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这北京大学，乃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原名京 师大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即是发生戊戌变 法、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的那一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 惨遭失败之后，一些有志有识之士深感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文化之 重要，朝野上下响彻一片“兴学育才”的议论声。在教育、科学 救国思想的影响之下，光绪皇帝遂决定按照欧美日等强国的现代 教育模式，创办一所最高学府，定名为京师大学堂。
戊戌变法给京师大学堂的开办创造了良好的时机。光绪皇帝 接受了康有为等人的主张，在征得慈禧太后的同意之后，于戊戌 年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下了明定国是之谕。 他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宣诏官宣读《明定国是诏书》，从此 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帷幕。
这个篇幅不长的《明定国是诏书》，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著军机大臣、总 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修、各部院司 员、大门侍卫、候补后选道府州县以下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 各省武职后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肄业，以期人才辈出， 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循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总理衙门将梁启超执笔起草的大 学堂章程随《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学堂章程折》一并呈报给光 绪皇帝。光绪当日便下谕旨，并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于是, 京师大学堂便紧锣密鼓地筹办起来。后来，慈禧太后在守旧派大 臣们的影响和支持下，发动政变，扼杀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独 独对创办大学堂却没有干预，使得京师大学堂如期开办起来，成 为戊戌变法中的仅存硕果。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年 12月31 H）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
这京师大学堂虽是维新运动的产儿，是参照欧美日本等资本 主义国家近世高等学校的模式创办的，但由于从总管、教习到学 生均是旧官场中人，因而并不能免除昔日的陈规陋习，学校是一 派腐败气息。学生们都是青年官员和王公贵人的子弟，学生的官 阶常有比教员还高，上课时，便听得满口的“大人气“老爷"叫 得响。更有甚者，上体操课时，那教官竟毕恭毕敬地喊着这样的 口令：
“大人向左转！” “老爷开步走！”
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创办，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名 为北京大学，这其间，京师大学堂共换了 12位负责人，他们是： 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孙家鼐、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许景澄、管 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代理大学堂总 监督曹广权、大学堂总监督李家驹、大学堂总监督朱益藩、大学 堂总监督刘廷琛、暂行署理大学堂总监督柯劭忘、京师大学堂总 监督劳乃宣、暂行代理刘经绎、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严复。
1912年3月30日，临时大总统任命蔡元培为教育部总长，到 5月3日，国民政府便批准教育部呈请京师大学堂改称为北京大 学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临时大总统遂又任命翻 译《天演论》的严复为北京大学校校长。
随着中国政局的动荡不稳，这北京大学校校长也频繁调换。民 国元年十月一日，临时大总统任命章士钊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十
月十八日，临时大总统任命马良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同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临时大总统令：“任命何爛时署北京大学校长”。民 国二年十一月五日，何炳时校长呈请辞职，十一月十三日，教育 部训令第89号，训令北京大学工科大学学长胡仁源，在北京大学 与北洋大学尚未合并之前，暂行兼管校中一切事务。在频繁调换 校长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直至1916年 （民国五年）12月26日，大总统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之后， 历经沧桑的北京大学才暂时安定了下来。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氏，生于清同治六年 （1868年）。自幼入家塾读经史，13岁受业于经学名宿王子庄，精 研宋明理学。17岁时中秀才，23岁中举人，24岁中进士，光绪十 八年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补为编修。后又研习日文，年 41岁时去德国，入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 美学、文化史诸学科，成为一位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
蔡元培虽少年得志，仕途顺畅，但他却无意于个人的功名富 贵前程，而有志于改革社会，报效国家，热心于教育事业。他早 年即投身于民主主义革命，并在绍兴、上海等地开创新式学堂，进 行教育的革新实验。1902年，他在上海参加组织中国教育会，被 推举为会长。1904年，他与章太炎创立了革命团体光复会，被选 为首任会长。他很早就参加了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被指定为上 海分部负责人。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正在德国留学，那年年底，奉 孙中山之召回国，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在教育总长任上，他着力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大刀阔斧地革 掉了许多旧教育制度中的陋规，提出了 “养成共和健全之人格”的 教育方针。袁世凯窃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之后，他不愿与 袁合作，于1912年7月退岀内阁，辞去教育总长职务，再度赴欧 洲游学，继续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听课并进行学术研究，后又移居 法国。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死后，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遂电促 蔡元培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他在给蔡元培的电报中说: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 群伦。海内人士，咸深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 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归国，以慰瞻望。"
蔡元培去国已经四载，他深深地怀念着灾难深重的祖国，也 渴望着在教育，一展宏图，遂于这一年的11月偕眷回到祖国。他 先去杭州、绍兴等地住了几日，12月初来到上海，应邀在江苏省 教育会、南洋公学等处发表演说，讲的都是改革教育的问题。
在上海逗留期间，他与许多旧友新朋叙谈，谈他的改革教育 的设想。一些老朋友劝他：“鹤卿，这北大可万万去不得呀！”
蔡元培不以为然地说：“为什么去不得呢？"
友人们说：“北大太腐败，而且是积弊太深，已是病入膏肓， 万万不能去……"
蔡元培穷根究底地问：“那么，都有什么弊，什么病呢？”
友人们扳着手指头，历数北大的腐败之处：“那里是王公仕家、 八旗子弟聚集之所，你没听说吗？上体操课，教官喊'大人向左 转'、“老爷开步走'吗？”
蔡元培微微一笑：“那是在京师大学堂时代，那时还是清王朝 呢！"
朋友们又说：“如今也好不了多少。比如，学生们不好好念书， 去烟花柳巷、秦楼楚馆寻花问柳者有之，跑戏园捧角儿者有之，泡 茶馆聊大天者有之，甚至还有藏娇纳妾、聚众闹赌、吸食鸦片者
蔡元培沉吟道：“这些事都免不了有的。社会如此黑暗齟龌, 学校也并非真空圣地，那毒菌也难免侵入进来。并且，也还有人 在那里提倡尊孔读经……”
“因此，”朋友们亲切地说，“如此腐败的地方，怕是难以整顿好，弄不好反把自己的名誉声望毁掉。”
蔡元培感谢朋友们的关怀爱护，但他心中颇不以为然，他觉 得，以这几年他学的欧洲先进教育思想和手段做武器，这些问题 是能够慢慢解决的。
也有些朋友持相反的态度，这些人虽是寥寥的几个，却很是 投蔡元培的心思。他们说：“北大的腐败当然不假，但越是腐败越 是应该去整顿，不妨去试一试。'‘ •
在政界，与蔡元培相熟的一些同盟会的老同志也有两种不同 的意见。有的认为，他不应该到那封建王朝阴魂不散的地方去做 官，那里有阴森的鬼气，会剥蚀人的灵魂。但孙中山却认为，北 方应该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该去那历代 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工作。
面对这种种不同的意见和认识，蔡元培却有成竹在胸。他觉 得，无论如何他应该去，而且，他并不认为当大学校长是做官，而 是去做教育人、培育人的工作。他决计前往。
1916年12月21 H,蔡元培从上海启程去北京。12月26日， 蔡元培被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是年50岁。
蔡元培对整顿和建设北京大学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想 法，到北京后，他先去拜访了老友汤尔和。汤尔和是医专的校长, 蔡元培向汤尔和了解北大的一些具体情况。
汤尔和说：“要了解文科和预科的情况，你可去找沈尹默，他 知道得最清楚。要了解理工科的情形，你就去找夏浮筠。”
停了一下，他又说：“文科学长如还没定，我想，可请陈仲甫 君担任。陈仲甫现改名为陈独秀，正在上海主编着《新青年》杂 志，他完全可以作为青年的指导者。"说着，他找出几本近期出版 的《新青年》，给蔡元培看。
提起陈仲甫，蔡元培忽然想起一件旧事。1904年，他和刘申 叔（师培）在上海主持编辑《警钟日报》时，刘申叔曾说过，有 一种在安徽芜湖市发行的白话报纸《安徽俗话报》，发起时有好几 个人，后来因为经济困难，生活艰苦，又时时历险，发起人一个 个都散去了，最后只剩下了陈仲甫一个人，他又独自支撑了好几 个月，那精神实在可钦可佩。看来，汤尔和说的就是这个陈仲甫 吧！蔡元培又翻阅了一番《新青年》，对陈独秀其人其思想也便有 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留下了好的印象。他决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 学长。
蔡元培问：“陈独秀君在上海居住何处？"
汤尔和说：“很凑巧，前几日，他为给亚东图书馆招股筹款来 京，就住在前门外西河沿一家旅馆里。”
蔡元培问明了那家旅馆的地点和方位，决定去访陈独秀。
就在蔡元培被大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这一天，上午九 点钟，蔡元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了前门外西河沿，找到了那 家旅馆。原来这是一家极普通的旅馆，房舍陈旧，甚至有点寒伦。 蔡元培不由得暗想：这大名鼎鼎的陈独秀，竟住在这么个小旅 馆里！
向茶房打问，方知道了陈独秀下榻的房间。蔡元培走过去，站 在门前，隔着玻璃窗，见屋内有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正在伏案疾 书，想这必定是陈独秀了，便轻轻敲了敲房门。
“请进来。”屋里的人连头也没有抬，不经意地应了一声。
蔡元培推门进来，那人才抬起头来，见进来的是一位绅士模 样的人，并且气度不凡，这才放下手中的笔，站起身来，招呼着： “您好。”
蔡元培这才看清楚，站在面前的这个中年人，宽宽的脑门，头 发稀疏，眼睛虽不大，却炯炯有神，射岀一种智慧的光芒和坚毅 的神情，遂很有礼貌地问：“是陈先生吧？”
“在下陈独秀。”陈独秀彬彬有礼地回答着。
“久仰，久仰。”蔡元培客气了一番，又自我介绍着：“我是蔡
元培。”
陈独秀睁大了眼•睛，惊喜之色掠过脸面，连忙跨上一步，握 住蔡元培的手说：“孑民先生，您好，您好。先生光临，有失远迎， 失敬，失敬。'‘
说着，陈独秀拉过一张木椅说：“先生请坐。我这次来京，是 协助汪孟邹先生为亚东图书馆招股筹款，敝刊《新青年》也是由 亚东出版发行。我临时住在这里，条件很差，先生屈尊来这里，我 实在感到不安。听说先生将主持北大校政？”
“对，对，我今天接到了任令，”蔡元培呷了一口陈独秀送上 来的香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我就是为北大之事特来拜会仲甫 先生的。'‘
陈独秀说：“想来先生对北大的改革一定是有成竹在胸?"
蔡元培说：“这几年我游历欧洲，考察西方教育制度，对我国 的国民教育，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倒是有一些粗浅的想法。”
他提纲挈领地讲起了他改造北大的初步设想，从学校管理制 度化，各种学长负责制，设立行政、教务、事务方面的各种委员 会，讲到他的“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设想。他 讲得兴高采烈，头头是道，陈独秀也听得如醉如痴，不断点头称 是。
听罢蔡元培一番睿智又深刻的恳谈，陈独秀着实钦佩这令人 振聋发職的教育思想，心中不由得暗想：“蔡公真乃吾国唯一之高 人也
蔡元培描绘了一幅北大改革的蓝图之后，这才切入本题：“仲 甫兄，如果你并不认为我这番痴想不可行的话……”
陈独秀急忙接过去说：“当然可行，而且是舍此不能使北京大 学一改以往之腐败，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蔡元培随口接过话茬：“因而我才来向仲甫兄求助，请你同我 合作……”
陈独秀有些不解：“这合作……”
蔡元培说：“我认为，这文科学长之位，非兄莫属。”
陈独秀似乎并未曾想到这位大人物的来访是搬他出山的，他 略微迟疑了一下，推辞着：“陈某才疏学浅，不足以当此大任。"
蔡元培说：“仲甫兄言重了。谁不知仲甫兄是前清秀才，又两 次游学东瀛，曾创办《安徽俗话报》，又创办并长期主编《新青 年》杂志，思想前锐，道德文章皆是第一流，实为青年之领袖，学 界之巨擘。这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你来担当是最合适不过的。”
陈独秀说：“我素知蔡先生求才若渴，眼下就有一位有才有识 的新锐，他能担此大任……”
蔡元培问：“你说的是……"
“我说的是胡适，”陈独秀说，“他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
蔡元培说:“我知道胡适这个人，也佩服他的学问和新锐思想， 我会聘他来任课的。'‘
陈独秀有些急迫地说：“我想，他任文科学长更为合适。"
蔡元培微笑着：“仲甫先生力荐胡先生，我当谨记，不过，这 当务之急的事，还是请仲甫兄就任文科学长，以解北大的燃眉之 急。至于胡适先生，我会很快聘他来北大的。"
陈独秀是个痛快人，听蔡校长如此说，也就答应了下来。蔡 元培达到了预期目的，便满心高兴地辞别出来，又去急着干别 的事。
此后，一连几天，蔡元培又连番到西河沿小旅馆来找陈独秀， 连旅馆的茶房也认识他了。陈独秀常出去办事，有时，跑得累了， 睡得晚了，蔡元培来时他尚且高卧未起，茶房便要去把他喊醒，蔡 元培连忙制止：“让他睡吧，我等着他。”
蔡元培让茶房搬来个椅子，他坐在门口耐心地等待，大有 “三顾茅庐气“程门立雪”的意思。陈独秀醒来，起身后见蔡元培等在外面，实感歉疚。心想：蔡公日日屈尊来访我，这已是很不 应该的了，怎么能让他在门外等呢！罪过，罪过。从此，他便早 睡早起，不再睡懒觉了。
蔡元培常来同陈独秀商谈、研究整顿北大的事，两个人思想 一致，很能谈得拢。陈独秀答应立即来京供职，并把《新青年》杂 志也迁到北京来办。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到北京大学赴任。
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大的师生员工全知道了新校长将来就 职的消息，大家都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蔡校长的到来。蔡元培被大 总统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时，1916年12月28日，《时事新报》便 刊登了大总统令，因而，举国上下也便知道了这个新闻。
1月4日那一天，蔡元培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来北京大 学就职。一进大门，校役们列成长队，站在门口，恭恭敬敬地向 新校长行礼。蔡元培连忙脱下礼帽，微笑着向校役们鞠躬，一直 走完了这欢迎的队伍，他才慢慢地戴上了礼帽。蔡元培进北大的 这第一个举动，就使全校的师生员工们感到新奇、惊讶和欢欣。以 他们的经验，这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校长，乃是由大总统任 命的特任官,其崇高地位和重要性比一个部长有过之而无不及。以 往的几任校长，在校役们向他行礼时，他们都是昂然走过，不予 理睬，甚至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真是旁若无人，而校役们也并 不觉得是受到了冷遇，而觉得是历来如此，司空见惯的。现在，前 后相比，他们就觉得这位新校长确实是位新派人物，没有一点官 僚架子。以后，蔡元培每次出入校门，当校警向他行礼时，他都 是脱帽鞠躬还礼，无一例外。
蔡元培到校后，1月9日主持了新学年的开学式，他在会上向 全体师生发表了就职演说。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讲了他心目中 的大学性质。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 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列举了学生 中的一些腐败现象：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串“八 大胡同”，“结十兄弟”等等。他说，听说有的学生一年要花掉5000 块银元，一年花千把块银元的就更不在少数。试想，这样的纨 籍子弟能念好书吗？能救国救民吗？然后，他就讲他的改革计 划。
蔡元培的就职演说，无异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震慑了一些 人的腐败行为，使他们不得不收敛起来，也使更多的青年学子感 奋起来，省悟起来，立志求真学问。
不久，陈独秀也从上海来到北大，就任文科学长。这文科学 长就是文学院院长，主管文、史、哲诸系科的行政事务及教学。陈 独秀一来，就与蔡元培通力合作，大刀阔斧地行动了起来。他把 《新青年》杂志带到北京来，以北大为根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 展，打开了《新青年》和文学革命的新局面。
在蔡元培、陈独秀的主持下，北大延聘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 学者来任教授。只要能言之在理，有真才实学，不论党派，不管 政治态度和学术派别，都可来北大，在讲坛上讲授他们的一家之 言。他们聘了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的激进派学者李大钊任 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请来了钱玄同、刘半农、吴梅、周作 人、章士钊，还有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马寅初，还请了身穿 红马褂、头戴瓜皮帽、拖着一条猪尾巴小辫的复辟派人物辜鸿铭 来讲授英国文学，连那个赞助袁世凯称帝的筹安会发起人之一的 刘师培，提倡尊孔读经的黄侃，也请来上了讲台。
有个年轻学子梁漱溟，投考北大落了榜，想去衛山岀家当和 尚，蔡元培看到他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一篇讲佛教哲学的论 文，觉得这是一家之言，且有些根柢。他打听到这个二十多岁青 年的居处，就去访问他，破格请他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二就在 这“兼容并包"、“学术民主”思想的倡导下，一时间，北大出现 了学派林立、自由竞争的学术繁荣局面，但随之也发生了不同学术观点的教授们在课堂上大唱对台戏，甚至相互攻击、谩骂的事。
讲授中国文学的黄侃（季刚）教授，是一位著名的国学大师, 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 音韵学家，是章太炎弟子中最有成绩者，世称“章黄之学，他在 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和文字学等课程。
黄季刚学问根柢深厚，但脾气却很古怪。他常常身穿蓝缎子 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 绸带。他对文科学长陈独秀很有些看不起，常常在课堂上攻击陈 独秀几句。
其实，黄季刚原本也是个革命者，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 他在湖北普通中学堂读书时，与宋教仁、董必武等为同学，他们 曾宣传反清、反对君主专制的革命思想，后来，他受到湖广总督 张之洞的资助，赴日本留学，不久他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 会的许多革命活动，但中华民国成立后，他见国事日非，便不再 过问政治，一心研究学问了。
黄季刚才华横溢，博学多识，文思敏捷。一次，有人请他代 撰一篇碑文，约定五日后来取。可是，已经过去了四天，他还未 曾动笔。第五天到了，人家来取碑文，他才研墨铺纸，在纸上打 了格子，然后一挥而就，连上下款带碑文，不多不少写满最后一 格，一字不差，令人惊叹不已。
黄侃行事也很是怪异。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课，讲到某句，做 了个比喻说：“这好比是房子忽然塌下来了。”说着，他拿起放在 桌上的皮包就向外奔跑。听课的学生不明白就里，仿佛是屋子要 塌下来了，也就跟着往外跑。一时间门口拥挤，一些人惊慌得从 窗口窜出，挤碎了好几块玻璃。等定下神来，才知是黄侃先生在 打比喻，遂成一场虚惊，令人哭笑不得。
这黄侃先生对新派教授钱玄同也很看不上眼，他和钱玄同同 开一门“文字学”课，学生们可以随意选听。两位先生于同一个时间在相邻的两个教室里讲课，黄侃在课堂上大骂钱玄同是“狗 屁不通"，钱玄同在那边教室里听得清清楚楚，却满不在乎，依然 不动声色地讲他的课。学生们常是听完了钱玄同的课，再去听黄 侃的课，两相比较，各取其长。
黄侃对胡适提倡的白话文很反感，老是同胡适唱反调，曾当 面出口不逊，对胡适进行冷嘲热讽。有一次，他碰到了胡适，阴 阳怪气地彼：“胡先生，你提倡白话文，并非真心。"
胡适问：“季刚先生，此话怎讲？"
黄侃说：“如果你是身体力行的话，你就不应该叫'胡适'，而 应改为'往哪里去'……"说罢，扬长而去。
又有一次，黄侃在课堂上堂堂正正地讲：“文言文和白话文孰 优孰劣，略一比较就可明白。比如说，胡适之先生的夫人死了，家 里发电报告诉他，那电文用白话文，必得这样写：'你太太死了， 赶快回家呀！'这需要用11个字。要是用文言文，则只用四个字： '妻丧速归'。''一下赢得了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学生们又觉得此 公对胡博士如此进行人身攻击，实不堪效法。
还有一双冤家对头是胡适和陈汉章（伯张）。
陈汉章是经学教授，他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章太 炎的同学。他早就在北大任教，讲授的是《宋元学案》、《明儒学 案》那一套。他也讲“中国哲学史”课，和胡适同时讲授，只是 班次不同。一次，陈汉章上课拿了一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 纲》的讲义，笑得前合后仰地说：“我们说胡适不通，就是不通。 只看他这本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不通。你们看，这哲学史不就 是哲学的大纲吗？现在又有了这本哲学史大纲，这岂不成了大纲 的大纲吗？哈哈，不通之至，不通之至。"说着，便不屑地将这本 讲义往桌上一扔，露出十分鄙夷的神情。
喜欢思考的学生们都有些不以为然，他们心中想：这陈老夫 子是把哲学和哲学史混为一谈了，哲学史并不就是哲学，更不是哲学的大纲，胡先生这哲学史大纲有什么不对！而陈汉章却对学 生们的疑惑浑然不觉，又摇头晃脑地去讲他那一套明儒学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