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群像
2008年5月23日上午，温家宝来到四川绵阳市区设在北川中学的临时学校。走进教室，发表了一段即兴讲话，“我希望大家要面向光明的未来，昂起倔强的头颅，挺起不屈的脊梁，燃起那颗炽热的心，向前，向光明的未来前进。”说着，在黑板一侧，一笔一画竖着写下四个大字——“多难兴邦！”
……在国家多难的时候，志愿者是一支最纯粹，也最活跃的生力军，他们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舟，相濡以沫，谱写了一曲生死与共、先人后己、公而忘私的壮曲悲歌。
——摘自《绵阳日报》评论员文章
志愿者也叫义工，义务工作者或志工。联合国将其定义为“不以利益、金钱、扬名为目的，而是为了近邻乃至世界进行贡献的活动者。”
在中国，志愿者是这样定义的：“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合理运用社会现有的资源，志愿奉献个人可以奉献的东西，为帮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有一定专业性、技能性、爱心性服务活动的人。”
汶川大地震以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云集四川。
丰南抗震救灾的旗帜飘扬在蔚蓝的天空，与满目疮痍的废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队队人马赶过来，一辆辆车子开过来，我们的救援队从最初的48人，增加到后来的147人，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战斗团队。
多家媒体登载或转载了以“丰南志愿者在汶川”为题的署名文章，它的作者是董红艳和李福正。短短的620字，概述了丰南14支小分队的壮举。七年多以后，我沐浴更衣，焚一炷檀香，掌一盏青灯，执一沓素笺，慢慢地复原当时的场景和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
让我们再一次把视角聚焦在抗震一线的志愿者们身上。
地震发生后不到24小时，5月13日下午1点30分，友谊宾馆经理钱继先亲自挂帅，从80名宾馆工作人员中选出17名身体强壮、要求迫切的员工，其中还有8名女同志，奔赴四川灾区。14日晚上10点，他们到达绵阳，连口水都没顾得喝，立即投入救灾活动。男的负责搭建帐篷，装卸物资，女的负责照顾伤员，烧水做饭。
在绵阳刚刚安顿下来，钱继先就向灾区捐款10万元；第二天上午，我们向四川方面交接救灾物资的时候，又捐款5万元。
我知道那是他们18个人的生活费，让他们少捐一点儿，确保让大家吃得饱饭，喝得上水。钱继先拍拍口袋，说：“主任，这里还有。咱不是享受来了，留几块钱应应急就够了。”我没有说话，暗地里嘱咐孟令稳，送去10箱方便面，10箱矿泉水和两箱火腿肠。
一周以后，我和钱继先坐在帐篷里，掰着手指头算了一笔账。进入灾区后，他们一共装卸和搬运了超过五百吨的救灾物资，平均每人每天休息不到四个小时，最短时只能和衣眯上两个小时。过度的劳累，使每个人体重都掉了好几斤。55岁的钱继先，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拖着疲惫的身子，始终战斗在第一线。“我是救灾来的，我可不能倒下来！”他的这句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回响。
5月14日下午5时，大新庄镇沟岭坨村农民郭俊章，带着11个人和4辆装满帐篷、方便面、矿泉水等救灾物资的卡车赶往灾区。他黝黑的脸庞，一张嘴龇出一口白牙，憨厚地拉着我的手，带着几分羞怯地说：“老书记，我们找你来了！我们和你一起干！”从1996年到2002年，我在大新庄镇当了将近六年的党委书记。这个郭俊章，和许许多多的大新庄人一样，都习惯性地称我为“老书记”。我一巴掌拍在他的肩上，说：“好，兄弟！我们一起干！”就是这个郭俊章，在离开灾区的时候，把手里的2万元钱，全部捐给了灾区，最后是空着口袋走的。
同一天，丰南镇东板桥村村民刘伟、徐桂亭、刁月舟、王朝军、徐冠英等5人组成的志愿小分队赶赴四川。
王兰庄镇武常云带头组成3人小分队，背着行李，带着干粮，连夜上路，取道天津，直奔都江堰。
到达灾区最初的几天时间里，我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是孙主任吗？我们是老家的，来四川抗震救灾，想投奔你们去！”有时是中午，有时是深夜。每到这时候，我都会精神一振，详尽地告之我们在绵阳的具体位置，安排食宿和具体工作。黄各庄镇曹庄子村郝天功等6名农民，卖粮筹款，从天津飞往绵阳，与我们会合。简单休整后，每人背着10包方便面赶赴受灾最重的擂鼓镇。
大新庄镇薄港村农民杜兴伯，从电视里得知灾区连日下雨，堰塞湖危急，连夜设计造出了10张防水浮力床垫，又装了一货车吃的喝的。老杜听说他同村的亲戚孙家富跟随救援队入川运送物资刚刚回家，立即找上门去，一把从炕上把孙家富拽起来，“走，跟我再去一趟！”就这样，两人轮流开车送到了我们的驻地。看到我们一日三餐只能吃饼干和方便面，他心疼得直掉眼泪，从绵阳街头买了整整一箩筐的鸡蛋送给我们。看到卖鸡蛋的夫妇俩也是灾民，不仅多给了人家200块钱，又给他们留下了近100只鸡蛋，让他们带回去给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吃。那对纯朴的夫妻，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说什么也不要。杜兴伯急皮酸脸地反问人家：“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不？你听说过唐山丰南不？你知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咱们都是‘地震漏儿’，你还客气，你客气个啥耶？”
丰南镇开烟酒店的许亚茹、董尚爱夫妇，都曾在唐山大地震中受伤，是解放军和医疗队救了他们。汶川地震发生后，两口子一商量，买了近十万元的救灾物资，悄悄关了店门，连亲戚和邻居也未告诉，叫上司机李立军，连夜开车到绵阳，找到了我们。
柳树瞿阝镇柳前村的李继元，已经60多岁了，是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进修过中医，家里有一些祖传下来治疗创伤的偏方。他连个伴儿也没有，一个人背着沉重的行李箱，搭上车就过来了。与我们会合的时候，打开行李箱，全是各式各样的中草药，连一件换洗的衣服也没有，“实在装不下了，只想多带些药。”他有些不好意思，却感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丰南镇大翟庄三村的高德合，在银丰市场和杨贵庄开了两家手机店，顾客盈门、生意红火。5月15日早上一开门，听买手机的人说区里组织了赴川救援队，他扔下手里的买卖，赶紧联络大王庄的邢伟民一起去四川。邢伟民两口子也是热心人，他联络王汉朋，他妻子联络钱营的亲戚朋友，叫上了王敬臣、王怀近和王保华，几个人定好了在丰南移动公司的楼下集合。11点多钟了，连中午饭也没顾上吃，6个人两辆车，一辆捷达，一辆普桑，上了高速就杀过去了。一路上歇人不歇车，足足跑了28个小时，才与我们会合。这几个小伙子一到绵阳就开始忙活，搭帐篷、卸物资、运伤员，几天下来，每个人都瘦了一圈儿。
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同志，孤身一人，闯入了北川县城。她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一路捐给了灾区的孩子，弹尽粮绝的时候，就和前线的解放军要口吃的。没有换洗的衣服，也洗不了澡。当她找到我们的时候，解开鞋带，两脚全是层层叠叠的血泡。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句话是当代诗人汪国真说的。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引用了这句话。当我们爬坡过坎、闯关夺隘的时候，总是这句话给予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过去，人们不管是走遍千山万水，还是跋涉名山大川，都靠一步一步地丈量。我最佩服的是被称为“千古奇人”的徐霞客，他一生志在四方，长风云雾为伴，不避风雨虎狼，清泉解渴，野果充饥，足迹遍布相当于现在的19个省市自治区，所到之处寻幽探秘，写下了中国地理名著《徐霞客游记》。他的开篇之日5月19日，被定为中国旅游日。
徐霞客没有到过四川。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不知是被李白的这句诗吓住了，还是另有隐情，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赴川救援的车队，却一路浩浩荡荡地杀入了川中腹地。
十几名货车司机，全都是交通局临时抽调来的。他们中年龄最大的52岁，最小的只有19岁。在穿越将近200公里秦岭隧道群之前，孟令稳和李明把车队引入了临时服务区，安排大家逐一检查燃油、胎压、刹车和发动机，又一次进行战前动员，让大家牢记，我们车上装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救灾物资，是救命的东西。我们不怕死，但是不能死，必须毫发无损地尽快安全地把物资运进去。
由于临出发的时候，大家都怀着一样急迫的心情，所以每辆车都是超载。长途奔波，路况不熟，昼夜不停地倒班开车，吃饭也没个准点儿，每个人都很疲劳。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实在乏了，就把矿泉水浇在头顶上，打个激灵，加油再走。
高俊静、王东东轮番驾驶一辆救护车，送医送药，接送伤员，每天都在大山里穿行，数次遇险，死里逃生，却总是泰然自若，一笑了之。
李茂猛、王仕全、王作团、张瑞军，这些机关选派的司机，到达灾区以后，熄灭发动机，就立即变成了勤杂工、装卸工、保洁员、保管员，一人身兼数职。凡是有需要他们的地方，他们马上就会出现，个顶个都是硬梆梆的好手。
张瑞军，是部队复员的士官，从我调入政府办公室工作那天起，就一直跟着我。他与唐山大地震同龄，也有一段特殊的经历。
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他才四个月。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母亲刚刚给他喂完奶，放在身边。在一阵剧烈的摇晃之后，整个房子轰然倒塌，重重地压在他们一家人的身上。他的爷爷从废墟里钻出来，捡了一条黑棉裤裹住下身，对着当街刚刚爬出的人们，扯着脖子大喊：“各位老少爷们儿，我今年60多啦，就这么一个孙子。大伙帮帮我，救救他吧！”
街坊邻居一并赶过来，揭开草房的屋顶，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扒出来。张瑞军毫发无伤，而他的母亲大腿骨折，几天之后，被飞机运送到山东，住进了德州人民医院。由于转院的伤员不准带家属，襁褓中的张瑞军被扔在家中，辗转于奶奶和姥姥两家之间。村干部送来外地救灾的炼乳，但他怎么也吃不下，每吃一口，就会剧烈呕吐。没办法，奶奶和姥姥只好轮流抱着他，四处寻找哺乳期的妇女，讨一口奶吃。德州医院的大夫曾给他父亲写过一封信，让把孩子送过去，但交通不便，路途遥远，只好放弃。直到四个多月以后，他母亲伤愈回家，一家人才得以团聚。
“你呀！吃了不下五十个人的奶。”奶奶后来跟他说，“你要记住欠人家的恩情啊！”
张瑞军记住了这句话。
在灾区的日子里，张瑞军放下方向盘，不是抄起照相机，记录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就是搬运装卸、备水备饭，从不闲着。当时的许多照片都出自张瑞军之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最为难得的是，从到达四川的那一刻，他一天也没有休息，始终跟着我辗转于平武、北川、安县、江油，为抢险车和救护车带路，给巡诊的队员勘察路线，查看路况。每次在危险的路段，总是他先确认安全后，才给后车发出前进的信号。他的那份沉着和心细，让坐在副驾驶位置的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也许真的是我们运气好。在崇山峻岭之间，我们跑了那么远，那么久，经历了那么多的危险，却没有发生一次事故，连一块皮儿也没擦破，真是老天的眷顾。
好人一生平安。
在我们这支队伍中，还有两个特殊的同志，电视台的随行记者席久勋和刘彪。
我在决定动笔写这些的时候，首先和他俩打了招呼：“你们俩的故事我不写了，你们自己写，以媒体人的角度和视野，透过当初的镜头和这些年的过滤，把积淀的情感真实地记录下来，然后汇编在一起。”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但是，我的内心却始终有一种声音，不停地命令我：“写呀，干嘛不写！”
那就写。
2008年，席久勋33岁，是电视台的出镜记者，播音员。妻子是台里的新闻节目主持人，俩人先后被选拔招录过来，由同事到恋人到两口子，也没用多长时间。丰南地界不大，一对俊男靓女在电视里一露面，立刻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了公众人物。不过，两口子都很低调，为人谨慎谦和，属于早上上班，晚上回家的那种人，圈子很小，也很干净。
刘彪，27岁。从我第一眼看到他，心里就发出了一声赞叹：这小伙子，棒！脸庞黝黑，身材微胖，浓眉大眼，结结实实，话不多，但干事利索。赴川救援的时候，刘彪正在热恋之中，未婚妻依依不舍地送他去了四川。
两个人跑一线，录资料，编稿子，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战地记者”。我们救援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汗水湿透衣背，泪水沾满两颊，他们的背影一直在伫立着。
丰南赴川救援队的第一台手术，是给陈美截肢。手术做了五个小时，刘彪就站在手术室外等候了五个小时。期间几次余震，但他纹丝不动，摄像机不离手，眼睛不离门，只为记录手术成功的那一刻。他说：“我要用镜头，来记录丰南人民在四川抗震救灾的壮举。”
席久勋在工作之余，喜欢走到灾民中间，了解情况，嘘寒问暖，家长里短，无微不至。在南河体育中心，一个姓陈的北川人，成了他的好朋友。老陈地震时逃了出来，但在北川读书的女儿却失去了联系。地震造成景家山崩塌，巨大的岩石瞬间倾泻而下，曲山镇茅坝初中被全部掩埋，只剩下旗杆、国旗和 一个篮球架。每次谈到这个，老陈都是眼含热泪，却始终没有落下来。他的那种坚强，感动得席久勋潸然泪下。他用力握住老陈的手，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2014年8月15日，席久勋跟随“爱心团队”到甘南地区开展扶贫助学。活动结束以后，他特意绕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到了北川，但却没能联系到老陈。老陈女儿失踪的那所学校，仍然被滑坡的山体牢牢地覆盖着，操场上剩下的那根孤零零的旗杆，上面还悬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前边，是一片葱郁的草地，已经建成了一座公墓。在不远处崩塌的山体上，悬挂着一条长长的白色横幅，左边是一张照片，一个帅气的小男孩甜甜地笑着；右边是一个大大的蛋糕，中间是四行醒目的黑体字，这样写道：沉痛悼念全校遇难师生！贺川在吗？儿子你好吗？还记得今天是你满二十一岁的生日吗？妈妈今天来祝你生日快乐！快来吧，儿子，我们全家在一起，祝你生日快乐！妈妈好想你，想我们一家在一起朝夕相处、一日三餐的那幸福的日子和完整的家庭。每年的这个日子，妈妈的心就像刀割了一样，撕心裂肺地痛。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活得生不如死啊！贺川，妈妈对不起你，因为妈妈还没有完成对你的承诺和妹妹的梦想，同样这也是妈妈的心愿。妈妈一定会做到，儿子在天堂里会看见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儿子，你放心吧，我们的心永远在一起，你永远都是妈妈最懂事的儿子。电话：151XXXX6709。
席久勋用手机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手捧白色的菊花，缓缓地放在纪念碑的前面，深深地鞠躬。他记住了老陈，记住了老陈的女儿，记住了贺川和在地震中离去的人们。
他记住了四川，记住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考虑到路途遥远，情况特殊，交警大队的李明、孟凡强、宋士磊跟随我们一同赶赴灾区，不仅成了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而且在维护秩序、保障安全方面，尽职尽责，可圈可点。
宋士磊负责驾驶警车，20多岁，一脸的憨厚，不爱说话，每次公安系统调班子，领导们都争着抢着要他当司机。用李明的话说：多想事，多干事，没闲事，不掺和事，技术又好，谁不喜欢呢？孟凡强的脾气则正好相反，待人热情，跟谁都有说不完的话题。除了探路排险、协调交通、保障安全之外，他们几个还主动承担了驻地保卫、物资看守和地震警戒的任务。白天跟着到处跑，晚上还要轮流值夜，几天下来，尽管脸上都瘦了一圈，但依旧精神抖擞，虎虎生风。
李明这个人我熟悉，没啥文化，但脑子好使，遇事机灵，更重要的一点是人品好。他最初在大新庄派出所工作，1991年孤身抓捕杀人逃犯，上过报纸。2008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年被评为河北省百名“老百姓喜爱的好官”之一。他的特点就是实干苦干，从不投机取巧，没有一点歪门邪道。
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他刚刚从石家庄领奖回来。听说政府办公室通知交警队派人加入救援队，他第一个报名：“我去过四川，我去吧！”
当满载救灾物资的车队进入广元地区以后，正是凌晨三点多钟，这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车队中有一辆箱式货车，是丰南商厦的配货车，里边装的全是牛奶、火腿肠和方便面，比较重。开车的两个司机，一个19岁，驾龄10个月，一个22岁，驾龄一年半。小哥儿俩每天从唐山到丰南来回跑，别的地方也没去过。这次突然派出来，刚开始还觉得挺新鲜，路上发电机坏了一次，车胎爆了一条，已经有些心堵，勉勉强强穿过了秦岭隧道群。快要进入广元的时候，陡峭崎岖的山路吓坏了他们，别说跑车，见都没有见过。小哥俩一商量，也不管那个路段适不适合，许不许可，也不敢靠边儿，不当不正地踩下刹车，熄了火。
当时，孟令稳打头，李明断后。一看车子停了，李明以为又是车子出了毛病，赶紧撒丫子跑过来，一听这个情况，真是哭笑不得。李明连哄带劝，两人就是不敢打火。大点儿的那个在道旁边找石头，往轱辘底下“打眼儿”。岁数小的那个哆嗦着给他妈打电话，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啥也不说，就说害怕，说啥也不去了，要回去。
李明一看，只好说：“你俩别哭了，坐到警车上面去，我来开！”说着，拉开车门，上车打火儿。说实话，李明虽说是老交警了，整天和车打交道，但很少摸大车，又是夜间，在盘山道上跑，心里也有点儿忐忑，但一辆车不走，整个车队都走不了，只好硬着头皮上。
广元到绵阳这段高速尚未开通，是最难走的一段。山高坡陡，忽上忽下，桥涵隧道一个接着一个，货车的大灯又不是很亮，照不太远，在悬崖和峭壁间游走。李明集中精神，瞪大眼睛，把速度调到适中，在暗夜的大山中，小心翼翼地驾驶着，蜿蜿蜒蜒，斗折蛇行，轰鸣着向前行驶。
在丰南的志愿者当中，有一个特殊的团队。他们是从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老兵李建东、王子强、徐涛、杨志双和刘刚。凑巧的是，五个人全是33岁，都是1993年当兵，1996年退伍。他们从电视里得知汶川地震的消息后，不约而同地聚在一起。唐山地震失去亲人的痛苦，四川人民正在经受的苦难，煎熬着这几个老兵的心。军人的热血和丰南人的激情交织在一起，叠加融合，感同身受。他们齐声地喊出了一句：“上汶川！”
他们已经不再是戎装一身的军人，没有人给他们下达命令。
灾情就是命令。
李建东夫妻双双下岗，开了一个烟酒店糊口；刘刚自学了修电动车的手艺谋生；杨志双给人开大车……他们扔下手里的活计，凑了5000块钱，买了手钳、钢钎、铁锹、手电筒，跑到清庄湖边上的永顺车行，也顾不上讨价还价，170块钱一天，挑了一辆七八成新的桑塔纳，挤上去开着就走。
几个人轮换着开，紧赶慢赶，跑了33个小时，到绵阳抗震指挥部的时候，已经是15日晚上快12点了。当他们说明来意的时候，一位大姐对他们说，按照上级要求，为防止疫情传播和扩散，灾区不再批准零散的志愿者进入，特别是北川老县城等重灾区已经实行严格管制，不得进入。几个人一听就急了，咋着，我们千里迢迢马不停蹄地跑过来，你们居然还不让进了？李建东打开挎包，一把扯出了“丰南退伍老兵救援队”的旗子，让他们看。王子强他们也纷纷掏出自己的退伍证，一齐摆在桌子上。徐涛诚恳地说：“大姐，我们是唐山人，救灾有经验，你就让我们进去吧！”
拿到特别通行证，几个人问清了方向，又开车往北川县城赶。一开始还行，越往里走，越没有路，随处有落石，到处是塌方，他们几个瞪大眼睛，一点一点往里挪。到了后半夜两点多钟，实在是走不了了，他们找了个宽绰点的地方，把车一扔，撒腿就往前跑。有运送伤员的志愿者迎面走过来，告诉他们夜里太危险，等天亮了再进去也不迟。他们说：“没事儿，等我们进去就天亮了。”
早上5点多钟，他们走进了北川县城。天光渐亮，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残垣断壁、泥土瓦砾和横七竖八不知是死是活的人。远处有影影绰绰的人影，走近了，才看清是正在搜救的解放军和消防官兵。他们踩着脚下的废墟，大声地呼喊：“喂，有人吗？这里有人吗？”一边走，一边拣起木棍和铁条，慢慢敲击着，搜索活着的人。
8点钟左右，他们经过一个歪歪斜斜的超市，前边是一拉溜儿的商铺，一层的商铺已经被砸到地平面以下去了。正在这时，他们听到楼板下面传来微弱的求救声。几个人找到了靠近的位置，轻轻敲击，下面立即传来回应的敲击声。“还活着呢！”几个人大喊一声，顺手抄起家伙就挖。可是，水泥浇筑的楼板十分坚固，一镐下去只能砸下一小块儿。徐涛见状，连忙跑到旁边的云南救灾部队求救。几个战士扛着切割机过来。大家一起上去，忙活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打开了一个出口。他们伏下身子，把里边的人一点一点拉出来。这个60多岁的老大爷，地震时跑进了卫生间，在被困90个小时以后，成功获救。
沿着街道再往里走，是一个菜市场，菜市场旁边是一所职业技术学校。校舍的框架垮塌下来，废墟堆得像小山一样。他们刚刚搜索到这里，就听见了女孩子嘶哑的哭声。顺着声音一点一点地找过去，打开手电筒，在一个狭窄的缝隙里，他们找到了两个女学生，蜷缩在瓦砾之中，一点也不能动弹。他们一边清理孩子身边的泥土，一边派人叫来了海南消防的官兵。他们有的切割大梁，有的设立支撑柱，有的扒开废墟，奋战三个多小时，将这两个女孩子救了出来，一个折了胳膊，一个断了腿。由于长时间见光不足，两个孩子都闭紧双眼不敢睁开。李建东和刘刚掏出毛巾，蒙在了她们的脸上。这些在场的人，都记住了这两张消瘦苍白、沾满泥土的脸，但是，她们却一直没有看到是谁把她们救了出来，给了她们第二次生命。
几天之内，他们扒出了20多个人，但幸运活下来的，却只有这三个。
除了救人，他们还帮着人们抢出了不少重要的物资。在浙江广厦集团北川公司的楼下，一男一女焦急地拦住他们，指着前面摇摇欲坠的四层楼房，说是楼上有电脑、账簿等十分重要的资料，想让他们帮忙取下来。杨志双二话不说，抬腿就爬了上去，按照他们的提示，把东西打成一大包，踉踉跄跄地背了下来，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他们忙碌的身影，引起了各路记者的关注。2008年5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题为《五名唐山退伍兵自费租车奔灾区》的文章，绵阳电视台、环渤海新闻网等多家媒体，也对他们的事迹作了报道。
从北川撤回绵阳，走到高新区的时候，几个人实在支撑不住了，看见路旁有一家蓝翔假日酒店，就把车靠了过去。酒店因地震关门歇业，只收留了20多个来自灾区的亲戚朋友。老板叫钟莉，左腿受了伤，一听说他们是从北川救灾回来的唐山人，热情地把他们请了进来，安排人去远处拉水，亲自下厨给他们炒菜做饭，安排他们洗澡，告诉他们，吃住免费。第二天一大早，又去附近买了香蕉和牛奶，让他们在路上吃。
这么多年过去了，钟莉还和他们保持着联系，几次将新北川的图片寄过来，让他们看看灾区的变化。说起这个，哥儿几个异口同声地说：“钟大姐是好人，应当写上她！”我要过钟莉的号码，拨了过去，没等我说完，钟莉张口就问：“我那几个兄弟还好不？”听说我在写她和他们的故事，忙不迭地说：“千万别写我！你要好好地写他们。你们唐山人，才是好人，才是英雄。他们那么苦，那么累，我没有招待好，对不起他们哪！”
我想说，军人，就是军人。即使摘下了领章、帽徽，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还是军人的血。
向他们致敬！
2008年5月16日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对张会春说：“区长，我有个建议，咱们应当成立一个临时党支部，把党员组织起来，这样对工作有好处！”张会春把碗一撂，“好，这个主意不错。”我们俩头碰头，很快商量了个结果：（一）成立临时党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张艳春、孟令稳和李明任支部委员； （二）连夜召开党员扩大（全体）会议，进行宣传动员；（三）起草报告，向区委组织部汇报。
20时30分，在简陋的帐篷里，我们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会议，并请全体同志列席。张会春主持会议，我即席讲话。没有讲稿，没有程序，开门见山。我翻开当夜的日记，上面只潦草地写着三句话：
（一）共产党员必须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不怕牺牲，冲锋在前，让每一名党员都成为一面旗帜；
（二）同志们要向党员看齐，灾情就是命令，不怕疲劳，用唐山抗震精神打造我们救援队的名片；
（三）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接受积极分子的入党申请，履行必要的组织程序。
我讲这些话的时候，饱含了深情，凝聚了重托。20多分钟的时间，四次被掌声打断。这是我参加工作20多年来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说实话，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不管我怎么说，你也体会不到当时的那种感受，没有空洞的豪言壮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作秀。
会上，成立了医疗突击队，共14人，其中医护人员8人，我任队长。从那天起，我们一直穿梭在崇山峻岭之中，送医送药、接送伤员，一直到撤离灾区。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这个临时党支部，组织和带领着46名共产党员，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尽管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但我们的组织生活却在饭前饭后挤时间进行。先后四次召开党员会议，两次召开入党积极分子会议，有41名志愿者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返回丰南后，绝大部分同志履行了组织手续，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一次递交入党申请书的时候，还闹了一个小笑话。全体集合，总结安排工作完毕，最后一项是申请入党的同志递交申请书。大家屏息静气，神情严肃，当每个人双手把入党申请书交到我手里的时候，都会习惯性地说一句：“请党组织考验我吧！”轮到张伟的时候，有些紧张，也许是激动，涨红了脸，双手微微颤抖，深吸了一口气，对着我大声地说：“请党组织接受我的考验！”有些人当时没听出来，有些人听出来了，也憋住没笑，等队伍解散以后，大家才哄的一声笑起来。
在工作的间隙，蒋丽英和我们说起了一件闹心事。南河体育中心聚集的灾民有四万来人，这些人不分区域、民族，男女老少混杂在一起，管理起来难度很大。有的把清热祛暑的中药汤泼得满地都是，有的把方便面拆也不拆就丢在了垃圾桶，到处是没有喝完的矿泉水瓶。这些人火气还相当大，说不得碰不得，失去亲人的悲痛和身体伤痛的烦恼，很容易情绪失控而爆发出来。灾民之间的冲突也愈来愈多。整个体育中心，像一个蓄足了能量的火药桶。
我给她讲了唐山地震时的一些故事。
原毕武庄公社有一个大队，是一个1000多口人的大村。当时房屋倒塌十分严重，他们的老支书从倒塌的土坯房里钻了出来，跑到废墟的高处，大声高呼：“共产党员站出来，一个党员一个组，救人！救命！”这个村共有9人遇难，30多人受伤。而与之相邻的一个小村，地震后爬出来的人们由于恐慌，纷纷跑到了公路上避险，错过了最佳的救援时间，结果有118人死亡，80多人受伤，仅转院治疗的重伤员就有46人。
南孙庄公社的一个村子，死伤340多人。因为食物严重不足，一些群众想哄抢供销社的库房。村里16名老党员组成人墙，饿着肚子，守护集体资产。后来，在分配救灾物资时，由于人多物少，实行抓阄分配，又是这些党员，率先站出来把自家的名字勾掉，不再领取任何救灾物资。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自家抢出来的有限的口粮，做成大锅饭，分发给乡亲们，度过了最初那段艰难的日子。灾难过后，这个村上百年的宗族矛盾化解了，“文革”中形成的“派性”融合了，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村。
蒋丽英站起来，若有所思地走了。第二天一早，广场几处最显著的位置上，分别张贴了一份“老党员的倡议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在地震中失去了亲人，或者与亲人失去了联系，很令人痛心。全国人民伸出热情之手，送医送药，捐款捐物，体现了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我们要怀着感恩的心，珍惜一滴水，一颗米。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共渡难关，以实际行动回馈全国人民的支援，自觉维护四川人民的良好形象。”
从那天开始，喧嚣的体育中心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一天晚上，我趴在床板上，满怀激情地写了一篇短文——《让党旗在废墟上飘扬》。第二天，正赶上河北一家报社的记者前来采访，我没时间和他坐下来详谈，就顺手把这篇文章给了他。他看了一遍，连说难得。又过了一天，他急匆匆地打电话给我，说是已经和社里沟通好了，但手稿丢了，问我有没有底稿，再抄一份给他，他马上传回石家庄，明天见报。我勒个去！你以为咱是干啥的？绞尽脑汁、点灯熬油地写出来，多不容易，哪里有什么底稿。我什么也没有说，轻轻挂断电话，删除了他，然后关机、睡觉。
在这儿，我还要介绍一位唐山的小老乡。
2008年5月23日，我带着救援队下乡巡诊。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安县黄土镇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时，一个20多岁的女孩子，看到我们车上的标志，热情地迎上来，“大哥，你是唐山来的么？”我一下子听出了她的“老呔儿”口音，笑着反问道：“那你是迁安的，还是迁西的呢？”
“迁西的。”
“迁西哪疙瘩的？”
“洒河桥那疙瘩的。”
一番对话，大家都笑了起来。在这里遇到老乡，有一种说不出的亲近。
这个女孩叫杜晓松，是华北煤炭医学院的大学生。汶川地震时，她正在老家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里，一边休假，一边准备考研究生。得知四川地震的消息后，她带了一百多块钱，背着书包就去了唐山纪念碑广场，寻找赴川的志愿者。很快，唐海县六农场一位姓孙的大哥，开着一辆松花江面包车停靠在她的身边。于是，这个破旧的微型面包车里塞了八个人，昼夜兼程地赶往灾区。
杜晓松到了灾区后，与同来的几个人分了手。老孙他们开车运送物资和伤员去了，两三个小伙子编入突击队救人去了，她就留在科技城、永兴中学等几个灾民安置点救治伤病员。可以想象，一个女孩子，在举目无亲、缺吃少喝、缺医少药、余震频繁的情况下，昼夜不停地忙碌着，是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啊！她站在我的面前，疲倦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微笑，额头上细密的汗毛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一双美丽的杏眼温和而沉静，白大褂儿上还残留着暗色的血污。在我们谈话的间隙，其他几位医护人员七嘴八舌地插话，齐声夸赞这个唐山的女孩儿，讲述她的勇敢坚强，她的奉献爱心，她的认真负责，她的精益求精。我们听了，满心的骄傲和自豪。
当晚告别的时候，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我注意到她们的饮食供给不很充足，很是牵挂。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专门煮了半盆鸡蛋，带了一箱方便面给她们送了过去。但是，她已经离开了，到灾区的更前线去了。手机不通，顺着几个线索寻找，都没有找到，只得怅然而归。
但是，当我们由灾区返回的那天中午，却意外地接到了她的短信。她们也开始返乡了，而且就在我们后边两三百公里的路上。我知道她们的盘缠少，除了加油，吃饭住宿都成了问题，于是立即打电话给她，让她们赶过来，由我们负责她们几个人的食宿。下午，我再次给她打电话，告诉她不管多晚，一定要赶到三门峡和我们会合。就这样，凌晨时分，我们又见面了。稍事休整以后，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脑子里交织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影像：一是模糊的剪影。这些人和我们一起，吃过一个锅里的饭菜，睡过一张相连的通铺，听过彼此的鼾声和梦呓。但是，刚刚几年过去，很多人的面庞都记不起来了，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支离破碎的片段和渐行渐远的乡音。估计再过几年，我更加老去，这些记忆将被时光冲刷得淡墨无痕，消散在那个年月的空气里，成为再也无法打捞的记忆黑洞。二是清晰的群像。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闭上眼，那些志愿者们鲜活的影像就会飘然而至，呼之欲出。他们刚毅的背影，慢慢凝固成雕塑的群像，以不同的姿势站立着，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越来越高大。
我们回来很长一段时间，谈论的还是四川，还是地震，还是那些高山峡谷中的孩子。按照当初的约定，我二次入川的时候，专门到北川教育局，挑选了198名散居在大山深处的贫困孩子，回来与丰南182名爱心人士结成帮扶对子，资助他们完成学业。前两天，发改局局长董焕德见了我，有些闷闷不乐。我问他怎么了，他有些不好意思，说：“闺女没考好，打电话就哭。”他说的闺女，就是资助了七年、远隔千山万水的川妹子。
大爱无疆。这些志愿者们以不同方式，把这种人间大爱传播开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阳光和温暖。在灾区，性格内向有些木讷的郭俊章，与性格开朗的随行记者席久勋成了好朋友。回来以后，他们俩琢磨来琢磨去，决定成立一个爱心小组，在全国最为贫困的甘南地区夏河县吉仓乡开展扶贫助学活动。七年之中，他们十到甘南，捐献款物260多万元，资助300多名孩子完成学业，有的已经考上了大学。而这个爱心小组也已由当初的四个人扩大到四十多人。去年初，在评选全区第四届道德模范时，我力荐这个团队作为候选对象。他们的事迹一公布，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最后高票当选。
我资助的一个女孩子，毕业后考入北川县卫生系统，被分配在一个叫坝底的高山羌寨卫生院工作。那里海拔大都在2000米以上，交通不便，连班车也没有，只能拼当地农民的越野车，进出一趟，单程也要四五个小时，而且要选择好天气出行，夏天高发滑坡和泥石流，冬天经常封山，工作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幸的是，她患了一种很严重的疾病，一时无法治愈，根本无法待在高寒地区。因为录用时有严格的规定，五年内不得调动，真是进退两难。我们通过手机和QQ保持联系，看着孩子的身体一天天地衰弱下去，几次临近鬼门关，甚至连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个中国西部疑难危急重症的国家级中心，也曾数次下达“病危通知书”。看着花季的生命随时都有陨落的危险，我心急如焚，束手无策。有一天中午接待，我贪了杯，头重脚轻地回到办公室，睡不着，索性坐着，忽然心生一念，铺开信笺，提笔给时任北川县委书记的刘少敏同志写了一封信。想了想，怕有闪失，就寄给了林兮，托他想方设法务必送到刘少敏手上。要说林兮还真够意思，他当时已经不在绵阳二院，调到涪城区卫生局当副局长去了。林兮接到信以后，立即通过关系找到了绵阳的一位老同志，很快就转给了刘少敏。据后来他们告诉，刘少敏将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放在桌子上，再拿起来，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提笔在右上角签上四个字“特事特办！”，交给了县委办主任。这位主任刚要出门，刘少敏又叫住了他，缓缓地说了一句：“你过问一下，既然答应了，就办到最好！”
半个月以后，这个孩子如愿以偿，调入了绵阳市区的一家对口单位。后来，有人问我，老孙你在那封信里都胡嘞嘞些什么？我说：“不记得了！”这是真的。
这就是志愿者的故事。
爱心，是长青的藤，是生命的树，是天上的星，是可以延续的坐标，直至无穷无尽的永远。
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从当年的文件堆里，翻出了最初的这份原始记录：
丰南区群众自发赴川救援队人员名单
1、友谊宾馆救援队：
钱继先 郝官勇 韩继利 唐晓伟 张志宝 张永秋
张宏海 伍宏利 凌冬召 王海春 张成元 李 悦
孙艳杰 王立凤 浦成凤 赵卫飞 郭秀平 郑美玲
2、大新庄镇沟岭坨村农民救援队：
郭俊章 郭俊红 刘忠宝 邢生辉 李任杰 汪海明
裴双江 裴兴唐 李小明 李志远 刘茂生 孟 琳
3、大新庄镇薄港村农民救援队：
杜兴伯 孙家富
4、丰南镇西板桥村农民救援队：
刘 伟 许贵亭 刁月舟 王朝军 徐冠英
5、丰南镇翟三村、大王庄村农民救援队：
高德合 邢伟民 王汉朋
6、黄各庄镇曹庄子村农民救援队：
李兰军 付朝英 马双林 郝天功 李绍才 张 贺
7、唐山科昱达劳保用品有限公司救援队：
肖术稳 武常云 毕业明
8、钱营镇农民救援队：
王敬臣 王怀近 王保华
9、丰南镇天立机械化施工有限公司救援队：
樊立伟 樊 超 薄亮雨 崔友明 毕玉刚 李金生
董春福 高昌顺 徐权臣 徐晓平 王金锁 王庆立
10、鑫亚名烟名酒救援队：
董尚爱 许亚茹 李立军
11、丰南镇艾坨村及柳树瞿阝镇西河村农民救援队：
李国军 李旭远 尹 铸 王占贵 毕双喜 毕开英
12、柳树瞿阝镇柳前村农民救援队：
李继元
13、退伍军人救援队：
李建东 徐 涛 杨志双 刘 刚 王子强
14、东田庄乡救援队：
李德义 孙长连
这是原始的记录，但并不是全部的内容。有些人，当时没能记录下来，现在也很难查证了。对此，我深感遗憾。我们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但人民记住了他们的义举。那些名单之外的志愿者们，也同样是我们最值得尊敬和爱戴的人。