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视野

乡 音

              许是久居丰南耳濡目染之故，我觉得较之相邻县区，丰南各 地口音颇有变化，南、北、东、西迥然有异。比如，自唐坊以西 说“大米饭炒鸡蛋”，  “蛋”、“饭”二字应读去声， 一沉到底的， 不料沉到一半，即悬空拐了个弯，突然高扬上去，那香喷喷的气 味也就凌空飘散开来，如那里的黑土地一样诱人。沿海一带的阳 平字读音一律下挫， 比如“昨天来的”那个“昨”字， 读作阳平， 向上拐个小弯才是。可是黑沿子人刚一出口， 仿佛有一大浪打来， 漫天水花将其悠扬之音打个精湿， 音调也就沉哑下去。到了柳树 O、 戟门诸村， 更一直向下扎去， 如那里遍野的芦苇将根子深扎大地。 小集等靠近滦南的东部村镇，说话则像那里平展的沙地一样轻曼 柔和，  “今儿格儿来的”——那个“来的”就像唱歌一样好听。 我的家乡在陡河岸边，算是靠北了。那里田野平阔，水流清缓， 人们说话自然也就平直，也就将所有向上拐个弯的阳平之声统统 拉平了。因这里出产白菜，人说那叫“白菜帮子”味，家乡人也 常常以此自嘲。

              我就是带着这土得掉渣的“白菜帮子”味， 背着一床“麻花” 被褥，到城里读书的。离开乡里，身处南腔北调之间，方知大千 世界乡音之驳杂，之顽强。同学们努力学习普通话，可那些山南 海北的口音却总是登堂人室，让人忍俊不禁。有的儿化音怎么也 拐不过那个弯， “哦——哦”的脸憋得像关公。有的每句话的尾音， 不论抑扬顿挫， 一概下压， 问个路吧， 也咬钢挫铁一般， 铿锵得紧。 我这白菜帮子腔，也常被同学们学说嬉戏。但普通话时时改造着 乡音。同学们入学之初，是乡音中夹杂些普通话，到后来，大半是普通话中冒出些乡音来。

              说来也怪，在学校普通话说得也蛮好的，放假回家，到胥各 庄一下火车，口音马上就改了过来。又步行十二华里来到村里， 普通话的影子已踪迹皆无，见到村人，又是满口白菜帮子味了。 当初是怕村里人说道：  “看看！这小子没出几天门，话都不会说 了”。乡里这种“骡子充马叫”之类的嘲讽是听不得的。何况， 那时的乡村文化还是社会主体文化，而我对融入城市又不十分情 愿。后来参加工作， 普通话已荡然无存， 满口家乡口音还乡团一般， 驻下来就不走了。不知我那些同学们，可像我一样冥顽不化。

              无论怎么说吧，乡音难改，是不言而喻的。难怪唐诗云“少 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遥想当年，官至礼部侍郎、 太子宾客的贺知章，在京为官五十余载，八十六岁方告老还乡。 其官场沉浮、世事沧桑自不待言，单这一句“乡音未改”，便让 千百年的读者感慨系之。乡音之于游子的执拗、深沉与浓烈，古 今皆然。村里的还乡者，不论原来是做官的，当兵的，教书的， 还是当过“盲流”的， 也不论他到过多远的地方， 离乡多长时间， 只要回到生养他们的村子，绝大多数还是原来的口音。也有如我 辈者，多年在外，难免掺杂些南腔北调，但回到故乡，口音就渐 渐“纯正”起来，与村人无异了。

              乡音难改，许多人都有体会的。比如，有的人拿起话筒或登 上讲台，不自觉地就拿腔拿调起来。撂下话筒、走下讲台之后， 那口音马上就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在那样的场合，你能说他们是 嫌家乡口音土气，难登大雅吗？也许并不尽然——变声变调，社 会使然；乡音依旧，血脉之故也。

              乡音乃故乡之音，祖先之音，每一种乡音都浓缩着当地的民 俗风情和传统文化。乡音是一根不会折断的琴弦，弹奏着让人怀 念让人忧伤的乡情。

              前年清明节，我到家乡扫墓。听村人讲，邻村董各庄从台湾 回来一个老兵，他十几岁使被裹挟到那个遥远的海岛，几十年音 讯杳然。那年清明节终于回到家乡， 到过世多年的父母墓前祭扫。 他跪在长满青草的墓前，向故去的老人低低地诉说着思念之情。

              走出坟地时，依然泪水长流。是几十年漂泊孤岛，未能报答养育 之恩而愧疚难抑，还是与家乡恍若隔世而悲从中来？这些人子之 情都像乱麻一样，剪不断，理不乱。但那一刻，让他无比伤心的 却是因为口音。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他说： “我这一口南腔北调， 九泉之下的父母还能听出是他们的儿子回来了吗！怕是听不出来 了”。说着，泪又流了下来。

              我听了这个台湾老兵的故事，眼泪也禁不住滴落下来。在那 个清明节后的好多天里，那个老兵因丢失了乡音而泪流不止的情 景，一直让我心绪晦暗。我深深感到，丢失了乡音，与家乡相连 的脐带就断了，那是一种无家可归的凄凉。真的如台湾歌手唱的 那首《乡愁》那样：  “……到后来呵， 乡愁成了一湾深深的海水，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那哀婉惆怅的旋律久久地在我心头回荡。

              因乡音而伤感，又想到我的母亲。在炮火连天的年月，祖居 抚顺的母亲随父亲逃难，从关外一直走到河北老家。在崎岖的山 路上，她几次坐在冰冷的石头上，回头望着愈走愈远的路，暗自 垂泪。来到老家，过了十多年清苦的日子，到 1961 年方和父亲回 东北一趟。进关后，母亲唯一的一次回家，还是把仅存的一点粮 食留给子女而勉强成行的。此后，直到去世，四十几年再未回过 一次。此间白发苍苍的姥爷也仅来过一次河北。见面时，姥爷与 母亲抱头痛哭的情景，一直让我心颤。听说姥爷来了，左邻右舍 都来看望。姥爷的东北口音，让前来看望的人感叹不止：  “听你 老的口音，和东兴他妈一模一样——她回家这么些年了，还一点 没变。”

              姥爷临走的头天晚上，母亲刚端起饭碗，眼泪就掉下来了： “你姥爷这一走， 不知这辈子还能不能见着。”尽管姥爷一再说， 他身板还硬朗， 还会再来的。但我们都清楚， 那不过是句安慰的话， 因为姥爷已是风烛之年了。果不其然，姥爷走后，只托人写来一 封信，就音讯杳然了。我参加工作后，家庭状况有了改观，曾几 次向母亲提起回趟姥家的事。母亲总是说，你姥爷怕是不在了， 回去奔谁呢。说着，眼圈就红了。

              对母亲一直未改的乡音，我一直没想过什么。无论是小时候在街上玩耍，母亲从东头到西头喊我吃饭，还是到外地上学临行 前的殷殷嘱咐，当时都未从母亲与众不同的口音中悟出点什么， 有时甚至还嫌母亲唠叨。自听到那个台湾老兵的故事后，耳畔便 时常响起母亲那浓重的东北口音。母亲离家六十多年，乡音一直 未改；在这个封闭的小村里，几十年间，只在姥爷来的那几天， 听到过家乡的口音。母亲是带着这无言的忧伤离开人世的。想到此， 我好一阵难受。

              哎，乡音，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