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4 年，我在区电视台负责《历史回声》栏目文字编撰时， 曾打算写写生产队的事， 并拟题为《最后的生产队》。虽然没有写成， 但那些日子，对生产队零零碎碎的回忆，时时盘旋于脑际。就在 那年春节， 我回到故乡， 与原住一个院子的维通大哥谈起这件事。 他说：  “这事还用到别处去找吗？咱们一队就是全村最后一个解 散的生产队，我就是最后一任生产队长。”

            我家和维通大哥一直在一个生产队，老队长过世后，他接的 手，这我知道。只是自父亲去世这二十几年的时间，很少回村， 对生产队后来的事知道得很少了， 听维通大哥这么一说， 方觉这“最 后一个”想是村村都有的。

            那天中午，我和维通大哥在连友(原大队会计)家吃的饭。 几乎一顿饭的工夫，都是在回忆中度过的 —— 回忆小时候一起玩 耍的日子，回忆艰苦年月几辈人受的苦，回忆村里逝去的老人。 一时间，我们几个人仿佛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后来，我问起 生产队解散那码子事情，维通大哥说：  “那是七九年吧(连友说 七八年) ，传达了上级的文件，村里九个生产队一个一个地解散 了，只有咱们一队还顶着。村支书问我，你咋还不散呢？我说， 你书记所在的队哪能说解散就解散呢？书记骂了两句一甩手走了。 就在那天夜里，书记一个人来到队址，把队址的门板摘下来，扔 在院子里。咱一队就这么散了。”

            维通大哥说，第二天上午，当他看到躺在院子里的门板时， 眼泪都掉下来了，那些年月，毕竟留下了他健如牛马的力气和常 人少有的操劳。我问他，今天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他摇头头，又 点点头：  “那还用说嘛！ ”话语中流露出几分留恋，几分无奈， 又有几分庆幸。后来得知，维通大哥家的生活早已今非昔比了， 儿子开上了车，又置备了中耕播种机、收割机，现在他们一家的 家当比他当队长时一个生产队的还要多。

            听维通大哥缓缓道来，早些年暑假里到队里上班劳动的情景 又恍若眼前。我说：  “三十大几年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吃 着生产队的粮食长大的——不知咱们队可留下点什么没有？ ”他 摇摇头。我知道家乡的生产队和许多地方一样，一经解散，很快 就踪迹难寻了。

            饭后，维通大哥带我到村东大坑旁，说：  “还记得坑南边那  片空场吗？”我愣了一会儿， 但马上明白了：“你说的是队址吧！”’ 他点点头， 目光游离起来， 像是在寻找往日的影子。我们沿着坑沿， 向南踱去，但见昔日的空场已盖了几排平房，只有坑边上还留有  几步空地。枯败的野草瑟瑟抖动，草裸子里挂着红红绿绿的废弃  塑料袋，被风吹的飘来摆去，眼前的情景让我顿生苍凉之感。

            这里，曾是我家所在的第一生产队的所在地—— 队址。三十 几年前，这里曾和几十户人家百十口人的衣食生计息息相关，留 下过几代人难以言表的酸甜苦辣。

这以后又是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那种苍凉之感仍时时袭上 心头，随之沉淀下一个空荡荡的词汇—— 队址。

(二)

            我们一队的队址所在的那片空场，原是一片坟地，大抵是后 代已迁或传承已断， 那片坟到解放前就已是荒坟野冢了。土改那年， 大小几十个坟头都被铲平了，还挖出些铁叉、石桌、石凳。其中 一座大坟是最后平掉的。那座坟比周围的坟包高出半截，挖出棺材，油着紫红大漆的棺盖仍然油光耀眼，用锹一戳，  铿铿然，分 明完好如初。几个壮汉用铁棍撬了多时，也未撬开。那天，我和 不少孩子都围着看热闹， 挤到近前又往后缩， 生怕一锹杵碎棺盖， 露出一个狰狞的死人来。后来，人们犯怵了，又用土填上。

            平掉坟头，这里成了村里篮球场，将挖出来的石桌石凳摆在 场边上， 也算派上了用场。电影队来了这里又成为了露天电影院。 后来， 三个生产队的队址都建在这里， 我们一队队址紧擦南坑沿。

            队址建于河年， 不甚了了， 好像食堂散伙之后， 就在那里了。

            那是一个不算小的院子。北边三间草房算是队址。那是乡间 最简单的房子：墙体下砖上坯，外涂上稀泥，再将高粱穰子一层 压一层，穗子朝外，穗杆朝里抹人墙中以防雨淋，屋顶胡乱苫了 些稻草、苇草。年头长了， 黑一块， 花一块的。草房东间盘一火炕， 地上放一张掉漆的办公桌，一只上锁的木柜子蹲在旁边，里边锁 着生产队的账目。另两间堆着化肥、泼斗子、喷雾器，还有换下 来的水车轮子，胶皮车轱辘什么的，那是生产队的仓库。院子南 半部的牲口棚里拴着队里的牛、马、驴，一共有六七头吧。院子 里停放大车。最早是铁皮木轮的“花葫芦车”，后添置了两辆胶 皮车。靠墙堆放玉米秸，喂牲口用的。

饲养员睡在队址的土炕上， 照料牲口， 兼看队址。饲养员姓李， 那时已五十多岁，就老两口，他除了回家吃三顿饭之外，常年住 在饲养处——队址又叫饲养处，笼而统之。

(三)

            别看队址简陋，几十户人家大部家当可都在这里了，涉及社 员生计之大事，也是在这里决定的 —— 比如，评定社员劳动报酬 的工分。那时，社员从生产队里分得口粮、棉花、食油、蔬菜以 及柴禾(主要是玉米秸和棉花柴) ，全以工分抵顶， 尽管工值不高， 却是社员的命脉。

            评工分，分评底分与临时评分两种。底分最是要紧， 一经评定，一年出工劳作，基本就按它记工了。所以社员们对评底分最为关 注。

            评底分都在年初，找个风雨天不能出工的日子，人们集中到 队址开会评议。这个会，人来得最全。来得早的，脱鞋上炕，稳 稳当当坐下， 后来的坐在板凳上、门槛上， 再后来就在外间屋(即 库房)随便坐在车轱辘上、化肥袋子上。队长左右瞧瞧，看人到 的差不多了，将旱烟袋往鞋底上一磕，干咳两声，宣布开会，说 道几句平分标准，就让大家发言。会场照例闷一阵子，听得到炕 上地下“滋拉滋拉”吸烟袋的声响。之后， 总有一二“勇敢分子” 打破这种难堪的沉默：  “我先说，我提某某十分”。一人提议， 众人附议， 人世间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定下来的。有人开了头炮， 接下来发言的就多了，时间不长，强壮劳力差不多都提到了，都 是十分，全体通过。年纪大的、体力差的依次下评，九分五、九 分三、九分不等。妇女不论强弱，一律八分下评。上级也时而强 调男女同工同酬，但一直没能做到。

            每次评底分总有几个人没人提及，这些人不是人缘不好，出 工不出力就是活计差劲，或是“刺头”“不好咔嚓”。对这些人 评高了， 大伙不情愿， 评低了， 又怕得罪人， 因此人们干脆不提， 好像队里没有这几个人。最后队长只得发话：  “还有几个人，大 伙没提到。我说说吧！某某，能坚持出工，有病也不歇着，就是 技术差点，九分五……大家看咋样？ ”队长说罢，便有人附和： “同意！” “同意！” 见炕上炕下都有人发言了， 队长一挥手说： “就这么定吧， 某某， 你们看咋样？”不愧一队之长， 先是肯定， 后说不足，这几个人掂量一番也觉不失面子，就不吭声了。最后 队长将评定结果复述一遍，让会计记下，评工分就算结束了。

            平时记工，遇有苦累重活计，在底分基础上，小有灵活，如 拔麦子， 拔棉花柴， 出一天工， 另多加几分。早上出工， 加二分三分。 也有小包工，一估堆一块，不论时间，干完记多少工分。

            饲养员昼夜坚守， 年终按最高工分计算， 车把式工分加补贴， 出一天车补几毛钱，这在那个年月也是受人羡慕的。

年关逼近，队址又成为瞩目的地方。会计伏在那张掉漆的桌 子上，算盘珠子拨来拨去，一连十几天，总算将这年的工值(10分合多少钱)及全队一年的收支总账算了下来，待各户清单拉出 之后，队里即开会分红。人们静听会计逐家逐户地念分红账目。 其实在开会之前，许多人就从会计那里知道了自家大体的收入情 况。村里九个生产队，工值最高的超不过七八毛，我们一队总在 四毛钱上下晃悠。劳动力多的户能分上二三百元，劳动力少人多 的扣除所分粮物后，往往要“拿倒码”，欠队里的。分到红的， 脸上露出点笑意， 拿倒码的一声不吭， 或是自我解嘲地干笑两声： “哈哈，又拿了倒码！”

(四)

            队址留给社员最无奈的回忆，是没完没了的开会。自 1964 年 起始， 十几年间一个个运动(“四清”、“文革”、“批林批孔”、 “斗批改”、“阶级复议”等) 像连绵的秋雨， 沥沥拉拉没有断过， 运动一来， 就要开会。特别是冬春两季， 生产队几乎天天晚上开会。

            对那些会议，人们缺少热情，吃完晚饭好大一会儿了，队址 里还空荡荡的，人们像羊拉屎一样，一会儿进来一个。主持会的 要求也不严格， 往往有十几个人就宣布开会， 主要是念文件和报纸， 到会的只要带去耳朵就行了。来早了的，还能听出点缘由，后来 的就云遮雾罩，不知所云了。

            有一年寒假，我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那晚会计不在，队长 让我念的报纸。念的什么内容，早没了印象，但对会场乱糟糟的 场面记忆犹在。那天晚上，会还没有开，十几杆旱烟袋就把本不 宽绰的队址搅和得乌烟瘴气。烟味牲口粪味掺和着“六六粉” 味， 熏得人昏昏沉沉。有人被呛得连连咳嗽， 时而嚷一嗓子： “开开门， 透点气！” 门一开， 一阵冷风吹进来， 烟没见少， 冷劲又上来了， 坐在门口的赶紧把门关上。在满屋子烟雾中，我开始念报纸，起 初尚有抑扬顿挫，渐渐和尚念经一般。一念上报纸，人们很快打 起盹来，不是一两个人，几乎是满屋子的人都昏昏欲睡。不大一 会儿，呼噜声就此起彼落，炕上炕下连成一片，有的如拉弦，有的如擂鼓， 有的突地一声闷响， 把众多打鼾者都炸醒了， 惹笑了。 如有“工作组”(社员将驻村工作组成员统称工作组)在场，队 长或指导员便捅捅身边打呼噜的， 大声道： “大伙都精神点”，“工 作组”对此也少有责怪，或许他们也觉得这些会没啥劲。

人们厌烦开会，我想，主要是那时的许多会议与农民的柴米 油盐不沾边，象批林批孔批宋江。林彪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人 们当然气愤填膺，可千把百年前的孔子说过什么话，宋江招安与 否与耪地挣分实无干系。批判半天， 地里不打粮食， 也得喝西北风。

            这些会议，上头盯得也不紧， 社员们就东拉西扯打发无聊时光。 批《水浒》时，会讲故事的人大显了一把身手，什么李逵大打闹 忠义堂，林冲雪夜上梁山，一晚上讲一段，大伙听得挺过瘾。

            不过，也有的会议要严肃得多，主要在‘文革”初期。那一 阵子横扫“牛鬼蛇神”的声浪， 席卷而至， 村里的批斗会也在升温。 晚上，时听街上的高音喇叭狂喊起来，通知社员到大队部开会， 同时厉声喊喝“分子”们到会场集合。大队部院子里是已灯光如 昼，  “分子”们早早到来， 低头垂手站于一侧……大队批判会后， 第二天生产队要照猫画虎， 批判一番。批宋江时与谁也没有关系， 可以嘻嘻哈哈，这回可难为了众社员，对概念上的阶级敌人，尚 可胡乱轰上几炮，可瞅一眼蹲在旮旯里的本队的“分子”，就难 以开口了。而且从小都是一块长大的，哪来的特务和国民党呢？ 再说，又在一个队里上班，低头不见抬头见，谁好意思扯破脸皮 指指画画呢？因此，生产队的批判会大多说几句套话，就拐到别 的话题上了。队长(指导员)也听之任之。约摸有个把钟点了， 就出去望望天上的星星说：  “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吧！ ”有时看 到前头别的生产队的队址里还亮着大灯，又踅回来：  “哎——再 渗一会，二队还没散呢！”

 

(五)

            生产队解散后，那些风雨飘摇的队址拆的拆，倒的倒，不是被野草占领，就是盖起了新房，没出一年，全村九个生产队，竟 难寻踪迹。随着时间的消失，只留下一个渐渐被人们淡漠以至快 要忘却的干巴巴的名称—— “队址”，还有“饲养处”。我们就 是这样毫不留情地破坏着旧的世界，待你回头张望时，那里已完 全变了样。

            过后思之，队址和饲养处这两个在农村曾妇孺皆知的名称也 颇有点说道。从东北过来的人说，他们那里也这么叫，这么多地 方不约而同都这么叫，又不是官方之规定，就让人惊叹了。中国 之大，大小单位名称如恒河沙数，而带“址”字的单位恐怕就是 农村生产队了(“遗址”、“会址”、“旧址”都属过去时) 。 这一名称倒也准确，  “到队址去”——到生产队所在地去， 你看， 说得何其清楚明白。而且这一“址”字， 又绝无庙堂衙门之威严， 就是个地方嘛，任何人都去得。“队址”这一平民化的名称，实 在是起得好。还有哪个“饲养处”，即喂养牲畜的地方， 以“处” 名之， 也蛮有意思。那可是中国最基层的“处”。养牛马之“处” 与官场之“处”同日而语，也足见这块地方对农耕时期农民何其 重要。

            “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是李大钊 的散文《今》里的一句话。我想，在中国大地上存在了几十年的 生产队， 也不会无声无息地消失掉， 会有人将那段日月认真梳理， 记下一些不该忘记的文字， 为了昨日的父兄， 也为着明日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