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群像
2008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四川绵阳市区设在北川中学的临时学校。走进教室,发表了一段即兴讲话,“我希望大家要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说着,在黑板一侧,一笔一画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志愿者是一支最纯粹,也最活跃的生力军,他们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生死与共、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壮曲悲歌。
——摘自《绵阳日报》评论员文章
志愿者也叫义工,义务工作者或志工。联合国将其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进行贡献的活动者。”
在中国,志愿者是这样定义的:“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志愿奉献个人可以奉献的东西,为帮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有一定专业性、技能性、爱心性服务活动的人。”
汶川大地震以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云集四川。
丰南抗震救灾的旗帜飘扬在蔚蓝的天空,与满目疮痍的废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队队人马赶过来,一辆辆车子开过来,我们的救援队从最初的48人,增加到后来的147人,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战斗团队。
多家媒体登载或转载了以“丰南志愿者在汶川”为题的署名文章,它的作者是董红艳和李福正。短短的620字,概述了丰南14支小分队的壮举。七年多以后,我沐浴更衣,焚一炷檀香,掌一盏青灯,执一沓素笺,慢慢地复原当时的场景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聚焦在抗震一线的志愿者们身上。
地震发生后不到24小时,5月13日下午1点30分,友谊宾馆经理钱继先亲自挂帅,从80名宾馆工作人员中选出17名身体强壮、要求迫切的员工,其中还有8名女同志,奔赴四川灾区。14日晚上10点,他们到达绵阳,连口水都没顾得喝,立即投入救灾活动。男的负责搭建帐篷,装卸物资,女的负责照顾伤员,烧水做饭。
在绵阳刚刚安顿下来,钱继先就向灾区捐款10万元;第二天上午,我们向四川方面交接救灾物资的时候,又捐款5万元。
我知道那是他们18个人的生活费,让他们少捐一点儿,确保让大家吃得饱饭,喝得上水。钱继先拍拍口袋,说:“主任,这里还有。咱不是享受来了,留几块钱应应急就够了。”我没有说话,暗地里嘱咐孟令稳,送去10箱方便面,10箱矿泉水和两箱火腿肠。
一周以后,我和钱继先坐在帐篷里,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进入灾区后,他们一共装卸和搬运了超过五百吨的救灾物资,平均每人每天休息不到四个小时,最短时只能和衣眯上两个小时。过度的劳累,使每个人体重都掉了好几斤。55岁的钱继先,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拖着疲惫的身子,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我是救灾来的,我可不能倒下来!”他的这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5月14日下午5时,大新庄镇沟岭坨村农民郭俊章,带着11个人和4辆装满帐篷、方便面、矿泉水等救灾物资的卡车赶往灾区。他黝黑的脸庞,一张嘴龇出一口白牙,憨厚地拉着我的手,带着几分羞怯地说:“老书记,我们找你来了!我们和你一起干!”从1996年到2002年,我在大新庄镇当了将近六年的党委书记。这个郭俊章,和许许多多的大新庄人一样,都习惯性地称我为“老书记”。我一巴掌拍在他的肩上,说:“好,兄弟!我们一起干!”就是这个郭俊章,在离开灾区的时候,把手里的2万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最后是空着口袋走的。
同一天,丰南镇东板桥村村民刘伟、徐桂亭、刁月舟、王朝军、徐冠英等5人组成的志愿小分队赶赴四川。
王兰庄镇武常云带头组成3人小分队,背着行李,带着干粮,连夜上路,取道天津,直奔都江堰。
到达灾区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是孙主任吗?我们是老家的,来四川抗震救灾,想投奔你们去!”有时是中午,有时是深夜。每到这时候,我都会精神一振,详尽地告之我们在绵阳的具体位置,安排食宿和具体工作。黄各庄镇曹庄子村郝天功等6名农民,卖粮筹款,从天津飞往绵阳,与我们会合。简单休整后,每人背着10包方便面赶赴受灾最重的擂鼓镇。
大新庄镇薄港村农民杜兴伯,从电视里得知灾区连日下雨,堰塞湖危急,连夜设计造出了10张防水浮力床垫,又装了一货车吃的喝的。老杜听说他同村的亲戚孙家富跟随救援队入川运送物资刚刚回家,立即找上门去,一把从炕上把孙家富拽起来,“走,跟我再去一趟!”就这样,两人轮流开车送到了我们的驻地。看到我们一日三餐只能吃饼干和方便面,他心疼得直掉眼泪,从绵阳街头买了整整一箩筐的鸡蛋送给我们。看到卖鸡蛋的夫妇俩也是灾民,不仅多给了人家200块钱,又给他们留下了近100只鸡蛋,让他们带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那对纯朴的夫妻,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也不要。杜兴伯急皮酸脸地反问人家:“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不?你听说过唐山丰南不?你知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咱们都是‘地震漏儿’,你还客气,你客气个啥耶?”
丰南镇开烟酒店的许亚茹、董尚爱夫妇,都曾在唐山大地震中受伤,是解放军和医疗队救了他们。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口子一商量,买了近十万元的救灾物资,悄悄关了店门,连亲戚和邻居也未告诉,叫上司机李立军,连夜开车到绵阳,找到了我们。
柳树瞿阝镇柳前村的李继元,已经60多岁了,是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进修过中医,家里有一些祖传下来治疗创伤的偏方。他连个伴儿也没有,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李箱,搭上车就过来了。与我们会合的时候,打开行李箱,全是各式各样的中草药,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实在装不下了,只想多带些药。”他有些不好意思,却感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丰南镇大翟庄三村的高德合,在银丰市场和杨贵庄开了两家手机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5月15日早上一开门,听买手机的人说区里组织了赴川救援队,他扔下手里的买卖,赶紧联络大王庄的邢伟民一起去四川。邢伟民两口子也是热心人,他联络王汉朋,他妻子联络钱营的亲戚朋友,叫上了王敬臣、王怀近和王保华,几个人定好了在丰南移动公司的楼下集合。11点多钟了,连中午饭也没顾上吃,6个人两辆车,一辆捷达,一辆普桑,上了高速就杀过去了。一路上歇人不歇车,足足跑了28个小时,才与我们会合。这几个小伙子一到绵阳就开始忙活,搭帐篷、卸物资、运伤员,几天下来,每个人都瘦了一圈儿。
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同志,孤身一人,闯入了北川县城。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一路捐给了灾区的孩子,弹尽粮绝的时候,就和前线的解放军要口吃的。没有换洗的衣服,也洗不了澡。当她找到我们的时候,解开鞋带,两脚全是层层叠叠的血泡。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句话是当代诗人汪国真说的。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引用了这句话。当我们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时候,总是这句话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过去,人们不管是走遍千山万水,还是跋涉名山大川,都靠一步一步地丈量。我最佩服的是被称为“千古奇人”的徐霞客,他一生志在四方,长风云雾为伴,不避风雨虎狼,清泉解渴,野果充饥,足迹遍布相当于现在的19个省市自治区,所到之处寻幽探秘,写下了中国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他的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徐霞客没有到过四川。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知是被李白的这句诗吓住了,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赴川救援的车队,却一路浩浩荡荡地杀入了川中腹地。
十几名货车司机,全都是交通局临时抽调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只有19岁。在穿越将近200公里秦岭隧道群之前,孟令稳和李明把车队引入了临时服务区,安排大家逐一检查燃油、胎压、刹车和发动机,又一次进行战前动员,让大家牢记,我们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救灾物资,是救命的东西。我们不怕死,但是不能死,必须毫发无损地尽快安全地把物资运进去。
由于临出发的时候,大家都怀着一样急迫的心情,所以每辆车都是超载。长途奔波,路况不熟,昼夜不停地倒班开车,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每个人都很疲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实在乏了,就把矿泉水浇在头顶上,打个激灵,加油再走。
高俊静、王东东轮番驾驶一辆救护车,送医送药,接送伤员,每天都在大山里穿行,数次遇险,死里逃生,却总是泰然自若,一笑了之。
李茂猛、王仕全、王作团、张瑞军,这些机关选派的司机,到达灾区以后,熄灭发动机,就立即变成了勤杂工、装卸工、保洁员、保管员,一人身兼数职。凡是有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马上就会出现,个顶个都是硬梆梆的好手。
张瑞军,是部队复员的士官,从我调入政府办公室工作那天起,就一直跟着我。他与唐山大地震同龄,也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才四个月。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母亲刚刚给他喂完奶,放在身边。在一阵剧烈的摇晃之后,整个房子轰然倒塌,重重地压在他们一家人的身上。他的爷爷从废墟里钻出来,捡了一条黑棉裤裹住下身,对着当街刚刚爬出的人们,扯着脖子大喊:“各位老少爷们儿,我今年60多啦,就这么一个孙子。大伙帮帮我,救救他吧!”
街坊邻居一并赶过来,揭开草房的屋顶,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扒出来。张瑞军毫发无伤,而他的母亲大腿骨折,几天之后,被飞机运送到山东,住进了德州人民医院。由于转院的伤员不准带家属,襁褓中的张瑞军被扔在家中,辗转于奶奶和姥姥两家之间。村干部送来外地救灾的炼乳,但他怎么也吃不下,每吃一口,就会剧烈呕吐。没办法,奶奶和姥姥只好轮流抱着他,四处寻找哺乳期的妇女,讨一口奶吃。德州医院的大夫曾给他父亲写过一封信,让把孩子送过去,但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只好放弃。直到四个多月以后,他母亲伤愈回家,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你呀!吃了不下五十个人的奶。”奶奶后来跟他说,“你要记住欠人家的恩情啊!”
张瑞军记住了这句话。
在灾区的日子里,张瑞军放下方向盘,不是抄起照相机,记录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就是搬运装卸、备水备饭,从不闲着。当时的许多照片都出自张瑞军之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最为难得的是,从到达四川的那一刻,他一天也没有休息,始终跟着我辗转于平武、北川、安县、江油,为抢险车和救护车带路,给巡诊的队员勘察路线,查看路况。每次在危险的路段,总是他先确认安全后,才给后车发出前进的信号。他的那份沉着和心细,让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也许真的是我们运气好。在崇山峻岭之间,我们跑了那么远,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却没有发生一次事故,连一块皮儿也没擦破,真是老天的眷顾。
好人一生平安。
在我们这支队伍中,还有两个特殊的同志,电视台的随行记者席久勋和刘彪。
我在决定动笔写这些的时候,首先和他俩打了招呼:“你们俩的故事我不写了,你们自己写,以媒体人的角度和视野,透过当初的镜头和这些年的过滤,把积淀的情感真实地记录下来,然后汇编在一起。”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我的内心却始终有一种声音,不停地命令我:“写呀,干嘛不写!”
那就写。
2008年,席久勋33岁,是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播音员。妻子是台里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俩人先后被选拔招录过来,由同事到恋人到两口子,也没用多长时间。丰南地界不大,一对俊男靓女在电视里一露面,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了公众人物。不过,两口子都很低调,为人谨慎谦和,属于早上上班,晚上回家的那种人,圈子很小,也很干净。
刘彪,27岁。从我第一眼看到他,心里就发出了一声赞叹:这小伙子,棒!脸庞黝黑,身材微胖,浓眉大眼,结结实实,话不多,但干事利索。赴川救援的时候,刘彪正在热恋之中,未婚妻依依不舍地送他去了四川。
两个人跑一线,录资料,编稿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战地记者”。我们救援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汗水湿透衣背,泪水沾满两颊,他们的背影一直在伫立着。
丰南赴川救援队的第一台手术,是给陈美截肢。手术做了五个小时,刘彪就站在手术室外等候了五个小时。期间几次余震,但他纹丝不动,摄像机不离手,眼睛不离门,只为记录手术成功的那一刻。他说:“我要用镜头,来记录丰南人民在四川抗震救灾的壮举。”
席久勋在工作之余,喜欢走到灾民中间,了解情况,嘘寒问暖,家长里短,无微不至。在南河体育中心,一个姓陈的北川人,成了他的好朋友。老陈地震时逃了出来,但在北川读书的女儿却失去了联系。地震造成景家山崩塌,巨大的岩石瞬间倾泻而下,曲山镇茅坝初中被全部掩埋,只剩下旗杆、国旗和 一个篮球架。每次谈到这个,老陈都是眼含热泪,却始终没有落下来。他的那种坚强,感动得席久勋潸然泪下。他用力握住老陈的手,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2014年8月15日,席久勋跟随“爱心团队”到甘南地区开展扶贫助学。活动结束以后,他特意绕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到了北川,但却没能联系到老陈。老陈女儿失踪的那所学校,仍然被滑坡的山体牢牢地覆盖着,操场上剩下的那根孤零零的旗杆,上面还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前边,是一片葱郁的草地,已经建成了一座公墓。在不远处崩塌的山体上,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白色横幅,左边是一张照片,一个帅气的小男孩甜甜地笑着;右边是一个大大的蛋糕,中间是四行醒目的黑体字,这样写道:沉痛悼念全校遇难师生!贺川在吗?儿子你好吗?还记得今天是你满二十一岁的生日吗?妈妈今天来祝你生日快乐!快来吧,儿子,我们全家在一起,祝你生日快乐!妈妈好想你,想我们一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一日三餐的那幸福的日子和完整的家庭。每年的这个日子,妈妈的心就像刀割了一样,撕心裂肺地痛。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活得生不如死啊!贺川,妈妈对不起你,因为妈妈还没有完成对你的承诺和妹妹的梦想,同样这也是妈妈的心愿。妈妈一定会做到,儿子在天堂里会看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儿子,你放心吧,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你永远都是妈妈最懂事的儿子。电话:151XXXX6709。
席久勋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手捧白色的菊花,缓缓地放在纪念碑的前面,深深地鞠躬。他记住了老陈,记住了老陈的女儿,记住了贺川和在地震中离去的人们。
他记住了四川,记住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考虑到路途遥远,情况特殊,交警大队的李明、孟凡强、宋士磊跟随我们一同赶赴灾区,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而且在维护秩序、保障安全方面,尽职尽责,可圈可点。
宋士磊负责驾驶警车,20多岁,一脸的憨厚,不爱说话,每次公安系统调班子,领导们都争着抢着要他当司机。用李明的话说:多想事,多干事,没闲事,不掺和事,技术又好,谁不喜欢呢?孟凡强的脾气则正好相反,待人热情,跟谁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除了探路排险、协调交通、保障安全之外,他们几个还主动承担了驻地保卫、物资看守和地震警戒的任务。白天跟着到处跑,晚上还要轮流值夜,几天下来,尽管脸上都瘦了一圈,但依旧精神抖擞,虎虎生风。
李明这个人我熟悉,没啥文化,但脑子好使,遇事机灵,更重要的一点是人品好。他最初在大新庄派出所工作,1991年孤身抓捕杀人逃犯,上过报纸。2008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被评为河北省百名“老百姓喜爱的好官”之一。他的特点就是实干苦干,从不投机取巧,没有一点歪门邪道。
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刚刚从石家庄领奖回来。听说政府办公室通知交警队派人加入救援队,他第一个报名:“我去过四川,我去吧!”
当满载救灾物资的车队进入广元地区以后,正是凌晨三点多钟,这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车队中有一辆箱式货车,是丰南商厦的配货车,里边装的全是牛奶、火腿肠和方便面,比较重。开车的两个司机,一个19岁,驾龄10个月,一个22岁,驾龄一年半。小哥儿俩每天从唐山到丰南来回跑,别的地方也没去过。这次突然派出来,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路上发电机坏了一次,车胎爆了一条,已经有些心堵,勉勉强强穿过了秦岭隧道群。快要进入广元的时候,陡峭崎岖的山路吓坏了他们,别说跑车,见都没有见过。小哥俩一商量,也不管那个路段适不适合,许不许可,也不敢靠边儿,不当不正地踩下刹车,熄了火。
当时,孟令稳打头,李明断后。一看车子停了,李明以为又是车子出了毛病,赶紧撒丫子跑过来,一听这个情况,真是哭笑不得。李明连哄带劝,两人就是不敢打火。大点儿的那个在道旁边找石头,往轱辘底下“打眼儿”。岁数小的那个哆嗦着给他妈打电话,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啥也不说,就说害怕,说啥也不去了,要回去。
李明一看,只好说:“你俩别哭了,坐到警车上面去,我来开!”说着,拉开车门,上车打火儿。说实话,李明虽说是老交警了,整天和车打交道,但很少摸大车,又是夜间,在盘山道上跑,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但一辆车不走,整个车队都走不了,只好硬着头皮上。
广元到绵阳这段高速尚未开通,是最难走的一段。山高坡陡,忽上忽下,桥涵隧道一个接着一个,货车的大灯又不是很亮,照不太远,在悬崖和峭壁间游走。李明集中精神,瞪大眼睛,把速度调到适中,在暗夜的大山中,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蜿蜿蜒蜒,斗折蛇行,轰鸣着向前行驶。
在丰南的志愿者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是从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老兵李建东、王子强、徐涛、杨志双和刘刚。凑巧的是,五个人全是33岁,都是1993年当兵,1996年退伍。他们从电视里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唐山地震失去亲人的痛苦,四川人民正在经受的苦难,煎熬着这几个老兵的心。军人的热血和丰南人的激情交织在一起,叠加融合,感同身受。他们齐声地喊出了一句:“上汶川!”
他们已经不再是戎装一身的军人,没有人给他们下达命令。
灾情就是命令。
李建东夫妻双双下岗,开了一个烟酒店糊口;刘刚自学了修电动车的手艺谋生;杨志双给人开大车……他们扔下手里的活计,凑了5000块钱,买了手钳、钢钎、铁锹、手电筒,跑到清庄湖边上的永顺车行,也顾不上讨价还价,170块钱一天,挑了一辆七八成新的桑塔纳,挤上去开着就走。
几个人轮换着开,紧赶慢赶,跑了33个小时,到绵阳抗震指挥部的时候,已经是15日晚上快12点了。当他们说明来意的时候,一位大姐对他们说,按照上级要求,为防止疫情传播和扩散,灾区不再批准零散的志愿者进入,特别是北川老县城等重灾区已经实行严格管制,不得进入。几个人一听就急了,咋着,我们千里迢迢马不停蹄地跑过来,你们居然还不让进了?李建东打开挎包,一把扯出了“丰南退伍老兵救援队”的旗子,让他们看。王子强他们也纷纷掏出自己的退伍证,一齐摆在桌子上。徐涛诚恳地说:“大姐,我们是唐山人,救灾有经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拿到特别通行证,几个人问清了方向,又开车往北川县城赶。一开始还行,越往里走,越没有路,随处有落石,到处是塌方,他们几个瞪大眼睛,一点一点往里挪。到了后半夜两点多钟,实在是走不了了,他们找了个宽绰点的地方,把车一扔,撒腿就往前跑。有运送伤员的志愿者迎面走过来,告诉他们夜里太危险,等天亮了再进去也不迟。他们说:“没事儿,等我们进去就天亮了。”
早上5点多钟,他们走进了北川县城。天光渐亮,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泥土瓦砾和横七竖八不知是死是活的人。远处有影影绰绰的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正在搜救的解放军和消防官兵。他们踩着脚下的废墟,大声地呼喊:“喂,有人吗?这里有人吗?”一边走,一边拣起木棍和铁条,慢慢敲击着,搜索活着的人。
8点钟左右,他们经过一个歪歪斜斜的超市,前边是一拉溜儿的商铺,一层的商铺已经被砸到地平面以下去了。正在这时,他们听到楼板下面传来微弱的求救声。几个人找到了靠近的位置,轻轻敲击,下面立即传来回应的敲击声。“还活着呢!”几个人大喊一声,顺手抄起家伙就挖。可是,水泥浇筑的楼板十分坚固,一镐下去只能砸下一小块儿。徐涛见状,连忙跑到旁边的云南救灾部队求救。几个战士扛着切割机过来。大家一起上去,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打开了一个出口。他们伏下身子,把里边的人一点一点拉出来。这个60多岁的老大爷,地震时跑进了卫生间,在被困90个小时以后,成功获救。
沿着街道再往里走,是一个菜市场,菜市场旁边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校舍的框架垮塌下来,废墟堆得像小山一样。他们刚刚搜索到这里,就听见了女孩子嘶哑的哭声。顺着声音一点一点地找过去,打开手电筒,在一个狭窄的缝隙里,他们找到了两个女学生,蜷缩在瓦砾之中,一点也不能动弹。他们一边清理孩子身边的泥土,一边派人叫来了海南消防的官兵。他们有的切割大梁,有的设立支撑柱,有的扒开废墟,奋战三个多小时,将这两个女孩子救了出来,一个折了胳膊,一个断了腿。由于长时间见光不足,两个孩子都闭紧双眼不敢睁开。李建东和刘刚掏出毛巾,蒙在了她们的脸上。这些在场的人,都记住了这两张消瘦苍白、沾满泥土的脸,但是,她们却一直没有看到是谁把她们救了出来,给了她们第二次生命。
几天之内,他们扒出了20多个人,但幸运活下来的,却只有这三个。
除了救人,他们还帮着人们抢出了不少重要的物资。在浙江广厦集团北川公司的楼下,一男一女焦急地拦住他们,指着前面摇摇欲坠的四层楼房,说是楼上有电脑、账簿等十分重要的资料,想让他们帮忙取下来。杨志双二话不说,抬腿就爬了上去,按照他们的提示,把东西打成一大包,踉踉跄跄地背了下来,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们忙碌的身影,引起了各路记者的关注。2008年5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五名唐山退伍兵自费租车奔灾区》的文章,绵阳电视台、环渤海新闻网等多家媒体,也对他们的事迹作了报道。
从北川撤回绵阳,走到高新区的时候,几个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看见路旁有一家蓝翔假日酒店,就把车靠了过去。酒店因地震关门歇业,只收留了20多个来自灾区的亲戚朋友。老板叫钟莉,左腿受了伤,一听说他们是从北川救灾回来的唐山人,热情地把他们请了进来,安排人去远处拉水,亲自下厨给他们炒菜做饭,安排他们洗澡,告诉他们,吃住免费。第二天一大早,又去附近买了香蕉和牛奶,让他们在路上吃。
这么多年过去了,钟莉还和他们保持着联系,几次将新北川的图片寄过来,让他们看看灾区的变化。说起这个,哥儿几个异口同声地说:“钟大姐是好人,应当写上她!”我要过钟莉的号码,拨了过去,没等我说完,钟莉张口就问:“我那几个兄弟还好不?”听说我在写她和他们的故事,忙不迭地说:“千万别写我!你要好好地写他们。你们唐山人,才是好人,才是英雄。他们那么苦,那么累,我没有招待好,对不起他们哪!”
我想说,军人,就是军人。即使摘下了领章、帽徽,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还是军人的血。
向他们致敬!
2008年5月16日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对张会春说:“区长,我有个建议,咱们应当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把党员组织起来,这样对工作有好处!”张会春把碗一撂,“好,这个主意不错。”我们俩头碰头,很快商量了个结果:(一)成立临时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张艳春、孟令稳和李明任支部委员; (二)连夜召开党员扩大(全体)会议,进行宣传动员;(三)起草报告,向区委组织部汇报。
20时30分,在简陋的帐篷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并请全体同志列席。张会春主持会议,我即席讲话。没有讲稿,没有程序,开门见山。我翻开当夜的日记,上面只潦草地写着三句话:
(一)共产党员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
(二)同志们要向党员看齐,灾情就是命令,不怕疲劳,用唐山抗震精神打造我们救援队的名片;
(三)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接受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履行必要的组织程序。
我讲这些话的时候,饱含了深情,凝聚了重托。20多分钟的时间,四次被掌声打断。这是我参加工作20多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说实话,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不管我怎么说,你也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感受,没有空洞的豪言壮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秀。
会上,成立了医疗突击队,共14人,其中医护人员8人,我任队长。从那天起,我们一直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送医送药、接送伤员,一直到撤离灾区。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个临时党支部,组织和带领着46名共产党员,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尽管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但我们的组织生活却在饭前饭后挤时间进行。先后四次召开党员会议,两次召开入党积极分子会议,有41名志愿者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返回丰南后,绝大部分同志履行了组织手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还闹了一个小笑话。全体集合,总结安排工作完毕,最后一项是申请入党的同志递交申请书。大家屏息静气,神情严肃,当每个人双手把入党申请书交到我手里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说一句:“请党组织考验我吧!”轮到张伟的时候,有些紧张,也许是激动,涨红了脸,双手微微颤抖,深吸了一口气,对着我大声地说:“请党组织接受我的考验!”有些人当时没听出来,有些人听出来了,也憋住没笑,等队伍解散以后,大家才哄的一声笑起来。
在工作的间隙,蒋丽英和我们说起了一件闹心事。南河体育中心聚集的灾民有四万来人,这些人不分区域、民族,男女老少混杂在一起,管理起来难度很大。有的把清热祛暑的中药汤泼得满地都是,有的把方便面拆也不拆就丢在了垃圾桶,到处是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瓶。这些人火气还相当大,说不得碰不得,失去亲人的悲痛和身体伤痛的烦恼,很容易情绪失控而爆发出来。灾民之间的冲突也愈来愈多。整个体育中心,像一个蓄足了能量的火药桶。
我给她讲了唐山地震时的一些故事。
原毕武庄公社有一个大队,是一个1000多口人的大村。当时房屋倒塌十分严重,他们的老支书从倒塌的土坯房里钻了出来,跑到废墟的高处,大声高呼:“共产党员站出来,一个党员一个组,救人!救命!”这个村共有9人遇难,30多人受伤。而与之相邻的一个小村,地震后爬出来的人们由于恐慌,纷纷跑到了公路上避险,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结果有118人死亡,80多人受伤,仅转院治疗的重伤员就有46人。
南孙庄公社的一个村子,死伤340多人。因为食物严重不足,一些群众想哄抢供销社的库房。村里16名老党员组成人墙,饿着肚子,守护集体资产。后来,在分配救灾物资时,由于人多物少,实行抓阄分配,又是这些党员,率先站出来把自家的名字勾掉,不再领取任何救灾物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家抢出来的有限的口粮,做成大锅饭,分发给乡亲们,度过了最初那段艰难的日子。灾难过后,这个村上百年的宗族矛盾化解了,“文革”中形成的“派性”融合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村。
蒋丽英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走了。第二天一早,广场几处最显著的位置上,分别张贴了一份“老党员的倡议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或者与亲人失去了联系,很令人痛心。全国人民伸出热情之手,送医送药,捐款捐物,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珍惜一滴水,一颗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共渡难关,以实际行动回馈全国人民的支援,自觉维护四川人民的良好形象。”
从那天开始,喧嚣的体育中心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趴在床板上,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短文——《让党旗在废墟上飘扬》。第二天,正赶上河北一家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我没时间和他坐下来详谈,就顺手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连说难得。又过了一天,他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是已经和社里沟通好了,但手稿丢了,问我有没有底稿,再抄一份给他,他马上传回石家庄,明天见报。我勒个去!你以为咱是干啥的?绞尽脑汁、点灯熬油地写出来,多不容易,哪里有什么底稿。我什么也没有说,轻轻挂断电话,删除了他,然后关机、睡觉。
在这儿,我还要介绍一位唐山的小老乡。
2008年5月23日,我带着救援队下乡巡诊。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安县黄土镇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时,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看到我们车上的标志,热情地迎上来,“大哥,你是唐山来的么?”我一下子听出了她的“老呔儿”口音,笑着反问道:“那你是迁安的,还是迁西的呢?”
“迁西的。”
“迁西哪疙瘩的?”
“洒河桥那疙瘩的。”
一番对话,大家都笑了起来。在这里遇到老乡,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这个女孩叫杜晓松,是华北煤炭医学院的大学生。汶川地震时,她正在老家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里,一边休假,一边准备考研究生。得知四川地震的消息后,她带了一百多块钱,背着书包就去了唐山纪念碑广场,寻找赴川的志愿者。很快,唐海县六农场一位姓孙的大哥,开着一辆松花江面包车停靠在她的身边。于是,这个破旧的微型面包车里塞了八个人,昼夜兼程地赶往灾区。
杜晓松到了灾区后,与同来的几个人分了手。老孙他们开车运送物资和伤员去了,两三个小伙子编入突击队救人去了,她就留在科技城、永兴中学等几个灾民安置点救治伤病员。可以想象,一个女孩子,在举目无亲、缺吃少喝、缺医少药、余震频繁的情况下,昼夜不停地忙碌着,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啊!她站在我的面前,疲倦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额头上细密的汗毛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一双美丽的杏眼温和而沉静,白大褂儿上还残留着暗色的血污。在我们谈话的间隙,其他几位医护人员七嘴八舌地插话,齐声夸赞这个唐山的女孩儿,讲述她的勇敢坚强,她的奉献爱心,她的认真负责,她的精益求精。我们听了,满心的骄傲和自豪。
当晚告别的时候,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我注意到她们的饮食供给不很充足,很是牵挂。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专门煮了半盆鸡蛋,带了一箱方便面给她们送了过去。但是,她已经离开了,到灾区的更前线去了。手机不通,顺着几个线索寻找,都没有找到,只得怅然而归。
但是,当我们由灾区返回的那天中午,却意外地接到了她的短信。她们也开始返乡了,而且就在我们后边两三百公里的路上。我知道她们的盘缠少,除了加油,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于是立即打电话给她,让她们赶过来,由我们负责她们几个人的食宿。下午,我再次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不管多晚,一定要赶到三门峡和我们会合。就这样,凌晨时分,我们又见面了。稍事休整以后,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里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像:一是模糊的剪影。这些人和我们一起,吃过一个锅里的饭菜,睡过一张相连的通铺,听过彼此的鼾声和梦呓。但是,刚刚几年过去,很多人的面庞都记不起来了,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支离破碎的片段和渐行渐远的乡音。估计再过几年,我更加老去,这些记忆将被时光冲刷得淡墨无痕,消散在那个年月的空气里,成为再也无法打捞的记忆黑洞。二是清晰的群像。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闭上眼,那些志愿者们鲜活的影像就会飘然而至,呼之欲出。他们刚毅的背影,慢慢凝固成雕塑的群像,以不同的姿势站立着,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高大。
我们回来很长一段时间,谈论的还是四川,还是地震,还是那些高山峡谷中的孩子。按照当初的约定,我二次入川的时候,专门到北川教育局,挑选了198名散居在大山深处的贫困孩子,回来与丰南182名爱心人士结成帮扶对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前两天,发改局局长董焕德见了我,有些闷闷不乐。我问他怎么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说:“闺女没考好,打电话就哭。”他说的闺女,就是资助了七年、远隔千山万水的川妹子。
大爱无疆。这些志愿者们以不同方式,把这种人间大爱传播开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阳光和温暖。在灾区,性格内向有些木讷的郭俊章,与性格开朗的随行记者席久勋成了好朋友。回来以后,他们俩琢磨来琢磨去,决定成立一个爱心小组,在全国最为贫困的甘南地区夏河县吉仓乡开展扶贫助学活动。七年之中,他们十到甘南,捐献款物260多万元,资助300多名孩子完成学业,有的已经考上了大学。而这个爱心小组也已由当初的四个人扩大到四十多人。去年初,在评选全区第四届道德模范时,我力荐这个团队作为候选对象。他们的事迹一公布,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最后高票当选。
我资助的一个女孩子,毕业后考入北川县卫生系统,被分配在一个叫坝底的高山羌寨卫生院工作。那里海拔大都在2000米以上,交通不便,连班车也没有,只能拼当地农民的越野车,进出一趟,单程也要四五个小时,而且要选择好天气出行,夏天高发滑坡和泥石流,冬天经常封山,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幸的是,她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一时无法治愈,根本无法待在高寒地区。因为录用时有严格的规定,五年内不得调动,真是进退两难。我们通过手机和QQ保持联系,看着孩子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几次临近鬼门关,甚至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个中国西部疑难危急重症的国家级中心,也曾数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看着花季的生命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我心急如焚,束手无策。有一天中午接待,我贪了杯,头重脚轻地回到办公室,睡不着,索性坐着,忽然心生一念,铺开信笺,提笔给时任北川县委书记的刘少敏同志写了一封信。想了想,怕有闪失,就寄给了林兮,托他想方设法务必送到刘少敏手上。要说林兮还真够意思,他当时已经不在绵阳二院,调到涪城区卫生局当副局长去了。林兮接到信以后,立即通过关系找到了绵阳的一位老同志,很快就转给了刘少敏。据后来他们告诉,刘少敏将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在桌子上,再拿起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提笔在右上角签上四个字“特事特办!”,交给了县委办主任。这位主任刚要出门,刘少敏又叫住了他,缓缓地说了一句:“你过问一下,既然答应了,就办到最好!”
半个月以后,这个孩子如愿以偿,调入了绵阳市区的一家对口单位。后来,有人问我,老孙你在那封信里都胡嘞嘞些什么?我说:“不记得了!”这是真的。
这就是志愿者的故事。
爱心,是长青的藤,是生命的树,是天上的星,是可以延续的坐标,直至无穷无尽的永远。
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当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了最初的这份原始记录:
丰南区群众自发赴川救援队人员名单
1、友谊宾馆救援队:
钱继先 郝官勇 韩继利 唐晓伟 张志宝 张永秋
张宏海 伍宏利 凌冬召 王海春 张成元 李 悦
孙艳杰 王立凤 浦成凤 赵卫飞 郭秀平 郑美玲
2、大新庄镇沟岭坨村农民救援队:
郭俊章 郭俊红 刘忠宝 邢生辉 李任杰 汪海明
裴双江 裴兴唐 李小明 李志远 刘茂生 孟 琳
3、大新庄镇薄港村农民救援队:
杜兴伯 孙家富
4、丰南镇西板桥村农民救援队:
刘 伟 许贵亭 刁月舟 王朝军 徐冠英
5、丰南镇翟三村、大王庄村农民救援队:
高德合 邢伟民 王汉朋
6、黄各庄镇曹庄子村农民救援队:
李兰军 付朝英 马双林 郝天功 李绍才 张 贺
7、唐山科昱达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救援队:
肖术稳 武常云 毕业明
8、钱营镇农民救援队:
王敬臣 王怀近 王保华
9、丰南镇天立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救援队:
樊立伟 樊 超 薄亮雨 崔友明 毕玉刚 李金生
董春福 高昌顺 徐权臣 徐晓平 王金锁 王庆立
10、鑫亚名烟名酒救援队:
董尚爱 许亚茹 李立军
11、丰南镇艾坨村及柳树瞿阝镇西河村农民救援队:
李国军 李旭远 尹 铸 王占贵 毕双喜 毕开英
12、柳树瞿阝镇柳前村农民救援队:
李继元
13、退伍军人救援队:
李建东 徐 涛 杨志双 刘 刚 王子强
14、东田庄乡救援队:
李德义 孙长连
这是原始的记录,但并不是全部的内容。有些人,当时没能记录下来,现在也很难查证了。对此,我深感遗憾。我们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但人民记住了他们的义举。那些名单之外的志愿者们,也同样是我们最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