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人，由于事业上取得卓越成就而名扬四海，受人 崇敬，被人爱戴，而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却丝毫无异于常人，甚 至表现出布衣百姓所特有的那种单纯、憨厚'谦恭乃至羞涩。
杨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杨晦的名字是在中学时代，这个名字是与几位成 就斐然的著名学者同时闯入我的眼帘的，他们是魏建功、游 国恩、周祖谟等。他是解放初期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委，我读 高中时，念的就是这套课本。一次，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 1948年出版的《文学杂志》，那一期是纪念朱自清先生专号。 朱自清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清华园，他的朋友和学生 们写了好多诗文来纪念他，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便 出了个专号。这一期刊物还发表了朱自清的几封书信，其中 一封是致杨晦的，那是在杨晦50寿辰时，朱自清写给他的祝 寿信。这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从 信中看，他们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不久前朱自清才得知杨 晦就是他的同学杨慧修.朱自清在信中对杨晦的文学成就和 文笔颇多称赞，并回忆了当年在北大红楼同窗时的情景，几 笔便勾勒出了杨晦青年时代的形象和风采。
1953年秋，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的系主任就 是杨晦先生。入学后，我最早认识的教师便是系主任杨晦和 班主任冯钟芸。
刚入学，杨先生便召集我们开会，介绍系里的情况，在 介绍教师阵容时，他把教授们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逐一地介 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所教的课程。魏建功、游国恩、浦江清、 吴组绷、林庚、高名凯、周祖谟、章廷谦（川岛）、袁家骅、 王瑶、冯钟芸、林養、朱德熙……（王力、岑麒祥等先生第 二年才从广州中山大学过来）单是这一大串蜚声海内外学界 的名字，就足以使我们感到自豪和鼓舞的了。
杨晦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平凡和朴实。他似乎同 我想象中的那位著名作家、学者和“五四"运动中的闯将相 去甚远，他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长者。然而，他却又总是 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常是穿了一身极普通的旧灰 布制服，到了冷天，他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旧粗呢衣服，戴 一顶东北人通常戴的那种大皮帽。他那一张清灌的脸和直立 着的灰白半长头发，总使我想起鲁迅，仿佛那也是这样的一 副平和的面孔，只是多了几根胡须。他说话时一口浓重的东 北辽阳腔，很随便，还时常夹带着一些劳动群众的口语，全 没有咬文嚼字的斯文。他时常伸出手，连续地去搔抓那头二 寸长的华发，动作迅速，举止粗犷，这种下意识的习惯动作 似乎是同他的身份不太协调的，然而，这却表现出他是一个 平凡和朴实的人，一个全然没有架子、极容易接近的长辈。
第一学年，.他给我们讲授“文艺学引论”课程，那时，国 内尚没有一本此学科的教材和通用本，也没有严谨的教学大 纲，甚至也没有合适的参考书。他指定的参考书只有一本 《马恩列斯论文艺》，那是必读的。他讲课比较随便，不写详 尽的讲稿，也不发讲义，他只是带着一个详细的讲授提纲和 一些资料卡片，来课堂上讲课。他的口才也并不好，没有华 美的语言，也没有抑扬顿挫的声调，但却并不使人感到枯燥。 他常在讲课时即兴式地联系到当前的文艺界情况和文学创作 实际，而且总是有着独到的深刻见解，这是大家都喜欢听的。 他学识渊博，思想精深，因而，虽口齿讷讷且有些罗嗦，却 并不乏味。听完他的一堂课，都会得到一些闻所未闻、在书 本上找不到的新鲜知识，总会有许多收获。我常想，听杨先 生课犹如沙里淘金，你总是能在那莽莽黄沙中淘得熠熠闪光 的真金，那是异常珍贵的。
我听到过不少关于杨晦先生的故事，有些还带有传奇的 色彩。喜欢寻根问底的同学常去查找各种资料，去探寻这些 传说的可靠根据，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对他的经历逐渐了解的。 这种查阅旧资料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在继续着，因而对他的 了解也逐渐深化着。
杨晦于1899年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原 名杨兴栋，字慧修。由于痛恨旧社会的黑暗，才改名杨晦。他 的身上一直保存着农民的粗犷与淳厚，犹如辽东大地那样丰 腴而质朴。冬天里他戴的那一顶长毛大皮帽，像一个小筐似 的扣在头上，这样的装束使他酷似一个同土地紧密联系着的 东北老乡，而不像一个斯文人。而这些，又是同他那朴实淳 厚的思想格调相谐趣的，毫无做作和矫饰的样子。
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恰与朱自清同学。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三年级学生，他积极参加了那场伟 大的革命斗争，是火烧赵家楼时最先跳进赵家楼胡同3号曹 汝霖住宅的五个人之一。1920年毕业后，他曾在沈阳、河北 定县、太原、济南等地学校任教，后来又回到北京。
1925年秋，他与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在北京编辑出版 了《沉钟》周刊，以后又改为《沉钟》半月刊，这便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钟社”。鲁迅曾称赞沉钟社是“中国 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二集-导言》）《沉钟》周刊于1925年10月10日创刊， 到1926年2月6日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共出版10期。半年 后又改出半月刊，于1926年8月21日开始印行，到1927年 1月26 H，《沉钟》半月刊岀至12期停刊，此后，杨晦任 《新中华报》副刊和《华北日报》副刊的编辑。1930年以后， 冯至去德国留学，陈翔鹤、陈炜谟也离开北京，到1932年 《沉钟》半月刊复刊时，全由杨晦一人主持了。直到1934年 2月28日出版了第34期《沉钟》才最后结束。从创刊到终刊， 前后经历了十年之久，因而鲁迅说它是“挣扎得最久的”。这 期间，他们还编辑岀版了 “沉钟丛书”数种。沉钟社四个成 员之间的深厚友谊，在文坛上传为佳话，三十年代，他们不 在一起的时候，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互相倾诉心中的苦闷， 也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杨晦把这些书信一直珍藏着，藏了 几十年。1987年，他的儿子杨铸从父亲遗留的一个小皮箱里 发现了三四百封旧信，他把它们整理出来，以《沉钟社通信 选》为题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 232封，成为一份珍贵 的文学史料。
那一时期，除了编辑刊物，杨晦还从事文学翻译和剧本 创作。早在1922年春，他在河北省定县直隶省立第九中学教 书时，就写了剧本《谁的罪》，1923年，他的四幕剧《来客》 在《晨报》发表，1924年他去济南教书，又写了《屈原》、 《夜幕》等剧本。《沉钟》出版后，他在这个刊物上前后发表 《苦泪树》、《笑的泪》、《庆满月》、《磨镜子》、《老树的荫 凉下面》、《除夕》等六个独幕剧和五幕历史剧《楚灵王》，他的另一部多幕历史剧《伍子胥》第一幕第一场《郢都楚王宫 内》发表在《现代》杂志第六卷第一期。《楚灵王》曾经产生 过较大影响，独幕剧《笑的泪》、《除夕》一直被人们作为优 美沉郁的散文作品来读，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二卷全文收进了这两个独幕剧c独幕剧 集《除夕及其他》于1929年8月30日出版，戏剧集《楚灵 王》1935年7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岀版。他的翻译作品有莱 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930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埃斯基 拉斯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1932年8月天津人文书店出 版）、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1927年沉钟丛书）等。
杨晦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我知道杨晦的名字是在中学时代，这个名字是与几位成 就斐然的著名学者同时闯入我的眼帘的，他们是魏建功、游 国恩、周祖谟等。他是解放初期中学语文课本的编委，我读 高中时，念的就是这套课本。一次，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 1948年出版的《文学杂志》，那一期是纪念朱自清先生专号。 朱自清于1948年8月12日病逝于清华园，他的朋友和学生 们写了好多诗文来纪念他，由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便 出了个专号。这一期刊物还发表了朱自清的几封书信，其中 一封是致杨晦的，那是在杨晦50寿辰时，朱自清写给他的祝 寿信。这我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北大哲学系的同班同学。从 信中看，他们毕业后一直没见过面，不久前朱自清才得知杨 晦就是他的同学杨慧修.朱自清在信中对杨晦的文学成就和 文笔颇多称赞，并回忆了当年在北大红楼同窗时的情景，几 笔便勾勒出了杨晦青年时代的形象和风采。
1953年秋，我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的系主任就 是杨晦先生。入学后，我最早认识的教师便是系主任杨晦和 班主任冯钟芸。
刚入学，杨先生便召集我们开会，介绍系里的情况，在 介绍教师阵容时，他把教授们的名字写在黑板上，逐一地介 绍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所教的课程。魏建功、游国恩、浦江清、 吴组绷、林庚、高名凯、周祖谟、章廷谦（川岛）、袁家骅、 王瑶、冯钟芸、林養、朱德熙……（王力、岑麒祥等先生第 二年才从广州中山大学过来）单是这一大串蜚声海内外学界 的名字，就足以使我们感到自豪和鼓舞的了。
杨晦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刻印象是平凡和朴实。他似乎同 我想象中的那位著名作家、学者和“五四"运动中的闯将相 去甚远，他只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长者。然而，他却又总是 像磁石一样深深地吸引着我。他常是穿了一身极普通的旧灰 布制服，到了冷天，他穿着一身不太合体的旧粗呢衣服，戴 一顶东北人通常戴的那种大皮帽。他那一张清灌的脸和直立 着的灰白半长头发，总使我想起鲁迅，仿佛那也是这样的一 副平和的面孔，只是多了几根胡须。他说话时一口浓重的东 北辽阳腔，很随便，还时常夹带着一些劳动群众的口语，全 没有咬文嚼字的斯文。他时常伸出手，连续地去搔抓那头二 寸长的华发，动作迅速，举止粗犷，这种下意识的习惯动作 似乎是同他的身份不太协调的，然而，这却表现出他是一个 平凡和朴实的人，一个全然没有架子、极容易接近的长辈。
第一学年，.他给我们讲授“文艺学引论”课程，那时，国 内尚没有一本此学科的教材和通用本，也没有严谨的教学大 纲，甚至也没有合适的参考书。他指定的参考书只有一本 《马恩列斯论文艺》，那是必读的。他讲课比较随便，不写详 尽的讲稿，也不发讲义，他只是带着一个详细的讲授提纲和 一些资料卡片，来课堂上讲课。他的口才也并不好，没有华 美的语言，也没有抑扬顿挫的声调，但却并不使人感到枯燥。 他常在讲课时即兴式地联系到当前的文艺界情况和文学创作 实际，而且总是有着独到的深刻见解，这是大家都喜欢听的。 他学识渊博，思想精深，因而，虽口齿讷讷且有些罗嗦，却 并不乏味。听完他的一堂课，都会得到一些闻所未闻、在书 本上找不到的新鲜知识，总会有许多收获。我常想，听杨先 生课犹如沙里淘金，你总是能在那莽莽黄沙中淘得熠熠闪光 的真金，那是异常珍贵的。
我听到过不少关于杨晦先生的故事，有些还带有传奇的 色彩。喜欢寻根问底的同学常去查找各种资料，去探寻这些 传说的可靠根据，我们就是通过这些对他的经历逐渐了解的。 这种查阅旧资料的工作直到今天我仍在继续着，因而对他的 了解也逐渐深化着。
杨晦于1899年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一个农民家庭里，原 名杨兴栋，字慧修。由于痛恨旧社会的黑暗，才改名杨晦。他 的身上一直保存着农民的粗犷与淳厚，犹如辽东大地那样丰 腴而质朴。冬天里他戴的那一顶长毛大皮帽，像一个小筐似 的扣在头上，这样的装束使他酷似一个同土地紧密联系着的 东北老乡，而不像一个斯文人。而这些，又是同他那朴实淳 厚的思想格调相谐趣的，毫无做作和矫饰的样子。
他于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恰与朱自清同学。 “五四”运动爆发时，他是三年级学生，他积极参加了那场伟 大的革命斗争，是火烧赵家楼时最先跳进赵家楼胡同3号曹 汝霖住宅的五个人之一。1920年毕业后，他曾在沈阳、河北 定县、太原、济南等地学校任教，后来又回到北京。
1925年秋，他与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在北京编辑出版 了《沉钟》周刊，以后又改为《沉钟》半月刊，这便是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沉钟社”。鲁迅曾称赞沉钟社是“中国 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 系小说二集-导言》）《沉钟》周刊于1925年10月10日创刊， 到1926年2月6日因经费困难而停刊，共出版10期。半年 后又改出半月刊，于1926年8月21日开始印行，到1927年 1月26 H，《沉钟》半月刊岀至12期停刊，此后，杨晦任 《新中华报》副刊和《华北日报》副刊的编辑。1930年以后， 冯至去德国留学，陈翔鹤、陈炜谟也离开北京，到1932年 《沉钟》半月刊复刊时，全由杨晦一人主持了。直到1934年 2月28日出版了第34期《沉钟》才最后结束。从创刊到终刊， 前后经历了十年之久，因而鲁迅说它是“挣扎得最久的”。这 期间，他们还编辑岀版了 “沉钟丛书”数种。沉钟社四个成 员之间的深厚友谊，在文坛上传为佳话，三十年代，他们不 在一起的时候，有着频繁的书信往来，互相倾诉心中的苦闷， 也互相关心，互相鼓励。杨晦把这些书信一直珍藏着，藏了 几十年。1987年，他的儿子杨铸从父亲遗留的一个小皮箱里 发现了三四百封旧信，他把它们整理出来，以《沉钟社通信 选》为题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 232封，成为一份珍贵 的文学史料。
那一时期，除了编辑刊物，杨晦还从事文学翻译和剧本 创作。早在1922年春，他在河北省定县直隶省立第九中学教 书时，就写了剧本《谁的罪》，1923年，他的四幕剧《来客》 在《晨报》发表，1924年他去济南教书，又写了《屈原》、 《夜幕》等剧本。《沉钟》出版后，他在这个刊物上前后发表 《苦泪树》、《笑的泪》、《庆满月》、《磨镜子》、《老树的荫 凉下面》、《除夕》等六个独幕剧和五幕历史剧《楚灵王》，他的另一部多幕历史剧《伍子胥》第一幕第一场《郢都楚王宫 内》发表在《现代》杂志第六卷第一期。《楚灵王》曾经产生 过较大影响，独幕剧《笑的泪》、《除夕》一直被人们作为优 美沉郁的散文作品来读，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现代散文选》第二卷全文收进了这两个独幕剧c独幕剧 集《除夕及其他》于1929年8月30日出版，戏剧集《楚灵 王》1935年7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岀版。他的翻译作品有莱 蒙托夫的《当代英雄》（1930年5月北新书局出版》、埃斯基 拉斯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1932年8月天津人文书店出 版）、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1927年沉钟丛书）等。
二三十年代的杨晦，是以戏剧创作、文学翻译和锲而不 舍地编辑《沉钟》享誉文坛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是历史剧 《楚灵王》，这是以春秋时期的史实来讽喻现实，影射蒋介石 对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所釆取的不抵抗政策。从东北大地出来 的杨晦，对此有着切肤之痛。他的那些如诗一样美的独幕剧， 被诗人朱湘誉为“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在近来的文坛上无疑 的值得占有一高的地位”。抗战爆发后,他又致力于文学教育 和文艺理论批评工作。
由于编辑《沉钟》，杨晦同鲁迅有过一些交往，《鲁迅日 记》中关于杨晦的记载有7处，1929年5月15日鲁迅从上海 回北京探母病，在北京期间，杨晦与沉钟社同人来看望鲁迅， 并宴请鲁迅先生。《鲁迅日记》1929年5月24日记“上午郝 荫潭、杨慧修、冯至、陈炜谟来，午同至中央公园午餐气5 月27日记：“凤举、旭生邀饮长美轩，同席尹默、耀辰、隅 卿、陈炜谟、杨慧修、刘栋亚等，约十人”。5月29日记: “杨慧修来，9月13日记：“上午收杨慧修所寄赠之《除夕》 一本〉12月24日记：“下午收杨慧修所寄《华北日报附刊》两本 1934年10月17日记：“晚得杨晦所寄《除夕》及 《被囚的普罗米修士》各一本”。1935年9月6日记：“下午杨 晦、冯至及夫人见访”。
由于编辑《沉钟》，杨晦同鲁迅有过一些交往，《鲁迅日 记》中关于杨晦的记载有7处，1929年5月15日鲁迅从上海 回北京探母病，在北京期间，杨晦与沉钟社同人来看望鲁迅， 并宴请鲁迅先生。《鲁迅日记》1929年5月24日记“上午郝 荫潭、杨慧修、冯至、陈炜谟来，午同至中央公园午餐气5 月27日记：“凤举、旭生邀饮长美轩，同席尹默、耀辰、隅 卿、陈炜谟、杨慧修、刘栋亚等，约十人”。5月29日记: “杨慧修来，9月13日记：“上午收杨慧修所寄赠之《除夕》 一本〉12月24日记：“下午收杨慧修所寄《华北日报附刊》两本 1934年10月17日记：“晚得杨晦所寄《除夕》及 《被囚的普罗米修士》各一本”。1935年9月6日记：“下午杨 晦、冯至及夫人见访”。
《沉钟》半月刊终刊后，杨晦于1934年4月去上海从事 写作，1935年9月，由德国归来的冯至夫妇来到上海，杨晦 陪他们去拜访鲁迅先生，这就是鲁迅9月6日日记所记的那 一次。抗战爆发后，杨晦辗转于大后方各地，先后在西北大 学、重庆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并进行文艺理论批评工作，写 了大量评论文章。关于评论莎士比亚、巴金、曹禺等作家的 文章,成为当时很有权威的重要论文。那个时期，他岀版了 在抗战期间颇有影响的《文艺与社会》等著作。1949年7月， 杨晦作为南方第一代表团成员，来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 代会，并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共99人）。会议结束时，他 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改名为中国作家协 会）的委员。那时，文协委员只有69人，候补委员16人，由 此可见他在文坛上的地位。不久，他就来到北京大学，任中 文系主任、教授。
来到北大以后，他便兢兢业业于培养新中国语言文学人 材的工作了。虽然他被选为全国文协委员和中国作协第一、二 届理事，经常参加文艺界的重要会议，报刊上常常能够见到 他的名字，但他却很少再写文章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 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似乎沉默得太久了，以至使许 多青年人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他把时间和精力全投入到办 教育事业上，为办好名牌大学的名牌系，他甘愿默默奉献着。
在北大中文系教师中，他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授，他 老是出现在同学们中间，有时还到学生宿舍里坐坐，这是同 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很有些不同的。他是平易近人、不拘礼节 的，因而大家也愿意到他家里去。学生们一批批地到他家里， 常常剥夺了他做学问和休息的时间，有时甚至延误他用餐。
来到北大以后，他便兢兢业业于培养新中国语言文学人 材的工作了。虽然他被选为全国文协委员和中国作协第一、二 届理事，经常参加文艺界的重要会议，报刊上常常能够见到 他的名字，但他却很少再写文章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 著名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似乎沉默得太久了，以至使许 多青年人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他把时间和精力全投入到办 教育事业上，为办好名牌大学的名牌系，他甘愿默默奉献着。
在北大中文系教师中，他是与学生接触最多的教授，他 老是出现在同学们中间，有时还到学生宿舍里坐坐，这是同 那个时代的教授们很有些不同的。他是平易近人、不拘礼节 的，因而大家也愿意到他家里去。学生们一批批地到他家里， 常常剥夺了他做学问和休息的时间，有时甚至延误他用餐。
他住在幽雅静谧、富于园林之美的燕东园，那是北大教 授住宅中仅次于燕南园的最佳环境，从东小便门出去，沿着 狭长的成府街走一段路便到。他住的一栋别墅式小楼被杂树 繁花所掩蔽，很是雅致。但走进他那一间不知是客厅还是接 待室的大屋子，却觉平凡而简陋。没有豪华的陈设，没有舒 适的沙发软椅，更没有地毯。只有几件冷硬的木制家具，迎 面靠墙是一个高大的宽宽的木橱，挡住了半面墙，这似乎给 人一种“家徒四壁”的空旷与寒伦的感觉。墙壁和木制家具 上，有一些歪歪斜斜的粉笔字和儿童画。那时，我常见他家 中那两个顽皮的男孩子，杨先生曾当着他们的面半开玩笑半 认真地说：“他们是小画家呢!”我猜想那墙壁上的字和画便 是小画家们的杰作了。总之，这些倒使这个家庭有着普通人 家的居常气息。
杨先生的书斋我没有进去过，想来藏书一定是很多的。前 些时我见到杨先生之子杨镰写的《父亲的书斋》一文，文中 说：“童年回忆中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父亲的书斋。” “父亲 的藏书，是以实用为主，数量多，门类齐。”他又提及，“文 革”期间，住房面积大大缩减了，书斋也没有了，“那时，过 道里，凉台上，储藏室里，到处都是书，我们睡在书上，吃 在书堆里，读书倒是更顺手了疽‘（《中华读书报》1995年8 月23日）杨先生藏书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他的心是坦荡的，没有什么藏藏掖掖，心里怎么想，嘴 上便怎样说，对朋友，对同事，对学生，都是如此。他很容 易被美好的崇高的事物所感动，感动得眼里闪着泪光。他对 人总是很真诚很温和很谦恭的，也很爱笑，笑时，便笑出了眼泪，可见那情感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假，也不是勉强装 出来的。
杨先生的书斋我没有进去过，想来藏书一定是很多的。前 些时我见到杨先生之子杨镰写的《父亲的书斋》一文，文中 说：“童年回忆中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父亲的书斋。” “父亲 的藏书，是以实用为主，数量多，门类齐。”他又提及，“文 革”期间，住房面积大大缩减了，书斋也没有了，“那时，过 道里，凉台上，储藏室里，到处都是书，我们睡在书上，吃 在书堆里，读书倒是更顺手了疽‘（《中华读书报》1995年8 月23日）杨先生藏书的规模由此可见一斑。
他的心是坦荡的，没有什么藏藏掖掖，心里怎么想，嘴 上便怎样说，对朋友，对同事，对学生，都是如此。他很容 易被美好的崇高的事物所感动，感动得眼里闪着泪光。他对 人总是很真诚很温和很谦恭的，也很爱笑，笑时，便笑出了眼泪，可见那情感是真实的，没有一点虚假，也不是勉强装 出来的。
他是很谦逊的，这谦逊和那朴实在他身上相得益彰，构 成了他的完美性格。每到“五四”青年节，总是有些校内校 外的人去访问他，我们也在那个日子去找他，请他谈谈五四 运动的情况。他讲时，总是去讲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也 讲鲁迅，讲当时北大的情况，而对他自己参加火烧赵家楼的 行为却只字不提。其实，在一些历史书和回忆文字中，我们 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但还总想知道得更详细，更具体。而他， 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上几句，仿佛那是微不足道的情况。他 只是说“那会儿，思想也不是怎样明确，别人说去，我也跟 着去了。那个运动，当时也不觉怎么的，时间越久，越觉得 伟大。”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杨晦先生主持的北大中 文系，出现了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这里聚集了 一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学家 群体。在这里，开设了许多门不仅在本校就是其他学校也未 开设过的新课程。仅是我在校的那几年中，开设的新课就有 王力教授的“汉语史”，袁家骅教授的“汉语方言学”，曹靖 华教授的“苏联文学”、金克木教授等的“东方文学”，蔡仪 先生的“美学”。选修课有何其芳、吴组錦二先生先后讲授的 “红楼梦研究”，林庚教授的“楚辞研究”，高名凯教授的“高 本汉比较语言学”，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等。他还请了苏 联列宁格勒大学的毕达可夫教授讲授“文艺学引论”，朝鲜金 日成大学的李应洙教授讲授“朝鲜文学史”等。他还从外系 和外单位请来名教授名学者来中文系讲课，如请历史系邓广 铭、周一良教授来讲“中国通史”，请俄语系的曹靖华、李毓 珍（余振）教授讲俄苏文学，请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讲“西洋 文学”，请东语系金克木教授讲“印度文学”，请文学研究所 的何其芳、蔡仪、陈涌来讲授专题课和选修课。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杨晦先生主持的北大中 文系，出现了人才济济、群星灿烂的繁荣局面，这里聚集了 一批中国第一流的学者，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学家 群体。在这里，开设了许多门不仅在本校就是其他学校也未 开设过的新课程。仅是我在校的那几年中，开设的新课就有 王力教授的“汉语史”，袁家骅教授的“汉语方言学”，曹靖 华教授的“苏联文学”、金克木教授等的“东方文学”，蔡仪 先生的“美学”。选修课有何其芳、吴组錦二先生先后讲授的 “红楼梦研究”，林庚教授的“楚辞研究”，高名凯教授的“高 本汉比较语言学”，陈涌先生的“鲁迅研究”等。他还请了苏 联列宁格勒大学的毕达可夫教授讲授“文艺学引论”，朝鲜金 日成大学的李应洙教授讲授“朝鲜文学史”等。他还从外系 和外单位请来名教授名学者来中文系讲课，如请历史系邓广 铭、周一良教授来讲“中国通史”，请俄语系的曹靖华、李毓 珍（余振）教授讲俄苏文学，请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讲“西洋 文学”，请东语系金克木教授讲“印度文学”，请文学研究所 的何其芳、蔡仪、陈涌来讲授专题课和选修课。
他在高等教育战线上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从五十年 代初来北大，到1983年5月逝世，他在这里殷殷劳作了三十 多个春秋。这期间，他很少有新著和文章发表，他逐渐地被 人们淡忘了，一些文学青年甚至根本不知道杨晦其人，仿佛 他从来没有在文坛上活跃过，只有从北大校园里走出去的万 千学子，永远记得他那朴实的形象和温和的笑容。然而，他 却并不感到寂寞，因为，他笔下沉默了，而他培养的学生却 一个个锋芒毕露，在学术界在文坛上活跃了起来，成为新中 国培育出的第一代、第二代根底深厚、学养深纯的两代学人。 仅在我前后几届毕业的学人中，如今活跃于学界文坛有着显 赫声名的就有乐黛云、陈贻做、褚斌杰、金开诚、傅璇宗、崔 道怡、胡经之、郭超人、袁行需、刘绍棠、谢冕、张炯、孙 玉石、严家炎、陈丹晨、吴泰昌、汪浙成、温小钱、江枫、孙 绍振、刘登翰、钱理群、杨书案、杨匡汉等一大批人，他们 都出自杨晦先生的门下。因此，•杨先生实在是并不寂寞的。
他常常怀着敬佩之情讲述李大钊的事。他说，李大钊是 1917年到北大任职的,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离开，在 北大任职有八年多时间。他那时正在北大读书，常常见到大 钊同志。李大钊生活简朴，衣着普通，总是穿着半旧的长袍, 没有风度翩翩的学者风流，但他对广大青年却有着强大的吸 引力和号召力，“就像是一只老母鸡，咯咯叫着，后面跟着一 群小鸡雏老母鸡气这个比喻真是恰切，我实在喜欢这个 朴实又美好的形象。我也常常想，杨晦先生似乎也在学着他 的老师李大钊的朴实风格，也在充当着一个“老母鸡”的角色。
他常常怀着敬佩之情讲述李大钊的事。他说，李大钊是 1917年到北大任职的,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离开，在 北大任职有八年多时间。他那时正在北大读书，常常见到大 钊同志。李大钊生活简朴，衣着普通，总是穿着半旧的长袍, 没有风度翩翩的学者风流，但他对广大青年却有着强大的吸 引力和号召力，“就像是一只老母鸡，咯咯叫着，后面跟着一 群小鸡雏老母鸡气这个比喻真是恰切，我实在喜欢这个 朴实又美好的形象。我也常常想，杨晦先生似乎也在学着他 的老师李大钊的朴实风格，也在充当着一个“老母鸡”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