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陕西省陇县，我过去是比较陌生的，仅是在读古典诗词 时，知其关寨雄伟险峻，古塞苍茫。当我拜读新编《陇县志》之 后，对陇县的历史与现状，陇县的经济、政治、军事、教育、科 技、文化、风土人情、古今人物有了较为详尽的了解。深为这部 志书的资料翔实、体例完备，观点鲜明、文风朴素、印刷精良， 装帧典雅所叹服，堪称一部从形式到内容都好的上乘之作，除了 与其它佳志有共同的优点之外，她最大的优势就是创新和浓郁的 地方特色，大有别开生面的新意，从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分析：

         一、突出自然灾害的记述，反映立体多样性气候特点

         自然灾害是对人们的生命财务和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危害和 损失的自然现象。历代地方志都很重视自灾害的记述，准确科学 地记述自然灾害及其发生的规律，对提高人们的抗灾自救、驾驭 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写好自然灾 害，虽然已引起了广大修志工作者的重视，但有些志书对自然灾 害的归属、内容、体裁仍记述的不够恰当，有的是并于自然环境 气候章下，设“灾害性天气”节，有的置于“杂记”或“附录” 之中；也有的“设自然灾害”专章，记述上沿袭旧志，不分灾害 种类，按年代顺序记述。而《陇县志》的编者们对“自然灾害” 的记述非常重视，“自然灾害”升格，独立成卷。这不是“小题 大作”，恰恰是反映了陇县的县情特点。陇县境内山峦起伏，沟 壑纵横，平原广布，川道狭长。由于地形的多样性，形成了明显 的立体多样性气候特点，这样的气候造成了雹、雨、干旱频繁的 多种自然灾害。《陇县志》用一个卷的篇幅客观详尽地记述了本 县从古到今的自然灾害，是非常必要的。

         《陇县志》自然灾害卷设“旱灾”、“雨涝灾害”、“雹灾”、 “地震”、“其它灾害”、“特异现象” 6章，共5.7万字，“其它灾 害”主要记述了霜冻、风灾、雪灾、农作物病虫害、禽兽灾害、 滑坡、地陷，囊括了本县所有的自然灾害。

         不但对自然灾害记述得全面，而且记述方法得当，记述每种 灾害，首先记清了各种灾害的标准。记述旱灾标准时这样记述: “旱灾在本县有重旱和偏旱之分：在3至5月和9至11月发生干 旱时，降水较历年平均值减少在60%以上，即在3至5月和9至 11月内连续45天以上没有大于、等于20毫米降水日或没有大于 等于30毫米降水过程者为重旱；期内降水较同期平均值减少 30%至50%,或有上述期界之降水过程者为偏旱。对连阴雨的 标准是：连续降雨4天以上，日降雨大于等于0.1毫米，降雨过 程总雨量大于等于20毫米时为连阴雨”。很显然，和一般笼统地 记述相比，它的科学性、实用性都大大增强了。

         其次，记清了自然灾害的灾情，包括发生的时间、区域、灾 害的强度和危害程度。

         这样记述了 1989年的水灾：“1989年7月15日，县东南部 地区发生特大暴雨，东风镇12小时降水276.5毫米。”

         这样记述了 1979年的雹灾：“1979年5月24日至9月30日， 河北，李家河、火烧寨、麻家台、唐家庄、城关镇、温水、杜 阳、关山9个社镇的79个大队降雹13次，9.5万亩夏秋作物遭 受损失，减产达531万公斤。其中，3万亩绝收，砸坏房屋9203 间，塌窑67孔，砸死29头耕牛，死亡8 Ao尤以7月21日、23 日北部山区的65个大队、308个生产队降雹最重，狭谷地区的 高家河5天后还有长33米、宽1米、高1.16米的冰墙。重雹区 死禽遍地，树断杆倒，路陷渠毁，树无鸟鸣，酷似严冬。仅李家 河公社损失就达75万元之多，人均损失100元。”

         这样记述十分完整。一是准确地记述了雹灾发生的时间，二 是真实地记述了雹灾所涉及的范围，三是详细地记述了灾情，使 读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最后，还记述了自然灾害的规律， 比如记旱灾：“1958至1990年33年间，共出现旱灾60次，平均 每年1.8次。一年出现三次的共6个年份(1996、1969、1971、 1977、1987),不难看出，每隔七八年就出现一次连续旱灾。志 书还记述了这33年旱灾的发展趋向，“20世纪60年代平均每年 出现干旱1.7次，70、80年代平均每年1.9次”。志书还注意记 述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如雹灾频繁的原因与其地形关系密切。 在山区，特别是在荒山荒岭的北部山区，盛夏季节，由于空气冷 热不匀，使形成的冰雹在波浪式前进的大气流动过程中，造成跳 跃性降雹现象。这样记述自然灾害对人们认识灾害，防御战胜自 然灾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也会大大增强志书 的使用价值。《陇县志》不仅记述了灾情，更突出记述了抗灾防 灾活动，第一章旱灾中，专设抗旱防旱节，第二章雨涝灾害中， 设防涝抗洪节，第三章雹灾，设“防雹与抗灾节”，第四章地震 设“防震”节，第五章其它多种灾害中也都记述了防灾抗灾。防 灾抗灾，是人与自然的斗争，是人们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一种 社会活动，它能反映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社会制度的优劣以及人 们道德风尚的高低等。比如写旧社会的旱灾不是“死者十之七 八”，“死人无数”就是“人相食，“骨肉相食者甚多”、“父子夫 妇相剖啖”。直到中华民国18年(1929)大旱还是“赤地千里, 人心恐慌，壮者逃散四方，老弱转于沟壑……死尸载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90年33年间，共出现旱灾60 次，其中，特别是1972年冬至1979年8月，234天未下透雨, 河流断流，塘库干涸。1979年8月16日至1980年5月5日，三 季连旱263天，井水枯竭。既使这么严重的旱灾，人民政府一方 面发放救灾款、物，解决生产生活急需，另一方面动员轻灾区支 援重灾区，互助互济，共渡难关。同时，发动灾区农民自力更 生，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保证灾区人人有饭吃，政府领导人民 “坚持不懈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干旱地区大力推广旱 作农业技术”，致使县境虽多次发生严重干旱，但未造成重大灾 害，更没出现饿死人的现象。同样是旱灾，为什么出现两种结 果？充分体现了新旧社会两重天，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中 国共产党英明伟大，提高了志书的政治质量和思想性，有强烈的 教育作用。

在记述方法上，采用了宏观微观记述相结合的方法，先从文 字上进行宏观记述，先给人们以整体概念。然后再以条目体和灾 害年表的形式，从微观上i己述断限内的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范 围、灾情，提供了大量史料，如果只有宏观记述，人们看到的只 是灾害的总结，看不见具体灾害：相反，如果只有微观记述，呈 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一次一次的灾害，缺乏总体认识，很难寻找 灾害发生的规律和彰明因果，正因为《陇县志》采用一种宏观微 观相绩合的记述方法，对本县的自然灾害记述的既全面完整，又 系统准确。

         二、设“人口与社会"章，突出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 迫切性

         基于当前计划生育已被列为基本国策，本届修志，都把计划 生育工作当成了人口编的重要内容，大多数志书只是设晚婚晚 育、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奖惩措施这些内容，显得内容单薄、 浮浅。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计划生育时指出：“中华民族已到了最 危险的时刻”。李鹏总理也指出“要使人们感到人口爆炸的危 险”。作为反映地情的地方志，也必须把人口增长过快的危机感, 反映出来。《陇县志》对此体现得很充分。

         《陇县志》写计划生育不单单限制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小范围内记述。为了增加记述深度，把人口控制与经济发展、与文 教卫生、人民生活联系起来记述，在人口卷中单设“人口与社 会”专章，章下设“人口与耕地”、“人口与粮食”、“人口与农 业、教育和住房” 3节。

         “人口与耕地”这一节，以大量准确可靠的数字记述了人口 增长和耕地日益减少的情况。1949年全县仅有人口 10.68万；可 是到1989年已增至22.14万，净增长11.47万人，40年增加了

I.07倍，平均每年增加2868人，而土地却是日益减少，1949年， 全县86.05万亩耕地，到1989年仅剩74.92万亩，40年减少II.1万亩，从人均耕地看：1949年人均耕地8.1亩，到1989年 人均仅3.4亩，人均耕地净减4.71亩。

         志书还从人口与粮食的占有量算了一笔帐。新中国建立以 后，由于生产力的解放，科学的普及和品种的改良，陇县农业生 产大发展，尽管耕地日益减少，但粮食生产仍是逐年提高。1949 年，全县粮食总产4352.11万公斤，到1989年，已达10342.8万 公斤，比1949年增长137.7%。从这个数字看，粮食增长的速度 是很惊人，但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粮食的增长比例却不 大。1949年，全县人均口粮408公斤，1989年仅均467公斤，增 长 14.5%o

         从人均农业总产值看：1969年，虽然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 增长49.4%,但由于人口比1949年增加64.7%,人均产值反倒 下降9.3%o 1979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66.3%,增长 迅速也算不小，可是，因人口增长了 42.8%,人均产值下降了 13.7%O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陇县的经济飞速发展, 1989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2倍，但人均产值仅增 45.4%0

         从已出版的志书中，虽然也都写了耕地、粮食产量，但大多 数都归在了农业，与人口放在一起的实不多见，足见《陇县志》 的编者高人一筹，独具慧眼。

         通过设“人口与社会”这一专章，算了这几笔帐，确实发人 深思，促人猛醒，也使人产生了危机感，对计划生育的迫切性、 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大大增加了志书的资治、教化、存史的 功能。

         三、土地独立设卷，有战略眼光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立国之本， 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源泉，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 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一项基本国策。历代修志都非常重视土地的 记述，可是，我们编写社会主义新方志，对土地的记述却未引起 足够的重视。现今出版的新志书，多数将有关土地问题的内容分 散在自然地理、农业志、城乡建设志等各分志中，不仅使土地资 料零星分散，而且记述极为简单，尤其是对土地管理，有的志书 把它列在“城乡建设”编“房地产管理”章下“节”的位置，甚 至有的志书对土地管理只字不提，这是不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要 求的。《陇县志》的编者们由于对土地的重要性认识深刻，把有 关土地的内容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不但独立设卷，还排在了 志书第四卷的重要地位。

         土地卷下设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土地管理3章、第一章土 地面积下设两节，第一节简述了本县历代面积变化，因陇县的地 域面积从明代才基本稳定下来了，所以志书着重记述了明至 1941年的变化。第二节1949年后的面积，此节写得比较详细, 体现了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首先记述了 1949年后几次行政区 划的调整。然后，着重记述了几次土地的清查，第一次是1952 年10月至1953年3月的查田定产137.6万亩；第二次是1964年 的土地核实102.9万亩；第三次是1981至1983年的农业区划调 查总面积341.2万亩，耕地97.6万亩；第四次是1983年10月至 1985年8月的土壤普查，耕地面积95.85万亩；第5次是1986年3月至1990年7月的土地资源调查（耕地94.19万亩），从这5 次的调查看，全县总面积基本无大变化，但耕地面积却是逐年减 少。把这5次调查成果系统地记下来，使本县保留了一套系统完 整的土地资料，非常有使用价值和存史价值。

         第二章土地利用，下设8节，分别记述了耕地、园地、林 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未利用地及 各在全县总面积中占的比例，耕地仅占总面积的27.48%,林地 却占48.3%,而未利用地还有37.17万亩，占总面积的10.84%o 由此可知陇县的巨大优势是林业，也看出了陇县农业发展还有很 大潜力，因为还有那么多未利用土地，但发展农业任务还很艰 巨，因为水浇地仅占总耕地面积的12.1%。坡地占总耕地面积 的89.85%。这样记述为领导决策，制定本县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了可靠依据。感到不足的是只记述了本县土地利用的现状，缺 乏可比性，如果再有些历史资料就更好了。

         志书把“土地管理”当成了该卷的重点，这个指导思想是正 确的。此章第一个目设土地经营管理，主要记述的是土地所有 制，只简述了由土地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转变过程，按道理讲这 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伟大创举，理应详述，可是“农业 卷”、“体制”章，“中国共产党”章“县委中心工作”中都详述 了土地改革和土地由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所以在“土地管理”章对土地所有制的记述采取了彼详此略 的记述方法，仅用550字，既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又增强了资 料的完整性。

         重点记述了 “土地使用管理”，突出了国家、乡镇、村建设 征地和村民建房的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的审批程序、审批权限、 土地补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突出了党和政府为保护紧缺的土地 资源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 规，这样记述等于宣传了党和国家的土地管理法，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目前存在的乱占耕地的歪风，作者也予记述，但不是直接 摆出问题，而是通过1982年6月，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后，至1990年县委县政府对全县非农业用地先 后进行了6次全面清查，退还耕地519.8亩，退出非耕地109亩， 疏通道路16.9公里，复垦土地1640亩，收回罚款14.1万元，处 理土地纠纷1942件。这样写比孤立地直接写乱占耕地现象积极 的多，这一方面表现了陇县乱占耕地问题确实存在，一方面说明 了县委、县政府对此不是听之任之，而是积极采取措施，解决问 题。

         四、集中记述“文化大革命''

         新编地方志如何记述“文化大革命”，是个难题，对“文化 大革命”设不设专志，从本届修志开始就在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有的提出了 “宜粗不宜细”、“易略不宜详”，“宣分不宜集”的 “三宜三不宜”的主张，而且在修志界特别是1990年前颇具统治 地位，所以那时出版的志书绝大多数对“文化大革命”都采取了 分散记述的方法。也有人主张“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浩劫， 且在建国40年中，历经10年之久，应该独立设篇集中记述，所 以80年代末90年初以来，好多志书对“文化大革命”都采用了 集中记述的方法，尤其是陕西省的地方志大多数都采用了此法。 笔者也是“三宜三不宜”的响应者，主编的《丰南县志》釆用了 分散记述的方法，究竟是分散记述好，还是集中记述好？实践是 检验真理的标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丰南县志》从1990年出 版发行以来，我们开过几次座谈会征求对志书的意见，虽然全县 干部群众对《丰南县志》比较满意，但对“文化大革命”记述过 简不满意，这是《丰南县志》的重大缺憾。

         拜读新编《陇县志》以后深受启发，认为只有系统地记载 “文革”的历史，才能非常鲜明地体现它的完整性和危害性。分 散记述，资料支离破碎，看不出运动的发生、发展后果和影响。 实际上起到了淡化“文革”是一场严重灾难的作用，也不符合 “决议”对“文化大革命” 10年做出的结论。

         《陇县志》的编者们以对党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坚持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不怕冒风险，勇往直前，闯出了一条新路子，这 种大胆创新的精神值得钦佩。《陇县志》“文化大革命”卷共分四 章、13节，约1.3万字，“文化大革命”卷开头的第一部分是无 题小序，概括记述了本县“文化大革命”经过造反夺权，派性斗 争、武斗、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斗批改、清理阶 级队伍，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几个阶 段和10年动乱使全县各方面遭受的严重损失，以及党风、民风 和社会风气遭受到严重破坏。同时，也实事求是地记述了由于广 大党员干部的抵制，全县在水利工程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 面仍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读无题小序对陇县的“文化大革命” 从宏观上有了一个粗略了解，这个小序仅800字，但概括性很 强，承载面宽容量很大。

         此卷以时为序具体记述了陇县“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经过。 以大事立目写了 1966年初从批判吴哈、邓拓、廖沫沙的所谓 “三家村”开始，至1966年5月贯彻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 査“黑帮、黑线”，县委派工作组进驻陇县中学、市农业技校、 县剧团搞“文化大革命”试点，中小学教师暑期学习会在教师中 揪“黑帮”、“牛鬼蛇神”，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发布和8月18日毛主 席接见红卫兵以后，“文化大革命”才由文化教育部门发展到全 县机关、厂矿、农村各行各业。“红卫兵”也开始从学校杀向社 会搞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大串联”。这就把红卫兵兴起 的背景，过程及破性性交待得清清楚楚，叙事详略得当，记历史 背景从略，记红卫兵活动较详。据实直书让事实说话，不泛泛议 论。如写红卫兵串联造反是这样写的：“县城各单位门口都搭起 苇席专栏，张贴大字报、大幅标语。一时间，冠有’横扫'、'火 烧'、’炮打'、’油炸’之类词句的大字报，大标语布满街头。红 卫兵胸前挂着毛泽东主席像章，佩戴红卫兵袖章，高唱'造反有 理’歌曲，到处串联造反。一些单位设置的广播喇叭在不时播出 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打倒那个”。把红卫兵这种狂热和打倒一 切，怀疑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写得淋漓尽致。

         志书记述“文化大革命”既注意到写运动的全过程，又注意 突出主要事件。“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是两派斗争发展到了登 峰造极的地步，危害最大。陇县也是重灾户，全县在派性武斗中 致死103人，致残33人。志书选取了 9个典型武斗事件，重点 记述了 1967年8月28日陇县造反派组织,“县总部”，勾引宝鸡 工矿总部8000余名造反派乘180辆卡车来陇县武斗的事件，这 次武斗打死13人，“县城一些机关门窗被毁坏，粮食面粉被抢 ……商店关门，市民闭户，邮电通讯中断，群众白天不敢上街， 夜间不能安睡。”志书引用的这些事实令人触目惊心，充分揭示 了 “文化大革命”给陇县带来的浩劫，文字简浩而有说服力。另 外，还记述了 “革命委员会”的一系列活动，如群众专政、清理 阶级队伍、“三旧”学习班（旧县委、旧人委、旧公检法机关的 干部）、城镇居民下乡、“教育革命”、“一打三反”等，以大量事 实证实了这场浩劫给陇县带来的灾难。如果将“批林批孔”、“反 击右倾翻案风”、“批邓”这样重大的事件，再写进去就更显得内 容充实和丰满了。

         《陇县志》不但单设“文化大革命”卷，集中记述了 “文化 大革命”，还在“大事记”中记述了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 事件共45条，约计4000字，粗线条地记述了 “文化大革命”的 发展脉络，与“文化大革命”卷遥相呼应，各有侧重、适当交 叉，因果彰明。同时在农业、水利、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有关 卷章中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述了 “文化大革命”中对各项事业的影 响和危害。《陇县志》对“文化大革命”的记述是成功的，即有 专卷集中记述，又有大事记、专业志有关卷章的分散记述，系统 完整地反映了本县“文化大革命”的全貌。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 明了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结论是完全正确的，既能 教育今人，又能惠及后世。

         《陇县志》的优点长处还很多，只是挂一漏万地写了几点感 性认识，但翻阅全书后也感到仍有美中不足之处：

         最大的遗憾是宏观记述不够，各卷除水利、水保卷外，均无 概述，特别是经济部类，更缺乏综述内容，看不出全县经济发展 水平及兴衰起伏。甚至在农业、工业这些重要卷中也找不到其产 值及其结构比例的发展变化。居民生活不可漏记，因为根据马克 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生产——分配一一交换——消费的 理论，消费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终端，它是经济活动的目的和 归宿。写居民生活的变化也能使新旧社会和中共三中全会前后, 形成强烈对比，更能增强志书的思想性。还有个别地方归类不 当，如“文化大革命”卷，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归入“拨乱反正”文题不符，“拨乱反正”章中的内容大部分是 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列入“文化大革命”卷是毫无 道理的，尽管有一些小毛病，但《陇县志》仍不失为一部佳作。

         （原载《陇县志评论集》1995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