便在家乡做小学教员。她给一合讲文学作品里的故事,讲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让他读高尔基的《母亲》、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果戈理的《死魂灵》但不幸的是她在三十七岁时就病逝了,这也成为了一合终生的遗憾。每当讲到母亲,他总是声音低低的,充满了伤感和悲戚。由于父母在外,一合的童年是在乡下跟爷爷奶奶度过的。他的老家地处下洼子,一下雨,便是一片沼泽,出门就趟水。于是年幼的一合便与水结了缘,逮鱼捉螃蟹,洗澡扎猛子。村东美丽的还乡河蜿蜓流过,河上有一座木桥,这便成了一合与小伙伴们嬉戏的地点。他们脱光了身子,站在桥上往水里跳,比试游泳的技巧,有无穷无尽的乐趣。水大了,一合便跟爷爷坐着小船去逮螃蟹。逮螃蟹的方法就是把一条绳子拴上高粱穗,放进水里,绳子很长很长,过一会儿再坐船捋着绳头儿回来于是绳子上像串糖葫芦一样全是螃蟹,一逮就是一麻袋。这是一合最快乐的时候。后来一合的父亲也回了老家,一发大水,他们就到邻村九丈窝去“开沽”——集体治渔卖钱。这种美丽的水乡风光和美妙的逮蟹的方法,充满了野趣、野味,不仅使意少年一合的生活充满了欢乐,也成为了一合后来创作的原动力。正是这种儿时的经历使得一合迄今保持着不变味的乡音和不变色的乡情。
一合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又在汉沽中学上完初中,这期间他读了很多的书,奠定了他文学创作的基础,随后他在芦台一中完成了高中的学业。一合上高中时最得意的是他的作文。他的作文屡受老师的表扬,并被当成范文向同学们推荐。他上高中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学校离家几十里的路,礼拜天回家舍不得花一块钱坐车,只好起早贪黑地步行,困了就和同学手拉手走,竞练就了一边走一边睡觉的本事。迄今说起来一合还觉得颇为得意。在1962年,由于自然灾害,他没有考大学,而是应招到唐山劳动日报社当了记者。其实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促使他选中了这个职业。他在报社写新闻、写通讯,也时常练笔写文学作品。在唐山劳动日报社干了一年记者后遭逢1963年的“大精简”,一合又回到老家,接着他考取了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时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被誉为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齐名的大学,有许多著名的教授、学者云集于此,后来创作话剧《丹心谱》和长篇小说《故土》的著名作家苏叔阳就曾是他的党史老师。一合在“文革”中毕业,在学校待分配一年,于1968年被分配到丰南县任教,在大新庄中学当起了语文老师。时值“文革”动乱之秋,教室里已经容不下一张课桌,随即他被抽调到县大批判组,写大批判稿子、写材料,人们都管他叫“赵大批判”。他先后担任了县委报道组干事、副组长、组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他文笔出众,被调进新华社河北分社,后又调进省纪委任办公室干事、研究室副主任,直到现在的副厅级纪检员、监察专员。
说到一合的创作经历,可谓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参加工作以后,他就曾多次尝试写小说,但小说里总是充满了新闻的味道,这大概是因为他总是给报纸写新闻和通讯的缘故。后来,他就尝试写一些文学性和纪实性很强的报告文学。写这种文体,他驾轻就熟:一是他长期接触基层生活和底层百姓自来熟,掌握了大量鲜活的一手材料,这与一些作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的“采风”和“体验生活”不同,而是一扎到底,追根溯源;二是他具有坚实活泼的心灵,能用深刻的理性精神对人生、世界进行了深层次的观照和深度的理性思索。因此,“他不仅能够得到丰富的经验,而且有能力通过某种特定的媒介去捕捉和体现这些经验的本质和意义,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可触知的东西”[2]他的处女作是1971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通讯《渤海岸边创新业》。1972年他又在《河北日报》上发表了《光明之路》，在《瞭望》杂志上发表了《美酒飘香》。1976年唐山丰南一带发生了强烈地震,他从废墟中挣脱出来以后,不顾伤痛,在废墟中救人,在简易棚里写稿。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实践中,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全国人民是灾区人民的强力支援,中国共产党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于是他写出了《中国共产党是抗震救灾的中流砥柱》的文章,在《红旗》杂志上刊出,并创作了小说《老康报告的震情》投到《人民文学》,受到了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的崔道怡的好评,虽然没能发表,却坚定了一合创作的信心直到1984年他才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小说《新县长驾到》,从真正意义上触及了文学。后又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河北有个马胜利》、《一桩震惊全国的假药案》,在《长城》上发表了《石与刀》,在《河北文学》上发表了《弦的力度》,同时还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河北文学》、《啄木鸟》等刊物上发表了《非人三记》《报答·模仿·双人滑》、《逃虾》、《生死合同》、《大水》、《投毒者》等许多中短篇小说。
从作家这个职业来讲,一合起点较高,但起步较晚,这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真正搞创作,晚至四十岁以后”。究其原因,他自有难言之隐:“我是一个小公务员出身,惯于体察领导意图，领会上级精神,想来想去适合我的差事还是当干部。可我心里又老有一些文学的东西往外冒,所以就当不好。当作家吧,只凭有体验生活的便利条件也不行啊,比方我就有阅读大量案卷的条件,但也仅是条件,不是天资,也不是才能所以说我是一个两难之人,非常的不幸”。但不管怎样说,正是出于对文学的痴迷和执着,才促使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文学之路。那是在1985年,一合面临着事业的两难选择,是去河北省纪委,还是留在新华社河北分社工作?在大报当记者,有身价,有地位，是无冕之王。去纪委,那是个清水衙门,费力不讨好。他犹豫了许久,回顾自己从高中毕业当记者至今,做了多年的报道工作却一直未能完成自己的当作家的心愿:搞了多年报道,却总感觉跟生活隔了一层,而纪检工作正是社会生活矛盾最尖锐最前沿的地带,可以直接触及矛盾,体察到最真实的生活,于是一合选择了做纪检工作。
在纪检部门工作,使他接触了一些大案要案看到了一些扶正义、勇于与腐败势力做斗争的纪检干部,于是写作的欲望油然而生,很快创作出了一批有反响的反腐作品。一合作为一个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创作特点既表现在他能从独特的写作视角对滋生腐败的根源和所产生的危害进行了深刻而又精辟的思考和透视,精心塑造了一大批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生活在百姓中间的反腐英雄的形象;也表现在他一直运用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建构他的审美世界。因此他的作品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给疲惫低迷、玩玄弄虚的文坛送来一缕清风,给期盼社会清明、清正的人们以希望和鼓舞,并用此来美化人们的灵魂,净化社会环境。他深入纪检一线,殚精竭虑地采访调查,呕心沥血地构思创作。也许积蓄得太久,所以创作喷发越旺。在1995年,他在《中国作家》第1期头条刊发了长篇报告文学《隐匿与搜查》,在第2期上又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黑脸》后均被改编影视剧。尤其是《黑》出版后,在正常渠道和第二渠道大量发行。著名导演吴天明在书摊上看到此书的盗版本,激动不己,买回去一口气读完,感动地痛哭流涕。他找到一合,并与有关部门协作,改编为同名12集电视连续剧并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时间播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观看者有11亿人之多,为当时年代之最。该剧先后获得了“飞天奖”、“金鹰奖”和中央纪委颁发的“卫士奖”。此后,一合又先后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罪与罚》、《红与黑》、《灵与肉》,并创作了《黑脸》、《红脸》、《白脸》(《黑白奇局》)等“脸谱”系列,以及长篇小说《黑白奇局》,塑造出了刚直不阿、忠勇双全、足智多谋、能届能伸等不同性格的法官形象。同时《白脸》还被改编成30集的电视连续剧《大检察官》。其中长篇报告文学《黑脸》获全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河北文艺振兴奖。报告文学《红与黑》获2002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和河北作协十佳作品奖,并在2008年被选入了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由李炳银主编的《中国优秀报告文学读本篇目》,此书收入了包括夏衍的《包身工》、穆青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在内的曾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红与黑》还在2010年被选入由周明、刘茵主编的《21世纪报告文学排行榜》。一合的《黑脸》、《红与黑》被《中国作家》评为该杂志创刊二十年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灵与肉》获金鼎文学奖,《飞流》获金盾文学奖,《下访》获新世纪北京文学奖。《下访》、《灵与肉》分别上了2001年、2003年中国当代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路灯下的SARS》(与陈冲合著)获河北省优秀作品奖。除这些报告文学被多家报刊转载,有的改编成影视外,一合的小说创作也取得可喜的进步,长篇小说《断道》获啄木鸟文学大奖长篇小说《红脸》被誉为“迄今为止塑造公安高级指挥员最为成功的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鉴于一合文学创作上的卓越成就,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称他为“纸上反腐败的一合”。2005年10月《中国作家》杂志社授予一合、赵瑜、王安忆、莫言、蒋子龙等12位作家创刊二十年来发表最具影响作品荣誉奖。
一合获得了成功,成功的背后是他付出的巨大的辛劳和锲而不舍的韧性,这是我被他所深深感动的地方。别人写报告文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找当事人采访,有个十天半个月就得,而他采访往往是几个月,甚至更长。在200年夏,他接受了时任河北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赵勇的邀请,请他为唐山建设科学发展示范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从烈日炎炎的盛夏到滴水成冰的严冬,他跑遍了唐山市每一个县区,到农村、到工厂、到海边、到山村,几乎找遍了所有应该找的人,甚至连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直到2010年春节前才结束采访。在春节前夕,送他回石家庄过年之时,我握着他的手感慨万端:正是这种强烈的为国家和人民负责的责任意识、为社会和时代创作的使命意识使他没有半点轻松,一丝懈怠,而鞠躬尽瘁,殚精竭虑啊。也唯有此,才有这贴近时代、反映民生的力作的产生啊!
二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具有思想深度、精神品位和充满理想的作品。没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是短命的,没有精神品位的作品是肤浅的,没有理想向往的作品是庸常的。而现在的文学创作却出现了一个怪圈:即出版的作品愈多,具有精神品位的作品却愈少,缺乏思想、缺失精神、缺少理想的作品几乎充斥了文坛。这充分表现出了我们现在的作家缺乏思想深度精神高度和理想向度作家庸俗了,文学怎能高贵?要让文学作品有精神品位,首先作家应该有精神品位。在一合多年的创作实践中,我感觉到最为可贵的是他的精神品位。他有为社会担当的使命意识,有为人民言
说的人文情怀,有揭露丑恶的批判精神。在创作中,他从来不追逐文学的风潮,或跟从时髦的政治理念。他认为:“所谓精神品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作品标语口号化,根据一个什么时髦的政治理念去设计人物和故事,如果是报告文学的话,就尽量把人物和故事往这个理念上去拉,使之强烈变形。这样弄出来的作品绝对不会感人,更别说引起轰动了,只能是费力不讨好。”[3]他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踏踏实实地写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他认为作家不是权力的随从,作品也不是政治的附庸,只有让文学作品走向思想的前沿,进入精神的内核,实现理想的表达才可能被人民群众所欢迎,也才可能产生社会效应这种创作精神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一合用文学为人民代言、为社会尽责的使命意识使他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报告文学是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完整地审视和把握现实与历史,勇于揭示和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文体。一合选择报告文学,还因为“报告文学有一种天生的、不妥协的、壮怀激烈的批判精神,比起其它文学来,它更能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更能及时果敢地肩负起惩恶扬善,兴利除弊、鞭挞落后,张扬真理的社会功能”[4]。正如胡风所说:“它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献礼。”[5]同样,作为报告文学的作者也较之其它文体的作者担承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正如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周明所说:“报告文学作者比起其他文学样式的作者更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感,更具有力挽狂澜匡世济民的英雄主义情结。直扬道德规范、抒写惩恶扬善、净化人类心灵、升华高尚情操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终极追求。”[6]这些话对一合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一合认为:“报告文学作为反映现实最迅速的一种文体,更要与时俱进,关注社会,关注改革开放,关注反腐败斗争,歌颂美善,反对丑恶”,“要求作家敢于为社会的变革而呐喊,颂扬顽强的勇士,鞭挞腐朽的事物。”[7]他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被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所鼓动,被一种强烈的情感与良知所驱使。他的作品歌颂真善美、批判假丑恶,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深刻的理性精神。这是这种价值取向,显示了一合报告文学强大的批判功能和理性思辨,因而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如当年《黑脸》的播出,使得人们憎恨贪官,热爱黑脸,点燃了反腐激情,引起了心灵共鸣。“黑脸”一词也被广泛使用,成为了勇敢正义和刚直不阿的代名词。当年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话是这样概括的:“如果你想生气,请看《黑脸》;如果你想出气,请看《黑脸》;如果你想扬眉吐气,也要看黑脸》如果你想痛心,请看《黑脸》;如果你想开心,请看《黑脸》;如果你想树立信心还得看《黑脸》”。大家为了一部反腐侣廉的电视剧能生出那么多的气和牵挂那么多的心,这绝不是靠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若没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人文价值和理性力量是绝难达到的。所以一合认为:“到任何时候,市场文化也好,票房价值也罢,作品的人文价值取向永远应该是第一位重要的,尤其是反腐文学和影视,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轰动和长命。”
作为一个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具有的“秉笔直书”和“铁肩担道义”的职业精神,一合就是这样的作家躲避崇高、消解中心,消减理性、拆除深度成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通病。同样,文化商业价值的获取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也导致报告文学批判精神的淡化和理性精神的弱化。一些报告文学家或追逐陈年旧事而缺乏现实精神,或追求经济效益专写溢美之词而缺乏批判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中,一合的报告文学显示了对于失落了的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追寻和召回。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家,胆气和勇气甚至比才气更重要。这正如著名作家毕飞宇所认为的那样:“思想的本质或基础是理性。当人类使用理性的时候,勇敢是至关重要的,这不单纯是能力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要想具有回到思想前沿的勇气,首先要有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黑脸》的创作就充分显示出了一合的胆识和勇气。那是在河北魏县发生的一起严重违犯党纪国法、违背社会道德的假药案,使得一合随省纪委和中央联合调查组去调查此案。当时魏县贩卖假药劣药的歪风在全县蔓延,并危害到了十多个省市区的乡村医院、诊所,长此以往却遏止不住。当时在魏县一个工商所工作的姜瑞峰却与不法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经手查办了一些案件,还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魏县的问题,这才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注意。调查组来了以后,当地政府因为牵扯到地方和个人利益,不愿意查,招待所有人把守,不让人反映情况,记黑名单。而姜瑞峰不怕,他坦然地走进招待所反映情况,并说出了他曾抓住假药贩子政府部门不敢接收,他就直接送到河南受假药损害的正规药厂,假药贩子恼羞成怒,持刀象面闯入他家威胁恐吓等事情的原委经过。假药案破案后,魏县部分领导受到党纪处分,参与、支持、包庇贩卖假药活动的人员也受到严肃处理,首犯及骨干分子被依法判刑。由于姜瑞峰得罪了一部分人,触动了地方保护主义,而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嫉恨,有的采取卑劣手法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寻衅闹事,深更半夜向他家扔砖头,搅得他昼夜不安,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人物活生生地站立在了一合的面前。在姜瑞峰的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清官意识”和现实社会中的“反腐精神”,感到了姜瑞峰身上的那种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的以民为本的公仆情怀。他感觉姜瑞峰的精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就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精神。他联想到当时不少地方官风不正,老百姓受冤蒙难,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而姜瑞峰却让事情反过来了,老百姓扬眉吐气贪宫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让他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击掌叫好!此后,他继续对姜瑞蜂进行跟踪了解,在调查半个月后,他开始写作。有时半夜里他写着写着,就会激动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喊道:精彩!正是凭着这样一股正气和一腔热情,使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写成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黑脸》打动人心之处,就是贪官欺压群众、制造冤案,群众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讲,而姜瑞峰这个黑脸包公却顶着压力为民做主,把贪官酷吏处置了至于一合为什么给这部作品起名为《黑脸》,这是因为有民间百姓时代颂扬的“黑脸老包”,也有京剧脸谱中扮演黑脸的角色是刚直不阿的形象,于是他起了这个既朴实又形象的名字《黑脸》出版之后,渐渐有一种东西在他心中慢地慢沉淀下来,并长久地影响着他:那就是作家要写惩恶扬善的东西,要写得有疼有痒,老百姓才买你的账!他不仅写出了姜瑞峰“黑脸精神”,也以“黑脸精神”为自己的创作精神,又写了《罪与罚》、《红与黑》、《灵与肉》等一系列产生深刻影响力的反腐作品。他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对腐败麻木不仁,淡然处之,那就丧失一个作家的良心和天职,还怎么能推动、促进反腐败?让社会清明,让党廉政?正是因为一合有这种勇于追求真相、发现真相、表现真相的勇气,才有了这人人称道的反腐作品。
在一合的报告文学中不仅有刚性的崇高,而且有理性的精神。因为刚性首要无疑是秉持理性精神,“指向人类理性,即以人类普遍的价值取向观照和评估报告对象,以良知正义常识透视人物和事件的内质”[8]。作家只有站在时代的前沿,“以良知正义常识透视人物和事件的内质”,不避不闪地直面人生和拷问灵魂才会产生震撼心灵的深度作品。一合认为:“决定作品能否产生轰动效应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深度。”在我们当下的文学普遍存在着精神匮乏和思想深度的时候,一合的作品却走向了深邃,这源于他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一方面来自他深刻的认知力:他能敏锐地洞视社会的走势以及阻滞社会前进的病因,揭示现代人生的苦难和窘困;另一方面来自他深厚的情感力:他饱含激情,直通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罪恶,鞭挞社会中的丑类和恶行,同情和关爱生活的不幸者。并且把这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只有当理智和感情完全融治一致的时候,判断才可能是正确的。”[9]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出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而且走入了理性的深度——对社会本质和人生本真的揭示。如《红与黑—— 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在《中国作家》一发表,便引来了读者的关注和议论这篇报告文学深刻地揭示了慕绥新演变成为腐败分子的生命过程和心路历程:从慕绥新当选“副省级”沈阳市长到轰动全国的“慕马案揭发而被判处死缓,最后因患癌症在病床上悔恨死去······慕绥新曾在共产党人的党性与贪欲的诱惑之间徘徊,进而渐渐地精神“麻木”,直至党性人格丧失而坠落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作品生动描写了这位高官如何从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一步步腐败堕落下去的经过,揭示了官员腐败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各方面的原因,总结了慕绥新案带给我们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教训”。这样,这篇报告文学就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人生演变轨迹的披露,而是深刻地剖析、揭示了在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党风问题、法制问题、监督机制问题等社会重大问题,也严峻地“挑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重要课题: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领导人民奔向未来。[10]”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一合紧紧抓住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如何被腐败直至堕落以及如何防腐、反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开掘如果说他在《黑脸》中是通过一个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来表现反腐问题的,而在《红与黑》中却是通过贪污腐化的贪官形象来揭示腐败问题的。他深刻地追究了慕绥新腐败的原因:一是社会的原因。在采访和写作中,他多次接触了慕绥新。在谈到为什么腐败时,慕缓新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智能不够,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才腐败的。在慕绥新看来,政绩比钱要重要所以,老百姓也会产生这样的“宽容”:都这样了,咱们管不了,只要他们拿钱办事就行。以至于就引申出现在的这么一句话:“当官的都拿钱,干活就成”。这也正如在作品中所揭示的那样:“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老百姓认为当官可以贪,只要他干事。这种腐败有为、腐败有理的看法正是民族性格的一种整体缺陷,是社会意识的集体倒退。腐败难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强大的民间基础和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在社会的底层有腐败所存在的生存条件和巨大市场。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民间历来有“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民族心理。所以,作品告诚我们反腐败必须要从社会基层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从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来打破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笼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腐败的根源。二是党内的原因。慕缓新的腐败与我们党内自身省察不严、疏于管理也有直接的关系。慕绥新曾在仕途上有两次落选的经过,却没有影响到他的升迁,这更促使了慕绥新负面人格的增生和人性的裂变,使“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这不仅仅是慕缓新升官的诀窍,也恰恰是我们用人制度一个错误的标准。因而导致我们党内出现了一些干得成绩越多,犯得错误也越多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上至下从国家到个人严格制订和遵守反腐措施,并诉之于实施,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三是家庭的原因干部腐败,家属也是助推器。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利用丈夫的职权招摇撞骗,不择手段地大肆敛财,这无疑加重他的罪恶给他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红与黑》对腐败根源的挖掘是比较全面、丰富和深入的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是最有说服力,令人信服的,同时亦能唤起人们对腐败堕落的警醒与戒备从这个方面来说,《红与黑》无疑具有社会警示意义,是一部生动的反腐教科书”,“在同类题材中树立了一道标杆。[11]”
一合认为:“文学是应当拷问人的灵魂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正面与反面人物的设置,这一切都是一种反映深层内蕴的载体。如果简单地给人物一个特定的身份,戴上一具特定的脸谱,然后让他在这种身份和脸谱的限定下去思想、去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一合的报告文学不是事件的追究,而是灵魂的拷问不是案件的纪实,而是“深层内蕴的载体”,即理性精神的表达、人性深层的揭示。基于这种考虑,他在《灵与肉》《红与黑》《“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等作品中将李真、慕绥新和李国庭等“贪官”从“人”的层面来写,从不有意贬低,也不随意拔高,既给腐败者以警示和惩戒,也给普通民众以教诲和劝说。这突出地表现在长篇报告文学《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上。《灵与肉》这部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已不再是简单地表现罪恶与国法的对抗,而是着力表现犯罪分子李真灵魂深处善与恶的较量,这对于当前的反腐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反思和突破。在《灵与肉》中,不再是罪恶与国法、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的揭示,而是灵与肉关系的转化和转变。它以腐败和反腐败为载体揭示出了李真由于受环境的影响而丧失了理想,信念变坏、变恶的原因,以及在监狱中善与恶的搏斗,最后肉体毁灭了,但精神复活了。这正如评论家王宏甲所说的那样:“当今反腐败的作品很多,这部《灵与肉》将人性中善与恶的搏斗写到这样一个深度,殊为难得。”[12]
这篇作品生动地记述了“河北第一秘”李真堕落和忏悔的心路历程。贪欲极强的李真灵魂早已被肉身的罪恶欲望吞噬掉了他冥顽不化、不思改悔,最后却在主审检察官陈晓颖的“文化攻势”面前败下阵来,致使他的“心灵深处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对自己的罪过痛悔”。这正如一合所说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感化的力量。把人关了监狱,放出来还照样犯罪,甚至更厉害。这是一个问题。应该探讨感化教育善与恶、丑与美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要唤醒他的善与美,使其自觉地抑制丑与恶,关住丑与恶,这可能是最好的‘监狱’”[ 13]就这样使《灵与肉》跃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理性层面,达到了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一合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作品充满理性力量:一合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的作品充满思辨精神,他的作品探究到了人性的深处、理性的深度,那善与恶、红与黑、灵与肉的搏斗给我们以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启迪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报告文学,我们的人民需要这样的报告文学家!
说的人文情怀,有揭露丑恶的批判精神。在创作中,他从来不追逐文学的风潮,或跟从时髦的政治理念。他认为:“所谓精神品位,价值取向,绝不是要求作品标语口号化,根据一个什么时髦的政治理念去设计人物和故事,如果是报告文学的话,就尽量把人物和故事往这个理念上去拉,使之强烈变形。这样弄出来的作品绝对不会感人,更别说引起轰动了,只能是费力不讨好。”[3]他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踏踏实实地写作,老老实实地做人。他认为作家不是权力的随从,作品也不是政治的附庸,只有让文学作品走向思想的前沿,进入精神的内核,实现理想的表达才可能被人民群众所欢迎,也才可能产生社会效应这种创作精神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一合用文学为人民代言、为社会尽责的使命意识使他选择了报告文学这种形式。报告文学是能够比较客观、全面、完整地审视和把握现实与历史,勇于揭示和表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一种文体。一合选择报告文学,还因为“报告文学有一种天生的、不妥协的、壮怀激烈的批判精神,比起其它文学来,它更能直接地反映现实生活,更能及时果敢地肩负起惩恶扬善,兴利除弊、鞭挞落后,张扬真理的社会功能”[4]。正如胡风所说:“它和战斗者一同怒吼,同受难者一同呻吟,用憎恨的目光注视着残害祖国生命的卑污的势力,也用带泪的感激向献给祖国的神圣的战场献礼。”[5]同样,作为报告文学的作者也较之其它文体的作者担承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正如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周明所说:“报告文学作者比起其他文学样式的作者更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社会责任感,更具有力挽狂澜匡世济民的英雄主义情结。直扬道德规范、抒写惩恶扬善、净化人类心灵、升华高尚情操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终极追求。”[6]这些话对一合来说是恰如其分的。一合认为:“报告文学作为反映现实最迅速的一种文体,更要与时俱进,关注社会,关注改革开放,关注反腐败斗争,歌颂美善,反对丑恶”,“要求作家敢于为社会的变革而呐喊,颂扬顽强的勇士,鞭挞腐朽的事物。”[7]他在创作过程中,始终被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所鼓动,被一种强烈的情感与良知所驱使。他的作品歌颂真善美、批判假丑恶,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深刻的理性精神。这是这种价值取向,显示了一合报告文学强大的批判功能和理性思辨,因而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如当年《黑脸》的播出,使得人们憎恨贪官,热爱黑脸,点燃了反腐激情,引起了心灵共鸣。“黑脸”一词也被广泛使用,成为了勇敢正义和刚直不阿的代名词。当年有几句非常著名的话是这样概括的:“如果你想生气,请看《黑脸》;如果你想出气,请看《黑脸》;如果你想扬眉吐气,也要看黑脸》如果你想痛心,请看《黑脸》;如果你想开心,请看《黑脸》;如果你想树立信心还得看《黑脸》”。大家为了一部反腐侣廉的电视剧能生出那么多的气和牵挂那么多的心,这绝不是靠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若没有一定的批判精神、人文价值和理性力量是绝难达到的。所以一合认为:“到任何时候,市场文化也好,票房价值也罢,作品的人文价值取向永远应该是第一位重要的,尤其是反腐文学和影视,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轰动和长命。”
作为一个严肃的报告文学作家应具有的“秉笔直书”和“铁肩担道义”的职业精神,一合就是这样的作家躲避崇高、消解中心,消减理性、拆除深度成为了当下文学创作的通病。同样,文化商业价值的获取和享乐主义的盛行也导致报告文学批判精神的淡化和理性精神的弱化。一些报告文学家或追逐陈年旧事而缺乏现实精神,或追求经济效益专写溢美之词而缺乏批判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中,一合的报告文学显示了对于失落了的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追寻和召回。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家,胆气和勇气甚至比才气更重要。这正如著名作家毕飞宇所认为的那样:“思想的本质或基础是理性。当人类使用理性的时候,勇敢是至关重要的,这不单纯是能力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态度问题”。显然,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下,我们要想具有回到思想前沿的勇气,首先要有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黑脸》的创作就充分显示出了一合的胆识和勇气。那是在河北魏县发生的一起严重违犯党纪国法、违背社会道德的假药案,使得一合随省纪委和中央联合调查组去调查此案。当时魏县贩卖假药劣药的歪风在全县蔓延,并危害到了十多个省市区的乡村医院、诊所,长此以往却遏止不住。当时在魏县一个工商所工作的姜瑞峰却与不法分子进行了坚决斗争,并经手查办了一些案件,还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魏县的问题,这才引起了有关部门领导的高度注意。调查组来了以后,当地政府因为牵扯到地方和个人利益,不愿意查,招待所有人把守,不让人反映情况,记黑名单。而姜瑞峰不怕,他坦然地走进招待所反映情况,并说出了他曾抓住假药贩子政府部门不敢接收,他就直接送到河南受假药损害的正规药厂,假药贩子恼羞成怒,持刀象面闯入他家威胁恐吓等事情的原委经过。假药案破案后,魏县部分领导受到党纪处分,参与、支持、包庇贩卖假药活动的人员也受到严肃处理,首犯及骨干分子被依法判刑。由于姜瑞峰得罪了一部分人,触动了地方保护主义,而受到一些不法分子的嫉恨,有的采取卑劣手法对他进行恐吓威胁,寻衅闹事,深更半夜向他家扔砖头,搅得他昼夜不安,但他并没有被吓倒,依然保持着昂扬的斗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传奇人物活生生地站立在了一合的面前。在姜瑞峰的身上,他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清官意识”和现实社会中的“反腐精神”,感到了姜瑞峰身上的那种视“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产党永远的挂念”的以民为本的公仆情怀。他感觉姜瑞峰的精神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就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执政精神。他联想到当时不少地方官风不正,老百姓受冤蒙难,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而姜瑞峰却让事情反过来了,老百姓扬眉吐气贪宫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让他精神振奋、热血沸腾,击掌叫好!此后,他继续对姜瑞蜂进行跟踪了解,在调查半个月后,他开始写作。有时半夜里他写着写着,就会激动起来,猛地一拍桌子喊道:精彩!正是凭着这样一股正气和一腔热情,使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写成了一部4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黑脸》《黑脸》打动人心之处,就是贪官欺压群众、制造冤案,群众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讲,而姜瑞峰这个黑脸包公却顶着压力为民做主,把贪官酷吏处置了至于一合为什么给这部作品起名为《黑脸》,这是因为有民间百姓时代颂扬的“黑脸老包”,也有京剧脸谱中扮演黑脸的角色是刚直不阿的形象,于是他起了这个既朴实又形象的名字《黑脸》出版之后,渐渐有一种东西在他心中慢地慢沉淀下来,并长久地影响着他:那就是作家要写惩恶扬善的东西,要写得有疼有痒,老百姓才买你的账!他不仅写出了姜瑞峰“黑脸精神”,也以“黑脸精神”为自己的创作精神,又写了《罪与罚》、《红与黑》、《灵与肉》等一系列产生深刻影响力的反腐作品。他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为人民鼓与呼,如果对腐败麻木不仁,淡然处之,那就丧失一个作家的良心和天职,还怎么能推动、促进反腐败?让社会清明,让党廉政?正是因为一合有这种勇于追求真相、发现真相、表现真相的勇气,才有了这人人称道的反腐作品。
在一合的报告文学中不仅有刚性的崇高,而且有理性的精神。因为刚性首要无疑是秉持理性精神,“指向人类理性,即以人类普遍的价值取向观照和评估报告对象,以良知正义常识透视人物和事件的内质”[8]。作家只有站在时代的前沿,“以良知正义常识透视人物和事件的内质”,不避不闪地直面人生和拷问灵魂才会产生震撼心灵的深度作品。一合认为:“决定作品能否产生轰动效应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深度。”在我们当下的文学普遍存在着精神匮乏和思想深度的时候,一合的作品却走向了深邃,这源于他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一方面来自他深刻的认知力:他能敏锐地洞视社会的走势以及阻滞社会前进的病因,揭示现代人生的苦难和窘困;另一方面来自他深厚的情感力:他饱含激情,直通现实生活中的丑陋和罪恶,鞭挞社会中的丑类和恶行,同情和关爱生活的不幸者。并且把这两者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只有当理智和感情完全融治一致的时候,判断才可能是正确的。”[9]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出了强大的现实主义批判力量,而且走入了理性的深度——对社会本质和人生本真的揭示。如《红与黑—— 一位“两面市长”的悲剧与自白》在《中国作家》一发表,便引来了读者的关注和议论这篇报告文学深刻地揭示了慕绥新演变成为腐败分子的生命过程和心路历程:从慕绥新当选“副省级”沈阳市长到轰动全国的“慕马案揭发而被判处死缓,最后因患癌症在病床上悔恨死去······慕绥新曾在共产党人的党性与贪欲的诱惑之间徘徊,进而渐渐地精神“麻木”,直至党性人格丧失而坠落到万劫不复的罪恶深渊。作品生动描写了这位高官如何从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一步步腐败堕落下去的经过,揭示了官员腐败社会的、家庭的、个人的各方面的原因,总结了慕绥新案带给我们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教训”。这样,这篇报告文学就不仅仅是一个官员的人生演变轨迹的披露,而是深刻地剖析、揭示了在当下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党风问题、法制问题、监督机制问题等社会重大问题,也严峻地“挑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重要课题: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领导人民奔向未来。[10]”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一合紧紧抓住了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如何被腐败直至堕落以及如何防腐、反腐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开掘如果说他在《黑脸》中是通过一个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来表现反腐问题的,而在《红与黑》中却是通过贪污腐化的贪官形象来揭示腐败问题的。他深刻地追究了慕绥新腐败的原因:一是社会的原因。在采访和写作中,他多次接触了慕绥新。在谈到为什么腐败时,慕缓新认为是因为自己的智能不够,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才腐败的。在慕绥新看来,政绩比钱要重要所以,老百姓也会产生这样的“宽容”:都这样了,咱们管不了,只要他们拿钱办事就行。以至于就引申出现在的这么一句话:“当官的都拿钱,干活就成”。这也正如在作品中所揭示的那样:“老百姓竟然没有特别恨他,也就是说,没有太大的民愤。认为他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一些事情”。“他们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们说,一点不贪很难做到,既然如此,那就在贪的时候,多为老百姓办些事情。”老百姓认为当官可以贪,只要他干事。这种腐败有为、腐败有理的看法正是民族性格的一种整体缺陷,是社会意识的集体倒退。腐败难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强大的民间基础和群众的集体无意识,在社会的底层有腐败所存在的生存条件和巨大市场。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民间历来有“不以腐败为耻反以腐败为荣”的民族心理。所以,作品告诚我们反腐败必须要从社会基层来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从民间文化的基础上来打破这种集体无意识心理的笼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杜绝腐败的根源。二是党内的原因。慕缓新的腐败与我们党内自身省察不严、疏于管理也有直接的关系。慕绥新曾在仕途上有两次落选的经过,却没有影响到他的升迁,这更促使了慕绥新负面人格的增生和人性的裂变,使“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这不仅仅是慕缓新升官的诀窍,也恰恰是我们用人制度一个错误的标准。因而导致我们党内出现了一些干得成绩越多,犯得错误也越多的现象。因此只有从上至下从国家到个人严格制订和遵守反腐措施,并诉之于实施,才能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腐败产生的根源。三是家庭的原因干部腐败,家属也是助推器。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利用丈夫的职权招摇撞骗,不择手段地大肆敛财,这无疑加重他的罪恶给他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红与黑》对腐败根源的挖掘是比较全面、丰富和深入的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和普遍性,因此是最有说服力,令人信服的,同时亦能唤起人们对腐败堕落的警醒与戒备从这个方面来说,《红与黑》无疑具有社会警示意义,是一部生动的反腐教科书”,“在同类题材中树立了一道标杆。[11]”
一合认为:“文学是应当拷问人的灵魂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正面与反面人物的设置,这一切都是一种反映深层内蕴的载体。如果简单地给人物一个特定的身份,戴上一具特定的脸谱,然后让他在这种身份和脸谱的限定下去思想、去活动,那就大错特错了。”所以一合的报告文学不是事件的追究,而是灵魂的拷问不是案件的纪实,而是“深层内蕴的载体”,即理性精神的表达、人性深层的揭示。基于这种考虑,他在《灵与肉》《红与黑》《“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等作品中将李真、慕绥新和李国庭等“贪官”从“人”的层面来写,从不有意贬低,也不随意拔高,既给腐败者以警示和惩戒,也给普通民众以教诲和劝说。这突出地表现在长篇报告文学《灵与肉李真的堕落与忏悔》上。《灵与肉》这部以反腐败为题材的报告文学已不再是简单地表现罪恶与国法的对抗,而是着力表现犯罪分子李真灵魂深处善与恶的较量,这对于当前的反腐文学创作来说是一种反思和突破。在《灵与肉》中,不再是罪恶与国法、法治与人治的关系的揭示,而是灵与肉关系的转化和转变。它以腐败和反腐败为载体揭示出了李真由于受环境的影响而丧失了理想,信念变坏、变恶的原因,以及在监狱中善与恶的搏斗,最后肉体毁灭了,但精神复活了。这正如评论家王宏甲所说的那样:“当今反腐败的作品很多,这部《灵与肉》将人性中善与恶的搏斗写到这样一个深度,殊为难得。”[12]
这篇作品生动地记述了“河北第一秘”李真堕落和忏悔的心路历程。贪欲极强的李真灵魂早已被肉身的罪恶欲望吞噬掉了他冥顽不化、不思改悔,最后却在主审检察官陈晓颖的“文化攻势”面前败下阵来,致使他的“心灵深处受到了一种强烈的震撼”,“对自己的罪过痛悔”。这正如一合所说的那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感化的力量。把人关了监狱,放出来还照样犯罪,甚至更厉害。这是一个问题。应该探讨感化教育善与恶、丑与美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要唤醒他的善与美,使其自觉地抑制丑与恶,关住丑与恶,这可能是最好的‘监狱’”[ 13]就这样使《灵与肉》跃升到了一个较高的理性层面,达到了一个较高的人生境界。
一合不是一个哲学家,但他的作品充满理性力量:一合不是一个理论家,但他的作品充满思辨精神,他的作品探究到了人性的深处、理性的深度,那善与恶、红与黑、灵与肉的搏斗给我们以灵魂的震撼、精神的洗礼、思想的启迪我们的时代需要这样报告文学,我们的人民需要这样的报告文学家!
三
现在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是“见事不见人”,只是沉迷于事件原委经过的曲折生动,因而使得人物的性格板滞平面、缺乏鲜活,很少看到人物精神世界的复杂和灵魂深处的搏斗,一些“反腐”的作品尤其是这样,而一合在表现人物上却与之大相径庭。他在揭示人物性格时,一是注意表现不同典型人物的不同性格,二是注意揭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一合的报告文学中有两类典型人物——反腐的和腐败的。而在反腐的典型人物中又有“黑脸”、“红脸”、“白脸”等不同性格的人物,因此有人说一合创作出了反腐人物的“脸谱系列”。同时在腐败的典型人物中,他所写得每个人的性格也是各具特点的。正如一合所说的那样“要从人性的角度很客观地写一个人。反面人物不能草率,正面人物也不能马虎。”[14]如《灵与肉》中的李真的特点是贪欲极强,灵魂泯灭了,他在《灵与肉》写李真“灵与肉”,写办案人员要拯救李真的灵魂,让他感到自己的罪恶,作心灵的忏悔,以救赎自己的灵魂。于是在这篇作品中把这场灵魂的搏斗写得既惊心动魄,又细腻深刻。《红与黑》中慕绥新的特点是“一手红,一手黑”既干事,又捞钱。于是他就写慕绥新的“红与黑”,揭示出在这个人内心深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这样,这些人物的性格就复杂多样了,使人们看到贪官也不是一模子刻出来的,不是脸谱化的。
在一合报告文学中深刻地揭示了典型环境中腐败人物性格的生成过程,尤其是深入地透析了异化的大环境导致这些人物理想丧失、精神堕落、思想异变的深层原因。在《灵与肉》中,透辟地解析了为什么作为河北一秘的李真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由一个秘书蜕变成了一个专横跋扈、暴敛钱物的腐败分子?这正是社会大环境所致。如同一合所说:“虽然我是着重写人,但人是社会的人,这就连上了社会问题,这个判断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灵与肉》所要反映的社会问题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变好,变善,同样一个坏的制度也可以使人变坏,变恶。李真就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受了旧体制、旧机制的影响而变坏的。腐败势力猖獗,周围环境不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加上他丧失了理想、信念,就扛不住了,就变坏了。”[15]在《红与黑》中,慕绥新也“是尚不完善的机制和体制的牺牲品”[16]。当初,他曾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做一个为人民造福、清正廉洁的好市长。在“慕马案”“事发之前,他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不讲。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就这样一个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干工作的人变质的原因何在?他的悲剧根源何在?一合写出了这位市长思想发生演变的过程: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慕绥新)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康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他属于后者。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儿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巴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正是这“强大的客观条件”使慕绥新“主观上”发生了变化,成了“既能干事,也敢搂钱”的宫儿。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慕绥新腐败的原因是“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这两方面“组成”的。这使他就半推半就腐败下去,直至走到绝路。在这个过程中竞“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而是“许多人推着往下滑”,甚至“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这大概就是现阶段“慕绥新”们堕落的共同原因。这让我们看到慕绥新的腐败有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也让我们感到了反腐力量的薄弱,感到了形成腐败客观环境的强大。现在我们虽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对如何遇制和杜绝腐败环境的产生却少有办法。一合的报告文学深刻地揭示出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腐败的土壤,才滋生出了李真、慕绥新这样不同类型的腐败分子。所以加大对社会大环境的治理才是制止腐败的当务之急。
一合不仅写出了外在环境对人物性格变化的制约或者是决定作用,同时也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斗争甚至是灵魂的搏斗。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反腐败案件放在文学的天平上称一称,看一看正反面人物在事关生死与荣辱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心灵的明暗、感情的浓淡到底呈现着一种怎样的状况。”[17]如在《灵与肉》他写到李真被“两规”以后,108天“没有开口”,即将成为一个肉体和精神都沉沦的人。检察官陈晓颖要拯救他的灵魂,要让他在肉体消失以后灵魂得到跃升。在此,陈晓颖已不是一个检察官的身份,似乎是一个牧师的角色。他用“文化精神”冲击李真叛临灭亡的灵魂,用人文关怀感化李真的逐渐消失的人性,掀起了李真灵与肉的激烈搏斗,终于使得一个死灵魂复活了李真对那么多的检察官的冷若冰霜,而对陈晓颖却推崇备至,称他为哲人,并写下了万言的《心灵的忏悔》,甚至要求陈晓颖在他走上刑场的时候为他送行。这样,在作品里所出理的“不仅仅是检察官与罪犯的对阵,最激烈的“阵地还存在于,罪犯的邪恶与被邪恶掩埋的人性之善,在罪犯灵魂深处发生的生死对阵”。这使我们看到了“人间最有力量的东西不是来自物质世界的金钱和权力,甚至不是国法、监狱和手铐,也不是子弹,而是来自心灵世界、来自人性中的美与善”[18]。正是因为对李真灵魂的拯救,不管李真生前多么十恶不赦,但死时“从他的脸上看不到恐惧”,因为“在最后时刻,灵魂主宰了肉体”。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比拯救一个人的肉体更加不容易,写出人的精神世界比写出人生行为也困难的多,但一合做到了。在《红与黑》中慕绥新亦是如此。慕绥新作为一个受党培育多年的干部,有一定的修为和定力,他不像李真是一个官场的“暴发户”,凭借程维高的势力直上青云而为所欲为。他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并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而逐步走到官场高层的。他积极进取且政绩显著他搞的市政建设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城市环境人居奖”。即使在他患了癌症以后,还从医院跑出来飞往美国去谈判,他要利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沈阳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使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有坚实的新型产业“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希望过上一种高雅的生活”,但最终抵不住世俗的诱惑和大环境的影响,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到“一切都走向了反面”这样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却成为了“巨贪”,令人触目惊心,也使人扼腕叹息,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一合不仅写出了外在环境对慕绥新由红向黑转变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他人格的两面性进行了分析,对人性的裂变进行了透析。一合是这样写出了慕绥新对罪恶成因的追问:
慕绥新回答:“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这种自我解剖是多么的确切和深刻呀,只可惜太晚了一些,但愿它成为一种警示,告诫那些“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的官员们不要成为新的慕绥新。这种灵魂的搏斗、心灵的仟悔是令人震撼的。这也说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保持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原则。这是党不变色、人不变质的关键。
同时在作品中,一合也写出了慕绥新没有灭的人性,“特别是着重描写他的感情婚姻波折,使读者既同情他不幸的前任婚姻,又认同并惋惜他与梅花的后任婚姻在作品中,慕、梅结合被描写得很凄美,甚至令人感动,从而突出表现了慕的人情化和不泯人性。因此,《红与黑》是一部有人情味的作品。这样一个看似不坏的官员竟然都堕落成了腐败分子,这就更能反映出腐败的肆虐和侵蚀的淫威,也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19]。一合的作品正是“围绕着人和环境”、人物的内心世界“做了生动而深入的描绘”,使得李真、慕缓新这样的“反面人物在作品中鲜活起来了,
生动起来了,立住了”。因而使得“他的作品一经问世屡被报刊转载,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20]
一合不仅写出了腐败人物的“灵与肉”、“红与黑”、“罪与罚”,也写出了反腐人物的坚强党性、高尚的人性以及不同的性格。如《黑脸》中的姜瑞峰刚直不阿、不怕邪恶、勇于斗争,是个典型的现代“黑脸包公”。在贪官欺压群众,制造冤案,而群众有冤无处诉的情况下,姜瑞峰却顶着巨大的压力,敢于为民做主,惩治贪官酷吏。而在现在的境遇下,一般的官只对上级负资,讨好上级,因为上级可以决定他的命运,而群众利益于他无关紧要,便视如草芥,漠然处之。姜瑞峰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宁犯天条,不惹众怒”,专门处置那些有背景、有后台的贪官,尽管上边有话,他也不听;即使上边发了怒,他也不怕他认为群众是最无权的弱势群体,共产党不给他们做主,谁还给他们做主?虽说群众无权但犯了众怒也了不得,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啊!这种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执政原则和处事方法,与群众渴望救助的心契合,与党的宗旨合拍。一合正是抓住这个关键点,通过姜瑞峰所办的“玉娥冤”和“钢铁案”的案件,表现了这个反腐人物不避风险、不怕恐吓、不怕诬陷而为民除害、为民做主的“黑脸”精神,最后使贪官酷吏得到了严惩,老百姓扬眉吐气因而使得一身正气,勇斗邪恶的姜瑞峰成为了纪检干部的典型。而《白脸》又名《黑白奇局》)中的主人公沈青是以河北高检检察长侯磊为原型,他是个“白脸”。过去一提“白脸”就联想到白脸奸臣”,其实“白脸”是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在当前复杂的官场生活和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环境中,不仅需要刚直不阿的“黑脸”,对党赤胆忠心的“红脸”,也需要机智多谋的“白脸”。侯磊这个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就是足智多谋、胆识过人他讲究斗争的艺术、谋略、分寸和方法,有“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坚持原则却灵活多变,把握中心却纵横阖,一切都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给自己的箴言是:“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小节”。只有“这样,自己的命运就会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侦破李真的案件中,不管是收到恐吓信、讨战书,还是劝降书,他都不为所动他的真诚使得李真的前妻“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他的坦诚使得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悉数掌握李真的底数。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底”才使得“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他这个“舵手都镇定自若”。在对李真久攻不下的时候,他又“打陈晓颖这张牌”,“发挥陈晓颖学识和才辩的优势”,利用“文化攻势”拿下了李真。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在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具体领导和指挥下,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个“白脸”人物的善于思考、足智多谋、灵活善变感动了一合,所以,他以此为原型,写出长篇小说《黑白奇局》,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大检察官》
在《灵与肉》中除了写了侯磊这个“白面书生”的检察官以外,他还着力刻画了陈晓颖这个检察官。这是一个颇有哲学和文学的色彩的检察官形象。在审案时,他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洒脱平和,与那些惯常冷若冰霜、声色俱厉铁板面孔的检察官形象大相径庭。这种形象很对一合的脾气,他“认为在现有体制下,检察官除了要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具有很高的文化索养和斗争艺术”在审讯中,陈晓颖与李真坦诚相见,不谈案情谈人情,谈灵与肉、生与死、形与神、痛苦与幸福,谈佛经与文学、艺术与人生、现实与理想,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谈古论今,高屋建瓴。因为他知道李真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虽然李真对生存还抱着一丝幻想,但面对着肉体的即将消亡,也只有向灵魂乞求安慰陈晓颖独辟溪径,对李真从灵魂上进行敲击,从精神上进行突破,从心灵上进行开启。这样使得他的审讯方法别开生面,面对“滚滚而来的文学形象、文化精髓及深刻哲理”,使得李真心悦诚服,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恶,企盼灵魂的救赎。
请看陈晓颖与李真的一段对话: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述。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暂短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搂,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逍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瑞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几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这不是办案人与罪犯在谈案情,而像两个朋友在谈人生的价值,谈生活的乐趣,谈理想的追求。这样的谈话,不仅触及了案犯的灵魂,也是我们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在长篇纪实小说《红脸——“九门提督”传奇》中,一合以北京市原公安局长,人称“九门提督”的张良基为原型,塑造了一位有着凛凛正气、忠勇神武的“红脸”形象为侦破银行屡遭抢劫,重要部门的门岗被射杀的案件,张正基采用了各种手段,但更主要的是凭着他忠勇的人格魅力和神武的枪法征服了四万干警,制服了罪犯,保卫了首都的安全。
正是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一合的“反腐”报告文学人物的塑造显得多姿多彩,丰富多样。
同时,一合的报告文学也极富文学色彩。他追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性,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提高反腐败小说的文学含量、文学品位”。他认为:“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不只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为了追求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提到的那种深刻程度,即‘隽永艺术魅力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只从现实和理论上描述和探讨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根治腐败的方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反腐题材只是一个载体。文学所关注的是,在千万个社会生活场景中这个矛盾最尖锐的部位上,人的灵魂和情感会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灵魂被扭曲了吗?情感变异了吗?等等,等等,一定非常之好看,可笑,可气,可叹,可悲,甚至令人拍案惊奇,振聋发聩。这才是文学一一报告文学。”[21]所以在写作上,他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灵空而不是呆滞”,注意“叙述要有节制,要注意结构和表现形式的精美”[22]。在作品中他善于将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手法运用到作品中去,很少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冗长的心理刻画。而是用人物对话、自述和动作去慕写人物,塑造性格,并善于制造戏剧冲突。尤其是语言使用独具特色、简短而又生动、精炼而又鲜活、幽默而又辛辣。这样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的声响、色彩、韵味,生活的朴实与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深刻,始终保持着生活的新鲜感”[23]。同时简洁有力、洗练朴实的叙事手段,紧凑严谨、别具一格的布局结构都有力地烘托了作品的刚劲恢弘的艺术氛围。
更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作品的哲理性。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过程中总有醒人的哲理夹陈其间,或夹叙夹议,或卒章显志.这既是情感的升华,也是理性的归结,从而形成了作品的冲击力和感召力。如在《灵与肉》的《一家两制》中写李真受贿后的矛盾心理,作品有这样一段议论: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诚过自己,不能贪,不能色。前途重要啊!
可是他又实在管不住自己。环境不纯洁,机制不健全,风气不正常,处处充满了诱惑,对肉身和灵魂的双重诱惑。
要想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清廉,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堕落,这是很难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强大的定力,需要他的灵魂很好地发挥提升和引领肉体的作用,不要行ㄕ走肉,随波逐流,也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根几要扎得牢,扎得结实。
在写完李真的仟悔之后写道: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这就揭示了李真为什么犯了不赦之罪,就是贪欲战胜了理智,邪恶扭曲了灵魂。
正是这样,一合的作品以深邃的理性力量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浑然天成的凛然正气,灵动自由的结构形式形成了简洁洗练而又厚重沉实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了激荡高亢、奋勇前进的时代主旋律。
注释:
[1]铁凝《纸上反腐败的一合》,《智取贪官》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3]一合:《从(黑脸)看反腐文学的轰动效应》,《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10月6日。
[4][5]梁多亮:《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宜宾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6]丁晓原:《刚性写作:力量在于理性精神》:《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7月24日。
[7][15][21]一合:《报告文学更要与时俱进》,《河北日报》2005年6月11日。
[8]胡军:《文学如何走向思想的前沿》,《文艺报》2009年11月24日。
[9]《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10]陆幸生:《“慕绥新的悲剧与自白”采访记》,《新民周刊》2002年8月21日。
[11]赵素波《反腐作家一合告诉你什么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人物周报》2002年1月21日。
[12][18][20]王宏甲:《没有那一种搏斗能比灵魂的搏斗更惊心动魄——读《灵与肉有感》,《文学报·大众阅读》,总第1394期。
[13][15]《检察日报访谈录》、《检察日报》2003年5月9日。
[14][22]一合:《要提高反腐败作品的文学品位》,见一合:《2006年9月15日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座谈会上的讲话》。
[16]一合:《采访的关键是投入》,见一合:《2007年6月5日在河北散文学会召开的笔会上的讲话》。
[17]胡殷红:《报告文学怎样与时俱进》,参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9]李朝全:《反腐题材报告文学的一篇代表作》,中国新闻出版网2009年11月20日。
[23]雷达:《生活之树常青》,《文论报》1996年9月1日。
在一合报告文学中深刻地揭示了典型环境中腐败人物性格的生成过程,尤其是深入地透析了异化的大环境导致这些人物理想丧失、精神堕落、思想异变的深层原因。在《灵与肉》中,透辟地解析了为什么作为河北一秘的李真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由一个秘书蜕变成了一个专横跋扈、暴敛钱物的腐败分子?这正是社会大环境所致。如同一合所说:“虽然我是着重写人,但人是社会的人,这就连上了社会问题,这个判断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灵与肉》所要反映的社会问题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人变好,变善,同样一个坏的制度也可以使人变坏,变恶。李真就处于新旧交替时期,受了旧体制、旧机制的影响而变坏的。腐败势力猖獗,周围环境不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加上他丧失了理想、信念,就扛不住了,就变坏了。”[15]在《红与黑》中,慕绥新也“是尚不完善的机制和体制的牺牲品”[16]。当初,他曾信誓旦旦地宣誓要做一个为人民造福、清正廉洁的好市长。在“慕马案”“事发之前,他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不讲。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就这样一个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干工作的人变质的原因何在?他的悲剧根源何在?一合写出了这位市长思想发生演变的过程: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慕绥新)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康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他属于后者。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儿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巴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慕绥新不是什么人的钱都收,什么样的钱都收,他得量掂量。他平时还要杀伐决断,他还要指挥下面的人干事。他看上的信得过的人的钱他才敢收,他看不上的信不过的人的钱他不敢收。
他每次都意识到收钱、受贿是不对的,但他每次又都收了、受了。这时候他特别需要一种外力来阻止他一下,让他收不成。但是,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他收得非常顺利,好像坐在一条轨道上,“嗖嗖”地往下滑,许多人推着往下滑。这是一条愚蠢的欲望的轨道。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组成。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
正是这“强大的客观条件”使慕绥新“主观上”发生了变化,成了“既能干事,也敢搂钱”的宫儿。从此我们可以看到,慕绥新腐败的原因是“由推的人的欲望和他自己的欲望”这两方面“组成”的。这使他就半推半就腐败下去,直至走到绝路。在这个过程中竞“没有一个力量来阻止他”,而是“许多人推着往下滑”,甚至“推的人的欲望比他自己的欲望更强大”。这大概就是现阶段“慕绥新”们堕落的共同原因。这让我们看到慕绥新的腐败有个人的主观意识问题,更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这也让我们感到了反腐力量的薄弱,感到了形成腐败客观环境的强大。现在我们虽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但对如何遇制和杜绝腐败环境的产生却少有办法。一合的报告文学深刻地揭示出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腐败的土壤,才滋生出了李真、慕绥新这样不同类型的腐败分子。所以加大对社会大环境的治理才是制止腐败的当务之急。
一合不仅写出了外在环境对人物性格变化的制约或者是决定作用,同时也写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斗争甚至是灵魂的搏斗。他说:“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反腐败案件放在文学的天平上称一称,看一看正反面人物在事关生死与荣辱的矛盾最尖锐的时刻,心灵的明暗、感情的浓淡到底呈现着一种怎样的状况。”[17]如在《灵与肉》他写到李真被“两规”以后,108天“没有开口”,即将成为一个肉体和精神都沉沦的人。检察官陈晓颖要拯救他的灵魂,要让他在肉体消失以后灵魂得到跃升。在此,陈晓颖已不是一个检察官的身份,似乎是一个牧师的角色。他用“文化精神”冲击李真叛临灭亡的灵魂,用人文关怀感化李真的逐渐消失的人性,掀起了李真灵与肉的激烈搏斗,终于使得一个死灵魂复活了李真对那么多的检察官的冷若冰霜,而对陈晓颖却推崇备至,称他为哲人,并写下了万言的《心灵的忏悔》,甚至要求陈晓颖在他走上刑场的时候为他送行。这样,在作品里所出理的“不仅仅是检察官与罪犯的对阵,最激烈的“阵地还存在于,罪犯的邪恶与被邪恶掩埋的人性之善,在罪犯灵魂深处发生的生死对阵”。这使我们看到了“人间最有力量的东西不是来自物质世界的金钱和权力,甚至不是国法、监狱和手铐,也不是子弹,而是来自心灵世界、来自人性中的美与善”[18]。正是因为对李真灵魂的拯救,不管李真生前多么十恶不赦,但死时“从他的脸上看不到恐惧”,因为“在最后时刻,灵魂主宰了肉体”。拯救一个人的灵魂比拯救一个人的肉体更加不容易,写出人的精神世界比写出人生行为也困难的多,但一合做到了。在《红与黑》中慕绥新亦是如此。慕绥新作为一个受党培育多年的干部,有一定的修为和定力,他不像李真是一个官场的“暴发户”,凭借程维高的势力直上青云而为所欲为。他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并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而逐步走到官场高层的。他积极进取且政绩显著他搞的市政建设荣获联合国颁发的“城市环境人居奖”。即使在他患了癌症以后,还从医院跑出来飞往美国去谈判,他要利用人生的最后阶段为沈阳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使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有坚实的新型产业“他在努力创造政绩的同时”,也“没有放纵,他很克制,他特别尊重人性中许多美好的东西”,“还有许多美好的憧憬,希望过上一种高雅的生活”,但最终抵不住世俗的诱惑和大环境的影响,从“外表到内心都是一个完美的男子汉”到“一切都走向了反面”这样一个有能力、有魄力的干部却成为了“巨贪”,令人触目惊心,也使人扼腕叹息,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一合不仅写出了外在环境对慕绥新由红向黑转变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他人格的两面性进行了分析,对人性的裂变进行了透析。一合是这样写出了慕绥新对罪恶成因的追问:
慕绥新回答:“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这种自我解剖是多么的确切和深刻呀,只可惜太晚了一些,但愿它成为一种警示,告诫那些“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的官员们不要成为新的慕绥新。这种灵魂的搏斗、心灵的仟悔是令人震撼的。这也说明了现在我们党面临着的一个重要课题:那就是如何在新的世纪新的形势面前,更好更坚定地保持我们执政党的政治素质,保持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党性原则。这是党不变色、人不变质的关键。
同时在作品中,一合也写出了慕绥新没有灭的人性,“特别是着重描写他的感情婚姻波折,使读者既同情他不幸的前任婚姻,又认同并惋惜他与梅花的后任婚姻在作品中,慕、梅结合被描写得很凄美,甚至令人感动,从而突出表现了慕的人情化和不泯人性。因此,《红与黑》是一部有人情味的作品。这样一个看似不坏的官员竟然都堕落成了腐败分子,这就更能反映出腐败的肆虐和侵蚀的淫威,也更能引起人们的深思”[19]。一合的作品正是“围绕着人和环境”、人物的内心世界“做了生动而深入的描绘”,使得李真、慕缓新这样的“反面人物在作品中鲜活起来了,
生动起来了,立住了”。因而使得“他的作品一经问世屡被报刊转载,拥有大量读者的原因”[20]
一合不仅写出了腐败人物的“灵与肉”、“红与黑”、“罪与罚”,也写出了反腐人物的坚强党性、高尚的人性以及不同的性格。如《黑脸》中的姜瑞峰刚直不阿、不怕邪恶、勇于斗争,是个典型的现代“黑脸包公”。在贪官欺压群众,制造冤案,而群众有冤无处诉的情况下,姜瑞峰却顶着巨大的压力,敢于为民做主,惩治贪官酷吏。而在现在的境遇下,一般的官只对上级负资,讨好上级,因为上级可以决定他的命运,而群众利益于他无关紧要,便视如草芥,漠然处之。姜瑞峰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宁犯天条,不惹众怒”,专门处置那些有背景、有后台的贪官,尽管上边有话,他也不听;即使上边发了怒,他也不怕他认为群众是最无权的弱势群体,共产党不给他们做主,谁还给他们做主?虽说群众无权但犯了众怒也了不得,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啊!这种以民为本、以民为上的执政原则和处事方法,与群众渴望救助的心契合,与党的宗旨合拍。一合正是抓住这个关键点,通过姜瑞峰所办的“玉娥冤”和“钢铁案”的案件,表现了这个反腐人物不避风险、不怕恐吓、不怕诬陷而为民除害、为民做主的“黑脸”精神,最后使贪官酷吏得到了严惩,老百姓扬眉吐气因而使得一身正气,勇斗邪恶的姜瑞峰成为了纪检干部的典型。而《白脸》又名《黑白奇局》)中的主人公沈青是以河北高检检察长侯磊为原型,他是个“白脸”。过去一提“白脸”就联想到白脸奸臣”,其实“白脸”是智慧的象征,并非奸佞者的专利。在当前复杂的官场生活和复杂多变的社会大环境中,不仅需要刚直不阿的“黑脸”,对党赤胆忠心的“红脸”,也需要机智多谋的“白脸”。侯磊这个白面书生的“白脸”最可取的就是足智多谋、胆识过人他讲究斗争的艺术、谋略、分寸和方法,有“善于跟腐败和黑恶势力周旋的本领”,坚持原则却灵活多变,把握中心却纵横阖,一切都显得游刃有余、从容不迫。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给自己的箴言是:“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把握住原则,行动上把握住分寸,生活上把握住小节”。只有“这样,自己的命运就会真正掌握在自己手里!”在侦破李真的案件中,不管是收到恐吓信、讨战书,还是劝降书,他都不为所动他的真诚使得李真的前妻“倒戈”,使专案组取得了很大的主动。他的坦诚使得他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悉数掌握李真的底数。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底”才使得“专案组这只航船,无论行驶在怎样的惊涛骇浪之中”他这个“舵手都镇定自若”。在对李真久攻不下的时候,他又“打陈晓颖这张牌”,“发挥陈晓颖学识和才辩的优势”,利用“文化攻势”拿下了李真。在整个案件的侦破过程中,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探测,收集各方面的情况和信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发挥各种积极因素,消解不利因素,引导舆论,造成声势”,在中央纪委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具体领导和指挥下,最终取得了胜利。这个“白脸”人物的善于思考、足智多谋、灵活善变感动了一合,所以,他以此为原型,写出长篇小说《黑白奇局》,并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大检察官》
在《灵与肉》中除了写了侯磊这个“白面书生”的检察官以外,他还着力刻画了陈晓颖这个检察官。这是一个颇有哲学和文学的色彩的检察官形象。在审案时,他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洒脱平和,与那些惯常冷若冰霜、声色俱厉铁板面孔的检察官形象大相径庭。这种形象很对一合的脾气,他“认为在现有体制下,检察官除了要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还要具有很高的文化索养和斗争艺术”在审讯中,陈晓颖与李真坦诚相见,不谈案情谈人情,谈灵与肉、生与死、形与神、痛苦与幸福,谈佛经与文学、艺术与人生、现实与理想,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谈古论今,高屋建瓴。因为他知道李真最关心的是生死问题,虽然李真对生存还抱着一丝幻想,但面对着肉体的即将消亡,也只有向灵魂乞求安慰陈晓颖独辟溪径,对李真从灵魂上进行敲击,从精神上进行突破,从心灵上进行开启。这样使得他的审讯方法别开生面,面对“滚滚而来的文学形象、文化精髓及深刻哲理”,使得李真心悦诚服,承认并忏悔自己的罪恶,企盼灵魂的救赎。
请看陈晓颖与李真的一段对话:
陈晓颖说:“生命作为一个过程,是暂短的,肉体消亡了也就什么都没有了。但作为一种物质和精神,却可以理解为是永恒和无限的——物质不灭,精神无限人的一生,在为社会做出自己贡献的同时,应努力地追求精神境界的完美可是许多人做不到,为满足肉体的欲望和感官的刺激,而整日里追名逐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述。哪知道这个过程是很暂短的,一生也花不了许多钱,但却成百万上千万地搂,忙得不亦乐乎,以为钱越多,幸福也越多,豪宅美女,满脑子充满了一种虚假的精神满足,哪知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就这样,可怜的灵魂早就被他丢在了一边,无人关照,荒凉得长了草,知识贫乏,文化不足,逍理不通,哲理不明,感情变异,根本就不能引领肉身达到一个高的层次,精神境界上的无限享受,自然也就与他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不值。”
李真说:“……我只顾为肉身索取,却把灵魂丢失了。我曾一度很绝望,认为一个人很难把握自己的命运,人生变化无常。其实这是错误的。人只要从心灵上注意净化自己,就不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足常乐。您见过北京胡同口上,光着膀子一手瑞碗炸酱面,看下棋的主几没有?活得自在啊!人家精神上没毛病,知足苏大文豪所说的清风明月,是给他们预备的。夏天拿把蒲扇坐在院子里,喝着茶水,赏着明月,沐浴着清风,你说要多放松有多放松可是我就没这个福分,不知足,顾不上,总嫌捞得少,处心积虑,提心吊胆,结果还是进来了。”
这不是办案人与罪犯在谈案情,而像两个朋友在谈人生的价值,谈生活的乐趣,谈理想的追求。这样的谈话,不仅触及了案犯的灵魂,也是我们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在长篇纪实小说《红脸——“九门提督”传奇》中,一合以北京市原公安局长,人称“九门提督”的张良基为原型,塑造了一位有着凛凛正气、忠勇神武的“红脸”形象为侦破银行屡遭抢劫,重要部门的门岗被射杀的案件,张正基采用了各种手段,但更主要的是凭着他忠勇的人格魅力和神武的枪法征服了四万干警,制服了罪犯,保卫了首都的安全。
正是这些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得一合的“反腐”报告文学人物的塑造显得多姿多彩,丰富多样。
同时,一合的报告文学也极富文学色彩。他追求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审美性,要用自己的作品来“提高反腐败小说的文学含量、文学品位”。他认为:“强调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不只是一个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而是为了追求江总书记在讲话中所提到的那种深刻程度,即‘隽永艺术魅力与现实社会进步相结合’”。“只从现实和理论上描述和探讨腐败的严重性、危害性以及根治腐败的方法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有文学的认识功能和审美价值。反腐题材只是一个载体。文学所关注的是,在千万个社会生活场景中这个矛盾最尖锐的部位上,人的灵魂和情感会有什么奇特的景观?灵魂被扭曲了吗?情感变异了吗?等等,等等,一定非常之好看,可笑,可气,可叹,可悲,甚至令人拍案惊奇,振聋发聩。这才是文学一一报告文学。”[21]所以在写作上,他追求“神似而不是形似”,“灵空而不是呆滞”,注意“叙述要有节制,要注意结构和表现形式的精美”[22]。在作品中他善于将小说和戏剧的创作手法运用到作品中去,很少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和冗长的心理刻画。而是用人物对话、自述和动作去慕写人物,塑造性格,并善于制造戏剧冲突。尤其是语言使用独具特色、简短而又生动、精炼而又鲜活、幽默而又辛辣。这样使得“他的作品充满了生活的声响、色彩、韵味,生活的朴实与生活的智慧、生活的深刻,始终保持着生活的新鲜感”[23]。同时简洁有力、洗练朴实的叙事手段,紧凑严谨、别具一格的布局结构都有力地烘托了作品的刚劲恢弘的艺术氛围。
更有一点值得提及的是作品的哲理性。在对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过程中总有醒人的哲理夹陈其间,或夹叙夹议,或卒章显志.这既是情感的升华,也是理性的归结,从而形成了作品的冲击力和感召力。如在《灵与肉》的《一家两制》中写李真受贿后的矛盾心理,作品有这样一段议论:
这一点李真自己也非常清楚。也许他在心里已经多次告诚过自己,不能贪,不能色。前途重要啊!
可是他又实在管不住自己。环境不纯洁,机制不健全,风气不正常,处处充满了诱惑,对肉身和灵魂的双重诱惑。
要想在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复杂局面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守住清廉,不去随波逐流,不去堕落,这是很难很难的,但也不是不可以做到。这需要一个人有很强大的定力,需要他的灵魂很好地发挥提升和引领肉体的作用,不要行ㄕ走肉,随波逐流,也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根几要扎得牢,扎得结实。
在写完李真的仟悔之后写道:
这种从根儿上的动摇是非常危险的。没有了理想、信念,那就只有钱了,只有欲望了,个人的欲望贪得无厌的欲望。灵魂扭曲了,成了肉体欲望的帮凶,使其千百倍地发酵和膨胀。
这就揭示了李真为什么犯了不赦之罪,就是贪欲战胜了理智,邪恶扭曲了灵魂。
正是这样,一合的作品以深邃的理性力量强大的思想冲击力,典型生动的人物形象,浑然天成的凛然正气,灵动自由的结构形式形成了简洁洗练而又厚重沉实的艺术风格,表现出了激荡高亢、奋勇前进的时代主旋律。
注释:
[1]铁凝《纸上反腐败的一合》,《智取贪官》序,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
[2]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页。
[3]一合:《从(黑脸)看反腐文学的轰动效应》,《中国纪检监察报》2009年10月6日。
[4][5]梁多亮:《新时期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宜宾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
[6]丁晓原:《刚性写作:力量在于理性精神》:《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7月24日。
[7][15][21]一合:《报告文学更要与时俱进》,《河北日报》2005年6月11日。
[8]胡军:《文学如何走向思想的前沿》,《文艺报》2009年11月24日。
[9]《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10]陆幸生:《“慕绥新的悲剧与自白”采访记》,《新民周刊》2002年8月21日。
[11]赵素波《反腐作家一合告诉你什么才是最真实的生活》《人物周报》2002年1月21日。
[12][18][20]王宏甲:《没有那一种搏斗能比灵魂的搏斗更惊心动魄——读《灵与肉有感》,《文学报·大众阅读》,总第1394期。
[13][15]《检察日报访谈录》、《检察日报》2003年5月9日。
[14][22]一合:《要提高反腐败作品的文学品位》,见一合:《2006年9月15日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座谈会上的讲话》。
[16]一合:《采访的关键是投入》,见一合:《2007年6月5日在河北散文学会召开的笔会上的讲话》。
[17]胡殷红:《报告文学怎样与时俱进》,参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19]李朝全:《反腐题材报告文学的一篇代表作》,中国新闻出版网2009年11月20日。
[23]雷达:《生活之树常青》,《文论报》1996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