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我国文学期刊种类很少，除了中央级的几家 刊物如《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解放军文艺》、 《文艺学习》、《民间文学》、《文学研究》（后改为《文学评 论》）等外，每个省（市）也不过只有那么两三家文学刊物， 以青年读者为对象的文学刊物就更少，而专门发表大学生作 品的刊物更没有，北大学生办的《红楼》正好补了这个缺。 （其他大学也有办刊物的，但都没有《红楼》影响大。）
        《红楼》创刊于1956年下半年，那正是我国大力贯彻知 识分子政策，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知识界、学术界 思想非常活跃的时期。《红楼》是在北京大学团委会领导下由 学生自办的一个不定期的文学刊物，大约两个月左右出版一 期，这个刊物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和知名度，她存在 了几年之久，直到六十年代才停办。
        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大）一向有办刊物的传统，现代 文学史上一些著名的文学期刊就是由大学生们办起来的，如 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潮》、《文艺季刊》、《沉钟》等，都是由 北京大学学生办的。诗人李瑛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大读书时，曾 办过《诗号角》刊物。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中，这个传统似乎 断了线。但千千万万个爱好文学的大学生却很需要有这样一 块园地，反映他们的生活，发表他们的作品。北大《红楼》就 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红楼》虽于1956年的秋季才岀世，但实际上她是酝酿 了好久才诞生的.50年代初期，我在校的那几年，北大有着 一大批文学青年，其中尤以写诗者为最多，不仅文科学生写， 理科学生中也不乏有较高的文学修养、热心写作的人，如生 物系的葛明德、数学系的张景中等都经常写诗，并有作品发 表。1953年我入学时，在学生中很有影响的北大诗社就编印 油印散页的《北大诗刊》，那是个不定期的刊物，由同学们自 己编辑、刻印，每期出版好几页。印刷虽不精美，却很吸引 读者。1954年以后，改为装订成册的油印《北大诗刊》，出资 由誉印社刻印，比前要精美多了，读者也比前增加了。那时， 《北大诗刊》的编辑有陈华中（陈洛）、赵曙光、施于力、倪 其心、曾宪法等，1954年以后，我也参加了编辑工作，后曾 任主编。虽然是油印刊物，但影响却不小，读者遍及校内外， 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和社会青年。给《北大诗刊》投稿的 人，以北大的学生为主，但也时常收到校外投来的稿子。记 得在《文艺报》当编辑的柳央（武汉大学毕业）就曾寄来过 诗稿。我主编诗刊时，还曾约诗人沙鸥、《文艺学习》诗歌组 编辑冼宁（她也是我们的老学长）写过谈诗歌创作的文章。 1955年，创办了《北大文艺》，《北大诗刊》便不再出了。《北 大文艺》是作为北京大学校刊的副刊，每月占一个版面，发 表同学们的文艺作品。《北大文艺》由中文系青年教师乐黛云 先生任主编，我为副主编，编辑有中文系51级的李厚基、哲 学系52级的刘纲纪等人。我为这个刊物写了发刊辞。《北大 文艺》办了一年左右，《红楼》创刊时，就不再办了。
        《红楼》编辑部的阵容很强，多由中文系的学生担任。编 辑中，有1955级的谢冕、张炯、任彦芳，1954级的张元勋、 林昭、李世凯，1956级的江枫、王金屏、刘登翰，1953级的 马嘶、李任，团委会的康式昭、西语系德文专业1953级的杜 文堂、英文专业1954级的王克武等。那时，我已升入四年级, 眼看要毕业了，不想再担任社会工作，但朋友们一定要我参 加，我也就参加编辑部工作了。当时，康式昭是北大团委会 宣传部副部长，工作很忙，开始不大管具体工作，编辑部实 际负责的是江枫。他虽是一年级学生，但年龄比我们都要大， 他原是清华外文系的，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6年 又来北大中文系。他那时已小有诗名，并翻译了雪莱的诗，他 似乎比我们都要成熟些，也有办刊物的经验。1946年，他就 在昆明创办并主编了《晨星》。因此，办《红楼》他也就当仁 不让多负些责任了。编辑部的人员以写诗的为主，只有张炯、 康式昭、李任写小说。
        开始，编辑部没有一个办公地点，都是编辑们在自己的 宿舍里编稿子，编好后拿到江枫那里，由他统一审阅、编发、 画版样、送印刷厂。直到1957年夏天，才拨了一斋的一间大 宿舍，并排放了几张桌子，十几把椅子，这才有了编辑部办 公室，可以在那里看稿子、研究工作、开会。那时，已改出 《红楼反右派特刊》了。
        《红楼》为16开的不定期刊物，开始时页码也不固定，后 来才慢慢固定下来了。刊物由学校的印刷厂印刷。那时，国 家似乎还没有制定严格的报刊管理制度，《红楼》为北京大学 团委会主办，虽并非正式公开发行的刊物，但也可以出售，因 而刊物印数并不算少，出版后在校内设点出售。刊物的稿酬 虽低于一般公开;^行的刊物，但发一篇作品所得的稿酬也可 略补穷学生的清贫生活，拿了稿费，不仅可以买几本心爱的 书，也可以邀一二知己，到海淀的小饭馆里美餐上一顿。

       《红楼》创刊号，卷首发表了中文系教授林庚先生的一首 短诗《红楼颂》，这是应编辑部之约，专为《红楼》而写的。 林庚先生是诗人、文学史家，在三四十年代，是很有探索精 神的青年诗人，出版过《北平情歌》、《春野与窗》等几部诗 集，建国后也时有诗作发表，他的诗有着优雅的意趣和严谨 的格律。我们请他去写，他愉快地答应了，这是他对刊物的 支持，这首诗当然也为《红楼》增色不少。那首小诗只有四 句，句子较长，韵律很整齐，一如他过去的诗风。我很想在 这里把这首诗写上去，但手头已没有那期刊物了。前些时我 曾致函林先生，请他依照剪报抄录一下（这首诗他没有收入 集子），他来信说：“接来书询及《红楼颂》，我的手稿及剪报 等文革中被抄家时已一扫而光，八十年代出版诗选时，全靠 从报刊上寻找抗战以后发表过的作品，《红楼颂》除非找到那 期的校刊，别无踪迹可寻，奈何！奈何!”读了他的信，除了 遗憾，我又有一种凄凉之感。

        创刊号上发表了许多诗歌，北大的一些有点名气的诗友 们都发了作品。这一期发了中文系56级蔡根林的长诗《东阳 江》，是写他的家乡东阳江的，诗写得很沉郁，很感人，在燕 园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一时形成了人人讲说东阳江的火爆 局面。这首诗显然是受到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的 影响，但也确有其鲜明的个性。谁知到了 1957年，蔡根林竟 因这首诗“影射现实，向党进攻"而被打成了右派，从此走 上了十分坎坷的生活道路。经过两年的农村劳动，毕业后被 分配到内蒙。八十年代初，作家韩蔼丽的小说《湮没》就是 以蔡根林为生活原型写出的。听说他的家乡浙江省在新时期 编选的一本诗集中，选用了这首《东阳江》。最近由谢冕和钱 理群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也选用了《东阳江》。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的处女作，能 够通过披沙拣金式的检验和筛选，进入二十世纪的文学“经 典”之列，这足以说明它的长久的艺术魅力了。这一期，还 发表了张炯的短篇小说《千树万树梨花开》。
        那时，北大学生写小说的不多，大部分是写诗和散文，也 有搞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因此《红楼》上发小说不多，后 来还发过康式昭、李亚白等人的小说。
        1957年春，编辑部商定要在五月出版的《红楼》上搞一 个歌唱“五四”的专辑，约了一些写诗的同学参加写作，以 展示北大诗歌队伍的阵容。谢冕、江枫、任彦芳、温小饪、孙 绍振、刘登翰、张元勋、沈泽宜、林昭、张玲、杜文堂、王 金屏等都写了诗，我也有一篇较长的诗《给我的共青团》。这 一期《红楼》便以“五四之歌”为总题目发表了这一组诗，还 在封三上发了一些照片，题为《沿着五四的道路》。这一期刊 物赶在“五四”之前出版了。“五四"那天晚上，北大团委会 又组织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火炬晚会，由温小钮、吴防等同学 朗诵了这组诗。未名湖畔火光冲天，热气蒸腾，校园里欢声 如潮，到处洋溢着青春的豪情。
        然而，没有过几天，那个“不平常的春天”到来了，一 时间，宁静的校园喧闹了起来，到处是大字报、大块标语，到 处是争吵、喧嚷，《红楼》编辑部也很快发生了分裂。在扩大 化了的“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北大的各种各样的刊物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铅印的、油印的、手抄的，不下百余种， 光是铅印的刊物就有《浪淘沙》、《思想战线》等几种，此时， 《红楼》也改出每周一期的《红楼反右派斗争特刊》，减去了 封面，压缩了篇幅，增加了短小的诗文。后来，《红楼》编辑 部进行了改组，由康式昭任主编，翟奎曾任副主编。待运动 高潮过后，《红楼》又恢复了原来的规模。那时，我已经毕业 离校了。

        原《红楼》的编辑们，以后的命运和生活道路有了很大 的不同。谢冕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了著名的理论家和学者，现 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大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所所长，著述甚丰。张炯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江枫现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审，是著名的英美文学翻译 家，由于他翻译雪莱卓有成就，1995年荣获翻译界的“终身 成就奖”。任彦芳现为中国评剧院一级编剧，是诗人和剧作家， 已出版诗集和剧作集多种。康式昭与奎曾合著的长篇小说 《大学春秋》，于1982年由人民文学岀版社岀版，康式昭任文 化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奎曾为内蒙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主任， 已在1994年3月17日去世。张元勋、李任、林昭、王金屏、 沈泽宜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直到1979年才改正平反。李任 现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张元勋在曲阜师范大学中 文系任教，沈泽宜执教于浙江嘉兴师专中文系，王金屏在辽 宁省作家协会。只有林昭的命运最为悲惨，她1957年被打成 “右派分子”，“劳教”时因病回上海家中休养，I960年又以 “现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狱。“文革”期间，她因反对现代迷 信被判死刑，于1968年4月29日被处决，年仅35岁。直到 “四人帮"被粉碎几年之后，她的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在北 京，召开了她的小型追悼会，新华社记者穆青、郭超人、陆 拂为所写的《历史的审判》一文中，报道了这位因反对现代 迷信而献岀生命的勇敢女性，上海《民主与法制》月刊1981 年3月号发表了记者陈伟斯的《林昭之死》一文,以后，广 东的《随笔》也发了林昭的同学刘发清的《一个不屈的英魂
        I*乙林昭》，林昭的千古冤情这才为世人所知。
        《红楼》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她却团结了北大众多的文学 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她也是那些年中广大 同学的一份精神食粮，他们从那里看到了自己和同辈人的生 活。同时，这个小小的刊物也培养了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能 力，并通过她结识了许多文友。因此，每当想起《红楼》，我 心中就涌起温馨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