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德高望重，待人宽厚,是一位慈祥的仁者。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作品 高，人品更高。”马嘶，一个与我的文学之路紧紧相连的名字。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初，我作为一名文学青年,坐在县文化馆简陋的会议室里，第一次聆听 了他主讲的文学创作知识,几年后,我第一次在他担任主编的《冀东文学》 公开发表作品。20多年过去了，我和刘宝池、关仁山等许多文学中人一样,一 直心存敬意地称他“马老师” O
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我拜访了著名作家马嘶先生。现将谈话整理成如 下文字：
童年往事:播下文学的种子
李枝増：马老师，有个问题一直想问您，马嘶这个充满诗意和豪情的名 字，是您的原名吗？
马嘶:我的原名叫马守仪。1954年，我在北大读书时开始用“马嘶”为笔 名发表作品，之后逐渐以笔名行世,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
李枝增：拜读过您的《芦笛集》，还有一些回忆文章，印象最深的是您对 家乡煤河和唐胥铁路的回忆，能谈谈您的童年吗？
马嘶:我于1934年12月生于丰南镇传子庄一村。我们村距煤河和铁路 3华里，距县城河头也不过5华里。煤河和中国第一条铁 一唐胥铁路是 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它们的开掘与延伸，极大促进了与天津等外埠口岸的 联系，拉动了小镇河头的繁荣。这也为我自幼接触比较广阔的现代繁华世界 打开了一扇窗口，事事可以得风气之先。家乡美丽的自然风光招引着我，使 我自幼便热爰大自然。幼年时，常到煤河里游泳、摸鱼、捉蟹,在河边逮蛔蛔， 套蜻蜓……田野、树林、溪流、野花、小鸟、昆虫……都成了我的好朋友。玩得 一身泥水,却其乐融融。我由此养成了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的兴 趣，从而又引发、延伸为热爱生命的高雅情趣。的确，煤河、唐胥铁路留下了 我童年的梦，那情景至今还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李枝増：在我接触的您家乡人中，他们在提到您的同时，也时常提到您 父亲的名字，据了解他是一位乡间名医，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深得父老 乡亲的钦佩。请谈谈家庭对您的影响。
马嘶:我的父亲马之选是一位闻名遐迩的乡村医生。他是从新式学堂出 来当了几年乡村教师后才立志学医行医的，他把中西医结合起来去诊病。高 超的医术使他成了地方名医。解放后，他创办了传子庄公社卫生院,成为首 任院长。他病逝于1963斧。他的事迹曾收录于《丰南史志资料选编》、《丰南 县卫生志》等书籍。'
那时候我家种着几亩薄田，由家里人耕种，我也学做一些简单农活。但 家中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靠父亲行医所得。这样的家庭在农村算是小康之 家。
我的家中洋溢着淡淡的书香和文化氛围。父亲诊所的门上贴着的楹联 是：“益世凭仁心妙手,寿民在黄卷青囊”；墙上挂着的楹联,则是宰相刘墉 所书“深屋著书桐叶雨，曲栏联句藕花风” O还有一幅木板镌刻的大楹联，是 王羲之所书“文章移造化，忠孝作良图”。我从这里闻到了中华古老文化的 芳香。从父亲堆在延春药房大桌案小书架上时常翻阅的诸如《黄帝内经》、 《伤寒论条辨》、《本草纲目》等一函函线装书和他用蝇头小楷抄写的医书 中,我感觉到那是一座古老科学文化的宝藏。住在后院老屋中年迈的舅父， 是一位曾在外地为官、卸任后蛰居乡间清贫自守的落魄名士,他每天粗茶淡 饭，只以读书、画竹、写字、玩古董、写日记聊以自娱。从舅父那里，我很早就 知道了孙中山、梁启超、吴佩孚等民国要人们的一些轶事。舅父有着丰富的 藏品,那些名人字画、古书、古瓷和工艺品使我大饱眼福。我甚至还看到了唐 寅的一幅画，但不知是真迹还是贋品。因而，在家庭中,我从小就受到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熏陶。
我至今还记得，父亲常常同大姨家的大表哥一起背诵《陈云贞寄外 书》中的名句：“忆自风亭分手，弹指十年，忽忽相催，壮盛不再”，“痛怙 恃之无依，顾形骸之已老……”，两人兴味盎然。父亲把这些文章就抄在 用毛边纸订成的大本子上，并时时翻看那些诗文。我想，正是长辈对古老 文化的爱好和营造的这种文化氛围，培养了我自幼喜欢读书、爱好文学的 兴趣。
李枝増：您生于旧中国动荡纷乱的年代，日伪统治区对学生实行奴化教 育，灌输“中日提携”、“中日亲善”。还有私塾延续下来的《论语》、《孟子》 等古文。而此时以白话文为手段，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文学已经兴起，在相对 闭塞的家乡，您能接触到新文学作品吗？是否像许多作家那样，童年就播下 了文学的种子？
马嘶:家乡是片美丽的土地，又是灾难深重的土地。在我出生前后，日本 侵略者策动汉奸殷汝耕在京东通县建立了 “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个旨在 分裂中国、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的冀东日伪政权,在卢沟桥事 变后又迁往唐山。在我最早的记忆中，就有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推着辎 重车在唐山大街上耀武扬威的场面。这些情景像可怕的梦魇一样留在了我 的记忆里。年岁稍长，我就经历了无数次日本鬼子清乡扫荡的恐怖情景。我 自幼尝到了做亡国奴的痛苦滋味，也播下了爱祖国、爱自由、爱和平的思想 种子。
我读小学时就接触到了新文学作品。在傍子庄中心小学读四年级时，老 师给我们讲补充文，选了冰心的《寄小读者》，我由此爱上了新文学作品。此 后，我就开始读冰心、巴金、茅盾、鲁迅、朱自清、叶绍钧、郑振铎等人的散文 作品，这些作品替代了我爱读的《三侠剑》、《雍正剑侠图》之类的武侠小 说。我开始买一些作家的散文集和《模范作文读本》之类的书，还在大本子 上用铅笔抄写我爱读的名家散文,几年中抄满了几个大本子。后来我又开始 读古诗词。与此同时，我还从书本上、生活中收集抄录昆虫、鸟类、花卉等动 植物名录，把它们登统抄录在一个个小本子上。几年间，这样的小本子积攒 了一大摞。那时，除了文学，我对生物学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兴趣。
日伪统治，家乡沦陷。在小学里,读的是沦陷区的教材。但老师多是爱国 的,他们常常在课堂上讲革命斗争故事,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我们的课程表 上有一门日语课,也发放了日语课本，但老师从未教过。他说，等日本兵来清 乡时,你们把日语课本都摆在桌之上。因此,我们连一个字母都没学会。
日本投降了。1947年，我考入了县城的涅阳中学。就是现在丰南二中的 前身。那是，丰南改称洩阳县,全县只有这一所初级中学。在这里，我读到了 不少课外书,从学校图书馆和同学那里借书来读。除了新文学作品,还有商 务印书馆出版的“万友文库”中的一些小册子,而且从头到尾读完了胡云翼 的《中国文学史》，我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了初步了解。
那些，我也买了一些书。读初中时，我每天走读，带一些窝头之类的干 粮，算是午餐。家中给我一些钱,要我在小摊上吃碗豆腐脑。我舍不得，把省 下来的零用钱买了书，因而那时我便有了一些藏书。
1948年12月12日，家乡解放了。从此，崭新的生活开始了
花季岁月：文学梦飞翔
李枝增:唐山和丰南解放后，接着是新中国诞生，时代、生活……一切一 切都会让一个少年陌生和惊喜。此时恰逢中国当代文学揭幕，赵树理的《李 有才板话》、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纷 纷问世，并产生了很大影响。随着知识的增长，我想这个时期的您对文学将 更加迷恋，您有没有尝试写作？
马嘶:欢庆解放，学校只停课了几天便开学了。一天,我在县城大街的一 间小门脸,发现这是新开的新华书店。我在这里看到了解放区出版的书刊, 我买了肖红的《生死场》、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茅盾、叶以群主编的《文 联》o我贪婪地读着这些书,它们为我的阅读开辟了一个新天地。我饶有兴味 地吸取各种新知识。不久，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出版,我买了一本认 真地读。后来,政治老师把这本书在政治课上讲解，此时，我已经读得很熟 。
我开始练习写作，并且试着向报纸投稿。
那时，我的学习和写作的条件是很差的。我家只住了两间狭小的厢房 屋,我看书、写字，大多是坐在炕上，伏在窗台上，面对着玻璃窗,或者盘腿坐 在炕上，趴在小炕桌上读读写写。只有很少的时候是在父亲诊所的大桌案 上，因为那里总是有人在看病、说话。
我的第一篇习作发表在1949年10月20日《唐山劳动日报》副刊上, 那是一首纪念鲁迅逝世13周年的诗。此时，我刚刚升入初三。从此,我开始 做着作家梦了。
1950年秋，我考入河北省立芦台中学（今天津市宁河县芦台一中）高 中。这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有一座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设备齐全的科学馆，教 师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在这所学校里，我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知识的视野。 同管理图书馆的老师混熟了，我可以自由进入书库中挑书借书。三年中，我 读了不少世界文学名著和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我尤其喜读19世纪俄罗斯 文学巨匠们的作品,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猎人笔记》；列夫•托 尔斯泰的《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 乐与自由》、《严寒•通红的鼻子》，普希金的诗，高尔基的小说，我都读得很 熟。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左拉、罗曼•罗兰也是我喜欢的作家。我 还从图书馆中翻出了尘封已久的《1934年文学年鉴》、《哭之研究》、《巴金 的生活与创作》等罕见的书，借来阅读。
在高中三年中，我写散文、诗、短篇小说、通讯等，还搜集民歌、民谣、民间 谚语。我成了《河北文艺》、《河北日报》、《河北农村》等报刊的通讯员。参观 了芦台高里区国营农场，那联合收割机和一眼望不到边的庄稼激发了我的创 作激情,星期天跑到蓟运河码头看船夫们的生活,也是我体验生活的途径。我 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小说《飞机灭蝗》，得了 8万元（旧币）稿费，我买了两 个口琴，送给我的好友一个，才花去4万元。这也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
李枝増：您考入了芦台中学后，再回到家乡工作时已过了 21载。一个人 伴随知识成长，志向也会渐渐远大，总是离家越来越远。
马嘶:我的大半生总是在路上。1951年，我在芦台中学加入了中国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且担任了团支部宣传委员。
1953年夏我从芦中毕业,到唐山考大学,那时，唐山市只有北方交通大 学（唐山铁道学院）这一个考点。我报考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 学的中文系和生物系（那时，可以兼报文、理科）O在高考的三天中，我每天 早起，步行到唐山交大,中午带一顿饭，下午考完后再步行回家。我的家离交 大有20多华里，连续三天这样走去走回。结果,我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中 文系录取。
金色北大丰盈的年华
李枝増:从《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等反映北京大学的作品中，我 能感到您对北大有着真挚炽烈的“燕园情结”，北大是您人生的重要里程 碑，对您影响至今。伴着新中国升起的曙光，一个名师荟萃，群星灿烂的北 大,令我们这辈因“文革”未能进入大学校门的人敬羡不已。
马嘶: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一 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口和基础，由此确立了我的人生之旅。
这一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院 系调整刚刚结束，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名校合并为二，三校的文、理、法学院 各系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成为全国最大的综合大学，清华成为多 科性工业大学，燕京大学撤销，北大从红楼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园。
在北大的四年中,我有幸受业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 教授，亲聆他们的教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高尚人格力量，给予莘莘学子的 惠泽,使我们终生受用不尽，由此打下了做学问和写作的扎实根基。
我的业师们多是出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他们是 “五四”新思潮的直接承受者,是世纪之交西学东渐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汇互 补的受益者,他们中有许多是东西方留过学的。这些学贯中西的世纪学人， 那时正处于四五十岁的壮盛之年，但他们早已是驰名海内外的大学者乃至 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的学界耆宿了。在中文系，就有杨晦、魏建功、王力、游国 恩等四位一级教授和三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文系的教 师还有浦江清、高名凯、吴组细、林庚、周祖谟、章廷谦（川岛）、袁家骅、岑麟 祥、王瑶、季镇淮、梁启雄、冯钟芸、罗列、甘惜分、阎简弼、朱德熙、杨柏峻、吴 晓玲、吴小如、彭兰、陈贻欣、林煮、姚殿芳、乐黛云、吕德申、叶竞耕等人。外 系教授给我们讲课的俄语系的曹靖华、余振,历史系的邓广铭、周一良，西语 系的李赋宁，东语系的金克木，文学研究所的蔡代、何其芳、陈涌等先生。
李枝増:在我的理解中，学者像山，稳重而威严；作家像永,灵智而聪慧。 我觉得您既有作家的气质，也有学者的风范。当时，在北大浓厚的人文浸润 中，名师的治学精神和闪光的思想会时刻感染着您，您有没有想过以后做一 名学者？
马晰:在北大读书的四年中，我的志趣和治学方向一直在当作家和当学 者这二者之间动摇着。当作家，这是我自少年时就选定了的志向，我一直在 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着。来到北大，我开始大量地写诗和散文,1954年春, 我开始用马嘶的笔名发表作品,在京津、华北、东北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不 少作品。我于1954年6月在《天津日报》副刊上发表的抒情诗《信》，被译 成了朝鲜文,在朝鲜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我是50年代校园诗人中为人所知 的一个,在青年学生中小有诗名。
然而，由于我受到了那么多堪称一代宗师的学界耆宿和著名学者的学 术熏陶，接触到了图书馆中那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我又时时梦想着成为一 个有着深湛文化素养的学者。
动摇于这两种不同的志愿之间，使我不可免地浪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 我所下的这些功夫,又使我后来成了一个学者型的作家，或者作家型的学者。 作为作家,我的作品中比一般作家多了一些文化内涵和学术含量;作为学者, 我的著述中又少有拘谨的学究气和学院派的板滞。我想,这可能是我的长处。
在北大，我主持过学生社团和校园文化中享有盛名的北大诗社，主编过 颇有影响的《北大诗刊》。我作为副主编主持过《北京大学校刊》的专版《北 大文艺》（主编为中文系青年教师乐黛云），我为这个刊物写了《发刊辞》。 毕业前夕，我参加了当时创刊的北大学生刊物《红楼》的编辑工作,编辑部 的同仁有康式昭、谢冕、张炯、江枫、张元勋、林昭、任彦芳、李任等。在北大, 我接触过不少现代文坛上的知名作家，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有过一些交往。
我很注意资料的积累与收藏，这是做学问者不可少的良好习惯。在受业 于各位名师时，我不仅注意吸取他们的学术滋养，又注意观察、研究他们的 治学方法,处事做人乃至生活情趣。离开北大以后，我又始终不懈地追寻、关 注他们的学行轨迹，一点一滴地记录着他们的每一项成就。正是在这样的细 心观察和长期积累中，我以后才写出了《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和其他 几部为著名学人立传的作品。
拥抱春天:笔耕成绿洲
李枝增：改革开放后，您在唐山文化艺术界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同时笔 耕不辍。特别是您担任《冀东丈学》主编、唐山市文联主席期间，唐山文学创 作事业空前繁荣，培养和凝聚了关仁山、刘宝池、肖波、董天柚、杨立元等一 批作家。我想,之所以有这样的景象，除与您彰显的人格魅力有关外,还因为 您本身就是作家，具有示范力、影响力、带动力和感召力。这两点是非常难得 可贵的。
马嘶：1980年夏，我调到唐山行署文化局，任创作科副科长，《冀东文 艺》副主编。在此期间，我写了大量散文、短篇小说、文艺评论文章，在全国各 地报刊上发表0 1983年唐山地、市合并，我调到唐山市文联任副主席、《唐山 文学》主编。这几年中，我担任的社会职务有:唐山市政协常委、唐山市文学 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家协会理事兼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唐山校友 会副会长等。
1991年，我担任了唐山市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社会职务有唐山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等。
这期间，我的作品获奖的有:论文《当代文学中的流派问题》1985年获 河北省首届文艺振兴奖，立三等功；评论《谈河北小说创作的现状前景》 1989年获河北省第三届文艺振兴奖,立三等功;散文集《芦笛集》获河北省 作家协会首届《金牛奖》；文艺理论批评集《紫騙斋文学论评》获华北五省 市文艺理论首届评奖一等奖(1993 )；长篇专著《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 识分子生活状况》获河北省作家协会2003年度十佳优秀作品奖。
1991年初，我被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河 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名誉委员。
1994年12月，我办理了退休手续。1995年春，我在文联换届会议上卸 去了主席之任,被推选为文联名誉主席。
李枝増：拜读过您的许多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钦佩您的多 面才华，这在许多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而当今作家似乎更倾向“单打独奏”。
马嘶：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几乎涉足于文学的各种样式各个门 类，诗、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儿童文学、话剧、戏曲、曲 艺电影文学剧本、文学理论、文艺评论，我都写了不少。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战线不能拉得过长。80年代中期，我在为辞书《北大人》第一卷撰写自己的 条目时写道:“兴趣广泛，曾涉足于几乎所有文学品类的创作,直到天之将至 之时,才悟出一点道理:人生有限，学海无涯，还是专一点好。”后来,我便慢 慢地收缩战线o 90年代以后，我只致力于写学术性随笔、书话和中国现代文 化史、教育史、学术史的研究和著述。特别是1995年从岗位上退下后，这个 治学和写作方面就更为明确了。
那几年中，我以“燕园寻梦”为总题，以纪实性散文随笔手法，撰写了多篇描绘北大两代学者的学识、人品和文格以及回忆50年代北大校园文化的 文章，陆续发表在《东方文化》、《名人》、《名人传记》、《今日名流》、《人民， 文学》、《博览群书》、《羊城晚报》、《读书人报》等报刊上。这些便成了 1998年出版的《燕园师友记》一书的基础;我还给一家专业报纸写专栏文 字，以“旧书残梦”、“藏书琐谈”、“淘书见闻录”、“古旧书兴衰录”、“文人 与旧书”为专题，连续5年，写了百余篇短文。还在各地读书类报刊发表了数 十篇较长的书话类文章。
1995年退休后，我过上了纯而又纯的书斋生活。我为自己制定了治学和 写作的三个五年计划。这五年计划当然是模糊性的,并没有具体的指标,我 只是想，我可以大干15年,来抢回过去几十年中被耽误了的大好时光，来完 成我预想的一些写作计划。1995年和1996年是个过渡期，从1997年起实施 这三个五年计划。1996年是我的一个创作丰收年，全年发表的作品有60篇， 是我一生中发表作品数量最多的一年。
夕阳正红;如歌的行板
李枝増:您为新编审职称，是一级作家，有了相当高的文学成就。您的人 生道路，就文学创作而言，我觉得是这样：您在北大读书，无暇写作；参加工 作后，又在政治风浪中游泳，无法写作，当春天到来时，您多忙于行政事务， 写作变成了一种奢侈。退休后，您著述颇丰，很具影响。进入了最佳状态，也 许正像老子所说：“大器晚成，大音稀声”吧。
马嘶：我的一生有过三次创作高峰和生命辉煌时期，第一次是1953— 1957年在北大读书时期，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第三次是1995年 退休以后,而其成绩则以退休后为最高，而且这个高峰期将会持续很久。
退休后，我过上了多年来心向往之的书斋生活,特别是1998年我在保 定定居之后。从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闭门著述。我 的沉稳、执著和勤奋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我觉得，这便是我的“颐养天 年”，这便是我多年追求的生活方式，这便是我的人生归宿。
在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97-2001 ），我写作出版了《燕园师友 记》（20万字）、《负笈燕园》（35万字）、《学人往事》（50万字），共计105 万字,还发表了几十篇长短文章。
这一时期，我的学术视野是“中华民国”史中的文化教育发展流程和学 人文士的生存状态，亦即中国现代社会中以学人的鲜活生活状况为研究对 象的文化史、教育史、学术史。我的这个治学方向和文化视角是较为独特的。
我的研究和著述需要大量图书资料，于是淘书藏书便成了我生活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在古城保定，习旧书很方便。我经常出入于新旧书店、书摊 间，几年中购得大量文史书刊，有些是罕见的珍稀版本。仅在2000年一年 中，我就买书700多册,在其他几年中，每年也达到了三四百册，基本上是日 进一书。这些书大大帮助了我的研究、著述工作。
我退休后写的第一本书《燕园师友记》出版于北大百年校庆前夕（1998 年4月），是为媒体颇为关注的“出版界劲吹北大百年风”中的一部很有特 色的书。当时，那些关于北大的出版物，多是关于解放前老北大的回忆，或是 七十年代以后的北大介绍，而五六十年代则是个空白，《燕园师友记》是填 补了这一空白。关于这本书，有过一些评介文字，广州《读书人报》、《深圳特 区报》、《河北日报》、《唐山劳动日报》等均发了评论文章。青岛市青年学人 计伟，读了《燕园师友记》，将此书同他一向喜族的张中行老先生的《负暄》 三话相比，写来了条幅一帧：
篱下负暄有春秋，
史笔支心久无侍。
老骤寻梦成双壁，
燕园湖影续红楼。
拜诵马嘶前辈燕园师友记思中行老人负暄雅文有感。
《负笈燕园》一书是《燕园师友记J出版后一气呵成写出来的,写的是 我在北大四年中亲历、亲见、亲闻的人和事，有人称之为“北大的一部断代 史”，报刊上也多有评论。直到今天,还能从网上看到谈论这本书的文字，有 的说是看《负笈燕园》很受用。
《学人往事》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学界文坛的人和事，网上有文章说: “作者独辟蹊径以章回的形式，写一些大师级的学界文坛人物”。甘肃省读者 尹瑞邦在2001年2月3日上海《文汇读书周报》题为“2000年:读者印象最 深的一本书”的专版上发表了《既是学者，又是思想者一读 < 学人往事 >》 一文，文中说：“本书回顾了 20世纪上半期我国风起云涌的历史中，蔡元培、李 大钊、鲁迅、胡适、闻一多 批先进知识分子，在反对专制、提倡新文化，推进民主与科学，引导社会意识前进的活动中的伟大身影。他们付出了毕生精 力，甚至全部生命。他们不仅是学者，也是思想者和伟大的战士。”
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2002-2006 )年中，写出了五本书。其中，《百年 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一书于2003年5月由北京图书馆出 版社出版。此书在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被香港中华书局买断了版权，于2005 年3月由香港中华书局岀版了繁体字本。本书除了在河北省获奖外，还于 2006年1月被国家图书馆“文泽图书奖”作为39种推荐之书中的第3本在 《中华读书报》上公布。《1937年中国知识界》一书于2005年6月由北京图 书馆出版社出版,上海的《东方早报》等报刊上有评论。此外，《学人藏书聚 散录》和《悠悠学魂:魏建功生前身后》二书也将出版。
2006年春，我应花山文艺出版社之邀，与省社科院的蔡子诗、省作家协 会的鲁守平合写了介绍河北的大众读物《河北读本》一书,不久将出版。
迄今为止，我出版的著作有：
《芦笛集》、《紫驹斋文学论评》、《勇敢者的伊甸园》、《燕园师友记》、 《负笈燕园》、《学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 《1937年中国知识界》等。
我的多数著作，已被国家数字图书馆和北京书生数字图书馆出版电子 版读物,供全国各大学师生和读者阅读使用。
李枝增：马老师，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期待您有更多的 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