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劳动日报》记者王伊明写过一篇文章《我在寻找那颗星》，实际上他写的是唐山抗震中军人与民众共同的勇敢，文中展示的那种勇敢的精神，包括王伊明对勇敢和牺牲的追念，都让我们感动。
地震幸存者王伊明在文章中说：唐山大地震，是人类生存史上最浓烈而惨重的一笔；抗震救灾，则是这浓重而惨烈的篇章。2万驻军、10万援军，在如潮的绿色中托起颗颗红星，也托起了唐山人生命的希望和重建家园的决心。唐山人永远地记住了他们的功德，却难以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特别是在与灾难的抗争中献出生命的年轻战士。我受唐山人的感情之托，用几个月的时间追踪寻觅着他们的英灵，写下了那些最可爱的人鲜为人知又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7月28日，每年这个时候，薛建国都要烧几张冥钞给早逝的亲人，还一个铭心刻骨的愿。燃烧着的冥钞随风悠悠地飞升着、舞蹈着。他的眼圈又红了。这个也曾当过兵、坐过机关、下了海的小老板，人近中年时，还的是一个城市的愿…
30年前的那个灾难日，15岁的薛建国睁开眼睛时，看到阴霾的天空偶尔有一两颗星星在头顶闪烁，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睡在三楼的家里，怎么到了外面?
在很静的一刻过后，城市像突然惊醒似的发出了哭喊声。他听到了母亲和妹妹的呼救，声音像是来自地下。高大的楼房倒塌成一片废墟，水泥的预制板成为生命的保障，他还稚嫩的双手实在撑不起那生命的希望时，他看到了亲人解放军的身影。一年后，迟浩田将军曾在他的文章里记录了最先进入灾区的部队，时间是7月28日当天的下午。但事实上.人民子弟兵的援救和牺牲，都比将军所说的早得多，那里有90多名某部防化连的官兵。大院也在这次灾难中最先感受到亲人解放军的帮助，薛建国是立即向赶来的战士求救的，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都还在废墟里。在战士们动手清理废墟时，他又看到了几名战士正在周围扒人。那时，天刚刚蒙蒙亮。也许是一种自然的依托，他至今还记得四周的那些战士有二三十个，后来他才听说，那几乎就是废墟中走出的警卫连的全部人员。薛建国的母亲也被压在废墟中，她的下肢被水管卡住了，水管又被水泥板压住，足有十几个战士齐心合力才将母亲救出来，那时已到中午了。薛建国的一个妹妹也被救出，而另一个已经不幸遇难了。
午时落起了小雨，母亲被抬进院里唯一的一处帐篷里。帐篷一边搭在一辆卡车车厢上，一边斜拖在地上，像山西人的半坡房。只是帐篷小人多，陆续脱险的人们很快挤满了帐篷。因为这里曾是篮球场，平坦一些，被救出的受重伤的战士也一个个被抬进来，但他们都没有被抬进帐篷，帐篷挤不下，他们也不愿进去，就在雨中淋着。后来不知谁弄来一些塑料布，人们就用木棍支起些三角架来，挡在了战士身上。雨停时，太阳就冒出来了，天又热得难耐。现在想起，那些伤员一定很需要更多的帮助，可大家都在忙，忙得有许多该做的都没能做。
傍晚的时候，掀开塑料布，有的战士已经牺牲了。那时，人们才知道，前楼的警卫连伤亡惨重。但因为几乎每家都有人震亡，大家的感情有些麻木了，谁也没有询问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名字，甚至那时天天见面，却不知道谁是恩人。
“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得更好一些的。”薛建国讲完他的故事后，低低地说。几天后，他一家都随部队去了外地。
我和他很熟的时候，他才给我讲了这个埋在心里的故事，那天我说起在他那很男子汉的微黑的脸上，怎么有一双同样黑亮却隐含一丝忧郁的眼睛时，他断断续续对我讲起他的故事，然后忧郁地问我，那时，他为什么只想到了自己，自己的家人，他是不是太自私了?
那以后我也有意地寻找过了解那个大院里故事的人们。一直在军营的白兴明所长是震前离开唐山去了承德的，地震后又回了唐山。他现在工作的某部干休所就坐落在留守处的原址——如今的人在北街。他告诉我，当年防化连的损失的确很惨重，既要自救，又要救人，多数战士都牺牲了。他们都是五湖四海赶来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几天后，当脱险的战士凭着早已磨肿的双手和透支的体力再也无力挺住时，被深深埋在废墟中的战友遗体已发出了难闻的气味…
如今在干休所里已找不到当年的老住户了，2005年秋天，这里重新规划建设，已经是一片建筑工场。我是在市直机关辗转找到一位曾经的住户，他是我一个十几年的朋友，只是第一次和我说起他的故事，他叫程杰。
程杰是被尘土呛醒的，那年他14岁。水泥板幸运地在他的头顶搭起了个“窝棚”，他便顺路爬了出来。他最先听到的是姐姐的喊声，他奋力救出姐姐来，却无力救父亲了。这时，前楼的战士赶来了。他家住最后一排，战士们来得晚一点，但也都是上午的事。父亲和姐姐虽然都受伤了，但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母亲已遇难了。那之后，他记忆最多的是如何生存……也是几天后，他们就随部队去了外地。
也像当时大多数脱险的人们一样，程杰也相信自己住的这一片是灾情最重的，他当然也听说过别的事，但他没有太留意，更没有详细打听什么，对于那些救出了自己亲人的战士，他也只能留下一个红五星的形象。唐山人心中都有那样一颗红五星。
王伊明曾查过一些资料，证实当年人民解放军共救出被埋压群众1.64万人，而城市当年驻军的2万官兵中，遇难者近千人。这座城市曾将这次灾难的死亡人数精确到个位数，而那些异乡的战士，我们却说不上一个名字。王伊明和他的朋友都很想对那些年轻、如流星般悠然划过的生命表达一份敬意，都很想为那些遥远的如今已统统进入耄耋之年的父母道一声珍重，这些日子，他与我们寻遍了我所能够达到的领域后，得到的结论是一个，逝者如斯，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白所长摇着头说，近30年了，部队几经整编，原来那支部队已没有了，就是上一级部队，也不可能再保留你想找的那些资料了。王伊明说，至少我还能找到他们的墓地吧，前几年，他曾到过唐山许鑫的墓地，寻找遇难军人的归宿，但他仅仅发现两处，那么多遇难的军人，应该会有一大片的墓地吧？准确的位置又在哪儿呢?白所长说，和地震中所有的遇难者一样，战士们的遗体都自然安葬了，在那些埋葬遇难群众的地方，也许就有我们的战士。在那些墓地里，没有人能分清哪是军人，哪是百姓，哪是本地人，哪是外地人。只是我们的那些战士，没有人去祭奠……不，王伊明真诚地说，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大院长大的，他每次祭奠亲人时都没有忘了子弟兵……
几天前的一个午后，在乙酉初冬的太阳下，王伊明站在唐山人引以自豪的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读着那镂刻在纪念碑上的碑文“二十四万城乡居民于瓦砾……”他的眼睛湿润了。公祭的242419名逝者，也许并没有我们的子弟兵。那以后，他曾翻阅了几乎能找到的所有的公开刊物，没有谁能自豪地说起，他曾经帮助过一个遇险战士……像我的那些朋友说的，可惜我们没有救出一个战士，哪怕在战士们负载很重的身上撤下一片砖瓦。
沧海桑田，32年过去了，鲜花已遮掩了墓地，白骨已化为泥土。当这座城市曾以万人空巷欢送子弟兵离唐，当这座城市曾一次又一次获得双拥模范城称号，王伊明想念那情感的真挚，那真挚是欢笑，也有泪水。我不敢想当年那些十几岁孩子的父母在遥远故乡的感触，这个普天同悲的日子，这种爱里多少有了一丝苦涩。在记叙上面文字的时候，不习惯用烧纸祭奠亲人的王伊明，用它们献给那些无名的亲人们吧，它也将飞扬成一只蝴蝶…
当年十万抗震救灾子弟兵撤离唐山的时候，距离大地震发生已经几个月了。那个初冬的早晨，阳光仿佛出奇地刺眼，拥挤的人群中，许多人往战士们怀里塞着煮熟的鸡蛋和包好的水果。那天许多人都哭了，唐山是草绿色托起的城市啊！
32年前的初冬，记述百万唐山人送别解放军这一动人场面的长篇通讯中，提到一段最令唐山人动情的情节：一名解放军战士6次闯入废墟抢救遇险群众，第7次时，他牺牲了。这是第一次公开披露的烈士，那以后，唐山人似不忍提及这些事了。直到如今，王伊明采访各界人士，而人们能叫出名字的烈士也只有这一个——王彦修。许多善良的人们甚至相信，当时，真的只有一个解放军战士为抗震救灾牺牲了。
在冀东烈士陵园二楼的双拥工作展厅，王伊明见到了王彦修的遗像，那是年轻得如朝阳般的年龄。这个入伍刚刚5个月的新兵刚刚结束了师里的集训，返回唐山驻地时刚下火车便赶上了地震。这个家乡距邢台不足80公里的宁晋县的小伙子，立即意识到遇到了什么。他叫喊着从候车大厅冲到广场，当他看到候车大厅倒坍时又奋不顾身冲进去救人，他一连救出6个人，当他第7次冲进废墟时，余震发生了，他被砸断了双腿，身上多处砸伤，他那双热情的眼睛再也没有睁开。第二年4月，中央军委授予他“雷锋式的战士”荣誉称号，直到今天，他所在的部队以他名字命名的班，依旧是战士们的骄傲。
但当王伊明一步步接近那个残酷的谜底时，他想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就像原唐山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原市委领导张乾十分肯定地对我说的：“决不止一两个的，不止的！可惜那时唐山死了几十万人，每天都有人去世，即使听到有战士牺牲，也只是叹息几声，哪有工夫细问哪！”是的，那是不容人回头的日子，可人们总该有回头的时候，当日子过去近30年时，我知道，这件事必须去做了。
王伊明的采访是从市民政局开始的。唐山抗震20周年前夕，民政局也有统计牺牲的解放军烈士的想法，但没有办成。按常规，烈士牺牲所在地民政部门要为烈士出具牺牲证明，但那时是非常时期，这道手续被简化了，所以，在市民政局，没有牺牲的解放军烈士这一栏。民政局扶贫办的郑印庆告诉他，当时援唐的10万大军中，下至营级，上至大军区的建制共有100多个单位，而且这些年部队的编制也有了变化。即使地震10年后，部队作家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也无奈了：“问过许多部队，都说没有死亡的记录。”但烈士是的的确确存在的，郑印庆以当年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老领导张乾的话是对的。
在冀东烈士陵园，王伊明偶然寻到另一条线索，陵园管理处原副主任、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卞江曾告诉他，在陵园的墓区，还有一位在抗震救灾中牺牲的烈士，但没有人知道他的经历。
陵园很静、高大的英雄纪念碑前，一群军校学生正在宣誓。初秋的季节里，高大的侧柏依旧苍翠挺拔，梧桐树却大片大片的落叶了，那么大片的叶片，落下来要飘上好一会儿，看上去，就像飞……据说，那叶是在树上时便死掉的，但却不肯落下，一直到春天滋出新芽。王伊明是在陵园办公室刘主任的陪同下找到那座烈士墓的。墓在陵园墓地的最西侧，孤单单的，是唯一的不是大理石而是水泥浇筑成的，慕碑也是水泥的，背面只简单地刻着几个字：“于1976年抗震救灾中光荣牺牲”。那以后他又采访了许多人，包括当年的冀东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韩峰，市委老领导张乾、真俊杰，市民政局、地震局、唐山军分区以及写过许多唐山地震作品的作家王立新，然而都一无所获，没有人知道那位叫刘洪久的，躺在烈士陵园里的英雄是怎样牺牲的。墓碑的正面刻着几行字，不知什么人用红油漆描过几笔，仿佛是要人着意记住这样几个字刘洪久，原籍安徽省阜南县苗集公社，1976年9月9日立。刘主任告诉他，红漆是红领巾们干的，他们来这里给烈士墓碑描字，这里是最后一个，他们的漆用完了，那没能描出的一行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359团一连副班长。在辽阔的中国地图上，王伊明找到了那个叫阜南的地方，那是安徽的西南方，与河南搭界，一条公路通过县城。我用手指算算，离唐山大约700公里。不知道那里是否还有他的亲人?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人来看望他?那里会用怎样的风俗祭奠这早逝的亲人?
曾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侦察科长的离休干部曹大连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那天，部队的侦察排长叶如松带着几名战士在如今的唐山百货大楼北一楼倒坍的楼房里救人。他们从废墟间隙向里掏洞，掏进3米多时发生一次余震，洞塌了。3个小时后，人们把叶排长和一名姓张的战士从废墟中救出，战士的双腿粉碎性骨折。那天是1976年8月3日。至今曹大连还记得一位当地老大妈跪在叶排长的遗体前，一面用手指抠他嘴里的土块，一面抚摸着他的头。他才20岁呀！人们只知道他是衡水地区的人。曹大连说，仅他所在的师直机关，在抢险中牺牲的军人就三四个，可惜后来部队被多次改编，恐怕记录都没有了。
地震救援结束后，唐山百万居民送亲人。难道从那一刻起，所有的记忆都淡去了吗?不，不会的。王伊明记得那年一天傍晚，一辆满载伤员的军用卡车从唐山驶向天津医院，当时同样是伤员的张伯兰老人坐在驾驶室里，司机就是从废墟中把他救出来的解放军，人们叫他连长。连长头上缠着纱布，血浸透了纱布，流过脸颊，染红上衣和裤子。他的嘴里一直自言自语：“时间，时间，时间就是生命！”车到天津医院，连长的血已染红车内的地面，他是被医生抬下去的。第二天，医生向打听连长情况的人含泪摇摇头，没有人知道他的家乡，甚至说不清他的姓名。我和王家惠为电视剧《唐山绝恋》编剧的时候，也采访了一些唐山牺牲的军人情况。感觉人们对这方面的记忆也很模糊，我们只好塑造了
一位在油库抢险中牺牲的连长形象。
解放军报记者、作家钱钢在自己的《唐山大地震》中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当年我在唐山机场遇到过一支部队，一天早上开饭前正在整队，一个士兵突然栽倒在地，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回来说：“………他死了。”他是在连日埋尸的极度疲劳中犯病牺牲的，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记下这支部队的番号。事后，我向许多部队的领导打听，他们都说记不得本部队有过死亡的记录了。
20年后，迟浩田上将在文章《撼山易，撼我军民难》中披露了当年解放军从废墟中救出群众的数字12245人。而多少子弟兵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将军没有说。也许真的如当年在唐山传扬的，我们的子弟兵为唐山人民做的好事，就像天上的星星，看得见，数不清。数不清喽！就在王伊明记下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唐山街头寒衣节为亲人焚化的一堆堆纸灰还没有散尽。
当我们走过这些思念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初夏的夜晚，星光灿烂，我们知道每一颗星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的轨迹，自己的故事，不论别人知道还是不知道。唐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解放军的。今天汶川地震的时候，王伊明和众多唐山人一样，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感恩情怀。这种情怀的迸发，与唐山人对解放军的追念有关。
我们从王伊明追寻解放军牺牲英雄的故事，可以感到解放军的勇敢，还有追寻者的勇敢。最后，王伊明懂得了一个道理：我们苦苦追寻的东西往往就在我们身边。他觉得自己的情感升华了，好好爱我们身边的人吧！
王伊明的追踪也让我们反思，那个时候，媒体对英雄的报道远远不如今天了，遥祭亲人解放军的人们，还要像王伊明那样去执著地寻找。我们的时代进步了！如今在汶川抗震中，一切都是那么的透明，那些为了救灾牺牲的英雄们，在第一时间，我们全国人民已是家喻户晓。
我在汶川大地震中同样感受到了用生命书写勇敢的人。
在突如其来的地震中，平武和青川的通信、交通全部中断，成为“孤岛”。按照上级指令，四川移动通信公司迅速组建“青年突击队”，全力打通两地与外界的通信联系。
5月13日9时，装载着“四川移动青年突击队”队员的空军飞机冒着磅礴大雨起飞了。两小时后，青年突击队员彭海峰和他的队友冒险空降至平武和青川，迅速展开通信抢险工作。40多分钟后，与外界隔绝长达22小时的平武与青川首次通过卫星电话和外界取得了联系，为上级准确作出抗震救灾部署提供了有力保障。
5月17日，在理县附近进行通信光缆抢修任务的中国移动公司青年突击队员刘建秋，因突然遭遇余震引发的山体滑坡，身受重伤于5月18日壮烈牺牲。刘建秋用年轻的生命，将超越时空的大爱永久地书写在鲜红的青年突击队队旗上。
5月16日中午13时24分左右，为了接通“马尔康——理县——汶川”生命通信线，成都移动职工刘建秋和他的队友们，正在距离理县4公里的高家庄附近拼尽全力抢修光缆，此时他们已在这里奋战了3个昼夜，抢修工作接近尾声。忽然间，余震来了，一阵阵闷雷般的炸响从头上传来，烟雾腾腾中工程车被震得左右摇摆。此时，工友们几乎都是背对着山坡弯腰施工，看不到从背后滚下来的石头。队长刘建秋大喊“快撤！快往安全地方跑！”队友李维祥过来拉他一起跑，来不及言语交流，刘建秋向前推了他一把，自己留在了最后。就在这时，从背后杂谷脑河对面的300多米高的山上飞下来的石头砸在他们身上……5分钟后，队友们才发现李维祥和刘建秋被砸晕在地，刘建秋的右后背被砸出一个大洞，鲜血直流。此时，前后的路都已被堵死，他们被困在了这里。同时被困的还有一队解放军官兵和一辆运送医生的车，第三军医大的几名医生正在车上，医生们迅速抢救伤员。队友们哭着把刘建秋抬进帐篷里救治，45分钟后，刘建秋的血止住了。但由于失血过多，刘建秋越来越虚弱。可是谁也不知道路什么时候能再次打通，救援人员什么时候能赶到。队友们知道队长的习惯，每次施工，不管多危险，他都是第一个上，最后一个走，这次，他一定也能坚持到最后。天要黑了，刘建秋渐渐陷入昏迷。为了不让他睡过去，队友们轮流和他聊天，“坚持住，弟兄们都看着你呢。”他声音已经非常虚弱，可是队友们还是听清了他最后的话语：“我想回家。”所有队友都落泪了。是啊，回家。他都多久没见过自己的妻儿了?上次见她还是1个月前，短短两三天的团聚，那时候刘建秋刚从江西抗击雪灾的前线回来。早晨5时左右，通往理县的路终于打通了，等在另一边的救护车赶到，迅速把刘建秋和另一名脚部受伤的解放军送往理县医院。然而，在坚持了近20个小时之后，这个铁一般的汉子耗尽了最后一点能量。在到达医院两个小时之后，年仅37岁的刘建秋闭上了眼睛。
昼夜奋战的解放军官兵战地休整（葛昌秋摄）
而另一名受伤的突击队员李维祥，至今还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尚未脱离生命危险。当我在电视上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愣了好长时间。刘建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滑坡的山体是有声响的，牺牲也是有声响的、于是灵魂也便有了声响。我仿佛听到了刘建秋高尚灵魂的声音。灵魂的声音有其特有的节奏，是那么安静而缓慢，让时间一步也无法挪动、我们会永远记住刘建秋这个抗击冰雪和汶川抗震的英雄。
北京市优秀青年突击队、北京住总集团魏育涛青年突击队，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进驻成都市万年场实验学校开展抢修工作。由成都铁路局、四川电力公司等单位青年职工组成的突击队，积极活跃在各重灾区，为抢险救人、抢修公共设施、恢复灾区的通电、通路、通信和供水日夜奋战着，贵州卫生系统100余名青年技术骨干组成两支医疗救护队，在第一时间赶赴四川灾区：湖北华中电网有限公司团委组织的1500人的青年突击队，也在5月14日赶往四川灾区。
地震发生后，四川、重庆、甘肃、陕西、贵州、河南、湖北等地团组织迅速组建各类青年突击队，第一时间投入到抗震救灾工作中。目前，灾区第一线已有各类青年突击队533支，青年突击队员近两万人。
尤其令我们感动的是上万的“80后”、“90后”在冲锋。
“你们怕死不怕？”
“怕！”
“怎么办?”
“我们再快点！”
“再快还有风险呢?”
“那就认账啦！”
这是“90后”简短而富有个性的回答。一群年轻人从五楼抬着担架走楼梯，是那样轻缓，那样小心，时刻注意不能颠簸到伤员的筋骨。年轻的胡俊峰和同伴们兼顾速度与平稳，个个累得呼呼直喘。胡俊峰还是志愿者指挥员，他得比别人忙一些。事实上，胡俊峰只是个16岁的孩子，他和伙伴们的平均年龄也只是16岁。从接到余震预报起，胡俊峰和他的“敢死队”队员就一刻不停地将德阳市人民医院二至五楼的伤员往外抬运。一趟一趟，从楼上到楼下，再从楼下到楼上，每个人都累得双腿发抖，但没有人停下来。
最让胡俊峰和伙伴们累的不是身体，而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只要进入楼里，余震的恐慌就在伙伴们的眼睛里传递，他们只能加快脚步。
但胡俊峰不许自己害怕，他愿意“用自己的半条命去换医院里的每一条命”。
5月12日地震，住在罗江县的胡俊峰安然无恙。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德阳市人民医院，在那里看到了从来都不曾看到的景象。从绵竹、什邡等地来的伤员一卡车一卡车地被送到医院，重伤的人躺在卡车中间，伤势稍轻些的围坐在卡车四周。医生、护士根本不够用，每个人都忙得像是在打仗。
没有选择，胡俊峰立即加入抢救的队伍，他帮着将伤员抬下卡车，送进手术室，再根据医生的安排抬着伤员去做各种检查。胡俊峰忘了自己只有16岁，面对这样的抢险，他一夜间长大成人。灾难给我们上了人生大课。
医院人手奇缺，胡俊峰很快组织了自己的志愿者队伍，他把它叫做“敢死队”。每个进入“敢死队”的队员都要经过胡俊峰的两道“面试题”：“我们的工作很累，你怕不怕吃苦?”回答是不怕！“我们的工作有危险，你怕不怕死?”回答是不怕！
“敢死队”成立后，每天都有很多事做。第一天下来，胡俊峰躺在光地上睡了一夜后，身体累得像是不属于自己。但一想到伤员需要他帮助、队员们需要他指挥，他就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强迫自己上阵。
据不完全统计，此次到彭州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仅在团市委接待处留名的就已经超过1.5万人，其中“80后”成为绝对主力。团市委想尽可能多地搜集这些志愿者的资料，但坦率地说，难度很大，因为大多数志愿者都不愿意留名，他们到这里来报到，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我们是来冲锋的”！我们曾经对他们有些担心，他们有的个性强，有的在家里是小皇帝，有的是啃老族。但是，今天的实战终于让我们看明白了，他们同样有爱心，爱我们的祖国，爱他的同胞！同样有责任感！
这些“80后”的志愿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团队作战。从灾情发生后，记者几乎每天都会在彭州各个村镇遇到成群结队的青春面孔，他们少的三五成群，多的竟然达到30余人。每个团队的成员都根据各自的专长有明确的协作分工，比如医院的护士就担任护理员，幼儿园的阿姨就担任心理辅导员，身体素质好的就协助搬运或疏通阻断的道路。
在龙门山镇宝山村，活动着一个17人组成的搜救队，他们是一群非常可爱的成都“80后”。他们中有的是医院护士，有的是在校博士生，还有的是自主创业的老板。在灾情发生前，他们原本都是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听到广播而响应拯救生命的召唤，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来。他们特别能战斗，看到他们，就看到了我们祖国的希望！
我们记录一个普通救灾志愿者的经历，她叫周红令。普通志愿者的行动同样让我们体会到勇敢者的内心境界。
5月13日上午7时，周红令和丈夫以及丈夫单位里的两名同事（到现在我们仍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开车在都江堰通往汶川的公路213国道上行驶。道路被地震损毁严重，碎石挡住了去路，滚石还在不停地落着。周红令一行不得不弃车步行。从都江堰至汶川一共94公里，计划步行两天左右。他们看见路上很多人在走路，手机只是个时间工具，信号全无。行人间还传递着各种关于地震的传言，山坡上不时飞沙走石，对岸还有巨石垮塌掉进岷江之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像爆炸似的声音。雨在不停地下，迎面碰到不少劫后余生的灾民往外走，有人都劝周红令他们返回，因为路上太危险。在隧道和有泥石流的路段，惊恐的人们都是跑着过去的。
周红令拉着老公的手，说我们可能走不到汶川了。这个时间，周红令和老公都还不是志愿者，他们是想去汶川看望老人和孩子。她们都在成都工作，家人却在汶川县城。老公考虑到面临的危险，劝周红令先回成都去，周红令说我不回，生死都要在一起。于是，他们找了一处比较平坦的地方休息时，老公理了理满是稀泥的头发，问周红令说：“老婆，你说我帅不帅?”周红令今天看老公真是很帅，夸奖他说：“帅呆了！”周红令问他：“我漂亮不？”丈夫苦笑了一下说：“你是我最漂亮的‘叫花子’老婆！”周红令知道老公是在缓解气氛，就都笑了一下，缓解了一下余震带来的恐惧。过后，他们表决了，结果是勇敢地走下去。
5月13日晚上7点，周红令一行几个像泥人一样地爬到了映秀镇，夜幕下望去，这个以往秀丽的小镇已经是一片废墟。他们看见这里成立了临时救灾指挥部，老公去了一趟回来对周红令说：“通往汶川的路断了。汶川肯定更厉害，妈妈和女娃儿可能全都没了，与其过去收尸，不如留在这里救人！”老公说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老公说他自己已经报名参加了志愿者队伍，这里太危险，他让周红令随他的同事返回成都。周红令与丈夫是有感情的，她倔强地说：“你在哪儿，我也在哪儿，你不怕危险，我怕个啥子?”于是他们就留在映秀镇参加抢险救人。这一天，周红令和丈夫在废墟里扒人，也累垮了。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和十几个映秀小学的老师挤在狭窄的帐篷里，迷迷糊糊中也能感觉到大地在颤抖。周红令一夜没有合眼，她担心着在汶川的父母和7岁的女儿，夜里不断被噩梦惊醒。第二天，天亮了，眼前的景象让周红令惊呆了，他们简直就是在死人堆里睡了一晚。在都江堰，他们像是在看“逃难片”；在映秀，他们是在看“灾难片”。尽管从小到大周红令从来没有这么近地靠近过死人，而且还是一排排的，但看着那些被各种颜色的布包裹着的尸体，她反而镇静了。昨晚在夜色中看见漩口中学的残留教学楼，大部分还立着，现在一看，才知道整整少了一个楼层。
上午他们开始工作了。镇政府和镇领导都被埋了，当时在映秀视察工作的汶川县副县长张云安组织成立了现场工作组。周红令老公负责伤员排号，就是按照受伤程度的轻重排好顺序，等着直升机来接走。望着伤员在地上疼痛地呻吟，周红令的泪水一直在眼眶里打转。她又想家人了，他们是被埋在废墟下了？还是成了伤员？抑或侥幸逃脱灾难?周红令强迫自己停止了想象，帮着搬东西，记录文案，发放食品。这时候，周红令看见飞机空投食品了，空投下来的食品是有限的，有些还被灾民一抢而空。一个小女孩没有吃的，周红令就悄悄走过去，把一个面包递给了她。小女孩睁着大眼睛望着周红令，接了面包大口吃着。周红令感到从没有过的安慰。
5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部队陆陆续续跑步进来，看见他们真的像是看见了亲人。为了轻装前进，他们扔掉了背负的物资，很多战士到达时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周红令上去给解放军吃的东西，没有一个解放军接食品。一个饿晕跌倒的小战士说：“让乡亲们吃吧，我们不饿！”周红令很感动，她看见直升机降落下来，她开始跟丈夫一起负责在外围接送重伤员，再由战士送到直升机上。接送伤员要从尸体上迈过去，周红令这个时候已经不怕尸体了，因为他们很安静，但是她害怕缠满绷带、鼻青脸肿的伤员。站在废墟中，周红令感觉像是站在地狱里。
5月14日中午12时，周红令终于知道在汶川的父母兄妹和女儿都平安无事。谢天谢地了，老天爷开恩了，周红令高兴得哭了一场。这个时候，她看见丈夫跟着军人开始扒废墟了。废墟下还有很多活着的人，身边随时有战士抬着幸存者出来，虽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已经缺胳膊断腿，但已经是万幸了。在几个连战士的配合下，周红令老公和当地干部对镇里的银行、粮站以及派出所等进行营救，救出了5个幸存者。周红令给丈夫鼓劲说：“你真行，多救人就是积德了。”丈夫没有说话，却紧紧地抱住了她。
5月14日下午，周红令听说温总理到了映秀镇，那里簇拥着很多灾民，她只能远远地看着，总理说的什么她一句都听不清楚，泪水却禁不住流得满脸都是。周红令感觉大灾难让人们跟国家领导人这样近。她想，解放军来了，医疗队来了，温总理也来了！苦难的父老乡亲们，苦难总会过去的。这个时候，周红令听说了很多感人的故事。在部队到达之前，映秀镇的老百姓都在自救，那种坚强让她落泪。比如，镇派出所天6名干警，所长高金耀遇难，受伤的民警马国民坚持执勤，保护被埋的文件、枪支和雷管，映秀小学校长谭周强，母亲和爱人都还没有挖出来，他就组织老师抢救被压的学生。周红令在现场看见年迈的他流一滴眼泪。汪艳是个体粮站的老板，地震发生后，夫妻俩将挖出来的十多吨大米、面、油等全部捐献给灾民和部队官兵。
5月16日早上，两边的路已经逐渐在修复，再过几天，周红令就能见到汶川的父母和女儿了，说不定他们已经回到成都等她了。她自己也和成都、昆明的亲人失去联系整整5天了，他们肯定要急疯了。这个早上，在老公的一再要求下，周红令离开了映秀镇，老公说这里需要我，我还留在这里救灾。周红令感觉老公从没有过的可爱，临走前，周红令把自己的护身符留给了他。周红令说：“让它祝福老公，保佑老公！”老公挥了一下拳头：“感谢老婆，在成都等我的好消息吧！”周红令默默地走了，心中十分惦念丈夫。后来，周红令老公圆满完成了任务，平安地返回成都了，一个普通的小家庭开始了温馨的生活。他们没有豪言壮语，却有着普通人高尚的情怀。在这英雄辈出的现场，没有人来表扬他们，没有人采访他们，但是，他们的爱心，他们的坚强，永远留在我们温暖的记忆里了。
我再讲一个消防员的感人故事。徐俊(化名）经历了这辈子最难忘的一天。一天来，他和战士们一样，丝毫没有感受到徒步在山区跋涉的劳顿，只有心灵的震颤和不由自主涌出来的泪水。进入北川县城的7个小时转眼就过去了，他感受到了人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和无助，见到了被爱和信念驱使着的人们的坚韧和执著，以及战士们最无私无畏的付出。
他们是步行3小时挺进北川的。他跟随的江苏首批消防救援队先是到达四川北部城市绵阳，然后，将要前往北川县。那里是此次大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县之一。救援队的消防官兵决定徒步进入北川县城，5公里的山路他们足足走了3个小时。下午1时，他们来到一个收费站，这儿就是北川县城的入口，救助人员搭起了几个帐篷，收治伤员，转移群众。也为救援人员提供服务。
江苏消防支队特勤大队的消防战士被分成了几个小队，进入县城后很快分散开，各自行动起来，而救援队里的20名医护人员也立即进入了临时医疗点开展工作。小县城满眼是瓦砾，已被夷为平地。他跟随的小分队有20名消防官兵。小分队没走多远，一个老乡冲过来，几乎是在喊：“那儿有个幼儿园倒了，里面还有活着的孩子！”分队指挥员决定立即前往救援。老乡救人心切，带着他们绕开了大路，抄小路直奔现场。
途经一个水库时，救援队员刚走上去，突然听到远远有人在喊“停下，退回去！”顺着声音看过去，几个同样身着救援服的人在挥着手大喊：“水库提坝有裂缝，危险！”指挥员决定立即回撤，这让带路的老乡非常失望：“救救我的娃，我的孙子在里面啊！”他拍拍自己背着的包，“里面全是水，要去救他们啊！”指挥员改变了主意，决定冒险通过水库去营救孩子们。消防战士们轻手轻脚地走，终于平安过了这段路。幼儿园位于金罗巷，这是一大片废墟，3幢楼房呈3个角度严重倾斜，但都朝幼儿园所在的废墟压去。
他和战士们走近时发现，几个孩子躺在瓦砾下面，都是五六岁的孩子，有的被压住了胳膊，有的被压住了腿。一个半躺着的女孩还能说话，她在哭喊：“爸爸，怎么还不来救我？”消防战士上前安慰她：“不要哭，你们马上就能出来了。”女孩停止了啼哭，其他孩子也都停止了挣扎，看着忙碌着的陌生叔叔们。
战士们立即用手动破拆器开始切割，用手掏石块，以避免孩子们因为救援而再次受伤。救援进行时，发生了3次能明显感觉到的余震，最后一次余震时，倾斜的楼房上不时掉下砖块。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手头的工作，现场除了指挥员偶尔发出的口令，只有破拆器的轰鸣声。
到了下午4点多，第一个孩子被消防战士小心地托了出来，是个女孩。看着她的身体完全离开地面后，战士们泪流满面，徐俊的鼻子也酸了一下，泪水不知不觉流了出来。
打开了通道，下面的救援就顺了。陆续又有3个孩子被救出，两个女孩，一个男孩。随队的医生现场抢救后，把他们立即运往医疗点急救。消防战士们又来到了一个庞大的废墟边。老乡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排门面房，里面还有人活着。战士们贴近一个小洞口，向里面喊话：“有人吗?”里面马上有人回答：“有！救救我们！”
战士们不敢贸进，因为不知道废墟下面是什么结构，怕贸然切割反而会造成坍塌。战士们用手把小洞慢慢扒大，再用脸盆运走泥石。
战士们挖出能容一个人的洞，钻进了瓦砾，发现下面是一个厢式货车，支住了倒下的墙体。经过确认，废墟下至少有两个人还活着。
“谁有水?”一个战士回头大声喊。战士们这时才发现手里只剩下了少许橙汁饮料。徐俊只有半瓶矿泉水，战士接过水，递给了被埋的群众。
“把眼睛都闭起来，不能睁开。”随队的军医对着里面喊，他递过去几个口罩，让被埋的人遮住眼睛，以避免强光刺激。现场情况太过复杂，救援进展缓慢。当被困群众被救出的一刹那，他哭了。
救护人员给压在废墟下的小学生送水（新华社记者何俊昌摄）
地震发生之后，蓉城通信中断。成都市公安局第一时间通过350兆对讲通信系统下令1.7万名警察全警出动。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面对灾情，成都警察冲在最前面。成都市公安局局长李昆学和其他10名党委成员全部亲临一线指挥；基层派出所民警，在失去亲人之后，擦干泪水，迅即投入到抗震救人的战斗中，用双手在废墟中创出一个又个生命，生死关头，民警张健用双手救出百余群众，然而，他的妻子永远在倒塌的楼房中睡着了；民警徐锐，和所有同事一道，用4柄菜刀劈出60多名重伤员的生路。
一辆警用摩托停放在路上，路边站着神情疲惫的张健。张健与群众交流时，总是神色镇定，而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他的妻子在此次地震中遇难。张健告诉我们，12日下午发生地震时，他正在二王庙一带值勤。灾难暴发，受伤游客不计其数。张健立刻拦截路上一些车辆，陆续将伤者抱上车。警服上、手上、脸上都是鲜血，他用自己的一双手救援了100多名受伤群众。
天黑，山静。这时，张健获知噩耗，他的妻子死了。记得当时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巨大的悲痛立刻笼罩了他。张健的妻子肖素莲在位于都江堰蒲阳路的中国银行营业部上班，地震发生之后，银行大楼顷刻间全部塌陷，肖素莲及多名同事同时遇难。
当晚9点钟，张健一个人站在塌陷的大楼前，那一时刻，妻子的面容在他脑海里时隐时现，想哭也哭不出来。张健擦干眼泪，点燃一支香烟.看着手中的打火机，再次勾起他对妻子的思念。打火机是几年前张健过生日时，妻子赠送的生日礼物。如今，它已成为永久的纪念。
13日下午，张健返回古堰景区派出所上班，出现在救灾一线。到岗之后，张健即刻转入维护灾区治安的工作中。
14日下午，张健第二次来到蒲阳路看看妻子。15日，妻子的尸体被火化了。他伤感地说，妻子被埋时间太长了，有时间就来陪陪她，今天是最后为她送行。张健话音未落，他腰间的对讲机响了，前方又出现险情，要求他马上支援。
“我得走了。”勇敢的张健驾驶着摩托车消失在大山腰，
张健仅仅是都江堰公安局警察队伍中的一个缩影。该局有1名民警死亡，1名民警重伤，12名民警不同程度受伤，还有12名民警的家属死亡，不少民警至今未能与家属取得联系。
当地人都把他们称为“英雄”，哪里有灾难，哪里就有警察的身影。
彭州龙门山镇白水河大桥旁，白水河派出所副所长徐锐像钉子一样站在路中。此时，他快要撑不下去了，但还得撑下去。“我得等到银厂沟那边的同事们回来。”徐锐就这样一边告诉自己，一边不安地张望着。在过去的100多个小时内，徐锐来回在龙门山镇的废墟中救人，在场镇医院平坝上安慰伤员，在山体滑坡的公路边指挥车辆通行。最关键的是，他在强震突袭之后，和所里同事一道，用4把菜刀劈开了上下山的唯一通道，挽救了60多名重伤员的生命。回想起用菜刀劈山路的情景，连他们自己都惊讶为什么会那么勇敢。
5月12日下午。地震之后，与汶川直线距离仅10公里的龙门山镇顿成一片废墟，难以计数的居民在残垣败瓦下呻吟挣扎，救出的伤员也浑身是伤。山上药品匮乏，但上下山的道路早已被巨石和大树阻断。如不迅速将伤员运送下山，后果难以想象。此时，徐锐在街边一家倒掉的卤菜铺子边捡起一把菜刀，大踏步往山下跑去。那已是当晚7点。地震之后的龙门山镇上空黑云密布，阴冷的山风扬起豆大的雨点。徐锐对身边的4名民警说：“没有别的法子啦，我们只有劈开一条生命通道！”一个警察问：“劈?怎么劈啊?”徐锐挥动着一把菜刀，勇敢地说：“就用这个劈！”民警们终于明白了，这是一场艰难的生死决战。他们拿着菜刀跟着徐锐去了，斩劈横亘在泥路中间的大树。在山上生长了数十年的树木粗大坚韧，他用力猛抽，菜刀弹起，重重地砸在胸口……渐渐地，泥路上的人越来越多，帮忙抬树、抬石头；在地震中轻微擦伤的一位居民也从家中操起了菜刀，一阵狂舞乱劈。
漆黑中不知劈斩搬抬了多久，眼前豁然开朗。原本被阻断了半里多的道路与通往山下的道路连接在了一起。
13日上午，镇上的所有重伤员都沿着这条“生命通道”被送下了山。望着伤员撤走的背影，徐锐才意识到红肿的双手锥心地疼痛！他忍住了，因为还有许多像劈山一样重要的工作等待着他。
5月12日上午，50岁的九寨运业壤塘公司司机唐明清像往常一样，驾驶着从壤塘县开往成都的大巴，快速前行。下午2时28分许，汽车刚出理县县城，地震发生，并引发了山体滑坡。当时天空一片黑暗，山上石头不断滑落，汽车也失去制动。在这个紧要关头，唐明清迅速将汽车开向旁边的山上，他选择了向左猛打方向盘，用巨大的冲力强制车辆停止，这样做的代价是毁坏驾驶室。为尽快停车让旅客紧急疏散，他只能撞向山路左侧的岩石，否则车就会冲到河里去。一瞬间，他感觉自己是危险的，但为保住旅客安全，只能这样撞岩石了。喀嚓一声巨响，大巴车停了，另一名驾驶员曾健与售票员陈明勇迅速把车上25名旅客疏散到安全地带。
此时的唐明清被卡在里面，不能动弹了。他感觉双腿一股股钻心的疼痛。
没有通信，无法施救，曾健与陈明勇急速冲向理县县城联系当地交通部门。随后3个多小时里，唐明清不断尝试自救，可是非常困难，看着左腿不断流血，就知道腿保不住了。几个小时后，交警到了，交警用1个小时打开了驾驶室撬开座位。唐明清被送往理县人民医院，左腿截肢了。唐明清用颤抖的双手去抚摸左腿，空空的，他流泪了。但是一想，这是天灾，没有办法。那么多人都埋在废墟里了，好在自己还活着，好在那么多旅客都获救了，自己只有勇敢面对未来的生活了。
为了25名旅客，唐明清失去了左腿。有驾驶经验的人都知道，遭遇事故时，一般司机都会本能地向右猛打方向盘，让驾驶室避开撞击，而唐明清却在第一时间作出了相反的选择。这表明，在他内心深处，乘客的生命高于个人的安危。他坚定地对朋友们说：“我是残了，但我心里是亮堂的。如果我为了自己而伤了旅客，那我即便是健全的，多少年心中也是黑暗的！所以我不后悔！”是的，我们每个人只有点燃一盏心灯，才能真正照亮自己，同时也照亮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