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 小说论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维熙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我们回溯他的 创作历程，可以看到他的创作是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起步，随着反右运动的来临落入低谷， 70年代末复出，以“大墙文学之父”的美名享誉文坛。此后，他的目光投向更为久远的历史， 以自己童年、青年时代的经历及所见所闻为蓝本，在记忆的长河里寻找更深的感动，并展开 对时代、人生、历史、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上，又不单纯倾诉个 人遭际，而是将个人的生活与社会、时代紧密相连，典型地浓缩了一代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 合，以其深沉雄健的笔触，展现了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的多种人生遭际，描绘出中国广阔的 生活画卷，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沧海桑田的变化。这样，他的作品不仅有了文学 的价值，也有了史学的意味，是可以永远存留在文学史和读者心中的作品。
一、创作的初始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玉田县城北不远的一个小山村一一戴官屯（今写作代官屯，属郭 家屯乡）。玉田县城北是绵连不断的但又不高的山脉，南面是坦荡无垠的平原，西通京畿，东 连辽沈，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物质富庶、文化繁盛的地方。从维熙在四五岁时便随全家人 搬到玉田东关居住，饱受了这里风土人情的浸染，在幼小的心灵中便对县城有了深刻的印 象。这在从维熙年近花甲时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创作的纪实体长篇小说《裸雪》时有 较为详尽的描绘。从维熙出身于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家学。爷爷从小教他背诵诗文，给他讲 玉田的风土人情，对他言传身教，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如春节期间，他跟同爷爷到各家商 铺写对联、送门神，享受着城镇过年的浓郁的气氛；随从爷爷去五里桥，听爷爷朗诵玉田县 令、后来当了卖酒的酒仙徐九斤（经）醉酒后写出的诗文。这样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了较 为深厚的文化积淀。从维熙的学名和乳名也都是他爷爷给起的。为什么叫“维熙”这个学 名，爷爷有一番令人信服的解释:按阴阳五行说,从维熙是水命，需要有火字相衬，以达到“水 火相济，脱灾化险"的目的，因此以“熙”为名，“熙'‘字下边的四个点正是个“火”字。而至于从 维熙的乳名为什么是个女孩的名字叫“丫头”，这是因为在冀东这个地方有个习俗:乳名起得 越不文雅，小孩活得就越健康，寿命也就越长久。除此，民间文化也对从维熙的文化心理结 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童年的记忆中迄今留存着流行于玉田一带的情趣盎然的儿歌、民 谣、小曲等等，如在《裸雪》中所写的“那边来了白大姐/又没骨头又没血/骑着毛驴挽着纂/光 着屁股打着伞”等民谣迄今仍在流传。美好的童年生活的美好在从维熙的心里打下了良好 的创作基础，可以说他的创作经验的积淀是从童年开始的。这样，童年生活的创作定势长久 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生命，也使他早期的作品充满“孩气童贞和诗情画意”。正如 同冰心所指出的那样：“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 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 响他的一生、⑴
从维熙十多岁时离开家,来北京求学。先后在西四北小学插班读完小学，在北京二中和 通县男师附中读完初中，后考入了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在中学和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读了 大量中外名著，深受孙犁以及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和梅里美等俄法作家的影响，在写作上刻 意学习和模仿，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第一次搞创作是在十四岁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写 的第一篇作品是杂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完稿后投给《太平洋》杂志，最终杳无音讯。 1951年，他用“碧征”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共和国的仇恨》,是歌颂抗美援 朝的作品，并获得二等奖。后来，他在孙犁先生的帮助指导下，先后在《天津日报•文艺周 刊》上发表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红旗》《社里的鸡鸭》等作品。师范毕业后，他被分 配在北京市郊区的青龙桥小学教书。同年冬季，调到《北京日报》社任农村记者。1954年调 到《北京日报》社担任记者和文艺编辑，并于1955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月雨》和《曙光升 起的早晨》，1956年出版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同年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 议，并经当代著名作家康濯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从此以后开始了 他的文学之路，并很快成为“荷花淀派”中有影响的作家。
带着青春气息走上文坛的从维熙怀着对建设新中国的满腔激情和无比热爱的心情，通 过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同的生活侧面的描写来表现新的历史进程，歌颂新人新貌新思想和美 好的新生活。“他的作品以清闲淡雅的抒情格调，馥郁芬芳的泥土气息，洗炼圆熟的语言技 巧，为百花文坛增添了勃勃生机”，“吹奏出了一支支悠扬婉转、优美悦耳的田园牧歌”。“明 显地表现了“荷花淀派”的清新秀丽、淳朴自然的'诗意美'”。坯他的短篇小说《七月雨》《曙光 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不仅表现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美好的社会环境，还塑 造了一批心地纯净、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歌颂了他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美好品质。如《在河渡口》中刚成婚一天的新媳妇春香，便开始乘夜摇橹运送国粮；《夜过枣 园》中的石翠萱赶夜归家照看自己的儿子时，恰遇赵老头儿媳妇难产，于是便顾不得自己的 儿子冒雨去接生;《远离》中的井泉在大雪纷飞的年关前,离开自己的家到另一个村子帮助搞 合作化;《春子落生的时候》中的老井一个多月里数过家门，却未推开门看一眼正有孕在身的 媳妇……同时他善于选取和运用传神的细节来描绘和塑造人物，如在《故乡散记》中翠枝儿 发现父亲将次等席子卖给政府而将好席子留下来后，便骑着马追公社采购车将好席子卖出， 作品就是通过生动的生活细节来展现翠枝儿同旧的思想观念意识作斗争，表现其爱集体、爱 国家的思想的。在《夜过枣园》《代耕》《“鸡鸭委员”》等作品里，作者也是通过生活细节去表 现人物的典型性格，起到见微知著、以小写大的作用。从维熙这一时期的创作无疑是成功 的，他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观念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契合一致的，他作品的政治诉求 与社会诉求也达到了完美统一，笔下的新人新事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典型性，所表现 的思想意蕴也反映那个时代的特质。因此，他的作品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
不仅如此，从维熙在师法孙犁风格的同时，他的创作风格也逐步成型，表现出了一种清 新自然、优美纯净的特点，确立了他在“荷花淀派”中后起之秀的地位。如写景：“风，轻轻地 吹着芦苇，瓜叶子也哗啦啦地响起来。南河滩上，一片叽呱满叫的蛤蟆声，湿漉漉地，繁星在 眨眼，睡在故乡的瓜棚里凉快，浑身舒畅的"（《望月老头》）；“河北边不远，红林家几间橘黄的 草房，正冒着淡白的炊烟……”（《红林和他爷爷》）；“走不多远，青纱帐后面闪出一座篱笆，脸 盘子大的转日莲，探出头来，压弯了杆杆儿，快垂到寨篱上，寨篱上几朵喇叭花，半卷着边沿 朝天开放着，一支含食的蜜蜂，在花上打盹。”（《老菜子卖鱼》）这些语言纯净明丽，充满色彩 和声响，犹如一曲曲美妙的乡野牧歌，令人心旷神怡；犹如一张张水粉画，明快恬淡，使人沉 醉其中。再如写人：“她出了篱笆门儿，……从篱笆上喇叭花枝叶间，看见她的墨染似的头 发,石榴花一样的红脸。……我看着翠枝儿那被风吹起的头发，听着马儿迎风的长嘶，在风 雨里，她像一只疾飞的燕子”（《故乡散记》）；“老福蹲在树根下，榆树上滴答下大水点子，从老 福的脖梗流到腰眼。老福咬咬牙，站起来，朝四处瞟瞟，大步流星地迈到地边，掰下十来个青 棒子，扔在草筐里。”（《七月雨》），形象的比喻，个性化动作，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性格 特征。作品的语言清新明快、干净爽利，充分地表现出了从维熙创作初期的风格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家这种诗意性的赞美和歌颂的音符逐渐降低了，甚至出现与社会发 展不和谐的声音。这是因为，“作家一方面在积极追认乡村家园的诗意栖居生活，用自己仁 者的慧性光芒诚挚地观察着生活于河北那块大地上的乡土子民及其可爱之处，但又不得不 承认这种诗意空间在合作化过程中的逐渐丧失”;“作家一方面承认合作化的无比正确性与 优越性，同时又对其在农民内心深处造成的恶劣影响沉痛无比•,•…于是合作化与身处其中 的农民构成的这种矛盾被作家很暧昧地写了出来”⑶。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因 批评合作化时期某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等作品 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致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此，他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艰难坎 坷劳改的道路上的跋涉着，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甚至是关押在“大墙”内，艰难地度过了二 十一个寒暑，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磨难。对这长达二十一年的苦难历程，他却有着正确的认 识。他曾在《泅渡者言》自序中所说:“这沧桑的历史血痕，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一代立志报 效民族，却为此而承受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他对从反右到“文革'‘这段历史的评价和自己 所遭受的不应有的待遇的认知，是多么深刻和精卓啊！
二、“大墙”的记忆
在经历了那段痛苦的磨难后，历史进程的断裂再度被弥合时，从维熙于1979年重返文 坛，此时已是中年的他，文学生命再度焕发青春，以火山喷发式的创作势头先后创作了中篇 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泥泞》《葵花嫂外传》《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伞》《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风泪眼》等和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 《逃犯》《裸雪》《龟碑》等，岀版了中篇小说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祭红》《牵骆驼的 人》《鼻子备忘录》等，并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创作大奖。其中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 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全国第一届 优秀电影奖，《雪落黄河静无声》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命篇小说奖，《北国草》在全国和北京 市先后4次获得优秀文学奖，《断桥》获优秀文学畅销奖。1995年后《从维熙八卷文集》和长 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相继出版，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期间，他还担任了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理事、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作协常务理事、北京市政 协常委，并以丰硕的创作成就被编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
新时期以来，从维熙的作品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强烈的审美效应，尤其是《大墙下 的红玉兰》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 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 说崛起的开端”,E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被人誉为“大墙文学之父”。 当年这个朝气蓬勃、浑身洋溢着“荷花淀”清新气息的知名青年作家在经过凤凰涅槃式的苦 难洗礼后，走向了“大墙”这一全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质的转变，由清新、明 丽转向了慷慨、悲壮。这种创作的超越，得力于他人生的磨难和生命的苦难，从维熙这样看 待自己在大墙里炼狱般的生活：“苦难是大学，磨砺出真知，它给我的文学营养无可估量。当 然，我不希望年轻人都去受苦，尽管它对我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20年来，我烧过砖窑，种 过水稻，开过铁矿，当过三年的煤黑子，干的都是累断骨头、熬断筋的活。”“如果说我后期的 作品，能够有一些自我超越，更多的是得益于我20年的坎坷生活。”⑴正是作家在苦难中的 精神涅槃才使他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和作品上的超越。厨川白村认为创作是苦闷的象征， 正是苦难使得从维熙以“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开创了“大墙文学”系列。可以说，“大墙 文学”所表现的不仅是从维熙个人的苦闷，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苦闷。“大墙文学”作 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话语，已经被牢牢地铭记在了中国文学的史册中。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小说是回忆。”⑹一个作家的文学资源大体上由他的个人经历、 阅读范围、理论素养共同构建，而前者则是一切的基础。从维熙的全部创作就是以自己的人 生经验为起点展开的，其中五十至七十年代沦落生活底层的苦难历程对于他尤为刻骨铭心， 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最大源泉。在1998年完成的长篇纪实作品《走向混沌》中，他回忆了自 己从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一夜间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辛酸经历，让我们真实地 触摸到那个时代翻云覆雨的独特脉搏。从维熙以全部的激情和心血记录了二十多年沦为阶 下囚的复杂心路历程一一忐忑、忧愁、痛苦、愤懑、思考、渴望……自己的切身体验以及目睹 的其他同类的命运遭遇，使他对人世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社会的底层，不仅他的身体得 到了锻炼，他的意志、精神也得到了磨砺和升华。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作了生活 经验和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
正是这曾经的磨难历历在目，使从维熙很自然地将目光对准了他所熟悉的“大墙”内的 人，关注社会主义监狱和劳改人员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这，无疑是文学题材上的一大突破。 但出现在他笔下的劳改、劳教人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渣滓，而是在政治高压下遭受 不公正对待的人。这种身份的定位首先就决定了作者和读者的情感倾向。《大墙下的红玉 兰》《献给医生的红玫瑰》《第十个弹孔》和《杜鹃声声》等小说，诉说着身陷囹圄的右派、知识 分子苦难的身心及其无望的抗争，对那段梦魇般的岁月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泥泞》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等作品犀利地揭露了历史上极左思潮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其中《死亡 游戏》具有最为深刻的悲剧意味和启示意义，它讲述了三个敲钟人的故事，知识分子出身的 他们不仅沦落到以“万物之灵的人向动物靠拢看齐”，甚至到了生吞老鼠以解饥饿的悲惨境 地。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知识无用武之地，他们的精神还要承受外界的强大压力，最终，三个 “敲钟人”不堪忍受身心折磨，分别用半截铁轨、掉落的电网和皑皑白雪自绝于大墙之内。在 从维熙看来，苦难不是无意义的，三个敲钟人以宝贵的生命为人们敲响了警示之钟；而另一 个方面，苦难的意义还在于它激起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热望。在《远去的白帆》中，他借两只 被囚禁在笼中的天鹅作了这样的比喻：“只有把它俩关在笼子里一些日子，让它们感到囚笼 狭窄，才会使它们向往在蓝天飞翔的快乐，产生挣脱牢笼飞上蓝天的欲望！”⑺因而，“大墙文 学"的基调不是颓唐绝望，从维熙极力颂扬的是扭曲的环境中正义之士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情 操，他们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始终“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是从维熙'大墙 小说'着力表现的重点”⑻。作为“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塑造了一位 深受迫害却矢志不渝的老共产党员葛翎的崇高形象，他在大墙之内与恶势力展开斗争，最后 因采摘伸进大墙内的玉兰花悼念周总理而被枪杀。“批邓”、“天安门事件”以及剑拔弩张的 政治斗争给小说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从维熙自己对此感到不满， 认为“它明显地留有非文学的政治胎记” 但它的价值不可否认——它不仅开创了新时期 文学一个新的类型，同时更让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感受到丑恶中的高尚，给人以面对现实 的力量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剔除政治因素，在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中，险恶环境中人的不同灵魂的显现更加值得关 注。在他的多数小说里，总会出现卑琐、丑陋与高尚、纯净两种不同色彩的灵魂，二者的鲜明 对峙彰显了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无论双方输赢如何，结尾总会展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大 墙下的红玉兰》是戏剧性最强、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一篇。对垒双方分别被设定为旧社会的 土匪恶霸和受到诬陷的劳改局处长，二者同陷牢狱，以往的积怨和现实的矛盾构成了双方冲 突的核心，一个屡施毒计实施报复，一个坚守正义顽强抗争，二者的矛盾最终在一声枪响中 被终结，至此，双方人格的优劣、灵魂的高下立现。同时，葛翎并未白白牺牲，小说结局“前进 的列车”预示着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不能不说,从维熙这个时期的创作还深深渗透着建国 后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人物塑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从 维熙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某些篇章中，他努力超越政治批判，试图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优 点和弱点展开反思。《走向混沌》里，他从落难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命运沉浮中，“既感到中 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 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 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 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个人性、懦 弱性格、奴性思想，痛感他们理性思辨能力的缺失，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命运的一层动因。尤 其是他们在残酷环境里为求自保而诋毁别人，暴露岀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杂质和霉斑：“反 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右派分子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分子来，比 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风泪眼》中，更是将知识分子的软弱、犹豫、 逆来顺受与普通农村女性的坚韧、自信、知恩图报进行了对比的描写，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农 民朴素精神感召下的自我反省。在诉说苦难的同时，从维熙并未推卸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 以难得的自审精神还原了历史和人性的真实。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墙文学”中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充分表现了在阶级异化、政治高压下 的人性美，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如在《第十个弹孔》中，不仅仅描写了鲁泓对犯了罪的儿子 的大义灭亲，还表现了一个公安局长对亲生儿子的舐犊之情和深深的自责，这两者既矛盾又 统一地交融在一起，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鲁泓的性格。《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右派”与 “犯人”对爱的渴望，对人性的诉求虽备受压抑，但却悄悄地滋生和伸张。“作者从独特的角 度描写了政治压抑下男女间奔腾的情感洪流，而偏离了为时代呼号呐喊的主流化写作，开创 了一个右派题材的先河。” 3】
由于“大墙文学”都取材于自己的切身经历，使得从维熙这批作品充满了饱满的激情和 主观抒情色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叙述者与人物、情境之间的失去间隔叩由的弊 病,但作为“文革”后恢复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来说，以作家自己的情感影响读者，是一个作 家社会良知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文学肩负的重任。
从艺术建构来讲，“大墙文学”“有一个稳定的框架模式，即大墙的磨难加受难者的圣洁 品格和崇高理想”M o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人公们虽然在遭受了种种考验和非人的磨 难，但他们身处逆境而始终不变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作品始终高扬着爱国主义和人 道主义的旋律。其实，这也正是从维熙心灵的真实写照。“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从维熙的父 亲从荫檀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南京卧轨请愿 以促国民政府抗日，在20世纪30年代，死于重庆国民党监狱。两代信仰一致的共产党父 子,一个死在国民党监狱，一个被自己的政党关押了 20年，内中原委，纵在共和国的蓝天和 白云下，即便千舌万嘴，何堪以表？” 3刃尽管历史年代不同，但父子信仰一致，那就是为民族 为国家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深陷囹圄也痴心不改，壮志不移。
三、精神的还乡
或许是苦难的记忆太过深重，心灵的漂泊太过艰难，从维熙始终在寻找精神的栖息地, 来盛放自己疲惫的心。他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梦魇开始前的岁月，追溯着洒满阳光的 青春和天真无邪的童年,让自己的精神还乡之旅落脚在古老的荒原和质朴的乡村，用北国大 地的泥土来疗治心灵的创伤。在这样的心态中，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写出了《北国草》 和《裸雪》两部感人至深的作品。
在喷薄而出的“大墙文学”创作之余，从维熙总是难忘一个记忆一一上个世纪50年代中 期曾两赴北大荒青年垦区体验生活，与北京青年垦荒队一同在黑土地上创业的历史。早在 1956年,他就以《第一片黑土》之名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却因突如其来的反右风暴而中 断，手稿还在“文革”中被焚烧。复出文坛后，他的北大荒情结依旧浓重，历经二十多年的人 生坎坷并将其以文学方式重现后，从维熙又重新拾起了这个难以忘怀的故事，他说:“这既是 出自于一个作家自我的良知感悟，也岀自于对历史使命的自我重荷——因为在共和国成立 的初期，天空一片湛蓝。”□句更名为《北国草》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一批富有担当意识，为祖 国、对人民献身精神的知识青年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高尚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以及他们 对“魂”清醒而执著的追求。这既是对一代人青春的追忆，更是对祖国青春的回望，在经历了 国家的灾难时期和个人的人生磨难后，这种回望尤显得重要，它会使人们千疮百孔的心灵照 进温暖的阳光，忘却痛苦记忆，接过青春的接力棒继续满怀信心地前行。
《北国草》是从维熙的巅峰之作。小说自始至终洋溢着的对祖国建设的澎湃激情，沐浴 在新中国阳光下的年轻人无私忘我的奉献牺牲和理想主义精神，他们高尚纯朴的品质，对每 个读者都是一次灵魂的净化。小说中塑造的不同阶层和出身的青年人——革命家庭的后代 马俊友，集军人和工人品格于一身的卢华，资产阶级家庭的叛逆邹丽梅，知识分子出身的欧 阳井瑞，从法国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白黎生……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汇聚到沉睡了千年的 处女地北大荒，在开垦荒原的艰苦劳动中，不断过滤掉自身的缺点、毛病，升华了自己的意志 品质，为新中国建设无怨无悔地付出了汗水、心血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 之际重提理想、价值和艰苦奋斗精神，从维熙以这样的方式启示人们从苦难中超拔出来，去 寻找人生新的坐标。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历史感和时代感融为一体，努力沟通五十年代 青年和当代青年心灵的交叉点”;“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了人情和人性”,SJ因此才产生了这 样大的影响。
如果说催人奋进的《北国草》代表了一代青年走过的共同脚步，唤醒了人们对曾经拥有 的不掺杂质的理想的记忆，那么《裸雪》则是在个人化的抒情中，带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感动。 它将精神的原点定格在逝去的童年时代，一点一滴地挖掘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亦真亦幻 的记忆呈现令人或惊讶，或颔首，或微笑，或叹息。最终它会令我们发现，原来每个人的精神 故乡就在自己心里，就在那片养育了我们的土地上。
从维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裸雪》中，让人们又看到了年轻时的从维熙的影子，又见出早 年“荷花淀派”的清新自然、恬淡舒缓的文风。作品从内而外透着纯净高雅的格调，满溢着童 贞和童趣,是一篇饱含深情的心灵告白。它记叙了自己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在家乡玉田的一 段生活经历，虽然时光短暂，却在作者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玉田那个山清水秀的 地方，有儿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小芹、嘎子哥、春儿姐、小石头，有性格各异但善良纯朴的家人、 邻里，孩子们的嬉戏玩闹，钻秫秸垛、拜城隍庙、埋香枣花、捉蛔蝎、与大山对话，这种满载童 贞、童趣的嬉戏，是人生最本真、也最美妙的一页，“它像冬天的晶莹雪花，像夏天清澈的露 珠;像秋天的一片枫叶,像春天一尖嫩的柳芽”那样，鲜嫩清新，晶莹剔透，让人赏心悦目。大 人间的矛盾和情谊，自己朦胧的情窦初开，生活中的乐趣和困窘，构成了作者对人世的最初 记忆。尽管生活中掺杂着疑惑、烦恼、痛楚和不幸——父亲追求革命被关进大牢最后在狱中 病逝,小芹妈、瞎表姐等女性摆脱不了生为女人的悲惨境遇，日本入侵给中国百姓带来深重 的灾难……但，记忆的主色调是温暖的，它来自于家人浓浓的爱和小伙伴真挚的友情。从维 熙深深感受到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是什么——无论在人生旅途中遇到怎样的艰难险 阻，只要有情和爱在，我们就不孤独。回到生养我们的这片热土，寻觅曾经拥有的点滴温情， 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精神的故乡。小说以抒情的笔调再现了一个时代、几个家庭、一群顽童 的生活，“吸收了他早期清新隽永的风格，又有着后来创作深邃凝重的特点”,3」带给人们关 于往事、情感和生命的深深的遐思。从艺术形式上看，作品以散文诗般的抒情化的叙事话 语，童话般世界的创造，别具一格的审美视角，建构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蕴深厚、意味无 穷的审美世界。
《裸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家乡玉田的风土人情，犹如一幅风情画、风俗画，美不胜收。 如对玉田城东南五里处五里桥的描写：
五里桥是暖泉河东流的一个河汉，离城关整整五里，河水流到那儿开始变得凉而湍急。 夏日，河湾里飘荡着一条条打鱼的小船，城关集市上卖的鲤鱼草鱼饒鱼以及王八啥的，都是 从五里桥河湾打捞上来的。我还没有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爷爷曾带我去过那儿，爷爷的雅 兴既在那一条条抡网的船上，更在那桥上的三座石碑上。据爷爷说，桥上那三座石碑是明末 清初的石匠打成，上边刻有玉田县4 后来当了卖酒的酒仙徐九斤（经）醉酒后写出的诗 文。爷爷每次去五里桥，都对我把那诗文吟诵一遍，我装出一副听爷爷吟读的神气，两眼却有趣地盯视着三块碑下压着的三只石龟。它们好像被背上的石碑压得难以喘过气来似的。 三个石龟都伸长了脖子，像是挣扎着要从碑下爬出来的模样。
一、创作的初始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玉田县城北不远的一个小山村一一戴官屯（今写作代官屯，属郭 家屯乡）。玉田县城北是绵连不断的但又不高的山脉，南面是坦荡无垠的平原，西通京畿，东 连辽沈，是一个交通四通八达、物质富庶、文化繁盛的地方。从维熙在四五岁时便随全家人 搬到玉田东关居住，饱受了这里风土人情的浸染，在幼小的心灵中便对县城有了深刻的印 象。这在从维熙年近花甲时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创作的纪实体长篇小说《裸雪》时有 较为详尽的描绘。从维熙出身于书香门第，有很好的家学。爷爷从小教他背诵诗文，给他讲 玉田的风土人情，对他言传身教，是他文学的启蒙老师。如春节期间，他跟同爷爷到各家商 铺写对联、送门神，享受着城镇过年的浓郁的气氛；随从爷爷去五里桥，听爷爷朗诵玉田县 令、后来当了卖酒的酒仙徐九斤（经）醉酒后写出的诗文。这样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了较 为深厚的文化积淀。从维熙的学名和乳名也都是他爷爷给起的。为什么叫“维熙”这个学 名，爷爷有一番令人信服的解释:按阴阳五行说,从维熙是水命，需要有火字相衬，以达到“水 火相济，脱灾化险"的目的，因此以“熙”为名，“熙'‘字下边的四个点正是个“火”字。而至于从 维熙的乳名为什么是个女孩的名字叫“丫头”，这是因为在冀东这个地方有个习俗:乳名起得 越不文雅，小孩活得就越健康，寿命也就越长久。除此，民间文化也对从维熙的文化心理结 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童年的记忆中迄今留存着流行于玉田一带的情趣盎然的儿歌、民 谣、小曲等等，如在《裸雪》中所写的“那边来了白大姐/又没骨头又没血/骑着毛驴挽着纂/光 着屁股打着伞”等民谣迄今仍在流传。美好的童年生活的美好在从维熙的心里打下了良好 的创作基础，可以说他的创作经验的积淀是从童年开始的。这样，童年生活的创作定势长久 地影响了他的创作心态和创作生命，也使他早期的作品充满“孩气童贞和诗情画意”。正如 同冰心所指出的那样：“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 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划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 响他的一生、⑴
从维熙十多岁时离开家,来北京求学。先后在西四北小学插班读完小学，在北京二中和 通县男师附中读完初中，后考入了北京市立师范学校。在中学和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读了 大量中外名著，深受孙犁以及屠格涅夫、肖洛霍夫和梅里美等俄法作家的影响，在写作上刻 意学习和模仿，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他第一次搞创作是在十四岁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写 的第一篇作品是杂文，题为《大红门里的笑声》，完稿后投给《太平洋》杂志，最终杳无音讯。 1951年，他用“碧征”的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共和国的仇恨》,是歌颂抗美援 朝的作品，并获得二等奖。后来，他在孙犁先生的帮助指导下，先后在《天津日报•文艺周 刊》上发表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红旗》《社里的鸡鸭》等作品。师范毕业后，他被分 配在北京市郊区的青龙桥小学教书。同年冬季，调到《北京日报》社任农村记者。1954年调 到《北京日报》社担任记者和文艺编辑，并于1955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月雨》和《曙光升 起的早晨》，1956年出版长篇小说《南河春晓》，同年出席了全国第一次青年文学创作者会 议，并经当代著名作家康濯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开始了专业文学创作，从此以后开始了 他的文学之路，并很快成为“荷花淀派”中有影响的作家。
带着青春气息走上文坛的从维熙怀着对建设新中国的满腔激情和无比热爱的心情，通 过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同的生活侧面的描写来表现新的历史进程，歌颂新人新貌新思想和美 好的新生活。“他的作品以清闲淡雅的抒情格调，馥郁芬芳的泥土气息，洗炼圆熟的语言技 巧，为百花文坛增添了勃勃生机”，“吹奏出了一支支悠扬婉转、优美悦耳的田园牧歌”。“明 显地表现了“荷花淀派”的清新秀丽、淳朴自然的'诗意美'”。坯他的短篇小说《七月雨》《曙光 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不仅表现了新中国初创时期的美好的社会环境，还塑 造了一批心地纯净、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歌颂了他们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 美好品质。如《在河渡口》中刚成婚一天的新媳妇春香，便开始乘夜摇橹运送国粮；《夜过枣 园》中的石翠萱赶夜归家照看自己的儿子时，恰遇赵老头儿媳妇难产，于是便顾不得自己的 儿子冒雨去接生;《远离》中的井泉在大雪纷飞的年关前,离开自己的家到另一个村子帮助搞 合作化;《春子落生的时候》中的老井一个多月里数过家门，却未推开门看一眼正有孕在身的 媳妇……同时他善于选取和运用传神的细节来描绘和塑造人物，如在《故乡散记》中翠枝儿 发现父亲将次等席子卖给政府而将好席子留下来后，便骑着马追公社采购车将好席子卖出， 作品就是通过生动的生活细节来展现翠枝儿同旧的思想观念意识作斗争，表现其爱集体、爱 国家的思想的。在《夜过枣园》《代耕》《“鸡鸭委员”》等作品里，作者也是通过生活细节去表 现人物的典型性格，起到见微知著、以小写大的作用。从维熙这一时期的创作无疑是成功 的，他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观念与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契合一致的，他作品的政治诉求 与社会诉求也达到了完美统一，笔下的新人新事也具有那个时代的真实感和典型性，所表现 的思想意蕴也反映那个时代的特质。因此，他的作品可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忠实记录。
不仅如此，从维熙在师法孙犁风格的同时，他的创作风格也逐步成型，表现出了一种清 新自然、优美纯净的特点，确立了他在“荷花淀派”中后起之秀的地位。如写景：“风，轻轻地 吹着芦苇，瓜叶子也哗啦啦地响起来。南河滩上，一片叽呱满叫的蛤蟆声，湿漉漉地，繁星在 眨眼，睡在故乡的瓜棚里凉快，浑身舒畅的"（《望月老头》）；“河北边不远，红林家几间橘黄的 草房，正冒着淡白的炊烟……”（《红林和他爷爷》）；“走不多远，青纱帐后面闪出一座篱笆，脸 盘子大的转日莲，探出头来，压弯了杆杆儿，快垂到寨篱上，寨篱上几朵喇叭花，半卷着边沿 朝天开放着，一支含食的蜜蜂，在花上打盹。”（《老菜子卖鱼》）这些语言纯净明丽，充满色彩 和声响，犹如一曲曲美妙的乡野牧歌，令人心旷神怡；犹如一张张水粉画，明快恬淡，使人沉 醉其中。再如写人：“她出了篱笆门儿，……从篱笆上喇叭花枝叶间，看见她的墨染似的头 发,石榴花一样的红脸。……我看着翠枝儿那被风吹起的头发，听着马儿迎风的长嘶，在风 雨里，她像一只疾飞的燕子”（《故乡散记》）；“老福蹲在树根下，榆树上滴答下大水点子，从老 福的脖梗流到腰眼。老福咬咬牙，站起来，朝四处瞟瞟，大步流星地迈到地边，掰下十来个青 棒子，扔在草筐里。”（《七月雨》），形象的比喻，个性化动作，栩栩如生地表现出了人物的性格 特征。作品的语言清新明快、干净爽利，充分地表现出了从维熙创作初期的风格特征。
随着社会的发展，作家这种诗意性的赞美和歌颂的音符逐渐降低了，甚至出现与社会发 展不和谐的声音。这是因为，“作家一方面在积极追认乡村家园的诗意栖居生活，用自己仁 者的慧性光芒诚挚地观察着生活于河北那块大地上的乡土子民及其可爱之处，但又不得不 承认这种诗意空间在合作化过程中的逐渐丧失”;“作家一方面承认合作化的无比正确性与 优越性，同时又对其在农民内心深处造成的恶劣影响沉痛无比•,•…于是合作化与身处其中 的农民构成的这种矛盾被作家很暧昧地写了出来”⑶。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因 批评合作化时期某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小说《并不愉快的故事》等作品 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致沦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从此，他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艰难坎 坷劳改的道路上的跋涉着，被发配到不同的地方，甚至是关押在“大墙”内，艰难地度过了二 十一个寒暑，经受着肉体和精神的磨难。对这长达二十一年的苦难历程，他却有着正确的认 识。他曾在《泅渡者言》自序中所说:“这沧桑的历史血痕，不属于我个人，而属于一代立志报 效民族，却为此而承受炼狱折磨的知识分子。"他对从反右到“文革'‘这段历史的评价和自己 所遭受的不应有的待遇的认知，是多么深刻和精卓啊！
二、“大墙”的记忆
在经历了那段痛苦的磨难后，历史进程的断裂再度被弥合时，从维熙于1979年重返文 坛，此时已是中年的他，文学生命再度焕发青春，以火山喷发式的创作势头先后创作了中篇 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第十个弹孔》《杜鹃声声》《泥泞》《葵花嫂外传》《遗落在海滩的脚印》 《伞》《远去的白帆》《雪落黄河静无声》《风泪眼》等和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酒魂西行》 《逃犯》《裸雪》《龟碑》等，岀版了中篇小说集《驿路折花》《雪落黄河静无声》《祭红》《牵骆驼的 人》《鼻子备忘录》等，并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创作大奖。其中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 去的白帆》《风泪眼》获全国一、二、四届中篇小说奖；电影《第十个弹孔》获文化部全国第一届 优秀电影奖，《雪落黄河静无声》获《中篇小说选刊》优秀命篇小说奖，《北国草》在全国和北京 市先后4次获得优秀文学奖，《断桥》获优秀文学畅销奖。1995年后《从维熙八卷文集》和长 篇纪实文学《走向混沌》三部曲相继出版，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期间，他还担任了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理事、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作协常务理事、北京市政 协常委，并以丰硕的创作成就被编入《世界名人录》和《国际名人传》。
新时期以来，从维熙的作品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和强烈的审美效应，尤其是《大墙下 的红玉兰》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以其震撼人心的艺术真 实，以其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敢，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并成为新时期中篇小 说崛起的开端”,E因此在新时期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被人誉为“大墙文学之父”。 当年这个朝气蓬勃、浑身洋溢着“荷花淀”清新气息的知名青年作家在经过凤凰涅槃式的苦 难洗礼后，走向了“大墙”这一全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质的转变，由清新、明 丽转向了慷慨、悲壮。这种创作的超越，得力于他人生的磨难和生命的苦难，从维熙这样看 待自己在大墙里炼狱般的生活：“苦难是大学，磨砺出真知，它给我的文学营养无可估量。当 然，我不希望年轻人都去受苦，尽管它对我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这20年来，我烧过砖窑，种 过水稻，开过铁矿，当过三年的煤黑子，干的都是累断骨头、熬断筋的活。”“如果说我后期的 作品，能够有一些自我超越，更多的是得益于我20年的坎坷生活。”⑴正是作家在苦难中的 精神涅槃才使他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和作品上的超越。厨川白村认为创作是苦闷的象征， 正是苦难使得从维熙以“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开创了“大墙文学”系列。可以说，“大墙 文学”所表现的不仅是从维熙个人的苦闷，也是那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苦闷。“大墙文学”作 为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话语，已经被牢牢地铭记在了中国文学的史册中。
著名作家汪曾祺曾说:“小说是回忆。”⑹一个作家的文学资源大体上由他的个人经历、 阅读范围、理论素养共同构建，而前者则是一切的基础。从维熙的全部创作就是以自己的人 生经验为起点展开的，其中五十至七十年代沦落生活底层的苦难历程对于他尤为刻骨铭心， 这成为他文学创作的最大源泉。在1998年完成的长篇纪实作品《走向混沌》中，他回忆了自 己从一个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一夜间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辛酸经历，让我们真实地 触摸到那个时代翻云覆雨的独特脉搏。从维熙以全部的激情和心血记录了二十多年沦为阶 下囚的复杂心路历程一一忐忑、忧愁、痛苦、愤懑、思考、渴望……自己的切身体验以及目睹 的其他同类的命运遭遇，使他对人世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在社会的底层，不仅他的身体得 到了锻炼，他的意志、精神也得到了磨砺和升华。这一切，都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作了生活 经验和思想上的准备和铺垫。
正是这曾经的磨难历历在目，使从维熙很自然地将目光对准了他所熟悉的“大墙”内的 人，关注社会主义监狱和劳改人员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这，无疑是文学题材上的一大突破。 但出现在他笔下的劳改、劳教人员，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渣滓，而是在政治高压下遭受 不公正对待的人。这种身份的定位首先就决定了作者和读者的情感倾向。《大墙下的红玉 兰》《献给医生的红玫瑰》《第十个弹孔》和《杜鹃声声》等小说，诉说着身陷囹圄的右派、知识 分子苦难的身心及其无望的抗争，对那段梦魇般的岁月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和反省。《泥泞》 《遗落在海滩的脚印》等作品犀利地揭露了历史上极左思潮对知识分子的戕害。其中《死亡 游戏》具有最为深刻的悲剧意味和启示意义，它讲述了三个敲钟人的故事，知识分子出身的 他们不仅沦落到以“万物之灵的人向动物靠拢看齐”，甚至到了生吞老鼠以解饥饿的悲惨境 地。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知识无用武之地，他们的精神还要承受外界的强大压力，最终，三个 “敲钟人”不堪忍受身心折磨，分别用半截铁轨、掉落的电网和皑皑白雪自绝于大墙之内。在 从维熙看来，苦难不是无意义的，三个敲钟人以宝贵的生命为人们敲响了警示之钟；而另一 个方面，苦难的意义还在于它激起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热望。在《远去的白帆》中，他借两只 被囚禁在笼中的天鹅作了这样的比喻：“只有把它俩关在笼子里一些日子，让它们感到囚笼 狭窄，才会使它们向往在蓝天飞翔的快乐，产生挣脱牢笼飞上蓝天的欲望！”⑺因而，“大墙文 学"的基调不是颓唐绝望，从维熙极力颂扬的是扭曲的环境中正义之士昂扬向上的精神和情 操，他们历尽苦难痴心不改，始终“有着坚定的政治信念。这种坚定的信念，是从维熙'大墙 小说'着力表现的重点”⑻。作为“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塑造了一位 深受迫害却矢志不渝的老共产党员葛翎的崇高形象，他在大墙之内与恶势力展开斗争，最后 因采摘伸进大墙内的玉兰花悼念周总理而被枪杀。“批邓”、“天安门事件”以及剑拔弩张的 政治斗争给小说增添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这是时代的必然产物，从维熙自己对此感到不满， 认为“它明显地留有非文学的政治胎记” 但它的价值不可否认——它不仅开创了新时期 文学一个新的类型，同时更让刚从梦魇中醒来的人们感受到丑恶中的高尚，给人以面对现实 的力量和面向未来的勇气。
剔除政治因素，在从维熙的“大墙文学”中，险恶环境中人的不同灵魂的显现更加值得关 注。在他的多数小说里，总会出现卑琐、丑陋与高尚、纯净两种不同色彩的灵魂，二者的鲜明 对峙彰显了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无论双方输赢如何，结尾总会展现一个光明的前景。《大 墙下的红玉兰》是戏剧性最强、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一篇。对垒双方分别被设定为旧社会的 土匪恶霸和受到诬陷的劳改局处长，二者同陷牢狱，以往的积怨和现实的矛盾构成了双方冲 突的核心，一个屡施毒计实施报复，一个坚守正义顽强抗争，二者的矛盾最终在一声枪响中 被终结，至此，双方人格的优劣、灵魂的高下立现。同时，葛翎并未白白牺牲，小说结局“前进 的列车”预示着祖国的黎明即将到来。不能不说,从维熙这个时期的创作还深深渗透着建国 后文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人物塑造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简单化、绝对化倾向。从 维熙也认识到这一点，在某些篇章中，他努力超越政治批判，试图对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优 点和弱点展开反思。《走向混沌》里，他从落难知识分子跌宕起伏的命运沉浮中，“既感到中 国知识分子的可爱，更感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悲。说其可爱，是他们中的多数不计恩怨得 失，尽管他们莫名其妙地受到了几年的惩处，但是仍揣着一颗赤诚报国之心。说其可悲，也 正是由于这种屈原精神，限制了他们对社会的透视和洞穿的能力，他们往往不去思考功与罪 的界限，而沉溺于个人前程的幻灭感之中”。他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群体的个人性、懦 弱性格、奴性思想，痛感他们理性思辨能力的缺失，认为这是导致他们命运的一层动因。尤 其是他们在残酷环境里为求自保而诋毁别人，暴露岀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杂质和霉斑：“反 右斗争告诉我，知识分子整知识分子十分凶残……右派分子泯灭天良地整起右派分子来，比 一般知识分子之间的倾轧,还要残酷十倍,，［"\《风泪眼》中，更是将知识分子的软弱、犹豫、 逆来顺受与普通农村女性的坚韧、自信、知恩图报进行了对比的描写，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农 民朴素精神感召下的自我反省。在诉说苦难的同时，从维熙并未推卸知识分子自身的责任， 以难得的自审精神还原了历史和人性的真实。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墙文学”中对人性的深刻揭示，充分表现了在阶级异化、政治高压下 的人性美，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如在《第十个弹孔》中，不仅仅描写了鲁泓对犯了罪的儿子 的大义灭亲，还表现了一个公安局长对亲生儿子的舐犊之情和深深的自责，这两者既矛盾又 统一地交融在一起，全面而又深刻地揭示了鲁泓的性格。《雪落黄河静无声》中，“右派”与 “犯人”对爱的渴望，对人性的诉求虽备受压抑，但却悄悄地滋生和伸张。“作者从独特的角 度描写了政治压抑下男女间奔腾的情感洪流，而偏离了为时代呼号呐喊的主流化写作，开创 了一个右派题材的先河。” 3】
由于“大墙文学”都取材于自己的切身经历，使得从维熙这批作品充满了饱满的激情和 主观抒情色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叙述者与人物、情境之间的失去间隔叩由的弊 病,但作为“文革”后恢复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来说，以作家自己的情感影响读者，是一个作 家社会良知的体现，也是那个时代文学肩负的重任。
从艺术建构来讲，“大墙文学”“有一个稳定的框架模式，即大墙的磨难加受难者的圣洁 品格和崇高理想”M o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人公们虽然在遭受了种种考验和非人的磨 难，但他们身处逆境而始终不变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作品始终高扬着爱国主义和人 道主义的旋律。其实，这也正是从维熙心灵的真实写照。“这不由使我们想起了从维熙的父 亲从荫檀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曾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南京卧轨请愿 以促国民政府抗日，在20世纪30年代，死于重庆国民党监狱。两代信仰一致的共产党父 子,一个死在国民党监狱，一个被自己的政党关押了 20年，内中原委，纵在共和国的蓝天和 白云下，即便千舌万嘴，何堪以表？” 3刃尽管历史年代不同，但父子信仰一致，那就是为民族 为国家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深陷囹圄也痴心不改，壮志不移。
三、精神的还乡
或许是苦难的记忆太过深重，心灵的漂泊太过艰难，从维熙始终在寻找精神的栖息地, 来盛放自己疲惫的心。他自然而然地将目光投向了梦魇开始前的岁月，追溯着洒满阳光的 青春和天真无邪的童年,让自己的精神还乡之旅落脚在古老的荒原和质朴的乡村，用北国大 地的泥土来疗治心灵的创伤。在这样的心态中，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相继写出了《北国草》 和《裸雪》两部感人至深的作品。
在喷薄而出的“大墙文学”创作之余，从维熙总是难忘一个记忆一一上个世纪50年代中 期曾两赴北大荒青年垦区体验生活，与北京青年垦荒队一同在黑土地上创业的历史。早在 1956年,他就以《第一片黑土》之名开始创作这部长篇小说，却因突如其来的反右风暴而中 断，手稿还在“文革”中被焚烧。复出文坛后，他的北大荒情结依旧浓重，历经二十多年的人 生坎坷并将其以文学方式重现后，从维熙又重新拾起了这个难以忘怀的故事，他说:“这既是 出自于一个作家自我的良知感悟，也岀自于对历史使命的自我重荷——因为在共和国成立 的初期，天空一片湛蓝。”□句更名为《北国草》的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一批富有担当意识，为祖 国、对人民献身精神的知识青年形象，热情讴歌了他们高尚的人生理想、价值观念，以及他们 对“魂”清醒而执著的追求。这既是对一代人青春的追忆，更是对祖国青春的回望，在经历了 国家的灾难时期和个人的人生磨难后，这种回望尤显得重要，它会使人们千疮百孔的心灵照 进温暖的阳光，忘却痛苦记忆，接过青春的接力棒继续满怀信心地前行。
《北国草》是从维熙的巅峰之作。小说自始至终洋溢着的对祖国建设的澎湃激情，沐浴 在新中国阳光下的年轻人无私忘我的奉献牺牲和理想主义精神，他们高尚纯朴的品质，对每 个读者都是一次灵魂的净化。小说中塑造的不同阶层和出身的青年人——革命家庭的后代 马俊友，集军人和工人品格于一身的卢华，资产阶级家庭的叛逆邹丽梅，知识分子出身的欧 阳井瑞，从法国归来参加祖国建设的白黎生……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汇聚到沉睡了千年的 处女地北大荒，在开垦荒原的艰苦劳动中，不断过滤掉自身的缺点、毛病，升华了自己的意志 品质，为新中国建设无怨无悔地付出了汗水、心血甚至是宝贵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 之际重提理想、价值和艰苦奋斗精神，从维熙以这样的方式启示人们从苦难中超拔出来，去 寻找人生新的坐标。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历史感和时代感融为一体，努力沟通五十年代 青年和当代青年心灵的交叉点”;“用了很大的篇幅描写了人情和人性”,SJ因此才产生了这 样大的影响。
如果说催人奋进的《北国草》代表了一代青年走过的共同脚步，唤醒了人们对曾经拥有 的不掺杂质的理想的记忆，那么《裸雪》则是在个人化的抒情中，带给我们一种久违的感动。 它将精神的原点定格在逝去的童年时代，一点一滴地挖掘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往事，亦真亦幻 的记忆呈现令人或惊讶，或颔首，或微笑，或叹息。最终它会令我们发现，原来每个人的精神 故乡就在自己心里，就在那片养育了我们的土地上。
从维熙的自传体长篇小说《裸雪》中，让人们又看到了年轻时的从维熙的影子，又见出早 年“荷花淀派”的清新自然、恬淡舒缓的文风。作品从内而外透着纯净高雅的格调，满溢着童 贞和童趣,是一篇饱含深情的心灵告白。它记叙了自己从童年到少年时代在家乡玉田的一 段生活经历，虽然时光短暂，却在作者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在玉田那个山清水秀的 地方，有儿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小芹、嘎子哥、春儿姐、小石头，有性格各异但善良纯朴的家人、 邻里，孩子们的嬉戏玩闹，钻秫秸垛、拜城隍庙、埋香枣花、捉蛔蝎、与大山对话，这种满载童 贞、童趣的嬉戏，是人生最本真、也最美妙的一页，“它像冬天的晶莹雪花，像夏天清澈的露 珠;像秋天的一片枫叶,像春天一尖嫩的柳芽”那样，鲜嫩清新，晶莹剔透，让人赏心悦目。大 人间的矛盾和情谊，自己朦胧的情窦初开，生活中的乐趣和困窘，构成了作者对人世的最初 记忆。尽管生活中掺杂着疑惑、烦恼、痛楚和不幸——父亲追求革命被关进大牢最后在狱中 病逝,小芹妈、瞎表姐等女性摆脱不了生为女人的悲惨境遇，日本入侵给中国百姓带来深重 的灾难……但，记忆的主色调是温暖的，它来自于家人浓浓的爱和小伙伴真挚的友情。从维 熙深深感受到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是什么——无论在人生旅途中遇到怎样的艰难险 阻，只要有情和爱在，我们就不孤独。回到生养我们的这片热土，寻觅曾经拥有的点滴温情， 每个人都会找到自己精神的故乡。小说以抒情的笔调再现了一个时代、几个家庭、一群顽童 的生活，“吸收了他早期清新隽永的风格，又有着后来创作深邃凝重的特点”,3」带给人们关 于往事、情感和生命的深深的遐思。从艺术形式上看，作品以散文诗般的抒情化的叙事话 语，童话般世界的创造，别具一格的审美视角，建构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蕴深厚、意味无 穷的审美世界。
《裸雪》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家乡玉田的风土人情，犹如一幅风情画、风俗画，美不胜收。 如对玉田城东南五里处五里桥的描写：
五里桥是暖泉河东流的一个河汉，离城关整整五里，河水流到那儿开始变得凉而湍急。 夏日，河湾里飘荡着一条条打鱼的小船，城关集市上卖的鲤鱼草鱼饒鱼以及王八啥的，都是 从五里桥河湾打捞上来的。我还没有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爷爷曾带我去过那儿，爷爷的雅 兴既在那一条条抡网的船上，更在那桥上的三座石碑上。据爷爷说，桥上那三座石碑是明末 清初的石匠打成，上边刻有玉田县4 后来当了卖酒的酒仙徐九斤（经）醉酒后写出的诗 文。爷爷每次去五里桥，都对我把那诗文吟诵一遍，我装出一副听爷爷吟读的神气，两眼却有趣地盯视着三块碑下压着的三只石龟。它们好像被背上的石碑压得难以喘过气来似的。 三个石龟都伸长了脖子，像是挣扎着要从碑下爬出来的模样。
此处,形象地描绘了五里桥的景观，尤其爷爷对我的管教以及我好奇爱玩的心理表现得 淋漓尽致，令人忍俊不禁。
从维熙作为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和新时期以来的代表作家，虽历经苦难，但痴心不改, 他深入灵魂深处的真诚写作为人民为民族创作出了优秀的文本，给当代文学留下了一笔宝 贵财富。可以说，他的作品是苦难开出的花朵。对此，他曾这样说:“苦难永远是追随人类生 活的背影，更是人类走向未来先行的导师
注释：
[1] 范伯编著：《冰心资料研究》，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从维熙作为现实主义的杰出作家和新时期以来的代表作家，虽历经苦难，但痴心不改, 他深入灵魂深处的真诚写作为人民为民族创作出了优秀的文本，给当代文学留下了一笔宝 贵财富。可以说，他的作品是苦难开出的花朵。对此，他曾这样说:“苦难永远是追随人类生 活的背影，更是人类走向未来先行的导师
注释：
[1] 范伯编著：《冰心资料研究》，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2] 力量：《从维熙小说语言风格变化之管窥》,《徐州师范学院学报M995年第2期。
[3 ] 程小强：《“地之子''及其梦想与异化——1953-1955年从维熙小说片论》，《乐山师范 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4] 见《百度百科》:《大墙下的红玉兰•词条介绍》，2010年2月21日。
[5] 朱育颖：《"负重的骆驼”——从维熙访谈》，《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6] 汪曾祺：《桥边小说三篇•后记》，《收获M986年第2期。
[7] 从维熙：《远去的白帆》，《风泪眼》，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8] 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8页。
[9] 从维熙：《风泪眼》代序《回眸昨天》，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版。
[10][11]从维熙：《走向混沌》，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第58页。
[12] 徐彦利：《从维熙创作风格的演变与确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2] 徐彦利：《从维熙创作风格的演变与确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3]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9页。
[14] 秦岭:《走近中国的“大墙文学”之父一一著名作家从维熙印象》，转引自草秋林博客， 2010 — 5 —15 o
[ 5] 陈言：《从维熙：求证知识分子苦难的"大墙文学”》，《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
[16] 从维熙：《从维熙文集•第一卷说明》，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16] 从维熙：《从维熙文集•第一卷说明》，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
[17] 曹复：《〈北国草〉引起的震动——访作家从维熙》，《文艺报M985年3月14日。
[ 18] 蔡葵:《人生黎明的风景线》，《从维熙文集》第2卷附录，华艺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11 页。
[ 18] 蔡葵:《人生黎明的风景线》，《从维熙文集》第2卷附录，华艺出版社, 1996年版，第 611 页。
[19] 从维熙题博友：《苦难是生活背影，更是未来导师！》，见《我从湘西走来BLOG))2010年 10月14日。
(与陈自然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