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付庄子药王庙的历史背景
我们研习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把握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发展脉络。通常，首先会想到《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以纪传体编撰，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时期（约公元前2550年），下至明朝崇祯十七年（1644年），涵盖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内容，共计3213卷，约4000万字。因为每一个朝代在建立新政权后，都会用三五年的时间，来修前朝的史，以此来宣传自身政权的合法性。
不过，唯独明史有些特殊。众所周知，清朝是女真人建立的。他们趁着明末天下大乱的时候，趁机溜进山海关夺得了天下。为了掩盖自己的心虚，他们愣说明朝灭亡于李自成之手，清朝剿灭李自成是替明朝报仇，厚葬崇祯皇帝是对明朝有恩，清朝的统治是“天命不可违”。清朝修明史，每一稿、每一篇，都要交给当时的皇帝审核，如果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或宣传明朝好的内容，统统打回重写，或者干脆直接毁掉。以至于一部明史，用了顺、康、雍、乾四朝，足足95年的时间才完成。经过反复篡改和抹黑，就把明朝说成是一个无明君、无名将、无名士的三无朝代，明朝的皇帝荒淫无道，不理朝政，万历皇帝28年不上朝，如此等等。其实，等您闲下来，了解一下“万历三大征”，那绝非一个昏君所能为。
付庄子药王庙是明朝修的，要探究它的起源和发展，既得修习明史，辩证地分析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可靠性，又要从地方的史志资料、建庙碑记中，透视和还原当时的社会背景。不然，单凭口传心授、民间传说，难免失之偏颇，至少是不严谨的。
实际上，明朝的政治体制和工商业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空前活跃，也加剧了社会矛盾，统治者便利用宗教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来强化统治，尤其是正一道的地位远远高于全真道，倍受重视。正一道掌教不仅代代袭封大真人号，掌管天下道教事，而且国家的祈嗣大典也由其主持，增官进爵，修建观宫府第，皇帝还亲自为其选择婚配、赐名。为强化宗教管理，明朝的僧道官完全纳入政府官员系统之中，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道官体系。遗憾的是，宗教体系鱼龙混杂，一些佞幸小人借道士身份谋求权力财富，使长期沿袭的道官制度逐渐演变成一纸空文。
付庄子的药王庙既然是嘉靖年间修的，那么我们还得回过头来，去研究嘉靖皇帝。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朱厚照驾崩，无子继位，按照“兄终弟及”的祖训，时年14岁的兴献王世子朱厚熜承统，为世宗皇帝，年号嘉靖。朱厚熜继位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采取厘革宿弊、振兴纲纪等改革措施，下令退还被侵占的民田，汰除军校匠役10万余人，史称“嘉靖新政”，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
随着皇权的巩固，朱厚熜开始相信迷信、崇信道教，尤其是在位后期，由担忧国运民生，转向求自己的长生不老。为何发生如此之大的蜕变，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出生地的影响。明正德二年（1507年）八月，朱厚熜出生于湖广安陆，即现在湖北的钟祥市。安陆古时属荆州，春秋战国时为楚地。古时荆楚之地的百姓大都有迷信鬼神、崇尚巫术的风俗，直至明代，这一风俗依旧没有太大的改变。而朱厚熜的父亲兴献王朱祐杬又是一个崇尚道教的人，与道观的道士交往甚密。所以，地域的原因，加上他父亲的影响，使得朱厚熜对道教非常崇信。
第二，身体的原因。朱厚熜自幼生长在南方，且体弱多病，对北方的寒冷天气不太适应，加之年少即位，国事繁杂，身体比较劳累，使得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嘉靖元年九月，朱厚熜封立皇后，同时册封两名贵人，有些纵欲过度。看到嘉靖皇帝体弱多病、郁郁不乐，太监崔文便劝诱他举行斋醮，以此来祈福消灾。嘉靖皇帝本来就对道教感兴趣，被崔文一说，更加深信不疑。嘉靖三年，借杨廷和致士之机，征招江西龙虎山上清宫道士邵元节入京，专门掌管祈祷和祭祀之事。由于祈祷和祭祀的巧合，或多或少有所应验，使得嘉靖皇帝更加崇信道教。
第三，祈求长生不老。自嘉靖二十一年之后，嘉靖帝开始疯狂地追求长生不老。其生母蒋太后的病逝、加之南巡路上几乎被烧死，以及“壬寅宫变”中险些被宫女勒杀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嘉靖皇帝产生了一种错觉——自己死里逃生，是崇信道教的结果，他对道教的信奉也从原来的祛病消灾，发展到了狂热的祈求永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因为过度服用方士王金、申世方等人制造的丹药，火发躁怒不禁而死，享年60岁。在世宗弥留之际，徐阶与张居正拟写的遗嘱里有这样一句话，“只缘多病，过求长生”，委婉又契合地说明了嘉靖帝的生平状况。嘉靖皇帝生前为自己修建的陵墓地宫，即是仿造道家“九重法宫”之式，由此可见他对道教崇信之深。
嘉靖皇帝一生给自己封了三次道号。第一次自封为“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元真君”；第二次加封为“九天宏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第三次变封为“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管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这在中国的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上行下效；淫俗将成；败国乱人；实由兹起。” （见《旧唐书·贾曾传》）。在这一阶段，全国众多官民投其所好，耗费资财，大兴土木，建设道观和庙宇。世间流传下来的许多寺庙，都有嘉靖皇帝的印记，比如明朝高僧秀峰入阳明山寺修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涅槃，肉身不败。嘉靖皇帝听闻此事，亲赐寺名“万寿寺”，并赐联“名山千古仰，活佛万家朝”；我们今天看到的洛阳白马寺，也是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整修的，大门匾额即为当时所镶嵌，其规模和水平空前宏大，难以描述。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拥有十个第一，每一项都是无法超越的旷世之举，这与嘉靖皇帝休戚相关，一脉相连。
在药王庙的残碑上，清晰可见“明嘉靖二十七年”字样，而这一阶段，正值嘉靖皇帝对道教日渐痴迷、走向巅峰的特殊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