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通志•粮食志》1996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有 幸拜读，非常振奋，从中学到了好多东西。感到这部志书的内容 丰富，资料翔实；专业性、科学性强；篇目设计有创新，体例完 备；记事实事求是，是非分明；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的新资料、 新发展十分突出；文风朴实，语言简明流畅；印刷精美，装帧典 雅，堪称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好的上乘之作。不揣浅陋，从以 下三个方面谈谈读后的感想和收获。

          资料丰富，运用得当。胡乔木同志曾说过，“地方志是朴实 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我认为《山西通志•粮食志》比 较圆满地达到了这个要求。从横的方面看，全志内容极其广泛、 全面，涉及到全省粮食业的方方面面，无缺项之处。从纵的方面 看涉及到1840 ~ 1989年150年全省粮油业的发展演变，兴衰起 伏，无断线之处。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粮油业记述得非常 详细，做到了 “详今略古”。这部志书的资料性强不是哪一章节 和哪一部分，而是体现在全书的各个方面。

          第一，全书不论是哪一章、节、目，很少有空话、套话，全 是用资料说话。如写旧中国山西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很低, 用了民国5年至民国25年20年亩产仅增9公斤、年均不到半公 斤的事实，并附了 1914 - 1947年全省粮食产量情况表，令人非 常信服。为增加志书的可信性，巧妙地运用了不少原始资料。如 写旧社会的灾情，引用了《山西旱情史料》一书中对1846年至 1942年部分旱灾年份的记载，读后不但使人看到了旧中国山西 灾害频仍的事实，并发现了山西发生重大旱灾的周期规律，差不 多每隔8〜12年就发生一次严重的旱灾。在志书中单设“文献辑 存”，集中收入了从1943年至1989年46年中24份重要的有关粮 食方面的文献，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 粮食政策，有重要的存史价值。此外，除集中辑录重要文件外， 在全志各章节中还分散地引用了不少文献资料，有的是随文引用 部分文献内容，有的是在章、节之后以“附”的形式全文附录。 如在第一章第二节“储粮备荒”节之后附了 “各县义仓积谷简 况”和“各县村社仓积谷简况”，附上这两个简况，对研究民国 前期民间发起的捐粮备荒情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现实也有 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二，以照片形式保留了大量原始资料。照片入志具有生 动、具体、直观、形象的特点，对保留资料有文字不可替代的作 用。志书在编首集中24个版面，刊印彩照107幅，其中，有中 央、省、部领导的视察，有建国前的旧仓址，有从清到现在的粮 食量具、粮油加工工具、厂房，有各类粮油票证，粮油优质产 品，运输工具，有先进粮食单位、劳动模范及先进工作者……内 容丰富多彩，摄影清晰明快，具有典型性、艺术性。有许多照片 非常珍贵，如清同治元年的解州社仓旧址、清代的老斗、老秤、 石磨、石碾、风车、油脂土榨，抗日根据地太岳区第五专署的兑 米票、军用兑米票、马料票等。照片除集中于志首外还在有关章 节中随文插入了几十幅。随文插图，与有关文字相搭配，既起到 了图文并茂的作用，又保留了原始的直观资料。

          第三，正确地运用表格，是《山西通志•粮食志》资料丰富 的又一特点。表格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系统地展现事 业、事物发展动态和变化。全志共用表格180份，占全志总篇幅 的11・2%。这些表格，一类是反映全省粮食系统的各种数字的 统计表，一类是主要以文字列述的某项事物概况的一览表和名录 表。读后，对全省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粮食情况一目了然，容 纳了大量文字不便表述的内容，起到了 “文约事丰”、“文省事 明”的作用。为便于查找，这些表格都编了序号，并在志书的篇 目后设了 “图表目录”，增强了志书的使用价值。

          自觉地运用比较法，突出政治思想性。通观《山西通志•粮 食志》其运用比较法主要体现在编者在全志中加强了三个大方面 的比较。

          一是新旧不同时代的比较，从篇目设计上看：全志共分上下 两大编，上编是《新中国建立前的粮食业》，下编是《新中国建 立后的粮食业》。有人称这种编排法为史体，不合志体，认为志 书就应横排到底，其实这是机械唯物主义。新旧社会的粮食不论 是产、购、销、储存各个方面以及粮食政策有着本质的不同，硬 以“拉郎配”的形式横排在一起，就显得不伦不类。志书的编者 按时期先纵设编，后横排章，这是实事求是的。为了提高志书的 整体性，两编所辖各章统一排列序号，共设16章，上编4章, 下编12章。建国前部分只15万字，占全书的20%。上编以大量 不可争辩的事实，揭示了解放前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山西 各地粮食市场上的半殖民地性已尖锐地反映出来，封建主义和官 僚资本主义相互勾结，盘剥农民，打击民族粮食商业。“谷贱伤 农，丰收成灾”，“青黄不接，米贵如金”，加速了农村经济的破 产；特别是一遇灾荒，“赤地千里，人口流亡”，甚至出现了 “生 者死者互相枕籍，积尸数尺”、“人相食”的悲惨景象。虽然政府 也搞赈济，不但是杯水车薪，且官商勾结，“囤积居奇，哄抬粮 价，造成更大灾难”。新中国建立后，山西省也是多次遭灾，特 别1955年、1957年、1960年、1968年、1972年连续遭灾，且灾 害非常严重，可是，每遇灾荒政府都成立救灾机构，加强对生产 救灾工作的领导，采取多种防灾抗灾措施，积极组织生产自救， 国家从全国各地调拨粮食支援灾区，并降价供应。1955年和 1957年国家仅调拨救济粮亏损即达2803万元。大灾之年，广大 农民仍安居乐业，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同样是灾害，却完全是 相反的情景。志书的编者没直接站出来评价，而是引用了灾民们 激动得流着眼泪说的话：“旧社会受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情景悲惨，现在是一处有难，八方支援。真是百年来的大灾荒， 千年未遇的好政府啊!”读后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得出新旧社会 两重天的结论。

          抗日战争时期，写了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 “一派、二代、三 统、四抢”等一系列掠夺粮食的手段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因群 众无力交纳便遭杀害，仅和顺县城附近，就有158人因交不上粮 而被杀害。194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的55个县就有300余万饥民， 因饥饿死亡的达10万人。而在解放区则是另一种情景：中国共 产党一方面带领人民发展生产、削弱封建剥削制度；一方面对日 本侵略者的掠夺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这样的对比记 述，不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 战争中的中流砥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山西通志•粮食志》另一大比较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 期、不同政策的比较。一次是1958年至1959年，由于我们党在 指导思想上出现了 “左”的错误，工作上的“浮夸风”，带来了 粮食工作的高定产、高征购。1959年提出全省粮食产量要达到 120 ~ 143亿公斤,征购必须完成35亿公斤。实际上1959年全省 粮食产量仅38.7亿公斤。有的个别县粮食征购竟占总产量的 84%。志书不仅写出了高定产、高征购的具体数字，还写出了造 成的严重后果；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1960年全省粮食产量下 降到33.7亿公斤，比新中国建立初期还低28%,给人民带来极 大困难。志书在记述粮食工作的同时，更重点记述了山西省委、 省政府为了落实党中央“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 示，第一、二把手亲自抓粮食工作，粮食部门的领导和广大干部 职工，不分昼夜地勤奋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精减城市人 口、开放粮食市场、提高粮食征收价格、实行奖售换购等，到 1964年全省粮食情况就有了好转。这样既写失误，又写如何纠 正失误，不但不会损害党的形象，更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光明磊 落，同时会使各级领导永远牢记这一沉痛教训，不再犯类似的错 误。二次比较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比较。通过产、购 销、储运、加工各个领域的比较，突出了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 针、政策的正确性。

          全面记述改革，时代特点鲜明。我国正在深入进行的社会主 义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发展经济、建设四化、推动社会进步、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潮流和必然趋势。在新编地方志 中，记述好改革是我们方志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粮食 系统的改革内容非常丰富，《山西通志•粮食志》记述改革下了很 大工夫，从记述的改革内容看：

第一，充分记述了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从1953年起，我 国的粮食政策一直是统购统销，志书全面记述了取消统购统销的 过程，既肯定了其起的历史作用，又提出了随着社会发展出现的 弊端，使人们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

          第二，重点记述了粮油价格政策方面的改革。志书不但记述 了 1979〜1989年7次粮油调价的具体情况，还实事求是地写出 了由于粮食的提价，终于使粮油生产从长期困难的境地中摆脱出 来，到1984年山西省粮食创造了总产87.2亿公斤的历史新纪录。

          第三，突出记述了粮油体制的改革。长期以来，粮食系统基 本上是一家独揽的天下，从1984年起由过去的管理型体制，改 为经营型体制，实际上是参与了市场竞争。经营形式的改革，使 粮食部门经营活动更加灵活，不仅搞活了企业，也满足城乡人民 多方面的需求，丰富了市场，繁荣了经济。

          第四，记述了粮油企业改革的全过程。从1979年的政企分 开、1980年企业承包责任制、分配制度的按劳付酬，到1989年 的产权制度的改革，租赁、抵押等等，以及饲料工业的从无到 有，以至飞速发展，突出了山西粮食系统改革的步步深入。

          如何记述改革？从目前已出版的志书看大体上有三种方法， 一是集中记述，二是分散记述，三是分散记述与集中记述相结合 的方法。《山西通志•粮食志》采用的是以分散为主，适当集中的 方法。这种方法比分散记述和集中记述都好。粮油系统的改革涉 及到购、销、调、储、加工这些环节的方方面面，如果集中记述 不但有损志书的科学性，势必造成大量重复，同时，由于改革的 内容过多，集中起来还会造成篇幅的畸轻畸重现象。分散记述又 显得支离破碎，缺乏整体性，重点又不突出。《山西通志•粮食 志》除在建国后的粮食业诸章、节中普遍记述了改革的内容外, 在“绪论”中还从宏观上记述了全省粮食业的基本面貌，为了突 出重点，在有些章中还设了侧重记述改革的节、目。这种记述方 法既从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揭示了改革的面貌，又突出了 重点，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能对改革前后进行对比，烘托出 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山西通志•粮食志》还有很多优点和长处，以上列举几个方 面。但是，它和所有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金无足赤，白 玉亦有瑕。

          第一个问题是宏观记述不够。突岀的表现是“绪言”写得过 简、过浅；高瞻不足，缺乏和其它各省区粮食业的横向比较，因 此，山西省粮油系统的特点不突出。其次，全志共设15章，除 “粮油工业”、“饲料工业”章下设了记述宏观内容的“综述”、 “发展概况”外，其它各章均无宏观记述，读后对该行业的整体 面貌了解不清。如在有的章下酌情设“无题小序”，’可以弥补这 一不足。第二个问题是有些数字不够准确。主要表现在，有的同 一数字前后矛盾，有的文表不一，有的离事实甚远。如在粮油工 业章、第一节“综述”中写1952年新建6个榨油厂，“年增加油 脂生产3794万吨”，显然不合情理。因为从306页油粮业产品、 产量表中看，1952年粮食加工总量仅13.4万吨，油脂加工量只 858吨。1959年粮食征购数字在“绪论”中是35亿公斤，而在 “农村粮食购销”章中却是17.5亿公斤，可能绪论中写的是市 斤？这些错误虽是个别的，但也有损志书的可信度和权威性。有 些计量单位不统一，比如同写全省的粮食总产量有的地方用 “吨”，有的地方用“公斤”。在“油脂购销”章“食油供应”节 有时用“公斤”，有时用“市斤”，还有时用“两”、“公两”。第 三，在附录中增设“限外辑要”这是个创举，可以弥补志书下限 至岀版这几年的空白，更能增强志书的现实性。遗憾的是写得过 于简单、零碎，从1990年至1996年7年中仅千余字，1994、 1995、1996年，每年只记了一条，还不是什么大事，只写了某某 为厅长、副厅长，某某为山西粮食集团公司经理、副经理，还不 如一般大事记写得全面深刻，这就失去了设“限外辑要”的意 义。第四，校对还不够细心，还有个别错别字。

          尽管志书中有些不足之处，这并不伤这部社会主义新方志的 大局。总之《山西通志、粮食志》仍不失为一部高水平、质量好 的志书，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学习。

          （原载《苍桑》1998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