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如潮
2008年5月14日11点40分，新华网在《河北积极支援地震灾区抗震救灾》专题中这样写道：“在发展中走向富裕、文明的丰南人，始终没有忘记过唐山大地震时，全国各地的深厚恩情。四川汶川发生强烈地震后，丰南各界紧急、自发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为灾区献上爱心，从机关干部到普通市民，从农村到城区，从学校到工厂，到处涌动着爱心救助的热潮。”
——摘自新华网的报道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我们在遭遇灾难的时候，往往会提起这句话。我试图查到它的出处，但是，没有。它就是口耳相传、约定俗成的东西。一说是中国旧时分九州，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和并州。九州之中，一州有难，另外八州共同支援；一说是地分八方，东、西、南、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八个方向，有难的一方就是中心，其他八个方位共同支援。
中国政府首次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列入官方语系是在1991年。是年夏初，我国长江淮河及太湖流域梅雨期暴雨洪涝成灾，根据形势，原邮电部临时决定当年9月14日增发T168《赈灾》特种邮票一枚，从志号上讲，这是最后一套“T”字头邮票，（从1992年起，纪特邮票实行年度编号）。T168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为题，蓝色水面浮现鲜红的心手相连图案，面值80分，通过邮电部宣布把按面值出售的全部邮票款捐献灾区。
2008年1月，南方发生大面积冰冻雨雪灾害。31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文中写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邻里相帮，患难相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写照。当灾区人民身陷困境的时候，有多少人伸出援手，捧出爱心，尽其所能，雪中送炭。在危险面前，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加凸显。”
时隔三个半月以后，汶川大地震发生。2008年5月14日，《光明日报》率先发声，开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专栏。
自此，这八个字，成了中国大地赈灾救援的经典口号。
其实，对我和我们这一代人而言，最初的印象和最深的记忆，还是唐山大地震以后，全国人民给予我们的无私援助。
唐山大地震以后，毛泽东在重病中圈阅了《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这是他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当时，毛泽东眼里噙满了泪水，“一定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一定要安排好灾区人民的生活。”
当年，国际红十字会及很多国家和相关组织都主动提出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但是，“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在那个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年代，中国大门紧闭，拒绝了所有的国际援助。我曾经委托北京大学的一位网友查阅了当时的资料，中国拒绝世界各国的援助，的确是全球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自豪地说，唐山人民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实现了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梦想。我试图查阅这方面的资料，但是，由于当时的文献保留有限，又缺乏有力的查证，最终没有任何收获。1986年春夏之交，我被抽调到县政府大院，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写作班子，撰写丰南纪念抗震十周年的电视片脚本。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地下室发霉的文件堆里找到了当年的底稿，但当时是分块拟稿，我写的是总述和农业部分，近百页的稿纸密密麻麻的，字迹虽还辨得清楚，但已没有多少参考价值了。
因此，我放弃了这些查证，采信了唐山纪念碑碑文上的数字，“数十万吨的救灾物资”运抵唐山，应当是可靠的。我是受益者，也是见证人。
地震以后，我们先是在学校拣砖头，然后是在大树底下上课，后来好不容易搬进了简易房，又被一场大雨浇坍了。幸亏班主任高老师反应快，让我们顶着雨跑到了外面，才躲过一劫。可过了没几天，刚到种秋麦的时候，高老师就骑着小毛驴，改嫁到铁道南儿（泛指丰南区王兰庄、毕武庄一带）去了。我也干脆收了书包，辍学在家，整天不是四下疯跑，就是跟在父亲屁股后边，看大人们分发救灾物资。在我的印象中，当时救灾的物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食品。地震没几天，救灾物资就陆续到达了。首先是大饼、饼干、糕点之类。东西少了，就照顾老弱病残；东西多了，就按人头儿或按户分配。我记得最好吃的是一种长方形的黄油饼干，又酥又甜，每次分到一小包，总是藏起来，一次只吃一片儿。
二、建筑材料。最先到的是油毡和塑料布，也有苇席，然后是竹竿，又粗又长的那种。入冬的时候到了很多木材，有一些落叶松，但大部分是桦木。我喜欢坐在木头垛上剥桦树皮，拿菜刀顺着剁个口子，一撕就是一大块，带回家去，不论干湿，生火一点就着。有一回，公社还给了一顶深绿色的帐篷，我们过去都没有见过那个东西，据说是军用的战备物资，多大的风雨都不漏。很多人围在一起，谁家都想要，可谁也不好意思开口，最后大队干部们一商量，几个人抬起来送到了村西驻扎的上海医疗队。高兴得那几个上海人，连声喊：“阿拉中了头彩哩，中了头彩哩！”
三、衣物。当时收到的衣服，都是旧的，却也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男女老少，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还挺洋气。我的运气好，驻村工作组的李文阁老师给我挑了一件重服呢的小棉袄，有七八成新，虽然大了点儿，穿上也很臭美。棉袄的口袋里还有一封慰问信，是西安一个中学生捐献的，姓苗，好像叫什么星，记不真切了。信写得很短，字很工整，当时放在帐篷的顶上，后来失落了。三哥和我一起去的，他的运气不如我，只分了一副棉手套，右手的虎口那里还破了一个洞，不过也挺高兴。
四、粮食。地震以后，虽然公社、大队天天喊着“先治坡，后治窝”“抓革命，促生产”，但是人们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搭建简易房上。加之伤亡人数多，劳动力减少，收成比往年更糟。好在救济粮很快就下来了，白薯干、杂交高粱，也有一些麦子和南方的籼米，基本上没挨饿。
唐山抗震纪念碑的碑文上有一段写道：“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赠款，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断水之绝境。”在震后那段艰难的日子里，这些援助让劫后重生的人们，度过了极其艰难的时光。多少年过去了，每一个唐山人都心存感激，打心眼儿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人民解放军。
这些都是往里运的东西。飞机、火车、汽车，各种运输工具都有。那时候的唐山成了全国最繁忙的物资接收中心。也有一样，是从唐山往外运的，那就是伤员。
地震让所有的医疗机构荡然无存，幸存的少数医务人员和扒出的药品器械根本无法应对成千上万的伤员。1976年7月30日，党中央决定将唐山的重伤员转往外地治疗。消息一传开，乡间小道和大马路上随处可见马车和担架，上面装满了或躺或坐的伤员。大人顾不上孩子，孩子也找不到大人，装上飞机塞上汽车就走。近一点儿的是石家庄、德州、太原和沈阳，远一点儿的是郑州、洛阳、西安、哈尔滨、青岛和大连。伤员们有的是清醒的，有的是昏迷的，有的还能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走，有的已经瘫痪了。究竟要转到哪里，伤员不知道，家属也不知道。过上好长一段时间，等本人或托人写了信过来，才知道天南地北，尚在人世。我们村震后有72人转院治疗，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只有两岁零八天，胳膊上绑个白布条，拿圆珠笔写上姓名、地址就送上了飞机。
我们邻村有个孩子叫小老五儿，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刚上了半年小学，砸断了一条腿，天灵盖也被落下来的砖头掀开了一大块，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送到唐坊卫生院，大夫扒开头发一看，伤口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赶紧一边弄点儿盐水冲洗，一边说：“这孩子够呛咧，麻溜地送飞机场吧！”一家子赶着马车，呱嗒呱嗒地到了唐山，眼瞅着抬上飞机走了。这一去就再也没了音讯，是死是活谁也不知道。直到秋凉了，小老五儿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歪歪扭扭只有几十个字，告诉家里他在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腿接上了，脑瓜皮也缝上了，大夫们对他都很好，还给买了新衣裳、新帽子，随信还寄来了两张照片。看着照片上小老五儿健康活泼的样子，一家人又惊又喜。他妈高兴地抹着眼泪，说：“小老五儿是光着身子上的飞机，我寻思这孩子八成是扔去啦！谁承想，他还活着呀！”
进入腊月，医院打来长途电话，说是三天以后，让小老五儿家里人去车站接他。到了那天，一家七八口子全去了，一直等到天快黑了，火车进站，三个大人陪着小老五儿下了火车。孩子大人一起围上去，跟小老五儿又是亲又是抱，对着医院来的三个人千恩万谢，非要让人家到家里去。领头儿的是护士长王旭光，她笑着说：“不用感谢我们，是党和国家要求这样做的，我们都应当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我们还要护送其他的伤员，你们家里咱就不去了。”她又转身对小老五儿说：“小五儿啊，把你交给你爸妈，我心里也踏实了。记着，以后有啥困难，一定来青岛找我这个干妈呀！”小老五儿的眼里噙满了泪水，一个劲儿地点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个小老五儿，就是区文广新局局长田殿江的老兄弟，现在已经是区公安局的一名警察了。别人见了，远远地叫他“田警官”。我不，还是习惯地喊他小老五儿，也不管背人儿不背人儿。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丰南人的纯朴和善良，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是长在骨子里的。丰南人体会到了全国各地的恩，记住了全国人民的好，总感觉欠了全国人民一个天大的人情。因此，不管哪里发生灾难，都会最先触动丰南人这根敏感的神经，并在第一时间伸出援手，从来没有落过后。
汶川地震，让50万丰南人一下子记起了当年，记起了当年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的援助。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人们感情的潮水一下子就漫溢开来，汪洋恣肆，不可收拾。
我们临出发的时候，区长李国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捐款办好。那张写有1000万元的支票，就一直装在我贴身口袋的信封里，上车下车、吃饭睡觉，须臾不敢离身。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下意识地去摸一下：硬硬的还在。
刚进陕西境内，我就开始和汶川方面联系。因为通讯中断，几经周折，才联系到了阿坝州驻成都办事处。一位姓周的女士，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她们的办公地点，怕有疏漏，又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5月16日，我们到达绵阳的第二天。
早上从车子里爬起来，走到外面的空地上，活动活动僵硬的身子，就忙着去面包车上查看给养。因为掉队的物资车队还没有跟上来，随车带来的食物和水已经不多了。方才给孟令稳打了个电话，说还有280公里，上午就可以赶到，心里一下子踏实起来。
在旁边的空地上，张会春、张艳春和我蹲在地上，正在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蒋丽英走了过来，简单打个招呼，开门见山地说：“张区长、孙主任，目前灾区的道路大部分已经中断，我们的伤员正向九州、南河这几个安置点集中，压力太大。建议你们把驻地搬到绵阳二院对面长途汽车站的院子里，那里相对安全，既方便帮助二院做手术，又可以就近在南河体育中心处置伤员。”我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当即决定转移阵地，并把20名医护人员分成两组，一组去绵阳二院，一组去南河体育中心设立门诊部，分头展开救治。
鉴于捐款的数额很大，离成都又远，路上情况不明，万一发生意外，难以招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张会春和我两个人共同前去。我把张艳春叫到一边，仔细地叮嘱了几句，安排大伙用早餐，看着摊在地上的饼干不多了，几盒方便面也没有热水，赶紧催着大家分着吃了。我俩空着肚子上了车，赶去成都。
两个多小时以后，我们终于赶到了阿坝州驻成都办事处。在一个狭小的二楼上，周女士和另外一位年长的主任一起接待了我们。当我递上那张支票的时候，老主任一下子愣住了，“丰南？1000万？”摘掉眼镜又看了一遍，忙递给周女士，周女士看了说：“是1000万！太谢谢你们了！”让座，泡茶，热情得了不得。她说，她们这个办事处震后共收到捐款315万元，还有几十万元的物资，没想到今天来了个“大单”。
老主任走到隔壁打电话，隐隐地听到“丰南”“1000万”，像是和什么人汇报。过了一会儿，他急匆匆地走过来，对我们说：“二位同志，我们向上级汇报了，支票我们收下，但你们不能走。下午三点在四川省慈善总会有一个捐款仪式，请二位务必出席。”说完，就要安排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肯，借口还有事情要办，顺便熟悉一下捐款的场地，就告辞出来。正要上车，老主任又突然拦下我们，要求和他们一起合影，再三叮嘱照相的小伙子，一定要端稳相机，多拍几张。我们的车子开出去老远，他们还在后边远远地挥手。
来到四川省慈善总会，工作人员正在忙碌着。大厅的正中摆放着一个捐款箱，三名大学生模样的志愿者正在现场一边收款，一边签发证书。我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儿，手里拿了两百块钱，正踮着小脚儿往箱子里塞，连忙奔过去帮忙。那孩子白白净净的，留着齐刷刷的刘海儿，歪着头，瞪着乌亮的眼睛，甜甜地说一句：“谢谢叔叔！”张会春和我每人掏出一千块钱，捐了出去。张瑞军也掏出两百，塞进了捐款箱。
从楼上下来，正好遇见一个小巧玲珑的美女，由四五个男人簇拥着，面带微笑，款款地走过来。我眼前一亮，呀，这不是陈鲁豫么！说实在的，我平时对这些明星大腕素无好感，但今天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见到她们，却感到由衷的敬意。无论如何，敢于冒着危险到灾区来，本身就是一件好事。我侧过身子，与她擦肩而过。
这一天，鲁豫为地震灾区捐款15万元，而在网上公布的明星大腕张艺谋、冯巩、崔永元、赵薇、刘晓庆等一批名导明星，各捐款10万元。两年以后，2010年4月15日，鲁豫向西南旱灾地区捐款10万元；次日，鲁豫再次向玉树地震灾区捐款10万元；同年7月18日，鲁豫受邀成为唐山城市形象大使，入选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这是后话了。
那天中午，我们在省慈善总会西边的那条小街上，找了一家饭馆。饭馆坐东朝西，店面也不算大，是一家典型的川菜馆。外面用红油漆和红灯笼装饰，店里墙上挂着的和盘子里装着的都是一色儿的红辣椒，里外通明，红得透亮。点了饭菜，除了白开水，什么都是辣的。我们几个早就饿坏了，狼吞虎咽地吃了个饱，结账的时候总共104块钱。我们结了账正要上车的时候，一个矮壮黝黑的小伙子，一溜儿小跑喊着追过来。我们以为是算差了账，少收了钱，结果那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说：“大哥，你们是从唐山来的吗？这钱我们不能收！”他指着车头上“唐山丰南救援队”的标志说，“我出去办事刚回来，服务员告诉我，你们是来救灾的唐山人，吃一顿便饭，我怎好收你们的钱呢？”推辞了半天，我只好收下，转身递给张瑞军，“下午捐出去吧！”
下午三点，在四川省慈善总会楼前的台阶上，我们和几十家捐款单位的人员一起，参加了捐款仪式。张会春作为特邀代表，作了重点发言：“三十二年前，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正是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才使我们建设了美好繁荣的新唐山。今天，汶川遭了灾，我们感同身受，尽微薄之力，与四川人民共渡难关……”
1000万，在当天的现场数额最大，力拔头筹。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高康健在讲话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最具代表性”。直到会议结束，高康健还把我们拦在台阶上合影留念。紧紧拉着我们的手说：“唐山人民了不起！谢谢你们，谢谢！”
当天晚上，四川卫视播出了这令人难忘的一幕。家里有人发短信：“看到你们了！”
我们奔赴灾区前线的救援工作有条不紊，丰南后方的捐赠活动也风生水起，如火如荼。现在看来，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二是典型的示范和带动；三是群众感同身受的自觉。
我查阅了一下当年的文件档案。汶川地震以后，丰南区委、区政府曾多次行文，在全区上下组织开展“向灾区人民送温暖”社会捐助活动。
2008年5月14日上午，以“两办”的名义印发了《关于开展向四川地震灾区捐款活动的紧急通知》，动员全区人民发扬知恩图报、无私奉献的精神，以最快的速度，以实际行动向灾区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2008年5月15日，仅隔了一夜，“两办”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支援四川地震灾区有关工作的紧急通知》，通报了政府派出赴川救援队，以及群众已经自发捐款等情况，并进一步提出更加明确的要求。明确各地各单位成立由主要领导同志任组长的支援灾区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安排本地本单位支援灾区各项工作，动员广大干部群众以各种形式开展救灾捐助活动。
2008年5月23日，“两办”再次行文，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四川地震灾区开展灾民安置工作捐款的通知》，要求在前段全区各界捐款捐物的基础上，再进行全面动员，重点组织和发动全区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各类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奉献爱心，自愿捐款，与灾民群众携手同心、共克时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2008年5月24日，“两办”继续行文，就加强捐款捐物的管理和统计工作发出紧急通知。
与此同时，从5月14日到5月31日，半个月的时间，政府办公室共编发《信息快报》20多期；区电视台将抗震救灾的活动进展列为头条，通报前方的救援和后方的捐款等活动。这些舆论导向在统一思想、达成共识、激发抗震热情、组织救助活动等方面，起到了凝聚人心的巨大作用。
丰南的捐款活动覆盖了千家万户，大街小巷。
2008年5月14日，我们出发的当天，区委、区政府机关大院的干部职工捐款23050元。区委书记刘建立从卢森堡打来电话，委托区委办工作人员代他捐款2000元。
区长李国忠，从区级财政预备费中特批100万元。
区内的几家重点企业，率先解囊相助。国丰公司200万元，贝钢公司100万元，瑞丰公司100万元，惠达集团50万元……
15个乡镇和城区街道办事处，在接到捐款通知的当天晚上，就作了动员，下派驻村干部开展组织发动。仅三天时间，丰南镇收到捐款363万元，黄各庄镇收到捐款230万元，钱营镇收到捐款128万元，大新庄镇收到捐款68万元，黑沿子镇收到捐款31万元，大齐各庄镇收到捐款28.7万元……
区直各单位也纷纷行动起来，捐款捐物。区交通局、工商局、公安局、审计局、综合执法局、林业局、统计局等，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为灾区人民献爱心活动。公安交警大队的民警侯铁明，口袋里装着刚刚支出的1万元工资，不等散会，就起身送到了主席台上。那是他准备带爱人去天津看病的钱，一分没剩地捐了出去。
一些民营企业和乡村干部，踊跃捐款。
黄各庄镇老庄子村党支部书记岳金忠，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心人。村里的孤寡老人天灾病业、逢年过节都是他花钱出力地操持；谁家有个大事小情，他总是第一个到场。
汶川地震的消息传来，他把孩子们叫到一起，说：“当年唐山地震，咱村有100多人死伤，26个人转院。眼下国家遭了难，四川遭了灾，我们但凡有点儿人心，就不能坐视不管。”一家人一商量，凑出10万元钱，连夜送到了镇民政所。
东田庄乡鑫汇丰公司总经理史耀爱，听到地震的消息，两口子一宿没合眼。第二天一早，老史让爱人带着10万元现金去乡里捐款，自己把公司的40多名四川籍员工叫到一起，给他们提前发工资，打点路费，备好吃喝，派车把他们送到天津，送上火车。“啥时候家里安顿好了，啥时候回来，回家期间的工资奖金一分不差。”老史的一番话，让在场的工人无不落泪。
宝铁煤化工总经理苏铁恩，当时正在住院，在病床上给家人打电话：“取5万块钱，马上捐出去！”
有人说，他们是老板，有的是钱！我说，胡扯！中国有钱的人多了去了，都像他们这样捐款了吗？这些人的日子，比周围老百姓是好一些，但讲家底，还轮不上他们呢。
即使是普通的党员干部，丰南人也一样的慷慨。
在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小集镇柳河村党支部书记刘顺宝的故事。要讲刘顺宝，先说柳河村。1976年8月，新华社播发了一篇题为《坚强的战斗堡垒》的通讯，其中以很大篇幅报道了重灾区之一的小集公社柳河大队。唐山大地震发生以后，大队党支部书记周世政带领全村党员干部，分片负责，抢险救灾。在地震当天，全村社员都住进了窝棚，吃上了热饭，所有伤员都得到了妥善治疗，连走亲访友的人也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1976年9月1日，大队书记周世政走进人民大会堂，在抗震救灾先进单位和模范个人代表会议上，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30多年过去了，柳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接力棒传到刘顺宝的手上。刘顺宝，56岁，年轻时因过度劳累落下了病根，刚刚在工人医院做完心脏手术，下了三个支架，花了13万块钱，掏干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刘顺宝出院回到家里休养，大闺女看着他消瘦的身子，心疼得够呛，就到村里的小卖部买了三斤苹果，两盒麦乳精，花了140多块钱。刘顺宝一见，立即坐起来，连声斥责：“退回去，退回去，花这个钱干啥？赶紧退回去！”
大闺女一边提溜着东西往外走，一边委屈地抹眼泪。老婆子追在后边儿打圆场：“退给人家去吧，你爸一辈子不爱吃这个，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治病花了这么多钱，你爸还不是心疼你们！”
刘顺宝这里气还没消，外间屋一阵响动。门帘一挑，村会计走了进来，先是询问了一下刘顺宝的病情，然后向他汇报镇里开会的精神，要组织各村干部群众向汶川灾区捐款。刘顺宝斜倚在被垛上，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让他们几个支委赶紧操持：“这事儿咱们可不能落后，老传统不能丢！”村会计答应着，又说了几句话，起身就往外走。刘顺宝连忙叫住他，从身边的褥子底下，掏出一沓钱，数出五百，放在炕沿上，想了想，又一张一张地抽出五张，凑足一千块，捋整齐，递到村会计手里。
村会计说：“大哥，你的日子大伙儿知道，又是刚出院。”
刘顺宝盯着他，看了半天：“慢钱没有紧钱有，咱这是救命呢！”
真情系灾区，爱心汇暖流。
在一个个捐助点前，人们排起长队，争相捐助。既有白发苍苍的老人，也有初谙世事的孩童。在把手中的钱放入募捐箱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郑重地凝视那个承载着他们心愿和祝福的箱子，默默地为灾区人民祈福。
在通达商贸城，募捐箱刚刚摆好，还没有广播通知，200多个商户闻风而动，放下手中的生意，纷纷前来捐款。
在丰南镇五街的募捐点，一名3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停下车，放下500元钱扭头就走。当工作人员拉住他登记的时候，却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他动情地说：“看到灾区人民伤亡惨重，我心里很难受，只想为他们做点事儿，帮助他们共渡难关。”当工作人员再三追问他姓名的时候，他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写震生吧！”说完，急忙开车离去。
很多人在捐款的时候，都会说：“不要写名儿啦！”
柳树瞿阝镇刘德庄村92岁的闫长林老人，拄着拐杖将100块钱亲自送到村委会。提起地震，激动的泪花在老人的眼眶里打转，她说：“唐山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来帮助咱们。要不是医疗队把我送到西安养伤，我哪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啊！我老太太帮不了啥了，给伤员们买点药吧！”
稻地镇刘唐保西街的刘凤云夫妇，都是在幸福院长大的地震孤儿。他们在第一时间捐出500元后，又跑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参加献血和捐助活动。回来以后，又在灯下你一言我一语地拼成了写给地震孤儿的慰问信，寄往四川灾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他们一定要坚强，有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做后盾，生活一定会慢慢好起来。
一些特殊的群体，也纷纷解囊，出力相助。
全区3668名离退休老干部，在刘建体、郑印生等老领导的倡导下，从他们的退休金里凑出35.85万元，捐给地震灾区。
生活并不宽裕的残疾人，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双拐，自发来到区残联，捐款5.78万元。
丰南区特教学校的30多名师生，捐款1280元。
远在英国牛津大学读博士的丰南学子毕慧超，托母亲将省吃俭用的200英镑奖学金捐给灾区。
5月15日，丰南看守所在押人员在电视里看到全国人民特别是丰南人民支援灾区的报道后，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主动要求献出微薄之力，共捐款22315元。
从上百万元的企业捐助，到孩子们储蓄罐里的最后一枚硬币，每一笔善款，都代表了一颗颗滚烫的爱心，一份份真挚的情怀。
曾经有人问我，汶川地震以后，丰南人民究竟捐出了多少现金和物资。我查阅了两份原始资料。
一是丰南慈善总会关于汶川地震灾区捐款捐物情况的说明，内容如下：
自2008年5月14日到6月19日，共有1039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为四川灾区奉献爱心。其中：机关企事业单位741个，登记个人298人，捐献款物折合20001781.78元。其中：购药、器材、物品1163567.30元，直接款项18838214.48元。
二是区财政局在后期汇总的账目，分为三个年度计算：2008年，向四川慈善总会捐出1000万元（其中950万元从预算外账户支出，50万元从国库支出），捐赠绵阳二院150万元（国库支出），援建汶川希望小学450万元（国库支出），乡镇救灾资金220万元（乡镇支出），其他费用20万元（国库支出），当年小计2546万元；2009年对口平武县震后重建892万元；2010年对口平武县震后重建1146万元。三年合计支付救灾资金4584万元。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其实很简单，通过民政慈善部门的捐款是“民”字号的，是老百姓捐出的钱；通过政府财政部门的捐款是“国”字号的，是国库里划拨的钱。说白了，就好像一个人的左右两个口袋，都是丰南人民的钱。这些捐款，通过不同的渠道，源源不断地汇往四川灾区。
与此同时，我们还捐出了大量的救灾物资。
截至2008年5月26日17时，丰南区共向四川灾区捐赠物品9774件（箱），捐物折款1670562.4元。其中，单位7260件，价值1465412.4元；个人2514件，价值205150元。共分六类。（一）药品477件，折款467651.7元。（二）食品8047件，折款348855.4元（其中单位5743件265855.4元，个人2304件83000元）。（三）衣被10件，折款1350元。（四）帐篷410件，折款697000元（单位400件680000元，个人10件17000元）。（五）工具200件，折款105150元。（六）其他630件，折款50555.3元。
这些物品，大部分由我们救援队直接捐出，对口支援了绵阳市、都江堰市、汶川县、涪城区、绵阳二院等单位。
其实，我们的捐助远不止这些，也远远不只局限于当年，有些捐助一直持续到现在，并且还在继续。
在捐款捐物的同时，丰南人也在伸出胳膊、挽起袖子——献血。
最先到市里献血的是大齐各庄镇农民尹秀春和孟凤荣。她们瞒着家人，起大早搭上班车，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排队5个半小时，分别献血400毫升和200毫升。
丰南区文化广场的献血车被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大家自觉维护秩序，道儿远的先来，家里有事儿的可以“加塞儿”，忙得几个采血人员满头大汗，采血袋、采血管消耗一空，不得不派人去市血站紧急调运。
丰南三街一个姓王的个体老板，第一次献血400毫升，仗着自己体格好，隔了两天又来献血。献血车的电脑记录里，清楚地记载着他献血的资料，护士说什么也不给他登记，说是不足6个月的间隔，对身体不好。王老板软磨硬泡，也没说下来，只好开车到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排队，又献血300毫升。
不到一周时间，全区共有460多人排队献血，直到血站“告急”，无处存放，总计献血113600多毫升。丰南人民的鲜血流入了四川人民的血管。山川同在，血脉相连，这种水乳交融的情感，是任何语言都难以描述的。
年逾八旬的原党校教师范春秀老人，挥毫写下自己的诗句：“巴蜀同胞骨肉亲，天灾触动国人心。耄耋翁媪赠衣被，稚子蓬头献爱心。艺术大师捐巨款，明星企业奉钞金。人民自有回天力，众志成城斗死神。”
说到为汶川赈灾捐款，我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个人——张祥青。写到这里，我有些犹豫。这个丰南人耳熟能详的“铁六儿”，是个传奇人物。随便打开“百度”，输入张祥青，显示结果超过1万条。作为张祥青的老乡和朋友，我对他的生前过往如数家珍：他8岁在唐山大地震中失去父母，12岁辍学，15岁时受政府照顾进入钢厂成为年龄最小的工人。1989年，张祥青开始创业，卖早点，做豆腐。1991年开始做废钢生意，进入钢铁行业。先是在丰南创办荣程钢厂，后于2001年，投资2.8亿元，用14天的时间，收购天津津南区葛沽镇钢铁厂，组建荣程集团。 2007年成为天津最大的民营企业，销售收入285亿元，利税29.7亿元，中国企业500强中居159位，制造业500强中列77位。个人财富130亿元，在胡润钢铁富豪榜上位列三甲。
2008年5月17日傍晚，我刚从平通镇赶回绵阳驻地，手机响了。我一看，显示的是“张祥青”，连忙按下开关。“张总，你好！”“大哥，我是老六，你六弟！”话筒里传来熟悉而浑厚的声音，“你在哪？”我说：“我在绵阳！”“我刚下飞机，也在绵阳，我去找你！”
不到一个小时，张祥青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一件橙红色的T恤，已经湿透了。我们俩一人一瓶矿泉水，面对面坐在行军床上。他开门见山，提出了捐助灾区的一系列想法。当我把一线灾民的情况讲给他时，张祥青几次落泪。他说：“大哥，这和咱们小时候地震那会儿一模一样啊！这样，你可否组织3000灾民，转到咱们老家去，小的我供着念书，大的我安排工作，老的我养老送终，怎么样？”
说实话，张祥青一路走来，热心公益，妇孺皆知，令人钦佩，但如此举动，还是吓蒙了我。看着天色已晚，我让孟令稳泡了两碗方便面，一人一根火腿肠，边吃边聊。说到一致处，伸手击掌，说到不同处，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我冷静下来，对他说：“老弟，3000人不是小数目，咱们的民族文化、生活习俗等各方面都不一样，一旦出了问题，可不是个小事儿。栽棵树还有水土不服的时候，咱们好心可不能办了坏事儿啊！”张祥青沉默良久，站起身，拉着我的手：“大哥，你说得对！”我留他住下来，他说：“不了，我要飞北京，和你弟妹商量捐款的事儿！”我让司机送他，他说什么也不肯，背起挎包，拦下一辆出租车。车灯闪烁，汇入稀稀落落的车流，远去了。
第二天，也就是5月18日的晚上，张祥青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大厅。当天上午，他捐款1000万元，中午又追加3000万元，当闪光灯聚焦在他魁梧的身材上时，他显得有些局促，也有些激动，“我代表天津市1100万亲人们，祝汶川人民早日取得抗震救灾的最后胜利……我和太太刚刚决定，再追加捐款7000万元。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建最好的学校，震不垮的学校！”全场掌声雷动，张祥青的这番话，成了汶川地震中标志性的赈灾表现。
张祥青没有提到丰南，是一点儿小小的遗憾。
据不完全统计，张祥青在公益事业上投入3亿元左右，相当于河北一个小县几年的财政收入。
2014年8月9日，张祥青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45岁，走完了匆匆的一生。我们在运河唐人街的祥青堂里送他，每个人都潸然泪下。
写到这里，我看了看表，时间是2015年7月14日晚22时23分，我拿过手机，找到那个尾号是3799的号码，把“张祥青”这个名字轻轻地删除了。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看客，其实，大家都是过客，有时候来不及挥手，来不及说再见。
从双脚踏上四川的那一刻起，队友们都在悄悄议论捐款的事。一开始，张会春我俩并没有同意，每个人身上携带的零用钱并不多，我们也不知道要在灾区工作多长时间，用钱的地方也不少。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孟令稳把我拉到一边，低声说：“大家一直都想捐款，我们是不是也组织一下？”我想了一下，去找张会春商量，同意了。当天晚上，我们在帐篷旁边，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捐款仪式。我主持，先是张会春作简单的动员，肯定了大家的爱心和奉献精神，然后我强调了一下注意事项：一是要量力而行，钱不在多少，每个人都要留下必备的开销；二是党员同志以特殊党费的名义捐出，非党员同志以特别爱心的名义捐出；三是捐款的事暂不向后方通报，免得家人惦记。
那天晚上，我们共捐出18374元。捐款最多的是区医院的张佐文。她出发的时候，丈夫在病床上，把2200元钱一针一线地给她缝在衣服的口袋里，她一分也没舍得花。她背过身去，一点一点地拆开线头，把折叠得整整齐齐的那沓钱，一分没剩，全部交到我的手里。
李明临行的时候，从家里带了3200块钱，自己舍不得花，今天捐500元，明天捐200元，早就折腾光了，只好和前来运送救灾物资的朋友借了1000块钱，以备不时之需。可就是这1000块钱，李明还是一分没舍得花，全部捐了出去。
可惜，那张抄录工工整整的捐款明细表，已经连同现金一起交给了当地的红十字会，连个存根也没有留下。
捐款仪式结束后，我刚刚走回帐篷，手机轻轻地颤动了一下，我拿起一看，是老张。“今天下午，我在单位捐款，并代你上交党费2000元。”真是心有灵犀！
张艳春和孟东红在去绵阳市人民医院联系救援工作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双腿截肢的孩子，家境十分困难，俩人当即凑了1000块钱，递了上去。
区中医院领导去董丽丽的家中慰问，临走，领导留下200块钱，说是给孩子买奶粉。董丽丽的母亲把院领导送上车，抱着孩子径直走到广场，把钱投入了捐款箱。
其实，在后边的日子里，大家每逢遇到身处困境的老人、妇女和孩子，都会悄然相助。赵连增、常云丽、付丽萍、董丽丽等好多同志都是多次捐款，到返乡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掏干了口袋里的最后一枚硬币。
还有一个小故事。
那天在北川老县城救援的时候，遇到一名绵阳日报的记者，姓赵，一个30出头白白净净的小伙子。他和同事分手后，失去了联系，向我们讨水喝。一打听，还没有吃午饭，我立即拉他到车旁，拿出八宝粥和榨菜，大家一起吃了起来。
一边吃着，小赵对我们说，目前灾区通讯不畅，交通不便，他们的报纸印了也送不进来。别说电视，连收音机也听不到。老百姓听不到中央和上级正面的声音，谣言、传言和负面的消息就比较多。我听了，也很有感触。
吃完饭，小赵顺着北川宾馆的方向，沿着河边向前去找同事。我们又让他带上了两罐粥、两瓶水和两小包榨菜。回来以后，我从行李中摸出了那台从家里带来的收音机。打开，一边收听抗震救灾的新闻，一边轻轻地来回摩挲。这台崭新的德生牌收音机，是我从乡镇调回县城的时候，老张怕我早晚遛弯儿的时候寂寞，特地给我买的，一直没舍得用。这次到汶川，专门带了过来，成了我们收听外界消息的主要途径，是我的宝贝，也是我们大家的心爱之物。
第二天一早，我让张瑞军开车拉上我，按照小赵给我的名片，悄悄地去了趟绵阳日报社。传达室的大爷告诉我，小赵在北川还没有回来。我说明来意，把收音机留下，拜托老人家转交给他。老大爷让我给小赵留个条子，我说不用了，给他发个短信吧！我的短信发出去了。直到第二天晚上，才收到了一条回复短信：“孙大哥，我回绵阳了，刚收到短信，也收到了收音机，谢谢您！此事可否登报？”我想了一下，回了两个字：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