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 征
在平时，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战时，我们都是英勇战士。当离开家乡，奔赴灾区的那一刻，我们像一群逆风飞行的鸟，义无反顾，不舍昼夜，永远向前。我没有一张善于讲故事的嘴巴，幸运的是，您有一双会听故事的耳朵。但愿我的这些故事，就像我蓝牙耳机里的音乐，自己震耳欲聋，您靠得近了，也能听见一缕泄露的细小杂音。
——整理赴川日志时的心情实录
那天的会议并没有按时举行，大家都分散在会议室和各个办公室里看新闻联播。央视连篇累牍地报道重大事件的时候并不多，但这一次，令人痛心的画面连续不断播放出来，让全国人民共同聚焦在四川，在灾区。
晚上8点30分，区政府二楼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支援四川抗震救灾事宜。会议由区长李国忠同志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高树春、高秀术、张会春、许焕庆、付占广、张震、陆振文、刘会荣、王玉国等区四大班子领导，以及孙守廷、孟令稳、汪印合、王贵东、于凤会、董秀峰、张庭富、王胜利、陈柱、韩志朴、孙永才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李国忠首先介绍了灾区情况。他到丰南任职还不满一周，但给人的印象是心思缜密，看事看得清楚，办事拿得准，关键时刻善于决断，敢于担当。他讲得很真诚，也很动情。从唐山地震的救灾、重建，到唐山人民的感恩、博爱和丰南人民的感同身受，令人热血沸腾。他提议，丰南要连夜组建医疗救援队，以最快的速度赶赴灾区。会场烟雾缭绕，一片寂静。
第一个打破沉默的是时任区委副书记高树春。他说：“四川地震以后，全国人民都已伸出援助之手，积极踊跃支援灾区。我们丰南人，要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优良传统，解决他们生活上的实际困难，帮助灾区人民共渡难关。”一言既出，大家纷纷响应。
我一抬头，眼光正好和李国忠碰在一起。他打了个手势，我俩不约而同地站起身，走了出去，就近来到我的办公室。他摆摆手，示意我坐下。我没坐，他也没坐，就这样面对面地站着。等了一会儿，他一字一句地说：“你有经验，胆大心细，又熟悉卫生系统，我想让你组队去汶川。”我点点头，说：“我愿意！”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到：“我有三个请求：第一，要由一名县级领导带队；第二，救援队的人员要严格把关，物资药品等后勤保障满足供应；第三，最好明天下午出发，我们需要做一定的准备。”
我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不说话，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表情严肃。会议室北侧是区四大班子领导，南侧是区直单位负责人。我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座位有些特殊，既不在领导那一排，也不在局长那一列，就坐在会议桌东头儿的位置上，可以清楚地扫视场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耸肩、一皱眉都看得一清二楚。
回到会议室，李国忠清了清嗓子，征求了一下几位区领导的意见，然后开始具体部署救灾事宜。
当天的会议纪要是这样写的：一、区委、区政府先期向灾区人民捐款1000万元；二、迅速下发通知，组织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及社会各界积极向灾区捐款；三、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会春，区政府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孙守廷，带领20名医护人员，以及药品、食品、生活必需品等急需物资，连夜做好相关准备，明天下午赶赴四川救灾；四、以区委、区政府的名义，连夜起草慰问信，表达曾经遭受唐山大地震灾害的50万丰南人民的牵挂之情和深切慰问；五、……
我一边听着，一边在笔记本的另一页勾勾抹抹，草拟了一封慰问信：
中共汶川县委、汶川县人民政府：
惊悉贵县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曾经遭受地震灾害的50万丰南人民牵挂于心。为此，我们代表全体丰南人民向你们表示深切的慰问，向参加抗震救灾的广大干部群众及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向在震灾中遇难的群众表示沉痛的哀悼。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此，丰南人民感触尤深。1976年7月28日，丰南遭受同样级别的大地震灾害，造成3.7万人罹难，2.3万人重伤。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包括四川人民的无私支援下，丰南人民战胜了灾害，重建了家园。
灾害无情人有情。在此危难时刻，丰南人民愿与贵县人民齐心协力，休戚与共，给予力所能及的物资和精神支持。丰南区委、区政府决定，先期向灾区人民捐款1000万元，并正在组织发动全区各界进一步捐款捐物，为灾区人民抗灾自救、恢复生产尽绵薄之力。
我们相信，有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有四川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有汶川县委、县政府的精心组织，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你们一定能够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
中共唐山市丰南区委
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政府
2008年5月13日
当天晚上，这封慰问信通过传真和邮件的形式，发往汶川县委、县政府。考虑到通讯中断等原因，为稳妥起见，同时分别发往四川省委、省政府办公厅，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委、政府办公厅，注明“转发汶川”。
据后来了解，汶川在地震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电）数千封，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没能保留下来。现在，汶川档案局里保存的仅有16件，我们这一封，恰好在其中。
我回到办公室，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张会春轻轻推门走了进来，对我说：“老弟，靠你了！”我说：“你放心吧，我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这里我来安排，你回家准备一下，和嫂子告个别。”
送走了张会春，我关上房门，坐下来，听着墙上石英钟的嘀嗒声，打开电脑里的地图，再次找到了遥远的汶川，久久地凝视着，心里有一点小小的激动，甚至紧张。但马上告诫自己：别这样，明天出发，你现在最该干的是什么？想到这些，心情很快平复下来，铺开纸，一条一条拉起了单子，开始是八条，后来，差不多每隔五分钟就要加上一条，把可能遇到的问题，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罗列清楚。
我站起身，在狭小的办公室里踱着步子，慢慢梳理这些问题，确认再无纰漏，这才信心十足地站起身来，去秘书科安排。一推门，发现门外站着十来个人，有“两办”的同志，也有卫生局、商务局、交警队的负责人。我心里一热，赶紧招呼：“来，都请进来，我们安排一下。”
时隔多年，我的那页纸，已经找不到了，但我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大部分内容。
大家分头散去。
抬头看看墙上的时钟，时针指向凌晨1点45分。我伸了个懒腰，洗了把脸，这才不慌不忙地关灯锁门。临走前，又去秘书科看望了一下加班的同志，叮嘱大家：务必细心，不可大意。
大街上寂静无声，昏黄的灯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偶尔有上下夜班的工人骑着摩托车驶过，一阵嘈杂过去，显得更加空旷。清凉的风吹在身上，十分惬意。走进小区的时候，值夜班的保安老李认出了我，隔着玻璃扬扬手，算是打了招呼。我悄悄打开房门，在楼下简单冲了个澡，蹑手蹑脚地爬到楼上，听着妻子老张轻轻的鼾声，上床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正迷迷糊糊的，听到老张起床的声音，连忙一个激灵蹦起来，看看表，刚好六点。一边洗漱，一边对老张说：“你先给我收拾东西，我要出趟门儿。”
她问：“去哪儿？”
我说：“汶川。”
我这个人平日凡事将就，不喜欢讲究，说出差，拔腿就走。老张给我收拾东西也习惯了，洗脸刮胡子的工夫，她就收拾妥了，五八差不了四十，缺什么，临时再买。
但是，那天早上，老张的动作比往常慢了一拍半，小心而笨拙。她从地下室拖上来一个大行李箱，细心地擦拭干净，打开，往里面装东西，外罩、内衣、袜子，然后是充电器、洗漱用品、胃药、消炎药、丹参滴丸等等。想了想，又拉开，往里边塞上一瓶驱蚊油，转了一圈回来，又装上一瓶安眠药。我想告诉她，我是带医疗队去的，相当于一个流动的二甲医院，什么药也用不着。可刚要说出口，又闭了嘴，任她在那里折腾。
我趁她不注意，走进书房，麻溜儿地抽出一张纸，抓起笔，把夜里想好的几句话写在上边：“老张，此番前去，吉凶未卜，倘有意外，请照以下办理：一、将双方老人养老送终，抚养儿子成人；二、老家及现居房产家财均由你自行处置；三、尔心念之，还要终身有托，对不起。老孙字，2008年5月14日。”写完，看了一遍，匆匆折起，压在书桌一角，下楼吃饭。大米粥、花卷儿、咸鸭蛋，还有一样小咸菜，不记得了。我站在那里，抓起一个花卷，三下两下塞进嘴里，也没吃出个啥味儿来。看看七点将近，拎起行李箱，想想，随手又把腰上挂着的钥匙串摘下来放在门口的博古架上，便往外走。老张在后面，冲我问了一句：“还和爸妈说不说？”我停下脚步，答道：“别让妈知道！”在门即将关闭的那一刻，我又补了一句：“告诉爸，我不回来，就别看电视！”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乘坐的高铁正通过长江大桥。望着宽阔的江面和往来的船只，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现在想想，当时也很奇怪，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同，就像平日出差旅游一样，大步流星地走了。父母在乡下老家，儿子在合肥上大学，扔下老张一个人在家。那一年，父亲78岁，心脏不好。母亲73岁，将近20年的糖尿病和四次脑栓塞，已经让她非常衰弱，整天像个孩子一般，一时糊涂一阵明白的。我这次到四川去，若让他们知道了，父亲倒没事儿，啥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但母亲可不行，地震对她的伤害太深了，姐姐那年才24岁，尸骨未存，阴阳两隔。要是她知道老儿子去了地震灾区，那还不得要了她的老命。拿出手机，想给哪个哥哥打个电话说一下，想想还是算了，能瞒几天算几天吧！
谁承想，当天晚上，丰南电视台就播出了我们出征的新闻。
上楼的时候，我办公室的门口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走近了一看，男的是张庭富，卫生局长，是我的后任，廊坊固安人，部队转业干部，当过组织部副部长，五十岁出头，身材魁梧，性格温和，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女的是张艳春，卫生局副局长，四十岁出头儿，和我搭过班子，原来是县医院脑外科主任，专切“脑瓜瓢儿”的，后来从政，在副局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七八年。她精干泼辣，没心少肺，我送她外号“没心大白菜”，是我的得力助手。她的老公在我手下当副主任，是一对模范夫妻，都是直肠子，又都热心肠，人缘不错，酒量也不错。据说年轻时两口子对酌，一人一瓶白酒对着嘴吹，少有对手。
我打开房门，把两个人让到屋里。张庭富一如既往地客气，拿出一张纸，双手递到我的桌上，谦和地说：“老局长，这是我们拉的单子，你看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我们再回去改。”我拿起一看，一共20人，其中区医院9人，中医院10人，张艳春的名字排在第一位。
我逐一看下去，医生11人，以骨科、外科、急救为主，护士8人，以手术室、急诊和“120”为主，看来是动了一番心思的。我看了一下张艳春，她也在看我。一起共事两年多，彼此了解，默契得连一个眼神都能读懂。望着她探询的目光，我不说话。她轻轻地说了一句：“我跟你去吧！”我问：“孩子今年中考吧？”她没有回答，只是更加坚定地说：“我跟你去吧！”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这时候，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孟令稳敲门进来，递过来一页纸，也是一份名单，是后勤人员的。我一看，第一个是他自己，第二个是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明，也就没有往下看，把两张纸别在一起，拿起笔，在右上角重重地写上了两个字“同意”，然后对匆匆赶过来的秘书科长翟维利说：“让张艳春当医疗救护分队的队长，孟令稳当后勤保障分队的队长。你来帮他们制作胸卡，双面都要有照片，系带要结实，编上号码，写清名字，以免……”余下的话我没有说，生生地咽了下去。我当时就想，这些同志万一遭遇不测，这个胸卡还可以辨认啊！
几个人都没有说话。我挥挥手，他们低着头走了出去。孟令稳没有动，他笔直地站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我，老半天才说：“大哥，事先也没和你商量……”
我心头一热，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佯装淡定，严厉地说：“别在这儿给我扯淡，该干嘛干嘛去。下午就该走了，你再啰唆就等着回家吃奶吧！”他不吭声，慢慢转过身子，低着头走了。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脑子里一片空白。
是的，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电视和网上传来更多的消息，灾情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交通中断，通讯中断，伤亡远远超出预想。中国地震局方才发布消息，将汶川地震的级别更正为8.0级。我不由心头一震，当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初，新华社对外公布的是7.5级，两天以后，又更正为7.8级。这令人惊悚的巧合，意味着什么？我想象不出此时此刻的四川是一副什么模样，脑子里噼叭山响，32年前血泪交加的情形，咕嘟咕嘟不停地冒了出来。
地震发生半个小时以后，大哥背着一个赤裸的女子站在院子里，白花花的身子，在暗夜里闪着瘆人的光亮。那是同村我未过门儿的嫂子，已经断了气。那是我见到的第一个震亡的人……
大存死了，小桂死了，继环死了……这些天天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儿们，都脸朝上摆在了废墟的空地上。他们瘦小的尸体和大人们的尸体混在一起，排成了行。有的砸得血肉模糊，有的憋得浑身青紫。有上了年纪的老人看不过眼，随便捡起一块席头儿或破旧的棉被，给他们蒙在脸上，盖在身上。这个不足千口人的小村，共有186人没能逃过这场劫难。
快晌午的时候，我想起了在学校值班的班主任张慎富，和母亲说了一句就往学校跑。等我一溜小跑儿到那一看，学校的房子全塌了，一个人正撅着屁股从瓦砾堆里找东西，走近了一看，原来是学校伙房的大师傅孙瑞敏。他费尽巴力地把一个干瘪的面袋子拽出来，里面有五六斤粮食，抬头看见我，愣了半天，才说：“你们老师死了。刚才他的家人已经抬走了，你回去吧！”
傍晚，去县城寻找姐姐的大哥回来了。他一个人晃晃荡荡地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走到跟前，想说什么，却“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大家七手八脚地一阵忙活，又是掐人中，又是捶后背，老半天才醒了过来，嘴唇哆嗦着，却说不出一个字。我低头一看，地上正巧扔着一支圆珠笔，连忙捡起来，递了过去。他颤抖着，在自己的左胳膊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一行字：“姐姐没有了”。我们家的天塌了。
大震过后，余震频频，村里村外，到处冒着黑水，喷着沙浆。开始大家还吓得够呛，但很快就不当回事儿了。人都死了，爱怎么震怎么震吧！有人卸掉门板，抬着死人到村外埋；有人拼上一套马车，把一家三口五口的尸体往地里拉。当时，有一辆车从我旁边经过，有个人的腿耷拉在地上，赶车的小黑回头冲我喊：“喂，你给往上掫掫!”我过去一掫，死沉死沉的，根本掫不动……
咚咚咚，有人敲门，翟维利走了进来。“主任，救灾物资准备装车，这是清单，你要不要看一下？”我回过神儿来，接过单子，溜了一眼，说：“不错。你让王贵东来一下！”
翟维利返身出去，叫来了办公室副主任王贵东。王贵东小我一岁，也是从教育口儿出来的，干了多年的副主任了。他个子不高，平日里少言寡语，但心思缜密，办事仔细，极少出纰漏。无论大事小情，交给他心里踏实。
我站起身来，说：“贵东，物资安排得挺好，都是灾区急需实用的东西。我想再调整一下：一、腾出一辆货车，把救援队的帐篷和生活用品单独装车；二、救援队女同志多，集结匆忙，什么时候回来也没个准儿，一定要多带些女性用品；三、马上统计身高体重，从武装部调一批迷彩服过来，每人一套；四、让令稳联系移动公司，从市里调两部卫星电话，以便随时联系；五、马上赶制两面队旗，注明‘唐山丰南赴川救援队’，一面使用，一面备用。”
王贵东飞快地记了下来，说一声“马上落实”，转身快步离去。临走，还不忘回身把门轻轻地带上。这位兄弟，总是这般心细如丝。
刚坐下，内线电话响了。我一看，是西院的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付占广，连忙抄起电话。付占广行伍出身，转业干部，既稳重又聪明，威信颇高，我有什么拿不准的事儿，也就习惯和他请示。和往常一样，我尊敬地叫了一声付主任，然后问“有何指示”。付占广说：“今天下午，你们出发之前，在楼前的院子里搞一个仪式，隆重一点儿，也算是给你们壮行。”临了，又特意说明已经和两位主要领导做了沟通。
放下电话，我赶紧列了个预案。拉完单子，正要送到秘书科去，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犹豫了一下，又把电话拨了回去，“付主任，我建议加一项议程。我们救援队搞个宣誓，你看怎么样？”付占广毫不迟疑地答道：“好啊，那就加一项。”
救灾物资的准备，主要包括五大块：一是武装部这一块，重点提供帐篷、被褥、服装等；二是区医院和中医院这一块，重点提供医疗器械、药品药剂、手术单元和急救用品；三是丰南商厦这一块，重点提供日用品、食品、矿泉水等生活用品；四是交通局这一块，重点提供运输车辆和司机；五是财政局这一块，重点是资金保障。昨天晚上的紧急会议定下盘子以后，各单位立即行动，没有迟疑，没有退缩，没有一丝一毫的拖泥带水。
说到这儿，我要重点提一个人，那就是丰南商厦的老总关素荣。在这些部门中，只有丰南商厦是民营企业，国难当头，没有任何条件，也没有半点犹豫。关素荣原来是老商业局的干部，后来辞职下了海，把一个丰南商厦经营得风生水起，成了丰南商界的“大姐大”。她待人接物豪爽干脆，热情大气，对上不哄，对下不欺，深得大家的尊重和推崇。行里行外无论年龄大小、职位高低，一律称其为“关姐”。丰南口音，突出儿化韵，叫“关儿姐”，更显亲切。我不，我就叫她“老关”，年头儿长了，也就习惯了。
昨天晚上，我刚回到办公室，老关的电话就打了进来。她不打手机，而是打我的座机，这说明是另有他意。我刚一拿起电话，她那亲切的声音便响了起来，“主任，定下来了？你去四川吗？”在得到我肯定的回答以后，她少有地迟疑了一下，但马上语调一转，坚定地说：“主任，物资的事，我连夜调运，你拉单子，明早天一亮就装车，你要多少，商厦全包，不管多少钱，商厦全担，你只管发话就是！”我们又敲定了一些细节，就挂断了电话。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电话又响。我低头一看，还是老关，原来她在担心货车载重问题，牛奶、面粉、大米这些食品较重，卫生纸、塑料桶这些生活用品太轻，配载不合理，车速不一致，会对行进的车队有影响。我半开玩笑地说：“还是你们女的心细，我马上调度一下。”话说到这儿，戛然而止，也不挂断，也不说话，只有微弱的电流声从话筒里传出来。等了半天，我咳了一声，轻声问道：“老关，你还有什么嘱咐的话？”老关停顿了一下说：“老弟，灾区危险，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大姐祝你们平安，早日归来！”我按捺住心中的激动，说：“大姐，你放心，我们决不给咱丰南人丢脸！我以性命担保，把这几十号人顺顺当当带出去，平平安安带回来，少不了一根毫毛。”
2008年5月14日下午1点，在区委办公楼前，举行了“唐山市丰南区赴汶川灾区救援队启程仪式”，参加仪式的人员有区四大班子领导，财政局、民政局、广电局、卫生局、交通局、丰南镇等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的全体机关干部和赴汶川灾区救援队的全体队员，大约有四五百号人。
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当天出发的救援队队员名单：
领队：张会春
队长：孙守廷
医疗救护分队（20人）：
张艳春
董耀林 张 伟 赵连增 张晓群 郭庆新 常云丽 王克红
董秋红 张佐文（区医院）
吴立国 刘立忠 王亦合 王 策 付丽萍 李 彬 董丽丽
相会文 张希华 孟东红（中医院）
后勤保障分队（26人）：
孟令稳
席久勋 刘 彪（记者）
李 明 宋士磊 孟凡强（交警）
张瑞军 王作团 王仕全 李茂猛 王东东 高俊静 袁福志
么景明 王子胜 毕卫利 孙家富 曹 明 侯 伟 王红武
郑志强 王永来 艾国玉 孙大东 李东升 王建国（司机）
共48人
附近的居民赶来了，路过的行人停下了脚步，大家挤进了院子，静静地站在会场周围，没有一个人说话。
区政府办的副主任刘立民，是当年的秘书科副科长，他帮我找到了启程仪式的那份预案。其实，即使没有这个预案，我依然清楚地记得当天的情形。仪式由高树春主持，共六项议程：一、付占广宣读赴汶川灾区救援队队员名单；二、张会春作表态发言；三、孙守廷带领全体救援队员宣誓；四、李国忠讲话；五、递交捐助款；六、宣布启程。
李国忠的讲话，现在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灾情就是命令，灾区就是战场”“不辱使命、不负重托，齐心协力、休戚与共”，几个层次讲得几近完美，充满激情，令人心头发热，喉头发紧。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希望同志们在全力救灾的同时，加强自我保护，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全区人民期待着你们的平安归来。”
那一天，我对两件事情印象深刻，没齿难忘。一是我带领同志们举手宣誓的情形。那是我前一天晚上难以入眠的时候一字一句想出来，存在手机短信里的，共有76个字：“作为一名光荣的赴川救援队员，我坚决做到：以抢险救灾为己任，听从指挥，救死扶伤，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甘于奉献，不辱使命，弘扬唐山抗震精神，树立丰南良好形象，圆满完成抗灾救援任务。”二是在队伍启程时，全场行注目礼，然后招手致意。后来，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顿时全场掌声一片，人群中有人高喊：“一路平安！”“早点儿回来！”
11台车子，前面是警车、指挥车、救护车、中巴车，后面是货车，鱼贯而出，缓缓驶出区委大院，逐渐加速，在街道两侧路人关注的目光中绝尘而去。
目的地：四川。
这支48人的救援队，是一夜之间组成的。
昨天晚上散会以后，已是十点多了。各单位连夜选人、定人。电话一个个打过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犹豫和迟疑，连什么时候出发、具体去哪里，也没有人打听。每个人听到“汶川”这两个字，回答的也只有两个字：“我去！”
区医院“120”的护士长张佐文，丈夫有病还躺在医院里。她生怕丈夫不乐意，先是抢着报了名，然后才和丈夫商量。没想到丈夫更干脆，只说了一句话：“走吧，别想家，好好干！”
正在值夜班的区医院外科副主任赵连增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给他的两个搭档张伟、郭庆新打电话，“灾区肯定最缺外科和骨科的大夫，我们一起去吧！”
中医院的外科护士长孟东红正在唐山工人医院进修，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跑了回来，说：“学习我不去了，我要去四川！”
中医院外科护士付丽萍接到电话以后，连想都没有想，立马给母亲打了电话。但她又一次拿起话筒，想报告婆婆一声的时候，犹豫了。公公是二中的退休教师，而婆婆是截瘫病人，从唐山大地震那一天起，她再也没能站起来。结婚这么多年，她和婆婆的关系非常好，怎么和她说，付丽萍犹豫了，一直拖到第二天早晨，才告诉了婆婆。老人家一听，哭了。
大家都是连夜准备行装。
但也有一些人例外。
中医院外科护士董丽丽的名字，原来并没有出现在最早的名单上。她早晨上班的时候，在门口遇到了副院长李彦龙。李彦龙说：“丽丽，夜里定了10个人去汶川救灾，有一个人晕车，跑不了长途，你能去吗？”董丽丽说：“能去！啥时候走啊？”“今天下午。”“我去！”然后抄起手机给在国丰上班的丈夫打电话：“我下午去汶川救灾。上午科里人手少，走不开，你下了夜班给我收拾一下行李。我中午去取！”
中医院的内科医生王策，本来是该下夜班的，但那天科里的病人特别多。等到他忙得差不多了，出发的时间也就到了，他从衣架上抓起一件上衣就往外走，刚到门口，又跑回去，从抽屉里拿起一条烟，夹在胳肢窝里头，上车去了。
常云丽，是区医院的副总护士长。她是东北人，活泼漂亮，充满活力，看人的时候，眼睛里总是闪射出明亮的光。她的婆婆身体不好，父母远在黑龙江的伊春，女儿还在读小学。在抽调医护人员赴川救援的班子会上，常云丽向院长请战：“我干了快二十年护理了，脑外、普外都待过，抢救和护理伤员没问题，让我去吧！”说完，第一个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那个夜晚，常云丽一直待在婆婆的房间里，娘俩儿手拉着手坐着。婆婆看出了她的心思，对她说：“灾区是有危险，但总要有人去帮他们，你放心地去吧。家里头的事儿你放心，孩子大人都不用你惦记。”望着婆婆慈祥的面庞，常云丽的喉头有些哽咽，老半天才说：“伊春那边儿等我回来再告诉他们，万一……”她说不下去了，轻轻转过身子，慢慢走了出去。
第二天临走的时候，常云丽依旧满面春风，双眸带笑。《丰南周报》的记者拦住了背包握伞的常云丽，问她有什么感受，她说“着急”，问她在想什么，她说“救人，就是想着早点到达灾区，全力以赴救人。”
到达灾区的当天晚上，常云丽给家里发了条短信，报个平安。过一会儿，她收到了回复的短信，是女儿发给她的：“妈妈，你在抢救地震孤儿的时候，要当心自己。不然，你要是出了危险，我也成了孤儿啊！”
这下，常云丽没能忍住，眼泪夺眶而出。
“阴差阳错”这个词，本是命理术语，是太过与不及、男女不和的意思，引申出来，又派生出许多别的含义。我文化浅，解释不清楚，总之是弄拧了的意思，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是常有的事儿。
我们这支队伍原定的目标是汶川。出发以后，我一只手抱着那本地图，从丰南到河南，经陕西奔四川，把几条路线反复比选、测算、优化。另一只手按在汽车收音机的按键上，反反复复地收听前方的消息。让人失望的是，媒体的报道更新很慢，偶尔有一些新的消息，也无非是通讯中断、生命线中断，然后是信号中断。我心情越来越沉重，没有新的消息，本身就不是个好消息，灾区的情况也许比我们想象得更糟。
张会春和我坐在指挥车上，很少说话。他来丰南任职几年了，原来在新区的常庄乡主政，我正好在大新庄镇当书记，开会时有过接触，上次换届他到丰南当副区长，常务副区长，成了我的顶头上司。我对他的评价是，既讲原则、又讲感情，德才兼备，有勇有谋。我非常佩服，平时有事都爱找他商量，这次他来挂帅，我心里挺高兴，也更有底气。
临出发之前，我们俩有一个关门会议，专门确定了一下目的地。首选是直入汶川。如果路不通，就取道北川，退而求其次，青川，总之是距离震中越近越好，先奔着四川去。我说：“老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说：“对，就这么着吧！”
刚出发的时候，车队浩浩荡荡，很有气势。王贵东带着翟维利、刘立民、黄作铁几个人，在车厢上贴满了大红标语，吸引了不少行人的目光。我们坐在车里，也有些激动，但还没有走上一百公里，问题来了，拉人的车跑得快，拉货的车跑得慢，首尾不能相顾。再加上北京大雨，前边的车走走停停，后边的车紧追慢赶，这样走下去，指不定猴年马月才能到四川，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我们还去干什么？
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望都服务区。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停车等候。电话打过去，后面运送物资的车队距这里还有88公里，照这样的速度，大约还有一个来小时。没办法，人吃饭，车加油。我把救护车、中巴车的几名司机喊过来，问：“我们把车速定在110到120左右，你们能不能跟得上？”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问题！”
我端着餐盘，坐到张会春的对面，说：“区长，我们不能这样等了。我的意见是，咱们带上医疗队，指挥车、救护车、中巴车先走，警车留下，让孟令稳、李明押着那七辆货车，尽量往前赶，到四川会合去！”张会春点点头，说：“我也是这个意思，你安排吧！”
在望都服务区的停车场上，我们召开了离家后的第一次碰头会，宣布了这一决定。告诉大家除了加油时可以上厕所，吃喝全部在车上，中途不得随意停车。正好，装满物资的车队缓缓地驶入了服务区，我叫过孟令稳，低声嘱咐了他几句，对他说：“马上带几个人，从货车上卸点儿吃的喝的装到前面的车上来，要快！”
10分钟以后，我们又一次上路出发。没走多远，手机一颤，我拿起来一看，是孟令稳的短信：“大哥，我保证完成任务。”我想了想，回了四个字：“安全第一！”然后，默默地合上了手机。
第二天中午，我们先头部队过了秦岭隧道群。方才得到消息，后方的车队也快开到河南陕西的交界处了，一切还算顺利。这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翻开一接，原来是丰南友谊宾馆的经理钱继先。他说：“孙主任，听说你带队来四川了，我们宾馆组织了十八个人的志愿者小分队，到四川救灾，现在绵阳涪城的南河体育中心。这里是灾民安置点，轻重伤号都不少，你们快点过来吧！”我一听，精神为之一振，连忙说：“好，你稍等一下。”我扭头和张会春说了一下，没有意见，对着话筒喊：“老钱，你等着，我们找你们去！”
傍晚7点30分，我们带着医疗队的20多名同志抵达南河体育中心。钱继先小跑着迎上来，组织大家列队迎接，大家握手拥抱。在这里，在这个时候，见到老乡格外亲。
老钱是老熟人，岁数比我大，年轻时走得不顺，后来慢慢混得好了。他的妹妹是我的同学，关系就更近一层。他的长处是能张罗，有头脑，看准的事儿敢下家伙。地震第二天，他就带着17名员工，自己开车跑过来了，宾馆里预订的200多桌婚宴，统统推掉不做了。上车的时候，他摇下车窗对领班喊：“我们去救人了，咱们一桌也不做了。你该怎么赔就怎么赔人家吧！”
老钱带着我们把车开进了院子，找了一个宽敞的地方停车。一会儿工夫，他抹着汗，领着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女同志过来，指着她说：“蒋区长！”
站在我们面前的女子叫蒋丽英，长得小巧而甜美，五官精致，齐耳短发，透出几分英气。一介绍，原来是涪城区分管文教卫生工作的副区长，大灾来临，肩上的担子可想而知。她和在场的几个人一一握手，真诚地说：“谢谢你们，我们太需要你们了。”她随手一指身后的两位同志，“这是绵阳二院的院长林兮、副书记何斌，他们和你们对接。你们哪儿也不要去了，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吧！”说完，又扭头和院长、书记交代了几句，和我们握手告别，转身离去。在黄昏的灯光下，她的背影有些单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那张刚毅果敢的面孔、镇定淡然的表情，却让我们心里一下子踏实起来。
这一天是2008年5月15日，震后第四天。我们的队伍开进了四川，来到了绵阳。
我们首先要找一个落脚的地方，安顿下来。
南河体育中心，里里外外全是人，看上去更像是一个乱糟糟的集贸市场。操场上已经搭起了一些简易帐篷，但不多。就是那种红白蓝三道的编织布，大大小小地散落着，里面挤满了男女老少。更多的人，是在跑道、看台、通道、台阶或草地上，坐着、躺着，身子下面随意垫着被褥、纸板或临时脱下来的衣服。很多人的旁边都或多或少地堆了一些随身带来的东西，有吃的，有穿的，还有什么蛇皮袋、钢铝锅和看上去奇奇怪怪的东西，甚至还看到了一条小黄狗，被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抱在怀里，人和狗都是一样的安静。
所有显眼一点儿的地方，墙上都糊满了寻人启事，大部分是手写的，字体各异，大小不同，姓名电话，也有的附上地址，五花八门，张贴在一切可以张贴的地方，每一张都让人感到窒息。满地丢的都是花花绿绿的鞋子，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东一只，西一只，有些看上去还是新的，旅游鞋的比例更大一些，估计可能是逃离灾区的时候，有些仓促，跑出来的人穿着不合脚，就随手丢掉了。
我顾不上仔细端详，在人群中穿行。年迈的老人无助地躺在潮湿的地上，用一种茫然的目光追逐着我们的脚步。流泪的孩子，有的依偎在大人怀里，有的抓着大人的手，把惊恐和不安写在脸上。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正跪在地上，拿一个瓶子给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喂水，男人不喝，痛苦地呻吟着。三四个蓬头垢面的中年妇女，围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少妇在劝慰，少妇眼睛红肿，呆滞无神。每一个角落里，随时都有低声的哭泣传来，让我的心揪得紧紧的。
我像一头丛林里的黑熊，在那里乱撞乱窜，差一点儿迷路，但万幸的是，我很快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比较开阔，离高大建筑物相对较远；比较安静，比挤在灾民之间更好一点儿。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非常兴奋，连忙给张会春打电话报告，连拨了几次都不能接通，赶忙让张瑞军跑回去开车带人，今晚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插曲。我相中的这个地方，停放这几辆车应当没问题。但是，有一家五口已经捷足先登，占据了一个水泥平台，看样子是过去老房子拆掉后遗留的地面儿。一个老太太，一对夫妻，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把被褥铺在那里休息。这天眼看就要黑了，怎么办？我犹豫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两百块钱，硬着头皮走过去，用几近讨好的口气说：“大哥，我们是唐山来的医疗队，来这里救灾，想在这里开办临时医疗所。你看，能否麻烦你们一家往旁边挪一下？”我把话说得尽量轻、尽量慢，一来远隔千里，怕他们听不懂；二来有求于人，也不知道人家的底细。不等他们说话，又随手递上那两百块钱：“给两个孩子，一人一百块钱，留着买点儿吃的。”
他们一家人，先是盯着我看，有些戒备，但听我这样一说，夫妻俩和老人说了几句什么，然后就开始收拾东西。本来也没有什么东西，卷在一起，一人一抱就挪到一边去了。那老人走起路来，有些吃力，看样子是地震中受了伤。我连忙追过去，把钱递给那个男人，他一再推辞，但我看见我们的车已经开过来了，就顾不上多说什么了，把钱放在他们的行李上，说声“谢谢”，就赶紧跑回来，指挥着几辆车并排停在一起。
安营，没有扎寨。
今儿个，就是它了。
我们安排大家就地吃饭、休息。煤气罐和水壶都在后面的货车上，我们只有矿泉水和饼干。大家谁都不说话，或站或蹲地吃着东西。在临来之前的嘱托会上，我已经再三嘱咐了大家，在救援的时候，一旦遭遇余震和危险，务必牢记，一是先救近后救远，争取时间，不错过最佳时机；二是先救青壮年，有利于发挥他们更大的作用；三是先救“生”后救人，保命第一，提高救援效果；四是着急不忘消停，不用利器挖人，防止误伤，看清支撑物，决不允许二次伤害。可一旦进入灾区，这些理论上的条款就全部作废，根本不容你想那么多。我心里一紧，把人聚拢在一起，约法三章，其实是四句话：一是不得随意离开车子，上厕所必须结伴，男女三人以上；二是抓紧休息，准备明天打硬仗；三是节约食物和水，严禁浪费。末了，我又压低声音对大家说：一旦危险来临，我们的行动顺序是自救、互救、救人；不要贸然以个人的名义和当地人接触，没有命令，一切救援不得擅自行动；尽量远离建筑物，远离黑暗角落，远离一切可能的危险和威胁，确保安全。
到灾区的第一夜，就这样悄悄地到来了。
长途奔袭三十个小时，大家都累了，不约而同地蜷缩在车上，尽量把身子摆放得舒服一些。天有些闷热，把能打开的窗子全部打开，明知道会有一些蚊虫飞进来，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张伟、张晓群、王策、吴立国他们几个悄悄地走下来，在车子旁边找到一块稍微平坦的地方，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开始还有些小声交谈，时间不长就安静了。当医生、做护士的，见缝插针地睡觉是一门功夫。
我本来觉少，一经点儿事就更睡不着，靠在座椅上，看着车外稀稀落落的行人，盘算着明天的行程和安排，又拿起地图，借助手机微弱的光亮，眼睛在汶川、北川、青川三个小圆点儿上来回来去地看。这么多人马杀过来，下一步怎么办？
轰隆隆，脚下一阵闷响，车身颤抖起来，余震发生了，但只持续了五六秒钟，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我拿起手机，写下“平安抵达，勿念”，发给了家里的老张。不到半分钟，手机一闪，拿起来一看，是老张，“照顾好自己，家里都好，别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