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篇
开 篇
 
          纵观历史长河,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一直伴随着人类。而地震以其巨大的破坏力被列为自然灾难之首。这突如其来的灾难,使多少鲜活的生命顿时逝去,多少幸福的家庭瞬间破碎,多少美好的家园化作废墟。每一个生命的逝去都令我们为之哀伤,每一声痛苦的呻吟都使我们倍受煎熬,每一个受伤的躯体都引来我们不安的目光,每一个无助的眼神都直刺我们颤抖的心灵。凝望那些因惊吓、痛苦而变形的面庞,端详那些已经没有心跳的躯体,我们在诅咒灾难无情的同时,也看到了生命的脆弱;看到从废墟上站起来的人们,更感受到了生命的坚强。经过灾难的洗礼,透过不幸的画面,我们真正懂得了珍惜拥有、珍爱生命、关爱他人和更加快乐地生活。我想,这也许是灾难带给我们的意外财富。
 
                                    ——写在卷首的话
          我是老孙,属大龙的,现年52岁。
         我是土生土长的丰南人,原籍南孙庄公社南孙庄大队第三生产小队。丰南1946年(民国三十四年)建县,1954年7月与丰润县合并,称丰润县,1961年6月恢复丰南县,1994年4月撤县建市,2002年8月由市改区。本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少有人知,但有两件事却让丰南在国内颇具影响,在国际上也挂上了号。一是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这里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号”机车,铺设了中国第一条标准化轨距铁路——唐胥铁路,被称为“近代工业的摇篮”;二是20世纪70年代,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让全世界一夜之间都知道了中国有个唐山,唐山有个丰南。
         我曾经数次翻看过家谱,逐一查证。我的老祖先在明朝万历年间,从山东枣林庄的一个移民聚集点,风餐露宿,一路北上,迁到了现今的大新庄镇柳林村。不知何年何月,又迁到海西张庄子(今滨海镇张庄子,现归曹妃甸新区管辖),后来又迁居到现在的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祖坟被平,里面并无棺椁,仅存一块青砖,上刻“孙平潮”三个大字,一看就是与海有关。想必老祖当初焚荒占地、跑马建庄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里曾是一片贫瘠荒蛮的退海之地,但肯定没有想到,他的后辈子孙会经历一场惨烈的地震。
         中国发生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地震。其中,史载最为严重的是明朝嘉靖三十四年腊月十二(1556年1月23日)发生的关中大地震,推断震级为8~8.3级,祸延97个县,方圆2000里的人口中有六成死亡,造成“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此后,又陆续发生过山东莒县、河北三河、山西临汾、宁夏罗平、云南嵩明、宁夏海原、甘肃古浪、新疆富蕴等数次8.0级以上地震,中小地震不计其数。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一直没有消停过。1950年8月15日22时9分34秒,西藏察隅县发生8.5级地震,造成西藏3300人、印度1500人死亡,损失惨重。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邢台专区隆尧县发生6.8级地震;当年3月22日16时19分46秒,邢台专区宁晋县发生7.2级地震。时值隆冬,漫天大雪,两次地震共死亡8604人,伤38000人,经济损失10亿元。1975年2月4日19时36秒,辽宁省海城县发生7.3级地震,伤亡人数29579人,其中死亡2041人,经济损失超过50亿元。因为当时通讯不畅,信息闭塞,人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利害。我们甚至还跟在大孩子们屁股后面唱:“地动山摇,花子撂瓢。”大意是说:地震过后,必是好年景好收成。
         也许就是这么一唱,就惹恼了天老爷。在此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又先后发生了唐山、汶川两次强烈地震。而我,正好以不同的方式亲历了这两次地震,死里逃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地震。那时,我是一个灾民。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发生8.0级地震。此时,我是一个志愿者。
         我是从唐山大地震中逃出来的。
         地震的前一天晚上,我吃完饭,感到十分闷热,就悄悄跑到村西头的大坑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牛虻和蚊子打着疙瘩,追着我跑回了家。刚进堂屋,就感觉有点儿不对劲儿。借着微弱的光亮,看见一群大大小小的耗子,正排着队从水道口里往外跑。我一看,顺手抄起一把铁锹就往外冲。我的妈呀,唰啦唰啦地,足有百八十只,连蹿带跳。我被这阵势吓呆了,等回过味儿来,这帮东西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地震的前兆。
         有一个细节,我一直羞于出口。地震的时候,我并没有睡着,正在撒尿。我记得很清楚。
         先是大队的广播响了,大队书记刘长勤在广播里喊:“社员同志们注意啦,赶紧起来,早战了啊!社员同志们注意啦……”
         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异常沉闷,异常巨大。
         大哥起来关窗户,我在炕头儿,他在炕梢儿。窗户是那种老式的上开窗,挂钩在屋顶上。大哥一边伸手去摘挂钩,一边嘟囔:“要下雨了!”
         我感到憋得慌,想尿尿,就伸手从炕沿底下摸出了那个尿罐儿——一个黑釉的粗瓷罐子,跪在炕上,开始“哗哗”。
         就在这一刻,身下的大炕猛烈地抖动起来。
         “地震了,快跑啊!”大哥大喊一声。我扭头借着光亮,看见他正撕开了“纱绷子”往外跳,我也转身从靠近自己的这扇窗户上跳了出去。那种老式的“纱绷子”,手一划拉就开了,没有一点儿阻碍。
         我清楚地听见了尿罐儿落地破碎的声响。
         在飞身跃下窗台的那一刻,我身后的墙壁轰然倒塌。我顾不上别的,连滚带爬地到了院子的门口。那里有一棵大柳树,下面是一片苇席苫着的干草垛,我揭开苇席的一角,钻了进去。
         万籁俱寂,世界一片漆黑,只觉得身子下面的大地,仿佛筛糠一般,不停地颤抖。
         一分钟,大约过了一分钟,开始有人缓过神来,开始哭喊、叫人。
         三分钟以后,周遭的世界乱了套,到处都是鬼哭狼嚎,到处都在喊救命。
         大哥喊我。我从苇席底下钻出来,想回应,却发不出声儿,从后面一把抱住他,哭了。
         我们一家人会合了。东屋是爸妈和妹妹,西屋是我们弟兄四个,还有一个借宿的小力。房子的后檐往外倒了,中间墙向堂房倒去,山墙和前檐支撑着摇摇欲坠的“马架子”,屋顶没有落下来。
         四下里的房子全倒了,只有这个房架子,突兀而坚强地支撑着。当天18时45分,在一次强大的余震中,眼睁睁地看着它趴了架,烟尘四起,肉跳心惊。后来才知道,这次余震的震中在滦县,7.1级。
         这些情景,没有备份,却永远也不会丢失。
         那一年,我12岁,刚念中学。在那场天崩地裂之中,我一奶同胞的姐姐没了,一些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再也没能走回教室。我那些尿尿和泥的小伙伴们,或是陪着他们的家人,或是孤独地躺在村南的小树林里,坟上的青草春生秋黄,正慢慢地淡出人们的记忆。
但是,作为一个幸存者,这是一辈子也难以磨灭的记忆。我们心里的伤口,在经历了40年的时光之后,还在痛,还在流血,还仍旧不能愈合。
亲历过地震的人,往往都会谈震色变,我就是这个样子。无论在任何时候,提起地震,眼前就会蓝光闪烁,耳畔都是地声隆隆,满脑子都是房倒屋塌、家毁人亡、尸横遍野、哀号震天的惨景,像一部剪得支离破碎的好莱坞灾难大片,一帧一帧地展现出来,快进、回放、切换、循环,把自己带回到当时的凄风冷雨之中。
         地震,犹如一个隐在半空的恶魔,它的魔爪一直紧紧地扼住我的喉咙,令我不能呼吸。我鼓足勇气,回头看它贪婪可憎的狰狞面孔和腥臭难闻的血盆大口,和它对视,然后透过它笼罩的阴云,看着远处高远湛蓝的天空。
         关于唐山大地震,留给世人印象最深的是两部影片。一部是傅超武和高正导演的《蓝光闪过之后》。这是一部以唐山大地震为历史背景,反映地震灾难及救灾重建的电影故事片,1979年公开上映。遗憾的是年深日久,很多人没有看过,看过的也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另一部是前几年冯小刚导演的《唐山大地震》,反映的是震后救人时,主人公做出救子弃女的艰难选择以后,派生出来的一系列情感纠葛故事,一时叫座,观者如潮。但我一概不看,从心里抵触这个东西。我们心里的伤痕尚未平复,绝不愿意再揭开血痂,去窥视下面的伤口。再说了,仅仅136分钟的胶片,就想重现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蒙外人可以,我可不买账。在唐山,像我这样的人,可不是一个两个。
         后来闺女放假了,想看这部电影,我不放心,就开车带她去了电影院。我有一张VIP卡,是常年免费的,但是,我不给她用,让她自己买票进去。然后,自己攥着那张卡,坐在门外高高的台阶上面,撵着轮番进攻的蚊子,看着文化大街上跑得飞快的车子,直眉瞪眼地等了两个多小时。大概一年以后,我嘴上还是那么硬,却猫在书房里,在电脑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看罢,一声长叹,什么也没有说。
         经常有外地朋友过来,和我聊着聊着就聊起唐山大地震的事儿。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问我:“老孙,你那时候记事儿了吗?”我总是如鲠在喉,心里说话,6岁时你娘打你一顿鸡毛掸子,你还记得清楚的,难道说,我就忘得了这么大的事儿?若是不喝酒,我就说一句:“老哥,我都念中学了。”然后再不理他。若是喝了酒,我就会把持不住自己,卖弄一番,背诵一段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东经一百一十八度十一分,北纬三十九度三十八分,震级七点八级,震中烈度十一度,震源深度十一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虚土,二十四万城乡居民殁于瓦砾,十六万多人顿成伤残,七千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使京津披创,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为害最烈者……”可长可短,全凭心境,抑扬顿挫,豪气顿生。然后,半是矜持,半是骄傲地说,这一段儿是我的老师写的,戴连第,唐山教育学院中文系的老师。其实,戴连第是我的老师不假,但我念的是函授,面对面上课也不过三五天的事,莫说他不认得我,我也只记得他挺矮、分头、小眼儿。话说也30年了,模模糊糊的,即使打个对面儿也形同陌路,相见不相识了。但他写的碑文,我却铭诸五内,再也抹不掉了。
         我这个人嘴拙,但一提起唐山和汶川这两次地震的事儿,我就像神灵附体,也不管别人爱听不爱听,总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要是被人打断,就像上大号办了一半儿,忒不得劲儿。也许是大伙儿听烦了,就逗我:老孙,你把这一段儿写下来,肯定忒有意思。
         老孙已过天命之年,按说自个儿几斤几两还是拎得清的。写书这个事儿,过去真是想也不敢想的。但我这个人,没啥章程,不管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都架不住别人撺掇,脑筋一热乎,就下了锹镐儿。2015年7月7日,我开始动笔写。这一天,最适合的事情是回忆,是纪念,是为了不被遗忘的讲述。
         我想,这一辈子,能经历唐山、汶川两次大地震的人不多;经历了这两次大地震,想写下来的人也不多;既有经历,又想写下来,手里还积累着素材的人就更少了。积淀了这么多年,我的情感也渐渐平复,心态平和而激情尚在。这时候提笔在手,写一些东西,应当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现在是2015年7月7日的午后2点,我坐在开往上海虹桥的高铁上,脑子还是停不下来。过去的场景,像演电影一样嗖嗖地往外蹦,一时不可遏制。抬起头来,外面是匆匆后退的村庄、河流、鱼塘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绿色。今天是小暑,湿热的季节到了。我长长地呼了一口气,把脑子里的界面切换到了“从前”模式,轻轻点开。
         2008年的5月12日,是护士节。
         这天下午,我正趴在桌子上看卫生局上报的表彰优秀护士的通报,秘书科长翟维利推门进来:“主任,四川地震了,说是7.8级。”
         5月13日一早,“汶川地震”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自从昨晚的新闻联播播出了这一消息后,人们就一直在猜测震灾状况,并不由自主地和唐山大地震相比较。我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盯着电脑,时不时地刷新一下。尽管报道不够详细,但我已经有了一种预感:四川,肯定是出大事儿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到消息,一是河北省委决定,向汶川灾区捐款500万元;二是唐山市委决定,向汶川灾区捐款500万元。看来,大家的猜想和判断并非空穴来风。
         午间新闻的报道,发回了都江堰等一些灾区的视频和图片。尽管还没有震中的消息,但经历过同样震灾的我们,仍然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重灾区缺医少药,缺吃少穿,道路堵塞,物资运不进去,伤员运不出来……与此同时,各种谣言、传言、预言,也如泥沙俱下,纷至沓来。
         下午四点半,时任区长李国忠、常务副区长张会春,召集我们几个人在一起碰了一下情况,捐款、捐物,捐多少,怎么捐,没有结果。
         下午五点一刻,李国忠和远在欧洲考察的时任区委书记刘建立进行了电话沟通,内容不得而知。
         下午六点,张会春推门进来,递给我一张纸,说:“晚上七点召开紧急会,要派医疗队到四川去,可能明天就走。”我盯着他的脸,没说话,老半天,才抬手拨通了秘书科的电话,“下个通知……”
         我静静地坐在办公桌的后面,脑子里一片混沌。
         地震,像逃出潘多拉盒子的恶魔,随时可能兴风作浪,祸害黎民,伤及无辜。
         我的姐姐,正是在三十二年前的那场噩梦中,永远地消失在这个世界,至今都不知道尸骨何存,魂归何处。
         我的命是姐姐给的。据说,我刚生下来的时候,瘦弱不堪,半死不活。住在我家斜对门的姥姥,起大早趿拉着鞋、敞着怀、抹着眵目糊就过来了。她朝炕上瞥了一眼,说:“这孩子,活不了,一会儿天亮了,找个席头儿包上,埋乱葬岗去吧!”当时我奶奶住在对面屋,已经瘫痪在炕上了。老人家一听这个话,也就认了,我的父母也认了,连埋到乱葬岗上的席头儿都准备好了,挖坑的铁锹也找出来戳在了前门口。这时候,正赶上在隔壁搭伙借宿的姐姐回来,凑过去一看,我虽然又瘦又小,但还有气儿。姐姐比我大一轮,也是女孩儿心软,对躺在炕脚儿的母亲小声地说:“妈,是个小子,还有气儿呢!”我姥姥是后姥姥,年轻时抽过大烟,性情古怪,脾气不好。听姐姐这么一说,她马上跳起脚来:“不扔干啥?都是要饭的出身,养活得了吗?你个小死丫头,大人说话,插什么嘴?给我滚一边儿去!”姐姐挨了骂,又不敢顶嘴,就跑到奶奶那里,委屈地趴在炕沿上哭。奶奶一见,心疼大孙女,忙问咋回事儿。姐姐说:“大小也是个性命,等活不了再埋也不晚啊!”姥姥不管这个,还在堂屋里跺着脚骂。奶奶平日和姥姥关系不好,说话办事总是针尖对麦芒。她沉吟了一下,拿起大烟袋,在炕沿上用力敲了两下。老太太平时压轴儿大,这是信号,叫人呢。父亲连忙挑开门帘进去,垂手站立一边。奶奶问:“是还有气儿?”父亲说:“气儿倒是有,不过……”奶奶不等他说完,抬高声音说:“我们老孙家的事儿,还轮不上外人跑这儿来指手画脚呢!大丫头说得对,大小是个性命,留下来吧!”一语定乾坤,留下了我这条小命儿。等我长大了,姐姐多次和我学说这件事。有时候赶上我淘气不听话,姐姐还会板着脸训我:“别气着姐啊,没有姐,你早就埋到乱葬岗里去了。”
         但是,姐姐只陪伴了我十二年。姐弟的深情,在一九七六年的那个凌晨,戛然而止。她无边的爱,却像一把大伞,把我严严实实地捂在里头,一生也走不出来。
         姐姐没的时候,尚未出嫁。按照家乡的风俗,未婚女子客死他乡,又无尸可葬,是不能做坟立碑的。所以,这么多年了,我们连个烧纸祭拜的地方都没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逢年过节、寒衣清明的,我和老妻都要寻个偏僻的路口,烧几张纸,也算一种念想儿吧!
         感同身受、心灵相通。这次四川人民遭了灾,成千上万的人们也正在经历着我们当年的苦难,绝不能坐视不管。我暗暗地打定了主意。
         我要去汶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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